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农器与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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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农器与农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李根蟠

农器和农法（即农业技术体系）是农业生产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两个范畴。农器一般是为一定的农法创制的，农法往往通过一定的农器才能实现，而两者都由人来掌握。农法的进步往往与农器的进步相伴随，并以农器的进步为其重要标志。农器和农法除了统一的一面以外，也有矛盾的一面；有的时候两者发展不同步，有的时候两者可能出现某种背离的现象。 　　中国传统农业以精耕细作著称于世，同时也拥有许多领先于世界的传统农器。精耕细作农法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与之配套的农器作为它的条件和标志的。 　　例一：日本学者把中国传统农法称之为“中耕农法”，以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粗放的“休闲农法”。中耕是中国精耕细作传统农法的特征之一，它可以追溯到西周春秋时代。当时已出现垄作、条播、中耕三位一体的技术，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农业撒播、不中耕的无序状态。西周春秋时期，人们非常重视中耕，中耕和春耕、秋收一样，都要在籍田中举行相应的仪式。与这种中耕技术相配套，当时出现了专门的中耕农具——“钱”（青铜铲）和“�ぁ保ㄇ嗤�锄）。青铜“钱”、“�ぁ背晌�精耕细作农法萌芽的标志之一。它们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以至成为交换中人们乐于接受的一般等价物，并由此转化为金属铸币。“钱”从此成为货币的名称。以后，货币的形态虽然几经变化（由青铜的“钱布”到圜形的铜钱，再从铜钱到今天的纸币），但“钱”的名称却延续至今，它的本义反而被人淡忘了。 　　例二：我国精耕细作农法奠基于战国时代，这和当时铁农具的普及密切相关。西汉中期以后牛耕在黄河流域普及，西汉末年《汜胜之书》的农法就是建立在牛耕的基础上的，把精耕细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魏晋南北朝和宋代，北方的精耕细作体系和南方的精耕细作体系相继臻于成熟，农史界习惯分别用“耕—耙—耢—压—锄”和“耕—耙—耖—耘—耥”来概括它们的特点，而“耕—耙—耢—压—锄”和“耕—耙—耖—耘—耥”是与北方旱地耕作农具系列和南方水田耕作农具系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的框形犁（它的成熟形态是唐宋时代的曲辕犁）富摆动性、装有曲面犁壁，适合精耕细作的要求。十八世纪专区吸收中国犁的特点对其原有的耕犁进行改造，成为专区近代农业革命的起点。 　　但是，中国传统精耕细作农法的发展有时又和农器的发展不完全协调，不完全同步。这里也举两个例子。 　　例一：汉代有两种著名的丰产农法——代田和区田。代田农法是与“便巧”农器（耦犁、耧车等）相配合的，农法的进步与农器的改进同步，结果在增产的同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但“亩增一斛”，增产约25％，而且“二牛三人”可耕田五顷（大亩），其劳动生产率盖为“一夫百亩（周亩）”的12倍，史称“用力少而得谷多”。它比较适合于大农。区田农法高度精耕细作，号称“亩产百斛”，但依靠劳力的大量投入，而不以农器的改进为条件，甚至不采用铁犁牛耕。它更适合于贫苦的小农。代田这种农法与农器同步、增产与增效并重的发展模式后来并没有得到持续。从西汉中期耦犁推广以来，农器不是继续向大型、高效发展，而是逐步被改造得更加适合小农的需要。倒是区田“亩产百斛”的诱人指标不断吸引后人试验，虽有增产，但总达不到，而且无法大面积推广。 　　例二：明清时代，精耕细作农法继续发展，土地等农业资源的利用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耕作、施肥、育种、新作物的引进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进步，但农器基本上没有改进。中国传统农器的发展在宋元时代达到高峰后，就基本上停滞不前了。《农政全书》所载农具是抄王祯《农书》的，没有新创造。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如水力连磨、高效的配套的收麦工具钐麦绰等，明清反而罕见或不用了。南方有的精耕细作水平很高的地方，竟从牛耕退回人耕。精耕细作农法向“粪大力勤”式的劳动集约的道路发展，结果在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的提高，甚至停滞和倒退。近世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和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失利，与此有密切关系。造成这些情况可以找出具体的原因来解释，但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小农经济和人多地少的状况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已经缺乏改进农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足够的动力。已故著名农史学家王毓瑚先生曾说过，中国农书中记载的大型高效农器实际上并没有广泛使用，农民更多是利用普通的锄、锹等农具进行耕作；利用简陋的农器作出细致的农活，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特点。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和智慧，另一方面也是在封建时代小农经营规模狭小、经济状况窘迫境况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农业的发展中，应该尽量使农法和农器的改进、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步。实现农业机械化仍然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但这种机械化不应是盲目搬用西方的大型农业机械，而必须与中国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缘于此，我认为，《中华农器图谱》现在出版，正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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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古来农具的演变* 王毓瑚 载《王毓瑚论文集》 一、最早的农具(公元前17世纪以前)     人类最早的工具显然都是依据用力的方式设计制造出来的。向前用力就是“刺”，这一类的工具有木棒、鹿角、石刀、石铲等等。先将工具高高举起，然后向下用力就是“斫”，或者说“劈”、“砍”，像石斧、石锛之类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石刀和蚌刀也可以归到这一类里。有时需要先向前伸出再向后拉，这就是“割”，石镰、蚌镰等就是这种工具。人类在知道了种植谷物以前，已经制作出来这些工具，用于采集食物和同野兽搏斗，后来开始从事种植时，一上来自然也是使用这些东西。那个时期的农事操作，只有播种和收割这两项，已有的那几件工具也满够用了。以后农业活动逐渐发展，需要更多样和更合用的工具，于是陆续制作了各种真正的农具出来，而这些特为农业生产设计的器械也还是从原有的那些工具演变出来的。 古代传说最先出现的农具是耒耜。这耒耜究竟是一物还是二物，关于这个问题，历来一直是其说不一，而各家的说法又都是在文献方面有根有据。看来只靠引经据典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不过无论如何，耒耜总归是刺土、掘土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没有异议。而这样一种农具显然是从木棒、掘棒和石刀之类的东西演变出来的。也许就是像有的学者所解释的，“耒”是曲柄，“耜”是柄下端附加的刺土的刃，正如《王祯农书》上所说的耒耜二物而一事，犹杵臼也。”最早的耒耜大约全部是木质的。因为是取材于大自然，其形制不会是有固定的规格，有的就是一根直棒，也有的是歧头，那就是树枝的分杈。用来制成耒耜的木棒上，要是有个位置合格的旁枝能把脚踏在上面，可以协助手力，刺土得以较深，这就会启发人们有意识地在耒柄的适当位置上缚上一根短而牢的横木，这就提高了农具的效率。此外在耒柄的下端缚上一个打磨过的石质的或蚌壳磨制的尖端，那就能更加提高了刺土的效果。可以设想，最原始的耒耜是曾经过这样的不断改进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稿撰于1973年，1974年夏修订。     用木棒之类的工具刺土，要利用前推(或下推)的劲儿。入土自然不会很深，遇到土质比较坚硬或者过于干燥，那就要太费气力。于是人们想到制作一种类似斧子的工具，先高举起来，再反转方向向下斫，这样力量就会更大。可能最初就曾使用过斧头来进行开地的工作，后来把斧头的穿柄枘孔改变一下位置，使斧柄和斧刃成为垂直，这就是“钁”了。不久前出土的有商代的铜斧，有人说是钁，钁的样子确实是像斧，区别就在于枘孔的位置。商代是否已经有了钁，这还要今后考古方面提出新的证据。现在只能说，单从农业发展的情况来推测，那时的劳动人民已经制作出来这种农具，这应该说是可能的。     不久以前，还有商代的铜铲出土。这种工具未必是专用于农业生产。不过应当指出，远古时期的器具大多不是专用的，当初制作出来铲这样的工具，也许原是用来掘土、运土的。但考虑到黄河流域这样的自然环境，杂草的滋生是比较厉害的，种庄稼的人显然很早就发觉了杂草对庄稼的危害，因而也就比较早地考虑到了除草的问题。用铲来除草也还算是有效的，因此可以把它看做较早的农具之一。   这里顺便提出来一个问题：古代曾否普遍地使用过铜制或青铜制农具?应该提出，曾否有过铜制农具是一个问题，铜制农具曾否被广泛地使用过，是另一个问题。对农业史的研究来说，后者才是有意义的。不能根据出土了个别的铜铲、铜钁之类的商代遗物，就可以断言那个时期已普遍地使用铜制农具了。依理推断当时铜或青铜制农具的使用范围似乎极为有限。这不仅仅是由于铜和青铜还不很多，首先显然是用来铸造更被重视的祭器和兵器以及贵族们的日常用具之类。更重要的缘故是，统治阶段断然不肯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敢把这些可以当作武器用的东西普遍地大量地交与广大奴隶之手。前面曾经提到过，原始时期的器具多半不是专用的，大致说来，时代越是往前，人类用具的种类也越少，换言之，一种器具更是往往有多种用途。斧的形状像钁，戈的形状像镰，可以用于耕种的，也可以用于战斗。铜的，尤其是青铜的工具，比起石质的和木质的来，要锋利得多，如果被奴隶们掌握了，这对统治阶段来说当然是十分危险的。只是到了后来一切都有了发展，兵器和农具的用途都各趋于专一，与此同时，兵器的杀伤效果大大超过了农具，只是到了这个时候，金属农具才得推广。在历史上，那是进入铁器时代以后的事。在铜器和青铜器时代，不用说那全部为金属的农具不会是普遍的，就连那些仅仅前端装有金属套刃的也好像都是例外。     有人说，那个时期可能已经出现了犁，甚至于肯定已经开始了“牛耕”。据说最初是在耒的近前端处拴上一根绳，一人刺耒入土，另一人面对面曳绳向后倒行。二人合力，开地的效率会提高很多，这就是由耒向犁过渡，或犁的最早形式。后来改为曳绳者转身与推耒者面对同一方向，用肩负了绳向前进，这样可以减少疲劳。最后又用牛代替了前面拖绳的人，这就成了“牛耕”。这种说法，虽然还有人提出证据，说清代贵州少数民族那里还有这样的耕法，但好像还不无问题。首先是像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是否就已经需要犁，这还是需要研究的。不久以前，内蒙古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德博勒庙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犁，使人不无怀疑。诚然，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自然条件，确是宜于发展种植业的。但也很难设想，在那样远古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必须使用犁的种植业。浙江杭州水田畈遗址发现的石犁虽然比较可信，但考虑到大约一千年之后，到了西汉时代，那一带还是“火耕水如耨”的状态，它的可信程度还应该说是有限的。再说耒和犁都是耕具，从未耕演变而为犁耕，其间总还应该是有一个过程的。   刘仙洲先生说，由使用耒耜的间歇动作发展而为连续运动就是犁耕的开始，而这是耕作方法上的一个极大的进展。这话是很对的。可是耒耜的前端刺土部分与地表是接近于垂直的，要说这样的耒耜一次刺人土地之后，由另一力量用绳拖着向前，就能不间歇地向前耕开土地，这是不可思议的。由耒耜发展而为犁耕，问题主要不是在于前后两个劳动者是面对面还是共朝同一个方向，而是在于破土的器具的尖端与地表基本上是垂直的还是平行的。只有二者成为接近于平行的状态，才能做到不问歇地或持续地本土破土前进。清朝阮福的《耒耜考》记述贵州苗族农民用绳拖耒耕地，明说是“一人在后推耒首”，那显然是耕者大弯着腰，把持着耒的接近尖端部分，那正是为了使尖端刺土接近于与地表平行。此外阮文并没有说这样就可以不问歇地前进。实际上恐怕还是不免要间歇，不过那是由于使劳动者每前进一小段，就能缓一口气才行。无论如何，要说后面一人直着身子秉耒，前面有个人用绳拖了耒柄(即便是绳子缚在耒柄的下端)，这样就能产生“犁”的效果，那是必无之理，是不可想像的。刘仙洲先生讲到一人扶耒，另一人在前面拖的耕法，就指出，“后面的一人把耜刃稍稍放平，稳定地扶持着耒柄”。讲到犁耕时又说，“为了使原来耒耜刃部便于向前插入土壤，不能不改变方向把它平装在一个便于人扶的犁柄，……”。所说的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向犁耕过渡中，在耕具的使用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刺土的尖端必须改为与地面平行或接近于平行。1958年农业部编的《农具图谱》(第一卷)中的“都匀犁”，可以视为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犁的构造形式。或者说，由“耒”变而为“犁”，在耕具的构造上主要是由原来的尖端刺土部分与柄二者大体上的一条直线变而为两条相交的直线，而主要的是“犁底”或刺土尖端与地面平行或接近于平行。这可以说是耕具制作上的一次质的变化。至于前面的牵引力是出自人还是出自牲畜，那只是在耕法上才是重要的。刘书引载 R．P．HOMMEL《CHINA at WORK》一书的山东的《人犁图》，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清楚。扶犁的人也还是大弯着腰。     当然应当想到，远古时代的耕不过是开出一条很浅很细的沟，然后在沟里撒播种子，这实在说起来只是播，而算不上是耕。特别是，如果是松软的沙性土或熟土，一人扶耒，前头有个力量拖着走，这也还是可以的。意大利POHTEDI SAN ROCCO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刻，就有用马拖了掘棒耕地的形象。日本人译为“牵引作条棒”，所谓“作条”，就是耕开的沟成行，恐怕那个时候还谈不上什么“行播”。那好像只是因为牲畜比较容易得到。畜力想来不会怎样发挥出来，仍只是把土地的表皮稍稍松动一下而已。因为不是真正的“耕”，所以不能说它是“犁”。     一提到这样的耕法，常常是联想到后来的那种所谓镪犁(或抢犁)。应该指出，像不久以前山西东南部还常见使用的那种耕具，虽其名称是“犁”，其实只是一种变相的耒耜，因为它的破土运动仍然是间歇的。此外还必须想到，使用镪犁的两个力量，都是直接用到刺土反土上面，反之，犁之破土前进，则是专靠前面的那个牵引力，而后面扶犁的人只是管扶持和调节入土的深浅。顺便一提：镪犁的前面是一根木质的拖杆，这比绳索更为合用。假如最早设计出来的犁是由人来拖引的，那么用来把这拖引的力量传达到犁身上的，更可能是一根木质的拖杆，而未必是绳索。 用人来拖犁，就是所谓“人耕”。这种耕法，从古至今一直是有的，不过都像是出于不得已，正规的办法还是“牛耕”。牛之被驯化，显然是在犁出现之前。有人说，商代已有牛耕，看来商代是否已有牛耕，判断这个问题的依据不在于当时已否实现了“服牛”，而是在于是否存在必须用犁的客观条件。如果耕种还处于原始“穴播”的阶段，耒耜可以完全胜任，犁是不需要的。实行犁耕说明耕法上的一次重要的改变，那就是整块土地普遍破开翻动，而不再是仅仅松动单一的用来播种的穴。可以相信，商代，至少是商代后期，已经是越过了这个阶段，因此，犁在商代已然出现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这还有待今后考古研究方面提出确证。不过最早的犁好像主要还是用于开垦，因此设想，它之显示功用主要还是在那个时代以后。如果是先已有了钁，那么犁的出现也许还要晚些，因为钁就可以担负起开垦的任务来的。还有，犁是破土工具，功用和耒耜一样，也可以说它是耒耜的直接发展。可是用犁是向前进，用耒耜开地，人却要逐步向后退，就这一点来说，犁和钁又是相同。这样看来，犁也可以说是耒耜和钁二者的复合。因此可以假定，先有的钁，然后才设计出来犁。  前面说过，那个时代的农业劳动，主要是播种和收获两项。以上都讲的是开地的工具，至于收获，好像一直是使用的石镰和蚌镰，没有什么变化。收获之后，自然还有个整治加工的过程，大约很早就制作出来杵臼。简陋杵臼已有出土。这种器具在长时期内也没有什么改变，原因显然是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新的要求提出来。

[table=98%] 二、适于旱地农作的农具之初步发展(公元前10至前4世纪)     随着周族的统治的建立，在农业方面出现了新的情况。首先是农耕区显著地扩展了，而这一扩大了的农耕区基本上是在比较干旱的黄河中下游各地。在这一地带，发展起来的耕种方式是一种旱地农作，而农具方面的演变自然是与之相配合的。     耒耜仍然是主要的农具。《诗经》里面只提到“耜”而不见“耒”，却不能据以证明其时耒已绝迹，可以认为，诗人只是“耜”字来代表这个农具而已。更重要的是这种工具的形制显然有了改变，而且像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徐中舒氏指出，耒的演变是由木制而金制，由歧头而平刃，由平首而空首。所谓“金制”就是入土的前端部分改为金属的。所谓“平首”是工具的端部那块金属刃片，上边中间突出，为的是缚在木柄上面，后来这个突出部分由平片变成一个空槽，这在古书中称为“銎”，把木柄头插进里面，就比缚扎牢固得多了，这样的空槽就叫做“空首”。所谓由木制改为金制，从发展的过程来推想，未必一上来就是前端刺土部分由原来的木质直接改为全部金属，而大约是由于金属材料还不够多，只把一个金属的套刃装在木质尖端的上面。后来犁的演变就是有这样一个过渡阶段，那种套刃称为“犁錧”或“犁冠”，已有不少出土，可资参证。不过有人把1950年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时代的“V”字形铁器认作“耜冠”，却未必是。那件东西的前端两侧线几乎是成直角，说它是“犁錧”比较更为可信些。由一个人之力运用的耒耜，其尖端应该是个锐角，这是需要顺便一提的。总之，经过这样加装套刃，工具的效用就提高了许多。以后随着铁这种原料的增多，大约这种加装套刃的办法也就逐渐消失。与此同时，耕具的柄也朝着弯度越来越合理的方向改进，就像《考工记》里所说的那个样子，刺土翻土时，人的身子不必过于弯屈，因而可以减小疲劳。     讲过耒耜，再来谈犁。如果说，商代是否已经开始用犁，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那么在周族建立起统治之后，在农业生产上使用这一工具好像就有了条件。这样说的根据是，像《考工记》里面的耒耜，柄是弯曲的，除了可以减少人的疲劳之外，也是为了使前端入土部分更向与地表平行的方向转变，这样发展下去，就会演变出犁这样一种新型的耕具来。当年周族从关中根据地向外发展，是采用的武装开拓的方式，所凭借的经济的力量就是开发新的征服区，推广农耕事业。扩展农耕区，不能没有有效的开垦工具，即使不是那个时候才制作出来的，至少也是得到了一个积极推广的机会。最早的犁可能主要是一根稍粗而坚实的木棒，前端斫得像尖刃的样子，或者再装上经过打磨的石的、蚌壳的或其他锋利的犁头，另外再加上一根拖杆作为犁辕，这就大致有了个犁的形式。这样构造极为简单的犁由牛来牵引，用于开垦荒地，在那个时代应该说是很有效率的它和钁一起，在扩大耕地面积的事业中，发挥过不小的作用。大约到了春秋时期，犁的使用就逐渐普遍起来。     耒耜这样的耕具，从正面看，很像后来的直柄的铁锹。前面讲到的铲，形制也有些类似。《诗经》里面有一种名叫“钱”的另一种农具，过去对它有两种解释，有人说是铲，有的又说是“锸”，在其他古籍中也作“铫”、或“*[庣+刂]”，或“疀”，(“*[庣+刂]”或误为“*[庣+斗]”，“*[庣+斗]”是量具)也就是后世所谓的“锹”。铲和锹的样子是有些仿佛，但功用不同，后者可以深掘入土，前者则宜于平推，考虑到今天的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挖锹”，同“锸”一样，一类称为“平锹”或“撮锹”，用时平推，与铲相似，这就难怪对“钱”有那样不同的解释了。看来《诗经》时代的“钱”，可能是样子既像铲，又像锸，而兼有锸和铲的功用，也许是比较更接近于锸。顺便一提，从前几年湖北古矿冶遗址和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木臿来看，那时的臿的刺土部分是空而长的，显然是为了易于人土。现在有的地方有这样的铁锹，江苏的所谓“江北铲”就是一例。从另一个角度来思索，在各民族的历史上，几乎都有一个把主要农具当作货币使用的时期，中国通称货币为“钱”，也许就是导源于此。杨宽氏以为，周代中原的“布币”，无论其为“空首布”、“方足布”、“圆足布”、“尖足布”，大体都作铲形。其实如果说都作锸形，也许更恰当些，因为锸或锹作为农具当时功用比铲要大，“钱”那种农具大概是比较更像锸。后来元代王祯作《农器图谱》，把“钱”列入《钱鎛门》归到“薅器”之列。其实这种农具早已不见了，王祯只是揣度它“似锹非锹”，又说“钱特铲之别名”，而所绘的“钱”的图样，与“臿”(锸)也并没有本质上的出入。其所以如此，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似乎可以这样设想，在《诗经》时代，“钱”已成为主要农具，并且逐渐向锸转化，表现出要取代耒耜的趋势。而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叫“鎛”的农具主要担负起除草的任务。     《诗经》里面讲到了“鎛”，历来多认为是除草的工具，也就是锄一类的东西。河南洛阳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汉墓出土的小铁锄，刘仙洲氏以为似即古代的“鎛”。究竟鎛与锄二者之问是什么关系?要说明这个问题，还得牵连上和钁。前面讲过，钁这种工具主要是用来开土的。近来已有战国时代的铁钁出土，就其形制而言，用它来除草也还是可以的。在秦汉时代的各种字书里面，有“鐯”、“定”、“欘(钃)”等几个词，都像是钁一类的斫器。例如《尔雅》上说：“斫谓之鐯”，“斪斸谓之定”。“斪”、“斸”二字同“斫”一样，都是从“斤”可以证明。后人对那几个词作解释时，却把钁和后来专用于除草的锄(鉏)纠缠到了一起。还有《孟子》里面提到过“鎡鎰”这样一种农具，后世作注解的同样有的说它是锄，又有人说它是钁。而《说文》里面更把钁字解释为“大鉏”。其所以如此，也许是由于各地的名称不同，但也许可以认为，这种混乱情况多少透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古代确实有过一种农具，它兼有钁和锄二者的功用。从斧演变出来的钁，它的柄和刃大体上是垂直的，而这种兼有二用的新的工具，柄和刃则是形成较大的锐角。这样一种工具既可以斫，又比钁更便于向后曳，高举起来往下斫，就像钁一样能够刨地，向后曳就能够有除草的作用。像这样的工具近似直到如今还在陕北等地匀用的“老钁”。对于得不单不到充分的工具配备的农民来说，这样的家什是很中用的。新疆维吾尔族农民使用的“坎头曼”也是这一类，19世纪中，法国画家MILEF的一幅画上的农具可供参考。因为它兼有二用，所以作字书的人给予不同的解释。解放后不久，河北省兴隆县出土的战国铁锄范，从装柄的枘孔的形式来看，就很有“老钁”的样子。《诗经》里面的鎛，可能就是与此类似的一种农具，或者是这样一种新的工具的前身。它的形制在各地大约多少都有些出入，或者说一直在不断变化之中，名称也自然不会一致，在齐鲁一带就叫做“鎡其”了。此外战国时代人的著作中，常常见到“耨(槈)”这个字，也是除草用的。王祯《农器图谱》里面，“耨”的图形就有点像今天的老钁。虽然那也只是根据作者的想像绘出的，未足为凭，但可以相信，战国时代的耨如果不就是鎛或者鎡其，那它显然也是沿了这一条线演变出来的。它成为专用于除草的工具，到后来就发展成为锄，或者说，就以“锄”的名称基本上定型了。《农器图谱》里的鎛也是画成了后世的锄的样式。锄作为除草工具，其显著不同于铲和钱的特点是，同时向后曳，而后者则都是向前推。这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进，因为这就更便于使用者对它的控制。在田里除草，常常不免要损伤禾苗，加强对农具的控制，这是极有意义的，更不用说工作效率了。看来鎛或鎡其以及耨，显然是由直柄的钱向曲项的锄演变中的过渡形式，而由鎡基又直接发展为后世的老钁。汉代字书《方言》里面的“鲁斫”好像就是老钁。后来字书《玉篇》里的“钁”字下面的注是“锄钁”，顾名思义应该是兼有二用，大约也是这种东西了。     说到除草，还有一个“莜”的问题。《论语》里面记载着孔子出游“遇丈人以杖荷莜(或作蓧)”的故事，说到那个老人“植其杖而芸”。他芸田所用的工具应该就是那个莜了。这莜又是什么样子?有人说，除草还要拄着根杖，显然是在水里田里，果然如此，莜就是一种专用于稻田除草的工具了。又有人指出，“今南昌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纳于足下，手吃持一杖，以足踏草入泥中，名日‘脚歰’”，作为证明。此一说也只可供参考。那个时代种稻，并不全与后世相同，这一点也不容忽视。看来这一问题还有待研究。     《论语》里面还提到了碎土的工具，名称是“耰”，它的开始使用自然是在春秋末年以前，并且可能是以前很久。这样猜测的理由是黄河流域的气候干旱，耕开的土容易结成坚块，必须紧跟着使之破碎才好种植。显然农民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需要一种专用于碎土的器具。耰是木榔头，头和柄都是木质的，在先秦文献中也叫做“椎”。     《诗经》以及先秦著作里还提到“銍”，这是镰的较早的名称。不久前浙江嵊县又出现了铜镰，据说是属于春秋时期。金属镰的更广泛的使用应该是在普遍用铁以后。镰头基本上是直的，或者略带弧形，像河北兴隆县出土的战国铁镰范所表示的那个样子。镰柄一般说来是短的，适于割穗。《说文》里“銍”字的注解是“获禾短镰”，显然指的是短柄镰。     还必须提到的是，至少到了春秋时期，就已出现了简单的提水工具桔槔。在干旱的黄河流域，取水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这种根据杠杆原理设计的、很容易设置起来的提水机械，同传统的小农经济是搭配得很合适的，所以始终没有被废弃。 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农民所使用的农具大约就是以上所讲的这些。这一个时期的情况，现在能够了解的虽然比起前一个时期来要多，但无论考古方面提供的出土实物还是文献资料，都还不够充分，所以对许多问题的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推测。大致说来，比前一个时期多出来用于除草的钱和鎛以及专用于碎土的耰，这都是适应黄河中下游的特定的自然条件开始形成的干旱农法而必然较早地制作出来的几种农具。钱，尤其是臿，可视为耒耜的补充。犁则是从耒耜直接发展出来的，只是受了钁的启示，改变了前进的方向。从另一条线上演变出来的钁，和跟着出现的犁，这两种农具在一个积极扩大耕地面积的时代中得到推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总之，在黄河中下游这一地区发展农业的基调是适应干旱的自然环境，农具的发展也必然服从这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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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98%] 三、干旱农法奠定时期的农具(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     中国的铁器时代始于何时，这不能说得很确定，无论如何可以说，到了春秋末期，铁制的工具就已经开始多了起来，进入战国之后，这种趋势更是大大加速。为了增产粮食支持对外作战，各国都致力于发展农业，首先是扩大耕地面积。那是一个广泛地开荒造田的时代，因此下面就从在这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的犁谈起。     解放以后，接连有古代的铁犁出土，其中有属于战国时期的，而且还有铁犁范。那个时期的犁，除了犁头全部为铁铸的之外，还有在犁头的前端镶上铁口，或者说加上套刃的。这种称为“犁冠”或“犁錧”的东西，也有不少出土。从犁头的形状可以想像出来，那时的犁虽然已经有了金属的犁鑱或套刃，但整个构造显然还是比较简单，除了正中间稍稍隆起，借以分开犁起的土壤的犁头之外，大约只有犁床、犁梢和犁辕这几个部分，甚至犁床和犁梢还往往就是同一根曲木。例如1959年江苏睢宁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有《耕牛图》，犁鑱很大，但无犁床。这样的犁，运用起来，主要靠着人手的操纵技巧。有人说，那样的犁类似后来的劐子，从构造比较简单这一点来说确实如此，不过镬子的头很小，如果联系起开荒来考虑，犁撬就是得大些。最近秦始皇陵近旁出土的铁铧，长宽都是25厘米。犁头这样大，这种犁就得用畜力来曳引，通常就是用牛。从此牛和犁旧上结成了不锯之缘。《说文》里用“耕”来解释犂(犁)字，段玉裁为之作注说，“犁”和“耕”二字互训，“盖其始人耕者谓之‘耕’，牛耕者谓之‘犁’”，他这话可以说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用犁来开荒，显然是用牛来拖的。     在这里还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讲到犁就先联系到开荒。《管子·轻重·乙篇》说，“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推、一銍”。同书《海王篇》说，“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都没有提到犁，如果认为这两篇是作于战国时期，这说明当时一般田问操作还不大用它。有人说，“犁”与“耒”是一声之转，或者说，“耒”“耜”二字连续读就成了“犁”音，这就是说，名称为“耒”或“耒耜”，其实就是“犁”。这是一种解释。这个问题单单从文字学或者音韵学上恐怕还不能解决。《吕氏春秋》里面有几篇是专谈农业生产的，特别是比较深入地讲到了耕作，而且也提到了农具，可是也没有犁这个字，这多少反映出来，战国时期用于大田作业的农具当中，犁至少不是主要的。那也许是因为农民畜牛的还不够普遍，但更主要和更可信的原因似乎是，对于开始向所谓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的耕作制度来说，那样还不能翻地而只能开地、而且又入地还很不够深的犁，是不甚合用的，只有用之于开垦荒地还可以发挥作用。这也就是说，要使犁这一后出的耕具真正结合到精耕细作上面去，那还要经过一番在构造上改进提高的过程。     战国时期既然犁还是主要用于开荒，是不是一般大田耕作仍然用耒耜?上面提到的《管子》和《吕氏春秋》里面确是讲到了耒耜，可是同以前的比起来，好像实质不全相同了。战国时期的农业已然有了显著的进步，当时各家学者的著作里面讲到农业生产，都是强调深耕。像《考工记》里所说的那种曲柄的耒，是不容易满足这个要求的。农民在实践中体验出来，“钱”的一个变种，本来可能主要是作为掘土工具的“锸(臿)”倒是很合用。从那时起，这种直柄的掘土工具逐渐成为农具当中最主要的一种。它的铁质的头部不但坚固而锋利，而且用脚踏着也很方便，比起耒耜上格外缚根横木来要有效得多。用锸不但能进行深耕，而且又能翻土，这是当时的犁所做不到的。何况又加上它的用途广，像挖沟、打埂、平土、碎土、施肥等等，以及房舍建筑上面，它也都是合用的。不难想到，这样一种工具是当时开始向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的小农经济很相适应的。铁的广泛使用和农业经营技术的发展，使耒耜不得不让位于锸。在后世的著述里面，虽然还常常见到“耒耜”这样的字眼，所说的实际上都是锸，那不过是出于一般文人喜好用个古雅的字眼的习惯而已。即使不能绝对地说耒耜已是名存实亡，基本上确实是如此。锸这种新的农具逐渐推广到了几乎所有经营种植业的地方，它的形制自然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名称也因地因时而不尽相同，像“梩”、“铫”、“*[庣+刂]”、“鍏”、“疀”、“喿”、“*[崇+刂]”、“杴”等等，不一而足，到后来比较最普通的要算是“锹”。在中国传统的农业上面，它和犁二者在农具当中同样居于首要地位，而它的功用更广。在小农经济的种植业的经营中，它比起犁来更是不可缺少的。西汉时人通常说到农民种地，就说“蹠耒而耕”，其实应理解为“蹠锸而耕”。那时的锸的样式，虽然目前还没有出土的实物，但可以想像和现在的锹大约相似。最近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墓坑填土中，发现了完整的木臿，臿口镶有凹字形铁口，可供参考。后来郑玄注《考工记》，说古代的耜只有一个尖刃，而他那时候的耜确是两个尖刃。从他这话可以知道，在东汉的末期，至少是郑玄的家乡，即今山东武梁祠画像上面，神农、大禹等人都是手里拿着一种歧头的农具，可以与此互相印证，因为那位画家也是出在山东地方。此外《说文》里面有个“*[艹+木]”字，注释说是“两刃臿，从木*[艹+丨]象形”。又有个“*[亠+两个目+木]”字，注曰，“*[艹+木]臿也，从木入象形”。这两个字像是指的同一件工具。“*[艹+木]”字的注还说，“宋魏曰*[艹+木]也”。宋魏和齐鲁是相邻的地区，这可能就是郑玄所说的那种歧头双刃的耜。联想到武梁祠石室画像上的那种农具，和古代的“方足布”很相仿佛，这就可以设想，那也许是在特定条件(首先是土壤条件)之下保存下来的古代的掘土工具。但也未尝不可以说它是锸的一个变种。     把耒耜和锸的关系交代过，再回来研究犁的演变。前面说过，原来主要用于开荒的犁，形体是比较大的。《说文》里面有“钤*[钅+隋]”这个词，原注是“大犁”，这就使人推想，那时显然还有比较小的犁，可能是一般大田作业所用的犁，形体比较要小些，前端的角度也许是更小一些，大致就像甘肃古浪陈家河台出土的汉代铁犁铧的样子。当然，这仍然是简单的犁头，应该说，犁在本质上的变化还是在于增添了“犁壁”(“犁耳”或“犁镜”)。有了犁壁，就可以在开沟的同时翻转耕开的土壤，这标志着耕地这一作业上面的一大进步。前面说过，原来犁头只是一个犁鑱，中间稍稍隆起，可以称之为“脊”，犁鑱有这个脊，开起来的土可以稍稍分落两旁，形成一个浅沟，这样的犁是不能真正做到深耕的。深耕是不单是使松动的土层更深，而且要把耕开的土翻了过来，这就需要在犁鑱上增添一个能够翻土的什件。犁壁就是具有这一作用。讲到犁壁始于何时，刘仙洲先生曾引据了宋代林希逸对古代耒耜的解释。林希逸的《考工记解》里面有一幅耒耜图，耒是木柄，耜是刺土的那个部件，在这耜的上面是一个下窄上宽的平板，标名为“耨”，旁边有注说“耨亦名庇”。《考工记》原文是有“坚地欲直庇，柔地亦句庛，直庛则利推，句庇则利发，倨句磬折谓之中地”这样几句话。刘先生指出，耕坚硬土壤的犁，其犁壁较平，耕柔软土壤的犁，其犁壁较弯，较平者因阻力小，宜于前推，较弯者阻力大，利于碎土和翻土，“中地”是半硬半软的土壤，犁壁的弯度要介于二者之间。因此他认为，假如林的解释不误，犁壁之出现就应在《考工记》成书以前。刘先生的这个论断是以林希逸的解释不误为前提的，可是问题正是在于林氏在耜的上面装上了一个“耨”，以及“耨亦名庇”的注文，他可是却都没有说出根据来，这就不免使人觉得，他是不是仅仅根据他那个时代通用的带有犁壁的犁设想出来的。《考工记》里的“直庛”、“句庛”本来是指古代耒耜的刺土尖端部分的不同形状说的。因为文词简略，引起了后来解释上的分歧，就连专讲农器的王祯也没有说得清楚。不过应该注意到，王祯他也并没有接受林希逸的说法。《考工记》原文说，“车人为耒，庛长尺有一寸，……”。如果耜是入土尖端部分，不先提它，却一上来就讲它上面的附着部件，这是不合逻辑的。可见庇就是刺土尖端本身，而不是什么名为“耨”的东西。戴震和程瑶田所绘的图就都是把入土的尖端的部分标名为“庛”。从耕作方法的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考工记》成书时代的耕具，入土还不是很深，也未必已经实行条播，似乎不会需要类似犁壁那样一个附件。因此可以说林希逸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有山东安邱出土的汉代铁犁壁。不久以前，陕西又出土了汉代的铁铧和“鐴土”。这“鐴土”也正是犁壁。《说文》里面没有“鐴”字，但南北朝后期(6世纪初)人编的字书《玉篇》里面有此字，注解是“犁耳”。“鐴”这个字大约是从“擗”字假借来的，“擗”是分开的意思，犁壁的作用正是把耕起来的土分拨开。古籍中原有“擗土”的说法。《说文》未收此字，也许是传写脱漏了，但汉代已有此物，则确有实物可稽。如果要追问，汉代又是何时创始的，那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汉武帝时，赵过曾创为“代田”，从《汉书》上的记载来看，那显然是实行条播，实行条播就不能只满足于把土松动，而是还要把耕开的土翻个个。史文明说，“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在耕种方法上进行“代田”这样重要的改革，必然是有一套新式的农具与之配合，因此可以设想，犁的形制在赵过手里极可能经过一番改良，而这改良好像主要就是增添了犁壁这一部件。后来《汜胜之书》里面讲到耕田，说“……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天有小雨复耕之，勿令有块。……”。等待长出杂草来再耕一遍，有些学者都理解为把草翻进土里，而这里只有装上犁壁才能做到。从“复耕和之”的“和”字上面，也可以想像出犁壁的作用来。这就是说，犁之有壁，很可能是始于赵过。近年来发现了不少汉代的图画，其中一些是表现农耕的，可是犁上都不见犁壁。应该想到，像这样仅仅是一个较小的部件，当时的做画者未必特意把它表现得清楚。更可能是这种新的耕法也只是逐渐普及到全国各地的。在指出西汉中期，亦即公元前约一个世纪，我国已经有了犁壁的同时，也要想到，带有犁壁的犁仍只是一步步推广的。     赵过时代的犁，犁辕是否还是直的，不得而知。后来的《说文》里面有个“楎”字，它的一个注解是“犁上曲木犁辕”，看来至少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曲辕犁。犁辕之由直变曲，也是犁在构造上面的一次改进。不过也要指出，上面提到的那些汉代图画上面，还都是直辕犁。那也许是由于画像在前，此外曲辕犁的普遍推广，显然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问。     上面是设想，犁壁是赵过时设计出来的，可是一提起赵过的新耕法，很容易想到《汉书·食货志》上所记载的“耦犁”。这耦犁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构造?有人说是大体上就像现代黑龙江省还能见到的“对犁”。像这样把两副犁杖并列到一起的，也就是有两条犁辕和两个犁头的犁杖，世界上有的民族也有用过的，不过这样的犁没有疑问是耕地的犁。而关于赵过创用新犁，东汉末年崔寔的《政论》里面也有记载，虽然文字上同《汉书》有出入，但所记的很像是同一回事。照崔寔的说法，那种新型的犁只是播种用的，也就应该是后世所说的“耧”或者“耧犁”，所以下接了一句“日种一顷”。《汉书·食货志》这段文字有些乱，很像是有讹误之处，所以显得叙述不大清楚。崔寔说的“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从字面上讲是一头牛拖三副犁仗，由一人扶犁。《汉书》上说的“用耦犁，二牛三人”可以理解为两头牛共拉一副双辕犁，二人各控一牛，后面一个扶犁。一个人扶三副犁杖，是很难设想的，问题出在那个犁字上面。刘仙洲先生说，“所说的‘三犁’实际上是三个开沟器，决不能理解为三个耕田的犁”。这话是极有道理的。前些年山西平陆出土的汉墓壁画上明明有农夫驱牛牵挽一个具有三条腿而下端尖锐的农具的形象，虽然画面有欠清晰，但可证明那时确已有这样一种新的农具。再考虑到“代田”是“一亩三甽”，而这种为行代田法而设计出来的“便巧”的播种器，极可能是有三个开沟的小犁头，走一趟就开出平行的三个“甽”来，同时“播种于甽中”，这里显然就是《齐民要术》中所说的“三脚耧”了。《汉书》上和崔寔所记的使用的方式不一样，那也许是由于根据了不同的材料写下的缘故。此外一种新的农具推广之后，各地农民又因地制宜地加以修改以及调整使用方法，也是可能的。就这种播种器来说，由几个牲口牵引以及用不用人来拉牲口并不是重要的。只因为这种新出的农具像是从“犁”变化出来的，操作起来也是一人在后面扶持，前面由牲畜牵引，确是像个“犁”的样子，所以就袭用了“犁”的名称，也许《汉书》的“用耦犁”那个“耦”字是“耧”的误文(此二字形近，极宜互讹)。这就是说，这件新的农具一上来就定名为“耧犁”了。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而事实上汉代的几部字书词书如《方言》、《说文》、《释名》等，里面都没有“耧”这个字。此字实始见于崔寔的《政论》，后来《三国志·魏志·皇甫隆传》里面才又提到“耧犁”。也许是这个播种器设计出来之后，各地农民又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和要求分别制作出来各种不同的样式，就像后人所记述的“双脚耧”、“单脚耧”等等，在构造上越来越同犁有差别，这才有了“耧”这一专名。顺便一提前面讲到的《说文》里面那个“楎”字，还有一个注解是“六叉犁”。那个“叉”字本应作“*[丶+叉]”，也就是古文“爪”字，所以后来的字书如《广韵》、《集韵》里面，“楎”字的注释都作“六爪犁”。这“六爪犁”其实不会是耕具，而应该是六条腿的“耧”，恰当的名称应该是“六脚耧”。那可能是把两个三脚耧拼合起来的一个大型播种器。它也许有其特殊的用途，可是显然不大适合于较小的农户使用，所以后来未见推广。通常用的还是独脚的和两脚的，连三脚的好像也比较不多见。     上一节里曾讲到耰。在先秦古籍中，有的是说“熟耰”(如《庄子》“深其耕而熟耰之”)，有的又说“疾耰”(如《国语·齐语》“深耕而疾耰之”)。前者是说把土块打得粉碎，后者是说耕过之后紧跟着把土块击碎，不使变成干硬，这二者都是说的碎土，也就是耰这种工具的本来的作用。可是《孟子》上又说“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却是把耰说成是覆种(动词)。如果《孟子》原文没有问题，那就是当时的人又于播种之后用耰来覆土了。用来覆种的土，里面如果是还有土块，最好是先打碎了。可是前面说过，原来的耰是个木榔头的样子，用来覆种是不合用的，这就有可能把木榔头改造了一下，使它变成带有木柄的一块厚木板，既能推土，又保留了碎土的功能。《汉书·贡禹传》有形容农民在田问操作如何困苦的几句话，说是“摔草杷土”，据颜师古解释，是“用手掊土”，这个说法好像不对。农民即使缺乏合用的农具，用根木棒也是比用手强。这杷土好像应该理解为“碎土”、“平土”，也就是整地。“杷”在这里是动词，同时也是工具的名称，这同“耰”字是一样的。《急就篇》里有一句是“捃获秉把臿拔把”，颜师古注本末后三个字作“插捌杷”，有个“杷”字。如果说，这本西汉时代的字书早已散失，后世辗转征引，不免多有讹误，尤其是原文每七字一句，是叶韵的，而“杷”字失韵，肯定有误，因而不足为凭，那么还可以举《方言》为证。《方言》里面有“杷”字，别名是“渠絮”或“渠疏”，传本有注曰，“无齿为朳”，玄应《一切经音义》引此注文是“有齿曰杷，无齿曰朳”，“朳”字也有作“捌”的，这大约与《急就篇》那一句的差误有关。不过无论如何，这已可证明，西汉时代确是已经有了这一种显然是用于整地的工具。稍后的《说文》里面有“*[钅+罷]”字，注文是“桘属”。“桘”就是“耜”字，说“*[钅+罷]”是耜一类的东西，那就该是一种耕具了，那时已然是普遍使用犁和番，为什么还需要耜一类的耕具?看来那个注文是可疑的。联想到后世那个字的用法，说不定它就是有齿耙的别名，而这齿是金属(铁)的。可以设想，原来功用为碎土的耰，随了田间操作越来越细，后来扩大了使用范围，同时改变了形制，先是变成并可用于覆土的一种长柄推板，然后又推演出了“杷”来。从“有齿”、“无齿”的注释来推断，好像这“杷”先是无齿的，也就是长柄推板，后来又添上了铁齿，也写作“钯”或“耙”，或者也写成“*[钅+罷]”，那就成了《齐民要术》里面所说的“铁齿*[钅+屚]楱”了。而这铁齿*[钅+屚]楱，据王祯说就是人字耙。似乎可以这样说，农具是农民根据具体需要创作出来的，往往也依着口语给它一个名称。在这里，所有“杷”、“钯”、“耙”、“扒”、“*[钅+罷]”等几个字，发音都相似，却又都是不大通晓农事的读书人所写定的或加以注释的，这就难免出现混乱。就像“杷”这个字，在《说文》里面的原注是“收麦器”，其实那指明是另外一种工具，与整地无关，下面还有说明。顺便要说的是，玄应《一切经音义》中“四衢”条有注曰，“《释名》云，齐鲁谓四齿杷为攫，攫扒地即有四处，此道似之，因为名焉”。这几句话，传本《释名》里没有，可能是传写时脱落了。如果玄应不是误引，那就是至迟在东汉时即有了四齿杷。从“攫”字也可联想到“渠絮”或“渠疏”，因为读音很接近。这也是汉代农民已经设计出来耙这种整地工具的一个证明。     这里面还有一个“劳”的问题。照后来一般的耕法，是把耕翻过的地先用带齿的“耙”(名词)耙(动词)过，使地里较大的土块破碎，清除了土内的杂草，地表大体上弄得平整，然后再用“劳”摩过，使土壤团粒靠紧，增高保墒的作用。这“劳”是用柳条编制的，也叫做“盖”，在像黄河流域这样的干旱地带，为了保证墒情，它是很需要的，所以应该是很早就制作了出来。《盐铁论·论勇篇》说，“鉏、耰、棘、橿、以破冲隆”，这个“棘”也应该是一种农具。《汜胜之书》里面讲到耕田，说过“冬，雨雪止，辄以(物)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原文显然脱落了“(物)”字。这“物”大约就是树枝棘条之类。这样看来，这不单像是后世的“挞”，而且可以设想，“劳”就是从这条线上演变出来的。汉代文献中没有当某种农具讲的“劳”字。不过《说文》里面的“耰”字，原注是“摩田器”而不是碎土器。联想到《氾胜之书》里面说的“春，地气通，……辄平摩其块以生草”，同书讲到枲又说“覆种平摩之”，那说明当时已有摩田这一工序。《释名》里有个“檀”字与“鎌”、“犁”、“锄”等字并列，也应当是一种农具，它的解释是“坦也，摩之使坦然平也”，这“檀”和“*[耰去耒加木]”都像是“劳”的较早期的名称。*[耰去耒加木]也就是耰，也许是“劳”这个摩田器刚一制作出来，还没有定名，暂且借用原来用以碎土的“耰”以名之。总而言之，西汉时，或者说公元前一个世纪左右，专为整地的耙已经创作出来，跟着又出现了摩田的器具，后来逐渐演变为后世的“劳”。整地是我国传统的干旱农法的和精耕细作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耙和劳是其主要工具，汉代制出了这种工具，说明那个时期精耕细作的农法正在奠定基础。     精耕细作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中耕，而中耕是和除草结合在一起的，所用的工具就是锄。这一农具在《吕氏春秋》里面还叫做“耨”，并且说，它的柄是1尺长，刃很窄，只有6寸，那当然是手锄。最早的字书之一《仓颉篇》里面已有“鉏”字，只是和后来的《急就篇》一样，解释早已不见了。直到《说文》此字才注明是“立薅所用”，这就说明了是长柄锄。不过不能说东汉以前没有长柄锄，随了精耕细作的发展，锄的使用只会增加，庄稼长高了之后，短柄的锄显然是不合用的，农民们一定会制作出长柄的来。     对鎌的要求比起锄来变化要小，所以它的发展不太显著。《方言》里面有“刈*[句+刂]”，别名是“鉊”、“鐹”、“钩”、“鎌”、“鍥”。《说文》也有“*[句+刂]”、“剀”、“鎌”、“鍥”等字。“剀”和“鉊”都注明是大镰。从前的“銍”是短镰，这是由于用途不同引出形制上的差异。《墨子·备城门》篇中已说过“长鎌柄长八尺”了。东汉画像砖上的“艾”也许是属于这一类。“刈*[句+刂]”、“*[句+刂]”和“钩”之得名，大约是由于镰刃略作弧形或新月形，改变了原来大致成直角的样式。此外还有一个“鏺”，注解是“两刃木柄，可以刈草”。一般的镰本来也都可以用来割草，这个鏺可能是形制比较大，宜于在高秆野生植物丛生的地方运用。     有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杷”。前面说过，杷原是个长柄的推板，即所谓“无齿杷”，用在整地和覆种，但这样一种工具也可以用来在大田里和场院上收拢禾秆、谷粒以及其他杂物。因此，它以后就分别朝着两个方向演变，一是专往整地的方向，一是专往拢聚者收敛的方向。从后者就变化出来后世称为“扒”(俗写也作“爬”)的东西，因为常常是用竹片制成，也叫做“竹扒”或“竹爬”。《说文》里面注明为“收麦器”的那个“杷”字，其实所指的是这种这种工具。似乎可以设想，这个收敛工具和那个整地工具是从同一物变化出来的，所以名称的发音相近，历来的士大夫们又不屑于理会这生产上的“贱务”，所以用来表明这些工具的名称的文字，写出来也并不一致，使人读起来眼花缭乱，无端生出来不小的麻烦。     有名的《僮约》里面就有“揉竹五杷”的话，那说的显然是收敛工具。如果那篇文章不是后人伪作，那就是西汉时代已经有了竹扒。不久前出土的甘肃嘉峪关汉墓内的画像当中，有几幅是扬场的场面，打场人有的手里的工具是长柄前端装着横木，上面垂直着是四根长齿，像是木杈。另一个拿的也像木杈，但权齿尖端稍稍弯曲，大约就是竹扒了。《说文》里面有个“*[耒+圭]”字，注解是“*[耒+圭]叉”，那大约是当时的名称，也就是画像上前一个人所执的那种工具。看来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场院上的用具逐渐多了起来，竹扒和木杈之外，也创制出来脱粒的连枷，像《国语》里面已有“耒耜枷殳”的话。《方言》里面说到“僉”、“连架”、“欇”、“度”、“棓”、“柫”、“柍”、“桲”，是它在各地的不同名称。《释文》更补充了“罗枷”、“丫丫”这样两个别名。嘉峪关汉墓画像砖上有件工具作“丫”形，很像“丫”字，正是打场用的，可能“丫丫”之名就是这样来的。它的形制大约是随地而有所改变。   还有几种农具也得提到。    《仓颉篇》里面有“椟栌”，注解是“三辅举水具也”，极可能是辘轳之类的东西，或者竟是辘轳的前身。特别指明“三辅”，也就是关中地区，可知在秦汉之际它的使用还不是很普遍。嘉峪关汉墓画像砖有一幅画是“井饮”，井台上有个木架，装着轮轴，上面缠绕着绳索，一头缚着个钩，另一头由一人牵着。这是古代桔槔之外另一种汲水设计，应用滑车的原理，大约就是那个椟栌，它比桔槔能汲更深处的水，所以效能更大。它的设置并不需要很高的代价，因此可以相信，在两汉时期推广不会是很慢的。    《急就篇》有一句是“碓硙扇隤舂*[艹+欺]扬”，说的是收获以后的各种操作和新用的工具。“碓”即杵臼，“硙”就是磨，“隤”字或作“匮”，也就是“櫃”字，“*[艹+欺]”是“簸”的误文，“扬”或作“飏”，“簸飏”就是所谓“扬场”。这句话是说，碓和硙是用来舂米的，而“扬米去糠”就使用扇櫃。硙在那个时代也叫做“*[石+疌]”，《说文》里面除了“硙”字之外，还有“砻”、“研”、“*[石+靡]”等字都是后世的所谓“磨”。这种器具的出现好像同小麦的推广种植有关。《说文》上说“古者公输班作硙”，那是根据当时的传说，不过它的出现不应晚于战国时期。西汉中期，政府曾大力提倡种“宿麦”，依理推想，磨面的工具必然会跟着多起来。现在已经有汉代的石磨出土。     “碓”是从杵臼演变出来的。据东汉初年的桓谭说，利用人身的重量来舂谷，效果可以提高十倍。那就是王祯《农书》中的“踏碓”那个样子，不久前河南济源出土的西汉陶舂碓模型可以为证。那个陶模是在一个西汉晚期的墓中发现的，它的创制自然更早。桓谭还讲到使用畜力、水力的春具，这留待后面讲“农业机具”时再谈。     和陶春碓模型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陶风车，旁边还有摇风车的陶俑，那显然就是《急就篇》里的扇柜。从模型看来，它的构造和后世的“飏扇”已是没有多大区别，这也归到“机具”那一节去讲，这里只是提一下，借以显示出来那个时期农业生产各个方面所用工具发展的全貌。    从战国到汉帝国灭亡，在这大约4个世纪期间，是中国的干旱农法基本形成的时期，这也反映在农具的发展上面。在气候干旱，特别是春旱严重的黄河流域，我国古代农民从一开始就同这种不利于农业的自然条件进行经常的艰苦的斗争。在不断地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更致力于研究在生产实践上尽可能适应和改造自然条件，改进各个环节上的操作技术和方法。战国时期，实际上各国都在讲求“尽地力”，面对着不理想的自然条件特别看重人的因素的作用的发挥，这里包括了各种农具的改进和创制。所谓精耕细作一套耕作制度逐渐形成了，表现在农具上面，这就是以整地和中耕除草的工具为主的一套农具陆续制作了出来。当然这仍只是奠定了基础。精耕细作还要继续发展下去，农具也是还要不断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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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98%] 四、配合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具之大致齐备(公元3至6世纪)     从东汉末军阀大混战起，直到隋初，大约4个世纪之久，是一个长期分裂割据的时代，对农业的发展来说，一方面是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原来农业比较发达的黄河流域受到汉末混战和后来五胡十六国兵乱的严重摧残和蹂躏，但另一方面在个别地区由于割据势力图谋自保这样客观形势的逼迫，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某种促进。特别是长江流域加速了开发。这种情况反映在农具方面，也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就。就是在这一时期之末，写出了总结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著名农书《齐民要术》。在这部书里可以看到，北方这个干旱地区的精耕细作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而配合这种农法的一套农具，可以说也大致齐备了。从那以后，新的农具的创作主要是在水田方面，水田所需要的特殊农具，在这一时期里已是逐渐多了起来。因此，从农具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四百年也实在是一个独特的阶段。     《齐民要术》里屡屡说到“铁齿锅楱”和“劳”。铁齿*[钅+屚]楱也就是耙。从所说的功用上面可以推知，其形制大约都已和《王祯农书》中所绘的没有什么重大的出入。后于《要术》大约一个世纪写成的玄应《一切经音义》里面有个“橯”字，注释就是“编棘为之”。这就是说，从西汉以来，这两种精耕细作的重要工具经过不断的演变改进，都已达到了定型的地步，同时也可肯定都是用牲畜牵引。     不过《要术》中讲到了“锋”、“鏃”和“耩”，有人以为这都是农具，这却需要略加说明。 必须指出，这三个字在《要术》中都是用作动词的。“耙”和“劳”也是常常当动词用，但有些地方却明明可以看出来是农具的名称，而“锋”、“鏃”和“耩”三字却不是这样。“鏃”字只两见，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种谷篇》里，正文是“苗生如马耳则鏃锄”，下面的注文是“谚曰：欲得谷，马耳鏃”。从文法上来说，无论是“鏃锄”还是“鏃”，在这里都不应该是名词。石声汉先生说，“锄大概是一种尖锐像箭鏃式的小型锄”，也只是一种揣测。如果真是有这样一种农具，而且又是属于锄的一类，那似乎就不会只在《种谷篇》里提到它。同书《伐木篇》《种地黄法》一段说到“锄时别作小刃锄，勿使细土覆心”。这所谓小刃锄倒有些像是石氏所说的这样一种工具，但其名称又不是镞锄。当然应当承认，精耕细作发展到《要术》的时代，各种农具都不会是拘泥于一种固定的形状，而显然是会根据具体需要变化出种种异型来的，锄之外又出现小刃锄就是一个例子。不过肯定镞锄为一种特殊农具的名称却不能认为它是有确实的根据。 相信“锋”是一种特殊的农具，这大约是受了王祯的影响。王祯的《农器图谱》里列有“锋”这一目，并且照例附有图形，好像是确凿无疑。其实他明明说“近世农家不识此器，亦不知名”，而只是一种“古农器”。看来王氏是为农器作“谱”，依照体例，尽量求全求备，才把这个出身不明的“锋”收了进去，究其实好像是连他自己也没有见过。他说锋是“首如刃锋，故名锋，取其銛利也”，也只是望文生义。又说“其金比犁鑱小而加锐”，显然是想当然的说法。同样，他所绘的“锋”的图样，也像是以古代的类似耒耜为蓝本，加上想像画出来的。像那样一种农具，看来也是不大好用的。既然贾思勰的著作里没有明说是一种名为“锋”的农具，在别处也未见有人提及，那就不应轻信王祯，而以存疑为是。更有一说，“锋”和“鏃”一样，作为动词，好像都是古代北方农民的口语式的齐鲁一带的方言，意思大约都是入土面窄而较深。《农器图谱》上说，“夫锄法有四，一次曰‘鏃’，二次曰‘布’，三次曰‘壅’，四次曰‘復’”。这“鏃”、“布”、“壅”、“復”，都是用锄的术语，王祯和贾思勰是同一地区的人，也许“鏃”这一口语到元朝时候还没有改。这样的词还算是动词，或者算它是副动词，而无论如何不会是名词。这就是说，用来锋地和鏃地的并不是名叫“锋”和“鏃”的两种农具，而好像是把手中的锄稍稍倾斜，使刃的一端的夹角刺入土中，就可以实现入土面窄而较深的要求。例如《种谷篇》讲到“刈谷之后，即锋茇下，令突起”，这要是用王祯所想像的那个“锋”，恐怕不如用锄或钁为更得力，更何况还有那个确实存在的小刃锄呢?    《齐民要术》里的“耩”字有两个用法，一是播种，即所谓“耧耩”，另一个是松土。现在北方农民中间还都保留着这两种说法。王祯在“锋”的说明中说，“无鐴而耕曰耩”，鐴是犁耳，用无耳犁耕地称为耩地，北方农民今天还是这样讲。《农器图谱》里还有“劐”这个目，“劐”就是简单的小犁头。王祯说“劐所过，犹小犁一遍”，这显然就是现在的用耠子耠地。“耠”字大约就是从“劐”的音变化出来的。这种劐子脚常常是装在播种用的耧车的腿上，这大约也就是“耩”字有两种意义的由来。这就是说，实际上并不曾有过名为“耩”的一种特殊农具，所以连亟力求全求备的《农器图谱》也没有把它列入。仔细读来，《要术》中讲到“耩”，都是用耧来完成的。因为实行条播，在禾苗还不大的时候，可以用耧松土。《黍穄篇》说，“苗晚耩即多折也”，就是说，苗如已长高，再耩就晚了，真要再耩，就会伤苗。反过来说，那就是苗还未长大以前，可以用耧松土。     以上不嫌辞费，就是想要说清楚，从《要术》中找不出根据来可以肯定“锋”、“镞”、“耩”这样三种农具确实存在。应该考虑到，我国历史上苦难深重的农民，很难说能够把所需要的农具配备得齐全，常常是对仅有的不足的农具尽可能地加以利用，或者说，要学会用同一种农具来完成多种不同的作业。想到这一现实，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要术》里讲到“锋”、“镞”和“耩”，几乎总是和锄(动词)联在一起，而其作用也都像与锄(动词)相类似，或者竟可以说都是锄(动词)的补充，只是补充的主要不是除草而是中耕。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精耕细作中，中耕也是一个重要环节，《要术》作者在这方面的发挥也确是大大超过了前人。这也就是说，否定了叫做“锋”、“镞”和“耩”的三种独特农具，并不排除中耕作业之受到农民的重视。应该着重指出，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实行精耕细作，整地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中耕除草。这个方面主要是靠一把锄，但锄的形制因应具体要求而有多少的变化。还应指出，所谓精耕细作，本质上是手工作业，其主要特点是，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主要不是依靠工具的构造精巧，而是灵活的操作手法，这一点在锄的运用上面突出地表现出来。农民说，锄头上有水又有火，这句话充分道出了这个道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锄的形制上看不大出来显著的发展变化。     同前一个阶段对比，以《齐民要术》中所记述的为依据，似乎可以说，北方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现什么重要的新农具。《要术》里提到了用于播种的“窍瓠”、用于覆土的“挞”和用于镇压的“陆轴”，以及从井中汲水用的“辘轳”。从农具发展的情况来推想，前二者很可能是汉代早已有了，因为制作并不复杂，尤其是“窍瓠”，只能说它是适合于特殊的要求，同耧车比起来，它不能算是更先进。陆轴就是磟碡，它和辘轳也不会是《齐民要术》那个时代才制作出来的。《要术》中提到的陆轴是在《水稻篇》，也许这件东西是先在水田里使用。     晋朝人写的《邺中记》里已经讲到使用辘轳，那虽然不是用以汲水，但秦汉之际的农民已经设计出来了椟栌，而辘轳的构造，也是应用的同一原理，改用它来从井里汲水，这一步应该是不难跨进的。总起来说，配合精耕细作的一套农具，到写作《齐民要术》时可以说大致齐全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方面很少有意义较大的进展。     这里讲到陆轴，可以顺带谈一下“碾”的问题。碾和磨的功用相同而又有所不同。汉代早已有了磨，但传世文献中没有碾字。后魏人写的《洛阳伽蓝记》中讲到景明寺“*[石+辇]硙舂簸皆用水功”。那个“*[石+辇]”字大约是“碾”字的别体。直到今天也未见出土实物。刘仙洲先生说，碾的发明可能稍迟于磨，这个看法是可信的。虽然不能确言其创始于何时，但因为它和陆轴都是以一个石滚子的压力，也许可以设想，这两件器物的设计是有一定关联的。整个碾的构造比陆轴要复杂些，可能是陆轴在前，受了陆轴的启发，又制出了碾。无论如何，有了磨，再有了碾，粮食加工的器具也就有了基础了。     不过还得指出，上面这样说法只限于北方的干旱农作，在南方的水田区，情况则恰恰相反。《齐民要术》以后，农具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水田一方面。这个事实同整个中国农业的历史发展情况完全符合。从那个时代起，全国农业的生产重心由原来的黄河流域的旱农区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水田区。南方水田农业的急剧发展是开始于汉末中原人口大量南迁，而水田区最主要的工具翻车(龙骨车)正好是那个时候制作出来的。史书上记载的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创制的翻车都是在北方，而且原本不是为水田生产设计的。当然有可能是南迁的人把这种设计带到水田区，因而同生产实践结合了起来，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南方农民由于生产上的迫切要求而自己摸索出来同样的设计。重要的是，像这样的汲水工具必然是要在像南方那样的广大水乡和丘陵地区大规模地开展水田时才会得到推广而充分地发挥作用。至于北方农书《齐民要术》里面没有提到它，那是不难理解的。 翻车之外，那个时期南方水田农业还有哪些工具，由于缺乏资料，目前还无从说起。只有晋朝人编写的一部字书《字林》的残卷里面有“*[石+蒦]礋”这个词，注解是“打草田器”。后来陆龟蒙著《耒耜经》，讲到“礰礋”，说明它是有齿的，王祯认为礰礋也就是*[石+蒦]礋。《农器图谱》中画的有两个礰礋，一石一木，说明“独用于水田，破块滓，溷泥塗也”。一个石磙子或木磙子，遍体有齿，在水田中滚动时，除了“破块滓，溷泥塗”之外自然也有拔除水中杂草的效用，所以《字林》说它是打草田器。《宋会要辑稿》所记的“木勒泽”大约就是此物。种水田，供水灌水当然是最根本的，而去除水中的杂草则是水田实行精耕细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南方水田区的农具后来也发展成套，这个是个开端。 《太平御览》卷四五六“蛇”一节引《搜神记》记载吴兴农民在田间用“鈠”叉蛇的故事，还说“雷公若来，吾当以毁斫汝腹”，这个“鈠”字，在《玉篇》里的解释只是“器也”，应该说是一种农具。这事发生在“于田中耕”的时候，更可知是耕具。后来《集韵》里又说是“小矛”，也写作“*[钅+役]”。“小矛”自然是可以说“叉”，但说“斫”就不合适了。王祯《农器图谱》里讲到“耰鉏”，说明是“江淮虽有陆田，习俗水种，……但用‘直项锄头’，刃虽锄也，其用如斸，是名钁锄，故陆田多不丰收”。这所说的“钁锄”却很像那个“鈠”。旱田在水田区是不甚受重视的，这里说的这种农具大约是南方有多种用途的，比较简单的一种，后来一直到了元朝还未被弃置。 除“鈠”字外，汉以来的几部字书中还有几个字，注释只笼统地说是“田器”，如果不是说明讲过的别种农具的异名而真是另外的特殊的农具，好像也都不会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可以略而不谈。只有《玉篇》里的“杴”字，注解是“锹也”。联想到《说文》中的“銛”字，原注也就是“臿属”。此二字读音相似，很像是同一种东西。因为后来“锹”在北方农村也通称为“杴”，所以特为指出，以待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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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98%] 五、水田农具的发展(公元6世纪以后)     隋唐两代，南方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很快就超过了黄河流域。经过唐朝后期和五代十国的纷乱，特别是宋朝南渡之后，几经破坏的北方的农业，落到了抱残守缺的地步，而南方的全国农业重心的地位终于确定下来。这一现实也完全在农具的发展上面得到反映。南方水田的经营原则仍然是建基于手工作业的精耕细作，因此，农具的演变也还是以这个原则为主导。   首先要谈的是唐末陆龟蒙《耒耜经》里面所描写的那个犁。那里是古代文献中关于犁耕的构造的惟一详尽的记载。它是由11个部件构成的，除了“犁鑱”和“犁壁”之外，都是木质。在这一点上和以前的犁没有分别。犁鑱长l尺4寸，宽6寸，显然仍旧是个等边三角形的样子。犁壁大致是直径1尺的圆形盘，原文只是说它是倾斜着，壁体未必是作弧形。这种犁比过去的犁进步的地方主要是多了一个调节入土深浅的“犁评”。这样的一种犁好像是唐代后期江太湖水田区一般农家使用的。太湖区在当时来说是最先进的，据刘仙洲先生说，直到全国解放，各地农民所使用的耕犁也都没有超过这个水平。其所以如此，一则是由于一般农民所受剥削过重，因而资力微薄，在生产用具方面难于改旧图新，而只顾坐享其成的地主又不大关心生产，自然对改良农具不感兴趣。在另方面，一直处于手工作业状态的农业，也只能是老式的笨犁与之配合。在这里，农民的贫穷是最主要的，所以一般习于因陋就简。像所谓“压鑱”和“策额”的作用，一般只是就“犁底”(即“犁床”)和“犁箭”(即“犁柱”)上面来解决，而不是特为再添附件。调节入土深浅也是在犁辕的前端装上一个简单的木钉，叫做“犁疆”的，或者竟是一根简单的绳，同“犁槃”(即“引木”)结合起来，要耕得浅些就低放，要深些就往高里提。再不然就全靠掌握“犁梢”(即“犁柄”)的手法。同样，控制耕幅的宽狭，也是凭了对犁柄的操持的技巧。这正是手工作业的特点。     当然也必须指出，尽管在很长时期内我们的耕犁的构造没有显著的改进，但也绝不能说多少世纪以来我国的农民和农具设计者一直是无所用心。犁身的结构始终是以木为主，这是受了原材料铁的缺乏的限制。可是也要想到，木质构造的分量较轻，却也是适合于畜力较弱的客观条件。再就另一方面来说，全国各地农民所使用的耕犁，其形制是千变万化，为的是适应各地特殊的土壤及其他具体情况。可以想到，这里面是耗费了设计者的多少心思的。     水田犁是和水牛配套的，贫农地少，如果没有牛和犁可用，有时就改用“铁搭”。铁搭的样子有些像杷子，又有些像锄，铁头有4根或6根尖锐且两梢稍带钩的齿，完全用人力操作。王祯说，“举此斯地，以代耕垦，取其疏利，仍就*[钅+屚]*[钅+奏]块壤，兼有耙钁之效”。此物虽非绝不见于北方，但究竟是适于翻动水田泥土的一种工具，所以王祯特别指出“尝始见于江浙”。1956年，江苏扬州出土宋代四齿铁搭，也是一个证明。     南宋时一个四川人说，“及来浙问，见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高斯得《耻堂存稿》五《宁国府劝农文》)“壤细如面”四字说明江南水田整地的精细程度。把泥土整治得如此细致，农民的艰苦劳动自不必说，一定也还得有合用的工具。宋时人写《耕织图》诗里提到了“耖”，据王祯《农器图谱》，耖是“疏通田泥器”，作用同北方旱田的耙类似，好像是从耙演变出来的。耙也未尝不可用于水田，只是究竟不甚合用，所以又特为创造出来耖。《农器图谱》说“其齿比耙齿倍长且密”，横梁上面装有扶手，人用手按着扶手，前面用水牛来拖，方式也和用耙一样。田块大的把两个耖合并起来工作，叫做“连耖”。(这使我们联想起前面谈过的“六爪犁”或“六脚耧”。)这样反复进行，田里的泥土就会弄得很熟很透。它的齿既长又密，可以想见，功效是要大大超过以前的礰礋。     北方旱地耕翻之后，为了把土壤弄得尽量细数，还要进行耙和劳的工作。水田在这方面的要求更高。如果说，耖的功效和耙相仿，那么水田区的农民也制作出来与劳相当的工具，那就是“平板”和“田荡”。王祯说，“田方耕耙，尚未匀熟，须用此器，平著其上荡之，使水土相合，凹凸各平，则易为秧莳”。这是说的田荡，它是一根带双权的树枝，前面双权的头上横装一块木板，由一人操持推动。平板也是一块长方形但较大的木板，有绳系着，由人或牛拖了摩田。“摩田须平，方可受种”。田荡是在耖过之后进一步把水和泥调和均匀，并把田面大致弄得平整，平板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把田面摩得很平，为播种水稻和插秧准备好条件。这是因为水田的水下田面比起旱田来要求更加平坦的缘故。这样再三整治，在手工作业的前提下，操作技术可以说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这几种简陋的工具也应该说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和旱田上一样，水田里的精耕细作除了表现在耕地整地方面，中耕除草也是极重要的环节。古代农民在生产实践中陆续创造出来几种简单但又适用的农具，其中较早制成的可能是“辊轴”。这是一段并不太粗的圆木磙子，装在木轴上，用牛拖带。实行撒播的稻田里，杂草和秧苗一齐长出来，用辊轴碾过，草和苗都压入泥里，过两天之后，苗又恢复过来，草却死在泥里了。说它出现较早，这是因为实行的是撒播，而这种做法使人回忆起颜师古所注释的《汉书》中的“火耕水耨”。王祯还提到，他那个时代北方种稻就是实行撒播，也是用辊轴，但“却于轴问交穿板木，谓之‘雁翅’，状如礰礋而小，以车衮打水土成泥，就碾草禾如前”。这又是因地制宜的一个变种。     实行插秧之后，田里有了行，辊轴就不能用了。《农器图谱》里面讲到一种“耘杷”，“以木为柄，以铁为齿，用耘禾稻”。从附绘的图样来看，好像效率不会很高。在另一处又讲到“耘荡”，并且说明是“江浙之间新制也”，自然是比较晚出的。竹柄前端装上一个好像发梳样子的东西，齿是短钉，密密排比，用来“推荡禾垅间草泥，使之溷溺”，则田可除草，又有中耕的功效，确是比较先进的。在没有制出这种工具以前，种水田的农民大约“皆以两手耘田，匍匐禾间，膝行而前，日曝于上，泥浸于下”，确是十分辛苦，真可说是不折不扣的手工作业。为了减轻劳累，农民们设计出来“耘爪”，这就是照每个人的手指粗细，截成一些1寸多长的“竹管”，削去一边，状如“爪甲”，套在手指头上面来挠秧。也有用铁爪代替竹爪的。不过这样虽然提高了效率，但农民仍然得蹲在水里劳动，还是很艰苦。后来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耘爪就改成了一件一根长竹柄前端装上一个类似小杷的工具，并注明“今江南改为此具，更为省便”。大约元朝以后这种“挠秧”的专用工具就出现了。这也许是自王祯作《农器图谱》以后水田农具中惟一的比较重要的改进，因为除此之外，《农政全书》中所载的有关的农具，都是因袭了作于3个世纪以前的《农器图谱》。     《农器图谱》里还有一个“镫锄”。这是水田遇到天旱无水时专用的锄草工具，形状像马镫，锄刃作弧形，为的是“不致动伤苗稼根茎”。     以上讲的这些农具陆续制作出来，水田的精耕细作也就逐渐发展成熟，从而南方广大水田区在全国农业生产中的领先地位也就越来越趋于巩固。这一过程主要出现是在唐宋两朝，也就是从7到13世纪。 最后还要讲一讲“秧马”。这是农民插秧时骑着滑行的一种类似小船样子的东西。苏东坡写过一首“秧马歌”，可见至晚北宋时已有此物。从南宋时许多人的吟颂中可以知道，特别是长江流域各地此物使用颇为普遍。可是后来就很少有人提及。不能想像这种能够大大减小农民疲劳的器具会被废弃不用。消失的原因还是应该在农民所受的剥削越到后来越重，一般农家经济越来越窘，生产资料越来越差这个事实上面去找。当然也可以考虑到，后来插秧的行距缩小了，秧马容纳不下，因而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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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98%] 六、干旱农法定型后续出的农具(公元6世纪以后) 6世纪以后，水田区以外，农具也并没有停止发展。有些新的制作还是显示出来，我们的农民以及民间艺匠还是努力不懈的。 《农器图谱》里面有“长鑱”，作者指出，杜甫的诗里提到过它，但又说那也就是“踏犁”。刘仙洲先生也认为，就图谱中的绘图来看，应该就是宋代的踏犁。历史记载，北宋前期政府曾一度大力推广过这种农具，那是因为有的地方缺乏牛畜，改用人耕，使用踏犁据说“可代牛之功半，比钁耕之功则倍”。《宋会要辑稿》没有说形制如何。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记载了静江(今广西)的踏犁，说它“形如匙”，柄的上端有横木，柄的中段靠左边有一短横枝，是为脚踏的。说它像匙，大约是前端刺土部分弯曲，与地面接近于平行，又说工作起来是向前进的，这所说的都像是犁。可是《图谱》中所绘的长鑱，想像着使用起来应该是近于古代的耒耜，所以王祯也说“亦耒耜之遗制也”，而用耒耜却是逐步向后退的。这就是说，如果北宋政府推广的长踏犁和周去非所记的并不只是名称相同，而《图谱》中所画的长鑱又确是实有其物，那就有理由设想，长鑱并不就是踏犁。陆放翁的诗里面，多处提到长鑱，但和鸭觜锄一样，都是联系着采药来说的，说不定二者是异名同物，可是那只是一件轻便的小铲，亦即与踏犁无关。再说到操作方法，《宋会要辑稿》说是“用四五人可以耕稼”，这话不知所云。《岭外代答》的描述是“踏可耕三尺，则释左脚而以两手翻泥，谓之一进，迤逦而前，泥垅悉成行列，不异牛耕”。可以想像，这样操作也是很费力的。可知它只是畜力非常缺乏的用以救急的一种工具，而不能说是什么更为先进的设计。此外周去非还说，遇到“荆棘费锄之地，三人二踏犁，夹掘一穴，方可五尺，……”。刘仙洲先生猜想，二人各持一犁，总由另一人用绳或杆牵引，那就像山西的抢犁的样子了。总之，这个踏犁究竟是何形制，虽然还不能说得很清楚，但可断言，它和山西的抢犁同样不是便巧的耕具。     《岭外代答》里面讲到用踏犁来耕“荆棘费锄之地”，好像是说的开荒，这就使人联想到“*[麗+刂]刀”。刘仙洲先生说，“唐代以后，在犁的构造上比陆龟蒙《耒耜经》上所叙述的更进一步的发明，最主要的只有犁刀一项”。犁刀在《农器图谱》中叫“*[麗+刂]刀”，整个结构大致像犁，在装犁鑱的地方是一个厚背的刀，要开垦荒地，尤其是芦苇丛生的下湿的地，地下是盘根错节，用犁是困难的，于是设计出来“*[麗+刂]刀”，用*[麗+刂]刀先把地里的粗根以及比较粗壮强韧的杂草割断，然后再用犁，就会省力多多。《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一七“营田条”里讲到，南宋孝宗乾道五年，把楚州(今江苏北部淮安一带)界内管田配给从女真族统治下归来的汉人，并借与各种农具，其中就有“銐刀”。因为当时主要是叫他们开荒，这就可以相信銐刀一定就是*[麗+刂]刀。这种开荒的利器至晚北宋时代已经制作出来了。这里所讲的*[麗+刂]刀是一种独特的耕具。现代的所谓犁刀则是犁整体的一个部件，装在犁辕上面，位于犁鑱的前面，这就更为省便。不过像这样的设计，据王祯说，那个时代已经实现了。     顺带一提，《农器图谱》里面还讲到一种叫“刬”的家什，俗名是“镑”(上声)。“其刃如锄而阔，上有深袴，插于犁底所置鑱处”。那是一种小犁，专用于“草莽汗泽之地”，春初刚一解冻，用它来耕，可以切断地中的草根。其所以取名为“刬”，就是因为它的作用是“刬土除草”。照这样说法，它就很有些像前面所说的“*[麗+刂]刀”了。不过王祯说明了，使用这种农具的限于“北方幽冀等处”，而且也并不是为了开荒。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农具，尚待研究。    《齐民要术》里播种也用“窍瓠”，《农器图谱》里的“瓠种”“泻种于耕过垅畔，随耕随泻，齐便均匀，又犁随掩过，遂成沟垅，覆土即深，虽暴雨不至拍挞，暑夏最为能旱，且便于撮锄，苗亦鬯茂”。它与《齐民要术》中的“窍瓠”都是用天然的瓠来盛种子，但它较为精巧。窍瓠好像只是在瓠的底部穿几个眼，系在腰问，播种人走步，瓠就摇动，种子就从孔中落下。瓠种则是“穿瓠两头，以木箪贯之，后用手执为柄，前用作觜”。这就是说，窍瓠只是做到了省事，瓠种却能控制播种的质量。这自然是一个进步。播种之后，覆土镇压改用“砘车”，也比以前的“挞”更先进了。特别要一提的是从耧车又演变出来“下粪耧种”，这就是所谓“粪耧”，“于耧斗后别置筛过细粪，或拌蚕沙，耩时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开沟下种、施肥，毕其功于一役，这确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砘车和粪耧都载在《农器图谱》，其创制当在元朝以前。     中耕除草方面又制作出来一种“耧锄”。这是装在耧车上的一种锄。刘仙洲先生说，它“是我国第一个采用畜力的中耕、除草及培土的机械”，最早记载见于金元之间人所写的《种莳直说》，可知最迟在女真族统治黄河流域时期(12、13世纪间)已在使用。元朝初年，诗人王恽在今河北藁城县境内经过时，看到农民用“锄耧”在田间除草，很感兴趣，曾写下一首诗，据诗中“双竿驾特牛，独脚云耳并，纷纷播土落，一划蕃草尽”等句来想像，那显然是王祯所描述的耧锄，地点也正与《种莳直说》里所说的“今燕赵多用之”相合，农具的名称可能是诗人记颠倒了。王祯还讲了与耧锄大同小异的“劐子”、“耠子”，其不相同之处是“劐子”第一遍即成沟子，谷根未成不耐旱；耧锄刃在土中，不成沟子，第二遍加“擗土木雁翅”，方成沟子，“其土分壅谷根”。在耧锄上加装木雁翅，也就是类似“犁壁”之类的东西，这确如刘仙洲先生所说的，“也是一项很聪明的设计”。正是在这种地方，常常可以看出来农民的智慧和创新的精神。大约就是因为劐子置办起来比较容易，用起来也比较省事，所以后来在北方似乎更得到推广。这也是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我国农民被迫因陋就简的一个例证。 东北的农民把大田里的中耕除草叫做“铲蹚”，这大约是由来已久。那里种地也是实行大垅，两垅之问形成一条比较深的沟，在这样的沟中进行中耕除草，一般的锄是不大合用的，必须是锄刃的两端稍稍跷起，这样才可以把松动的土拨到两旁给苗根培土。这种特种式样的锄叫做“蹚头”。前些年，辽宁省绥中县出土了金元时代的铁蹚头。那一带的农民开始使用这种农具可能还远在那个时代以前。这也是因地制宜变化设计的一个例子。 “推镰”的设计也值得特别提出。这是一种特别用于收割荞麦的工具。荞麦到成熟时，子实容易散落，用普通的镰收割，损失太大。推镰的特点是在带权的长柄前端横装的镰刃两旁有一对转轮，和一对“蛾眉杖”。转轮安在一根横木的两头。这样描述是根据《农器图谱》的绘图，在《图书集成》里，就不是一对转轮而像是一个木磙子，总之是一件能够转动的东西。蛾眉杖的作用是约束割断的植株，把它们推成整齐的行列。据王祯说，用这种器具“子既不损，又速于刀刈数倍”。此外工作的人只需直身向前推动，疲劳可以大大减轻。应该说这是一种先进的收割器。元初王恽有《观获荞麦》诗，说“野人趁时获，拖车施素刃，前推约步长，僵仆为一顺”，所说的“拖车”显然就是这里所讲的“推镰”，而所收割的也正是荞麦。可知那个时候北方农民确实是使用它的。可是从那以后，也不在再见有人提起。追究起原因来，金元之际，黄河流域大部分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农业生产极不稳定，生长期短的荞麦种得可能是多一些，因而出现了这样一种专用农具。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后来时过境迁，荞麦的播种又有限了，推镰不适合于一般作物的收获，广大的小农户就不肯特为置办它了。     王祯在他的《农器图谱》里还描述了另外一种专用于收麦的工具，其实应当说是一组工具，因为那是由“麦钐”、“麦绰”和“麦笼”三件东西组成。“麦钐”是一把特种形状的镰，麦绰是用竹篾编成的特殊的带有两根木柄的簸箕，两柄下端装在一根横的短拐上面，用一根绳把麦钐也系在拐上。麦笼也是竹篾编的，像个大簸箩，放在一个下面有四个碢轮的木座之上。操作时用右手抓住短拐，左手握了系麦钐的绳，双手一齐用力，斩断麦茎，由麦绰承受，然后翻到身后的麦笼里去。据王祯说，用这一套工具收麦，比用镰割要快得多。只是《图谱》里关于操作方法讲得不是很清楚，附图也同说明不尽相符。像这样的收麦方法，清朝编的安徽《凤台县志》里也有记载，现在河南、陕西有的地方还在使用，不过具体操作方法有些改变。1958年7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关于“删镰”的记事，与《图谱》上所讲的有点近似，但也不完全一样。《图谱》上说明，麦钐和麦绰相联结的地方有一个绕绳的短轴，收割时还要掣动绳子，显然其中有些妙用。无论如何可以相信，这一套收麦器具是比较先进的。同时也应该想到，像这样效率较高而置办起来又不是太难的器械，却没有能够普遍推广也必然是还有一定的缺点。石声汉先生说，“用钐收麦的技巧简直是一套艺术表演”。也是觉得这种操作手法不易掌握，不过我国的农民也和手工业者一样，在操作技巧上面是有很高的水平的，单单是这方面的难度好像不应该是阻碍他们采用先进工作方法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小农户的麦田过小，不需要这样的“大材”像这样成套的收割工具，还是得在较大的麦田里才能够充分发挥威力。清·吴其浚《长编》说，“按，麦秸织草帽，利甚大，故平地多不肯用钐绰，惜其秸也”，这也可算是原因之一。 旱地的农具发展，自从《齐民要术》时代以后就放慢了。水田农具在明清两代也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改进。但这不是说，这些农具的效果始终如一。一般说来，手工作业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常常是靠使用工具的技巧和特别的“诀窍”来提高，虽然也必须承认，这样的提高终归是有限的。以耙的使用为例，《齐民要术》里说的是让人坐在耙上时时用手折断塞进耙齿里的杂草，以防禾苗受伤。王祯《农书》里就说，人站在耙上，使耙齿人土更深，每到地头上用脚把挂在耙齿问的草木根须踩掉。这里可以看出来操作方法上的改变。一般说来，对工具的“运用之妙”，主要是使用者“存乎于心”，其中的奥妙不易形之于语言，只能心领神会。这是手工作业的特色，因此只能略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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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98%] [table=98%] 七、农业机具和动能     刘仙洲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中一开头说，“若就机械的定义说，任何一种工具，无论简单到什么程度，当使用它做工的时候，都是一种机械”。这自然是机械学专业中的科学的概念。照通俗的理解，“机械”或“机具”的范围却是比较狭小的。不过也很难说有一个什么科学的界说，只是依据一般人的习惯想法或说法。比如说“机械化”这个词，所谓“机械”，就是不把简单的工具如锹、锄、钁、镰以及耕犁、磟碡之类包括在内。判别是标准虽然是模糊的，但究竟也不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如果试加推究，好像是与动力的性质不无关系，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工具的推动主要是不是靠人的体力和技巧。此外似乎还有一点，那就是算得上是机械或机具的，总得是构造上多少要复杂一些。现在就按照这样通俗的理解来检查一下我国历史上这方面的发展情况。     同犁、锹之类的农具比较起来，风扇和水碓也许可以算是比较复杂的构造。如果说这就是最早出现的农业机具，那首先是因为这二者都使人觉得是利用了自然力，即风力和水力。更进一步分析，风扇虽说是利用风力来发挥作用，但还是全靠人类；人力来推动，在这一点上，它不能说是比辘轳有所超过，可是在一般人看来，它好像更容易被认为具有“机器”的性质。这就是因为它比辘轳有更复杂一些的结构，多少给人一个“巧”的印象。至于辘轳，尽管也应用了机械原理，但使人首先想到的却是人的体力。这就是说，“结构”这个因素在这里发生了作用，情况与此类似而又恰恰相反的还有翻车(龙骨水车)。这种扬水工具是用人力来运转的，在水田区，踏水车也是一种很辛苦的体力劳动，可是它还是使人更注意于它的构造之机巧。因此，如果说它也是一种农业机具，一般人似乎是没有什么异议的。我们可以这样看：风扇、水碓和翻车可说是我国农业生产历史上从手工工具向机动工具的过渡。   西汉的“扇柜”后来大约一直沿用，但也是不会完全没有经过改良，只是缺乏记载。在王祯的《农器图谱》里，这个器具叫“颺扇”，还说“复有立扇、卧之别，各带掉轴，或手转足蹑，扇即随转”，这就是变化出来的各种的样式，当然是为了适应不同的要求。《天工开物》里的“风车”和“颺扇”与王祯所绘的“颺扇”也不一样，不过只是非本质的改变。 碓的发展比较显著些。作于西汉末年的《方言》里面已有“碓机”这个名称，还说“陈、魏、宋、楚，自关而东谓之‘梃’”，可知当时各地都已普遍使用。也可设想，更早写成的《急就篇》里的“碓”，有可能也是这种碓机。据桓谭说，制作出来踏碓之后，“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新论》)他这是概括地叙述了公元以前时期舂具的发展情况。踏碓虽已不再是很简单的工具，究竟是仍用人力操作，好像还不能说是“机具”，使用畜力和水力，那就有“机械”的意味了。刘仙洲先生指出，利用畜力在一定地点连续工作，要采用“回转运动”，由地平面上的回转运动把动力传送到碓的本体，最后使碓能产生舂米动作，这中间是需要一对斜齿轮的传送。这就是说，碓的构造复杂化了。踏碓的制作已经是给了人以“机”的感觉，所以当时称为“碓机”。从这里可以意识到，在一般人看来，“机”包含有“巧”的意思在内，即所谓“机巧”，桓谭也说“后人加巧”。而所谓“巧”，在这里好像就是部分地或基本上代替了人的笨力气，同时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如果再用牲畜，尤其是水流作为动力，那当然就更是“机”了。沿了这条线索下去，后来跟着出现了杜预的“连机碓”，也是用水力推动。据王祯说，连机碓就是像他那时代由水轮带动的那样一种设计，但他所引《通俗文》上面有“水碓曰翻车碓”这样一句话，从字面上来理解，又好像最初的连机碓是利用翻车的作用。无论如何可以肯定，这种设计到后来是发生过变化的，王祯就提到还有“撩车碓”和“斗碓”(也叫“鼓碓”)，都是因地制宜的另型设计。 不过文献上记载杜预的连机碓又说什么“为八磨”。磨和碓是功用不同的两种器具。可能是著书人疏忽给弄错了，否则就是杜预于连机碓之外又制作过机动的磨。又稍后于杜预的嵇含写过一篇八磨赋，却说是他的外兄刘景宣“作磨奇巧”，赋中有“巨轮内建，八部外连”这样的句子，这就像《图谱》里的“连磨”的样子了。可是又说用一头牛来转动而不是水。不过无论如何，似乎可以相信，魏晋时代，设计精巧的连机碓和水硙历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一直未断，碓和磨之外，还有“水碾”。单从农具的制造技术这方面来说，可以想见，设计什么一定是逐渐有所改进。     说起“磨”来，可能是从一开头就想到了利用畜力来转动，再加上它的整个构造也不是很简单，所以有一定理由把它算作机具。工作的人不是直接使用它而是伺候它。到后来又利用水力，而且又同时转动好几盘磨，那就更是“机器”了。碾的情况与磨相同，因此应当援例也算作机具。它同样可由畜力和水力转动。《旧唐书》记载，高力士“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破麦三百斛”。破麦用碾，这样说也许有点问题，只这“并转五轮”，刘仙洲先生认为是一个水轮带动多数碾轮，那就应该叫做“连碾”了，当然是机器。     “砻”原来与“磨”、“硙”同义，不知从何时起，它成了另一种专用于谷粒脱壳的器具的专名。它也和磨一样，除了也可用人力外，大都是用畜力或水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图谱》里砻的绘图，虽然是用人力推动，却是用的偏心轮的道理，这就使人有一定的“机械”的观感。     以上说的这些利用畜力或水力转动的粮食加工器具，有的是用卧轮，有的是用竖轮，都是根据所在的地势以及水力的大小来设计的。王祯另外设计出来一个用同一水转轮轴兼能进行磨、砻、和碾三项工作的机具，因每次工作的要求不同，磨、和砻可以互相替换。这也是一种高明的设计，可惜后世未见推广。此外王祯还提到一种“船磨”，那是由相傍的两只船各载一盘磨，二船之间设置一个水轮，同时转动二磨，也是变化出来的一种设计。     翻车自从发明出来之后，就成为水田作业必不可少的用具。在以后大约一千年的期间，改进的情况，缺少文字记载。王祯的《农器图谱》里面，记载了有两种推陈出新的设计，都是依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变化出来的，而又都是应用轮轴的结构。有的是用牛拽转，称为“牛转翻车”，有的是借流水的力量推动，称为“水转翻车”。用牛力或水力转动一个卧轮，由卧轮拨动一个竖轮，这样把力量传到贯穿竖轮的横轴上面，横轴旋转，带动翻车。这些新的设计大约都是早在王祯以前就出现了。据刘仙洲先生说，北京故宫旧藏有南宋初年马逵所画的“柳阴云碓图”上面就有牛转翻车。下面就要谈到，唐朝时候已经有了水车和筒车，依理推想，那个时代的人也会设计出来用畜力和水力推动的翻车的。到后来，沿海地方的人还利用风力，仿效船帆，制出了“风转翻车”。     不久以前的农民从深井汲水，往往还用水车。论起它的功用，和辘轳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一般是使用畜力开运转，但用人力的也不是没有。可是它和踏车一样，也具有“机械”的意味，问题同样是在构造上面。它像是把辘轳和踏车二者结合了起来，能够连续向上提水，因而效率大大超过了辘轳。因此可以推想，它的制作必然是在踏车推广以后。具体的时代很难说。《太平广记》所引的一部书叫《启颜录》，里面记载了唐代早期有人见到过这个器具，“以水桶相连，汲于井中”，完全像是水车。据此可知，至迟到公元7世纪中就已经有了。     《全唐文》卷九四八有陈廷章的一篇《水轮赋》，所说的“水轮”，是“趼木而为，凭河而引”，“殊辘轳以致功，就其深矣，鄙桔槔之烦力，使自趋之”，这显然是后世的“筒车”。这个提水器具，有的地方也叫“天车”。北宋范仲淹所赋的“水车”，“固无伤于濡轨，轧之临川，初有认于埋轮，翘翘在渚”，名称虽殊，其实也仍然是这种器具。又据刘仙洲先生说，晚唐刘禹锡的《刘宾客文集》中《机汲记》一文，所描述的好像亦即此物。这种与水车同始见于唐代文献的提水机具，最初大约是借水力推动，所以也叫“水转筒车”。《农器图谱》中另外还有“卫转筒车”，那显然是有的地方水流的力量不够大，另在岸上设置一套像牛转翻车那样的转轴结构，由驴来拽引。像这样随宜变化，显示出来设计者的匠心。     筒车的构造就只是那么一个轮，它必须是下面有部分没在水里，最上面的部分比岸稍高，这样才能把下面的水倾到岸上。这就是说，水面和岸上之间的距离必须小于轮的直径。因此，如果水面过低，它就失去效用。王祯讲到当时平江(今苏州)虎邱寺剑池有一套小型的汲水设备，很可能就是王祯本人受到了启发，设计出来一种“高转筒车”。这种机具好像是把筒车和水车、踏车三者结合到了一起，于岸上和水上各设计一个轮，侧立在一条直线上，由竹索联系起来，竹索上面是一连串的竹筒，在一旁看起来，一个个小竹筒鱼贯上下，“如环无端”，有如水车，构造的主体倾斜着，连接着水面和岸上，又有些像翻车。岸上那个轮的轴，显然是带上另一个竖轮，由一个卧轮拨动，而用畜力来转动卧轮，就像牛转翻车那个样子。要是使用人力，那就在轮轴的两端安装拐木，如同人踏翻车的办法。这是因为水里那个轮的轴与水流是同一方向，自然不能利用水力，动力是得从岸上发出的缘故。王祯又设想出一个由水力推动的筒车，称为“水转高车”。那是依照水转翻车的样子，下面的轮轴带上一个竖轮，另由一个被水流推动的卧轮来拨动。不过可惜的是这两幅图在传本《农器图谱》里都不清楚。 部分农业机具发展变化示意图：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农业机具所使用的动力主要是畜力和水力，而后者尤为突出，于此相反，对风力的利用几乎等于零。这是因为我国的自然条件的一个特点是缺少像欧洲那样的比较恒定的风，一般连续性的作业无法加以利用的缘故。同样容易觉察的是，机具的使用主要限于灌溉和收获后的整治加工这两个方面。而就这两个方面互相比较，在时间上又是后者开始得更早。可以说，我国农业上使用机械是从产品的整治加工这个环节开始的。这并不是偶然的。首先应该说是受到传统的小农经济制度的制约。占绝大比重的规模极小而又以自给自足为经营原则的生产单位，由于极其明显的原因，是不利于农业机具的推广和发展的。为数不多的经营地主和富农虽然在财力上或多或少有采用机械的条件，但社会上相对充足的劳动力的供应这个现实，又对机具的推广产生着阻挠的作用。再就是很早就成为传统的精耕细作，从本质上来说也排斥机具的使用。整地和中耕除草这两个环节尤其是如此，这在水田方面更是非常明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又是互相影响着，从而更加强了各自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我国历史上农业当中的机具使用，只能达到上面所说的这样的程度并呈现出这样的特点。试以《农器图谱》中的垌碓为例。这是浙江农家的创造，所以也称为“浙碓”。这种很简单的舂米机具，却能做到“米自翻倒，簌于笏内，一捣一簌，既省人搅，米自匀细”。这说明了设计的高妙。可是原文接着又指出，“然木杵既轻，动防狂进，须于踏碓时已起而落，随以左足蹑其碓腰，方得稳顺”这就是说，为了取得上述的效果，工作的人的操作技巧是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使用机具的人的个人的技巧对机具的充分有效使用有很大的关系，或者竟是决定性的。再联想到古代其他简单的农具，以及现代的机器，就会看出来，配合精耕细作的农业机具的使用，多少还带着手工作业的意味。反之，现代的机器则是把效率完全寄托在构造本身的精审设计上面，而使用机器却相对地轻而易举，如果说还是不很简单，那主要是还必须掌握一套比较复杂的知识而不是灵巧的操作手法了。农民越是习惯于依靠自己的操作上的巧妙来提高工作效率，也就越减小了制作和改进机具本身的积极性。这种心理状态多少也对机具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最后还可以举出“代耕架”来作为补充说明。一提起代耕架，首先会想到的是明末王徵的那个设计。其实在他以前，据湖北《郧阳府志》的《官师志》记载，明嘉靖年问因为闹牛瘟，不能及时耕田，有人“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省力而功倍”。假如记载是确实的，虽然无从臆测它的具体构造，还是可以肯定其为一种代耕的机具。王徵《新制诸器图说》中的代耕架，不单对构造的用法讲得很清楚，而且还绘有图。清初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中谈到了“木牛”，与王徵的代耕架相似，这二者都像是同前些年盛传一时的绳索牵引机属于同类的东西。明代湖北郧阳府的那个设计，志书上说明了“惜其法不传”。清初广东农民的木牛是否根据王徵的设计制成，不得而知。又据清末出版的《农学丛书》中记载，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一个叫马彦的安徽人以王徵的设计为蓝本，又加以改良，制出一种代耕机具，曾在湖北随州试用。关于这一种在农民看来要算是很新颖的农业机具，文字记载只有这寥寥几条，在过去生产实践中显然未曾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而只是偶尔用来救一时之急。 当然，今天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我们的农业要机械化，这是必然的。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仔细研究一下过去农业中机具应用和发展的情况，尤其是如果一时还不完全放弃精耕细作，那么如何使这个传统与机械化结合起来，这似乎还是很值得认真考虑的。

孝感农时节气
                                                         （以孝南区朋兴、新铺一带为主）                    
（一）农时节气
       朋兴为传统的农业乡镇，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以种田为业的农民始终把生产农事与农时节气相呼应，以求获得农业丰收。
（二）二十四节气
       古时的中国在一年的时间中定出二十四个点，每一个点叫一个节气。节气表明地球在轨道中上的位置，也就是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通常也指每一点所在的那一天。二十四节气表明气候变化和农事季节，在农业生产上有重要的意义，每月有二个节，第一个称节气，第二个称中气。二十四节气指：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三）二十四节气歌
      1、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暑相连。秋处白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上半年来六二一，下半年是八二三。每月两节日期定，最多相差一两天。
        2、梅花绽放“立春”先，大地霄汉雨水连。“惊蛰”初谷河鲤跃，“春分”蝴蝶舞花间。“清明”时节风筝起，“谷雨”之前抢种棉。“立夏”播插水稻秧，“小满”收麦两头忙。“芒种”到了忙忙栽，“夏至”抓紧管好田。“小暑”早稻正黄头，“大暑”开始摘新棉。“白露”枣树献新枣，“秋分”割谷办麦田。“寒露”移栽油菜忙，“霜降”种麦惊飞雁。“立冬”白菜涌上市，“小雪”起坂晒白田。“大雪”时节天渐冷，“冬至”长影换短天。“小寒”之前腌鱼肉，“大寒”过后庆新年。
（四）二十四节气的传统意义
        立春，春季开始；雨水，降雨开始；惊蛰，开始响雷，冬眠动物复苏；春分，春季的中间，昼夜平分；清明，气候温暖，天气晴和明朗；谷雨，降雨量增多，对谷类生长有利；立夏，夏季开始；小满，麦类等夏熟作物子粒饱满；芒种、忙种、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夏至，夏天到，白天长，晚上短；小暑，初伏前后，气候开始炎热；大暑，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期；立秋，秋季开始，气温开始下降；处暑，淡热即将过去；白露，因夜间较凉，空中水气凝成露水；秋分，秋季中间，昼夜平分；寒露，气温明显下降；立冬，冬季开始；小雪，开始降雨；大雪，降雨较大；冬至，进入“九”天，白天短，夜间短；小寒，气候比较寒冷；大寒，为一年中最冷时节。
       二 十 四 节 气 表

四季	阴历 月序	节  气	阳历常见日期	太阳到达黄经
春	正月	立春  雨水	2月 4—5日；2月 18—19日	315°；33°
	二月	惊蛰  春分	3月 5—6日；3月 20—21日	345°；0°
	三月	清明  谷雨	4月 4—5日；4月20—21日	15°；30°
	四月	立夏  小满	5月 5—6日；5月 21—22日	45°；60°
夏	五月	芒种  夏至	6月 5—6日；6月 21—22日	75°；90°
	六月	小暑  大暑	7月 7—8日；7月 22—23日	105°；120°
	七月	立秋  处暑	8月 7—8日；8月 22—23日	135°；150°
秋	八月	白露  秋分	9月 7—8日；9月 22—23日	165°；180°
	九月	寒露  霜降	10月 7—8日；10月 22—23日	195°；210°
	十月	立冬  小雪	11月 7—8日；11月 22—23日	225°；240°
冬	十一月	大雪  冬至	12月 7—8日；12月 22—23日	255°；270°
	十二月	小寒  大寒	1月 5—6日；1月 20—21日	285°；300

（陈伟、施海华根据《朋兴乡志》材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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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社会特征看中国农器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宁可

如果说元代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是中国传统农业中农器的一个总录，那么，现在出版的《中华农器图谱》可以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到它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的农器的一个总录。 　　中国传统农业是大陆集约型农业，即常说的精耕细作农业。这是一种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在小块土地上耕作、高投入（主要是劳力）高产出的个体小生产农业，自然经济色彩浓厚。中国古代的农器正是适应了这种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体小生产农业，并且成了它的标志。比起其他地区例如欧洲中世纪的农器来，中国古代农器具有如下特色：一是轻、小，适于单人或一两头牲畜的耕作；二是门类多样，耕地整地、播种、中耕除草、收割脱粒、灌溉等都有一系列专门化的农器，而且因地制宜，旱作、稻作都有适宜的农器；三是许多农器灵便精巧，能节约劳力物资，提高效率。 　　传统农业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秦汉是中国古代生产力大发展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继承和发展了过去某些精耕细作因素的个体小生产传统农业在这时形成。正是在个体小生产农业的基础上，出现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地主经济及其政治上层建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中国由此进入到封建社会。农器从过去以木、石、骨、蚌和少部分青铜为材料急剧进步到使用铁器，从耒耜进步到铁犁，从纯用人力进步到运用畜力，从少量品种进步到多种多样，这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大发展的标志，也是社会大变革的标志。 　　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呈现了阶段性的变化，南方经济超过了北方，使中国整体经济力量大为增强，出现了第二次商品经济高潮，这种阶段性的变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反映，而其基础是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南方稻作农业的发展（曲辕犁的运用、以双季稻为代表的复种指数的提高、梯田的开拓等）。农器的发展则表现为更趋轻便灵巧（如曲辕犁成了主导样式），门类更多，适合水田稻作的农器较前尤其繁多，它标志了这个时期农业的进步。 　　明清以来，欧洲出现了飞跃性的变化，它以工商业的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标志开始了近现代化的行程。相比而言，同时期的中国，生产力只有量的增长而缺乏质的变化，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呈现了停滞乃至僵化的现象，中国从先进变成了落后。为什么如此？人们从各个方面，例如从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儒家思想、民族矛盾、乃至科举制度、闭关锁国政策、文字狱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无庸讳言，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为经济是基础，因此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是重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这就必然要涉及对个体小生产传统农业和它的局限的分析。 　　明清时期，农器较前似乎并没有多少进步，有些节省劳力和提高效率的农器难于推广甚至失传。这是不是反映了传统农业的局限，或出现了所谓“高原现象”呢？此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与土地开辟的限制（除去东北，条件较好的可垦荒地已经不多了），人多地少的情况更为突出，传统农业更着力于劳力的投入。更多的劳力投在更少的耕地上，单产虽有提高，但并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产品率，本就带有浓厚自然经济色彩的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这种局限，势必影响到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和大量的农产品进入市场。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是一种限制，从而也使科学技术的进步缺少了激励的机制。传统农业的这种局限，是不是中国所以落后的一个原因甚至是一个主要原因呢？我想，这是应当加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