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儿童语言表达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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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儿童语言表达的影响因素分析

            刘志军                                 陈会昌
(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湘潭,411201)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100875)

摘　要　通过对64名7岁北京市儿童的实验室观察来了解他们气质特点和语言表达发展状况,并对儿童家长进行教养方式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查。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对儿童的语言表达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父母教养方式尤其是父亲的严格教养方式,与儿童的语言表达发展有密切联系;儿童的气质与其语言表达发展的关系在个别维度上显著;儿童气质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互作用对语言表达水平存在着影响。

关键词:语言表达　气质　教养方式

1　问题的提出
语言是人类心理活动的重要内容。儿童语言的发展是儿童早期发展较为迅速的心理现象,语言的发展成为了儿童发展正常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目前普遍赞同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语言获得学说,它强调个体的内部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认为生物因素、环境因素、认知因素和社会经验在语言发展中密不可分。
本研究中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考虑语言的影响因素:个体内因素和个体外因素。个体内在的气质在儿童早期是相对较稳定的,斯特里劳曾提出气质特点会在包括智力活动在内的各种心理活动中表现出来。一些研究也发现气质影响儿童的认知表现和社会行为,有研究者甚至提出“气质优势”[1],可见早期气质在儿童早期生活中的作用。这方面目前国内研究比较深入,但在语言方面涉及较少。语言是在社会活动中习得和发展的,具有不同气质类型的儿童将会经历不同的社会活动,如高度活跃的学龄前儿童就特别善于和别的小朋友交往,害羞、内向的孩子更多的是看着他们同伴玩,很少同他们说话,从而影响儿童的语言获得。国外有研究指出气质在7岁时区分着语言结巴的和语言流利的儿童[2],Fuentes(1996)也发现一些气质维度与词汇量和语言风格在语言发展的第一阶段有关[3],为此我们提出“儿童的气质与该时期儿童的语言表达发展间存在密切联系,不同气质类型的儿童表现出来的语言表达发展将会有差异”的假设。
个体外因素主要指个体自身以外的并对他有影响的因素如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家庭是儿童早期的最重要的活动场所,研究中我们简单地将家庭系统分为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物质环境我们考虑家庭的收入、居住面积等标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Mcloyd(1998)发现家里贫乏的物质环境与较差语言能力和其他智力方面的成就相关,[4]Rescorla etal(2002)也指出儿童的词汇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等相关[5]。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不多,主要的研究集中婴儿期的认知领域。这里我们要考虑家庭的物质环境在儿童学龄早期是否还有作用,为此提出一个假设:家庭收入、住房面积与7岁儿童的语言表达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人文环境因素选用父母教养方式。Cusson(2003)就发现母亲教养的敏感性与提高婴儿的语言能力有正相关[6]。自Belsky(1984)提出父母教养方式的生态模型后,研究者常将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的气质联合起来考虑,Tomas&Chess等发现儿童气质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一定的教养方式在一定的气质背景下发生作用。Fish M et al(2003)研究得出在儿童早期交流技能上得高分的婴儿可由较积极的母亲和儿童的气质所辨认,儿童和母亲的相互作用变量在学前期要比在婴儿期可解释更多的儿童心理变化[7]。但也有研究指出父母教养方式的某些因子要通过中介变量起作用。而国内研究者邬佩霞(1997)[8]、万国斌(1997)[9]等人研究了两者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单独或交互的相互作用,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领域。况且曾琦等(1997)指出我国的教养方式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10]。基于这种研究的不一致性和文化差异的情况,本研究想进一步验证父母教养方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儿童的语言能力是否有直接影响。同时研究儿童的气质与父母的教养方式间是否有相互影响,以及这种
影响对儿童语言表达发展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被试为北京西城区和海定区的202名儿童。
从中随机抽取64名7岁儿童,其中男孩25名,家长按约定时间带自己的孩子来实验室参加实验。
2.2　实验室观察资料
2.2.1　儿童气质的观察:由一名实验员每次把应邀而来的四名同性别同年龄的但彼此不熟悉的儿童安排为一组,把他们带进玩具活动室,然后说“你们自己玩吧,阿姨出去有点事”,儿童整个自由活动持续15分钟,该活动用以测查儿童的气质。另一名实验员则在隔壁进行录像(随后的言语观察相同)。儿童的气质根据儿童的在陌生情境中的行为反应进行编码,以行为抑制性表现出来。其编码原则或者抑制性的具体行为指标包括:主动与陌生同伴说话的潜伏期、主动参加陌生同伴游戏的潜伏期、主动与陌生同伴说话的持续时间、主动参加陌生同伴游戏的时间和次数等7个指标。两位编码者的Kappas的一致性系数为0.82[11]。
2.2.2　儿童语言表达的观察:活动中儿童介绍他们的周末活动。实验员先招呼上述的儿童并排坐下来,然后她坐在儿童中间说“下面我们玩一个游戏,每个人讲一下上周星期六、星期天自己的活动,比如到哪儿玩了,和谁玩了,每个人讲时候都站到前面来,面对大家,使每个人都能看得清。”活动大约持续15分钟。
语言表达发展观察资料的编码:先对录像资料进行初步察看,结合Munoza et al(2003)[12]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状况的编码标准,并同时结合语言学有关专家提出的汉语表达能力的有关指标,最后确定本研究儿童语言表达发展衡量的5个标准:含字量(标志个体所说事情的长度)、不同含字量(标志个体在运用词上的变化性和灵活性)、句子含量(用来衡量
个体所说事情长度的总标准,以下列要求作为判断标准:以单句为基准,含主谓、谓语、谓宾、主谓主谓和连动式)、每个语句的平均长度(作为语言总量在语句水平上的标准,通过计算每个语句的平均含字量来衡量)和语法上能够接受的语句总个数(没有下列错误即可作为可接受的语句:词序错误、用词不当、主谓不一致、缺少主语或谓语宾语并引起误解或歧义、不可理解的词并干扰它的语法方面)。两名评分者在这五个标准上的Kappas的一致性系数分别
为1、0.78、0.89、0.78、0.89。
2.3　问卷材料
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由一名实验员陪同父母在另一房间填写材料,其中包括家庭月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积。本研究中我们将这两项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父母教养方式Q分类卡片(Child Rearing Prac-tices Q Sort,简称CRPR):在父母与孩子来实验室时,请他们遵照指导语填写。该卡片包括91张描述儿童抚养态度、观念和价值的卡片。按照从7到1的顺序把从最符合自己情况到最不符合自己情况的卡片分为7类,请父母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来分。该父母教养方式包括六个维度:接受性、拒绝、惩罚、过度保护、鼓励成就和鼓励独立。这套Q分类卡片已在国外多种文化中建立了信度和效度系数,研究也证实它适用于中国文化下的被试[13]。
2.4       数据处理:运用SPSS统计软件处理和分析数据。

3　结果与分析
3.1　儿童气质和家庭变量与其语言表达发展的相关分析
将家庭因素(家庭月均收入、家庭住房面积和父母教养方式)、儿童气质和儿童语言表达的五个指标同时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其中一些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父亲教养方式、儿童气质与语言表达有显著关系。母亲教养方式与儿童的语言表达的相关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家庭住房面积与儿童气质有消极的关系,r=-0.281,p<0.05;母亲鼓励成就维度与儿童气质的正相关达到显著水平,r=0.261,p<0.05。另外分析没有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的语言表达有显著的相关。
表1　儿童气质、家庭因素与儿童语言表达发展表达的相关
含字量不同含字量句子含量句中字均数可接受句数
父亲过度保护　　-0.026　　-0.079　　0.027　　-0.266*　　-0.312*
父亲拒绝0.150 0.205 0.301*-0.174 -0.317*
父亲惩罚0.267*0.260*0.199 0.025 -0.195
父亲鼓励独立-0.057 -0.258*0.301*0.259*0.259*
气质-0.061 -0.069 -0.135 0.189 0.293*
　　　　　附:“*”表示“<.05”,“**”表示“<.01”,以下同。

3.2　7岁不同气质类型儿童的语言表达发展研究中将儿童分为三类:非抑制型、中间型和抑制型,具体划分依据见陈会昌提出的标准[14]。64名儿童中极端非抑制型18人,中间型31人、极端抑制型15人。先对儿童语言表达发展的方差是否齐性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再对不同气质类型儿童的语言表达刘志军等:7岁儿童语言表达的影响因素分析1127　析。结果发现不同类型气质儿童的语言表达没有显著差异。
3.3　7岁不同气质类型儿童的家庭环境的比较。
为了解儿童气质和家庭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首先在家庭刺激变量方差相等的检验基础上,对这三种气质类型儿童的家庭刺激特征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只在母亲拒绝维度上三种不同气质类型的儿童之间才有显著的差异,进一步的LSD分析表明:母亲拒绝在中间型与极端非抑制型间的差异显著,其平均数差异为3.480,标准误为1.356,p为0.013;住房面积在中间型和极端抑制型间的差异显著,其平均数差异为6.624,标准误为2.975,p为.030。
3.4　7岁不同气质类型儿童的家庭变量与其语言表达发展的回归分析
以儿童语言表达的各指标作为因变量,以家庭刺激的各变量作为自变量,对不同气质类型的儿童分别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家庭变量只对中间型和极端抑制型的儿童有预测力,在这两类气质儿童所建立的回归方程中父母亲的教养方式的贡献比较大,其中父亲拒绝、惩罚和鼓励独立及母亲鼓励独立有积极的预测力,父亲保护和母亲接受则有消极的影响作用,家庭收入对字均数有积极影响。
表2　不同气质类型儿童的家庭刺激变量与语言表达发展的回归分析
家庭收入　父亲
过度保护
　母亲
　接受
父亲
　拒绝
　父亲
　惩罚
　父亲
鼓励独立
　母亲
鼓励独立　R　R2　F
中间型含字量0.394*0.394 0.155 5.132*
不同含字量0.481**0.347*0.578 0.334 6.759**
句子数0.427*0.427 0.182 6.228*
句中字均量0.384*-0.450**0.598 0.357 7.499**
极端抑含字量-0.610*0.610 0.373 7.724*
制型不同含字量-0.534*0.432*0.749 0.561 7.682*
句子数-0.597**0.431*0.802 0.643 10.807**
句中字均量0.519*0.519 0.269 4.784*
　　附:表中的数值为标准的β系数。
3.5　7岁儿童的气质和家庭变量与儿童的语言表达发展的逐步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考察儿童气质和家庭因素对儿童在实验室情境下语言表达的作用,下面将儿童气质和家庭因素作为自变量,儿童言语表达的各指标作因变量,按照自变量进入的先后顺序不同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表中结果显示,父亲教养方式对儿童语言表达的各方面都有显著的预测力。儿童气质与家庭因素同时作自变量进入时,对儿童的语言表达发展有影响。气质对语言表达虽有作用,但它的贡献率比较小。这说明了家庭中父亲教养方式对儿童语言表达发展的影响要比气质大。
表3　7岁儿童气质和家庭刺激因素与其语言表达发展的回归分析
R R2F p△R2
含字量1/家庭因素(父亲惩罚) .248.062 4.003 =.05.046
2/儿童气质(父亲惩罚) .248.062 4.003 =.05.046
不同含字量1/家庭因素(父亲惩罚) .301.090 6.067 <.05.076
2/儿童气质(父亲惩罚) .301.090 6.067 <.05.076
句子含量1/家庭因素(父亲拒绝) .311.097 6.519 <.05.082
2/儿童气质(父亲拒绝) .311.097 6.519 <.05.082
句中字均量1/家庭因素(父亲鼓励独立) .332.110 7.568 <.01.096
2/儿童气质(父亲鼓励独立、气质) .410.168 6.054 <.01.140
可接受句数1/家庭因素(父亲过度保护) .322.104 7.064 <.05.089
(父亲过度保护、父亲拒绝) .400.160 5.723 <.01.132
2/儿童气质(父亲过度保护) .322.104 7.064 <.05.089
(父亲过度保护、儿童气质) .448.201 7.536 <.01.174

4　讨论

4.1　儿童语言表达发展与家庭因素和儿童气质的关系
7岁儿童的气质与其语言表达发展关系的分析结果没有充分支持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和其他的研究[2][3]。我们只发现儿童气质与语言表达中的可接受的句子数量有密切关系;在不同气质基础上儿童的语言表达发展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这可能说明儿童气质对某些心理活动影响是间接的,逐步回归分析就显示了儿童的气质与父亲的教养结合时就能更好地影响儿童的语言能力。
以往的研究发现家庭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该观点。虽然在相关分析中没有发现两者的关系,但在逐步回归分析中家庭收入对中间型的儿童语言有预测力,这说明社会经济地位对语言有一定影响。这种状况可能是极端抑制型的儿童与外界接触相对较少,那外界提供的刺激多寡对他们没有多大影响,而非抑制型的儿童喜欢主动地探索环境,与外界接触相对较多,虽然家里不足,但户外环境的丰富弥补了,因此它的影响没有显现,而中间型刚好介于两者之间。
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的语言能力间的结果与其他研究者的结论一致的方面是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的语言表达发展有显著的相关,并且对语言能力存在显著的预测力;该结论同时支持中国父母的严格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心理发展有积极作用的观点,这进一步证实了曾琦等人的研究。不一致的地方是少量的母亲教养因子与儿童语言能力有关,而且它还不具备良好的预测力;父亲教养方式的大部分严格因子与儿童语言能力关系密切,且有显著的预测力。这可能正如Amato & Gilbreth(1999)元分析指出的,当父亲为儿童提供支持时,儿童有更多的学业成功。而中国父亲表达支持时,一般是通过采取严格的措施和要求,如拒绝和惩罚来进行的。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父亲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父亲的拒绝和惩罚就是对他们的否定,儿童为逃避这种消极体验就必须不断前进,父亲过度的保护反而会使他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还有就是这时儿童进入了学校,教师这个权威人物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
母亲的影响。
4.2　7岁儿童气质与家庭环境的交互影响与儿童的语言表达发展根据语言的主客观相互作用学说,我们对儿童气质与家庭环境作了一系列分析:相关分析中气质与母亲教养的鼓励和住房面积呈显著相关;不同类型气质的影响因素的方差分析和LSD检验显示了在母亲的拒绝和住房面积上存在差异,而回归分析表明不同气质类型的儿童中影响其语言表达发展的家庭环境因素只有父母教养方式,而没有了住房面积,家庭收入进入了回归方程。在中间型儿童中,父亲越多采用惩罚,较少使用过度保护儿童的方式,儿童的语言能力越高;在极端抑制型儿童
中,母亲较多的使用接受方式反而不利于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父亲运用拒绝和鼓励独立的方法则越利于儿童语言的发展。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气质在语言表达发展中的影响比较弱。这些结果虽然说明儿童气质与家庭环境间存在联系,但两者间的相互影响不是很密切。按照语言的相互作用来理解,父母的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本身和行为表现,而这些反过来又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调整,在这种协调中儿童的心理会获得发展。但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以往的研究。原因可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以父母的严格型教养方式为主导的社会中,中国的父母们可能并不十分关注儿童的反应,大多从自己的观念和想法出发教育孩子、鞭策孩子,儿童语言发展的过程就可能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父母教养对儿童的语言发展起重要作用,但我们不能完全忽视儿童的气质,儿童气质与教养方式的有机结合还是能产生更大的效用,这要求我们父母要多注意儿童的行为反应,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

5       结论

家庭的收入对儿童的语言表达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尤其是父亲的严格教养方式,与儿童的语言表达发展有显著正相关,预测效果也显著。儿童的气质与其语言表达发展关系在个别维度上显著。儿童的气质与其父母的教养方式间的相互作用对语言表达发展存在着影响。

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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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ven-year-old Children’s Language Expression

Liu Zhijun

(School of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ology, Xiangtan, 411201)

Chen Huichang

(Schoo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64 children’s temperament and language expression were studied through lab observation, and parent’s rearing styles and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were also studi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amily income had some influence onchildren’s language expression. Parent’s rearing styles, especially father’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children’s language expression.Children’s temperament had an effect on special aspects of their language expression on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ldren’s temper-ament and their parent’s rearing styles had an effect on their language expression.
Key words:   language expression, temperament, rearing 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