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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芜湖读书民刊《书香》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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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26 09:44:2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安徽芜湖读书民刊《书香》资料收集2005年为参加北京全国第三届读书研讨会,《书香》于安徽省芜湖市创刊。系民间读书交流小刊物。目的是:读好书。读健康、高雅的作品。以书结缘;以书会友,进行广泛地交流。最初为折页形式,后变更成40开的小册子。2006年出第二期,也是为全国第四届读书研讨会准备的。2007年改为季刊。
编委:桑农、许进、张翔、郭青、倪建明、汪应泽。
目前情况具体不详。

书香(2007年春季号总第三期)目录


    《中国文字狱》序 …………………林贤治
《百灵》后话 ………………………许  进
藏书家阿英 …………………………王稼句
“高信四书”入藏记 ………………叶嘉新
书店剪影•萃文书店 ……………… 柳  泉
斋名琐话 ……………………………刘德水
丑石居杂俎 …………………………萧金鉴
书香斋纪事 …………………………应  泽
封面题字:陈子善 封面藏书票:倪建明


书香(2007年夏季号总第四期)目录
书评/书话
《我的笔名》读后……………徐  雁02
关于废名致林语堂的信………止  庵05
书人/书事
朱健先生………………………它山忆07
你要善待这个人………………董  桥10
书前/书后
《弱水读书记》序言…………黄岳年12
《低眉》自序…………………钱红丽14
书楼/书店
回望雅积楼……………………郭  青16
书店剪影·万卷书屋…………宋  磊18
编后絮语………………………编辑部20
封面题字:龚明德 封面藏书票:倪建明
附录:
(编 后 絮 语)
■徐雁教授无疑是中国读书界的领军人物。他将新作交本刊首发,足见对民办读书报刊的关照和支持。
■止庵先生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书评家”。他编印的废名和周作人的文集,学界口碑甚佳。这里刊发的,是他最近写给废名研究者梅杰的一封信,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它山忆是一份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读书周报名家专版的编辑。她来写与文化名人的交往,自然值得一读。
■香港的董桥就无需介绍了。十几年前,就有“你一定要读董桥”的说法。在专栏写作方面,大陆至今尚无人能望其项背。《你要善待这个人》一文,说的是新文学史料学专家龚明德先生。本刊本期的封面题字,正是龚先生惠赐的墨宝。
■黄岳年网名“弱水月年”,是目前“天涯·闲闲书话”上非常活跃的一位作者。他对民办读书报刊,也十分关注。
■钱红丽在国内散文随笔界人气正旺。这位“安徽才女作家”,生于安庆,现居合肥。但她成长中最关键的日子,是在芜湖度过的。她在新出散文集《低眉》的自序中,谈到了“在芜湖的那些年”。
■芜湖虽说城市不大,文化传统却很悠久。雅积楼是本地历史最长、藏书最丰的私家藏书楼。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晚年,曾在此读书和写作。
■旧书店,是一座城市文化底蕴的标志。本期“书店剪影”介绍的芜湖万卷书屋,以经营旧书为主,同时在“孔夫子”网上售书,业内颇有影响。

书香(2007年秋季号总第五期)目录



          有关文章收集
   丙戌年的毛边书
    文 鸠兹谷村
    拜读汪应泽兄《我所珍藏的毛边书》一文,(《芜湖日报》2007年1月12日),对毛边书的浓浓之情,不禁在心中涌动。丙戌年是我的本命年,也是我接触毛边书之始。春节,我造访应泽兄书斋,看到陈克希先生《老书鬼书话》编号、签名的毛边书,让我羡慕不已。承蒙汪兄不弃,破例让我将书带回家阅读;晚上找来一把小刀,边裁剪,边阅读,那种感觉是:盈盈书香,缕缕情怀,不知天方皆白。毛边书让我“开肠剖肚”一番手术,书的毛边参差,装帧插图,都浮出水面。有欣赏的快意,还有阅读的愉悦。
    当年,鲁迅先生给萧军的一封信里说:“切光的都送了人,省得他们裁。我们自己是在裁着看,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1935年7月16日)鲁迅先生一生爱书,特别是先生的晚年,钟情起毛边书。这信中的文字,诙谐幽默,先生勤奋读书的形象,跃然纸上。
    七十年过去了,毛边书再次回到作家、读者的手中。我暗暗地想,什么时候也能收藏、阅读到毛边书?来满足我的心愿呢?也许是本命年的吉祥如意。春天,我便收到了第一册毛边书。被称“晋中才子”的作家杨栋,寄来《梨花楼书简》,天蓝色封首环衬的设计,均出自作家自己的手笔,精美、简洁、朴实。杨栋文字深受孙犁先生的影响,简洁、自然、淡雅,回味无穷。接着,又收到了编辑孙犁先生《耕堂劫后十种》等专著的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宗武先生馈赠新著:《回忆孙犁先生》 (刘宗武、段华、自牧编) 毛边书。刘先生不仅在扉页上签字,并且在扉页下端,写下这样的文字:“这不叫毛边本,只能说半成品欠一道工序,可是两次请工厂留下毛边本,竟不知其为何物,奈何!”。看来刘先生对编辑的《回忆孙犁先生》毛边书不满意,同时,让我发现一个钟情、执著的“毛边党”员。
   于晓明兄是《日记杂志》执行主编。几年前,他馈赠了《无定集》等书籍与我交往结缘。丙戌年得知于兄《川上集》问世,赶忙挂电话索取,没有想到,老朋友从北京给我邮寄上一大包书籍和杂志。让我特别高兴的是《川上集》的签名毛边书。于兄写文章、做编辑集于一身,打造书香社会。他的硬笔书法,潇洒自如,从容端庄,可谓自成一体。《川上集》是内蒙古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之一,发行量仅千馀册,书店均成套出售,毛边书更是麟毛凤角,十分珍贵。
    南京的《开卷》,是读书界知名读物之一。主编董宁文先生,几年前曾出版《人缘和书缘》书话集,虽然寒斋藏有其签名本,却一直无缘相识相聚。初秋时节,在金陵访书,大家有缘相聚,宁文先生在刚刚送到的《我的书缘》毛边书上签名留言,并与大家合影留念,真曰:书缘和人缘!
山东泰安市的阿滢,年初,他馈赠汪应泽兄和桑农老师《寻找精神家园》的签名本,让我眼馋,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得知阿滢读书并收藏张炜著作,让我捕捉了机缘。我在一家旧书店找到张炜两册散文集一并寄送,满足阿滢对张炜著作的收藏。十分高兴的他,回赠了《寻找精神家园》的毛边书,扉页写道:“秀才人情一本书。许进兄一哂”。《寻找精神家园》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毛边书,制作十分道地,令人爱不释手,这样和谐的沟通,让我们成为了亲密的书友。
     丙戌年,杨栋兄先后给我寄送:《梨花楼书简》、《荫园书话》、《杨栋研究专集》和《紫陌集》四本毛边书,并且在一本毛边书上题跋:“此书印数仅千册,多为爱书人购得,毛边书则仅百册,芜湖许进先生愿收存壹册,特以此本奉上供指疵。‘惜花春起早,爱书夜眠迟。’能得书友知己,足矣。”
屈指计算,丙戌年我收藏了近十来本毛边书。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之爱毛边书,只为它美,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在丁亥年钟声 敲响之前,我期待着新的毛边书到来……
                                                                       2007-1-20
   旧籍的“破镜重圆”
    文张翔
    1945年,随着日本人投降,东北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仓皇出走,随身携带的无数内府珍藏也随之散出。其中一套世所罕传的宋国子监刻本《经典释文》(四函三十卷)一分为三,可谓书运多舛。
1946年,北京琉璃厂的蜚英阁书店的老板裴成武(子英)从长春尚古斋赵姓处收得其中的首函六卷。裴氏精于版本目录之学,面对残卷,也毫不犹豫将此书携归,交由同业藻玉堂代售,其中首册售与了天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第二至六卷则为前北平图书馆买下。而该书的后三函(七至三十卷)几经辗转后入藏沈阳图书馆,1948年由国史馆馆长金静庵先生携归北平图书馆。1949年后,周叔弢先生爱国,多次将自己所藏珍籍献给国家,这本《经典释文》首册也在其中,最终使这套宋版《经典释文》得以完璧。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化一为百,福泽天下爱书人。
    书林间这类“破镜重圆”的故事还有很多,有些事听起来好似天方夜谭。北京藏书家田涛曾在他的《田说古籍》中说到这样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有一年他在东北访书,遇到两册元刊零本,该书全套四册,面对残本田氏本不欲收下,但他心中隐约感到此书以后也许有配齐的可能,于是他决定跟着感觉走,买下了那两册元刊零本。谁知过了不久,奇事真的发生了,他竟然在江西某地偶然遇到这部书的后两册,江西与东北相距千里,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四册书还是原配,曾经为一人所藏,不知何故,后来星散南北两处。藏书家把它们再次归拢在一起,真是功德无量。
    上述古籍善本之外,一般常见的普通旧籍也不乏类似境遇。几年前,我检点架上藏书,发现三联书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始出的那套《读书文丛》,我竟藏有大部。当年范用先生发起并亲自操刀设计封面的这套小书,几乎汇聚了当时所有的学界名家,深得几代读书人的喜爱。正因如此,我发愿欲将其收齐,能成全璧,当不失为雅事一件。
这套小书有三种版式,第一种为素面朝天的封页,以作者手稿笔迹点缀其间,显得清新不俗,设计出自范用、宁成春之手,该版式共出了四十余种,因出版已久,要配齐已经不易;后两种版式皆由宁成春等人担纲设计,目前配齐不难。于是,上网搜索、下单、付款,不多久,要的书陆续寄到,细细翻检,偶然发现在北京晨晨书店所购的《有心无题》和《听着有心》两书均出自一人所藏,且二书均有题签,其中《有心无题》题曰:“马政藏书,二○○二年十一月,人大东门考研一条街拆迁小屋内。”由此推断,书主也许是一名在校大学生,购此书时正在复习准备研究生考试。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随后不久在河北沧州的雁翎书屋所购的一批书中,一册梁小民的《经济学的开放》,一翻扉页,竟然发现同样题有:“马政藏书,二○○二年七月,”笔迹与我在北京晨晨书店所购均为一人所书。
    北京与沧州相距虽不算太远,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城市,书主马政的藏书是如何散出,并流落到两个不同的城市,一切不得而知。可以猜想,当年那位租住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外的考研学生,在收拾行装,奔赴新的学校时,随手将不看的闲书处理掉,而这些被处理的书又重新被放回不同的旧书店里,最后竟然奇迹般地汇聚于我的书架,如此“破镜重圆”,这不能不说是一段关于书的“奇缘”。
    爱书的人都相信,书是有灵性之物,每一本书都有着属于自己不同的命运。一套旧籍的聚散离合,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它们各自不同的命运,还往往折射出那个社会发展演进的历程。
                                                                       2012、5、5《大江晚报》

   我的东隅我的桑榆
    文 郭青
    对于一位爱书人而言,没有比获得一本自己心仪的书籍更快乐的事了。众多“书虫”乐此不疲地逛书店,其最大诱惑也就在于此。然而,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快乐,就必然有失落。遇上并且购回心仪的书固然是天大的快乐,而与之对应的则是,一本书,心仪已久,分明已经遇上了,却又从眼前活生生地溜走了,则应该算得上是这世界上最悲催的事了,当然,这是对那些“书虫”而言。
    记得2007年夏日,我们几位芜湖“书虫”前往南京淘书。在一家书店的书架上,远远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顾廷龙年谱》,关于此书的各项信息早已烂熟于胸,寻找此书已有些时日了,却一直无缘收入囊中。同行的一位“书虫”则早已购得,仅此一点,足以让我羡慕不已。这次异地遇见,哪有不买之理。把书从书架上拿下来,失望也随之而来。为何?此书大概是时间放久了,书脊已经破损,内页也有多处损伤。拿着这本“伤痕累累”的“新书”,再看看后面的定价:90元,当时内心的那个纠结呀。买还是不买,真的是个问题。藏书之人都特讲究书的品相,孙犁当年每买回一册书,都精心地包上书皮,再在书皮上题写购书时的经过、心得,以至后来将这些题写于书皮上的文字结集出版,这才有了后来的那本轰动一时的《书衣文录》。我虽没有孙犁那样的水平,爱书之心却是相通的,对于书籍我似乎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少时的“小人书”,现在绝大多数仍旧完好无损,若手之未触。现在面对这样一本“残本”,该如何选择。思量再三,还是将书放回书架。别了,我的《顾廷龙年谱》,别了,我心仪之书。
    此后的两三年里,网上搜、书店觅,却一直无缘再见此书。渐渐地有些心灰意冷了,看来与这本厚厚的年谱还是没有缘分啊。谁承想,就在我失之东隅,不知到哪儿去找寻我的桑榆之时,有书友告知,我市的一家旧书店里有此书。立马奔去,店主竟然将书藏于书架的最里端,原来这位店主也是爱书之人,他本欲留作自己收藏的。好说歹说,终于同意割爱。抱着书,一路跑回家才发现,钱还未付。第二天一问价格,又让我喜出望外:半价。看来古人的那句“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的确挺有道理的。
    还有一次,也是在南京,一家名曰万象书坊的挺有特色小书店,遇见一本郑伟章的《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薄薄一册,却是没有丝毫水分的“干货”,岳麓书社的书我们这里很难买,此前还不知道郑氏写过这样的书。此书店内只找到一本,与我同行的另一位书友是位研究出版史、书籍史的“发烧友”,因此便向店员打听此书是否有复本,答复没有。这样一来,一道难题便呈现在我的面前:是留,还是让。权衡再三,终究选择了成人之美。回芜之后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湖湘一书让与××,情非得已,不知可有重遇之日。”怆然之情溢于纸上。
    要说书缘与人缘一样,缘分到了,挡也挡不住。前不久在一家书店里再次碰到了这本书,而且同样的书码放了两本,好似等待着我领回家。心中狂喜,取下一本问店主价格,回答:“八元。”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须知它的定价是18元,零头而已。看看手中的书,一本在手还嫌不解馋,遂将书架上的另一本也一并取下,付账走人,过瘾!
    回家在日记里记下如此一段话:“此书2010年12月11日曾在南京万象书坊遇见过,然该书店此书仅剩一本,遂让给××。心中戚戚然至今已近两年的时间,今日见之,有如他乡遇故人的感觉,见书架之上有两册,全部取下,一解两年相思之苦。”
    在我的购书经历中,类似这样的失之东隅之事还有很多很多。细细想来,其实购书藏书大可不必患得患失,顺其自然。就书而言,享受购、藏、读的乐趣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是否拥有,倒在其次。“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藏书如此,为人亦如此。
                                                                       2012、9、15《大江晚报》
   书缘未竟
    文 桑农
   《藏书报》编辑潘宝海兄用快递一次寄来四封信。两封是他写给我的,两封是朱金顺先生写给他的。将朱先生的手简转赠,是因为其中提到了我。
    朱先生第一封信里写道:“去年我刚出院,收到桑农先生的赠书《花开花落》。近日读了一阵,感到年轻朋友能写成这样,不易了。写短文一则,供阅读欣赏栏补白之用也。它的封面底色太深,复印不出,我复印了一张扉页。我看就不用插入封面了;如非要插入,用此扉页。但用时千万将桑农那几句话用白纸盖上,否则我在吹嘘自己了。谢谢!”
    朱先生是新文学史料学的奠基者。他的“新文学三书”,即《新文学资料引论》、《新文学考据举隅》、《新文学资料丛话》,都堪称学术经典。我一时兴起,将那本小书寄呈,真正是班门弄斧。朱先生当时就回过信。未料想,他又亲赐书评,提携后学,实在感激不已。得知此事后,我与宝海兄说起,朱先生的联系方式还是他给我的。宝海兄很高兴,决定书评刊出后将原稿赠我留念,还写了一篇博文《可爱的书人,有趣的书缘》,贴在网上。同时,他给朱先生去信也谈及此事。这才有朱先生第二封信里的那句话:“信中讲了桑农知我地址为你所告,那该谢谢呢,因之有了《花开花落》,哈哈!”
    我原本打算等原稿寄来,再给朱先生写信感谢,可迟迟未能收到。宝海兄此后赠阅的两期报纸都寄到了,原稿仍不见踪影。电话告知,宝海兄也有点着急。几天后,我便收到他一次寄来四封信的快递。
    宝海兄在第一封信里说:“翻箱倒柜,朱老师的原稿还未找到。近日有其他文友索求朱老师地址,也有复信,怕顺手装错信封。万一如此,还望原谅。现将朱老师谈书评一事的信件呈上,稍补缺憾。没想到一桩美事,竟这般结果,很抱歉。”这封信写于六月二十八日。最后还写道:“老师暑假有时间的话,望多多投稿。”
    然而,写于四天后即七月二号的第二封信,竟然这样开头:“可能这是一封告别信了,因本月中旬我将离开报社。作为一名编辑,感谢您多年的关照与支持。认识您,是我幸福而快乐的记忆。”信的结尾是:“老师亦不必回信了,估计回也收不到了。咱们今后在网上常联系。问好。保重。”——读到这些话,我愣了半天。都说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不曾想散得如此突然;仿佛一首乐曲,渐入佳境之际,戛然而止。
    我与宝海兄至今未曾会面,只是在网上见过他的照片。但作为作者与编者之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和默契,非常难得。我寄去的稿子,他都会刊用;他策划专版,也会想到约我撰文。现在,宝海兄就要离开《藏书报》了,我们之间不会再有合作的机缘了。想到这些,未免伤感。
    《藏书报》是国内古旧书业唯一的一份报纸,起步较为艰难。在宝海兄和各位编辑的努力下,逐渐形成气候。作者的阵容在扩展,栏目日益丰富,影响也越来越大。可正当其时,宝海兄却另谋高就了。不仅是我,众多关心和热爱《藏书报》的作者和读者,都多少会感到意外吧?!
    遵照宝海兄的嘱咐,我没有回信,也没有去问个中原因。我能做的,只是在此略述这段未竟的书缘。一则感谢朱先生的厚爱,二则为宝海兄送行。最后,借用一句套话:祝愿宝海兄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2012、9、8《大江晚报》
    诗人爱诗亦爱书
    文张 翔
    一直留意现代学人爱书掌故,今偶翻温源宁《不够知己》,读到新月诗人孙大雨一节,作者生动形象地描摹了一幅孙大雨爱书聚书的画像:“大雨是一名享乐主义者,他喜欢坐拥美好事物,充分享受生活。他酷爱印制精美的书籍。在学生时代,他把每个月的零用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书。直到今日,他的英语书籍可谓是中国最上乘的藏品。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摩挲着那些善本,就像抚弄他自己挚爱的孩子,他会有一种得其所哉的感觉。看到这种时刻的他,真能启人神思。”
    孙大雨祖籍浙江诸暨,1905年1月21日生于上海,原名铭传,字守拙,号子潜。孙氏自幼聪慧好学,17岁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20岁毕业,翌年远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德穆学院深造;毕业后旋即又进入耶鲁大学研究院英国文学系进修。1930年夏回国,后经徐志摩介绍入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授。
    孙大雨在中学时就与新诗结下不解之缘,考入清华后不久,加入了闻一多、梁实秋、顾一樵等人创办的清华文学社。由于他才华横溢,时与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杨世恩(子惠)为人们誉为“清华四子”之一。
    1924年春夏之交,印度诗人泰戈尔应邀访华。在泰翁访问北京期间,尽管日程十分紧张,作为当时中国诗坛崭露头角的孙大雨还是寻机单独拜访了泰戈尔。晚年的孙大雨仍然还记得他当时以一个爱好诗歌者对“诗哲”仰慕的心情到清华园荷花池畔的泰戈尔下榻处求见并受到热情接待的场景。尽管这次会面时间并不长,但给孙大雨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纪念,那就是泰戈尔的一纸亲笔题词,上面用孟加拉文和英文写着同一句话:“当真理降临于人时,荣耀它吧。”难得的是,多少年过去了,尽管生活辗转坎坷,这张珍贵的题辞后来竟奇迹般地存留了下来。
    孙大雨早在赴美之前,出于对当时新诗创作的形式过于自由散漫不满,一直不懈探索新诗的格律。他曾在浙江普陀山佛寺旅舍盘桓数月,潜心研究,终于创建了他自己的一套新诗格律体系——“音组”理论。1926年4月10日,他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上发表了我国第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格律新诗《爱》,比闻一多那首脍炙人口的格律诗《死水》还要早问世五天。1930年孙大雨回国后正式加盟新月派。1931年1月,新月派以“诗社”的名义在上海创办《诗刊》,孙大雨与徐志摩、程梦家、饶孟侃、邵洵美等同为诗社成员,并参与了《诗刊》的编务。在创刊号上,徐志摩以显著的篇幅刊出了孙大雨的三首爱情十四行诗《诀绝》《回答》和《老话》。徐志摩对此评价道:“大雨的三首商籁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竟许从此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后来,徐志摩在赠孙大雨的诗集《猛虎集》时,谦称自己为“小先锋志摩”,而称孙为“大雨元帅。”足见孙氏在徐志摩心中的地位。
    1936年春孙大雨回到上海,任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在此期间,孙大雨的兴趣逐渐转向英文诗的研究和翻译上,并开始尝试用其创造的“音组”理论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先后翻译了莎剧名作《李尔王》《风暴》《奥赛罗》和《麦克白》等。只是后来孙大雨狷介耿直,命运多舛,未能把莎剧全部如愿译出。
    1950年以后,孙大雨担任复旦大学外语系主任。“文革”十年间,其两千多册珍贵藏书悉数被抄走。虽然后来落实政策,发回的仍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好在他的手稿被子女们安全保存了下来,并得以在“文革”结束后重新整理出版。只是他的上千册中外文珍贵藏书再也无法恢复,这成为他晚年的一件憾事。
                                                                    2012\11\17《大江晚报》

本为公器 何苦自缚
文 郭 青
日前收到两封来信,信的内容均涉及到藏书的留和去,颇为巧合。一封信是安师大的杨明芝先生的,此前编发过先生的数篇稿件,其间又有过数次鱼雁往还,也算得上是未曾谋面的“熟人”了吧。杨先生供职于安师大文学院,想来家中文学方面的藏书肯定少不了。也不晓得杨先生从何渠道知笔者喜爱藏书,他在信中说:“我有上个世纪、这个世纪《文学评论》80期;上个世纪《文艺报》20多期、《文艺研究》4期,合计百余册。我知道您是藏书家(藏书爱好者),如果您愿笑纳,我愿赠送。”杨先生想来也是一位爱书之人,能够割爱将心爱的藏书赠送与他人,这种磊落豁达的藏书之态洵为难得。然换个角度来看,杨先生这也是为自己喜爱之书寻找一位“好婆家”,倒不失为一种好思路。
另一封来信是天津图书馆的刘尚恒先生写的,先生生于芜湖,住于津门,对家乡的这份晚报一直关怀有加,先生在看此前下午茶专栏张翔先生的文章后,有感而发,写下了下面这段话:“张翔《靠不住的捐赠》一文,谈的是事实,然而我以为未从正面去立意,似不大符合时代潮流。正面立意应该是提倡捐献,只不过如周叔弢说的,捐书如同嫁闺女,要找好人家。”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一辈子,对图书馆的情感可想而知。
关于藏书家的身后事,其实一直是个难题,留于子孙,捐诸社会,两者本无孰高孰低之分。只不过按照国人的传统,藏书留给后人是天经地义之事。古往今来,不乏其例。明代大藏书家祁承爜为了管理好所藏图书,他亲手撰写了《澹生堂藏书约》,在这部书约里,他训示儿孙:“今与尔辈约,及吾之身,则月益之;及尔辈之身,则岁益之。孙孙能读者,则以一人尽居之,不能读者,则以众人递守之。入架者,不复出。蠹啮者,必速补……勿分析,勿覆瓿,勿归商贾手。如此而已”。他还治有一方藏书印,印文奇长,共四十二个字:“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诗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无孙益之守弗失。”规矩不可谓不严,态度不可谓不诚,然而就在他去世后不到二十年,藏书就已烟消云散。这大概是这位澹生堂主人所未能料到的吧。
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赵孟頫的身上,他曾写道:“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姓,当念斯言,取非其取,无宁舍旃。”话语何其严厉,然历三世而书亡,此藏书周期律好似一道魔咒,不仅在赵孟頫身上得到应验,而且此后历代藏书家的藏书归宿,也大多难逃此怪圈。类似上述的例子,在藏书史上不胜枚举。一部藏书史,实际上几乎等同于一部藏书的离散史。
同样是藏书家,倒是周叔弢比较开明,他的观点是:“文字典籍,天下公器。”因此他在晚年一直勤于捐书,1947年7月将手校珍籍三百七十三种、四千二百九十六册捐赠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逝世后,其子傅忠谟又于1950年,将其父藏书楼“双鉴楼”镇楼之宝:宋版《资治通鉴》和宋抄本《洪范政鉴》及其手校善本书五百八十部,四千零七十六册,并书屋所存文物二十八件,分两次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先生有一枚藏书印:“曾在周叔弢处”,每得善本必钤此印。是啊,只要曾经拥有过那份难得的藏书过程的乐趣,又何必强求子孙世代守之呢。看来,在这点上,周叔弢先生无疑要高出祁承爜、赵孟頫许多。
无论是杨芝明先生的观点,还是刘尚恒先生的态度,都无可厚非。书籍本为天下公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效应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每一位藏书家为其藏书找到一个合适的去处,也即嫁个“好婆家”,方才算善之善者也。
                                                                  2012、11、10《大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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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6 10:11:53 | 只看该作者
启蒙时代已经结束?

2008-05-07 来源: 博览群书  作者:止 庵
  友人董宁文君给我出了个“我与《开卷》”的题目。《开卷》是一本“民刊”,由南京凤凰读书俱乐部主办。32开,28页,每月一期,有内准出字,快要出满一百期了。国内类似这样的刊物不止这一种,我常见到的有长沙的《书人》,十堰的《书友》,武汉的《崇文》,北京的《芳草地》《书脉》,济南的《日记杂志》,呼和浩特


的《清泉》,上海的《博古》,进贤的《文笔》等,均为寄赠,并不发售。就中以《开卷》水准最高,也最稳定,虽是戋戋小册,却很耐读。办“民刊”的多是热心人,为不少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但多数“民”的味道不足,好像非主流的“主流刊物”。相比之下,《开卷》最少此病。我希望《开卷》保持这一特点,我祝愿它办得长久。
  由《开卷》衍生出两套公开出版的书,一是“开卷文丛”,前后共出了三十种,作者多为文坛老人,其中谷林著《淡墨痕》,李君维著《人书俱老》和范用著《泥土 脚印》,洵为传世之作;一是“我的”系列,包括《我的书房》《我的书缘》《我的笔名》和《我的闲章》四种。我曾打算就后一套书写篇文章,因家中有事未能写出。我想谈的是,文人现今已经相当边缘化了,或许日趋绝种亦未可知。这里的几个题目,却正是文人特色之所在,说得上是彼辈此时所表现的一种姿态。   有关《开卷》,所要说的就是这些;至于“我与《开卷》”,只须交待一句:我是它的作者之一。   且来讲点题外话。春节前后,我读了《晨报副刊》影印合订本前七册,即孙伏园所编1921年至1924年部分。起初只为查点资料,继而想不如花点工夫通读一遍。《晨报副刊》脱胎于《晨报》原第七版,即如“出刊启示”所说:   本报的篇幅原是两大张,现在因为论说、新闻、海内外通信、各种调查、各种专件以及各种广告,很形拥挤,几乎要全占两大张的篇幅;而七版关于学术文艺的译著,不但读者不许删节,而且常有要求增加的表示,所以现在决定于原有的两大张之外,每日加出半张,作为“晨报附刊”;原来第七版的材料,都划归附刊另成篇幅,并且改成横幅以便摺钉成册,于附刊之内,又把星期日的半张特别编辑,专取有趣味可以寻娱乐又可魇智欲的材料,以供各届君子休假脑筋的滋养。   借这套书时,有位编过报纸的朋友在场,说:“这是中国最好的副刊。”不免让我有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但读过之后却多少出乎意料。别说现在一般报纸的副刊了,就是几种读书杂志,也不是《晨报副刊》这个编法。第一,它涉及的方面很广,绝非“文艺副刊”可以赅括,而是兼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从所设“读书录”、“译述”、“地质浅说”、“小说”、“诗”、“浪漫谈”、“戏剧研究”、“歌谣”、“游记”、“卫生浅说”、“科学谈”、“生物浅说”、“专著”等栏目即可看出;第二,不少文章内容颇专,譬如“地质浅说”之《火山与山脉的生成》(予仁著)、《岩石的系统》(予仁著)、《煤层怎么生成》(予仁著),“卫生浅说”之《病原论》(余幼尘著),“译述”之《社会进化之原理》(英人Hobhouse原著,少平译),“讲演录”之《地球和生物的进化》(葛利普博士讲演,龚安庆教授口译,季瑜笔记)等均是,虽然标榜“浅说”,实则不是普及写法。以今日的眼光视之,《晨报副刊》分量够重,却不能说有多“好看”。即便每周日那一期,也是这样。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就是在此连载的,首次归入“开心话”,第二次起特为另辟一个“新文艺”的栏目。周作人所译古希腊的对话《大言》《兵士》《魔术》,牧歌《情歌》《割稻的人》,拟曲《媒婆》,小说《苦甜》和日本古代的狂言《骨皮》《伯母酒》,也在星期日的“古文艺”一栏刊出;所写《自己的园地》一辑文艺批评,则在“文艺谈”一栏揭载。因此,以“专取有趣味可以寻娱乐又可魇智欲的材料,以供各届君子休假脑筋的滋养”来形容这些作品,恐怕我们难以接受。   然而《晨报副刊》当时颇受欢迎,影响巨大。回过头去看《出刊启示》“关于学术文艺的译著,不但读者不许删节,而且常有要求增加的表示”的话,不免感慨:有人说,有人听,无所不说,无所不听,真是启蒙时代才有的气象。《辞海》以“开发蒙昧”释“启蒙”,于“启蒙运动”则云:“泛指任何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运动。”这可以代表对此的一般看法,然在我看来,第一,这里似乎过于强调“给予”的一方,而轻视了“接受”的一方;我们常常以为启蒙是前者的主动作为,其实相比之下,后者的求知可能更具主动性,至少也是彼此间的互动。我前面的话,改成“有人说,有人听,无所不听,无所不说”,可能更为恰切。第二,“使社会接受……”所划范围过于大了,其实启蒙未必能够及于大众。形容启蒙,不如径用《孟子・万章上》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但是说到底这还是精英内部的事儿。我读《晨报副刊》,颇能感到那时“后知后觉”的确强烈要求为人所“觉”,而“先知先觉”自是责无旁贷。   现在谈到《晨报副刊》,或许以为其主要贡献是传播新思想和推进新文学;然而介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当初同样是重点所在。从知识启蒙这一点上说,后来有份杂志堪可比拟,就是80年代的《读书》。《读书》我曾每期必看,最留心冯亦代的专栏“海外书讯”和董鼎山的专栏“西窗漫笔”,我对外国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的了解,多半得益于此。头一次听说海明威、福克纳、诺曼・梅勒、阿瑟・密勒等人的名字,知道世间有这些作家,他们有什么作品,这才去一一找来读了。虽然后来重读两位所作,感觉内容多半已经过时了,就像如今看《晨报副刊》那些介绍知识的文章一样。《读书》曾经有的影响毋庸多言,我想强调的是,它也是“求知-启蒙”的产物;“有人说,有人听,无所不听,无所不说”的话,用在这里同样恰当。   前些时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读书》不满?因为以前它是一本启蒙性的广泛的知识分子读物,现在成了小众的圈子化的同人杂志。”在我看来,此乃时势使然,归结为编辑方针有误,未免倒果为因。当“广泛的知识分子”不再有被启蒙的要求――其实是他们已经大众化了――“小众”、“同人”们只能讲给自己听了。“后知后觉”的启蒙时代过去,继之而来的是“先知先觉”自娱自乐的时代。在这个“自”――一群人,若干人,少数人或个别人――的范围之内,他们仍可相互交流,相互启迪。目下有“读书界”或“读书圈”一说,听来好笑,却反映了某种真实情况:读书已经成为一个“界”或一个“圈”里的事儿了,“界”或“圈”外的人对此不复关心。   当年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另办《语丝》,恰恰是一份“同人杂志”。较之《晨报副刊》,《语丝》知识介绍减少,言论发布增多,而这正是启蒙色彩转趋淡化的迹象。到了30年代,废名、冯至办的《骆驼草》就更“小众化”和“圈子化”了。鲁迅批评说:“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1930年5月24日致章廷谦)其实还是时势使然。周作人说:“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所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1932年11月13日致俞平伯)也可以理解为看出今昔时代不同,一种必要的自我调整。   有关历史上每次启蒙时代兴起,议论很多;它的消歇,人们似乎较少留意。所以消歇,各具原由,或许是因为启蒙之后的社会转型成功,启蒙思想已转变为新社会的行为规则,这里无暇细论;但有一点可以提出:启蒙只是一时之事,不会无止无休。启蒙时代告一段落,并非启蒙所要解决的问题业已解决,而是这些问题不再像过去那么受关注了。就现在的情形来说,思想问题实已与“广泛的知识分子”无甚关系;知识介绍则别有更为便捷的途径,但是那种旨在丰富自我、健全人生的“无为而为”的求知已被普遍放弃,转为一种更为实用的要求,而这与启蒙实际上已经无甚关系。   话说至此,可以再来谈谈《开卷》之类“民刊”。我觉得它们的出现,多少适应了社会风气由启蒙向着自娱自乐的转变;而就自娱自乐而言,“民刊”与正式出版的刊物其实无甚区别,反倒可能更纯粹一些,假如编者和作者不再以启蒙为己任的话。而我所谓多点“民”的味道,也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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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6 10:07:31 | 只看该作者
一本错版书引出的佳话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7月18日   08 版)

    “无错不成书”几乎成了当下大陆出版界的“潜规则”。网友“一条沉没的鱼”就曾在新浪微博上抱怨说:“买了@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有严重的印刷错误,中间有好几页没印上字。去书店要求换,但是那家店的这本书都是这样。”我当即跟帖:“前些日子在当当网买了杨葵先生的《东榔头》(湖南文艺),200页的书,有16页开天窗。”这样的书已经严重影响正常阅读了。爱书人买到这样的书,其心情的沮丧程度不难想象。但也有例外的惊喜。我就曾被这“例外的惊喜”击中过。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2011年12月5日凌晨,我在新浪微博上发了条帖子:“爬山。逛琥珀、晓风书店。五折购得:《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吴相湘《三生有幸》、胡旭东《江南访古》、吴茂华《明窗书话》、吕剑《双剑集》、绿原《再谈幽默》、章品镇《自己的嫁衣》。有趣的是,《自己的嫁衣》从序到目录都错成了龚明德的《书生清趣》。这可是@子聪的开卷闲话主编的开卷文丛哦。”
    “子聪的开卷闲话”是南京爱书人董宁文的网名。董先生把一份薄薄的民刊《开卷》办得风生水起,所发文章“短小简洁,不作套话官腔,读来轻松自如,趣味盎然”(钱伯城语),其知名度和好口碑不亚于沈昌文时代的《读书》。董先生在《开卷》开的专栏《开有益斋闲话》,传递着全国各地读书人、爱书人的各种与书有关的信息,现已结集到第六编,陆续出版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他还主编出版了在读书界广受好评的《开卷文丛》、《开卷读书文丛》、《凤凰读书文丛》、《开卷书坊》等丛书,我差不多是见一本买一本。他编的“我的”系列丛书《我的书房》、《我的笔名》、《我的闲章》、《我的书缘》,每一本我都爱不释手,并主动为每一本撰写了书评予以推介。可以说,我虽然与董先生缘悭一面,但对他仰慕已久,并在新浪微博上偶有互动。我写上面这条微博,没有其他意思,只是向他通报一下信息而已。上次在当当网买到他编的那本封面与内页倒装的《我的闲章》,也没有想找当当网或出版社退换,自己悄悄收着。
    没想到,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董先生的回复:“你那本可是错版啊,如果有兴趣,我有机会可请龚明德和章品镇两位先生在书上签名留念。不过章老已九十高龄了。”
    章品镇先生和龚明德先生都是我非常崇敬的读书人。章先生曾任《雨花》和《钟山》的主编,那是我曾经特别喜爱的两本纯文学刊物。成都“六场绝缘斋”斋主龚明德先生对书更有一种宗教的情结,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敬畏和虔诚,在他眼中,书简直比什么情人还要情人。据彭国梁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这个人的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多,而是多得抬头是书,低头是书,闭上眼睛还是书,近百个平米的房子内,你想插进去一只没有文化的脚,那都是异常困难的。”我的书房里分别收有两位先生的多部著作。因此,对董先生的热心提议,我怎么能不动心呢?于是我当即回复说:“呵呵,太有兴趣了!”好像生怕董先生反悔似的,我未得到董先生的确认,便径直给他寄去了那本错版的《自己的嫁衣》。
    2012年3月6日,我收到了董宁文先生寄还的《自己的嫁衣》。小心翼翼地翻开,但见书的扉页上不仅有九十一岁高龄的章品镇老先生在病床上颤颤抖抖写下的亲笔签名,还有龚明德先生和董宁文先生深情款款的跋语。
    龚先生写道:“这部《自己的嫁衣》是前辈文人章品镇先生的大著,却被印刷厂在装订时混入了拙著《书生清趣》的书页。此丛书主编董兄宁文先生挂号寄来成都,嘱我为此书收藏者(实为受害者)何况书友写字留念。说一声:何况,你破费了!龚明德  二○一二年二月三日。”
    董先生写道:“章老久卧病床,此签名颇不易也。明德先生认真跋语颇意味深长。此书乃一奇书也。宁文于金陵  二○一二年二月廿五日。”
    我与章先生、龚先生、董先生素昧平生,三位先生接力写就的这则温情脉脉的书人佳话,将激励我买更多的书、读更多的书。然而,不管以后买多少书,我都将好好珍藏这本来之不易的奇书。
    福建省厦门市    何光喜
    “无错不成书”几乎成了当下大陆出版界的“潜规则”。网友“一条沉没的鱼”就曾在新浪微博上抱怨说:“买了@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有严重的印刷错误,中间有好几页没印上字。去书店要求换,但是那家店的这本书都是这样。”我当即跟帖:“前些日子在当当网买了杨葵先生的《东榔头》(湖南文艺),200页的书,有16页开天窗。”这样的书已经严重影响正常阅读了。爱书人买到这样的书,其心情的沮丧程度不难想象。但也有例外的惊喜。我就曾被这“例外的惊喜”击中过。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2011年12月5日凌晨,我在新浪微博上发了条帖子:“爬山。逛琥珀、晓风书店。五折购得:《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吴相湘《三生有幸》、胡旭东《江南访古》、吴茂华《明窗书话》、吕剑《双剑集》、绿原《再谈幽默》、章品镇《自己的嫁衣》。有趣的是,《自己的嫁衣》从序到目录都错成了龚明德的《书生清趣》。这可是@子聪的开卷闲话主编的开卷文丛哦。”
    “子聪的开卷闲话”是南京爱书人董宁文的网名。董先生把一份薄薄的民刊《开卷》办得风生水起,所发文章“短小简洁,不作套话官腔,读来轻松自如,趣味盎然”(钱伯城语),其知名度和好口碑不亚于沈昌文时代的《读书》。董先生在《开卷》开的专栏《开有益斋闲话》,传递着全国各地读书人、爱书人的各种与书有关的信息,现已结集到第六编,陆续出版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他还主编出版了在读书界广受好评的《开卷文丛》、《开卷读书文丛》、《凤凰读书文丛》、《开卷书坊》等丛书,我差不多是见一本买一本。他编的“我的”系列丛书《我的书房》、《我的笔名》、《我的闲章》、《我的书缘》,每一本我都爱不释手,并主动为每一本撰写了书评予以推介。可以说,我虽然与董先生缘悭一面,但对他仰慕已久,并在新浪微博上偶有互动。我写上面这条微博,没有其他意思,只是向他通报一下信息而已。上次在当当网买到他编的那本封面与内页倒装的《我的闲章》,也没有想找当当网或出版社退换,自己悄悄收着。
    没想到,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董先生的回复:“你那本可是错版啊,如果有兴趣,我有机会可请龚明德和章品镇两位先生在书上签名留念。不过章老已九十高龄了。”
    章品镇先生和龚明德先生都是我非常崇敬的读书人。章先生曾任《雨花》和《钟山》的主编,那是我曾经特别喜爱的两本纯文学刊物。成都“六场绝缘斋”斋主龚明德先生对书更有一种宗教的情结,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敬畏和虔诚,在他眼中,书简直比什么情人还要情人。据彭国梁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这个人的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多,而是多得抬头是书,低头是书,闭上眼睛还是书,近百个平米的房子内,你想插进去一只没有文化的脚,那都是异常困难的。”我的书房里分别收有两位先生的多部著作。因此,对董先生的热心提议,我怎么能不动心呢?于是我当即回复说:“呵呵,太有兴趣了!”好像生怕董先生反悔似的,我未得到董先生的确认,便径直给他寄去了那本错版的《自己的嫁衣》。
    2012年3月6日,我收到了董宁文先生寄还的《自己的嫁衣》。小心翼翼地翻开,但见书的扉页上不仅有九十一岁高龄的章品镇老先生在病床上颤颤抖抖写下的亲笔签名,还有龚明德先生和董宁文先生深情款款的跋语。
    龚先生写道:“这部《自己的嫁衣》是前辈文人章品镇先生的大著,却被印刷厂在装订时混入了拙著《书生清趣》的书页。此丛书主编董兄宁文先生挂号寄来成都,嘱我为此书收藏者(实为受害者)何况书友写字留念。说一声:何况,你破费了!龚明德  二○一二年二月三日。”
    董先生写道:“章老久卧病床,此签名颇不易也。明德先生认真跋语颇意味深长。此书乃一奇书也。宁文于金陵  二○一二年二月廿五日。”
    我与章先生、龚先生、董先生素昧平生,三位先生接力写就的这则温情脉脉的书人佳话,将激励我买更多的书、读更多的书。然而,不管以后买多少书,我都将好好珍藏这本来之不易的奇书。
    福建省厦门市    何光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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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6 10:05:26 | 只看该作者
读书种子在民间——解析民间读书报刊现象

2007-12-14   来源: 大江网-江西日报

  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大批民间、准民间的读书报刊开始“浮出地表”,以其平易、朴素却不失博雅书香的品格受到广大读者的亲睐。她们逐渐凸显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举其可观者,有《芳草地》《书脉》(北京)、《博古》《东方书林》(上海)、《读书人》(成都)、《书友》(十堰)、《书人》(长沙)、《书香》(合肥)、《清泉》(呼和浩特)、《文笔》(进贤)等等。有的极为小众化,如以收藏为主题的《博古》、专门弘扬日记文化的《日记》、致力于研究书信文化的《书简》,但大体以谈书论书为中心。而究其内涵,这些民间读书报刊的共同特点,就是其民间性或准民间性,以及由此流溢出的书香趣味、书卷情怀。她们的主办者有的是出版社、书店的读者俱乐部,更多的是纯粹的读书爱好者,但她们在读书界往往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她们大多是内部印刷物或干脆是素面朝天的油印本,却魅力无限地联接起了一个庞大的读书群落,以至于网上流传这样的段子:季羡林先生九十高龄,每天除了看《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外,还一定要看《开卷》;她们不少地处偏远小城,但丝毫不影响她们在读书人心中的地位;她们刊载的文章无法为参评职称提供砝码,甚至大多没有稿费,却丝毫不影响投稿者的积极性。她们的作者队伍,既有普通读书人,也包括于光远、朱正、钟叔河、流沙河、范用、袁鹰、谷林、董桥、曾卓、何满子等众多文化界耳熟能详的人物。
  民间读书类报刊对于当下阅读界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她们所自觉倡导的平易近人的文风的积极影响。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当文坛流行起李泽厚先生尖锐批评过的那种“把人转到人仰马翻、天昏地暗却仍不知道它到底说些或想说些什么”、“弯弯曲曲似通非通的‘团团转’文风”时,提倡具有中国本土意味、凝结着中国情怀的行文风格,凸显为读书界潜在的呼声。民间读书刊物所普遍奉行的与读者贴近、平易近人的态度与儒雅之风、书卷气息,自然令人耳目一新。她们大体以“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的书话体文章为主,不求所谓的“学术性”。有的用稿要求甚至近于别致。比如为了让《清泉部落》达到“少发空言,多做实事”的境界,主编张阿泉亮出八条原则,其中包括:“特别提倡写短文;反对空洞抒情,要求虚言务去,减少泡沫,只以白描笔法直接表述;正文内酌情滤掉‘著名’、‘最’、‘非常’、‘辉煌’、‘大师’、‘泰斗’、‘永远’等超级词汇;慎用标点中的叹号和省略号。”短小精悍的文章、视角独特的定位与平易的行文态度,吸引了大量读者。
  近年来,国民阅读率持续6年走低,终于跌破百分之五十,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与传统理性的阅读相比,随着商业主义、世俗化以及后现代浪潮的席卷,近年中国的大众阅读开始呈现出大面积异化的倾向,前所未有的功利性阅读与以快餐式、跳跃性、碎片化为特征的“浅阅读”大行其道。民间读书类报刊的重要贡献更在于其对构建书香社会的重要作用。在消费主义、实利主义与体制化、专业化、学院化倾向的潮流夹缝中,民间读书报刊践行着一种真正的读书人的“第三条道路。”这个圈子多是忠实的纸质图书阅读者,倾心于朴素温润的纸香墨韵。他们不紧不慢地闲翻图书,而从不气喘吁吁地追赶着畅销书;他们不追求轰动效应,有了感触与话题就说点什么,随兴而起,兴尽辄止。民间读书报刊似乎只是求得在一小撮好书者中间流传着一些小众化的书事,共享一种别致的书趣,营造出一种清风细雨般的书香。他们甚至公开主张趣味主义的读书态度,经常沉迷于旧年读书人的爱好,如自制藏书票,赏玩毛边本。刊物大多毫无浓妆艳抹的张扬之气,而别有小荷翠露般的雅致之神。由这些民刊选编出的《笑我贩书》,《开卷文丛》、《我的书房》、《民间书声》、《答客问》等,成了读书人争相传阅的趣味之书、性情之书。钟叔河曾经在《书人》上提出三条忠告,其中之一即“必须植根于基本读者,关注读书人,少讲大道理,着重培养读书情趣”。自发自费组织的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成了近年来国内读书界极具代表性的公益读书活动,迄今分别在南京、十堰、北京、呼和浩特四个城市举办了四届,其宗旨即在传播中华文化,营造全社会良好的书香气息。今年刚刚在“毛笔之都”进贤举行的第五届读书会上,培育书香文化仍然是与会者的强烈心声。民间读书报刊不以“学问”为己任,但她却从没有放弃营造读书氛围的良苦用心。
  钱钟书先生说过,“学问大抵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议论之事。”但说到底,读书不应存在民间与非民间一说。事实上,民间读书报刊多数无法像正式报刊那样月旬周日地按时出版、长年挺立不倒,而多是随意兴办随缘放下,甚至不乏旋生旋灭者,抱着一种“我来过,笑过,哭过,幸福过”的存亡观。即使以坚持长久的《开卷》来论,也不过七八年光景。除了报刊创办体制、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这种命运还与民间读书类刊物本质上闲散的生存态度有关——这也是许多同仁刊物的本质特点。但不管如何,让民间书声琅琅,是读书人的莫大幸福。
  张国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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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6 10:01:14 | 只看该作者
读《开卷》,说民刊



作者:眉睫



什么是民刊?似乎有多种理解。有人将民刊定位于非官方主办的刊物,可是现今不少官办至少半官方的刊物也自称是民刊,例如一些地方文联、作协主办的刊物。而我却以为,所谓民刊,是一班志同道合的读书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兴趣独立操办的在民间读书界传阅的同人刊物。也就是说,所谓“民”,并非刻意要求是否官办非官办,仅需保证自发、自愿、自由、独立,并在民间流通、传播即可。


《开卷》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民刊,而且它也的确非官办,是由凤凰台酒店主办、免费赠阅的一种内部刊物。这本小小的内部刊物,已经满百期了,历时也有八年整了,在民间读书界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推出了开卷丛书,出版数十种图书。这些年来,在出版界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气候。这真是一个令人称奇而又称道的文化出版现象!可以说《开卷》是成功的,它对于构建书香社会起到了推动作用。


以《开卷》为代表的民刊,很好地沿袭了中国数千年的民间读书传统,潜移默化的将书香散布到千家万户,更重要的是很好地保护、培植了民间读书种子,为文化的复兴做了一番准备。下面集中谈谈我理解的“民间读书”态度、兴趣、追求,并以《开卷》新近推出的《我的开卷》、《凤凰台上——〈开卷〉百期珍藏版》为例谈谈民刊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一直以来,我总以为读书的种子在民间,甚至学术、文化等都是根源于民间的。晚清文人喻同模在《〈万家堡略〉序》中说:“远乡村落,非县治之区,其民力最弱,而情常涣,然有一二诗书之家、才略出群之士,就其民而鼓舞之,则弱者可使之强,涣者可使之聚。”这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一二诗书之家、才略出群之士”的重要性。现今文化、教育普及,不应只是“一二诗书之家”,而应是家家提倡读书,于每家每户之中都能听到读书声。然而,近几十年,文化教育得到了极大地普及、发展,可是民间读书的声音反而越来越小,“读书种子”也越来越少,许多人不读书早已习以为常,有知识、没文化的人多起来了,这直接导致地方学术文化萎靡不振。在文化、教育普及的今天,真是咄咄怪事!因此,提倡“民间读书”大有必要,这对于保存、传承、发展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民间的读书态度,首先是对文化保持一份敬畏之心。敬者,敬仰,承认文化是一种难得的精神活动,认为文化活动是有益的,应该加以提倡,尊重文化、尊重读书人,并对文化遗产、历史名人产生一种崇敬感,自觉地适当地为文化的保存、传承、发展尽一份力。


    其次,“民间读书”应是建立在个人情趣和爱好的基础上,比如立足本乡本土也未尝不可,专门搜集、整理、阅读本乡本土先贤的诗文,并推而广之,让这些地方文化很好地流传、扩散开来。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有一些读书的嗜好,有自己的读书范围,并好好地吸收、保存、传承,那么文明之火将愈燃愈旺。


第三,“民间读书人”也应有一种学术担当的精神。敢于在自己爱好的某一个领域深钻,提出一己之见,做出自己的学术文化贡献。


以上所说的民间读书态度,也正是当今民刊所坚持的作风和追求。就《开卷》而言,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的,所以止庵老师在《我的开卷·从“我与〈开卷〉”说起》一文中说:“国内类似民刊不止一种……就中以《开卷》水准最高,也最稳定,虽是戋戋小册,却很耐读。”现在集中阅读了《我的开卷》、《凤凰台上——〈开卷〉百期珍藏版》两书,我想以“启蒙”“文人气”“学术味”三点来概括《开卷》的定位与追求,也即是上面提到的民间读书态度以及当今民刊应该遵循的发展方向。


在《凤凰台上——〈开卷〉百期珍藏版》一书中,有两篇是谈“启蒙”的。一篇是董健先生的《我喜欢光,我崇拜光》。作者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断有多种否定‘启蒙’、解构‘启蒙’的新论传到我的耳朵里,不仅丝毫没有动摇我对‘启蒙’的重视,反而激起我坚持‘启蒙’、批判‘文化民族主义’的更大热情。”二是陈乐民先生的《我们还需要“启蒙”》。文中说:“《开卷》总该与读书有关,盖开卷有益是也。我‘闲’时看‘闲书’,但日常所关注者却不‘闲’,念念不忘的,离不开吾国吾民何等不应该须臾忘掉‘五四时期’德先生和赛先生(尤其是德先生)留下的任务,那几乎是我们全民族的使命或天职……我们还需要‘启蒙’或‘新启蒙’、‘再启蒙’。”两位作者对“启蒙”可谓饱含信心和深情,这未必代表《开卷》所有作者的观点,但《开卷》接纳此呼吁“启蒙”的文章,不正是《开卷》兼容并包的启蒙作风么?


至于《开卷》的“文人气”,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当今许多官方刊物,所发文章比较拘谨,即便不是论文格式,也难得有文人情调的诗文出现。而《开卷》,既发小品文,也发小诗,还发漫画、篆刻、书法、绘画作品,含有浓浓的传统文人味道,使得这本刊物带有民国报刊的遗风。《我的开卷》《凤凰台上——〈开卷〉百期珍藏版》两书正配有大量名家手迹、篆刻、绘画,琳琅满目,真让读者一饱眼福,翻了还想翻。


《开卷》也是充满“学术味”的。收在《凤凰台上》一书中的学术小品可以作证,如桑农先生的《徐志摩〈花之寺·序〉残稿》、董国和先生的《〈文艺〉闲话》、朱金顺先生的《试说鲁迅先生编的〈文艺连丛〉》等,这些文章的学术含量,并不亚于许多所谓核心期刊上的文章。


笔者于2004年知道《开卷》,但真正与《开卷》接触却是在2006年。那时带着忐忑与敬畏的心情向《开卷》投稿。接着,我成为《开卷》的一个作者了,迄今一直受《开卷》栽培,已在该刊发表多篇文章。《我的开卷》、《凤凰台上》上也收有拙作,都暴露了我的坦诚、浅薄与幼稚,作为一个民间读书人,能在《开卷》上留下最初行走的或深或浅的脚印,我是感到非常欣慰的。愿更多的人喜欢《开卷》。


(《我的开卷》、《凤凰台上——〈开卷〉百期珍藏版》,蔡玉洗、董宁文主编,译林出版社2008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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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6 09:57:05 | 只看该作者
全国第九届民间读书年会第二组
专题讨论:民办报刊与阅读推广

20111014日周五下午,温州市图书馆七楼会议室)

卢礼阳(主持人):要不要自我介绍?
    冯传友:来自内蒙古包头,包商银行《包商时报》的编辑。
    自牧:我叫自牧,本名是邓基平,我们出版了一本《日记杂志》,我是山东省委医院办公室主任。
    谭宗远:听清楚没有,各位?他的本名叫邓基平,他是《日记杂志》的主编,现在山东省委机关医院当办公室主任。
    张永苏:大家好,我是这个图书馆里的馆员,就是编《籀园》这个杂志的,我叫张永苏。
    李传新:李传新,湖北十堰的,原来搞过一个《书友》,现在以阅读为生活。
    李树德:李树德,我没有什么刊物,就是一个业余的爱书人,有时候给民刊写点稿子。我退休以前在河北廊坊师范学院,现在受聘在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我的专业是外语,英语是我的专业,中文是我的爱好,谢谢大家。
    李岚屏:大家好,我叫李岚屏,来自东莞图书馆,很高兴在这里跟你们接触,我负责我们馆的《易读》杂志,你们今天早上已经拿到了第一、二期的,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留个地址,以后每期都给你们寄上,还有包括徐玉福先生的《悦读时代》,也帮忙编辑文稿、整理书目。谢谢大家。
    汪应泽:我是芜湖的,原来我编了一个《书香》,现在在芜湖通俗文艺研究会编会刊,已经编了五期,谢谢大家。
    阿滢:本人叫郭伟,我来自山东新泰,我现在主编两份杂志,一份是图书杂志,《泰山书院》,另一份是我们当地的《新泰文史》杂志。新泰有很强的艺术氛围,欢迎大家到新泰做客,谢谢。
    陆子康:陆子康,浙江海宁的,有一本小的刊物叫《水仙阁》,到海宁来可以见到看浙江潮的地方,皮革城的地方,还是王国维、徐志摩、金庸的故乡,欢迎大家。
    陈云昭:陈云昭,来自江阴市图书馆。
    周卫彬: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江苏太仓的,我在太仓图书馆工作,我们图书馆在2008年开始也编了一份刊物,《尔雅》,主要是研究地方文献、地方文化的,人文方面的。太仓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有两千五百多年,在古代有住过王世贞、吴伟业、张溥等,包括四王画派当中,有三王是太仓人,近代的像吴健雄、吴晓邦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太仓的。欢迎大家有机会到太仓来,谢谢大家。
    周维强:周维强,杭州的,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工作。
    夏海豹:夏海豹,我跟大家都不一样,我在温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我在瑞安市人民政府协作办,就是招商局工作,原来我也在宣传部写文章的,非常喜欢读书。
    苏:我叫徐苏,我来自江苏镇江,这次是徐雁会长介绍,他说这个会议你们去参加。为什么?叫我们参加,再搞一个《文宗阁》,它在 1026就即将奠基,它的原本已经烧掉了。现在整个的建筑是按照清代的原貌,我们找到了清代的图纸复原完毕了,上次我们也请企业去帮助设计,或者是策划,他们提出来旧的已经去了,考虑到将来将使文宗阁楼活起来,一个要搞活动,二是要搞开幕。我是向大家来取经来了,同时也借这个机会,镇江也是有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欢迎各位到镇江去做客,谢谢。
    徐玉福:徐玉福,来自东莞,负责《悦读时代》的编辑。《悦读时代》马上就三周岁了,得到在座很多人的支持,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东莞是经济发达城区,但是东莞也出过大的藏书家,像伦明、莫天一、容庚,这都是东莞的,还有比较多的。所以,东莞除了经济发展,在文化上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每年的投入也很大,从去年开始东莞市投资10亿打造文化名城,以后东莞这方面还有一系列的活动,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参与,谢谢大家。
    萧金鉴:我姓萧,来自长沙,我是《书人》杂志的。
    曾纪鑫: 曾纪鑫,来自厦门,我们有一份杂志叫《厦门文艺》,我主要是搞创作,编杂志是副业,欢迎大家到厦门做客。
    董宁文:大家好,我叫董宁文。
    谭宗远:我叫谭宗远,北京《芳草地》。
    瞿光辉:我叫瞿光辉,退休教师,本地人,曾经出了几本书,有一本叫《美丽的旧书》,是董宁文先生主编的,今天能在会议上认识董宁文先生,我觉得非常幸运。人生难得,我们退休的老师很少再参与什么活动,今天能碰到他,我很想念他,今天才碰到,年轻人,也谢谢他,谢谢大家。
   
主持人:大家都已经介绍完了,比介绍以前大家都更熟悉了,我们今天到会的第二组一共有民间读书报刊13家,杂志12家,报纸3家,有的报纸杂志联系不上,比如说北京的于晓明,有的是要来,苏州图书馆的,最后来不了。内蒙古的张阿泉,到香港去了,时间刚好冲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乐清的,后天可能会碰到,他有一个报纸叫做《三禾读书报》,新办的,他们成立了三禾读书社,刚出了两期。以前乐清办过一个《南大读书报》,办了18期,后来停掉了。
    我们下午是这样考虑,五点二十分我们就结束,中间到四点钟茶歇一下,在座的有的是上午还没有发言,有的上午发言不够的,尽可能下午的会议上都能够谈一谈,交流一下。下面哪一位先开始。
   
谭宗远:我觉得分组讨论的方法其实挺好的,开大会没劲,分组可以讲讲外话,什么都可以讲,因为大会有顾忌,有时候正儿八经的领导坐上面,说话还真得替领导考虑考虑,合适不合适,人家花钱请你们来了,来了你们就骂这个骂那个,小组可以,我觉得分组讨论挺好的。过去分组讨论这事还真不多,都是大会。
    上午王稼句说他没来过温州,我来过,我这是二度来温州,2004年陪着诗刊社到温州,他们去苍南了,我们在温州呆了两三天,我们玩了主要的地方,然后就撤了。温州给我的印象非常好,雁荡山白天可以看,晚上也可以看,看雁荡山的剪影,上楠溪江,还去了泰顺的廊桥。突然想起朱自清的《梅雨潭》了,我第一次到仙岩来,我惊诧《梅雨潭》的例子,说梅雨潭就在温州,所以我还去看了梅雨潭。看了以后不过尔尔,我就纳闷,那么一池死水,朱自清居然能写的那么好,后来赵瑞蕻还写了梅雨潭的诗,我没感觉,我也迟钝,我也不会创作,我看了以后,我也不浮想联翩。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真好,一些附属的建筑跟朱自清有点关系。朱自清给温州带来了很多,虽然说温州出数学家,复旦大学的苏步青,还有科普作家叶永烈等,但是我觉得朱自清的影响最深。
    我们这个刊物大概是2003年跟“非典”同时来到北京,我当时还是一头黑发。我明年就退休了,这个杂志办不办,我也不知道,目前说还要办。北方杂志好像只有一家,报纸还有张阿泉那个《清泉部落》,如果我们这个要不办,北方还有一个杂志非常好,就是《天津记忆》,我还碰见他了,我说来不来。
   
卢礼阳:我插一句,他现在南京大学读博士。
   
谭宗远:你说张元卿,但是现在主要办的是《今晚报》的王振良,专业杂志办的特别厉害,他现在已经办了将近一百期了,《天津记忆》就是写天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用不着他掏钱,我写了一篇可以找到他,我自己掏一点钱,用《天津记忆》的名字印出来,将近百期,挺厉害的,现在每期大概只印三百份,如果搜集全了,将来还是个东西。
    有个题目叫“民办报刊与阅读推广”,我真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事,我认为读书这事,已经读书的人就读书了,他没养成读书习惯的人,这辈子也不会读书了,读书永远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我不认为拿着手机读手机报,读电子类的,我认为那不算读书,但是,我说的读书就是那种踏踏实实的,没有功利的,不是说我读书想改变命运,我觉得那不可同日而语。
    读本我就是赞同王稼句说的,读书就是休闲,就是我无聊读书,我觉得没事干了我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不读书别扭、难受,我也不想借读书怎么怎么样。瞿先生说的对,读书要思考的,起码读书要读对了,起码不至于盲从,不至于上面说什么我就信什么。读书还让人明白事理,混蛋都是不读书的种,现在为什么混蛋都当官了,他们都不读书,反正能读书的人当不了官,但是能明白他们是混蛋就行了。
我还真不明白阅读推广和民办报刊有什么关系,我说不出所以然来,我现在就是办民办报刊就继续办,能办一天是一天,说不准退休不办了我就走,如果他要说办就接着办。
如果要是走了以后,明年不知道有谁来接着承办这个,刚才我看各位好几个弟兄发出邀请,可能都有这个趋向,我退了以后,接着上各位那玩玩。
    我觉得来了以后,大伙坐在这见个面,这个会就开得挺好,我觉得这次来温州也算收获之一。我不说了,到此为止。
   
董宁文:很多人都在支持《开卷》,这就是这个刊物能够编下去的理由,或者说动力,因为很多刊物在编辑过程中都会有非常多的困难,非常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见识非常重要,不管你有什么困难都要坚持,像《书友》原来也挺有影响的,也非常好,搞了很多东西出来,但是领导一变,就说休刊,一看就知道玩了一个噱头,这样的领导非常多。他们觉得不喜欢,觉得跟他们的业务没关,就不办了,这个事情非常令人遗憾。
下面我们说一说动力,就是每个刊物都存在着前途问题。东莞的《易读》第一感觉非常好,里面文字也挺好,希望能坚持一段时间,至少说有几年时间,这样就可能会留下来一点记忆。我觉得记忆很重要,这样也就会有一个理由让我们可以每年有一个机会在一起,相聚一堂。
编刊物就是周而复始的一种劳动,看稿子,写稿子,始终是在那里劳作,虽然很烦琐,但也很有乐趣,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应该叫乐此不疲吧。我就讲这么多。

谭宗远:曾先生这次我也是第一次见面,曾先生出了二十多本书,戏剧、小说,大文化、散文,什么都写。
   
发言人27:而且他是武汉作家,被下面吸纳人才挖过来的。
   
曾纪鑫:很高兴与大家见面,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先谈一下刊物。《厦门文艺》是一本群众文化刊物,在全国群文系统中,算是比较“另类”的。因为其他同类刊物,主要是群文研究、群文活动、政策宣传等工作性质之类的内容。群文系统还有一本刊物更“另类”,那就是《芳草地》,专门发表书人、书事之类的书话作品,大家都看到过这个刊物,很纯粹。我们的刊物《厦门文艺》,涉及文学艺术,有小说、诗歌、散文,还有舞台艺术,小品、小戏、相声等都会有一些,我们尽可能把它办得纯粹一些。严格来说,我们的不算民刊,是一本省级内刊,季刊,经费由财政拨款,稿费千字五十元。与纯民刊相比,没有生存的压力。《厦门文艺》有一个栏目叫“书海遨游”,发一些书评、书话之类的文章。这是我们刊物的情况,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再谈谈阅读。我很喜欢买书,读书是我的嗜好。我先学的中文,然后学历史,爱好十分广泛,阅读面较广,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军事等,杂七杂八的我都看。我自己的藏书有一两万册。但是,我这次来还是很受启发,谭宗远老师、赵国忠老师、冯传友老师,他们在开会之前,先到厦门,在我那里转了一下,然后我们一起到这边来。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是藏书家,在书籍的研究方面都是专家。我的藏书主要是实用性的。买书为三种类型,一是工具书,二是参考资料,第三个是喜欢读的可以充实自己的。通过参加这次会议,今后可能在书的研究方面会有一些发展,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谈到阅读我就发现,数字阅读和传统的纸质阅读差异实在是太大了。现在的图书馆都有数字阅览室,出版也有数字阅读这一块,我看一些相关的统计资料,数字阅读的人数比例已经超过了传统阅读。但对我们来说,还是习惯传统阅读。这种阅读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拿一本喜欢看的书,然后躺在床上,随意翻看,看累了喝一口茶,或者抽一支烟,很悠闲、舒服,是一种乐趣。而数字阅读必须坐在电脑前面,正襟危坐。为了适应数字阅读,我想应该改变一下方式,就“与时俱进”买了一个阅读器,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看起来很费劲,用不上。其实,我也不排斥数字阅读,有的书也会下载,但要认真阅读的书籍,哪怕有了电子版,还是会买上一本。并且,我以为数字阅读、网上阅读,基本上都属于浅阅读的层次,如果要做一些研究工作,这种深层次的阅读,最好还是传统的纸质书籍。
还有数字阅读会严重影响视力,我原来不近视的,现在也要戴眼镜。我2003年从武汉调到厦门,当时视力很好,就这八九年时间,长期在电脑前编稿、阅读等,视力下降很厉害,要戴200度的近视眼镜。不过呢,年纪一大,老花就会将近视抵销,近距离的阅读就不必戴眼镜了。
数字阅读对传统阅读冲击很大,会带来阅读方式的改变,对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我们杂志有一个海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今年29岁,她反而习惯看电子书。我估计从小伴随数字阅读长大的年轻人,今后对传统的阅读反而会不适应,这将对未来的出版带来很大的冲击。阅读方式的改变,必然对出版形式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事情。
就谈这些,谢谢大家。
萧金鉴:一段时间以来,民刊似乎有些低沉。《开卷》办的久,办得好,影响大,今年初,迟迟未见刊物来,有说是遇到困难了。还有的民刊时断时续,有的销声匿迹。当然这也无需悲观,民刊现状正符合民刊的特点,无经费保证,无专职人员,出一期算一期。经董宁文先生努力,闯过了一道难关,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有这么多读书人,读书种子仍在,民刊此起彼伏,你停我办,如鲁迅所言,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另一方面,图书馆办读书民刊蜂起,除了原有几种,如《悦读时代》《今日阅读》《尔雅》《上林》《天一阁》等等,这次会上见到《易读》《读读书》,办得很不错,馆办有条件,可持久,这又使我们感到乐观。
   
我们的情况,《书人》到明年就是十周年了,它由弘道文化公司(湖南最大民营书业)于2003年首办,办了三年,出12期;后由岳麓书社接办至今,六年出了24期,现在还比较稳定。《文笔》情况也比较乐观。从2007年创刊至今,受主编邹农耕先生之托,该刊一直在长沙组编,编成后发邹主编审读调整,历几个来回,定稿后发南昌编辑张国功先生校读后付印(张先生的文字功夫十分了得)。邹主编年轻儒雅,人品文品俱隹,没高学历,但能力很强,《文笔》全赖他的投入和操持。邹先生的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已基本建成,《文笔》将继续办下去。
   
我今年72岁了,身体不好,我出于对书之爱,想再干两、三年,只要跑得动,每年的年会一定会参加。谢谢各位。

卢礼阳:萧先生虽然早上客气没说,下午讲起来很有激情,听起来充满感情。你刚才讲到说两个第一,其实是三个第一,不但是最高龄,我们尊敬的长者,还有前天你是第一个到,你是编了两份杂志,我们在座的顶多一个,你这样的高龄,两份杂志是跨地域的,一个是长沙,一个是江西,跨地域你是第一位,你是三个第一。劳苦功高,我们向萧先生致敬。

徐玉福:大家好,《悦读时代》马上创刊三周年了,一路走来,都是大家的支持,可能我们走的顺一点,是因为有东莞图书馆的支持,以前是有学校的支持,所以不像很多刊物遇到那么多的问题,做到现在,基本上是正常。创刊之初,当时是想编一个读书类的杂志,也没有方向,后来跟徐雁商量了半天才定下来,徐雁讲了,他说东莞图书馆也想编一个读书类的杂志,他说,你去找找他,你们联合办起来。后来我去找了馆长,他说可以,我们办事太慢,我们要出的话,没有半年一年出不来,要么这样你先办。接下来我就把它办起来了,那时候也没有很多的经验,因为那时候在公司下面还有几个助手,大家一起帮忙,再有宁文、徐雁,还有徐雁下面的那些学生支持,当初那段时间就这样度过了。
    现在我们这个杂志也还是在外地校对,校对是江西南昌大学的龚联寿老师负责帮我们校对,他也是70以岁以上的老人,南京的陈亮是阅读学研究会的秘书长,他也负责校对,去年陕西的高信老师,他也帮忙校对。我们组稿、编辑、校对都是在外地,校对完了再往回发,然后再统一校改,然后再发给印刷厂再印,这个周期无形中拉的很长,因为不是这个人有事,就是那个人有事,校对周期特别的忙,有时候等不及,等了两个,就结束校对工作了。当时还有中山大学的童翠萍,徐雁的研究生,也负责校对,后来生了小孩,这一部分的工作也放掉了。等于有四个地方在校对,校对完了再总校,所以也是很麻烦,为什么这么多人校对,因为有些不专业,有一些没有经验,所以我就联系了很多人校对,保证校对的质量,因为杂志出来,如果错字太多,也不是很专业,所以宁愿多花点时间多请些人来做,把它做得好一点。初期的解决还不是很理想,校对完了以后在总校的时候,有时候调整版面,校完了又调乱了,因为它有一个版面要插图,要调位子,调来调去就调乱了,调完以后直接就出片子了,出片子就要印,再后面又没有往回发了,有时候也有一些问题就没有处理掉。
    所以像这个杂志,我觉得办起来的话,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不像想象的可以在很短的周期内把全系列的工作结束,而是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今年本来准备出六期,因为时间关系,今年一个是我们改了版面,动作比较大,在定版的时候拉了很长时间,再者,因为我经常在外面出差,有时候就错过了时间,所以就拖下来了。后来李馆就说要不然就两期并一期,现在时间基本同步了,第五期编辑基本完了,正在排,估计这个月也可以出的来。校对时间长,估计这个月也能出来。今年出六期,实际上只有四期了,两期是合刊。
    因为东莞有十亿打造文化名城的资金,图书馆在这方面也想在杂志上面申请专款,今年在图书馆方面又推了一个议题出来,因为我们这个杂志之前,图书馆方面每年有读书节,它也有资金的,就想在读书节的资金里面列支,但是报了几次都没通过,因为政府对这块不是很重视,它重视的是那些诗歌朗诵、文艺表演,搞一些儿童绘画,就是在各个镇区大搞,全部的资金投在作秀的工作上面。因为报的次数太多,可能要换一个概念去申请,又推了一个《易读》出来,当时准备把读者群也想做一个区分,这样就出来一个《易读》。
    在整个南方像民刊也很少,能够多出几种,也是读书人的一个福,因为他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多的享受。目前像杂志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稿子,我们现在走的是没有稿费路线,在稿子方面就比较偏,就像书评书话类的,每一期都用不完,但是其他类的很少。所以大家经常去组稿,经常有时候弄了一遍不够了,然后看谁手上有稿子再去收稿子,收到的稿子严重的失衡,很多栏目都缺稿,有的缺的还比较严重。这一块是一个难点。
    目前为止有这么多书友的支持,我们基本上还是都能够把栏目填满。目前像《易读》也碰到这个问题,因为它刚刚出来,还没有作者群,它现在都是转载和书摘多一些,原创的基本很少。因为它刚刚出来,数量又少,像我们《悦读时代》读者多,它有一个阅读学研究会,会员有上千人,那一块也有一个读者群,也有作者群在支持,这一块相对来说竞争者多了,回馈的也多一些,但是《易读》目前只是一两百册,面就很窄。
    办民刊除了经费的问题,这些方面也有一些情况,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交流,也希望得到大家长期的支持,因为这是长期的事,杂志要生存,稿源也是很重要的支撑。我们为了照顾作者的利益,我们跟作者也有不成文的约定,我们用完的稿子公开刊物也还可以继续发,一般的原则是民刊登一次,公开刊物可以登一次,跟很多学者都有这个默契。因为作者写的东西不可能一点收益没有,这一块走这样的路线来解决。虽然这也是图书馆办,但是图书馆这块也没有经费,目前图书馆这块,两个刊物都是从费用里面列支,都还没有专门的经费。
    我就先把我们这个刊物还有《易读》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沟通,谢谢大家。
   
苏:各位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这次会议这么热烈,有感而发,谈点自己的想法。
    既然谈到推广,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讲,我虽然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但是各种各样的会都开过,不是很系统,但是零零散散的都接触过。因为我每次跟企业、教会,会从它那得到许多的刊物,我的印象也比较深。各地的刊物各有一些特点。我们感觉编的很好,也很雅,也很到位,写的都不错。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推广上。从我来讲,我们开会有些交际以外,其他的也零星收到一些,主要的途径基本都是从这里获得。
    这就联想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各种刊物或多或少都跟读书图书馆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就目前的现状给每个图书馆发一册,这一册永远多不了。如果这个馆长很喜欢读书,他会把这一册能够转到让读者看得到的阅览的程度上去,如果馆长没有这个意识,他很可能都没看过,这个杂志可能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这也是现在的问题,我们不能把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好地推广出去,特别是在目前以人为主的社会,我们图书馆首先应该让各地的图书馆馆长有思想,同时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会议,宣传、动员这类事情。像今天上午的会议以及大家的研讨,我觉得远远的超过图书馆的会议,因为图书馆馆长的联谊会等会议我也参加了不少,但是我总感觉到没有像我参加的文学交流研究,他种研讨的火药味。
    我今天上午也有幸听到了这种强强的对话,或者赞扬,讲话很有力度的这种语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大家有一种凝聚力,像这种会议大家都放弃了各种各样的事,能聚在一起,也不是随便能够参加下来。就像我一样,我本想是听一听,我觉得这是一种来源,这是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如果仅限在我们这个圈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它张扬出去,作为一种战略向社会去推广。
    好多文章写的也很有风采,通过转载、研讨、推荐,手段要多样,现在是大家分类不详,量变得很少,将来在这种推广范围要有专业的联系机构,比如一种就是固定的办公室,一种就是目前的合约,要有这种机制,希望通过这种机制,特别是通过这种馆长的行政的手段,使各种各样刊物能够经营,这样可以使我们的读者群越来越大。
    读者群是有,尽管现在电子刊物的冲击越来越强,但是这个群体相对还固定在年轻人这个氛围,而中年人,包括老年人,他们还是非常喜欢。因为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我们把《尔雅》等刊物放在阅览室里,有读者,而且这些读者反映也是不错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刊物它是有生命力的,而且也应该有它的读者群,希望将来可以发挥图书馆积极的作用,希望通过馆长的联谊会议等等这种手段,从馆长的角度尽量强调阅读的重要性,这种刊物的生命力,使大家有一种共鸣,将来可能对刊物的兴办有好的作用。特别得到领导支持以后,工作人员也有干劲,编辑人员也有干劲,如果再给予适当奖励,这样对于提高刊物的质量都是有好处的,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可以把这种刊物向一些读书氛围比较浓厚的场所联系,供他们查阅,有学习的念头。像我们江苏也好,我们的领导在这方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文宗阁复建以后,不能把它建好了,它的生命就完结了,古代的《四库全书》已经被太平军烧掉了,在形式上是一种延续,但是实事求是地讲,现在的《四库全书》电子版各个图书馆也有,不可能以后有人到文宗阁去查,利用。作为一个花了好几千万搞起来的建筑在全国的影响也很大,我觉得要使它的氛围,使它的文气能够延续下去,各种各样的读书刊物显然是很好的藏品,同时也给学者文人有一个饱眼福的机会。如果这种像文宗阁有影响的藏书,这个也是有利于各种刊物的推广,这也是很好的途径。
    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我就讲这么多。
                                      (茶歇)
    主持人:各位嘉宾,我们分组的后半部分继续开始,没有就坐的请就位,蔡先生(第一组客串过来)请你发言,欢迎蔡瑛先生发言。
   
瑛:关于民刊我简单说两句话,现在的民刊我大部分也看过,也收到一些赠阅,我建议民刊每期都要有新的面孔,因为在青年人里面还是有读书人的,我们大家要去发现他,要去培养他读书的兴趣,每期都要有新的面孔。
第二,我建议你们赠阅的时候,也要每期发展新的读者,发现一些新的爱读书人。
再者,我说出版,我们感觉到新的出版方式,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来了,而且是势不可当,我们现在的出版方式也要发生变化,我们建议民刊一定要利用这些新的传播模式,比如说现在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微博,我建议每个民刊都要有自己的官方微博,这毕竟是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你在微博上,起码让他知道你出了这个刊物,你将要登什么文章,你传递了什么作者,起码要让他知道,然后培养他一种兴趣。我想,如果民刊在青年人中能发现一些读者群、作者,民刊才有生命力。
    我就简单说这两句话,因为新的传播方式你抵挡不了,如果我们利用新的传播模式,我们的民刊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因为有那些青年读者,我们的民刊才有生命力。我简单说这两句,谢谢。
   
周维强:主要是说两个意思,第一,图书馆办的阅读的报刊,我觉得它可以跟图书馆的功能联动,图书馆是社会文化部门,它把这个功能跟自己的报刊可以联动起来,包括做活动,跟办报办刊合在一起做,可以开辟新的东西。
    第二个意思,民办报刊本身应该是比较有活力的,思想活力和文化活力的,在意识形态之下,你不可能突破,自由的思想或者自由的意见,在民刊这里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可能性,充分表达对社会、文化的一些看法,讲讲道理,讲讲逻辑。比如英国在几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报刊在疏导民意,或者说报刊对发表民意中起到很大作用。英国的散文写的都是很平实的、平淡的,都是讲道理的,他在社会动荡的时候,报刊就是发表这种文章。
    大家讲到各个利益集团通过报刊诉求自己的利益,发表自己的主张,我们在大一统体系下不可能表达这种思想,你也谈不了对出版、阅读的看法,因为受限制很大,民刊民报也许在这方面也不能走的太远,走的太远也会出事情,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可能会走的更远一些。
    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最近三十年的变化就是从国有体制天下,到现在是民有非国有占三分之二,国有只占三分之一还不到,我们三十年经济改革是这样的趋势。十七届六中全会里面还要产生文化体制的决议,我想文化最终的变化一定是民营的,非国营的文化要超过国营文化。先秦学在民间,才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了秦国,这个思想就衰落了,所以,民报民刊在推动文化发展方面,在复苏我们的文化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作用。
    我就说这两个意思,谢谢。
   
周卫彬:各位老师,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馆刊办理的情况,我们是2008423号世界读书日的时候正式创刊的《尔雅》,也是取自太仓的文化名人王世贞,他在世的时候建了一个很大的野山园,家里有很多的藏书,他专门把一些宋刻书本建了一个,叫尔雅,我们就取自他的藏书名叫《尔雅》。我们现在也坚持平均两个月一期,一直办到现在,每一步办过来确实也很不容易,我们也估算了一下,一年大概办刊的费用,印刷费、稿费,成本费等等也要在八万块钱左右,现在也没有专项专款,也是靠读书经费里面挪的。
    我们《尔雅》的内容跟其他的刊物有所区别,比较体现自己的地域特色,主要的内容就是宣传弘扬太仓的地方文化,搜集有关太仓的历史记忆、人文故事,还有太仓的往事等等,也加一些导读方面的内容,包括一些好的读书的评论,一些名家对读书的体会等等,评议的在三成左右,百分之七十体现太仓的人文特色。我们每年都会出一些专刊,我们也是围绕着太仓的名人生辰忌日会出一些专辑,包括徐雁教授和他的父亲也出了一本《乡下月》,这个销路是最好的,要的人是最多的,也是围绕着他小时候在太仓的风俗,他的回忆的文章,也是体现乡土文化的。
在这几年办的情况下,我们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的刊物主要体现在太仓的地域历史文化,这种资源越用越少,要保持这样的特色,这些稿源如何来组成,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今年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思考和尝试,一是目前我们有大量太仓籍在外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的,我们不断的约稿,这些人我们是定期赠送的,通过三年下来,他们对家乡也有更多的了解,我们现在开始约稿,陆陆续续也约到一些,这是一个途径。
另外,我们会找一些年老的还健在的老先生,我们主动上门跟他们了解一下太仓过去的一些事,或者他知道的一些事情,有的老先生没有动笔能力了,我们就带好录音笔,录好了回来整理。
第三个途径,我们下辖有一些历史名镇,也出了一些名人,比如像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也有很多史料,我们会定期搞一些专题座谈会,组织乡镇一些对乡土文化关心的人开一些座谈会,我们也会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目前在保持刊物特色的情况下,资源还陆陆续续的有所挖掘,我们所担心的是越往后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如果改会影响我们刊物的特色。
    我们现在这个刊物每一期印1500册到2000册左右,主要向公共图书馆界,还有一些读书爱好者,读者赠阅,我们馆自己的窗口是专门放着的,可以自行索取。刚刚镇江的徐馆说了,我们向同行图书馆界寄的是一本,我们现在感觉确实太少了,从现在开始还是增加数量,其实也是一举两得的事,增加数量之后,其他的馆有更多的读者了解到这个刊物,作为我们来说,也是帮助太仓的宣传。
    通过办馆刊之后,我觉得还是有成效的,这个刊物起到了图书馆跟外界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刊物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也让其他各个馆,包括一些作家、读书爱好者认识了太仓图书馆,确实有一定的宣传作用。最主要的我们这个刊物体现地域特色,我们这个刊物二十年以后放在地方文献室,就是一个很宝贵的地方文献的资料,今后人家只要研究什么课题,可能我这里有大量的反映地方文化的特色资料可以提供给他们。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陈云昭:各位老师好,关于徐雁教授有一个倡议,每个馆设立一个馆刊陈列架,其实每个馆设立馆刊的陈列架,比如我们江阴图书馆要设立一个馆刊陈列架,把其他馆的馆刊做一个陈列。
    我接下来想讲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民办报刊的问题。刚才宁文老师提到民办报刊的难度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民办报刊生存空间非常的有限,它的有限最基本的标志就是经济的依附性,我们的刊物目前还难以实现资金有利的循环,比如我们馆办的期刊主要依据图书馆的资金,我们宁文先生主办的《开卷》,一些企业支持的。当这些背后的东西如果变动,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停刊了,或者休刊,都存在问题,经济的依附性是造成办民刊难度很根本的问题。办民刊难还有一个大的背景,大家听说台湾有一个民刊,这个刊物办了很多年都很好,它也是给读者订阅的,但是也停刊了。包括上海的《书城》,现在也复刊了,也休刊好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如何实现民办报刊的独立性很重要,在它的空间里能不能独立,独立的有一块经济的收益问题。现在目前我们《读读书》有这样的设想,目前我们跟三家数字媒体在合作,“博看网”、“龙源期刊网”、“教育阅读网”,跟这三家媒体合作,他们把我们的杂志做成电子阅读物,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通过网民的点击率来造成一些费用,每点击、下载一次,我们可以获得三毛钱的收入。虽然目前刚刚开始,但是在那样一种模式上,比如你可以尝试订阅,哪怕三块钱一期,如果你有1000期,也有3000块钱的收入。
    我们在考虑,为什么叫民办刊物,它有半地下色彩,在法律上首先它不能公开办,这是比较令人讨厌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现在想跟全国三十家的独立书店做合作,让他帮我们代售。代售的目的,一方面是一定的经济收益,其次还有问题是扩大影响力。我们想考虑跟全国三十家独立书店合作,有200册的概数,一个可能,一个渠道。这一块应该值得我们民刊去考虑,去做一些尝试,能够有概念模式出来,我觉得很重要。
    还有,刚才徐玉福先生说了一个作者群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民办报刊是经济性的,不够独立,它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持,所以稿费这一块相当困难,很多的民办报刊都是有形式的稿件的来去,报纸很少。如果这样办刊,我觉得很困难,你不能吸引很多非常优秀的专栏作家来撰稿,如果你的期刊缺乏稳定的撰稿团体,我觉得它的质量肯定是不稳定的,肯定是一期要么好,要么不好。
    我们目前解决的方法很有限,因为都是从20091月份创刊到现在,已经是两年半时间,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优的创作队伍,我们一开始通过豆瓣网,它是全国目前比较大的读书网站,上面有很多年轻的写作力量存在,我们试图跟他们建立一些约稿的可能,通过尝试这种可能性建立起来了,很多豆瓣上优秀的作者成为我们的投稿者,这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努力提高的地方。
    目前图书馆办刊的还有一些问题存在,第一个问题,我们职能太多,我们又想使我们的馆刊变成地方文献、地方文化的载体,又想使馆刊成为阅读推广的载体,当这种形式变多以后,影响馆刊的质量和品质,到最后你会发现很混乱,它的特点和品质会处于不太好的方向。
    我觉得馆刊办到最后,有几个方向值得探讨,一个是它的导读性怎么来体现,刚才有位先生说可以利用图书馆特定的功能去做,我觉得很对,因为图书馆有一个基本的功能就是导读,现在很多读者面临的问题,不是说他不读书,是选书难,出版物太多,读者不知道该读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书是优秀的。我觉得期刊起到非常好的中介作用,它可以自身阅读的优势,可以把最优秀的读物给读者“离间”出来,当他们掌握了怎么选出好书,其次是怎么来读好书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都要考虑的问题。
我就讲这么三点,谢谢大家。

陆子康:各位老师,我就随便说几句,能够参加这样一次年会真高兴。我是第二次来温州,第一次到温州是93年,我还在市教育局教研室当中学当语文教研员。这次我是冲着温州图书馆过来的,冲着《温州读书报》来的,冲着温州的人文地理来的,也冲着自己一点小私心过来。不久前我曾看到《温州读书报》上一篇文章,特别有感受,是悼念马骅先生的一篇文章;这一次过来,又见到了悼念马骅的另一篇文章,是他的孙女写的,我看了很感动。
1975年上半年,马骅还在杭州大学教书的时候,他跟杭大里一位研究古籍的刘操南先生一起来海宁培训中学语文教师,当时海宁办了一个培训班,时间半年。我比较喜欢古文,与刘操南先生接触很多,常在一起。马骅先生教现代文学,才气横溢,教学认真。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习作,马骅老师把我这篇二三千字的文章改了又改,有总评,有眉批,一项一项的评批,不知化了多少功夫。这篇习作我似乎一起保存着,舍不得丢掉,只是前些年搬家时不知弄在哪儿了。我那时才知道,原来批改作文是这样的。后来我在批改学生作文时,也就以此为榜样,认真改文章,因此作文教学也比较成功。我觉得,这就是榜样的力量。马骅先生是写散文诗的,他讲课的时候本身就是一首散文诗。一直以来,我总想什么时候能再见见他,但是来不及了,他走了,世界上的缘分过去了就过去了,不能补救的。(卢礼阳:我插一句话,你如果以后有机会写一篇回忆马骅先生的文章,我们《读书报》给你发表。)
    还有一件事情,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觉得身心有闲,就没事找事地凑热闹了,开始收藏一些浅绛彩瓷器玩玩。我曾收藏到一个瓷器花插,上面有一幅画,叫“第十八洞天仙子图”,画了一个仙翁,一个小童。第十八洞天,我查过资料,就是温州的华盖山,又名容成大玉天,是道家“洞天福地”中三十洞天之一。我这次来的时候,已有所安排,我要17号的下午再走,在17号上午,我准备到华盖山这个地方去看一下。记得当年我得到这个“第十八洞天仙子图”花插的时候,特别兴奋,这个人物画得特别活,飘逸潇洒,画家又是有名的浅绛彩瓷画家马庆云。我后来还写了两本书,一本是杭州出版社出版的《晚清民间浅绛彩瓷鉴赏》,还有一本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瓷器上的文人画》。因此,我这次来温州走近华盖山,自己觉得很有幸。
    刚才大家谈到了民刊的问题,民刊怎么办?我觉得还是刚才讲的缘起则生,缘尽则灭,不可避免,没有办法,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海宁图书馆没内刊的时候,我们想办一个内刊,可是想不出好的刊名来,好心人给我起了很多名字,“书林”、“书海”什么啊,反正类似的名字,没有一个中意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们读书很雅气的,是否可用“水仙”作为刊名,这时,我一下想到我们海宁图书馆光绪三十年(1904年)诞生在海宁盐官城海神庙里面的水仙阁里,忽然跳出了“水仙阁”的名字,于是这个内刊的名字就这样缘起而生了。
    怎么办下去呢?这个很难。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尽量做到无怨无悔,办刊物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办民刊也并不全是弱势,还有很多优势的地方。我们民刊是自己想办而办的,没有人逼我们的,是可以办可以不办的。因此,我们可以办自己喜欢的刊物,发表什么样的文章可以自己定,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办出自己的品位来,不必受别的影响。我们民刊不像正宗刊物,要讲经济效益,要养活几个人,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我经常这样说,现在出书太方便了。过去的时候,一本书没有三两年是排印不出来的,现在已经不同了,一个月可以印一本书。我觉得根据民刊的实际情况,应该把刊物办得高雅一点,办得好一点,有不少熟识的朋友给我稿子,我觉得不能用就不用。我们内刊没有稿费,就是凭质量取胜,文章见功夫,文字见深浅,好的文字总是好的,品位高了,有名望的作者也是愿意在这本内刊上发文章的。我记得这么一件事情,王国维先生的曾孙王亮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他要到清华大学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他给我发来一个电子邮件,要我再寄一些《水仙阁》给他,因为他有一篇文章发在我们这个杂志上。他说,你这个《水仙阁》虽是内刊,办的挺雅的,有质量,我拿到清华大学里面送朋友,也还是送得出去的。
    民刊的经费有困难,大家都有体会。不过,刊物办出特色办出品位,找人帮助也容易。我们通过一些关系,请别人帮助,别人也肯出力。我们与海宁旅游协会合办《水仙阁》,就是与解决经费有关。当然,他们首先是看中我们的刊物办得不同别人的,有品位,合办也可以提高他们旅游协会的知名度。那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提到合办这事,旅游协会的会长当下就同意了。这样,我们办刊既有了一个帮手,又在经济方面减轻了一点负担,这就是双赢。
还有,这个杂志怎么样扩大发行量,我们《水仙阁》都是史实性的文章,以地方文献为主,是宣传海宁文化的。旅游协会领导建议说,把这个杂志放到海宁的酒店宾馆里,我们就同意了。既宣传了海宁,又扩大的杂志的发行量。内刊本来是送人的,但也不要随意送人,送给不喜欢看的人,人家不跟我要,我就不送。有人说,陆老师,你这本杂志怎么不寄给我,我说你喜欢读,给我地址,我就送给你。
因此,民刊有民刊的优势,现在《水仙阁》如何办好,我们如何提高质量,我觉得这是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我始终觉得办好一本民刊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有优势的,我们不要怕缘尽而灭,要与时俱进,要缘起而生,缘起而兴,缘起而旺,走出我们自己的路来。这个杂志办到哪里,就在哪里。但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只要记得自己曾为《水仙阁》而尽心尽力过,也就无悔了满足了。最后谢谢大家。

    阿滢:全国的民刊年会我参加了三次了,第一次在2005年北京举办了第三届,第二次是在山东淄博主办的第六届,这是第三次参加。在会上见到很多老朋友,也结识了很多老朋友,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温州图书馆给大家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我认为民办报刊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像北京的《芳草地》,南京的《开卷》,还有《温州读书报》等馆办的杂志,所谓的民刊就是没有印全国的统一刊号,报刊的全国统一刊号并不是代表着级别的高低,像山东淄博市下面有一个淄川区,区文化局下面有一个蒲松龄纪念馆办了一份《蒲松龄研究》杂志,这个杂志不但有全国统一刊号,还是全国的核心期刊。
    我们这里很多杂志,纯粹是个人,没有任何单位主办的杂志,这个杂志存在着经济的问题,全部是靠自己想办法。我主编的《泰山书院》,原来说是新泰市藏书家协会主办的,但是这个协会也是我组织成立的,实际还是我管理的事。这两年我又主编了份地方文史杂志《新泰文史》,影响了《泰山书院》的出版。《新泰文史》杂志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后面可以开辟一些专栏给地方做一些形象宣传,可以收取一些费用,办的费用不成问题了。《泰山书院》是入不敷出,暂时没有出新刊,也没有说停刊,以后只要有机会,还会继续办下去,希望各位老师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支持《泰山书院苑》,谢谢大家。
   
李传新:我觉得民刊已经生成十年了,在这十年内出现了许多非常有质量的民刊,例如董宁文等人的,这几个刊物能够坚持到现在,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民刊它生存,主要靠一些读书人维持它、培养它、哺育它,如果失去了读书人的支持和培养,那民刊就失去了生命。以后的民刊发展的道路很长、很艰巨。例如我自己办的民刊也搞了好几年,后来就是因为没有经费停下来,停下来了我更觉得现在还在办民刊的真累,他们那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虚心学习。我想以后的民刊还得靠大家的努力,我期待民刊能够走出一新的路径,谢谢大家。
   
李岚屏:各位老师,大家好,我这里有三个小小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的《易读》杂志,你们都应该拿到了,我想你们以后多多投稿。还有我们一些建议和意见都可以通过邮箱发送给我们,以便我们办得更好。
    第二,关于民间读书会,我想问一下,对内可不可以建立一个QQ群,以后各位老师就可以更方便地在里面互动,沟通意见,这样也可以更方便做进一步的交流。
    第三,关于一个阅读推广,我们也可以办一个微博或者博客,由一个人来主持,某一本民办的刊物出版了,我们可以把这些小信息和内容告诉给更多的人知道,通过这些渠道更多的人会认识到我们这些人的努力,还有更多的一些报刊的信息。
    还有,我想把《易读》的内容交给杨河源老师介绍一下。
   
杨河源:我是东莞图书馆的特派员,我是佛山工作,我在佛山电影台,做的是评论的工作,做的是新闻,多数的时候出不了镜,说话有时候也不连贯,有时候说的也不好听,自己也比较喜欢读书,跟东莞图书馆的渊源比较深,我就参与编辑这个刊物。
    各位老师,假如手头拿到了《易读》会发现,这两期的栏目设置和内容是有变化的,第一期时间非常紧,出的非常匆忙,涉及一些栏目实现不了,到第二期以后基本上栏目慢慢固定了。最主要的是有几块:
    第一块是一个专题,我们每一次希望能集中一个专题,在一个专题上面有一些深入的描述,比如第二期的专题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幸福的指标,并且推荐了一本书,他做的这个动作是救了一家出版社,单单广东就加印了几十万册,非常多。这个事情,尤其像政治家推荐书非常麻烦,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水准在哪。我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包括广东的一个省委领导,甚至是我们国家领导人曾经推荐过一本书叫《货币战争》,估计在座的各位你们都知道这本书。领导人推荐的书容易出现问题,但是它作为一个现象,以GDP为主要的路径现在显然已经走不下去了。幸福指标是个什么样的事情,所有的宗教可能都关系到这个问题,不管你认为人生是不是幸福,幸福跟阅读有没有关系,阅读究竟能达到怎样的幸福状态,那就做了这样一个专题,每一期想推出一个专题。
    第二个部分,做一个阅读前沿。因为阅读是一个积累的事情,它跟当下的出版也有关系,最新的一些内容,比如半年之内出版的新书,在这个上面也所反映,转载的东西多了,一些主要的报刊。还有一些提供了一些信息,一些书摘,评论可能比较少,最简约的文字把它弄出来。再根据其他的一些栏目,比如说《人间书画》,一开始就想把手稿和一些已经印品的名家的东西区别开来,后来考虑到难度,过细也不太容易。因为第二期的投稿里面有些质量参差不齐,处理起来非常困难,和转载的、转录的文章质量有很大差距,这一块也是有差距,很难做到非常完美,达到自己非常满意的地步。
    还有就是要原汁原作,作者对一本书的评价,书究竟是怎么样最能说明问题,这时候我们想我们把自己能看到的,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看到的东西都放进去,尤其是那种像一篇能反映作者风格这一类的放进去啊。读者一看它就是一个文摘,看列表就知道作者风格是什么样,他的代表作品是哪些。这个部分和《人间书画》一样起了一个梯度,可能从民国的时候,三十年前的时候,当今,有这样一个时间的梯度,现在出版的是中文书,还有中文翻译的书,有一些比例的搭配。
    在推广这块,我们没有比较深入的交流,我们印的刊也好,报也好,究竟是要给谁看的,前面是这样一个目标群体,我个人觉得好像民刊还是以本土为主,最好的一些读者,假如在本土这一块能培养十年、二十年下来,那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如果说我们这个刊就像在图书馆之间交流,就像一滴水掉大海里去了。一个刊寄一册到一个图书馆,即使一个馆长有心,他很难进行统计,他放在哪儿,专设一个陈列架,可能很难取得什么效果,如果是三五册效果可能会好一点,而这个三五册也不稳定,另外一个又可能支持不了,这也就是问题。
所以,假设民刊它要推广,我觉得这个可能瞄准的稍微准确一点,你给我要我才给你,因为你真的需要,你不需要,真的不是浪费我们的精力,浪费我们的纸张吗?最开始的那几期不可能做的太好,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你有这个刊,你可能还是要邀(稿)。
因为我以前在佛山图书馆工作,再开始做了一个讲座,当时全国没什么图书馆在做,并且风险也很大,你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你完全不碰到那个线,可能你的讲座根本办不下去,跟电视上讲的是一样的,跟领导讲话是一样的,没有人听。我们想一直的有一定的水准,有一定的规模,能形成对话一样的平台,有这样一个打算。但是后来往下坚持着走,比较固定的刊期,那个时期要好很多。
    我个人觉得民刊能坚持下去就好,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和对《易读》的一点感受,谢谢各位。
   
张永苏:很荣幸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你们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会议,我是第一次,大家基本上是办刊物的,我也是办民刊的。我办的刊物是《籀园》,是今年才创刊的,编发刊物我是新的,实际办刊物我并不是新人,图书馆里还有《温州读书报》,在创办的时候我就参与这个事,第二年主要负责这个报纸,后来礼阳兄来了,他把这个事接下去,而且办的越来越好,今天确实很难得。办《籀园》,我是重操旧业了,虽然我并不是正规的编辑,但是也算是一个研究这个的。
    今天来主要是谈关于报刊的问题,我们《籀园》因为是刚办的,虽然性质上跟读书报相似,但是在方向上还是有点不同的,我们现在的读者群并不怎么确定,在座的都是行家,希望大家以后对我们多提意见。如果你们觉得满意,都可以向我们投稿,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想继续看到我们这个刊物的向我提出来,把你的名字给我,我会把刊物寄给你的。
另外,谈谈民办刊物的问题,民办刊物的问题说白了是我国特有的现象,这个事是非常艰难的,经济上难,人员上难啊,组稿上难,生存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这是这个方面发展的体会。
作为图书馆办这个刊物,还是定位的问题,图书馆这几年办刊物都是办的很好,都很有特色。定位有两种,一个是面向读者,基本以阅读指导为主,再者我们的刊物是综合的,既以读者引导,再一个就是图书馆本身的业务,本身的业务为什么坚持下来,就是我们图书馆办刊物的目的还是为了搞好阅读,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搞好。所以,特别是我们的同行,在这些方面有什么见解可以多多交流。
    读者对象,如果用纯粹的读者方向我们就从引导,再者像我们这种刊物还有一个职能,面向图书馆自己专业的一些人,在我们馆有些教育提高,这读者群培养的问题,这是我们以后继续生存下去的难度,就是一个经济困难,一个定位,一个是读者对象,特别是现在读者阅读外化的十年内,像我们这样传统的图书是不是还能继续生存,我们这些可以探讨。因为我们还有作者,是不是可以相辅相成,我们以后可以探讨。今天我也没有多准备。
    另外,馆刊办好有一个自己的特色,像他们坚持自己的特色,我们也是坚持这份诚意,因为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图书馆,不可能把全国所有的东西包括在内,这是有特色的问题。另外,如果要坚持下去,而真正吸引读者,办的有吸引力、生命力。我们毕竟是一种“非法”出版物,在我们这个刊物里面可以有一点勿言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要唱什么反调,我认为有一个作用,跟图书馆本身的职责相关的,图书馆本身的职责就是知识的保护神,知识的传播者,维护知识正常的传播和认识是我们主要的职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再把办刊的方向确定一下,会办出自己的特色。
    这是我个人的浅见,一些想法还不太成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指教,谢谢。
   
牧:我发言说两点。第一,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是民刊本来建立时间不长,我们应该尽量参加,各种刊物你们有了,尽管有的刊物有一些细节的小问题,我们不该把它排除在外。第二,我们选一些谈日记的民刊,研究日记的一些人员,原则上是11本,字数不够。我讲这个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可以作为日记报的资料积累起来,以便我们以后使用;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希望各家民刊更加关注日记,多发原创日记,过个三五年,说不定我们还要真正的有研究日记的文汇、一个专报,谢谢。
   
瞿光辉:在座的各位都是老编辑,我是读者、作者,我刚才说过,我出了一本书(《美丽的旧书》——整理者按),就是董宁文先生主编的,我认为民刊有一个特点,它是提倡读书的,辛勤培育种花的人,就是像我们的读者、作者。
举两个离子,比如说《瓯歌》这本书里面的213页,有一篇文章叫《修女墓地寻踪》,这篇是我写的,我先寄给一个公开刊物,结果没有发表,后来我寄给图书馆,《读书报》就发表了,后来过了几年,公开刊物又给发表了,这是我后来通过人再寄给他的。发表以后有一点有意思,我里面有一段引文字号是不一样的,他们搞的都一样,结果这篇文章变得不三不四,人家看也看不清楚,比较模糊,说明办民刊的人非常负责任,有眼光,有见地。
    再比如有一位董国和先生,给我两部书都写过评论,先寄给《读书报》,《读书报》不便于发表,而是把它转到公开刊物发表,这样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读到我的东西。所以民刊的编辑们都是有心人,他们有眼光、有胆量,非常值得佩服。
刚才我讲到董宁文先生给我编了这本书,我那时候跟他一点不认识,我也不是什么名人。最近我又寄给他一本翻译的泰戈尔的书,这本书已经有人译过,而且是名家,我希望他能够推荐。他跟我交流思想,说你这本书有什么特点,你再给我重复一下。我说我这本书翻译的时候是注入感情的,里面很有意思的诗,我翻译的时候真的留下眼泪了,各位都知道,泰戈尔的诗读着能流眼泪是很少的,除非是他的小说,诗歌很少有流泪的,我翻译它的时候感动得流泪。我是注入感情,我对人物的命运怀着深深深的感情,我虽然知道这本书已经有译本了,我还是希望董宁文先生能推荐他,他也同意给我推荐。所以我们编者都是辛勤的育花者,我在这里表示感谢。

    主持人:我先说几个事情,第一,转达一下陈子善老师讲的一个意思,如果第十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暂时没有什么单位承办,他们编辑部有意承办。
    第二,刚刚方绪晓先生,现在《文史参考》的主编,他发了短信祝贺我们年会召开。
第三,为什么《会议指南》印了名字但是人没来,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说明一下,好几位先生因为种种原因来不了,子张先生是他们学校开了残运会调课了,他原来是双休日休息的,结果是星期二、星期三休息,星期六、星期天上课,他出不来了。李福眠,是他们文学报社社长,临时把他叫到安吉出差。还有几位先生临时有事情。还有一位,叫我一定讲一下,就是陈克希先生,上海古旧书店的,他说日子刚好冲突来不了,一定让我向大家转达他的意思,他说希望以后还能见面,他跟萧先生一样也是年会的积极分子。
刚刚李岚屏女士讲到QQ群,如果大家觉得QQ群可以做,不复杂的,我们大家加进去就行了,这个是不难的,这个事情运转起来比较方便。
    我这里的事情没有了,就是下一届年会的事情,大家可以酝酿一下。东莞表示了一个意思,因为今年1125号在贵阳要开一个全国图书馆的年会,他们有一个项目,就是明年的年会要招标,现在叫温州图书馆、东莞图书馆、无锡图书馆竞标,每个图书馆拿出明年办会的方案,评委给你评,你这个申报方面上台介绍你的方案,1015分钟,讲完以后评委打分,中标的单位就是承办明年的年会。
    东莞的馆长叫李东来,他说如果我们东莞中标了,我就想办第十届的全国读书年会,因为这个会很大,全国中国图书馆年会有10001300人,他说再增加80人到100人问题不大,他的意思把两个会结合到一起开,如果没中标就不好开了。本来他想到温州开会的,因为这个事情他要准备文案,这是一个未知数,十天以后就要揭晓。
    刚刚陈子善先生讲的意思,如果东莞或者其他城市没有意愿,他们愿意承办一次。巴金文学馆在杭州搞了一个专家论证会,搞的很成功,他专门到杭州去请全国的二三十个专家,在杭州论证巴金文学馆怎么做,方案、策划搞的很到位。因为周立民有事情来不了,所以陈子善跟我说这个是不是宣布,如何宣布,让我考虑。
    还有一点时间,你是否就代表三位(还没有发言的嘉宾)。
   
冯传友:各位朋友、各位老师,我上午在发言当中说了一个包商银行小企业贷款无抵押,一位老师批评我说是金融界外行,说贷款怎么没有抵押呢?我向各位朋友说,这就是包商银行的独特之处,我国目前小企业贷款的特色之一,就是不要抵押物,小企业没有抵押,没有帐务,没有正规的管理,包商银行什么不要。他考察你的诚信度,就是把钱借给你,你还不还我,不是说你有钱没钱的问题。2005年国家发展银行当初推广这个经验的时候,全国选了12家银行,11家银行失败了,包商银行成功了,而且现在唯独包商银行在做,它不要抵押物,而且事实证明小企业比大企业诚信度大,夫妻店、个体户比大企业诚信度大,我们的不良率是0.33%。这是题外话。
    还是说我们民刊读书,办了九届了,我参加了六届了。
   
卢礼阳:不好意思,下面已经上车了,晚上再讲,谢谢大家参与,谢谢大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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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6 09:53:36 | 只看该作者
我与民间读书年会的那些事
   2012-10-17 星期三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91488&PostID=47404747
   我最早接触到的民间读书报刊,应该是浙江嘉兴范笑我先生用油墨编撰的《秀州书局简讯》,我收存了笑我兄寄给我的每一份简讯和每一张书票。再正常不过而又略显吊诡的是,我与笑我兄至今未曾谋面,尽管我曾经路过嘉兴,很想见见他,却缘悭一面。接下来,我收到了南京董宁文先生主编的《开卷》。在我的印象中,《开卷》应当是国内民间读书报刊的先驱。我非常喜欢《开卷》的风格,淡雅到极致,它既不侵占你的时间,又让你不可忽视。渐渐地,长沙有了萧金鉴老师创办的《书人》,傅天斌从湖北十堰寄来《书友》,内蒙有张阿泉主编的《清泉》,山东有自牧和于晓明经营的《日记报》。这大约是我接触的第一批民间读书报刊。
真正让我在民间读书报刊打开眼界的,是参加民间读书年会。民间读书年会每年一次,与会人员多为全国民间读书报刊的主编、编辑以及全国知名的藏书家、读书人。我从未参与过民间读书报刊的编辑与策划工作,虽然喜欢读书,却往往不求甚解,且涉猎有限,本没有参加年会的资格。20068月,第四届民间读书年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好友张阿泉兄盛情邀请我,以民间读书报刊作者的身份与会。
于是,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在书香与酒香四溢的蒙古包里,在风光明媚胜似江南的内蒙古大学桃李湖宾馆,我见到了2004年与我同一个代表团赴台湾的蒙古著名作家特音巴雅尔,见到了神交已久的龚明德、自牧两位兄长,结识了北京《芳草地》主编谭宗远老师,上海《博古》主编陈克希老师,江苏南通大学陈学勇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魏建教授,来自甘肃张掖的读书种子黄岳年,南京大学研究生童翠萍、林英、肖永钐,武汉《崇文》编辑李传新和后来主持《包商时报》副刊的冯传友,创办《文笔》杂志的邹农耕。
《文笔》杂志就是农耕兄、萧金鉴老师和我三个人,在从呼和浩特去召河草原的大巴上,你一言我一语炮制出来的。我在2006829日的日记开篇说道:
“在桃李湖宾馆吃过早餐,把行李搁到一楼会务组,乘大巴离开呼和浩特,前往包头召河草原。在车上,与萧金鉴老师坐在一起,右边坐着江西邹氏笔庄年轻的老板邹农耕。农耕是68年生人,祖传笔业,他做笔不唯做笔,而是掉头深入中国古老的笔文化里。他这种不唯利是图的做法由于长期坚持,而取得意想不到的利润。赚了钱,仍然心系笔文化,与我和萧老师谈他想办一本杂志的事。萧老师学养深厚,马上想出一个绝妙刊名《文笔》,既以笔为旨,更以文为归。农耕非常高兴,当场请萧老师和我帮他组稿,一年做四期。我们又为《文笔》想广告语,我想出的是:‘好文好笔,文笔生辉。’萧老师提出的是:‘意随笔到,文笔生辉。’你一言,我一语,杂志的基本轮廓跃然而出。”
不久,农耕亲自来长沙,与萧老师和我商量《文笔》创刊事宜,我因为工作较忙未能继续跟进,萧老师日后担负起了《文笔》的很多组编任务,成为《文笔》创刊的最大功臣。
827日下午的讨论会上,主持人张阿泉点名叫我发言。我说了“两个感谢,三条建议”。感谢组委会邀我参加此次草原笔会,感谢各大民刊给我精神上的滋养。建议民刊办刊应更规范,应及时处理来稿,善待作者。建议民刊以坚持为己任,不一定非要编得很厚,印得豪华;因与读书有关,应注重设计品位和内容特色。建议民刊尽量避免同质化竞争,目前读书类民刊的最大外在困境是缺钱,最大的内在困境是各自特色不鲜明,作者队伍单一,同质化倾向越来越浓。
28日上午,在昭君墓青冢前,我接受了内蒙古电视台的采访。我主要谈了北方对我创作的影响。我说我喜欢北方,一有空就往北方跑,北方改变了我的文风,让我由追求华丽的文字转而变得朴质、简单;北方同样改造着我的性格,让我在坚忍之中多了几分空灵、旷达。
那次年会的会务组人员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内蒙古大学宣传部的白托娅,像一株漂亮的山丹花。临走前,我将手机充电器忘在了会务组,她硬是赶到火车站候车室将充电器交到我手上。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孔亮,他执意要打的士送我,到火车站,他说,还有时间,又带我游览了火车站前面的市民广场。那次内蒙之行,第一个接待我的就是这个纯良的小伙子,最后送我的也是他。临别,他怯怯地对我说,老师,送一本你的书给我好吗?我握着他的手说,一定。回到家里,我就寄了一本诗集给他。还有在草原上逮着我,却又舍不得灌我酒的托雅、周薇、张伟平,六年后的今天,她们会是什么样子呢?祝她们青春永驻,美丽长存。
遗憾的是,接下来的几届读书年会我都没能参加,因为每届读书年会召开的时间恰好是我一年中工作最繁忙的时候。第五届在山东,自牧、晓明、袁滨期待与我在淄博相见,我非常想去呵,可惜身无彩凤双飞翼,好在心有灵犀一点通,兄弟们能理解。失去的总要补回来。200978月,我一股脑游历了山东十一个城市,拜见了十余位文友。自牧老师一见到我,就将一个泰山石做成的笔筒递到我手上,说这是第五届年会的纪念品,特意留给我的。我握着他的手,一时说不出话来。第七届年会又到了内蒙,阿泉希望我能再去,我依然未能请到假。
这几年没参加年会,但我读到了更多的读书民刊:《芳草地》、《清泉部落》、《包商时报》、《书脉》、《文笔》、《崇文》、《上林书社》、《万通·生活家》、《长行》等,特别是广东东莞图书馆主办的《悦读时代》,不仅每期能够读到,而且几乎每期都能在上面看到自己和众多文朋书友的名字,仿佛一个定期的读书俱乐部。《悦读时代》开始是童翠萍寄给我的,她从南京大学徐雁教授门下毕业后,就到了《悦读时代》担任编辑;后来结识该刊执行主编徐玉福先生,其雅人深致,与我十分投缘。
一晃到了2011年。第九届民间读书年会移师温州,会期正好是我忙碌间的一个空档。我拍马赶去,果然见到了玉福兄。他举着相机镜头到处寻找模特,我亦有幸多次成为镜中人。我在20111013日的日记中写道:
到万豪商务大酒店办手续,我被安排到8016房。同样来自长沙的、《书人》杂志编辑萧金鉴老师住在对面8026房间,他的室友正是本次年会我最想见的徐玉福先生。玉福先生是东莞《悦读时代》的执行主编。见面交换名片才知道,他本是一名商人,一家轮胎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商而优则写、则编,则有《悦读时代》的诞生。做《大学时代》那几年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或许在商人身上。因为,中国的官员不要指望,他们心虚;中国的文人也不要指望,他们腿软。中国的官员和文人或许最终都会要靠商业来改造,比如商人从政肯定拥有更多的民主元素,商人从文则更有可能将文人带出闭门造车的乌托邦。好,不说远了,再来说玉福先生。他身材较高,不像本土的南人,头发少而略卷,春风满面,萧散冲淡,手里端着个相机,逢人就拍,一拍就是一串。我问他为啥拍那么多,他憨厚地笑道:‘不知道哪一张最好?’
在温州,碰到的第一个朋友是姜晓铭,他的网名积树居,我们在博客上交流颇多;见到了蔡玉洗、董宁文、自牧、王稼句、谭宗远、阿滢、王玉民、冯传友、李传新等师友;结识了《温州读书报》主编卢礼阳、编辑鲁方平,《瓯风》杂志主编方韶毅,海宁图书馆陆子康,镇江图书馆徐苏,毛边书研究专家沈文冲,唐山学者董国和,上海书虫韦泱,佛山电视台杨河源,《易读》杂志编辑李岚屏,苏州才女吴眉眉,雁荡山书法家金明雪,衢州书生李剑明等。
最要感谢的是《温州读书报》的卢礼阳和鲁方平两位兄弟,他们承担着非常繁琐和繁重的会务工作,一丝不苟,任劳任怨。老实说,我开会比较潦草,心里一直牵挂着江心屿、五马街、雁荡山、楠溪江那些地方。温州之行,我写了近万字的日记,礼阳兄不嫌其粗浅,分两期,一字不漏地刊发在《温州读书报》上。试录一段:
七点半回到宾馆。八点半,董宁文、李传新两位老兄过来聊天。他俩和韦泱都是藏书家,听他们讲收藏签名本的故事,以及各年代版本的行市,饶有意趣。两个小时哈哈而过。刚要躺下休息,又接到自牧老师打来的电话,叫我去2013房间去签名。原来,韩延光主编了一本《书香阿滢》,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近百篇全国各地文友书友写阿滢的文章,其中有拙作《秋水文章不染尘》。很多文章的作者这次也来开会了,自牧要这些作者一一在《书香阿滢》上签名,收藏家就是这般细心。在2013房,获《日记杂志》主编自牧赠书《注聂之道——侯井天与聂绀弩旧体诗》,内有舒芜、罗孚、王蒙、朱正、孙郁、李零、野夫、十年砍柴、五岳散人等的文字,自牧题签:“井深海阔”;获山东散文家孙永庆赠书《风檐展读》,林非的序,自牧的跋,林伟光、萧金鉴等专家作评,十分了得。
从中略略可以窥见,在温州那些天,书事是多么忙碌,书人是多么快乐,书香是多么充盈。
与陆子康先生的交谊是在温州奠定的。子康先生,笔名子午源,报到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桌吃饭,子康先生彬彬儒雅,待人谦和,我们交流接谈十分愉悦。但接下来的日程,我因贪玩到处乱跑,遂没再联系。不料,先生回去后,给我快递过来他主编的《海宁图书馆藏金石拓本》,西泠印社出版,标价520元,里面的拓本图文让我眼红心热。这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啊!来自王国维、徐志摩、穆旦、金庸的老家!旋即,他又在他执行主编的《水仙阁》杂志2012年第2期上刊发了拙作《我解金庸》。
温州年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是读书界令人景仰的萧金鉴前辈的绝唱。去温州前,我打电话给他,得知他会先我一天去,他说要去市区走走。他去之后,又打电话给我,说温州房价贵,他带少了钱,嘱我多带三百块钱去。我去了,把钱交给他。他很不好意思。他在温州已显病态,但自始至终情绪饱满,去雁荡山那天,我看见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回长沙后,一直没联系。有一天他打来电话说,病了,住院了,借我的钱不能亲自送还给我,只好从邮局寄。我说,不要寄了,保重好身体,抽时间我来看您。不久,我收到了他邮寄过来的三百块钱,但我没有抽时间去看他,直到得知他病危……很多书友都情深意切地写了悼念萧老师的文章,我也写过,不再赘述。听说,萧老师是唯一一位参加过历届读书年会的嘉宾,一届不缺,而且每次都是自费。然而,他却无法参加在东莞举办的第十届年会了,这是一个莫大的遗憾。让我们,向九泉之下的萧金鉴老师致以读书人的崇高敬意!
民间读书年会像一根纽带,将我和全国各地的读书种子以及民间读书报刊绾结在一起,让我这样普普通通的一介书生,毫无孤寂之感,并时常受到鞭策、鼓励与加持。如果说书籍是一盏盏明灯,那么民间读书年会、民间报刊和众多书友们,就是一个个持灯者,是他们的勤勉与智慧,照亮着我的人生,让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得以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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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6 09:53:01 | 只看该作者
书人办《书人》 其乐无穷
  作者:萧金鉴 2006-07-27

  长沙文化界有三个“大胡子”,两个是作家,一个是国画家。彭国梁是其中的一个,写诗写散文,还编书和藏书。
  我和彭国梁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我在一家专业小报编副刊,他在另一家专业小报编副刊,每年年初要评上年的副刊作品奖,就这样一来二往,交道多起来了,他还是我所编副刊的作者。当年他是青年诗人,属乡土诗派。出了诗集就送给我。九十年代中期起很少写诗了,写散文,一种很灵动的散文,出的散文集也送给我。也编了不少的书,像“悠闲系列”“百人侃系列”等,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上世纪里,我是视他为诗人、散文作家的。进入新世纪,我又将其视为爱书家、藏书家了。
  我常逛定王台书市,在几家很有品位的店里,在几家折扣店里,我们常常不期而遇,但见他大包小包地往家里扛,从来不会空手而归。碰到一本有意思的书,我买了,打个电话告诉他,问他买了没有,他说“我买了都快看完了”。如《非常道》如《禅机》,等等,他也是常时在书市转悠,搜书眼是蛮厉害的。定王台那些书老板,因为我跟着彭国梁逛过几次书市,从这家到那家,面熟了,有时我单个去,他们会告诉我,“大胡子上午来过”,“大胡子早几天买了好多书。”
  他在那空旷的湘江平原上的捞刀河畔,建了一幢小楼。一楼摆满了大书、精装书;二楼是图文书;三楼是综合类书;四楼是创刊号终刊号杂志。待客休憩的沙发茶几上堆着书,上茶房工夫茶墩旁的凳子上摆着书,厕所里的架子上搁着书,好一个书的世界。每次去我都坐在上茶房的沙发上,听他谈书谈世界。沙发靠墙有一柜,柜台上总摆着一摞他新出的书,坐定他即抽出一本:“这本你还没有吧。”随即签上名,送给我。《跟大师开个玩笑》就是这种情境下得到的。
  彭胡子写的文章,常时会开点玩笑,像《感激从前》里面的文字和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他居然还和大师开上了玩笑,开的什么玩笑呢?书很厚,很美,彩色印刷。看了部分篇什,一幅名画,配上一篇短文或一首短诗,不是正襟危坐,而是喋喋私语。听他自己怎么说吧——“这个彭胡子几多有味,他压根就不懂什么画,更不要说对世界美术史有什么研究,可他偏偏心血来潮,在这么多的世界名画前写下了这么多的文字,与这么多世界级的大师开了这么个或大或小或雅或俗的玩笑,这是不是有点大不敬呢?”又云:“彭胡子经常地闲坐在大师们的画前,与他们聊天,开开玩笑,他把他们的画捧在手上,东一句西一句地瞎扯,时间一长,就和大师们熟了起来,也知道了一些画里画外的新鲜和不新鲜的事。……”不摘了,他原来开的“国际玩笑”,原来名画可以这样读。我懂了,会意了。我沉思,拿起一幅画,一篇文章,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开开玩笑,我读我的,我说我话呢。彭胡子所开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玩笑,书就要这样读啊,画就是要这样读啊,诗无达诂,画又何尝不是如此。
  以为他会围绕“玩笑”为我题写几句话,他写的却是——
  “书人办《书人》 其乐无穷”
  萧金鉴先生雅正
  彭国梁
  2005年3月于长沙

  同是书人,彭国梁先生是理解我的。他很忙,却给了《书人》应有的关注,当初出第一期(二00三年六月),因为是仓促上阵,先天不足,我有些诚惶诚恐。彭胡子明知比较单薄,依然讲了好话。若有事向他请教,他总是“要得”,“你就这样办下去”。向他索稿,有求必应,还代为约稿,推荐好稿,他的专辑、龚明德先生专辑,都花费他不少精力。我很感激。读书有“乐”也有“苦”,编书人也有苦衷,但这种苦是苦尽甘来,后味回甜的,当然是虽苦犹乐,乐在其中,其乐无穷了。(萧金鉴)

  ——彭国梁《跟大师开个玩笑》
  书人办《书人》 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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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6 09:52:01 | 只看该作者
原文地址:萧金鉴先生作者:青岛薛原
萧金鉴先生

    还在旅途中,得到了长沙萧金鉴先生去世的短信消息。尽管已经不觉得意外,因为之前已有书友在邮件和电话中告诉说萧先生病重了,已到了晚期。当时很意外,也很诧异。稍后从长沙的朋友处得到确定的消息。在与一位书友电话中,谈及萧先生,都没想到,去年秋天,他们还刚在温州见面过,当时还看不出任何症状。
    我是前年秋天才见到萧先生的。见到萧先生之前,我甚至不知道萧先生的年龄。大约五六年前,我收到一份寄自长沙的读书民刊,形式和开本都与南京的《开卷》类似,只是封面封底用纸是铜版纸,这就是《书人》。稍后便收到了萧先生的来信,自此便有了往来。
    因为是通信联系,后来又是电子邮件,这样的交往,多是关于稿件的,也就把萧先生只是当成了一位同道,并不知道萧先生其实已经是退休的人。在生活中我不是个热衷交往的人,与书友同道的交往,也大多是没有多少密切往来的平淡交往,与萧先生更是如此,几年下来,也就是这样的电子邮件往来。萧先生曾在他编的《书人》上刊载了我的几篇旧稿,还邮寄来了稿费,我赶紧去邮件说明,在民刊上刊载的文章我是不要稿费的,因为民刊不同于正式的刊物,多是喜爱者的志愿行为。萧先生回复说,虽然稿费不多,但都是应该的,《书人》是有公司来出资做的。既然不要稿费,那就用书代替吧。
    稍后不久,我就收到了先生邮寄来的书,大多是湘版书,大体上和先生邮寄来的稿费差不多。我本以为是萧先生所“服务”的图书公司的作为,也就没当回事。后来一次在邮件中我提到他之前邮寄来的书我已经买过了,以后若再邮寄书,可以先告诉我一声,免得重复了。结果萧先生答复说,让我开列一个书单,这样邮寄来的就都是我需要的。我很诧异,去邮件说,先生不是邮寄的都是湘版书吗?怎么好列书单给他添麻烦呢?萧先生回复说,没关系,他可以去买。这样的结果是我没想到的,这岂不是给先生更添了麻烦吗。赶紧再去邮件,说千万别这样客气,我的文章先生若喜欢,就随便用,若觉得要给我报酬,先生就拿手边的书随意邮寄吧,只要别为难就好。
    2006年秋天,因为参与《闲话》MOOK丛书的组稿,曾去邮件给萧先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若有在《书人》里合适的文章和作者,帮助我们介绍一下。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并给于了很多热情的建议。再稍后,我才从长沙周实兄那里得知了萧先生的一些大体情况:以前是做报纸副刊编辑的,已经退休,是一位真正的爱书人。
    几年断断续续,不断收到迟到的《书人》,说迟到,是因为往往是拖期印刷,往往同时邮寄来两期,也与实际的时间已经延期几个月甚至半年。这也说明,办一份民刊的不容易。后来中断了一段时间,又收到了换了主办方的《书人》,是由岳麓书社承办了。很为萧先生高兴。先生邮寄送我的书更多了,许多是岳麓版,我想可能是岳麓社给先生提供的方便吧。每次收到,都是欣然接收。也没问先生这些书是如何而来。
    再后来,在《书人》之外,又增加一种民刊《文笔》,也是先生参与编辑的。《文笔》的形式和风格更近似《开卷》,只是内容主题性更集中,围绕着毛笔和书法等等。萧先生好像更忙碌了,每次收到《书人》和《文笔》,欣喜之余,感觉萧先生的确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一次萧先生来邮件,说用了我的一篇文章,这次可以用几本精装书当稿费,他列出了湘版的精装版齐白石文集、曾国藩文集等。让我任意选两套。我毫不客气的选了两种,不久就收到了萧先生邮寄来的几大册精装本,我翻阅后发现,萧先生邮寄来的这些精装版,从价格上远远多于一篇文章的“稿酬”,就去邮件表示了感谢和歉意。萧先生回复说:你不用客气,他是从出版社直接买的,都是以出版社的批销折扣买下来的。我这才知道,原来萧先生邮寄来的书,都是他自己先买下的。没想到我当初不要稿费,反而害萧先生去买书再邮寄给我。
    前年夏天,萧先生告诉我,很希望秋天时我能去成都参加一个读书人的聚会,届时他也去,说借此大家见见面。夏天时,萧先生几次邮件给我,他的热心态度让我感觉好像成都的聚会他是组织者之一。后来我去了成都,才发现萧先生并非组织者之一,只是一般的与会者,但萧先生的热心做事却让我真切体验到了。也正是在成都,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萧先生,并惊讶原来萧先生已经是七十的老人了。
    我到成都住进旅馆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不久,萧先生就来敲门了。开门,我吃惊于萧先生的年纪,我之前总以为萧先生也就是六十出头。萧先生进屋来坐下就开始讲起来,他的长沙话许多我听不太懂,但萧先生很耐心,说的都是关于书的话题。夜深了,我怕他身体吃不消,但萧先生说:不累,他愿意再聊聊。
    萧先生很少谈自己,只谈他参与编辑的《书人》和《文笔》,介绍了《书人》和《文笔》的运作情况,还介绍了《文笔》的主编邹农耕和与他一起承担编辑事务的张国功,也正是在萧先生的介绍下,我才有缘与南昌的书人张国功兄结识,也才有缘去了江西文港的农耕笔庄结识了儒雅的笔庄主人……
    在成都的第二天晚上,萧先生又来房间找我,让我明天不要跟着大部队行动,他要带我去见流沙河先生。我解释说之前我已经和流沙河先生的夫人吴茂华老师说过,因为肯定有许多书友要去拜访老先生,我就不凑热闹,不去打扰老先生了,并请她将我对先生的敬仰之情和感谢之情代为转达。萧先生说,没关系,他已经和流沙河先生说好了,并说流沙河先生知道你,你去不打扰的。并说,我们只去呆一个小时,不过多打扰。
    我跟着萧先生去了大悲寺路流沙河先生的寓所。萧先生说,先去看望一下也住在大院里的车辐先生,车老已经九十多了,萧先生要上楼去看望。我停住脚,说我就不上去了。说实话,我内心是很想看看车老先生的,他的川菜的书,他关于当年老成都的回忆之作,我都阅读并收藏,但是我不习惯这样冒然去拜访。萧先生笑笑说,那你先等等,我上去看看就下来。不多会,萧先生下楼来,我们去往流沙河先生的楼上,萧先生说,到了他这个年纪,到了一地,一定要拜访一些老先生和朋友的。
    在流沙河先生家,本来说好只坐一小时的,但却远远超过了时间,流沙河先生的谈兴很浓,摆龙门阵,很是愉快。那天,萧先生不断给我们拍照,最后还直接提出让流沙河先生和我合个影,说薛原不好意思提,他来说……最后还小声对我说,你不让流先生给你题个字,机会难得。几乎是越俎代庖,萧先生又让流沙河先生给我也题了字。
    在离开成都的前一天晚上,萧先生又来我房间,和我谈了许多,我感觉老人是有话要说的,就问有没有需要我做的,萧先生说,也没有啥事,就开始谈了他的一些烦恼,这烦恼主要是他对网络的不熟悉,他对现在的电脑“流程”的“恐惧”,问了我许多问题,其实我也是这方面的呆瓜,只能就我的一些“经验”,回答他的一些疑问。也才知道萧先生的一些生活中的事情,譬如他说到自己的藏书,萧先生有数万册藏书,家里早已经放不下了,又在外边买了房子放书,好在自己的儿子支持,儿子还从自己的公司里拿出一间房子给他当放书和编辑文稿的场所。他说到自己的身体,是有着老年病的,还有糖尿病,眼睛也不太好,医生说要注意休息,不能多累眼睛……我听着萧先生的讲述,劝说道:还是要多注意身体的,别太累,并明确说,今后若用我的文章,千万别买书给我,稿费你先存着,等我到长沙时,我们吃饭。萧先生笑了,说:好,你到长沙,我们吃饭……
    成都见面之后,和萧先生的邮件还是不多,但是我已经真正认识了萧先生。有两次萧先生打过电话给我,但他的口音我实在听着费力,就说我们还是电子邮件联系吧。萧先生曾把我写的关于流沙河先生的文字编辑刊载在《书人》上,刊载之前,萧先生发来邮件说,他做了一些修改,希望得到我的谅解。我看后大为感动,萧先生把流沙河先生当时随口说的一些庄子的话都一一给补充完整了,我只记录了流沙河先生的片言只语,萧先生把我的记录一一补充全面了。这也让我再次感受到一个职业老编辑和爱书人的修养和态度。
    去年秋天,萧先生给我邮件,问我去不去温州参加书友的聚会。我答复说时间上不允许,我就不去了。萧先生说:本来大家可以再见面的。我回复说:以后还有机会。
    前几天匆匆的广州之行,在路途上,一个意外的短信,告诉了我萧先生已经归了道山。这让我有了难以言说的内心的伤痛。因为对书的喜爱,因为彼此有一些共同的书友,这才得以相识,得以为书的交往,得以为书的交流。回到青岛后,检点书房里萧先生前后陆陆续续给我的馈赠,那些书上都还有萧先生的影子的。那个晚上,我坐在书房里,把萧先生邮寄我的书一一找出来,堆在地板上,看着,默念着萧先生给我的种种记忆,其实我只是与他交往的晚辈之一,萧先生给予我的,要远远多于我能给予萧先生的。想起他的电话,耳边响着他的难懂的长沙话,他电话里的开头总是那么谦恭客气:“薛原先生吗,我是老萧……”即便我们已经见面彼此熟悉了,他电话里依然是如此的语气如此的谦恭。每念及此,内心涌上的是说不出的伤心,为萧先生为书的一生。
    在天国里,萧先生的藏书是可以放在一处让他可以不用再为藏书放在何处发愁吧。
    愿萧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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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6 09:49:38 | 只看该作者
济南,你的之潭有多深?(组图)2009-04-24
 来源: 舜网(济南) 

本报记者赵晓林

  图二:周晶先生

  图三:《藏书家》第1至10期

  图五:黄中明摄

  阅读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消费。而阅读并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很大程度上还体现着一座城市的人文状态和内涵。一座城市的阅读状态,折射着这座城市传统文脉承续的状况与水准。济南亦然。

  两本“小”杂志让济南人的阅读色彩与深度跃然纸上

  《藏书家》和《日记杂志》

  由于有着读书、藏书的喜好,记者多年来结交了一些济南的读书人和藏书人,但数来数去,还是觉得这个人群太小了。

  说到济南的读书和藏书,我们就必须先说说一本并不出名的杂志———《藏书家》。这本32开的“小”杂志自1999年4月创刊以来,便引起国内读书和藏书界的注目,原因是开本虽然小,但内容却博大。主编周晶先生是著名编辑和藏书家,在国内读书和藏书圈里人缘颇佳,声誉也是好得很。此刊由其提议创办,并亲任主编。由于其喜阅读,且识人多,故将此刊办得叫好声一片。刊中所收文章大都出自当今读书、藏书名家之手,不只有可读性,还有文献性和指导性。此刊曾于2004年底出版至第10期后停刊,原因是资金与人力不足。杂志的停刊在读书、藏书人中间引起不小的波澜,很多读者都对此表示惋惜,致信出版社要求继续出版。2006年11月,经过周晶、韦力及齐鲁书社等方面的努力,《藏书家》复刊,读书、藏书界为之雀跃。此刊之重要性在于其为国内唯一一种正规出版的专业藏书类刊物,而其出自济南,可见济南确有深知读书、藏书人之心的有识之士,在做着很多城市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

  这样一册体现着阅读层次的杂志,接下来又将面临停刊的窘境,而主要原因就是编辑后继无人,这也让人不由扼腕叹息。

  说完正规出版的《藏书家》,再谈谈民间读书类刊物《日记杂志》。它是由济南一位笔名自牧的人和书友于晓明创办的。自牧原名邓基平,淄博人,又号“淡庐”,喜欢读书、买书、藏书、写书,虽然不是专业作家,却有国家一级作家的职称。从1991年始,先后出版了《百味集》、《抱香集》、《疏篱集》、《三清集》、《绿室诗存》、《人生品录———百味斋日记》、《淡庐日记》等10余部著作。他还乐于帮助文友出书,已为文友们校编了百余部作品集,这些都让他在读书界有着很好的声誉,是一位在全国读书界、书话界颇有人缘的人士。

  1999年他与于晓明共同创办了《日记报》,2005年改为《日记杂志》,现已出到第43期。此刊物是自牧等人自筹资金出版的民间读书类杂志。几年下来,他们已投入了几万元,虽然辛苦,但他却一直乐此不疲。《日记杂志》也逐步被读书界认可,影响越来越大,并成为书友们喜爱的读书类“民刊”之一。

  此杂志视角独特,全国众多知名和不知名的读书人、藏书人、日记爱好者和研究家为这份由报纸而杂志式的不定期刊物投稿,其中有徐中玉、峻青、何满子、陈左高、王学仲、丰一吟、徐北文、张学新、龚明德、王稼句、黄成勇等等,老、中、青都有,这也让其在国内读书类民刊中成为佼佼者。

  有趣的是,《藏书家》与《日记杂志》均创刊于1999年,10年来都走着一条艰难而充满书卷味的道路,这让人对济南这座城市的阅读深度有刮目之感。

  读书人与藏书者两个圈子相互交叉

  藏书者,一个特殊的读书群体

  济南,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笔者由于业余爱好读书,所以对济南的读书圈、藏书圈比较熟悉。感觉这两个圈子是相互交叉的,读书人肯定都有点藏书,而藏书者也基本都是喜欢读书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将两类人群分开。

  单就藏书来说,济南的这个圈子不是很大,但还是有几位在全国藏书界鼎鼎大名。其中既有收藏线装古籍版本和新文学著作版本的,也有收藏老期刊、老报纸和签名本的,手中所藏很多都具有极高价值。由于客观原因,在此不便公布他们的姓名,记者只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收藏。周晶先生在国内藏书圈中是比较有名的古籍收藏家,他所收藏的线装古籍颇具规模,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有关山东的几百种古籍版本,很多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滕长富则是收藏解放区出版物的收藏家,他藏有新中国成立前各解放区出版的书籍、杂志、报纸几千种,可谓洋洋大观,在国内也名列前茅;而另一位年轻藏书者凌济则特别注重名家签名本的收藏,现在已藏有巴金、冰心、丁玲、焦菊隐、郑逸梅、李健吾、魏巍等近现代文史名家签名本几千册,光看名字就让人感到了浓厚的书卷味道。还有不得不提及的是一位年已70多岁高龄的老人———张惠民,他主要收藏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各类期刊,总数量有几千种,其中光创刊号就达到几百种,更为难得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创刊号到停刊号的全套,这在国内收藏界中是非常少见的。

  除了这几位较为高端的收藏者外,济南还有不少藏书者,很多人的收藏也很有特色。当然,还有更多的喜欢藏书者是笔者多不知道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群数量也不是很大。这个人群中身份比较杂,有大学教授、出版社编辑、报社编辑、行政管理人员、工人、私营业主等,共同的特点都是对阅读、对藏书有着强烈的喜好。

  需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改善现状

  我们尚没有一座大型书城

  在济南这个小众群体中,粗略算来,笔者熟悉或认识的不过50人,无法代表济南的阅读水平。更大的人群究竟有多大,我们可通过书店的图书销售情况侧面说明一下。

  据新华书店的一位朋友介绍,济南新华书店的年销售额虽然无法和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等大城市相比,但在国内省会城市中还属于名列前茅。今年前两个月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5%,说明济南的图书购买能力是很大的。这和济南坐拥齐鲁之邦的中心地位有直接关系,而济南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决定了济南的阅读消费能力。但就目前的图书消费看,还是大众化、流行性的图书销售占据着主要份额,而学术性的图书相对就少一些。我们希望看到全民阅读,希望看到进入书店、书市的市民越来越多,而不是只看到那些搞研究或追求流行书的年轻人的身影。

  另外,这位朋友还称,和国内很多城市相比,济南的图书销售的硬件设施还差一些,比如,现在很多大中城市都已拥有大型书城,其对于一座城市的阅读层次有着根本性的提升作用。而济南现在还没有这样一座书城,虽然图书销售额不低,但却让很多外地人无法感觉到济南的阅读深度,这是一种看似表面,其实是很深层次的一种无奈。这种无奈需要政府和全社会来消除。

  济南还有两处书店集中地———英雄山文化市场和中山公园文化(旧书)市场。前者聚集着几十家各类书店,以批发为主,也零售。每到周末,市场内热闹得很,但前来购书的基本以教辅类图书为主,再就是各类杂志,真正出售文史类书籍的书店只有三四家,而其门前、门内也是少见人影。这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济南的阅读趋向。

  读书人群可分四类,生活需求性阅读占绝大多数

  我们是崇尚阅读的城市吗

  在位于中山公园的旧书市场里,各类淘书人中不乏真正喜欢阅读的人。他们阅读口味不同,阅读目的不同,但都把淘书、阅读当成生活中的一种点缀,这些人和出入书店的更多人组成了济南的阅读群体,但这个群体并不大。

  在这些读书人中,所读之书基本以文史类书刊为主,这也成为当今读书人群的标志性阅读方向,因其所具有的历史、人文内涵正是这部分人群最为心仪和关心的。

  通过和读书者及书店、书市经营者的探讨,我们不妨将这一人群和行为进行简单的细化分类:

  第一类是精英化的阅读。这一类也就是上面说的小众阅读。他们大多是思考者、研究者、有着专业需求的人,他们的阅读是一种工作或精神需要,阅读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第二类是文化的阅读。现在,文化阅读更多的是对时尚的追求,对情感的宣泄的阅读。很多人是跟在别人或时尚后面进行阅读的,从高端人群到普通大众都有。

  第三类是大众化阅读。这类阅读人群就是为了休闲、消遣、刺激、释放。他们不追求阅读深度,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和娱乐,他们的阅读是最浅层次的一类阅读。这类阅读人群也是畅销书的最大受众。

  第四类是资讯阅读。这是与目前快节奏的生产、生活、求知、求学、就业、创业等有着直接关系和帮助的阅读,属于这类的大批阅读者也是目前出版业的最大目标人群之一。

  通过这个分类,我们不难看出济南这座城市的阅读人群中,生活需求性阅读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份额,而真正的学识性阅读只停留在极少数人群中。

  再者,我们翻看一下在济南出版的各类报纸、杂志,其中的读书版面可谓可怜,而所刊登的也以畅销书刊为主,阅读对象也是定位于大众化和资讯阅读人群。更可怜的是电视台和电台的节目,几十个台或频道竟没有一档专业的读书节目。在这种现实中,也说明了我们这座城市的阅读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也就是说,济南,比起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来,阅读深度和广度还是差一些,还算不上一座纯粹“崇尚”阅读的城市。

  令人欣慰的是,即将在济南举办的第19届全国书博会,让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古城浸润在“齐鲁文脉,华夏书香”的氛围里。我们真诚希望能有更多的济南人、山东人崇尚阅读,期待“全民阅读”的氛围越来越浓厚,让书香飘洒齐鲁大地。

   (本文来源:济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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