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杰出科学家的成长经历看基础教育——读《院士思维》

教师之友网

从杰出科学家的成长经历看基础教育——读《院士思维》
　　
　　
　　 唐晓敏
　　
　　国家重点图书《院士思维》（卢嘉锡等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的宗旨，按书中序言所说，主要是为了系统挖掘、整理、研究两院院士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因职业关系，在阅读《院士思维》时，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其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与早期教育有怎样的关系。这套图书共四卷，收入了221位两院院士的文稿，院士们年龄及专业也各有不同，但仍然能发现他们成长经历中的某些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大都出生于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父母的职业来说，两院院士父母或父母的一方为教师的比例相当高，院士提及自己父母职业的共有60人，其中父母或父母一方为教师（包括曾经为教师）的就有25人。这些家庭往往并不是很富裕，但大都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在这方面，周恒院士（力学家）童年的基础教育经历可称典型，他在文稿中写道：“我父亲抗战前在上海任中学教员，深知教育对子女的重要性，总是力求为子女找一所好的学校。因此我除了因家庭迁移而改换学校外，也因觉得原来的学校不理想而重换学校。这样，我一共进过5所学校。”《院士思维》中其他家庭出身者父母往往也对子女的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如王正国院士（野战外科专家）讲自己童年时说：“母亲几乎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对我们的培养上，并且经常教育我们要勤奋、诚实、俭朴、自尊。这些幼年的经历对我后来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两院院士中，有不少人中学时期曾在名校接受教育。中学名校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业基础，这一点颇值得注意。如王选院士（计算机专家）小学和中学都在上海名校南模读书，这所名校的校友中仅院士就有20多名。闻邦椿院士（机械动力学与工程机械专家）就读于颇有名气的台州中学，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中后来也有了4名院士。陈俊武院士（热能动力工程学家），就读于北平崇德中学，这是一所严格的教会学校，他在这里打下数学和英语的基础。陈俊武院士还记得自己在这所中学的第一堂英语课就是学《天方夜谈》中的一段故事。周恒院士改换了4所学校之后，最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他回忆道：“南开中学在当时具有全国最好的师资和在、设备，而且经常请一些知名人士来做讲演，政治、文化、科学等方面的都有，使得学生除了学习基础知识外，视野开阔，思想活跃。”与上海的南模学校相似，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生中，后来当选为科学院院士的也有20多人。郭重庆院士（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设施规划与设计专家）考入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这所学校是抗战时期北平师范大学内迁时建立的。师资力量雄厚，郭重庆院士回忆当时情况时说：“教师强调学生独立思考不局限于课本知识，不要求死记硬背，注重知识的理解，就这样一所边远的中学，在那种环境下共培育了4位院士。这种学习环境和教育方式使我一辈子获益非浅。”於崇文院士（地球化学动力学家）就学于上海南洋中学，谢希德院士（物理学家）先在燕京大学附中学习一年，后转学至北平贝满女中。南洋中学和北平贝满女中都是当时的名校。
　　 院士大都强调中学时期基础教育对自己的影响。如王阳元（物理学家）讲：“中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特别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建立，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李衍达（信号处理与智能控制专家）院士讲：“我的学习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形成可以追溯中学时代。”赵其国院士（土壤地理学家）讲：“我对地理科学的爱好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学、时代。”陈太一院士也讲：“初中时期对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最具有影响力。“中学对一个人未来的影响自然是多方面的。院士们所就读的学校实际上也各有其特点，如有的学校以严禁著称，如谢希德院士就读的贝满女中，王阳元院士就读的宁波中学和陈俊武院士就读的北平崇德中学都治学严谨、校风整肃。有的却采取松散的管理方式，如郭重庆就读的西北师院附属中学就引用大学的一整套管理方式，管理方式松散，没有严格的作息制度。但这些名校的教学，至少有两点的相同的，一是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高。如於崇文院士就读的南洋中学。其中的教师大多南洋大学的教授兼职；除国文外全部采用英语课本。国语课的内容包括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和现代文学。英语课包括文法、修辞、英国文学、现代英语、会话、作文和中英文互译（包括中国古文的英译）……课外还广泛接触哲学、政治经济学及中西方的文化、艺术。二是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一点格外值得注意。两院院士在讲到自己的思维方式及工作成就特点时，有相当多的人强调自己注重交叉性学科领域的研究。如彭少逸院士（化学家）讲：“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像过去那种所谓的学科界限，到今天已经逐渐淡化了。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从简单到复杂，交叉越来越多了，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任何一项发明已很难是单一的学科能够做到的，它往往是多种分支学科综合在一起的结晶。所以我认为要搞出有特色的东西，单靠某一学科的长处常常是不容易的。如果你对某些学科都有一定的知识深度的话，这样就比较容易把不同的学科结合起来，从而比较容易激发新的思维。”谈家桢院士（遗传学家）讲：“知识面的扩大，可以使思维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驰骋，从而使思维更为活跃，更能发挥创造性。“博大方能精深”，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如果囿于一个狭小的领域，缺乏广博的知识储备，就难以、融会贯通各种科学方法的要领，即使埋头苦思冥想，也会因为缺乏打破常规的思路和突破心理定势的创造力而难有贡献。知识结构越广博，产生重要联想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要求早期教育打好宽厚的基础，更重要的或许是，基础教育应该鼓励学生有广泛的爱好。许多院士实际上也正是这样成长的。
　　 值得注意的是，两院院士的爱好并不仅仅限于理科，他们的早期教育中包含丰富的文学学习的内容。这种学习经历使他们对文学有由衷的喜爱。如马在田院士（地球物理学家）讲自己“在小学时就读了许多古文，如《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为徐敬业讨武照檄》和《李陵答苏武书》等。尽管当时不懂这些文章中的全部含意，但通过读这些课外的书，扩大了视野，启发了思维，也养成了涉猎课外读物的习惯。”谢学锦院士（勘察地球化学家）“小学二年级（7岁时）就开始看《三国演义》。外祖父家中有几百种小说，包括中国古典小说、近代小说、剑侠小说，还有外文翻译的小说。上中学后更是“狂热地精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及许多近代文学作品。”王志钧院士（生理学家）讲：“在小学毕业后，我补习了《古文观止》、《古文释义》，阅读了《史记》、大本《王凤州纲鉴》等书，打下了一些中国文学和历史基础。此后，阅读文学和历史著作竟成了我一生的业余爱好了。”王梓坤院士（数学家）对文学的爱好，竟是从阅读一本不入流的小说《薛仁贵征东》而引发的。他看到这本书，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这次大发现对我一生有决定性意义，从此我到处找书看，从《薛仁贵征西》、《罗通扫北》到《聊斋志异》、四大奇书、着迷到放牛时、车水时，甚至在田间小道上走路时，也手不释卷，心无旁骛。这样，既识了字，添了智慧，而更重要的是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杨雄里院士是神经生理学家，但他对文学由衷爱好。他讲到：自己曾“利用课余时间背诵唐诗宋词，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研读高尔基、普希金、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泰戈尔、鲁迅等文学大师的作品，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并且说道：“从我自己来看，虽然我从事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但自幼对人文科学就有兴趣。我对中国古典文学、诗歌，对外国文学，对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对哲学都有相当的了解。这并不是附庸风雅，这实在是生活的一部分。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文学、没有音乐、没有哲学常识的头脑会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会有可能去感受生活的真正乐趣。文学的魅力，诗歌的魅力，一如科学的魅力，共同组成了人类社会的文化宝库。”从中可以看到，杨雄里院士对文学艺术不仅是由衷爱好，而且对文学艺术的价值也有深刻的理解。
　　 学习语文、文学，要一种娱乐的心态，这是两院院士早期语文学习、文学阅读的特点之一。如张贵田院士（液体火箭发动机专家）讲：“母亲的国文根底扎实，要求我们在假期力背诵一些古文，有时还抽空给我们讲一些《四书》里的章节。总的说来。他们是比较开明的父母，培养了我们爱好读书的习惯，对我们读的书也不加限制。许多“闲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我都是在小学阶段读的。我很感激我的父母，他们没有规定我读什么和不读什么，也没有嘲笑我半懂不懂、囫囵吞枣地去读这些书。相反地如果他们像现在一些急于望子成龙的父母那样，天天逼着我去读、去背他们指定的书，我一定会避之惟恐不远，读书就不会成为我毕生最大的爱好。”院士的这种非功利的语文学习态度值得记取。其实，不仅是语言文学的学习，基础教育中的任何知识都不能太重功利。在基础教育阶段，许多知识不是也不应该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张涤生院士（整复外科专家）讲到：“今天的教育改革，除了本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之外，还应设置一些与提高人的素质、修养、能力相关的课程，这些课程可能与学生所学专业并无直接关系，却是人才成长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对照两院院士所接受的基础教育，我们应该认真想一想：今天的基础教育，是不是忽视了院士所说的这一必不可少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