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追忆何炳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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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追忆何炳棣先生

李伯重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20日   07 版）          《读史阅世六十年》纪念版，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批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学术大师相继离去，表现着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至于中国史学将来将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则无人知晓。这，也是何先生的去世留给我们的一点深思。     6月8日，忽然接到梁其姿教授的电邮，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何炳棣先生昨离世，并附有何公子可约（Sidney Ho）给友人们关于何先生辞世情况的信。读了来信，悲痛之余，许多往事也涌上了心头，在此谨将关于何先生的一些回忆写出，权作纪念。     我初次拜识何先生是在1986年，但在此之前就已从先父李埏先生那里得知何先生的大名。先父与何先生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先父是研究生，何先生是本科生），何先生在2000年出版的自传性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也提到他与先父的同窗之谊，并写道：当时他对“（北大）文科研究所只略有所知，对后来在文、史、哲、语言、校勘方面卓然有成的这批研究生，除李埏、汪篯、王永兴外，连姓名都不知道”。先父则说：何先生才气过人，同时也极富个性，在联大学生中十分活跃。当时有联大学生二十来人，有的是毕业不久的，有的是尚未毕业的；有的是学历史的，有的是学哲学或社会学的。大家相约组织了一个学会，闻一多、潘光旦等好几位教授也参加了。学会叫做“十一学会”，“十一”二字合起来是“士”字，意即“士子学会”。学会每两周聚会一次，轮流一个教授或学生作学术报告。学会的召集人是丁则良、王逊和何炳棣三人。后来何先生考取公费留美，音讯遂绝。1971年秋，何先生等一批海外学者访问大陆，先父从报端上见到报道后，方知何先生的行止。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何先生回大陆更经常了。1986年夏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合作和安排之下，何先生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作短期访问。直到此时，两位老友方有机会聚首。何先生在云南大学访问时，我恰好在昆明省亲，因此有幸拜识这位心仪已久的学术前辈。     初见何先生，即感受到他特有的风度。何先生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爽朗的笑声或者直率的质问声，都远近可闻。在云南大学，他就中国农业的起源问题作了专题讲演。在讲演会后的答问中，云南社科院研究员夏光辅先生说：在云南某处山洞里发现了上古时期的稻谷，比河姆渡发现的稻谷更早。何先生听后大喜，当即请夏先生日后提供相关考古报告等材料。以后不知何故，夏先生未提供这些材料，而何先生一直在记挂着此事，见到我时还不止一次提及。     讲演会后，先父和家慈设便宴款待何先生伉俪。老友暌离四十年，一旦重逢，宾主都不禁感叹“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他们回忆起联大时代的生活和师友，都觉得那时尽管生活艰辛，仍然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谈到已故的同窗丁则良先生时，浩叹这位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的才子的悲惨命运。先父提到：“当年丁则良曾对我说，留学考试并不怕何炳棣，就是怕他的英文。”何先生听了大笑，马上说：“这是我当时不知道的，他应该知道我何尝不怕他，特别是他中文下笔万言！事实上他学语文的能力比我强得多。”何先生后来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也记下了这件事，并写道：“此事虽小，却反映当时联大教员、助教、研究生之间彼此相敬相‘畏’，友谊竞争并存不悖，大的趋向总是互相砥砺力争上游。”以后，何先生还和他人多次提及此事，并以此深感自豪。     在席间，何师母邵景洛女士也与家母聊起了家常。她说：“我和炳棣有两个儿子，但无一人治史。虽然我们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家学无传人，炳棣一直以为憾。如今看到令郎伯重治史，炳棣很高兴，也很羡慕，相信伯重一定能够光大家学，克绍箕裘。”     1988年，蒙黄宗智先生之邀，我到洛杉矶加州大学讲学半年。此时何先生已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到尔湾加州大学任历史社会科学杰出访问教授。虽然同在南加州，但是因为我不开车，只能靠电话向何先生请益。一日，友人王国斌教授开车从尔湾来洛杉矶，接我到他家做客。在尔湾期间，我造府拜见了何先生。何先生非常高兴，畅谈许久并留饭。何师母厨艺极富盛名，而何先生对美食的品位之高在海外华人学者圈中有口皆碑。因此，只有何师母的巧手才能满足何先生的美食之癖，也只有何先生的赞美才能给何师母的手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过此时何师母身体不佳，因此我在何府一天，中午品味了何师母的手艺，晚上则随何先生去一家当地知名的中餐馆吃正餐。相比之下，何师母与餐馆大厨的烹调水平，高下立判。     在何府与何先生的畅谈，主要是学术。何先生读过我的一些文章，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强调：你治中国史，一定要多读西洋史，否则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或者夜郎自大。譬如说，你有一篇文章谈明清江南的建筑业，你应当去欧洲看看欧洲从罗马帝国时代到近代早期的建筑。在这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欧。一些中国学者对欧洲的历史缺乏深入的了解，把中世纪欧洲看得十分贫穷，但是如果你看看欧洲许多地方乡村中的建筑（特别是教堂），你就会发现情况可能并不如你先前所想。因此，不仅要多读西方好的学术著作，而且要到欧洲亲眼看看。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了今天，要做第一流的学问，非如此不可。后来我到了欧洲，跑了不少国家，特别留心看古代建筑，深感何先生所言确实有理。     2000年夏，应刘石吉、梁其姿两先生邀请，我到了台北，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所做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此时何先生恰好来“中研院”参加院士会议，会后还留些日子做研究。我们都住在“中研院”学术中心，因此见面机会颇多，除了谈学问外，也谈些往事。何先生虽然行踪遍及大洋两岸，但是他最怀念的仍然是在昆明求学的岁月，对昆明也充满感情。我是昆明人，因此何先生特别喜欢和我谈昆明。他说：“抗战期间最幸运的，是住在昆明。昆明真不愧‘春城’的美誉，夏日与南京、南昌、武汉、重庆等‘火炉’比，昆明真是天堂了。”他还以一位历史学家和美食家的眼光，对昆明地方美食加以品判，并对我进行了“考试”，看看我对昆明风土民情的了解。由于时代变迁，诸多昆明的传统美食自1950年代就已绝迹，因此我每每一问三不知。何先生一方面笑我无知，另一方面也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说：     今夏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和在昆明长大的著名经济史家李伯重（云大李埏教授哲嗣，现为北京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谈到昆明的常食和特食，很惊讶，他居然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我本以为讲吃太琐碎，但从和他谈话中感觉到我所想谈的，可能具有些微社会文化史料价值；此刻不讲，真会逐渐湮没无闻了。     这些谈话的内容，我后来都忘却了，但何先生却清楚地记得，并写进了《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读史阅世六十年》出版后，我读到这一节，方才猛然记起，回味起当时和何先生聊天的情况。此刻，其情其景犹在眼前，而斯人已去，心里不禁充满悲凉和惆怅。     2003年和2008年，我应加州理工学院之聘，到该校任客座教授，又到了南加州。由于我不开车，依然是通过电话向何先生请教。2003年时，何师母因健康不佳搬到温哥华和次子住，2006年不幸仙逝。在这段时间里，何先生只身住在尔湾，每日要做饭，打扫卫生。对于从小就没有做过饭的何先生来说，这是十分艰难的时候，但是他依然情绪振奋，在电话中谈起学问就不能自已，往往一谈就是半小时、一小时。     何先生对清华感情极深。他对我说：他很羡慕杨振宁先生晚年回到北京，将终老于清华。何先生自己也很想叶落归根，在清华传道授徒，将自己一生的学问贡献给清华。清华历史系曾积极努力请何先生回清华短期讲学，但是由于经费等原因，事终未成。一直到2010年，蒙何先生老友杨振宁先生主持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资助，何先生回母校访问的心愿方得实现。何先生在清华作了两次学术报告，一次是在高等研究院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另一次则是在历史系的《夏商周断代的方法问题》。何先生做讲演之事在学校内外引起轰动，年轻学子们都抓紧这个机会，力图一睹这位学术大师的风采。因此虽然何先生的讲演极为专业，但是讲演场所依然人满为患，许多学生只能站在门外倾听。在讲演中，何先生虽然耳朵有些重听，但是神采依旧，讲起话来声如洪钟，观点鲜明，完全看不出已是93岁高龄。     我参加了何先生在高等研究院的讲演，会后乘间与何先生做了简短的谈话。我谈到我即将从清华退休，他听后颇感愕然，随后说：“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与退休不退休无关。你看我现在已经九十有三，第二次退休也已多年，但每天读史写文，与过去没有两样。退休后，可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未尝不是好事。”因我此时马上要离开北京，未能参加何先生随后在历史系的讲演，因此2010年5月13日这次见面竟然成了永诀。     得到何先生仙逝的噩耗后，我即转告一些友人，大家都同感悲痛不已。龙登高、黄纯艳教授在给我的电邮中说：“这几年，李埏先生、吴承明先生、何炳棣先生等老一辈大师相继仙逝，不胜悲痛，也不禁为经济史学的发展慨叹”；“那些令人景仰的前辈一个个离去，就像一个时代在拉上大幕，令人伤感”。是的，这批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学术大师相继离去，表现着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至于中国史学将来将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则无人知晓。这，也是何先生的去世留给我们的一点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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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何炳棣

贺卫方按：这是我在法律博客网杨昂先生博客上看到的一篇对何炳棣先生的一篇访谈录，原载《金华日报》，访谈者胡国洪。我曾经在博唠阁里提及何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对于治史者，这本书的确是不可不读的。这篇访谈录也很体现何先生一以贯之的风格，值得一读。链接：
http://yangang.fyfz.cn/blog/yangang/index.aspx?blogid=350351

采访何炳棣先生前在网上查阅他的相关资料，看了之后不禁有些心慌，想：这将是最艰难的一次采访。

我实在没有想到何炳棣先生的成就是如此之高，更没有想到自己有幸能与这样一位学界泰斗对话。

虽然已是91岁高龄，但满头银发的何先生思维缜密，言语之间逻辑性极强。他的记忆十分清晰，许多数字往往脱口而出，没有丝毫迟疑，甚至记得自己每一篇作品的发表日期；而对一些深奥的学术命题，则往往只用一两句话就可作出生动的说明。

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学问广深如海的老人，依然保持着他个性的桀傲和对学术研究的较真。说到激动处，他会双手拍案，怒颜斥骂。而在谈到一个学术问题时，他特别用纯熟的英语强调了“温哥华”的翻译并不准确，差异只在一个字母的发音。

一个半小时的长聊，何炳棣先生未显疲态。更衣赴宴前，特地问记者：“我看起来还行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高兴地笑了……

“狗洞里的天王算什么”

记者：在您的记忆里，对于父亲、对于金华留存有怎样的印象？

何炳棣：童年时代，我受父母的教育，受金华的外祖母的教育，那是一辈子有好处。父亲对我的教育是很认真的，先父48岁生我，我是独子，他没有考上举人，希望我能够成功。从小他就让我的想法跟别的小孩子不一样，这点太厉害了，非常了不起。他一辈子不得意，只能教我啊。但他不是一天到晚盯着我，而是教育我，启发我。他骂我也骂得很厉害。我背古诗词背得好啊，有人夸我，我就翘尾巴了。他就骂我：“你就是狗洞里的天王。你将来到外面去，看看大的世界，如果还能做天王才算了不起。狗洞里的天王算什么？”

后来，在我出去以后，我的第一个志向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打进西方第一流的期刊。没有人做到过，我做到了，而且接二连三地做到了。我的博士论文，第一个作品———《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把当时美国两大派持续了多年的争论给解决了。从我那篇文章开始，他们没法子辩了。给他们决胜负的，就是何炳棣。

我在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第一章的附录里面，回忆了童年时代受的家庭教育。但还是写得太简单，下一版的话要补充。

记者：当年您跟杨振宁他们一起考取第六批庚子公款留学美国，您是第一名？

何炳棣：我们是第六届。当时一共考22个科目，每个科只有第一名才能出去。22人里头，西洋史第一名是我，物理学第一名是杨振宁。22人，每个人科目都不同，就像苹果、梨、橘子或者香蕉，不能比。可是当时大家暗地里也在比。都说谈学问的很沉闷，这里却有个笑话。1996年，就是50年后。我们在台湾为吴大猷先生贺寿，有一个题为《人文与科学》的对话，主讲人是杨振宁和我。对话结束后两天，我、杨振宁、邱成桐去一个新闻发布会。杨就说，他刚去了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长拿出我们当年的考卷给他看，他是68分，不高。他指指我说：“我们20个人里头（有两人够不上标准），分数最高的是何炳棣，73.5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是78.5分，你欠了我5分。

不做第二等学问

记者：到美国以后，杨振宁他们得到的重视，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力似乎比你们要大？

何炳棣：科学界里面也有运气，有的人大好特好，像杨振宁，哪一个阶段都是特别好。从小他父亲就是大数学家，读清华大学时学校的物理学研究跟世界的先进物理学已经很接近了，他个人很勤奋，出国也是一帆风顺。还有李政道，他的天分高得很。18岁就自修，后来转到西南联大，向吴大猷要理论物理方面最难的书，吴把书给了他，结果李政道不到两周就还给他，要更深的东西。吴大猷很惊奇啊。李政道没有大学学历，而且年纪那么小，但国家要输送几个人出国，吴大猷就把他带出去了。

杨振宁、李政道所在前后30年，是芝加哥的黄金时期，当时芝加哥物理学研究实力非常雄厚，获诺贝尔奖的很多。可是我们做人文学科就不被注意。人文界想在美国找口饭吃，很困难，不像以后有那么多奖学金。所以那时候，我是很挣扎啊。清华大学只支持两年公费，可是文科怎么够呢？光看那些史料都不够啊。我10万字以上的博士论文，最后只差一段资料，却实在没有时间去看了，只能去谋生了，于是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去了。

记者：你的博士论文没有写完？

何炳棣：没有。我在挣扎的时候，写《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我的志向很大，导师也跟我说，这是真正有创造性、有魄力的东西。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篇论文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发表，但我到今天都不惭愧，他们现在在做的东西还赶不上我几十年前做的。

我想，我跟金华人尤其是年轻人如果能够产生情感上的联系，就是我早期奋斗的那些东西。那些最有意义。当初我一步步地奋斗出来，哪一步都没有侥幸。与科学界比起来，我是太不幸。我在加拿大挣扎了15年，后来芝加哥大学请我，1962年，一去就聘我为正教授，1965年给我讲座，这在历史学方面，中国人是第一个。之前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数学大师陈省身。
我在清华所追求的就是想知道我这一行世界最高的标准是什么。数学家林家翘跟我说：“要紧的是不管哪一行，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这对我影响极大。我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头讲的，处处都是我对我这一行里面最高标准的追求。第一是了解，第二是追求，追求的时候要看你的工作、天分、意志的配合。何某人唯一值得效仿的就在于此———无论做哪一行，都要去了解这一行的世界最高水准，要怎样努力才能够了解，才能够达到这个最高标准。或者达不到的话，我也尽了我的力量。就是这种精神。最后，即使你达不到，这一生也不白活了。

批黄仁宇：这个人“不忠实”

记者：史学家里面，近些年，黄仁宇的著作在国内很受推崇，比如他的《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等。对他的著作，您怎么看？

何炳棣：黄仁宇这个事是糟糕。他对历史不忠实。黄仁宇被纽约一个州立大学撤职。当时我在芝加哥，还有好几个朋友，写了多少次信想帮他复位。李约瑟编写《中国科技史》，中国捧他为圣人，他请我主编《农业》那一册，我拒绝了。他的观点是一切东西要编成书册，就是写出来有固定的规律，册籍化。这个观念不对。另外，他不忠实，明朝人口和土地的数字，我的书《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出来全世界震惊，其中的数据成为学术定论。他不敢用。所以，我想，（对国内读者来说）需要更多的知识，更清醒的认知。

1953年，祖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是5.83亿，震惊了世界。所以从1953年起，我做中国人口的研究。但光做人口专家不行，我要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明太祖以后这600年之间人口会“爆炸”。从土地、农业、移民、政治、财政改革……各个方面，都囊括里头。做这个论文牵涉面极广，处处考据，还要知道财政学、农业学、政治学等等。几个大的汉学图书馆，国会、哈佛、哥伦比亚的，都联合起来，方志3000多种，此外再加上各图书馆善本书籍等，胶片几百种，我起码得把几千种方志加几百种特别难得的善本都看完，还有大量其他资料。人口的、土地的，所谓的耕地数字、超省际移民、会馆制度等相关资料。因无法复制，什么都是手抄的，夜以继日。

记者：这是你的优势，可以看懂古籍善本，西方的研究者做不到，是吗？

何炳棣：英文的东西我看起来快，他们里头论述中国的东西，肤浅万分，他们怎么有能力钻进去？通常，人口学得几年才能完成，光资料收集就得几个夏天。可是我很快把西方最高的知识、争论在哪儿都看清了，我用中国的史料在理论方面抓牢了。《黄土与中国农业起源》在《美国人类学家》上发表。当时，西方研究者对中国农业的观点有很多偏见和错误，我告诉他们：16世纪的中国，农业不但不落后，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的农业有了不起的革命，粮食的生产足以维持高速增长的人口。

我当时的资历还很浅，是副教授。可是那篇文章在《美国人类学家》上发在第一篇。这本杂志，完全以文章的重要性排先后。所以，当时我设置那个最高的标准，汉学界除了我，谁还能打进去?

用英语写中国史，没人写得过我

记者：与其他史学家不同，您是用英语写中国历史。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的治史观点也是西方的？

何炳棣：我英文写得好，不是一般念历史的人赶得上的。英文不好没有办法做研究。我是用英文写历史，想法都是拿英文想，没有把中文临时翻译成英文的。可惜，我最好的、最精彩的英文著作，国内翻译不出来，有的还翻错。我很生气。这个我写起来多累啊，翻译的人怎么找得那么差劲？

说到英语。1945年到纽约还没有入学之前，我就没有受到歧视。因为我的英文完全可以跟美国人交流，他们的东西我懂，东方的东西他们不懂，所以他们很佩服。杨振宁懂我这点。我们俩在这点上非常相同：绝对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只能给祖国争脸。这是我跟杨振宁这辈子最信守的话。我想，不是一般出国的中国人都有这个抱负的。

1960年2月12日，美国在全世界选750本书，做一个图书馆的电子书库，供各所大学的学生查阅。我的《帝制晚期中国社会的成功阶梯》选进去了。英文要是写得不到家，怎么会选进去？

记者：您学习英语有什么技巧吗？

何炳棣：我的英文还不够好。有位大学者跟我说要写到“三分随便”，我做不到。我是苦得很啊，美国大的历史家、政论家，我要是有那个“三分随便”，早就把他们打得稀烂了。费振清说过一句话：“中国要有五六个何炳棣的话，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当然是夸张了，但是他们西方第一流的记者、学者错误都很多，我要有“三分随便”，早就可以打他们了。

但是，在中国历史方面，能写过我的人很少了。我学英语，没有技巧，全部是用功学出来的。在清华大学时，天没亮就到草地上去背。

中国传统文化轴心并非儒家

记者：对于国内史学界的现状您怎么看？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中国土生文化的起源？

何炳棣：我不愿多谈这个。大多数人在做疏目通史，但是做史得有原创的见解。我已经这么老了，这次来，是想把一生最重要的见解讲出来。中国哪里是儒家的传统？是孙子、墨子、商鞅的传统啊。儒家不是没有作用，如果没有儒家的融化，我们都接受不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墨子最讲人道，兼爱非攻。非攻，不懂攻怎么非攻，怎么抵抗？怎么守？攻是侵略战争，是最可怕的东西，你不把握住致死之道，如何保护人民的生命？墨子是倒霉，几千年受儒家的攻击。在我看来，孙、墨、商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哪里是儒家啊！秦始皇统一之前儒家一直是倒霉的时期。墨子到秦国去，2400年以来没有人考证出来，我得到了，所以这次准备到北京去报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