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平民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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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平民教育家

                           

                                   记我的父亲刘百川

                                     刘古平/文

刘百川（1903-1971），近现代教育家。中师毕业后从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成长为大学教授，教育家。

近二十余年来，我研究父亲历史，学习、研究父亲的教育实践和思想，撰写了《刘百川先生年表》，发表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三、四期。2011年华文出版社编辑出版《民国老日记》，将我父亲1933年出版的《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收录，这本书再版的影响比较大，引起国内中小学教师与校长的共鸣，许多报刊都刊出了书评，对我父亲的研究与关注也与日俱增。应贵刊主编张筠之邀，让我介绍一些父亲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文字，我想就把近20年的研究做一个梳理，向读者做一个简单介绍。我希望通过这篇短文能够让更多的教育人关注民国教育史，关注刘百川的教育思想，以促进今日教育的发展。

潜心研究小学教育及儿童教养

我父亲在读师范的时候就出版了他第一本著作《小学教学法通论》，商务印书馆使用的是刘百川编辑，这是非常恰当的。据他的同学和学生回忆说，这本著作是他根据老师的讲课笔记编辑而成的。书中列举了杜威等国外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同时对传统教育思想做了诠释。商务印书馆能出版说明这本书的确有其价值。后来我父亲在一些著作的参考书目中总把这本著作列入，也说明他对自己这本笔记感到非常满意。

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儿童教养研究》，是他的另一部名著，为本书作序的傅葆琛先生介绍：“自百川先生设帐华西大学后，曾开设‘儿童教养’及‘儿童教养与家庭’两课程，本校及友校学生选修者争先恐后，超过预定人数，足证一般学子对百川先生之信仰。”这本书曾在台湾再版两次。

另外《小学各科新教学之实际》、《实际的小学国语教学法》两本专著，更能反映他对儿童教育和心理研究之精深，超乎一般。

教育认识的高度来自于对乡村现状的深入观察

我父亲是一个平民教育家，他对教育认识的高度，源于他对中国农村现状观察的细微。他所著《乡村教育的经验》中有对乡村社会的观察，民众错误心理分析等，甚是深刻。他分析农民“认为读书是升官发财的准备，读书而不能升官发财，便以为是读书无用。”

这个论点非常精辟，也揭示了今天应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教育本身所致，而是传统旧观念所致。

民国时期推行国民教育也深受这种传统观念困扰，1946年他在《新学风》，第10期；1948年《教育杂志》第10期、12期都一再重申：“国民教育不是‘人上人’的教育，也不是‘人下人’的教育，希望受过国民教育的人，在全体国民当中，能做一个健全的国民。”

1949年5月6日他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在《宁波日报》发表了《肃清教育上科举的毒素》，文中指出：“虽然学生的科名已不复存在，但教育所受到科举的遗毒，不但没有清除，而且日益加深”。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仍然是一篇针砭科举余毒，寓意极为深刻的论文。

他主张教育公平，主张受教育者机会均等，主张个性教育，主张教育应当成全人的发展，并针对中国具体国情提出了设想，付诸于实践。

教育行政学术化

读者对《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的众多感悟中，一般都没有注意到在这本书中首次提出了“教育行政学术化”的概念，作为校长，不做事务领袖，而是要做学术领袖。如何方能让校长从事无巨细繁忙中解脱出来，把注意力集中到教育管理中，就需要建立相应的行政标准。教室黑板的高低、课桌的高矮、教室的采光、厕所的座位、图书的装订等等看似琐琐碎碎的小事，其实都是教育行政的内容。他认为教育行政要实现的都是一些具体标准，是办学的强制性要求，应当有科学依据，所以说是“行政学术化”。

1940年他在《国民教育行政问题》的一书中，系统的提出了“教育行政学术化”和“教育学术配合行政”的观点。如果学校行政有了具体的标准，校长就不会成为事务领袖，建立诸多的标准，就要用教育学术引领整个教育。

抗战期间的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曾为刘百川等所著的师范读本《教育行政》作序。序言中说到：“教育行政最高的理想，是要做到‘行政学术化’。”这两本书关于教育行政的一些标准，学校标准，校长标准，和教师标准，原始出处都来自刘百川的《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小学教师箴言》和《小学校长与教师》。

民国期间，英年早逝，著名的教育行政学者夏承枫先生在为《初等教育研究集》撰写的序言中称：“刘百川先生与小学教育察其精微，其为文自如数家珍”。“教育行政学术化”所提出许多具体标准都来自于他自己的细微观察和亲自践行。

乡村教育社会化

乡村教育社会化的概念最早出于1935年出版的《小学校长和教师》：“学校要和社会打成一片，乡村小学是乡村社会的文化中心，学校不仅是教导儿童的青年的场所，同时还要负起教育乡村农民的责任。”这就是后来他在从事乡村教育的实践中完整的提出了乡村教育社会化的最早设想。在这本书中把重视乡村现状的研究和教育公平是受教育机会均等的思想也一并完整提了出来，并提出要用经济的原则办好乡村教育。他认为“乡村学校应该是乡村社会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社会事业的领导者，这是最近的一种教育理想。”

乡村教育社会化的思想在后来从事乡村教育的实践中得到深化，在他的1937年出版的专著《乡村教育论集》中第二章专门论述乡村学校社会化。在《乡村教育实施记》中有更翔实的文字记载他们是如何实施的，又取得许多实实在在的成绩。

原《江苏教育》资深编辑，大港乡村试验区的工作人员杨汝熊先生在1990年《江苏教育（中学版）》撰文：《怀念刘百川先生》，其中写道：“一个乡村学校(同时办儿童班和成人班)应该作为这个乡村的文化中心和乡村社会改进中心，乡村学校的教师应该是儿童的老师，失学成人的老师，也是乡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导师。乡村学校应该发挥它在乡村中的优势，发挥它推动社会前进的核心作用。” 这是对刘百川乡村教育社会化思想和实践最贴切的介绍和中肯评价。

国民教育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

抗战期间，刘百川曾参加草拟“国民教育计划”。四川省曾将这套教育计划翻译成英文散发国外。

《国民教育实施纲领》规定：“国民教育分义务教育及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分”，他既是这个政策的高层设计的参与者，又是实际的实施者。对国民教育的实施过程提出了各方面的建议，甚至是批评意见；对一些深层次问题，主动应答并反省，譬如关于国民教育经费的筹集，教师的培养，教师的待遇，以及国民教育的行政问题等。他始终坚持“国民教育就是国家规定国民应受的基础教育”。在他看来，国民教育宗旨是培养国民，或者说是培养公民。

他在《教育视导》一书中指出，视导者不是钦差，教育视导要帮助基层学校校长和教师解决实际问题。

1956年他在江苏师范学院任教期间完成的专著《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中国最早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专著，他认为：“‘全面发展’可以说是‘个性的全面发展’，也可以说是‘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个性’是指一个人在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各种特点。它包括各个人的共同特点也包括每一个人的个别特点。”他认为全面发展不是“平均发展”，是“个性发展”，要对学生实施因材施教。

关于教育评价，他说：“六十分及格的标准，也应当予以废除。因为百分之六十的正确，尚不能达到纯熟应用的目的。”反对向学生提出整齐划一的要求，譬如他就反对“消灭三分”口号，以及机械的规定学生的一切活动。他认为评价中最重要不是分数，五级记分制能够展现学生进步和发展。晚年，他为徐州师范学院编写了《教育学讲义》，进一步指出：“分数是暂时的标志，知识是永久的财富。”

刘百川先生关于全面发展的教育的观点，对于进一步搞好我国义务教育普及工作，也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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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百川：教师如何做研修

关于教师的研究与进修，刘百川先生在《小学校长与教师》这样提醒我们“要认清楚，我们所以要研究进修的，是要增进自己的知能，好对于自己的职务，格外能胜任愉快。”如何研究，他给了如下的建议：
首先是研究问题的搜集：
（1）搜集问题，要经过长时期的观察、研究、记载，看是否有研究的问题，有些什么问题。
（2）搜集问题的范围要一定，自己对于某种学术有专门的研究，便从某种学术方面去搜集问题。
（3）平常读书、工作、听别人讲演的时候，应适量做反省的工夫，看有无研究的问题。
（4）平常遇到困难或障碍，不要轻易放过，最好拿困难和障碍作为训练思考的机会；从困难和障碍里，可以发现许多研究问题。
（5）在研究某种问题的时候，注意别的问题发生，如在研究的时候，发生其他的问题，也可以作为研究问题。
（6）已搜集到的问题，要随时记载下来，不要把已得的问题再失掉。

其次是研究问题的选择：

（1）有许多问题，如果人家研究已有很好的结果了，我们再去研究，岂不是徒然？所以在研究以前，要多方考查，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过相当的研究和解答，再决定研究与否。

（2）要研究自己专长的问题：凡是自己专长的问题，搜集材料才能广博。研究与讨论，才能精密。与自己不相干的问题，暂时可以不去研究。

（3）要研究更切要的问题：如在实施方面，发生急须解决的问题，研究的时候，结果容易切乎实际，也容易见事实。

（4），要选择便于解决的问题：有许多问题，因为其他的关系，一时很难有相当的解决。便可以暂时不去研究他，选择容易解决的问题去研究。

最后是研究问题的决定：

（1）问题之决定，不能过事广阔，而不着实际。

（2）问题之决定，不能过事零碎，毫无关系。

（3）问题之决定，要从许多很小的问题，组成广大的结果。

（4）问题之决定，先要决定研究最后的目的。

（5）问题之决定，应适量参考图书，免与已解决的问题相重复。

（6）问题之决定，要见多数人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研究的兴趣和需要。
谈及进修刘百川介绍了他早年的一篇文字：《一个教师反省的标准》，在这篇文字里，刘先生从理想、身体、品性、智慧、生活、技能、教学、训育、处事接物、研究进修、休闲娱乐、其他等方面，给了我们100条建议，先选择几点与大家分享：

关于教学方面的：
（35）我上课时对于教学室能有适当的管理否？（36）我对于教学方法运用得当否？（37）我对于教学方法注意改进否？（38）我对于儿童成绩处理得当否？（39）我对于儿童课卷细心订正否？（40）我上课时有适宜的问答否？（41）我对于儿童的问题有适宜的回答否？（42）我指定课内或课外作业适当否？（43）我对于儿童的休闲生活有相当的指导否？（44）我对于劣等儿童设法救济否？（45）我对于优等儿童，加以特别培植否？（46）我上课时能讲解详明否？（47）我上课时能活用教材及教科否？（48）我上课时能随机应变否？（49）我上课时能善用黑板否？（50）我上课时能注意全体儿童否？（51）我上课时能维持良好秩序否？（52）我上课时能集中儿童的注意，引起学习的兴趣否？（53）我上课时课前有充分的准备否？（54）我上课时充分给儿童自动学习的机会否？（55）我指导儿童研究问题，有适当的方法否？（56）我对于考查成绩，有适当的方法否？（57）我教学时能切实利用实在的环境否？

关于休闲娱乐方面：

（89）我有正当的娱乐否？（90）我能利用星期日做各种休闲娱乐否？（91）我能与儿童和同事组织各种娱乐会社否？（92）我有各种娱乐技能否？

其他方面的：

（93）我参加会议时，能尽量发表意见否？（94）我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否？（95）我能兼办民众教育事业否？（96）我能不无故告假缺课否？（97）我能于开学前到校放假后离校否？（98）我对于各种表薄，能填字正确否？（99）我能天天做日记否？（100）我能天天自省否？
这些都是七八十年前的意见，但如今看来依然觉得实在得很，但要做起来还就真的不容易。扒皮最近给一个刊物组稿，常见作者敝帚自珍，总希望能够入围，作为写手，这心情实在可以理解。作为组稿者，总要对刊物和读者负责吧？于是对收到的文字总要选择性的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少作者也很认真，有的还来来往往几个回合。昨天有一写手他我，他的文字能不能入围，扒皮说了一句要不是因为专题需要不同观点，你的文字真一般。于是恼羞成怒了：您看的文一般，正如我看您的文还不如我一样，都是片面的，谢谢指点！扒皮回他，人总不习惯听真话，那就拆下了，原本倒是拆的我的文。
其实那篇文字，扒皮连点评都写好了。
    一个人的文字，见不得修改意见，急于发表，文字能有进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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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百川论“教学诊断”
文/凌宗伟



读刘百川，除了汗，还是汗。这些年流行的什么教学反思，教学诊断什么的，刘先生那一代教育精英，不仅早有介绍，早有思考，也早有实施。今天在刘先生的奠基之作《小学教学法通论》我就看到了关于“教学之诊断”的专门论述，文字不多，更不玄妙，兹录于下与大家分享。我以为，我们还是应该从刘先生所谈的“诊断”内容与方法上来好好审视我们这些年比较得意的“课堂诊断”，进而改进我们正在做的这些工作。

　　我们知道我们教学，和医生治病一样：同一样病同一样药，何以治病的效果不同？非经一番诊断不可。教学也是这样，同样的教材，同样的儿童，何以教起来有人进步快，有人进步慢？我们当然也要借医生诊断的方法来考究一回。诊断的目的，在寻求到教学上特殊的缺陷，想法来补救，一方面是教学效果的测定，一方面又是教学方法的改进。诊断的方法，要有六种，研究在下面：
　　（一）观察儿童自己的作业——儿童自己作业。往往用一种笨拙的方法，以致进步很迟；或者儿童养成不良的习惯也可以阻碍学习的进步；教师最好去实地观察，细心的观察，如有发现，立刻去指导他们，使他们去改正。学习的方法，学习就可以容易收到效果，那我们教学效率，也就可以因此增加了。
　　（二）实行口问——儿童真正的缺陷，有时教师也会观察不出来，那就不能不取径于口问。教师发问，使儿童自己回答，调查儿童不进步的真正原因。不过当教师发问时，最好诚恳而和蔼，否则儿童会不说实话，仍得不到真正的原因。
　　（三）实地测验——诊断方法最有价值的方法，要算实地测验，因为这纯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来考察计算的，很容易发现儿童真正的缺陷原因。所以测验的发明，是最近教育上一绝大的进步，我国教育界也请美国教育家指导出种种的测验，可以做我们实地应用的材料。
　　（四）调查儿童的历史——儿童学习的缺陷，大半是渐渐成功的，我们想诊断的缺陷所在，可以从他的历史上去考察，她的父母亲怎样？他的家庭怎样？他们入学以前的生活怎样？也可以考察出儿童学习方面的缺陷而实施补救。
　　（五）儿童学习的比较——令同智慧的儿童去学习同样的材料，观察他们个人学习的历程，考察他们的学习结果，然后就可以知道他们差异原因的所在。
　　（六）分析儿童的能力——对于儿童有关系的感官精神，和运动方面的各种能力，详细的分析考察，以探讨其究竟，那么，学习成绩的好坏也可以有所解释，教学方法，也可以因之改进。
　　至于儿童缺陷原因，大概不出下列六种：是我们教学时应当知道的：
　　（1）练习功夫缺乏。
　　（2）作业的方法不良。
　　（3）基本的能力缺乏。
　　（4）少兴味。
　　（5）体质不佳。
（6）智力太低。
要想我们教学诊断有效，还要注意下列五项：
　　（1）知道各种学习缺陷及其成因。
　　（2）有敏锐的眼光。
　　（3）有专门的经验。
　　（4）有优良的技能与方法。
（5）有补救缺陷的知识。
兹再略述补救缺陷的方法如下：
　　（1）儿童动作迟钝，由于神经反应太慢，或由于方法不良，此时可以给与极简易的材料令其反复练习，直达到标准限度为止。
　　（2）倘使儿童精神紧张，教师可以停止去学习。
　　（3）儿童到了工作模糊的时光，也可以停止期学习。
　　（4）儿童能力未成熟，工作效率不能增高；此时宜仍回到基本练习方面，而不专图前进。
照原理来讲，只要方法正当，也就该得到正当的结果，而事实往往不是这样因此教学的诊断，也是我们教学方面重要工作。
我们现在的诊断，与刘先生所说的诊断区别何在？窃以为，我们的诊断为评奖，为出书；刘先生他们的诊断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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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百川理想的校长，我们能做到吗？
文/凌宗伟


刘百川在《小学校长与教师》中，这样描述他理想中的小学校长，这“理想”其实就是他当年做校长的实际写照和反思，下面这些，我们今天的校长能做到吗？
“这位校长在早晨起身的时候，他便要订一个今日生活的日程：今日要订什么计划？要做些什么报告？要开什么会？要指导那位教师教学？要考察哪些儿童的生活？要到儿童家庭力去接洽些什么事？要研究些什么问题？都一件一件的写下来，一件一件的照着做到。到了一天终了的时候，再一件一件的反省一下，做到的，已经有结果，并且有心得的，或者有困难的，都把它写在日记本子上。没有做的，再写到明天的生活日程上，明天做再。

“因为他的身体强健，因为他的生活有规律，所以虽然他的工作很忙，他并不得疲劳，平常也不生病。所以自从他做校长以来，没有请过一天病假。

“因为他的态度和蔼，很诚恳，所以全校的小朋友，都喜欢他，都敬重他。他要是闲着在操场上散步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小朋友，都围着他要和他谈心，要是他在大会堂报告一件什么事，小朋友都聚精会神的听着，记着，照他的话做起来。他每星期要在每一级上一课谈话，到了他上那一级谈话课的时候，那一级小朋友便要欢欣鼓舞起来。
“因为他对于全校的同事，十分的亲热，十分的友善，所以大家对他都表示非常的信服。同事有了什么困难，他总想法替他们解决；有甚么问题，他总想法和他们研究；有了什么错误，他总想法替他们改正。所以无论在工作的时候，或是休息的时候，他总是领着全体教师在那里活动，他俨然是他们同人中的老大哥。

“因为他办理学校有成绩，所以学生家庭里的人，对他都很信仰。他便借这个机会，和家庭里的人，切实联络。家庭里有了什么困难问题，他总帮他们去解决，家庭里有甚么不合教育的事情，他更要苦苦去劝说。结果每家都懂得家庭教育的道理。与学校切实的联络合作了。

“在课后的时候，他随时随地留心小朋友的活动与游戏；在学生家庭的时候，他更随时随地留心小朋友在家庭中所做的事情。因此他对于全校中每一个小朋友，不但完全认识，能叫出他的姓名，并且能知道各个儿童的个性和他的家庭状况。所以他处理小朋友间的纠纷和争执，都是很公正很敏捷的。

“全校教师，哪个能做什么？哪个喜欢做什么？哪个有甚么癖性，他知道很详细。所以他分配校务和支配临时工作的时候，都叫各人有事可做，并且做得胜任而愉快。也实在因为他采取人才主义，所聘的教员，多半是精明干练的。

“他平常做事，固然有计划，能努力，尤其富有教育的理想。他在小朋友面前有一句惯说的话，就是“我们要为大家谋利益。”因此全校小朋友，都有这样一个信念。发生了问题的时候，大家会自然而然的说，“我们要为大家谋利益。”他对教师，也有一句惯说的话：“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研究研究看。”因此教师间研究的空气很浓厚。
“因为他有理想，所以他日常规律，虽然很辛苦，他还兴高采烈的做着。是有人责备他，说他理想太高，他便笑着说：“假使一个教育者，没有理想，那教育的设施，便太没意思了。”……
为便宜校长理解与实行，刘先生还在后面具体罗列了七类一百条“乡村小学校长具体的任务”，今天看来，实在令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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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百川文/凌宗伟



刘百川（1903--1971），曾用名刘于左，江苏阜宁人。刘百川的父亲，刘学林，为人正直、无私，处处为乡民争取利益，故被乡里推举为乡长多年。母亲善良、简朴，在这样的家庭中既感受到父亲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奉献无私的精神，又秉承了母亲淳朴与善良的品质。
少时，他跟随涟水薛小圩的秀才高鹏程读了6年的私塾。高秀才，通经文，能做诗。刘百川生性聪明伶俐，高秀才很是喜欢这个学生，故刘百川在高秀才的指导下读了很多经文，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学基础，特别擅长作文。16岁时，他进入涟水县薛小圩蒙馆，第二年即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学习，此时，就开始组织同学出墙报，他的文章写的很好，校长钱亦耕也甚是赞许。1921年高小尚未毕业的他，又考入江苏省立第八师范。这所师范学校培养了很多人才，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朱智贤先生就曾受教于这所学校，且是刘百川的好友、学弟，私交很深。他们热爱新文学，以“文学家”自居，任他人讥笑谩骂；他们更热爱教育，整天谈“儿童”、“训育”、“赫尔巴特”、“杜威”，他们不停地谈、不停地写。为了鼓励学习、研究新文学，他们组办了自己的社团——“丙寅学社”，并创办了《文学周刊》，供大家撰写文稿、表达想法、交流思想。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刘百川已经把重心完全转移到教育上来了，他一天到晚读教育书籍，与同学讨论教育问题，并写文发表自己的想法。
读书期间，刘百川可谓是废寝忘食，图书馆的书几乎被他借了个遍。他的学习方法与今日的研究生相似，他在课前找相关的书籍阅读，思考；上完课，再思考，所以对教育问题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理解。在谢鸣九老师的指导下，写下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小学教学法通论》，这本书还是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对于当时教学法的思想可以说概括的很到位。《小学教学法通论》的出版与发行，无论是对于刘百川，还是他的朋友们，都可以说是莫大的鼓励。他们更加爱教育，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必定能使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1926年9月，恰逢江苏省立第三女师和八师要各推荐一名优秀毕业生，互相交换到对方附小去工作，学校领导根据刘百川的才气和突出表现，一致推荐刘百川。在附小，刘百川非常珍惜学校给予他的工作机会，为此他努力地上好每一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为了上好每一节课，一边向老教师请教，一边看书研究，再加上他本来天资聪颖，教学很快就相当出色，特别是设计教学法的尝试，打破了旧课堂的灌输和死记硬背之风，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刘百川特别强调呆板的教科书是万万不可用的，要自己创作适合儿童的作品。他认为小学教师要有多方面的才能，无论是国语教师还是算术教师都应该有音乐美术方面的技能。在他看来学生内发的兴趣要比外在逼迫的荣誉比赛，更有价值，也更有效果。
1928年9月，刘百川由他的老师谢鸣九介绍到淮阴中学实验小学继续任小学教师。毕业后短短三年的时间，刘百川就被推荐当上了校长，这是对他突出的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1929年，刘百川被邀请主持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区立东海中学附小的工作。刘百川聘任的教师都是八师的高材生或优秀教师，其中就有朱智贤先生，还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作为一个校长，他白天忙着学校教学、行政等对内对外事务，晚上则挑起煤油灯备课批作业，记下一天的行程和收获，时常还要搞些研究，写些文字。那段日子紧张、忙碌但充实、有趣。
1930年秋，再次应恩师谢鸣九之聘，刘百川任扬州中学实验小学教导主任，直到1932年5月。在此期间，刘百川号召好友同事，鼓励学生搞教育实验，做教育研究。当时农村教育经费少、学生少，学校多为单级教学，即一至四年级都在一个教室上课。他与阴景曙、杨骏如首创六年单级，探索在农村办单级完小的路子。在教学中继续研究教学法，对普通教学法和分科教学法都有详实的研究。当时社会研究初等教育的状况不容乐观，流行的言论多意见而少事实，多虚假之言论而少以力行之效果，狂谈、臆想遍地都是，这些都为刘百川所深恶痛绝。
尽管他学历不高，未留洋过国，亦未拜名师，然而靠着他对教育的忠诚和热爱、务实求真、持之以恒的精神，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刘百川即在小学教育界颇有名气。他不仅科学合理地安排校内外的各项事情，更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用在研究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上，对小学教学法、训育和行政等方面有扎实的理论研究，发表了《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实际的教学法通论》、《小学训育ABC》等著作。除了自己对教育的情有独钟外，他还鼓励同仁、督促学生致力于教育的研究。他经常与同事讨论教育问题，切磋交流。由于他不傲慢不自满，谦虚友善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同事、学生都喜欢他，久而久之，也都成了同道中人，为着他们共同的理想，团结合作。
为了鼓励同仁和学生研究初等教育问题，1932年秋，刘百川联合同仁和学生组织了“初等教育通讯社”，创办《初等教育通讯周刊》，作为师生研究教育、发表见解的舞台。他从周刊中选了一些文章编辑成《初等教育研究集1》，这篇集子丰富的教育内容，高远的教育理想，切实的教育措施，展现了教育工作者要用自己的武器改造社会、开创一个真正合理的社会，没有人剥削人的进步社会。文集由陈鹤琴先生、罗延光先生等教育家题名作序，朱智贤、陈侠、沈百英、阴景曙、吴增芥等23位分撰者亦是二三十年代教育界的精英。
正是这种扎根一线，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教育哲学，奠定了刘百川先生的教育涵养和人生底蕴，使他对教育问题有不同于常人的深刻理解和体会，这为他后来长期从事乡村教育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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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百川的乡村教育主张和经验


文/凌宗伟



1935年7月，刘百川放弃江苏省教育厅的工作，来到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探索乡村教育之路。他在实践过程中，提出“乡村学校社会化”和“四大教育——语文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和康乐教育”，以及对如何寻求乡村教师发展的自主性问题的探究，这三个方面，就构成了他教育思想的重要方面。我们简单简绍如下：
一、乡村学校社会化
振兴国家，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必要先解决占绝大部分人口的乡村的问题；而要解决乡村的社会问题，必要解决乡村教育问题。这点可以说是当时所有乡村教育实施者的共同的观点，他们看到乡村的破落不堪，民众勤劳但依旧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甚是震惊难受自责。刘百川深深地认同这个观念，从城市下乡，探求具体的实施方法。他在对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进行深入观察和具体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乡村学校社会化的思想。
原《江苏教育》编辑杨汝熊先生曾在大港实验区与刘百川先生共事，上世纪80年代他在《江苏教育文史资料》上发表文章介绍说，大港实验区乡村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把乡村学校办成乡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的改造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儿童的老师、失学者和成年人的老师，也是乡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导师，乡村教育应发挥在乡村中的优势。”他认为，这个理论出现的背景是“乡村学校社会化”，并由社会化的概念演变成了“乡村运动”。
刘百川1936年6月10日在日记中提出“乡村学校应该是乡村社会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社会事业的领导者”。他在《乡村教育实施记》中客观的评价当了时中国乡村改造运动，他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俞庆棠以及全国各地的试验区都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教育本身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他认为“乡村教育的思想：教育是政治的一个部门。教育是政治手段的一种，中国的教育，应当实行三民主义的教育，我们的乡村教育也应当是三民主义的教育，这是我们应当认识清楚的。”并且明确提出：“要解决乡村问题，有许多根本问题，须先为解决，如政治及经济的组织，农村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生产的分配，以及抵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等，这都是根本问题，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我们办乡村教育或是乡村改进工作，便觉得非常困难。”
正是基于他把乡村的学校办成乡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的改造中心的教育观点的建立。才使得大港实验区两年半的时间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同时加深了他对我国乡村教育理论的认识。
由此观之，“乡村教育社会化”，简而言之，就是将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合并办理，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在乡村学校内分设儿童班、妇女班、成人班，并在乡村学校以外办各种社会教育事业。所有校内工作与校外工作都列在学校计划以内。学校的教师不仅是学校的主持人，而且是一切社会事业的领导者。其核心目标可以归结为：“使学校真正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以学校的力量去推动一切社会事业。” 根据刘百川对乡村社会内涵以及具体标准的阐述，乡村学校社会化的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对象的扩大化。从教育对象上看，乡村学校社会化是希望乡村学校不仅要负责教导学校以内的儿童，“还要负起责任来教导学校以外的儿童、青年、成人，以及儿童的家长。”
其次，学校职责的大大增多。学校职能的社会化是乡村学校社会化的最突出表现。简而言之，乡村学校不仅要负起教育的责任传播知识、训练技能，同时还要成为社会的领导者，指导社会生活，促进风俗、习惯的改善，使学校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
如何使学校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呢？刘百川思考后认为，一方面“学校对于社会的状况，要彻底明了”，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学校的社会教化职责，要密切联系当地的乡村，要善于解决矛盾，要高效和智慧地利用好学校的设施，等等。
二、乡村教育的内容主要有四大块

刘百川通过对乡村社会细致入微的观察，认为要解决乡村教育的问题，就必须举办“语文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和康乐教育”这四大教育。这四项教育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为前提，所以必须合并办理，学校成为儿童教育和失学民众教育的场所，学校还要负起推进各项社会事业，总而言之，学校举办的这四种教育，从各个方面促进民众及其乡村社会的进步。但这四项教育的全部内容都要同时完成，在有限的经费和师资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分步完成。于是，刘百川综合考虑了乡村的情况及其需要，每件事的轻重缓急及经费、师资等方面，及其教育的规律，制定了每一种教育分期完成的标准，可以说这种先后有序、循序渐进的方法，对于解决乡村教育的难题是很重要的策略，乡村教育的理想不是一蹴而就能实现的。
刘百川认为要实现四项教育的普及，都必须经过三个阶段。语文教育，首先要达到学龄儿童都要入学，且每户除了学龄儿童外还要有一人能读书识字；第二步要达到三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少年、妇女及成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要读书识字，一般民众都有普通演说的能力；第三步，全民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要达到读书识字的标准。从语文教育的三个步骤可以看出，目标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强调识字教育且在生活中的应用，只是程度一步比一步要求的高而已，这种循序渐渐的学习方法是适合受教育者的学习认知规律的。
公民教育，刘百川认为首先每户至少要有一人能参加团体生活，且能“准时出席各种集会；指导遵守公共集会之秩序；服从团体之决议；热心为团体服务”，第二步是参加组织，了解个人与团体的关系，并能尽自己的义务，享受自己的权利。第三步，所有公民都能运用四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推动地方自治。公民教育从参与团体生活做起，逐步使民众能够了解团体的意义，能够利用团体，增加生产及经济收入，最后达到能够运用四权维护自身的利益的目的。
生计教育，首先要每户都要有一人有正当的职业，并能够维持生活；第二步，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民众都能有正当的职业维持自己的生活。一般民众能够普遍受过职业训练或职业辅导教育。在十八岁以上的成人，不论男女、贫富，都愿意从事于生产劳动工作，自食其力。第三步，就要达到生产事业科学化，能够组织合作社来解决民众的需要。成年的民众每人都愿意参加合作社，用合作的方法经营生产事业。
康乐教育，首先家庭都能注意卫生清洁，每一个人都能解除不良的习惯，锻炼身体。第二步，每个人都能有适应自己的娱乐和运动，且能养成公共卫生的习惯。创办乡镇卫生所、运动场、俱乐部等，使得每一个民众至少有一种以上的娱乐及运动。第三步，要有健全的组织、永久的设施保障民众的公共卫生与娱乐的实施，并逐步降低疾病死亡率，提高民众的平均寿命，健全卫生所、运动场，俱乐部等组织，充实设备，能够服务于全体民众。康乐教育，也是要求民众从最低的卫生标准，维持身体健康，杜绝恶习，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到，人人都有合适的娱乐，锻炼身体，净化心灵，且知道、愿意积极各种预防疾病，最后要建立永久地保障民众公共卫生与娱乐的实施，使得民众能够健康长寿、保家卫国。
三、乡村教育的关键在教师的专业发展
刘百川一生从事教育，是一个地道的教师。他做过师范学校的教员，也做过小学教师和小学校长，更是担任江苏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主任，致力于乡村教育的发展。刘百川本人是深谙教师成长之道的，他自己就是一个一步步步向优秀的教师，是一块研究成功教师的“活化石”。刘百川丰富的教学、行政经验，行动、心得的相得益彰，赋予他教师教育精准而独特的深刻见解。一所学校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刘百川指出，“做教师的要有健康的身体，要有丰富的智识，要有高尚的品格，要有科学的头脑，要有办事的才能，要有劳动的身手。要做教师，这些条件都得备具，才能胜任愉快！”
怎样做好教师，首先是相互切磋琢磨尤为重要。刘百川念过私塾6年，受传统教化颇深，在教师生涯前期出版了《小学教学法通论》，主要从传统文化视角阐释教师教育问题，熟知《礼记•学记》中“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也”之理。
其次是方法采用很重要。刘百川采用的方法最为重要的是自我教育法——自学、记日记、反省。教师自我教育的方法是指教师自己自觉、主动地通过阅读、交流、日记等方式，提高自身的教育专业水平。核心是教师通过各种活动，能够主动、自觉，而不是被强迫，提高自身的素质。同时，刘百川将教师看成是一件兴趣盎然的工作，教师为了个人的专业成长，也为了增进教育科学，需要兴趣熏陶、进修实习、研究讨论等，他成立了中国教育研究社、教师工作日记展览会、读书经验交流会、教育经验交流会，后期还创办或编辑杂志，刊发教师心得。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总结心得，坚持每天记日记，几十年从不间断。
最后，报刊宣传同样重要。刘百川主要是通过鼓励教师写工作日记、开读书心得报告会或教育研究会，将记录辑录成章、成册，在创办的《乡村教育》月刊、编辑《新江苏报》、《苏报》、《通讯研究》、《中央日报》等报纸的副刊上选编发表。刊发心得与问题，供同人参考，与他人商讨，青年教师亦很乐意及拥护，找问题，做教育研究，通过报刊同人实现交流，深化教师专业自主性，教师自主发展与互动发展成为可能。提携新秀也是创办报刊作用之一，比如，陈侠作为刘百川的一优秀学生，在《怀念吾师刘百川先生》中如是写道：“1935年暑假以后，百川先生担任江苏省立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主任，约为到实验区去编辑《乡村教育》月刊。当时他还给江苏出版的两份省报编辑教育副刊。他工作忙的时候，这两份副刊的编辑工作，我也帮他做过。这样，百川先生不仅把我引导到教育专业上来，让我认真当好一名教师，而且引导我进修教育理论，总结教育经验，编写教育书刊，为我参加革命以后半生的教育编辑工作打下了基础。”
另外，刘百川还将提高教师水平的重点放在了教师在职进修方面。“教师工作很忙，怎样抓紧时间进修，而且能持之以恒，的确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提倡采取自我教育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培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再结合教育视导，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在乡村实践中，他找到了三种简单而有趣的进修方法：“星期研究会”——利用星期日，集合三五个道同志合的同事或朋友，不限地点的组织星期研究会、“教学批判会”—— 轮流定期举行公开的教学，让大家来公开的批评、“巡回通讯研究”——利用集体通讯研究的方式进行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