张鸣：官本位的源流及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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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官本位的源流及滥觞
　　今天说起官本位，人们意中往往指的是社会意识中的某种价值观。当然，这种社会意识的背后，是政治制度，已经跟这个制度相关的社会结构。中国的古代社会，自秦汉以来，官本位不仅是价值，而且是一个主要的社会特征，而且这个特征，得到了科举制的强化和固化。然而，在经过了150多年现代转型之后，官本位依然困扰着今天的中国人，给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极大障碍，应该说，中国社会，至今没有走出官僚主导的制度窠臼，但是局面比古代似乎还要糟。
　　一
　　古代的中国，曾经有个一个比较漫长的封建制的时期，虽然未必能肯定地说，在东周以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封建制，但至少西周的封建制，是可以确定的。春秋时期开始了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过渡，到了战国时期，这个过渡基本完成。秦的统一，只是把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固定下来而已，但是秦制却因此成为郡县制或者说官僚帝制的代称。
　　封建制，疆土是层层分封的，所以，无论天子还是诸侯，都无需什么专职的官僚，办事职责，交给低层的贵族即可。只有实行郡县制之后，地方管理由诸侯直辖了，才有设官分治的需要。而这种模式到了秦统一之后，自然变成天子自统郡县，所有的官吏，都对天子负责。由于疆域广阔，需要的官吏众多，不仅有地方官，还需要协助天子办事的中央结构和相应的官僚。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以文官为核心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无疑是后来中国制度的核心成分，台湾著名学者许倬云甚至称之为中华文化的三元色之一。[①]
　　虽然说，秦朝实行的是以官为贵的国策，官吏不仅是法令的执行者，而且是教育的唯一实施者。可是，秦朝二世而亡，时间太短。秦制在汉朝遭到了修正，汉朝实际实行的是贵族和官僚的双轨制，有时，甚至官僚们也把封侯作为一种追求。但总的趋势，官的份额在增加，而贵族的地位在下降。如果一个人没有官位，而只有爵位，实际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这是因为，所谓的郡县制，本质上就是一种官僚制。皇帝统治国家的权力，事实上必须由官僚代行，因此，谁担任官职，就就掌控了资源。土地、人力，山川河流的实际控制者，其实是官吏。社会人群中，最有权势者，理所当然会受到最大的尊重。但是，这样的官吏，在另一面，又是皇帝可以通过制度和技术来控制的，汉朝皇帝，经过几代教训，终于明了对皇权的最大的威胁，不是掌握实权的官僚，而是拥有分封国土作为政治实体的贵族。所以，秦制在后来实际上被完全恢复了。
　　战国后兴起的帝国，在结构上就规定了，皇帝要想统治国家，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官吏的杠杆。官僚和皇帝制度的结合，成为任何一代帝王必然的选择。尽管由于用于选官的察举征辟制度的副作用，官僚本身也出现了世袭化的倾向(门阀)，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官僚贵族化的普遍现象。但此时的门阀世族，世袭继承的已经不是采邑和爵位，而是做高官的特权。即使在门阀世族中，人们所看重的，仍然是某些权高位重的官位官衔，而非爵位。
　　当然，任何形式的世袭，对于皇帝而言，都不是好事。官位被某些家族把握，就意味着皇帝对这些官位失控。所以，当再一次统一到来之际，大一统的王朝，肯定要设法削平门阀世族，而削平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不再垄断官位。所用的工具，就是科举制度。
　　从科举制度实行的1300多年的历史来看，科举制的确是一把锋利的斧子，对于削平门阀世族有着奇妙的作用。科举实行以来，虽然朝廷一直都有封爵制度，所谓的王室贵族，也一直都存在。但是，爵位一直都是官位的一种补充。没有官位的爵位，无论有多么高的阶位，含金量都不高。不仅仅因为没有官位的人，无法从政务操作中，攫取好处，而且还由于他们没有实际的权力，人们对他们并不畏惧。皇帝对科举的重视，是因为这样的选官途径，可以保证最高权威的畅通无阻。
　　在宋代之后，进士考试的殿试，又极大地强化了皇帝对科举的控制，中第者天子门生的自我感觉，极大地强化了他们跟皇帝之间的联系。而民间对科举的看好，是因为考试意味公平和公正，意味着平民的机会。官位的获取，由于跟科举考试的结合，在民间获得了极大的合法性。考试得官，非读书人不办，考试得中，意味着学问，也意味着才华和本事。历朝历代，高官厚爵之辈，他们的后代都可以因他们的官爵而直接得官，进入仕途。但是这个途径却一直不受人重视，既不受皇帝和人事部门的重视，也不受民间的待见。所以，高官的后代，一般不屑于走门荫入仕之途。无心仕途的纨绔也就罢了，有志者，一定会走科举的路。
　　在明清之际，科举事实上存在三级台阶的情况下，高官子弟，顶多捐一个监生，少了一个台阶。其他的两个台阶，都要自己真刀实枪地考上去。只有到了晚清，官场比较混乱，科甲出身不像此前那样金贵之后，才有比较大规模的高官子弟捐官的现象出现。门荫都让人看不起，那么捐班就更为人不屑，所以，无论朝政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科举尚在，就始终是人们入仕的第一选择。
　　科举对于王朝的好处，还不仅仅是保证了皇帝的最高权威，保证了皇帝跟入仕者的天然联系。而且还保证了朝廷可以从民间不断地汲取人才。不管考试内容是什么，人才都会通过考试的管道，源源不断地被抽上来。虽然说，唐朝以诗取士，对于录取人才更有有好处。后来的八股取士，有识者多加抨击，黄宗羲甚至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但在实际上，多数有才者也会屈就自己，适应这样的考试形式。也就是说，八股未必能造就人才，但人才会屈就八股而实现自己做官的梦想。
　　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统计了明清之际12000多进士和23000多举人的家庭出身，发现出身此前未有功名的寒门小户之家的人，占了差不多一半左右。明代寒门的比例高一点，约在55%左右，而清朝稍低，也有37%左右。[②]历代对于科举制度的严谨性，都要求很高，非常看重科举这种抡才大典，因而保障了这个制度的大体公平。使得社会中下层的人才，可以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管道，被选拔到官场上来。白衣致卿相，在那个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士子的梦，而且是某种程度的现实。
　　二
　　尽管如此，白衣致卿相还是众多白衣的一个梦，实现这个梦虽然有可能，但对多数人而言，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从白衣到卿相，不仅仅有科举一道关口，情况相当复杂，但这个梦的诱惑力之大，却能保证把多数优秀的读书人都栓在科举上。在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里(现存的所谓贵族，都是暂时的)，理论上，多数人都有机会进入官场，而且科举考试又保证了这个过程的大体公正的情况下，官僚制的触须，就伸进了社会各个层面。
　　历朝历代，能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不多，以明清为例，进士考试每三年一次，一次取士不过几百人，对于成百万的读书人而言，这样的出路实在是太窄，窄到几乎不像是一条出路的地步，但由于科举实际上存在三级台阶，秀才、举人、进士，每个台阶，都有相应的政府优惠和社会荣誉。所以，读书人还是会尽力争取踏上这些台阶。举人和进士人数虽少(可以作为榜样存在)，到了秀才一级，人数就比较多了，而且秀才之外，还有众多想考秀才的童生。按习惯，进过考场和没进考场的人，也是两个等级，进过考场的人就可以戴方巾，自称是读书人。这样，众多的读书人，都聚拢在科举的台阶上面了。
　　而在当时的中国，读书人一般又都是社会的精英。这样，社会的金字塔，就按照官僚制度的理路搭建起来。人们首先认可的是科举的功名，人的地位，依照童生、考过试的童生、秀才、资深秀才、贡生、副榜、举人、进士这样的台阶递进。由于“考试带来之出身，终身带有不可移易”，只要考上了，即使被罢了官，革除了功名，在人们眼里，这个人还是有出身的。[③]官场上的缙绅录上没名了，但社会地位却还能保留。其次才轮到官阶。做过官的人，依照官阶的大小，文还是武，其士绅的地位高低有差。
　　明太祖甚至明文规定，做官的人，即使退休致仕在家，平民也不能跟他们平起平坐。做过官的人，跟平民不叙礼，如果有平民对做官致仕者不礼貌，要按律论罪。[④]社会地位的排序标准，最后才排到财产。仅仅有钱的土财主，或者商人，在一般社会评价中，地位相当低，甚至是人们嘲笑的对象。读书人之外的社会大众，一般来说，都跟着读书人走。他们社会地虽低，但他们的子弟，却有可能通过读书，爬将上去，进入金字塔的上端。
　　我们都说，古代中国的农村社会，是具有乡绅自治性质的社会。但所谓的乡绅，其资格除了功名就是官阶。没有候补和退休官方身份的人，是不能被人称为乡绅的。固然，在社会动荡时期，乡绅自治的社区，未必都能保证对王朝的忠诚，但乡绅的地位，却跟官僚制有着解不开的联系。
　　按今天政治学理论的标准，中国古代的国家，都属于小国家，国家政权不下乡，国家管的事也相当少，基本上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在国家之外，存在着自治的民间社会。不仅城里的市民社会是自治的，乡村的农民社会更是自治的。但是这样一个自治的社会，却跟官僚制有着血肉联系。由于读书人都围绕在科举制的金字塔在活动，而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又是乡村礼俗社会的组成部分，读书人中进入体制的佼佼者，有自然而然是乡村社会和宗族的领袖。所以，在古代中国，实际上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上，它们是统一的。
　　官本位的价值最强大的塑造者，是科举制。由于官吏是要治民的，治民势必会导致民众的反感。毕竟，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纯粹靠道德自律约束能自己的官吏都是不多的，而制度的约束，往往显得乏力。没有科举制，官吏的选拔势必会乌烟瘴气，充满了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的肮脏。但是，有了科举制之后，通过考试做官的人，就变得令人钦佩。地方官的仪仗，如果他是科举出身的，就会将他是哪一科，几甲的进士头衔，打在最前面。凡是正途出身，尤其是两榜进士出身的进士，不仅上司高看一眼，连百姓也高看一眼。捐班和正途的官员，同样贪腐，人们对捐班的痛恨度，要比正途出身的不知高多少倍。中国古代政治，一般不讲合法性的问题，但对政府不讲，不见得对官员也不讲，官员的合法性，往往就体现在科举上。
　　不仅如此，宋代以来的民间戏曲小说，凡是才子佳人题材的(这种题材特别多)，男主角必定是个读书人，多半是秀才。才子和佳人之间，发生故事是没问题的。但才子若要抱得美人归，实行大团圆，必定得进京赶考，考个状元。不仅才子佳人故事如此，就是那些扬名立万，报仇雪恨的题材，也往往得考个功名，做上八府巡按什么的，才能实行。
　　过去的民间社会，即使穷乡僻壤，哪里有不知道秀才，不知道状元的呢?民间的俗语，谣谚，吉祥画，状元及第，连中三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错，人们每每痛恨官吏，但因为有了科举，人们对官吏的感情有了很复杂的两面，既痛恨，又艳羡，人们的艳羡，当然有官员“升官发财”的内容，但最艳羡的，往往是科名。而且对科名高第的官员，有不言而喻的钦敬。可以说，连山野村夫，都是状元的天然粉丝。世间留下来的科名牌坊，比贞节牌坊还要多。官本位深入骨髓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托庇于科举制。
　　三
　　自1905年废除科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民国的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科举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民国时期虽然实行了文官考试制度，但已经是西方意义上的文官考试，只有在形式上跟科举相似，而内容已经完全变了。因为，在西方社会的公务员不一定是社会精英，考试取官，仅仅是为了建构一个政府办事机构，不让政府结构因政党的轮替而出现动荡。真正的精英，在商场，在科技教育界。
　　同时，由于中国这个时期，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都是军人，而新生代的绅士和商人以及新式知识分子，也作为社会精英，登上历史舞台，所以，官吏地位虽然也不低，但仍然谈不上是社会精英。而且由于政治的动荡，战事频仍，文官考试制度，也没有很好的实行，在地方官这一块，还是地方军绅说了算。所以，这一阶段，应该是科举没落时期。科举制的影响还在，反应在高等教育上，就是一度学法科的人特别多。但由于后来法科的学生并不能都有官做，所以，法科也并没有一枝独大。
　　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2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实行高校全国统一考试的新政权，事实上把高考变成了新的科举。除了考试内容不一样之外，其他都很相似。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毕业之后，都是国家干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就像过去由吏部统一分发各省候补一样。所以，官本位再次复活。然而，这样的制度，在实行13年之后，被文革中断，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不到十年，随着大学毕业不包分配的改革，高考科举复辟的性质，悄然褪色，科举的光环，现在分别被公务员考试和高考分担着，官本位依旧。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政府拉动的、连市场的建立，都不能没有政府的参与。在整个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政府是最大的获益者。虽然经济学家们常说，政府不能干预市场，但政府抓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一大特色，政府不仅握有市场上无所不在的审批权，而且可以直接操控司法，干预经济，或者利用面目不清的国企，参与经济活动。结果，即使没有腐败，政府官员也变成了操控资源的香饽饽。马克斯·韦伯说过，中国的官员，是收入最丰，也最稳定的职业。韦伯的结论，只有在今天，才是最为名副其实的。
　　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对官僚体制的改造有两种路径可以走。一是建立一个理性、廉洁、高效的官僚制，重建科举，使官僚制的入口公平公正，保证这个制度起到不断从民间汲取人才的作用，社会与政府平分社会人才。二是缩小政府，放弃多数目前的政府职能，实行西方式的文官考试，让社会大于政府，抹掉公务员职位的光环，让多数人才都进入商界和科技界以及学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是两者皆弃。既没有走理性官僚制的路，也没有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路。
　　公务员考试学的是西方，但公务员却成了社会上最受欢迎的职业。学了西方的文官考试，却没有文官考试的严肃，各地自行其是，萝卜招考，时有所闻。高考已经不再是科举，却在社会上还残留在科举的印象，使得大学自主招生难以推进。社会上对于官员的情感，形成了病态的纠结。一方面，人们痛恨官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只要出现官员的负面消息，多数人都一起叫骂，一个官员或者官员家人遭遇了不幸，网上喝彩一片。但另一面，公务员考试又是蜂拥而上，大学生毕业首选的职业，肯定是公务员。亲朋好友中有个官员，人们一面联络感情，甚至不惜阿谀奉承，一面却是背后的咬牙切实的诅咒。
　　官本位的价值还在，而且依旧得到制度的支持。在上面的人，一方面知道很多坏事都是官员干的，但却不得不什么事都依靠官员来推行。整个体制，从上到下，对于社会力量，还是疑虑重重。庞大而且日益扩张的官僚体制，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但当权的人们，甚至连对这个体制进行改革的胆量都没有了。从中央到地方，所有人都争着诅咒这个官僚体制，但却争着往这个体系里挤。挤进去了，还争相扩张这个体系的利益。导致今天的社会，各种政策都向官的方面倾斜。做官则拥有一切，不做官则什么都没有。官民的结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不平衡，因而引起的民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沸腾过。现在的官本位，是一种扭曲的，完全没有正面价值的观念。从前的官本位，至少还有些人们对考试得官人的钦佩，还蕴含某种文化内涵的认同，而现在的官本位，只有赤裸裸的强权崇拜，赤裸裸的利益追求。
　　不消说，当今的官本位，所依凭的，是一种最扭曲，也最没有道理的社会现实，里面的制度扭曲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点都不夸张地说，如果再不改变，社会的溃败已经不远了。
　　[①] 许倬云：《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451页。
　　[②]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york, 1962
　　[③]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第101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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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钧：道德丧失导致中国官员腐败！
　　近期媒体不断暴料中国官员因腐败问题双规或判刑，消息如雨后春笋，案件触目惊心，实在痛惜。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自盘古开天地，历史考究的大约在公元8000年前三皇五帝以天、地、日、月、阴、阳等自然规律演生了八卦，周文王七年苦心孤诣成就了《易经》，再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老子以《易经》为核心，倡导以“仁义”、“天仁合一”为代表的儒家和道家思想文化，《易经》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祖，老子把“道”与“德”融合“天仁合一”，这就有了道德，《道德经》九九八十一卷因此产生出来，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
　　儒家、道家分别以“人、义、礼、智、信”，“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引导中华儿女如何读书、做人、为官、孝悌，通过5000多年历史演变，传统文化就此形成。从此，“道德”成为约束一代代中华儿女修身立德，为人处事的工作标准。中国历史上对犯人效法量刑也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对敌对势力推崇“以德报怨”的宽厚文化，证明中国宽宏大量。从秦朝开始，至晚清时期大约2000多年时间里，这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为活跃鼎盛辉煌的国家，丝绸之路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老祖宗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遗产。如今，《易经》、《孙子兵法》成为西方学术界苦心钻研的热门课题，与时俱用也与时俱进。
　　历史证明，中国儒家与道教两大文化主体并不产生矛盾和冲突，还能与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充分融合发扬光大形成中国传统核心文化。世界上其它地区教派文化在几千年来，不断分裂对抗，至今矛盾隔阂深厚。事实上西方教派核心文化价值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完全不同，有着本质的区别。
　　有人说中国是没有信仰的国家简直是一派胡言，中国信仰的是“天仁合一”、“信仰道德”而不是神教，道德是通过几千年三皇五帝从“天、地、日、月、阴、阳、乾、坤”八卦再到《易经》后，才有了核心精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也是清华大学的校训。从这八个字充分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再快，经济再强大，必须要有道德作为支撑，道德才是能够保障中国强大的核心所在。历史上十字军东征目的在于消灭伊斯兰教，西方联军与列强打开中国晚清大门，逼迫清朝政府承认传教和兴修教堂，旨在为了消灭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要消灭中国的道德。
　　改革开放30多年里，西方文化泛滥进入中国是导致中国道德滑坡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文化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利益性，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有巨大的冲击和腐蚀性。国内不少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导致社会腐败的原因是体制问题，是体制导致道德滑坡，伦理失常。那么我要“驳斥”的是西方政界不断发生的性丑闻、经济问题、贿选、政治献金又如何解释，欧美国家泛滥的金融衍生品和有毒债券导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又如何解释，西方动口制裁，动手战争，美国近10年时间造成几十万平民百姓死亡和流离失所，人权、自由、道德又在那里。
　　中国出现的高房价，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不就是效仿西方的经济模式才出现的吗?当西方经济危机泛滥成灾之时，而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二连三地向中国“兜售”经济改革方案，这种逻辑又作如何解释。这难道不就是西方的“迷魂药”吗?
　　中国政府一再重申国家的强大就是文化的强大，文化的复兴。那么，我们国家不少知识分子拿着国家的俸禄，宣扬西方文化价值，心甘情愿为西方服务，崇尚利益，享受快乐，道德不沦丧、不滑坡才怪。国家的文化能复兴吗?
　　中国有人说“祖宗不足法”。其实，中国除了道德，还有法律基本是完善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官员权力大于法的观念存在，权力腾驾于法律之上造成依法不严，腐败怂生，归根结底还是道德问题。儒家推崇“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也就是指出为官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这种责任与担当其实就是两个字“道德”，如果人人都讲道德就相安无事，天下太平。所以说，道德一旦被利益所腐蚀，“良知”就变成狼心狗肺，官员不腐败，商家不掺假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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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只有上级社会没有上流社会
　　谈人为什么都穿得一样：阶级消灭，大家族消失，人群就一体化，有钱没钱、南方北方，一体化。长久之后，人心是从众的，大家都这么穿。
　　谈贵族：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一小撮儿精英没了，可是国家又很有钱，很强盛的样子，会所夜夜客满——这种文明我不知道怎样定义。
　　谈流氓：目前我看过最朴实的黑道定义，是杜月笙的儿子。记者问他，到底怎么看那代流氓？流氓是什么？他想了很久，只说一句话：“就是帮忙”。
　　谈时尚圈：有人说我庸俗到和娱乐圈时尚圈玩，他们没有政治头脑。青少年文化、摇滚乐、走台、派对，都是改革开放的正果啊。
　　谈干净：什么是脏？譬如打开电视、打开报纸、开会、听报告，我瞧人连篇“漂亮话”，就觉得脏。
　　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陈丹青认同鲁迅 的观点，在大部分事情面前，更倾向于首先自责。
　　陈丹青在1982年从中央美院辞职移居美国，30年里，陈丹青明显感受到了西方从奢侈品店员开始对于中国人的态度变化。
　　这种变化在2007年之后开始变得明显。在一些小店里，陈丹青发现不少店员发现你是中国人，收钱交货，但眼睛不看你，“他们显然在这样的人面前受了太多他不明白的遭遇，我不能说羞辱，因为他挣了钱。但他没见过这样花钱的人，这样来买东西的人。”陈丹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陈丹青有一次在罗马的古董街里，古董店一家连一家，他便一个个走进去看，问其中一个店主价钱，店主不回答，最后说：“你进了我的店，甚至都不跟我打个招呼。”
　　讲起这事，陈丹青非常惭愧：“这时我会倾向自责。所有我们在国外遭遇的事情，不管事由怎样，我大部分时候会同意鲁迅的态度，他会骂中国人，不会骂外国人。即便错在外国人，我也会先反省我们自己。”
　　“人不可貌相和相由心生，我都相信”
　　南方周末：有人对你的评价是“耳朵背后都干净的男人”，你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陈丹青：那我得赶紧去洗澡，我洗澡时经常忘记洗耳朵后面。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别人评价你干净？
　　陈丹青：可是我随口讲脏话。其实你说哪位“干净”，意思是指其他人“脏”。但什么是脏？譬如打开电视、打开报纸、开会、听报告，我瞧人连篇漂亮话，就觉得脏。
　　如果干净是指道德没瑕疵，正好木心在文学课里讲到18世纪法国文学，提到卢梭的《忏悔录》——他小时候看过，相信卢梭，因为卢梭说，我要坦白一切，毫无保留，我要忏悔。木心给我们讲课时已经六十来岁了，他说又看了一遍，心平气和，他说：他不坦白。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暴露自己，打开自己的灵魂。不可能的。
　　什么是真正的坦白呢？木心说：“‘我知道这是应该坦白的。我不敢说。’只能坦白到这一层。再说，好意思说的，不一定好意思听——我这样说，已经很坦白。”
　　总之，他不相信忏悔这件事，他讲耶稣时也说，不要相信发誓，说耶稣看出来，有发誓就有背誓，发誓已经是虚伪，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发誓。
　　南方周末：你觉得“相由心生”有道理吗？
　　陈丹青：我两句话都相信，“人不可貌相”、“相由心生”。
　　譬如“文革”时大家都讨厌江青张春桥，谁敢说呢，谁又真了解他们？可是电影里看他们的相，就是讨厌。还有，人跟人一照面，好感、恶感、反感、无感，一秒钟就有，事后接触，也大致是的。一见钟情是稀有的经验，一见反感，例子太多了。
　　“人不可貌相”，例子也多。我记得小时候在弄堂里、在乡下，善良忠厚的大人、大嫂，都长得一般，甚至难看。还有就是才华。我认识几个其貌不扬的家伙，非常非常有才气。
　　“我真庆幸我没有身份”
　　南方周末：文人和流氓这两个称谓，你总喜欢说自己是流氓，为什么？
　　陈丹青：知青就是草寇流氓。我从小班里要好的同学，一半是流氓，有成天打架闯祸的，有判了刑的。小时候不懂，就知道他们好玩，有劲，他们也喜欢和我玩。下乡后不用说了，江湖上没有一点流氓气，不好自保，也不好办事啊。
　　我们可以换个词，“草莽气”，有一次参加我同学在普林斯顿的婚礼，我做伴郎，特别买了套西装，去了，木心也在，他看我走出来，后来就说：蛮好，看过去有点英气、有点秀气、有点流氓气，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草根里面，我又很喜欢遇到有点书卷气的人，包括民工，很爱看书，有内秀。我也喜欢非常书卷气的人，半点草莽气没有，你比方陈寅恪，骨子里的书生，看照片就喜欢。鲁迅有点流氓气，豪爽，侠义，周作人比较没有，可他说自己内里有绅士鬼，有流氓鬼。
　　南方周末：你认为你身上的草莽气和流氓气来自哪里？
　　陈丹青：你们误会了，以为我画画写文章，其实我是个粗人。小时候父母打成右派，工资大减，四岁开始家里就很穷，后来又去插队，没过过好日子。你会留下一套生活习惯，譬如吃东西狼吞虎咽，非常将就，哪里都能睡，怎么着都能过，到纽约了还是这样。
　　草莽气，就是见过下层的世面，不计较，无所谓，仗义，承受力强，忽然就能行动，就能决断，大概就是草莽气吧。
　　南方周末：你认为你身上草莽的部分是哪些？
　　陈丹青：我不要被人以为是个艺术家。我认识太多艺术家，原来我跟他们一样，我就是他们？特别受不了老要问你怎么定位自己，画家还是作家，还是公知？这种身份焦虑，我慢慢明白了，大概苦逼屌丝太多了，快点想有个身份，有个说法，公务员啊，科长处长啊，至少部门主管吧。艺术家也这样，巴望有个说法，有张名片，有个头衔。
　　我是长期没有身份的人，年轻时连户口本都没有，很自卑，火车上最怕人问：小伙子你哪个单位的，你什么工作。我他妈什么都不是，坐火车就是到山沟去啊。后来上了美院，一天到晚戴着校徽。结果很快出国了，又成一屌丝。美国结结实实教育了我：你就是你自己。现在我很骄傲：没有身份。画画算什么身份啊！可是你在中国没身份，意思是没单位，没职业，没钱，没权……这一关很难过的。我最怕看见年轻人自卑，可是我们的教育就是让你越来越自卑。
　　南方周末：你怎么定义流氓？
　　陈丹青：你耍流氓！这是流氓手段，其实是指无赖。旧社会，旧上海，流氓的定义就是“白相人”，白相人的定义，就是黑道。
　　目前我看过最朴实的黑道定义，是杜月笙的儿子。记者问他，到底怎么看那代流氓？流氓是什么？他想了很久，只说一句话：“就是帮忙”——你在这个地面上，本地人，外邦人，你进上海街面混口饭吃，要做小生意，要有地盘，尤其要有朋友，怎么办呢，要人帮忙。今天人家帮你，有一天你有力量了，兜得转了，你帮人家的忙。
　　白道不是。所谓黑道有一系列规矩，白道也有一系列规定，玩儿规定的人，管人的人，吃官饭的人，他都有交易，但轻易不帮忙，也轻易不拆台。清末民初，孙中山、蒋介石闹革命，都要靠“流氓”。
　　包括今天，赖昌星就是大流氓，他要是活在民国，就是第二个杜月笙。你看他一路出来，家乡父老孩子都管，逃亡时还每年给他办的家乡老人院老人打电话，问年终补贴拿到没有，也办中学。他哥哥要被捕了，全村老少拿着家伙，一层层护着他，最后他说服乡亲，自己出来就捕。
　　我相信每个省、每个小地方，都有杜月笙这样的人。草根里永远有这样的人，书都没念过，聪明、仗义、有办法、敢担当。
　　但流氓打地盘时，要打架，甚至杀人——《水浒》为什么流传，不就是一群土匪流寇——他要维护本帮，要对付别的流氓群，这是丛林生态。我们下乡时，农民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出门就是靠朋友，一路大家帮忙。到纽约我要人帮，也帮别人。国内来个电话，老朋友，新朋友，接个飞机，住个一阵，等等等等。
　　所以我回来和许多人没法玩，他们是单位思维，不是江湖思维。
　　南方周末：大多数“文人”或者“流氓”不关心时尚的，甚至看不起时尚，但是你不同，你很关心时尚，为什么？
　　陈丹青：所谓现代文化，现代文艺，两大摊：一摊娱乐(美国所有电影电视统称“娱乐业”)，一摊时尚，两者都是大生意。这两摊没了，弱了，你谈什么现代文化？
　　当代艺术都要跟时尚界找灵感，为什么？古代也一样，文艺复兴那会儿，画家雕刻家这一摊是最牛逼的时尚，创造经营整个景观。现在最有活力的人精，许多在时尚界。大都会博物馆、现代博物馆，每年有顶级时尚人物的专展。中国是两头不着调：美术馆是官府，不懂时尚，看不起时尚，时尚界也拿不出真东西、真角色。
　　我回国一看到时尚，还有什么时尚派对之类，觉得对了，这就是演变嘛！有人说我庸俗到和娱乐圈时尚圈玩，他们没有政治头脑。青少年文化、摇滚乐、走台、派对，都是改革开放的正果啊。
　　不要把我当读书人，书架上这些书顶多看过千分之一，以后也不会看，我得找个时候扔掉。
　　南方周末：你怎么定义奢侈？
　　陈丹青：奢侈品在中国又是一大奇观，是送礼的主项，跟国外奢侈品概念完全两回事。它还被卷入权力游戏。洋人惊呆了，奢侈品居然可以是这个概念，这种效应。
　　南方周末：有的中国官员最近因为手表和皮带落马，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陈丹青：那是小焉者。总比艳照上网好多了。公布艳照很可怕，太恶劣了。我讨厌官员，但无论如何这是隐私，他也是人。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官员的穿着打扮有什么建议？
　　陈丹青：内地大部分官员穿着西装，更像乡巴佬。建议至少向台湾官员学习。
　　中国哪有贵族
　　南方周末：几年前人们在讨论中国有没有上流社会，几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现在有上流社会吗？
　　陈丹青：中国没有“上流社会”，但有“上级社会”。某某会所之类，是超级消费场所，哪里是上流社会，直白说，十九是官商聚首之地。各种文章会称他们“贵族”，天晓得，中国哪有贵族？
　　南方周末：你觉得贵族对中国精神和文化的贡献在哪里？消失对中国精神和文化的损害又在哪里？
　　陈丹青：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一小撮儿精英没了，可是国家又很有钱，很强盛的样子，会所夜夜客满——这种文明我不知道怎样定义。
　　南方周末：2011年南方周末“中国梦”致敬盛典给你做了一身民国服装，你也很喜欢，可以讲讲民国衣服的好处吗？
　　陈丹青：民国衣服正好是在古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这么一段，其实是尴尬的。旗袍不是汉服，古人并没有长衫。汉唐的中国、宋元的中国，骤然过渡到摩登中国，几乎没有缓冲地带。一个唐人看到男人穿长衫，会很惊讶，怎么可以？现在一个八零后看长衫，觉得老气横秋。前面是五千年、两千年，民国加上部分清末，只有五六十年，能留下长衫旗袍，已经有符号效果，不容易，但如今是失效失传的符号了。
　　南方周末：中国男人似乎只有几种衣服可以穿，一个是夹克、一个是西装，夏天就是POLO衫、衬衣或T恤，你觉得他们不会选择还是没有选择？
　　陈丹青：阶级消灭，大家族消失，人群就一体化，有钱没钱、南方北方，一体化。长久之后，人心是从众的，大家都这么穿。这是世界范围的事。全世界平民化，民主化——其实是消费化。还有交通便利，地域差异打通后，差异的美感和特色在萎缩，在消解。原因还有很多，成衣业最早使人群划一。人会懒，美感，良性的虚荣感，会一代代消褪。英法这些老帝国，上流社会仍然很有讲究，但他们在院墙里面，你不易看到他们。
　　我见过大街上最爱打扮、最会打扮的人群，是日本，还有俄罗斯。这俩都是崇西洋的国家，各有各的自尊和自卑：你要知道，爱打扮的心理之一，其实是自卑。美国分析过为什么不少黑人喜欢不惜工本，全套西装。
　　从前中国人穿衣服，太多规矩了，不说解放前，1950、1960年代，好家庭出门见人，衣服都有规矩、有讲究。现在有时尚，但没讲究，也不懂讲究，我被领着参加过几个花大钱的媒体或时尚活动，会穿的人太少太少了。香港至今有一小撮人，富有，开私家派对，穿的是奇装异服。
　　一个社会得有一小群怪人。以我观察,和明面的时尚不太有关系——很大胆，很成熟，很过分的打扮，我指的是异常出格的打扮，其实是蛮善良，蛮规矩，甚至有点孤僻，十分害羞的人。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