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笔下的当代——王君小说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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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笔下的当代——王君小说印象来源：湖北日报
作者：樊星
    荆州出作家。古代就有名垂青史的“公安派”、“竟陵派”。现代以来，潜江出了曹禺，京山出了聂绀弩，天门出了邹荻帆、陈立德、华姿，沙市出了黄大荣，沔阳（仙桃）出了楚良、池莉、阿毛、鄢烈山，松滋出了李叔德、宋小词，公安出了陈应松，石首出了刘继明，监利出了刘爱平、易飞，洪湖出了王雄、哨兵……都颇有个性。到了这些年，沙市、荆州城里又分别出了两位引人注目的女作家——王芸、王君（王小木）。
    王君，又名王小木。生于1970年代初，在农村长大。有过在商海中浮沉的经历。2000年开始写作，处女作《关闭》发表于《长江文艺》2002年第3期，并被《中篇小说选刊》2002年第四期转载。此后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钟山》等杂志发表十多部中短篇小说。其中不少被《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等刊选载。她的小说多取材于当今社会上那些晦暗的生活，却又不止于从前作家的“暴露”笔法。她写出了在社会剧烈转型中普通人失衡的活法，也写出了他们人生的多变、人性的复杂。
    新世纪以来，文坛上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热闹过一阵子。其实，关注“底层”一向是文学的职责。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底层”有了哪些不大为人知的活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底层”绝不仅仅只是强者的“垫背的”。他们有他们的计谋。他们有他们的愤怒。他们也有他们的运气。
    例如那篇描写商海沉浮的《香精》：在商场上，除了大家遵守的面上规则，常常还有众所周知的“关系”、“人脉”、“潜规则”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仁崽）花了10万元行贿，却没想到受贿的领导夫人好像不动声色地使了“掉包计”。“这绝对不是生意场中的规则！”一句话，足以使人想起贾鲁生1996年出版的那部长篇小说《无规则游戏》。一方面，是许多人利用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玩着层出不穷的花招，聚敛财富；另一方面，是另一部分人要么在险恶的商海风浪中吃亏上当、船翻人亡，要么见招拆招、百炼成钢。然而，“他”留了一手“杀手锏”，利用领导偷情的照片向对手施压，不仅挽回了损失，甚至眼看就要打开局面了。可他万万没想到，到头来，他其实只是上司七叔公与受贿领导之间游戏的一个棋子。小说写出了商海中的云山雾罩、步步惊心，而且，写得真真切切又朦朦胧胧。读这样的作品，我情不自禁想到了那些讲述儒商往事的作品——从何祚欢先生的《养命的儿子》到成一的《白银谷》。儒商讲“诚信”，可为什么现实中常常充满了“无规则游戏”？
    再看她如何写“底层”的悲剧人生——《杀了那条狗》中买赌码的老两口因为沉迷于赌博花掉了孙子的学费，并因为一败涂地而只好双双自尽。这样的悲剧相当典型地写出了当代人“赌一把”的非理性心态。他们的儿子为了报仇杀死的仇人居然是自己的叔叔；儿媳则因为受到强烈刺激神智失常……“底层”有“底层”的疯狂。“底层”还有“底层”的难以理喻：《我不是强奸犯》就通过“大胡子”先是为人窝囊“顶包”而入狱，后来又愤激于被人算计而杀人，最后莫名其妙与歹徒同归于尽的故事，写出了浑浑噩噩的人生、命运的无情多变。然而，“底层”也有“底层”的坚强。《代梅窗前的男人》中的打工女代梅身残、毁容后，曾经恩爱的丈夫疏远了她。她却报以理解：“他怎么会要一个丑陋而残疾的女人？任何男人都不会要的。”这一笔写出了“底层”人默默独自担当的顽强与豁达。可当她后来遇上一个有缘的男人，眼看就要苦尽甘来时，却意外发现男人使用的是假名字，她于是毅然报警。这是一曲“底层”女性深明大义的咏叹调，只是，今天的许多“底层”人在做着仗义之事时，常常非常低调。这些悲剧，都相当真切地还原了“底层”的形形色色、一言难尽。今日的“底层”，不再是鲁迅笔下那些麻木的“小人物”,也完全不同于“红色经典”中那些意气风发、投身革命的“新人”，而与“新写实小说”中那些浑浑噩噩的人们一脉相承。不过，与“新写实小说”有些不同的，是王君没有像“新写实”作品那样着力去渲染欲望，而是在有意无意间突出了“底层”的幻想与焦虑（如《杀了那条狗》中沉溺赌博的悲剧）、窝囊与反抗（如《我不是强奸犯》中主人公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豁达却不麻木（如《代梅窗前的男人》）。而且，写得很有现实的烟火气、粗砺感。我想，这便是王君小说的不同凡响之处吧。的确，这个时代的变化越来越快，生活越来越不可思议，光怪陆离的传奇层出不穷，人们的感觉也随之越来越粗砺了。人们常常说，现实中人生的巨变、世事的浮沉，已经令人匪夷所思到了连作家的想像力也难以企及的程度。写出了这一点，就写出了文学的“当代感”。事实上，正是因为生活的眼花缭乱、命运的大起大落，人们才见怪不怪、变得相当通达了起来。王君本人由经商到从文的转变，也相当突然。她一面做生意、一面写小说的活法在当代文坛也很有代表性。
    王君是“70后”。在谈到湖北文学走过的道路时，都知道多年来“50后”作家一直是挑大梁的角色。因此十多年前，就有了呼唤湖北文坛的“新生代”作家脱颖而出的声音。这些年来，湖北的“70后”作家群已经成长了起来。童喜喜、李榕、桢理、王芸、王晓英、叶子紫、赵小赵，还有王君，都已经写出了不同于“50后”、深深打上了“70后”文化烙印和个性烙印的作品。她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新人辈出、新书不断涌现的文坛上写出厚重的代表作。

写作滋养我的人生

□ 王君

    我多年前是农村姑娘。曾有一段时间，我极力隐藏这样的背景，因为，我要在城里生活。但现在，对此我有一种自豪感。是广袤的田野给了我不一样的想像能力，是恬静的村舍教会我如何去爱、去珍惜、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出生之前已经有了几个哥哥，我是在哥哥们的脖子上长大的。我出生时我的父亲是村里的支书，想想那时，他也就是三四十岁的年龄，但他当时却是方圆十几里地、八九个生产队村民的主心骨。谁家有什么难事、烦心事和要求，都会找到家里向他倾诉。我童年的清晨，就是在这样的倾诉声中被唤醒的。后来，我父亲到镇上工作去了，我也跟着到镇里上学了。再后来，我就长大了。我因为严重偏科，大学与我无缘，我父亲对我说，我年龄也大了，帮不了你了，你自己去飞吧！这样，我毫不犹疑就来到了城里。当然，我这样的人能在城里找到一份正式工作简直比登天还难，但我又不愿意当一个普通的工人。当然，我也当过工人，只是临时工，找了好多关系才找到这份工作的，但我只干了两三个月就不干了，于是，我的父母觉得我是好逸恶劳之人，是他们把我娇惯坏了。如果一个女孩在家乡是这样的一个名声，那就注定这个女孩不是个好女孩。那好，素性就不好到底。我又找了一家公司，先从文秘干起，后来，还干上了销售，还干成功了。积累了一些资本后，自己办公司的想法就屡屡在脑海里翻卷。
    两年后，先办了厂，又两年后，公司才成立。公司的业务主要在鄂西。那时，高速公路没有通。山道弯弯，路途险峻，每经过一次，都有劫后余生的感觉。业务竞争的残酷、人性在金钱面前的蜕化、醇厚民风的渐渐沦丧，都令我痛心不已。我把那些感觉记录了下来，写了中篇小说《关闭》。我把打印稿寄给了《长江文艺》的刘益善老师。我只是从报纸上看到过他的名字，凭记忆还把他的名字写错了两个字。过了一个多月的样子，刘老师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们准备用我的稿子，叫我再改改，看能不能上头条。清楚地记得那天，我还在巴东巫峡的一个山洼中，正往上爬着，汗流涔涔。我兴奋地举着手机，大叫了起来，要请所有的朋友们吃饭。
    有个两三年的练笔时间，陆续写了《我不是强奸犯》、《看晕了月亮》、《香精》、《杀了那条狗》等作品。公司也走上正规化，终于积累了一点生活资本。好，劫难来了！一个化名陈苏媚的女骗子骗取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到现在，骗子依然逍遥法外）。如果没有文学这么一根支柱，我可能会跟许多人一样躺上九天九夜，然后一蹶不振。当我履行完报案、协助调查等等职责后，又背起行囊上路了。没有时间去看脸色，也没有管还算青春的我已经长了不该长的白发。我认为这是上苍对我的又一次磨砺，要求我向下、向下，变成尘土，感恩生命。
    最近几年，我干上了建筑工地项目承包人的活儿，接触了大量民工，写了《代梅窗前的男人》、《逛天堂》、《通往高处的交叉道》等工地系列小说。在所谓的最底层人物中，我能找到真和纯的一面。他们往往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们的言谈举止里，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真，他们最接近人与自然的本质和真相。我本人也就是这群民工中的一员。有个湖南的作家朋友读了我的《代梅窗前的男人》、《逛天堂》后给我发了短信说，你的写作，是跟人物平等的写作。我感到很开心。挖掘人性之美是我创作的方向。精密、个性、真实而充满希望地写作，能带给我无比的快乐。它将是我生命中的精华，永远滋养着我的人生。

《湖北日报》2013年3月17日第6版，湖北新锐作家展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