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别尽信学者 要有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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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别尽信学者 要有自己的选择2013年04月30日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郭珊

施战军，1966年生，文学博士。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现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著有《世纪末夜晚的手写》、《碎时光》、《爱与痛惜》等。
核心提示：
4月11日下午，《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著名文艺评论家施战军在广州大学城，举行了一场名为“人文之心与文学之魅”的讲座，与在场师生分享了他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多年来对文学的思考和体悟。
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学批评家，施战军与文学批评最早接触源于大学时代阅读古代文学批评史，在转向现代文学批评的过程中，九叶诗人唐湜和京派作家李健吾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那时他开始意识到一个好的批评家对于整个文坛风习的益处，他说，批评家犹如一个摆渡者，挑出作家作品中的木秀于林者，将他们摆渡到文学史的彼岸。
从事文学研究多年，施战军一直在思考：文学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被文学吸引？文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文学和历史、时代有什么关系？而近年来，对于这些问题，他觉得自己的思路正日渐清晰。
讲座当中，施战军指出，无论现今的文学题材如何类型化，文学写的始终是人本身。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带有人文趣味的，有一个终极的指向，就有要包含对人的“体恤”。文学是人文的，它不仅需要朝前看，还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向后看，寻找历史前进中某些“掉下来的好东西”。施战军认为，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科学主义大大挤压了人文主义的空间，人们“身上只有科学的视角，心中没有存下人文的自觉”，这种倾向也为当前文艺创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他倡导听众们对“崇拜向前”、“一切可知”科学主义进行审视与反思，在心中保留一份人文主义者对世界的敬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再次重申，探索人类“何以如此”以及“何以为爱”这两大命题，仍然是当今文学艺术所要秉承的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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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战军：这个都没关系，是爱生活的表现，“小花小草”和“大江大海”的价值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面对这些对象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态度。我曾经说过，从我们穿的鞋来看，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生命的旅人，我们文学作家们也是旅人。有的人是穿着锃亮的皮鞋、西装笔挺的旅人，这类的旅人是这样的：坐着飞机到了一个地方，大发感慨，要了很多当地的史志，回到自己的书房以后，正襟危坐，写出洋洋洒洒的文化散文，这是穿着皮鞋的旅人。还有一种是穿着拖鞋的旅人，比如他去了一趟西藏，拍了很多照片回来，然后穿着睡衣，光着脚丫，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张一张地往博客或微博里面贴，每一张照片下面都有一些非常清亮的小文字，偶尔还会配上几张用手机自拍的照片，这是穿着拖鞋的旅人。这些他们都有存在的道理和快乐的方式。最让人尊敬的是那些穿着布鞋的旅人，扎扎实实在街市里行走，驻足，真正接地气的人。乡村文学里面有陈忠实这样的作家，城市文学里面有张欣这样的作家，他们每一步都特别扎实，找到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方式，找到“体恤”的表达通道，这种创作是“穿着布鞋”的创作。如果你觉得这是对生活的一种享受，有一些这样小的心思装点自己的生活，那也是美好的，虽然是“小美好”，但它毕竟是美好的一部分。
不要尽信学者，要有自己的选择
谈文学批评
南方日报：前一段时间，《文学报》的李建军发文批评莫言，进而引发了一场骂战，其中就引出了一个话题：现在的文学批评就是两大派，一个“红包派”和一个“谩骂派”，作为一个资深的文学批评家，您怎么看待这一点？您个人如何评价莫言的作品？
施战军：这个问题我确实是很难回答，他们是他们，李建军是李建军，莫言是莫言，这几个就能代表当前文学批评了吗？现在很多人认识问题的毛病就在这儿，一个事情出来以后，会彻底地“无限上纲”。文学批评界是一个很驳杂的群体，每个人都在干自己的活儿，谁都不想担任合唱队的一个什么角色。每个人对于文学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做法也不一样，这个问题没法评价，我已经三四年没有在《文学报》上发过一个字了，一是因为忙，另外也是文风可能有点不太统一吧。一个批评家他评论写得不够客观，那让这个批评家和报纸去埋单，不要希望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替他们埋单。
莫言作品中最可贵的就是魅性因素，从《山海经》、《搜神记》、志怪小说继承下来的文学精神，在他的作品里还有，这是他的中国性所在。另外莫言在今天这个时代获得诺贝尔奖有今天时代的特点，莫言今天还算不上伟大的作家，他是好作家，具有伟大作家的可能性。
南方日报：刘小枫老师倡导读者多读古书，他说，今人之书读多了会犯很多错误。您对此持什么意见？
施战军：一般来说，说这话的人都是自己读书读得很多了，现在开始读古代的书了。一个在当代存活的人，对当代的文化现象完全不接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当代也有好东西，当然需要甄别，这取决于你个人的慧识。刘小枫曾经也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后来搞宗教哲学去了。他曾经写过一系列很好的文学随笔，比如《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他当时的笔名叫默默，我认为那个时候是他最可爱、最有学问、最具光辉的时候，他的一些文章很影响我们。但我和他对《金蔷薇》的解读是持不同观点的，我曾经也在文章中说出过默默对它解读的问题，他的解读带有很明显的反思文学的特征，他那里面没有看到文学本身的那种甜蜜感；他仍然在找苦难。一个理论家或者学者对世界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都会影响他对所有问题的判断，每一个学者都可能有自己的特点、专长，同时也有他的盲点。学者给你的一些信息，我们要兼听则明，不要尽信，要有自己的选择。
专题撰文 记者 郭珊 实习生 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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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学创作
现在的纯文学主题太单一
南方日报：在“怀疑主义”盛行的今天，文学本身也有逐渐边缘化倾向，但前段时间，电影《悲惨世界》引起人们对经典作品的赞颂，甚至有人感叹说中国当代作家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在您心目中，一部作品怎样才算是伟大的、堪称经典的？
施战军：我们写了那么多题材，历史、现当代、女性、知识分子、乡村文学、城市文学、成长小说等等，实际上文学是写人的，就是人何以如此、何以言爱。文学除了要解决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等问题之外，我们还缺少一个纬度，也就是老舍、沈从文所思考的属于文学的纬度，也即我在哪儿，把位置安妥下来。接下来就是“我何以如此”，这个问题连带着历史、人性、人心、生活、时代。
真正大的文学作品、大的经典作品都是大的综合体，没有一个是单一的、单薄地讲一个问题的。一部《悲惨世界》其实就是对法律的审判史，有法律、有等级观念，还有类似《水浒》这样的烙印，永远脱不掉的身份歧视，但是它的伟大在于，即使在悲剧里，也要赋予人物以神性的光辉，在人物内心与环境的强大反差产生的张力之中，他才成为一个不朽的人物，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而是和社会直接针锋相对的斗士，我反叛、我杀人，这就不是雨果、不是《悲惨世界》、不是世界名著了。
好的作品最终指向的都是人要达到的东西，好的作家永远笔下带有指向，未必在作品里写得明晃晃。不太伟大的作家往往就是写成一个半成品，写到人的遭遇、写了人物命运的悲惨现状就停住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只是过程、只是材料，它还有指向。中国很多作家就困顿于找不到这个指向，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身上只有所谓科学的视角，心里没有人文的自觉，没有弄清楚文学究竟要做什么。这么多年我们被线性世界观和廉价创作误导了。
《复活》等这样的作品都是如此，好的、大的作家都首先肯定人是有破绽的，没有必要否认和回避，关键是好的作家都知道在这个破绽的基础上要看到人的某种完整性。如果缺少对人的某种完整性的向往，仅仅是描写一种现状、一种场景，比如说一种凶狠、狰狞的感觉，他有可能成为有特点、有个性的作家——这一点在今天做起来也非常不容易，但是势必成不了大作家，尤其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
南方日报：这些年来，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您喜欢读网络文学吗？
施战军：网络文学严重地冲击了现在所谓严肃文学、纯文学的思考，它是一种“几乎什么都不想”的创作，像洪水一样涌入，比如盗墓、穿越，什么流行来什么。但是网络文学我觉得有一点很好，比现在的纯文学好，每天我们编辑部都会接到特别多的稿，每当编辑们凑在一起商量下一期出什么稿子，排出这一期发表目录时，问题就出现了，现在的纯文学的主题怎么这么单一啊，真不如网络文学丰富，大部分人写的是乱七八糟的恋情。有时候我写卷首语时就想问作家们，你们的想象力、趣味何以如此，纯文学的这种现状，真的太烦人了。
南方日报：人文情怀有很多种表现方式，好比自然，有大山大水和一花一草之别。现在“小清新”大行其道，而像《悲惨世界》这种鸿篇巨制似有式微之嫌，您怎么看待这种“小情怀”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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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人文与科学
今天我们对人文的认识变弱了
南方日报：您在讲座里探讨了“人文之心”与“文学之魅”的关系，而在今天，人们可能更习惯于将“人文”一词与“科学”相提并论，作为一名文艺批评家，在您看来，“人文”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与“科学”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施战军：用最通俗的话说“人文主义”，其实就是要探究人之为人的意义，而且要探究人与其他存在的联系，在联系中确定人的位置。文学有时候不会具体地告诉你怎么生活，就像路遥的《人生》没有办法做人生教科书，但是小说的意义确实非常大，它告诉你人生可能就是一个无尽的循环过程，每次都是借此历史循环的力量往上推进，而科学是始终往前看的。
南方日报：您强调要对科学主义的思维逻辑进行反思，在今天重谈人文主义，和五四时期鲁迅等前辈倡导的“立人”思想相比，这两者之间又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施战军：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理论上的渊源也有过。上世纪20年代以后现代文化史上曾经有关于学衡派的论争。五四时的主流思想是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候我们对于科学的崇拜几乎是一种概念崇拜，只要是科学就代表正确，到今天我们也依然是，一说什么正确就说它是科学的论断，科学表示绝对正确，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认真分析科学这个词是什么。科学成为一种绝对、不可撼动、唯一的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五四时就给我们养成了这样的毛病，而人文被搁置在一边。
在以科学为宗的思想下，我们的历史观也容易出现问题。那时社会流行的历史观是线性的，认为往前越来越好，极大丰富，生活永远是前面是最美好、最牛的，一切都是向前的崇拜，往前走就要无尽地掠夺，将所有的资源据为己有这样才能发展，最后反而是“人”找不到了。而文学是人文的，甚至有时候要停下来往后看，寻找历史前进中“掉下来的好东西”。中国作家当中有两个特别聪明，一个是沈从文，一个是老舍。沈从文就是一个“站着不走”的人，老舍的观点比沈从文还朴素，他认为自己所有创作的价值，体现在呈现老百姓的生活。因为他们保持了“向回看”的能力，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作家。
学衡派那一批人从美国回来，深受西方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经过世界大战，西方世界开始反思自己的现状，不少人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整个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显著，尤其掀起一股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思潮，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隔膜这样的主题开始成为世界文学、哲学的主流。包括哲学家罗素，他们认识到西方由于过度的发展观、扩张观、话语权，使社会和人际关系产生了失衡，怎么办？他们从东方的典籍里找到了修复这样的社会关系、修复人心这样的一种武器。在那个当口，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东方文学家泰戈尔，这是西方的人文需要，他从古老的东方文明看到了比如说和谐，看到了人和自然之间一体的凝视，其实我们的先祖早就提出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与万物、人与宇宙这种感性的感应联系，在泰戈尔的作品中表现异常突出，他的作品就为西方的新人文主义提供了范本。
这一百年来，中国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科技主义的傲慢，这种傲慢的情况下，会使得我们的人文学科受到轻慢，人文的东西一旦受到轻慢的时候，往往会过分倚重科技，而把“心”轻慢了。比如我们过去说“学问”是了不起的，“学问”本身是人文的，但是现在“项目”和“文章”都是数字，是很科学的，过去的学术大师在今天的衡量标准下不一定受认可，但他们就是大师，那个时候，人文的东西可以得到它相应的认可，在今天，这种认可比较难，就在于今天我们对人文的认识变弱了。
至于“立人”思想，五四时强调的是个人、个性，要建立一种个人的权利，让每一个人的人性都苏醒，这没有错，但是忽视了人与人的关系。而在五四那批作家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也就是人文的偏失，所谓科学、民主更多是社会理想。启蒙思想里永远都有强势的个人，去启蒙那些混沌的、麻木的平民，在这样强势的观照中，更多是高高在上的呵斥和审视，很少有对平民的同情。“立人”的思想后面应该是对每一个生命的体恤，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对每一个生命都有怜惜之感、都有爱、都有痛惜。而我是从这个角度来强调人文，而不是要拿“人文”来灭“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