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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在文学与文化之间 ——2011年文艺学前沿研究报告 吴子林 周 娆 摘要：2011年的文艺学研究覆盖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两大界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学的全球化、视觉文化、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等诸多论域，均有较为出色的研究成果，使文艺学研究呈现出多层级的深入与科际之间的互动。文化研究丰富、扩大了传统的文学研究，突破、超越了文艺学既定的学术体制，但是，作为一种“后学科”，文化研究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努力，文化只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文化研究不可能完全取代文学研究。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上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融合一体，对研究者而言仍是任重道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学的全球化；视觉文化；文化维度
不论是对于西方理论的深入思考，还是对当下文艺问题的热切关注，或者是古代文论的研究，2011年的文艺学研究都呈现出了新突破，表现出更加缜密的理性思考与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所思考的问题更加深刻，研究的方法更为多元化，提出的观点也颇多创新与突破。本文试择取其中若干重要问题予以论述之。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时逢建党九十周年，不论是学术会议还是论文报告,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予以了特别的关注,研究者特别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价值的挖掘。
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分析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进行了批判;而近期研究则侧重于挖掘英国文化批评与美国文化批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吸收。
如冯巍《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纬度》[1]一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历史维度是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论文细致分析了纽约学派四位代表批评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情况：威尔逊混合美学批评和社会批评，扩大文学历史维度的阐释；菲利普斯则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灵活性；拉夫更具有政治倾向性；而蔡斯坚持大规模的文化批评事业，强调文化批评的政治视角;由此可见,纽约学派只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批评方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结论。纽约学派追求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既不附属于政治派别但又具有政治关怀的批评立场，而这种政治关怀只是文化批评的一个组成部分。纽约学派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视作一个恒定不变的真理的态度对我们颇有启发。韩振江《齐泽克：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2]则将齐泽克的文化批判与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相区别，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认为齐泽克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代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美学、文学、电影、艺术、大众文化等诸多审美领域，深化和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
周海玲在《历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对大众文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3]一文考察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托尼•本尼特在大众文化的文本研究价值和意义确立过程中所作的贡献。论文指出，托尼•本尼特通过对索绪尔共时性语言和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解构，超越了文本形而上学，更为关注文本生产与政治、历史、经济等社会语境相关联的过程，提出了阅读构形与文本间性理论，在对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与社会历史的动态生成过程的考察中，建立了一套历史化文本实践的方法，从而实现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转轨。刘坛芸、孙鹏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4]同样关注托尼•本尼特对马克思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的借鉴。论文指出，托尼•本尼特从通俗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关系入手，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定义是僵化的、非历史化的，属于文学本质主义，因而将通俗文学排除在外；而这种文学本质主义的形成又受到资产阶级形而上的、唯心主义的关系影响，为此，托尼•本尼特主张将文学从审美中解脱出来，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意识形态性，还提出“阅读型构”理论，对文本阅读效果进行政治化考量。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高建平《发展中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意义》[5]通过对艺术观的回溯，特别是对康德美学和杜威美学的分析，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科学性就在于肯定艺术对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起到调整、制约和平衡的作用，进而肯定其当代意义就在于美学应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争中使自身得到发展，通过阐释给社会所需要的艺术提供支持，使人们过上有品位的生活。赖大仁《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今时代》[6]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种开放性文论形态，其把文艺问题与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不断激发人们去探索和回答新的时代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我们当代文论的启示意义又主要体现在：从现实问题出发的理论立场和现实关怀精神、开放的理论姿态和宏阔的理论视野、追求社会与人的合理健全发展的价值理念。
不论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还是探讨西方学派，这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对于社会—历史阐释纬度的重视。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学时，并不是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体，简单地就文学论文学，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宏阔的历史视野中，置于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量之中。这一开放性阐释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在时代性和思想性上超过其他文论形态，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借鉴吸收的。特别是在文学创作沦为感官欲望的符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所内蕴的批判性与指导性，无疑将成为一剂清醒剂，使我们摆脱莫名的躁动与喧嚣。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不应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教条产生抵触情绪，更不应作为流于表面的口号，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当下的文学实践，在阐释中不断推动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文学的全球化与地方化 不论是全球世界还是我们本国疆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之前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不断被打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于是，文学创作的全球化与地方化问题凸显出来。
文学应“全球化”还是“地方化”？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主张在也有世界视野的同时着力于本民族特征的展示。如，王大桥《审美习俗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建构为例》[7]就以中外文化中多样化的孙悟空视觉形象来探讨审美习俗的强大影响力。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根据既有的审美习俗赋予孙悟空形象以不同内涵：中国在绘画、戏剧、影视、动漫的不断变迁中最终确立了潇洒英俊的美猴王形象，人性、神性、兽性完美融合；日本动漫则在时代发展中将本民族特征注入孙悟空形象；韩国基于国内文化产品市场考虑，赋予孙悟空形象更多现代性和全球性；而泰国则将孙悟空作为神灵崇拜。通过对孙悟空形象本土演变和海外流传的考察，我们看到，所有的文化信息和符号都是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而这些文化信息和符号作为民族归属的象征，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认同。
有的研究则通过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考察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8]认为，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纷争的根源。他通过对顾彬“垃圾论”的详细辨析，认为顾彬对于中国当代小说不够了解，其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喜好和经验判断，缺乏学理依据。当顾彬用欧洲中心主义的眼光来评判中国当地作家便不可避免出现偏差，其言论充满了自相矛盾。论者认为，本土经验这一命题应包含几个维度：传统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学神韵；在实现本土经验表达方面，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含量，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9]重点研究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本土经验，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但是不论使用什么样的讲述方式，经验始终是中国的，着眼于现代化进程中小人物的命运、底层人物的悲欢离合、残酷生活中人性的光辉。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学不可能再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但对于人类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会消失。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10]选取严歌苓、李彦两位华人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异质性文化碰撞对于她们写作的影响，认为尽管同样是处理“红色资源”，严歌苓侧重于思想层面，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苦难生活中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李彦更着力于语言层面，摆脱现代汉语的思维局限，用英语思维来处理红色资源，虽在思想层面并未触动国内主流的历史评判，但仍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李彦的创作对于我们当代文学实现世界性目标有重大启示，必须克服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建立与传统的联系，逐渐把现代汉语铸造成一种典雅性和书卷气的语言，实现精神的深邃和隽永，迈向通往世界性的道路。
近代以来中西方关系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而20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呈现，反映了中国文化、文学自信力的增强。但是这份自信万不可走到极端，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具有一种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着超民族或是民族应该取消。因为文学作为人学，总有些意蕴是超越了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界限，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好的文学总是有力量能够拨动所有人的心弦。文学创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远大的追求，不局限于为本民族本时代的人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此即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此即为“手低”。从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淡化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
边疆文学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强化。如，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11]认为，新时期的“边疆小说”既不同于五十至七十年代将边疆美好化以符合意识形态宣传，也不同于八、九十年代对边疆的回忆，而具有自身特殊的叙事模式：朝圣模式、历史叙事和探险叙事。这种朝圣是现代人破碎的生存状态和灵魂的无所皈依所产生的内在需求，通过对边疆世界的开掘来寻找一种永恒的精神能量，去唤醒爱、激情、欲望等生命本质，弥补现代文明的弊端，给孤独的现代都市人一种精神疗救。而历史叙事则是新一轮的“文化寻父”，不论是作为救世主的“傻子”形象，对具有强大原始生命力 “动物”的崇拜，还是英雄的塑造，都既弥补五四以来文化“弑父”所带来的“孤儿”心态，重新建立起回家之路，又恢复19世纪之前的宏大叙事传统，来对抗琐碎零散的个人化叙事。同时以探险叙事来满足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冲动。论者指出，作家笔下的“边疆”已经被神化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号，作为福地乐土被人所向往。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暴露，不断被异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是边疆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现出来的是边疆纯真朴实的精神、顽强的原始生命力。人们相信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边疆存在着精神宝藏，能够洗礼和救赎蒙尘的心。因此，对边疆精神的展示与颂扬，无疑包含着一种地缘政治学批判的思维。边缘被不断美化，以烛照中心的丑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与本土化关系问题。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2]首先肯定了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等等。而面临的问题我们更是不能忽视的，如遗产资源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基础不断恶化、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世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后继不足、外来文化的强力介入与冲击不断改变着民族文化传统。
少数民族的弱者心态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民族问题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文学创作向边疆迁移，整体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经验的展现。同时我们也应借助“申遗”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视觉文化与文学之关系 首先被关注的是视觉文化下文学的命运，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13]对小说的命运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影视交往历史的回顾，认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第五代导演与先锋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础上，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开始转型，作家与导演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消费文化。标志性事件是六作家为张艺谋电影撰写《武则天》小说剧本。至此作家便频频“触电”，引发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对于小说构成的渗透：小说生产方式逆向化，先有剧本后改写成小说；叙事手法剧本化，对话增多，语言运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因此现在小说创作的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小说的“闲”与“慢”的阅读传统已经被视觉文化所谋杀，而影视化小说用视觉思维和影视逻辑所创作出来的快节奏小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救世主，因为其所追求的画面感、节奏感不断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使小说成为一种消遣，进一步摧毁着小说阅读。所有这些使得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命运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戴文红和黄发有均认为视觉文化对于文学的确存在着冲击，但是文学并非不堪一击，仍然能够找出突围之路。戴文红认为，突围之路是构筑“可能生活”；其《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14]一文认为，电子书只是作为传统书籍的延续，不可能取代传统书籍。而可视化阅读这种动态接受方式才是经典的最大威胁。但可视化阅读通过将经典转为影像或是电视文化讲座的方式，却使经典沦为一种空洞媚俗的浅层阅读，成为戏拟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业炒作的“景观制造”。而长期下去会使人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在“自由平等”的幌子下沦为平庸，最终丧失人的创造性和自由本质，在感官刺激中画地为牢。而这也正需要经典的力量予以拯救，为我们构筑“可能生活”，给我们以向上的指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去释放我们无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扩展我们的生命容量。生活需要文学远大于文学需要生活，也正是因为如此文学才这样美好，具有如此大的力量。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15]则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视觉文化下文学写作的命运。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的盛行导致普遍的浅阅读，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对于深度阅读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这种浅阅读又刺激着浅出版的盛行。浅阅读与浅出版之间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纯文学的深度模式被解构，而通俗文学则在“平等”的幌子下沦为庸俗，这一切都造成了浅写作趋时媚俗、追求速成，采取阉割哲思与诗性的配方路线，逐渐丧失了语言的独立性。而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文学，也制约着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阅读中重新发现和激活伟大的文学传统。而重构深度模式则要求作家保持与写作之间的紧张感，去挑战写作的难度，拒绝模式化和简单化，同时也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只有不断激发语言的艺术表现力，表现无法视觉化的复杂世界才能在视觉文化的包围中找出突围之路。
学者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态度也所差异。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16]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认为其作为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理论工具，是由围绕着文化界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所兴起的，以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传统艺术史只关注于高压艺术品的做法不断被打破，而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在的视觉表现形式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对于视觉文化研究有艺术史、文化研究与传播学三种研究路径，分别从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对图像进行全面剖析。特别是“新艺术史”（从艺术史传统衍生出现的视觉研究）与视觉研究的交叉重叠关系尤其值得关注。作者认为“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而视觉文化通过对形象所传达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的揭示，成为文化建构的新领域。
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17]则主张语言与图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两者的差异和价值。从插图本对绘画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认为对图像的感受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语言难以取代的优点，而且受众面更为广泛。潜在于语图之争背后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而对《拉奥孔》的分析则批判流行的诗歌高于绘画观，认为莱辛对诗画功能和价值的区分，是为了纠正当时流行的诗画一体观，小说的时间性存在方式不同于绘画的空间性存在方式，小说诉诸于虚构与想象，而绘画则倾向于直观呈现。在忽视中国重抒情而西方重叙事的文体差异下，将《拉奥孔》优劣评价的争论与中国传统诗画一体说盲目联系在一起，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更是将电影与诗画并列，认为电影是诗画两种艺术形式在现代的完美融合，提倡要融合诗画差异，形成互相交错的“总体艺术”才是人类艺术的必由之路。
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18]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机器为对象，指出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这次视觉转向不同于以往之处就在于充当观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机器，因而将改变原有的观看手段、观看机制、观看主体、权力配置等。而正如机器本身就隐含着政治纬度，机器研究并不停留机器的物质性本身，更关注机器对观看主体和观看行为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在法国新理论启示下的机器理论更侧重于对机器的语言学分析。而这种微观和中观研究又尤为关注机器对主体位置的建构，主体对机器的认同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权力配置问题。视觉机器在呈现的同时也遮蔽掉一些东西，从而传播和强化相关的意识形态，并促使主体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来完成象征性的认同。而权力对欲望的编码和流动的欲望对权力的编码，则在视觉机器中形成一种流动的权力配置。视觉机器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只有对机器作解构式的批评才可能为观众摆脱机器的配置提供一条路径。
作为当代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视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可能螳臂挡车般予以阻止。视觉文化确实对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就作家而言与影视的结合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造成作家创作水平的下降；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场操纵下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就读者而言，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感觉刺激，放弃生命的沉潜与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东西，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典。就文学本身而言，一方面经典被戏拟、大话、重构，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摧毁着经典，另一方面各种迎合读者趣味的畅销书取代了经典，量多而质不高的作品充斥着网络与图书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而言，任何危机的背后都是发展的机遇。不论是加强文学自身，还是通过理论研究摆脱机器的控制，或者走总体艺术之路，人们都坚信不管文学以什么形式存在，文学既不会死亡，也不会终结。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媒介事件和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商品，而是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
西方文论研究之反思 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理论研究从盲目引进介绍到开始进行审慎的反思。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有发展也有衰落期，有优势也有弱点。由于接受语境以及以往我们对西方理论缺乏全面而完整的了解，对于它们的精华和缺陷未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评价，所以也未能完全做到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几乎每一波西方理论大潮涌入都会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热点，比如说女性主义引进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提供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研究视角。诚然，理论工具的创新对促进术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出现是有其价值。
但是对于每一外来理论如果没有审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并转化吸收的。所谓“热点”，有时就像一阵风吹过海平面不时掀起波浪，但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能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所幸，近年来的研究平缓了起初的激动与焦虑，开始以一种平静、审慎的态度来深入反思西方理论的研究。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19]从历史、现实、文学、个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兴起的原因，指出这是数百年来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运动和实践的产物。
怎样看待“文化研究”这一“显学”？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极不简单认同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并以现代性研究和后现代研究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为例，揭示了全球对话主义的优势与可行性。刘方喜《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跨学科性”》[21]则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学科性来揭示在学科分化弊端凸显的当下文艺学应该怎么做。我们既不曾拥有真正的“跨学科”眼光，只强调文艺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化，把其他学科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又不曾认识到现代学科在分中有合的状态中总有一种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会学范式。并且文化研究对于跨学科是有借鉴意义的，超越学科分化、遵循社会学范式而具有“去经济化”的特点、“去哲学化”。在当代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论跨学科优势，必须拓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范围和哲学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哲学”意义重大。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则认为,文化研究十多年来虽然轰轰烈烈却鲜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问世，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是理论与那就来深入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和美国文化批评尽管在某些研究上有共通之处，但认识预设和理论基础迥异，并且只是一种流行一时的学术思潮，并不能独步天下。论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对理论的消费而不是对理论的生产，我们只有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去挖掘探究和当下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问题，避免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而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的热点问题之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23]认为，当代文艺学由于对自身结构性的盲视，如过分强调审美造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放弃了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从而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认识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未定性与复杂性。而正是这双重结构性盲视，使得当代文艺学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转向这一理论生产的趋势。而生活世界作为知识实践的根本性场域，我们既要批判那些操纵性的力量，更要看到人们反抗支配的努力，以此作为理论发展的立足点。当代文论要转型就必须实现理论与生活世界的“结合”。而在这一过程中，文艺理论应保持肯定性的价值内涵、历史的视野和开放的形态。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24]对“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观念的生成语境与论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反理论”揭示出学科互涉与理论融通的趋势，但是也造成了不同学科之间理解的悖论，“理论的抵抗”则反映了以罗蒂、维特根斯坦等学者为代表从哲学、伦理学、美学研究向文学理论的转移，“理论之后”则与整个社会文化变革密切相关，而理论的文化价值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三种观念彼此是有区别的。而理论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则是我们盲目实用地理解和运用理论，但真正的理论却一直缺失。因而“理论之后”并非意味着理论真正的危机，而是理论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中的价值诉求，呼唤着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的出现。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进展 2011年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的探索与推进。限于篇幅，仅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5]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批判“为文而造情”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作品的空洞之情、虚假之情和艳俗之情；他说“体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丰富的现实感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刘勰对与山水诗、咏物诗和田园诗所体现出来的“情”，即那种社会性较小个体性较强的“情”，也加以肯定。刘勰既肯定那种以《诗经》为传统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会的、群体的、理性之“情”，也肯定个体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刘勰在“情”的问题上是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样产生的？主体触物起情后，所产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构思或动笔之时，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与外物融合为一？即主体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对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以情兴”（“物感”）到“物以情观”（“情观”），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价的过程，是审美的完整过程，它们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第三部分，讨论中华古文论中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注意到“物感”说，而忽略了“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此文对于“物以情观”的再发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刘勰的情感表现理论。
王文生认为研究《文心雕龙》者都称赞其体系严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涵及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26]一文从《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结合刘勰生平，认为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又结合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论过和刻意忽略的作品，认为刘勰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阉割文艺自身特性和规律，用伦理政治价值来取代文学自身价值，反而对文学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并且指出刘勰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实事求是、细致精微地对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文学创作论。在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一片赞扬声中，本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
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 [27]一文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作了全新的系统阐释，认为该命题所论为“学诗之法”，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诗歌功能论；具言之，诗的兴发感动使个人的主体生命开始觉醒，进而反省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诗》中“彻悟”或“发现”某些人生的“意义”；在学《诗》过程中，“兴”与“群”构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诗情的兴发感动，使学诗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联结起来，产生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归属感、亲和感；“兴”与“观”的学诗阶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对象世界，到了“群”则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参与、融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体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层。“怨”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现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在“学诗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审美的优先性毋庸置疑。这篇论文颠覆了20世纪以来郭绍虞、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论说，提出与其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毋宁说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协调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造就一个充实、整全、和谐的社会等方面，孔子的诗学之思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深化我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
八股文之价值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重视，研究也相对较多。如，陈才训《清代小说与八股文关系三论》[30]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八股文教育对于清代小说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论文先是枚举了文康、李绿园、蒲松龄等清代小说家坚持“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以及小说所呈现出的“间杂以经史掌故话头”的语言特色，接着详细分析了小说家如何以八股思维与写作技法来创作小说，如蒲松龄将八股代言理论用于小说人物塑造，李瑜将八股文“冒子”解构技巧用于小说开篇设计，文康对八股文“截搭题”结构技巧的借鉴，蒲松龄对八股文伏应技法的成功运用等。此外以徐述夔为例指出小说家除借诗词、小说以炫耀才学外，还存在着以八股自炫的心态。对清代小说与八股文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论析，揭示了八股文对小说文体的多维渗透。本文的写作很有启发意义。黄霖《<西厢>名句为题之八股文的文论价值》[31]深入挖掘了中国文论史上少有的八股“句论”（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对作品中某一单句作专门的分析和批评），这些对《西厢记》中一些名句进行解读的八股文章，对《西厢记》的写情主旨、情景创造等进行细致而精彩的论述，不仅文辞优美动人，而且分析细腻而有创见，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从整体上看，一方面2011年度的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多元化，其视阈更加宽阔，越来越多的研究呈现出古今中外的融合会通；另一方面创新性有所提升，不少论著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不论是具体篇章的解读还是思想的阐发，都有了可喜的推进。
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如何解决学科过度分化、学科壁垒森严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当下哲学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文艺学也在文化研究冲击下，不断打破学科分化，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
冯黎明《文学研究如何走向体制化》[32]着重探讨了文学研究是如何在现代性的分解式理性的作用下，从古典知识的整一性结构走向现代学科化知识，进而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化地位。就英语世界来看，在古典自由主义人文教育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侧重于审美教育；在近代研究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倡导“文学性”；而在现代multiversity时代，文学研究力主文化理论。可以说文学研究至今没能够形成稳定的知识依据、思想资源、价值准则和阐释技术。就中国而言，则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癸卯学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学科化之路，上一世纪20、30年代大学课程设置确立了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学术方式，50年代院系调整文学研究成为政治伦理的一部分，失掉了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价值，80年代文学主体性讨论，在追求政治解放的情况下寻求文学的独立自主，90年代学术体制化，在文学研究“向内转”的同时削弱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力。而正因为如此文化研究因其跨学科性才能大行其道。
姚文放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33]中提出文化政治虽然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概念，但却从来没有在学术理论中缺席，虽与社会政治一样关注权力问题，却侧重于文化方面。文化政治作为一种微观政治，更为关注具体、局部、感性的东西，而这正与文学理论不谋而合。由于文化政治的介入，晚近以来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后现代转折：从对总体性、全局性的“元问题”的思辨转向众多微细理论的交织；从逻辑性结构转向各种零散、示例性概念的集结；更为关注文学批评和文学解读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由此认为文学向文化政治转移是恰当的。文学理论的人文理想和终极关怀正是文化政治所追求的，而文化政治始终保持着一个文学的支点。
关于文艺学研究的走向问题，一部分学者主张是不断深入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领域，将边缘化学科纳入研究范围。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要打破学科化、专业化的束缚，是文艺学具有跨学科的眼界。我们认为，文艺学研究不应该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材料堆积，跨学科只能将文化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将文化变为文学研究的中心。“向内转”的文学将文学拆分成了零件，而在这段碎片之中我们消解了文学；文学研究的文化维度则将我们从自我封闭中解脱出来，却又远离了文学、消解了审美。作为一种“后学科”，文化研究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努力，并非像有的学者所断言的，反映了人类情感心理本体的逻辑发展过程。在我们看来，如何在“文学”与“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有效地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每一个文学研究者必须认真对待和考虑的理论问题，更是具体的研究实践问题。
顾祖钊《文化诗学三题》[34]提倡以文化诗学来应对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冲击。文化研究的盛行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局限，但文化研究的“反诗意”性却只把文学作品当作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例子，因而兼顾文化与诗意批评的文化诗学在当下有着重要意义。而中西文化诗学在哲学基础、目的论、历史观和文学观等方面的尖锐对立也是不容忽视的，也只有明白了这些差异才能坚定建立中国文化诗学的信念。在实践层面，作者提出了两种批评模式：一是借鉴西方文化诗学批评的单视角切入模式，以单一文化门类为切入视角进行文学批评，同时避免其“外部研究”缺陷；一是全文化视角的层次性批评，将文本中所蕴含的多重审美文化意蕴层层剥离，形成一个意蕴系统。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新形态，由童庆炳等学者所倡导的“文化诗学”,在文本、历史与现实之间穿行，贯通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极大地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假以时日，当会有更多铢积寸累、脚踏实地的研究力作问世，以其实绩推进我们时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
童庆炳《当前文学理论发展新趋势》[35]一文以罗钢集十余年之力完成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学案研究为例,指出“学说的神话”必须破除，研究的方法必须革新，真正的学者需要一种持久坚韧的研究精神;在童庆炳看来,文艺学研究陷入了危机状态,摆脱危机的办法有两种，第一是密切文学理论与当下创作实际的联系；第二是静下心来，反思百年来文学理论走过的路。他认为,文案研究、学案研究是反思百年现代文学理论的结节点，现在进行这种研究正当其时，是目前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趋势。对于日益凌空蹈虚的文艺学研究,这的确是一剂良方。文案研究、学案研究将从历史与现实的文学经验中汲取新的营养,使一些常谈常新的话题产生新的活力,使文艺理论研究切实地建筑在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之上,做到不浮躁、不大言欺人、不贩卖移植，真正具备“接地”或“及物”的理论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童庆炳在文中还指出，凡欲有所作为的研究者，其实大可不必急于申请什么社科基金课题，不必急忙去结项，也不必参加没完没了的学术会议，不去赶那些没有学术意义的热闹；而应安下心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放慢了节奏，慢慢地搜集资料和证据，以“十年磨一剑”的工夫，无比坚韧的研究精神，去研究一个众说纷纭却始终没有解决的学案，找出了新的证据，写出新鲜有力的文字，注入新的学术元素，形成新的学术趋势，从而给现代文学理论发展校正航标，拨正航路。可以说，这是老一辈学者对年轻一代学者提出的殷切希望！在物质至上的时代，学术泡沫、学术垃圾风行一时，人们已然忘了学术是一种文化积累。波普尔在写于1952年的《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说过：“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以外的那些迫切问题，这些根烂了，哲学也随之死亡了。”[36]文学与哲学一样，归根结底说的都是与我们现实生存境况相关的道理。我们在焦虑如何摆脱文艺理论危机的同时，真的该想想明天我们的书桌如何放平的问题了！
参考文献：
[1] 冯巍.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纬度[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3).
[2] 韩振江.齐泽克：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5).
[3] 周海玲.历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对大众文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4).
[4] 刘坛芸,孙鹏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1).
[5] 高建平.发展中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意义[J].文学评论,2011,(3).
[6] 赖大仁.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今时代[J].文学评论,2011,(3).
[7] 王大桥.审美习俗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建构为例[J].文艺理论研究,2011,(5).
[8] 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J].文艺研究,2011,(10).
[9] 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J].文艺研究,2011,(8).
[10] 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J].文艺研究,2011,(2).
[11] 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J].文艺研究,2011,(2).
[12] 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6).
[13] 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J].文艺理论研究,2011,(1).
[14] 戴文红.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J].文学评论,2011,(5).
[15] 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J].文艺研究,2011,(4).
[16] 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J].文艺研究,2011,(5).
[17] 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J].文艺理论研究，2011,(1).
[18] 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J].文艺研究,2011,(5).
[19] 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J].文学评论,2011,(2).
[20] 金惠敏.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J].文学评论,2011,(1).
[21] 刘方喜.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跨学科性”[J].文学评论,2011,(3).
[22] 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J].文艺研究,2011,(7).
[23] 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J].文学评论,2011,(3).
[24] 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J].文学评论,2011,(5).
[25]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26] 王文生.《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J].文艺理论研究,2011,(4).
[27] 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J].思想战线,2011,(2).
[28] 李春青.中国文论中“文统”观念的文化渊源[J].文学评论,2011,(2).
[29] 洪越.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J].文艺研究,2011,(10).
[30] 陈才训.清代小说与八股文关系三论[J].文艺研究,2011,(3).
[31] 黄霖.《西厢》名句为题之八股文的文论价值[J].文艺研究,2011,(7).
[32] 冯黎明.文学研究如何走向体制化[J].文艺理论研究,2011,(4).
[33] 姚文放.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J].文学评论,2011,(3).
[34] 顾祖钊.文化诗学三题[J].文艺理论研究,2011,(3).
[35] 童庆炳.当前文学理论发展新趋势[J].探索与争鸣,2011,(9).
[36][英]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99.
作者简介：吴子林（1969—），男，福建连城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周娆（1990—），女，湖北潜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文艺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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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16 16: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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