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昌：我的著作经历

教师之友网

刘庆昌：我的著作经历
2013.04.20


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人员，当他们的研究有相当的积累之后，著书是极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当他们在研究上有了一定系统的时候。我先后出版过五部学术著作，苦与乐是一种自然的伴随，重要的是自己的学术能力正是在著述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提高。面对总篇幅百二十万字的五本著作，心中难免感慨。做一些追忆，或可利于自己随后的工作，或可对我的学生们有所启示。
我的第一本著作是《教学艺术纲要》（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出版的那年，我28岁，而书稿的实际完成是1991年，写作时间两年左右。也就是说，我是从1990年25岁时开始写作的。一些朋友和学生听到这件事后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在我这里并不是什么奇迹。我既非天才，也不是苦行僧，甚至都不算是一个善于“有理想”的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完全是外力作用的结果。
我1989年硕士毕业后，到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工作，恰逢全国师专改革，学校的领导鼓励我设计一个符合师范院校的课程方案，随后，当时山西省教委肯定了我们的方案，并同意我们招收一个实验班，开始课程改革实验。方案设计中有一门课程为“教学艺术”，但当时全国范围内，教学艺术研究刚刚起步，符合我们意愿的教材并不存在，课程的开设又是有时间限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领导鼓励我自行编写一本教材，我只好硬着头皮承担了。
记得起初的三个月里，我大量阅读，却无法落笔，我的思维习惯最终带着我远离了编写，进入了研究状态。那时，我的脑子里就是两个原则，一是不能简单搬用教学理论，二是不能把教学艺术误解为教学技能、技巧。而这两条原则也不完全是我的自觉，还应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王策三教授。我曾求教于他，他回信说：“你的教学艺术一书，一定要让广大中小学教师，尤其是县镇层次的教师，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王老师的教导，我基本实现了。
《教学艺术纲要》出版后，深受一线教师欢迎。更让我欣慰的是，其中所蕴含的教学理念，即便在今天也算是可取的。对于这一现象，我的解释是自己的思考触及到了教学的本真，所以才具有长效性。这一本书的写作对于我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除了得到类似1994年破格上了副教授的实惠，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对难题、重任不再发怵。说实话，在写作的开始，我是很怀疑自己能力的。
我出版的第二本著作是《教育者的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和第一本著作出版相隔十一年，但写作却持续了八年，这八年恰是我的学术研究从较为具体的教学领域往教育哲学研究转向的过程。应该说，研究领域有了变化，但有一点没有变化，那就是同样是没有功利心的写作和研究。我的教育学研究始终比较自我，从不赶风追潮，从不投机取巧，只是觉得面对教育本身，我有许多的话要说，所以就说了，说了又怕别人不信服，所以就论了，自然地就形成了自己对教育的论说。
《教育者的哲学》这本书的书名，表达了我的教育哲学观，即教育哲学不是哲学家的教育学，而是教育家的哲学，它是一个人走进教育又走出教育然后回头看教育的结果。不用说，这样的认识，虽然并非什么奇异之谈，但在教育哲学领域还是有新意的。后来有同行学者张荣伟教授在其《当代基础教育改革》（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中认为，这本书的问世是新时期教育哲学研究变化的一个标志。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自己觉得教育世界的内在本质与我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我少有以往那种较多地建立在相关文献阅读基础上的思考，更多的情况下是在用我的手表达我思维的流动，而这种思维流的源头就在活生生的教育世界中。假如说写作《教学艺术纲要》的我，是一个在台灯下专致的人，那么，写作《教育者的哲学》的我，则是一个在教育本真面前极度虔诚的人。正是在此期间，我有了“属于教育”的精神感觉。
我的第三本著作是《教育知识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这本书的写作在我这个普通人这里应是一个奇迹。我虽然对教育知识领域的思考足有十年，也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且有较好的学术影响，但从未想过要写一本什么《教育知识论》。然而，2006年的寒假却鬼使神差地把我带到了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在书的“后记”中写到：“2006年春节前夕，关于教育知识的理论灵感光临了我，一时间思如潮涌。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上午9：00—11：00、下午3：00—5：00，我像机器一样工作，终于一气呵成了《教育知识论》。书稿的完成，至今已有两年，因无长进，一字未改。”这是真实的事件。即便现在想来，都无法相信是怎样的力量让我有了这一次的著述。事情过去了，一切的感受都成为回忆，我无论如何无法重复我的也许并不复杂的工作。客观上，《教育知识论》成为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本教育知识哲学著作，而且，这中间几乎全部是我独立思考的结果，因而，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我很在乎这本书。也许是过于紧张的劳作，2007年，我的身体状况一下子转糟，一年中各种情况往医院跑了好多次，这在以往的十多年中都是没有过的。想起一个小品中的人物曾经说过，不“辛苦”，“命苦”。思想着的人，在某种意义上算得上一种苦命人，至少我这样认为。正因为其中的苦属于命，我也不会反抗，倒觉得这大概就是自己的应有的状态。我想着没有了思想苦累的我，会真的很痛苦。所以，当有人问我是不是思考和研究很快乐时，我回答说，我不是因为快乐而思考和研究，而是因为不思考和研究会痛苦才思考和研究。在我不断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这种感受变得愈来愈强烈。
我的第四本著作是《教育思维论》（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这是我的博士论文。从写作的角度讲，我先后分两段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这是一次挑战自我的经历，我放弃了几种相对来说轻松容易的研究，几乎是在一片荒原上，发现了教育思维，确立了教育思维范畴，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教育思维理论体系。它的解释力和预见力在我看来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黄济、陆有铨、金生宏等学者都给与了高度的肯赞，他们一致认为教育思维论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黄先生强调了教育思维范畴对重新理解教育思想史的意义，陆先生强调了教育思维理论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这一重大问题解决的意义，金先生则强调了教育思维理论建构的严谨性。这一著作所负载的思想和理论只能交由历史评说，但它的完成无疑让我的精神更加坚定和自由。顺便说一点琐事，这本书受到了广东省优秀教育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在评审过程中，两位主审专家意见截然相反，一位认为我的研究严重脱离实际，一位认为出版社如果不出这样的书，不知道还出什么书，结果是出版社聚顶出版。我在内心高兴的同时，似乎感觉到，我的教育学研究正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我的第五本著作是《广义教学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这是我二十多年来在教学论研究领域思考的理论总结。现在看来这本书还是可取的，但它的形成却也是一段故事。2008年，山西大学要求各学院开设研究型课程，同事们把我讲授的教学论课程报了上去，当时虽没觉得是负担，也没觉得有什么喜悦。只是一贯求实认真的态度，让我决定搁置原有的教科书，按照自己的想法编写一本讲义。我边讲边写，到了第二批学生，就拿到了一本薄薄的讲义，那时还没想着要出版。2009年元旦前，我突然有了要出版的想法，就咨询曾做过我的《教育知识论》责任编辑的小王老师，看看对我的想法有无兴趣，王老师很热情地要我把摘要和框架发给他，结果是幸运的，出版社同意出版此书。然而这反倒让我感到了紧张。因为薄薄的讲义根本拿不出手面对读者，我决定充实一些资料，至少让读者感到作品的丰富。但这样的想法并没有付诸实施。有一日，我的学生赵冲来见我，说起此事，他问我为什么不把我长期以来的个人思考做一个理论总结，我甚觉其是，便决定了仅把讲义作为一般性参考资料，一切从头开始。到现在，编辑小王老师都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当时我给他的迟交书稿的理由是，觉得有的地方还需要完善，并答应他2010年6月底前交稿。也就是说我将要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重新写作一部书稿，要辛苦的心理准备是足够的。未料这半年几乎是上天对我精神的考验。父亲从病到逝历时一月，我做院长的学院申报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女儿又逢高考，还不说日常的教学、管理工作，真可谓百事缠身。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还是按期完成了书稿。此书最终纳入中国当代教育学术文库出版，也属于“十一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图书，无意中完成了我在教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对于一个总在思考着的人来说，著述并非偶尔为之，但也不是每日伏案。我的习惯是思考的时间很长，写作的时间很短，因而在外人看来好像总在表达，却不知现时表达的内容，其源头几乎都在悠远的过去。只是思考成为常态，每日偿还旧日的思维账，现象上的确像是总在表达。现阶段，我正在写作《教育工学》，这一课题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91年，今日之劳苦显然也是偿还旧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