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的交流看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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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的交流看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张锦贻


　　　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0年02期
　　
　　内容提要：两岸儿童文学虽然各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但是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承扬、对于中华民族新一代人的爱却是共同的。因此，就彼此共同关注的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可以看到中国儿童文学今后发展的趋势。当前由于儿童的早期教育在两岸均日益受到重视，大陆和台湾的幼年文学都将有大的发展。同时随着儿童社会地位的确立和人类对未来规划的关注，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更重视儿童对象的审美心理特征和阅读状态，重视儿童生活与社会现实相适应与相冲突的具体状况，重视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在身心两方面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本位”观念突现出来；儿童文学的文体正在从单一向综合变化，从单纯向丰富发展。由此也为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关键词：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交流
　　作者简介：张锦贻，女，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陆、台湾海峡两岸开始有事务性的接触与交流，经济上、文化上相互冲击与互动的结果，在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也迈开了交流的脚步。1989年8月， 来自台湾的第一支儿童文学队伍，首先在安徽、 上海与北京三地展开交流。 紧接着于1990年5月， 湖南《小溪流》杂志社主持“第一届华文儿童作家笔会”；1992年5月，在台湾儿童文学界人士赴北京、 天津两地参加两岸儿童小说与童话研讨会后，又有云南、广州举办的“昆明·广州·台北儿童文学交流会”，陆续奏起了两岸儿童文学交流的序曲。
　　1995年11月，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在上海举行。两岸主要的儿童文学家又一次会面。大家都感到两岸儿童文学虽然各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但是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承扬、对于中华民族新一代人的爱却是共同的。因此，应当谋求两岸儿童文学的共同繁荣。
　　正是基于这样的愿望和希冀，1996年9月，两岸儿童文学学者、 专家与有关作家聚会于浙江师范大学，举行“96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讨会”。与会者讨论了儿童文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有关问题，研究以文学方式为提高中国儿童的素质作出一份独特的贡献。

一

　　经济腾飞，给两岸儿童文学带来巨大的影响。
　　从正面看，经济腾飞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旧的观念被冲破，新的观念层出不穷；同时，人性暴露，美与丑、善与恶、贪婪与公正的矛盾更加激化。作家处于这样的时代，能够通过这种动荡看到深刻的、本质的、本性的东西，创作的空间和天地突然宽广起来。也就是说，经济、社会巨变给作家以深刻剖析人性、充分展现世界的动力。如今正是出儿童文学杰作的黄金时代。经济腾飞，高科技进入排版印刷领域，儿童文学书籍大都印刷得考究，装订精美，更加适应儿童的审美心理，再加上广大家庭购买能力增强，即使书价贵些，只要书好，也会踊跃购买。当然，面对市场，也就是面临激烈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正可以使儿童文学创作更上一层楼。
　　但是，大家也观察到另一面的现象。首先，是儿童文学创作人才的流失。其次，受经济腾飞影响最大的是儿童文学的对象，即当今的少年儿童。如今，他们有的是五花八门的娱乐方式，许多城市儿童把电视当作他们最好的伴侣，使他们常常不能专心和静静地来阅读儿童文学作品。而更为普遍的是，由于社会上工作竞争激烈，升学压力大，少年儿童在追求升学、争选好学校的风气下，即使看课外书，也多与自己的课业有关，很少有悠然的态度来欣赏儿童文学作品。这些，都是经济发展对儿童文学的一种挑战。
　　在研讨中，大家认为，富有魅力的儿童文学将具有其他文学样式所难以替代的优越性，更何况它的审美功能和净化灵魂的功能以及人生的智慧都是那些电脑、游戏机所不能比拟的。社会越发展，儿童越需要儿童文学的滋养，关键在于儿童文学是否能焕发它独特的魅力，能否出杰作。

二

　　海峡两岸儿童文学虽然自40年代末以来受到长期的阻隔，但终因同属中华民族，同文同种，处于共同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背景之中，使两岸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自然地显现出相同、相近或相通的民族性。表现出新时代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体现了新一代人对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真善美精神的崇尚和光大。跟西方儿童文学相比，中国儿童文学更多一点情的温馨、理的深邃，总是要使少年儿童开卷有益；艺术表现自然、质朴、细腻、含蓄，有一种纯真美和蕴藉美，正适合深受华夏文化熏陶的中国少年儿童的审美意识和欣赏习惯。
　　但是，数十年来海峡两岸的隔膜，又导致两岸儿童文学产生了风格特色上的巨大差异。
　　就海峡彼岸的台湾儿童文苑而言，作家们在注重描写现实的同时，更倡导童心童趣的表露，倡导游戏精神的表达和童年情结的表现。一句话，倡导儿童文学的真正儿童化，不主张把成人世界中的人性扭曲、政治斗争以及种种社会问题都写给儿童看。由此，便形成了注重发展适应年龄幼小者为读者对象的甜美、机智而快乐的儿童文学风貌。因此，当今台湾，童诗和童话这两种最足以体现儿童文学本质特征的文学样式已成为儿童文学中的主要文体。目前在台湾最活跃的儿童文学作家如林良、马景贤、林焕彰、谢武彰、陈木城、方素珍等都是从事这两方面创作的。
　　但以海峡彼岸的中国大陆而言，作家们虽然同样注重描写现实，而且从理论研究上比较注重儿童文学中按读者不同层次分为相互衔接的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三个部分，但在儿童报刊、文学批评及出版等各个环节上，却表现出过分看重少年文学而轻视幼年与童年文学的倾向。于是，两岸儿童文学就因目光“向下”和“向上”的不同，在题材内涵与艺术风格上也表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发展态势。如在主题题材的提炼与兴趣上，台湾注重儿童情趣的采撷和生动的描绘，大陆注重儿童性格磨砺的刻划；台湾注重母爱的颂扬，大陆注重少男少女内心世界的剖析；台湾注重回归大自然的抒写，大陆注重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台湾注重对孩提天真生活的描摹，大陆注重少年渴求成熟，渴求男子汉精神的揭示……
　　在表现手法上，竭力“向下”的台湾儿童文学注重拟人笔法与“鸟言兽语”的运用，注重儿童小说的童话化或寓言模式的营构；而“向上”看的大陆儿童文学，则注重于少年小说对于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的细微表明，注重作品的纪实性风格及其艺术框架的处理。
　　在语言风格上，台湾儿童文学创作注重浅近明晰。在台湾儿童文学界流传最广的那本由老作家林良撰写的创作论专著，书名就叫《浅语的艺术》。而大陆不少作家则似乎更致力于开掘生活的底蕴和表现生活的本质。由于将社会现实中种种复杂的人生世象倾注于儿童文学，就使部分作品的美学风格趋于灰暗、抑郁。
　　值得认真思考的是，大陆儿童文学与台湾儿童文学为什么会形成如此鲜明的反差？显然，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状都与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联系着。在大陆，十年浩劫留下的巨大创伤，与当前市场经济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加深了儿童文学作家的忧患意识；而在经济腾飞过程中，当今大陆孩子从生理到心理的早熟，也构成一种令人吃惊的社会人文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少年儿童读者心中产生了“非儿童化”的倾向；另方面，儿童文学作家也认为不能停留于仅仅表现纯洁美好的童心，应当把当代社会纷繁复杂的现实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并使儿童视角与成人意识达到一种有机的契合。但也不能不看到，当前在大陆，仍有不少人对幼年文学创作有一种误解，认为幼年文学简单、好写，因此，一些儿童文学作家以写少年文学来显示自己创作的文化品位。
　　其实，幼年文学是人一生中最早接触的文学。俄罗斯大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以及苏联文学奠基人高尔基都曾专门地为幼儿创作。对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的全面认识并促使其达到应有的发展，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三

　　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的研讨活动已进行了多次，但这一切毕竟刚刚开始，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研讨的内容、范围都有一定的局限。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儿童文学各自都未对对方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各自原有的艺术格局并没有多少改变。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只要两岸儿童文学的交流继续下去，相互取长补短，各自的艺术格局必定会有所调整，以致最终朝一个整体的中国儿童文学方向发展。
　　当前，就海峡两岸儿童文学共同关注的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可以看到中国儿童文学今后发展的趋势。
　　首先，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台湾抑或是大陆，儿童的早期教育和家庭教育正在日益受到重视，早期教育、家庭教育很重要的是陶冶教育，文学的潜移默化自然不容忽视。因此，幼年文学将有大的发展。追溯历史，在本世纪50年代，在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国家的未来”的声浪中，幼年文学曾经是大陆儿童文学中最有成就的一个门类。“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文学表现“伤痕”，重在“反思”。在少年文学崛起之后，幼年文学的发展相对缓慢。在台湾，幼年文学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确立起来，但一经确立，其发展的态势却让人刮目相看，短短十年时间，涌现出许多专门从事幼年文学创作的作家。且儿歌、童诗、童话、寓言、故事、散文等门类都有发展，并十分注重幼年文学读物的装帧和插图，使其在增强台湾儿童的思想、文化素质教育过程中起到不可估量的良好作用。这无疑对大陆幼年文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其次，随着儿童社会地位的确立和人类对未来预测的关注，儿童文学的“本位”观念也突现出来。在儿童文学创作中，重视儿童对象的审美心理特征和阅读状态，重视儿童生活与社会现实相对应与相冲突的具体状况，重视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在身心两方面的特殊性。由此创作的“本位”作品更多地强调内容的健康清新，艺术表现的轻松愉悦，使儿童文学与儿童读者血脉相通，使儿童在阅读中感到可亲可信。儿童文学的艺术生命力源于此，发展于此。当然，也必须看到，在大陆伴随着文革以后的文学复苏，出现了一批“泛本位”少年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题旨大多是“深沉”、“凝重”、“严肃”，其暗隐的读者实际上多为“准青年”或更高年龄段读者。但这些作品仍属于大儿童文学的范畴，对于儿童文学疆界的拓展，它也自有其功劳。在台湾，随着儿童诗一统天下的格局在80年代被打破，少年文学也有“泛本位作品”存在。因此，这样的作品也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又次，理论之于创作的重要性，已经被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的实践所证明。虽然，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似乎与概括的理论阐述与具体的理论批评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儿童文学创作如果离开理论的及时总结和引导，就可能陷于无序的发展和盲目的追求中。在大陆，新时期以来对童话的幻想特质、童话幻想反映现实的种种方式及其变化、童话中物性与人性的逻辑关系以及在新时代中的延伸、变迁等等问题的认识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使童话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作品；而且推出了周锐、郑渊洁等一批创作旺盛而又极具特色的童话作家。
　　比较起来，大陆的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要强于台湾，但迄今为止，儿童文学理论始终滞后于创作。海峡两岸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人都不多，在一个时期完全处于自我奋斗的境地。不过，20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还是出现了一批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他们的不懈努力，正改变着理论长期滞后创作的现状。此外，大环境的改观也为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在大陆，现已有若干大学设有专门的儿童文学研究所或研究室；在台湾，1987年，师专改制为师院，儿童文学课由语文组织选修改为全师院学生必修。这一切，显然为儿童文学理论的开拓创造了条件。
　　再次，随着海峡两岸经济的日益发展，多媒体时代的到来，两岸儿童文学从观念到实践无疑都需要不断地更新、完善。由于儿童文学读物具有可以随时阅读、经常阅读和反复阅读的无可替代的特点，所以无论科技怎样地进步，儿童文学仍然会在未来儿童的生活中起到“精神食粮”的作用。儿童文学领域中传统文学样式如童话、寓言、儿歌、童诗、小说、故事、散文等也会变得更加新颖和美妙，更加吻合当代儿童的阅读和接受。同时，各种文学样式之间的相互汲取、相互化合，也使其取长补短或生成另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如目前已经出现的散文童话、寓言小说、故事儿歌、谚语故事、论说散文等等，以及我们一时无法预测、无法命名的各种具体文本。有一位作家在前两年出版了一本含谜小说，悬念叠出、情节曲折、别出心裁而又别开生面。十分严谨的科学知识也可以用轻松、诙谐的形式来表现，如近年出版的为少年儿童创作的科学相声集流传很广。可以看出，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的文体正在从单一向综合变化，从单纯向丰富发展。

四

　　应当特别提出的是，在海峡两岸儿童文学创作中有不少少年儿童作者的参与。小作者们用童稚好奇的目光对人生、对社会的探视和探索，用天真活泼的口吻对世界、对生活的描绘和描述，都十分引人注目。目前，几乎两岸所有的儿童报刊都开辟专栏专门登小作者的各类作品。同时，在大陆和台湾的绝大多数中学里都有文学少年自己组织成立的文学社团，而且大多以比较简便的方式，将自己的作品印成小报。从这些虽然稚嫩却极真挚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复杂的大世界中相对清纯的小世界；可以听到喧嚣生活中的清脆的童声；使人耳目一新。少年人从自己的视角看生活的发展，从而留下了许多新的、艺术探讨的课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众多的文学少年也正是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作家的后备军，应当关心和支持他们的创作，采用各种方式予以积极的引导和有效的鼓励。不少儿童作者出书的事实，使两岸儿童文学家对儿童文学的意义、对儿童文学新人更有一种新认识，既要尽心地创作好儿童文学作品供小读者阅读，又要真心地指导小作者参与儿童文学创作，双管齐下，使中国儿童文学有更快更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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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少儿散文：寂寞中的美丽花朵


李东华


　　　来源：《思无邪——当代儿童文学扫描》
　　 　　和儿童小说、童话这些热闹的文体相比，少儿散文甚少得到关注和研究。我们一般的阅读印象都觉得这是个歉收的园地。然而，当我对近几年这个门类的文本进行了一次集中而又耐心的阅读之后，我的脑海里蓦地跳出何其芳的一句诗：“爱情原如树叶一样，在人忽视里绿了，在忍耐里露出蓓蕾。”把“爱情”换成“少儿散文”，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对新世纪以来少儿散文创作和出版状况一个最恰切的评价。尤其是读到金波的那些优美的短章、徐鲁的优雅华美、浪漫忧郁的读书随笔和林彦的虽然数量不多，却几可达字字珠玑的篇章时，我忍不住喜悦地低叹：儿童文学不可妄自菲薄，在喧嚣的泡沫之下，还有真的东西在韧性地成长。

　　虽说声明专职耕种少儿散文这块地儿的只有吴然等少数几人，但热心来撒几把种子的作家还真不少。从成人文学作家到儿童文学作家，从老作家到少年作者，都在这个园地里留下过自己的脚印。如雷抒雁、肖复兴、叶兆言、毕淑敏、葛翠琳、束沛德、金波、樊发稼、高洪波、秦文君、张之路、刘先平、金曾豪、董宏猷、梅子涵、朱效文、彭懿、吴珹、湘女、殷健灵、孙卫卫、邢思洁、林彦、张洁、陆梅、薛涛、王巨成、安武林、郁雨君、李学斌、韩青辰、史伟峰、蒲灵娟、孙雪晴、子尤等等。而且适合散文发表的阵地又比其他文体多些，各种报纸杂志、网络，似乎每个角落都能找到生存之地，这就使得散文如同野草，在不经意间就蔓延成一片盎然的绿意。《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少年月刊》、《东方少年》、《萌芽》、《少男少女》以及停刊之前的《巨人》等少儿杂志，都刊载少儿散文，而最近几年，《儿童文学》经常在佳作栏里发表散文，如2005年的8、9两期，曾经连载过林彦的长篇散文《你是一座桥》。这些少儿报刊对推动少儿散文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最近几年，各个少儿社也策划出版了不少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散文作品，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主要划分为五类。

　　第一类，姑且称之为“成长散文”。在这些散文中，既有老作家们在阅尽人世沧桑之后，淡定地追忆自己的人生历程和对生命的点点滴滴的感悟，也有年轻作家用着或峭拔或伤感或幽默的笔触，细述成长过程中的欢笑和疼痛，可以说是呈现了作家们的精神成长史。如北京少儿社2001年出版的“蓝夜书屋”：葛翠琳的《十八个美梦》、束沛德的《龙套情缘》、金波的《等你敲门》、张之路的《打架的风度》、梅子涵的《浪漫简历》、高洪波的《唱片年龄》、秦文君的《感恩生活》。对这套丛书，作家徐鲁曾评论说：“‘蓝夜书屋’是七位富有灵感和趣味的作家和他们的编辑人一起，用一种可以称之为“忆语体”的文本，为我们搭建的一个温暖、雅致和亲切的话语与回忆之乡。”[1]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的“成长讲述书系”：华姿的《两代人的热爱》、殷健灵的《记得那年花下》、谷斯涌的《往事写真》、杨永青的《风雨寸草心》、弦子的《逝去的琴声》。

　　殷健灵的《记得那年花下》以冷静而克制的笔调，回望了少女时代时而晴朗灿烂时而阴雨连绵的变幻万千的心象；而北京少儿社2004年5月出版的“男孩·女孩成长文学系列”之孙卫卫的《你就是风景》，则以风趣幽默，又带有几分戏谑调侃的风格，讲述了一个男生的成长之路。

　　史伟峰是近几年儿童散文界涌现出的一名新秀。浙江少儿社2006年1月出版的“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中有她的处女集《野鸽子》，里面大部分是散文。她以悲怆激越却又唯美的文字，挖掘了自己丧母之后痛苦哀伤却又渴望像野鸽子一样自由飞翔的童年经验，有着野性的、倔强的美。

　　接力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萌芽书系”中的李萌等著的散文集《有关爱以及流年似水》和张悦然等著的《奶茶店的流浪》多人散文随笔合集等，则是80后作家们对初次承受生活磨难时心境的娓娓倾诉、对青春期情感真谛的寻觅，撷取了青葱岁月里记忆的碎片来构筑成长的轨迹。

　　而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子尤的《谁的青春有我狂》，写了一个15岁少年眼中的生死爱痛。这个少年在死神在自己身边徘徊的日子里，始终能够做到冷静以待，并从未丧失对生命的激情和爱。

　　林彦的散文多为书写青春期疼痛的成长经验。他于2008年1月在浙江少儿社出版了散文集《门缝里的童年》。这本集子所收作品《寂地》、《你是一座桥》、《生如夏花》等等无不闪现出作者卓越的才华和对艺术的良苦用心。

　　第二类，对大自然的深情书写。对自然风光的描绘、对万物生灵的温情和爱、对故土的迷恋和回望，永远是儿童文学作家们钟爱的题材。(1)“大自然文学”。著名作家刘先平对大自然文学一贯情有独钟，他于2001年推出了包括4本新著的“中国DISCOVERY书系”。2002年，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智慧，写作了大量的他所称的“大自然探险”的散文。湖北少儿社于2003年初出版了《迷失的大象》、《解读树王长寿密码》、《经历神奇红树林》、《天鹅的故乡》等多卷本的“刘先平大自然探险丛书”。他在大自然中探寻、探险，有时候甚至要冒着付出生命的代价，和原始森林、野生动物、荒漠戈壁亲密接触。青年评论家谭旭东评价说：“他似乎有意地以探险的姿态，对传统的儿童文学进行艺术的改造，突破过去儿童文学以‘童心’、‘童趣’、‘儿童生活’作为创作基点的模式，将读者的视线引入到更为广阔的自然空间，让他们在感受大自然丰富多彩的同时，实现对人类生存普遍命题的思考。”[2]

　　(2)富有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的作品。2003年，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金曾豪的《蓝调江南》，充溢着浓浓的江南情韵；晨光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书系”之吴然的《火把花》以及另一位云南作家湘女的短篇散文《竹娃娃》等多取材于云南美丽缥缈的自然风物和少数民族神秘的令人神往的生活；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琥珀美文丛书”之佟希仁的《桃花雨》：本书分为“春的韵律”、“夏的芬芳”、“秋的果实”和“冬的浪漫”四小辑，以祖国壮丽的东北大地为依托，从儿童视角出发，以淳朴、自然的笔调描写了大自然四季奇妙的景物变迁；作家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邢思洁的《坐看云起》，有很多篇章追忆了正渐行渐远的传统乡村的风光和习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的“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之蒲灵娟的《童年的云彩》，书中的散文篇章描绘了雪域高原的藏族风情。

　　(3)游记。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琥珀美文丛书”里的桂文亚的《美丽眼睛看世界》，分为“香扑扑的心情——外国篇”和“山城小调——中国篇”两小辑。作者以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颗善于感受的心灵，为读者奉献了一篇篇清新别致的中外游记散文。上海书店2007年4月出版的徐鲁的《翡冷翠的薄暮》，是关于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博洛尼亚、柏林、维也纳以及萨尔斯堡等欧洲城市的域外游记，文笔华美浪漫、忧郁细腻。此外，还有大量的短篇游记散文，如吴然的《过三苏祠》、朱效文的《认识地中海》等散见于各报章杂志。

　　第三类，亲情散文。和大自然一样，“爱”也是儿童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也是作家们涉及最多的主题之一。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海峡两岸名家亲情散文”：秦文君的《谢谢你的沉默》、陈幸蕙的《前世有约》、鲁景超的《爱没有终结》、毕淑敏的《儿子的方程式》。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代人丛书”：叶兆言、叶子的《为女儿感动》，秦文君、戴萦袅的《纯情年代》，肖复兴、肖铁的《吹着口哨走过来》，董宏猷、董菁的《扛着女儿过大江》四部作品。这套丛书中两代人的对话和互动，洋溢着温馨的情调。

　　儿童诗人金波是个讴歌母爱的圣手。新世纪以来，在写诗、童话之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短小、优美的散文，这些散文，特别适合小学生和幼儿阅读。对爱的赞颂是他作品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琥珀美文丛书”中他的《幸运的花瓣儿》，有着“亲情难忘”这一辑。江苏少儿社2007年1月出版的他的《和树谈心》里有“献给母亲的康乃馨”十一篇短章。对母爱舒缓、反复的歌咏，美轮美奂的文字直抵读者心灵最柔软的部位。

　　第四类，文化散文。徐鲁以独具一格的笔调所写的一些读书随笔，是这几年散文创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这些作品，多收入了他的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的《从卡萨布兰卡开始》、湖北少儿社2003年9月出版的《时光练习曲：重温经典作家与作品》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在午夜的书房里》等书中。作者用华丽唯美的文字，以一个爱书人的虔诚的灵魂，引领着小读者进入经典阅读之乡。徐鲁的这些文章让我们重新体验经典的魅力，同时，也从他的文字之中体会文学那令人深深迷醉的魔力。

　　高洪波写作了大量的品质非凡的文化散文，这其中有一些是适合儿童阅读的。在2006年的北京市中考语文试卷中，有一道阅读理解题，就是解读他的文化散文《西皮流水》。高洪波的文化散文，蕴涵着他对民族文化的痴迷和自信。《西皮流水》是众多篇什中的一篇，这篇文章确实散发着独特的韵味，作者不是板起脸来教育大家要去热爱京剧，而是选取了澡堂子里洗澡的人突然大唱京剧唱段这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场面，从公园里那些唱着京剧自娱自乐的人们身上，看到了京剧在民间那绵长而坚韧的生命力，作者就是从这么两个毫不起眼、容易给人忽略的镜头，从看似人们在“找乐子”这种表象下面，挖掘出了人们对民族文化一种血浓于水、无法割舍的热爱。作者的语言一向是幽默、硬朗的，透着阳刚之气，可是，就在这幽默、轻松的后面，总有一种绵长而深沉的情思如背景音乐一样在文章中低回、萦绕。这几乎是高洪波所有散文的一个共同点，他像一个“说古”的人一样侃侃而谈，让你不知不觉地被他妙趣横生的讲述所吸引，在听完之后，又会有一种沉甸甸的东西让你沉思、咀嚼、久久地回味。在“琥珀美文丛书”中的他的《与鸵鸟对视》中有“谈古论今”一辑，或论古人、或评古诗、或涉古事，视野开阔，旁征博引，深刻地阐述了为人处世的种种道理。高洪波的文化散文对拓宽小读者的视野，使他们更加亲近民族文化是不无裨益的。

　　第五类，儿童散文诗。散文诗作为一种介乎于散文和诗之间的文体，比一般的散文更加强调诗意。湖南少儿社2006年6月出版了“中国当代儿童散文诗精品丛书”：郭风《竹叶上的珍珠》、金波的《大地的宴会》、吴然的《樱花信》、王野的《飞翔的种子》、张秋生的《太阳的爱》、樊发稼的《绿叶的歌》、吴珹的《乡野童话》。这套丛书既有闽南的乡土味，又有塞北的草原情；既有森林中绿叶的拍手歌唱，又有荷塘里莲蓬的举杯赞美；既有东海的渔歌，又有乡野的童话；既有云贵高原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又有江南水乡孩子们的欢歌笑语；既有校园里的渴求，又有大自然的召唤，可谓丰富多彩。这些作品又各具特色，但都是作者以自己的童心和诗心，营造出的洋溢着浓浓童真童趣的爱与美的儿童世界。

　　浙江少儿社2001年出版的“红帆船校园美文”：金波的《感谢往事》、雷抒雁的《与风擦肩而过》、高洪波的《独旅》、肖复兴的《丁香结》、赵丽宏的《自新大陆》。这些作品虽然不是散文诗，但大都精短、优美，是写性灵，抒真情的作品。

　　散文是个相对自由随意的文体。很多的散文都是从身边的小处取材，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微之事，无不可以写入散文。金波的《寻找幸运花瓣儿》、《和大树谈心》，高洪波的《与鸵鸟对视》里都有大量的这样的篇什。在金波的笔下，一把老藤椅，一块不起眼的小石头、一件玩过的旧玩具……都能引起他无限遐思，并成就一篇美文。可以说，这两位作家的散文创作，凸现了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这样一个特征。

　　新世纪以来当然还有很多单篇散文在报纸杂志发表，如秦文君、张之路就在《少男少女》杂志开过专栏文章。其他像梅子涵的《在回头的路上看见》、薛涛的《铁桥那边的林子》、殷健灵的《一只蝈蝈的老去》、鹿子的《男儿来自可可西里》、韩青辰的《含在奶奶嘴里的童年》等等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优秀之作。

　　也许因为少儿散文没有人追捧，远离市场的诱惑，一切全凭着作者内心的喜爱来创作，这就使得少儿散文少有浮躁之气，粗制滥造的急就章不多见，反而时不时会看到一些令人产生惊艳之感的美文。

　　新世纪以来的少儿散文创作，在艺术上，我想至少以下三个特点是值得人记住的：1、对真诚的坚守。散文贵“真”。也许因为散文是能让读者最直接看到作家灵魂的一种文体吧。所以，在儿童小说多都市化、时尚化写作，缺少关注苦难、关注农村儿童的今天，在少儿散文里，在林彦、邢思洁、史伟峰……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与告白，看到了童年的那种苦难的生存体验，看到了离我们很远的正在丢失的诗意的乡村。看到了一个孩子在逆境中是如何地辗转而又倔强地长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少儿散文，扩展了儿童文学对于少年儿童内心世界挖掘的广度和深度。2、鲜明的艺术个性。著名散文家梁实秋非常强调散文的“文调”，在《论散文》中，他说：“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我目力所及的这些儿童散文，我觉得“文调”还是很鲜明的。如吴然散文的云南风情、金波语言的极强的音乐性、林彦的干净洗练、徐鲁的华美浪漫、史伟峰的尖锐沉郁……3、注重文字之美。这是尤其令人欣喜的一点。在普遍取消写作的难度和深度的当下，在对形式的探索不再活跃的今天，少儿散文还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进行艺术上的探索和实验，充分地发掘汉语言的丰富的表现力，力避无效叙述，讲究惜墨如金，不能不说特别地难能可贵。

　　虽然是怀着如此乐观的态度来看少儿散文的发展。但是，一个文体的发展光靠一两个人，其他人只是偶尔的客串，显然是很不够的。而散文这种文体不是有着一种明确的边界的文体。我们很难对它进行准确的界定。似乎在我们现在已经认定的小说、诗歌、童话等等文体之外的所有文字都可以归于散文。这就使我们对于散文的研究、评价缺乏一种大家共同认可的普适的标准，这可能也是当前散文研究不像其他文体研究那么深入的原因之一，少儿散文的研究当然就更加薄弱了。这些都是制约少儿散文发展的瓶颈。同时，在写作中，如何加强读者意识，写出真正适合儿童阅读，活泼生动、富有童真童趣的散文，避免成人化，我想，也是儿童散文家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释：
　　[1] 徐鲁：《听晚星下那些喃喃低语》，载《在午夜的书房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1日第一版。

　　[2] 谭旭东：《构建独特的艺术空间》，载2003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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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50年


张锦贻


　　　来源：《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1999年05期
　　
　　内容提要：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问题，始终是影响儿童文学能否正常发展的重要问题。50年代及60年代初，革命胜利后的巨大热情和对未来展望的无比激情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同时也拓展了儿童文学民族化的途径。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在对外开放的同时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扬弃、现代化与民族化的交互，从而使中国儿童文学成绩辉煌。
　　关键词：儿童文学现代化/儿童文学民族化/现代意识/本土文化/借鉴/扬弃
　　作者简介：张锦贻（1935～），女，浙江省杭州市人，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一

　　1949～1999年，整整半个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跟随着人民共和国建设步伐前进。面对千千万万“长在红旗下”的少年儿童，儿童文学界一再讨论它的教育性、儿童性。但是，儿童文学观取决于儿童观，而儿童观能趋于正确，在于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众所周知，伟大的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56个民族兄弟般和睦共处在一个民族大家庭里，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连绵不断。但另一方面，历史上封建制度延续两千年，封建意识根深蒂固，造成各民族事务上的不平等很难消除。因此，是否能够深刻地认识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问题，始终是影响中国儿童文学能否正常发展的重要问题。
　　作为一个后进国家，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其发展的逻辑，有着不同于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儿童文学现代化的特点。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主要不是自身文学现代性因素长期积累的一个自然结果，而是社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动和外部现代化的强烈刺激的一种有意识的回应和选择。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现代化，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地担当起了时代启蒙和塑造民族性格的重任。事实上，新中国建立以来，无论是从旧时代走来的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还是立志于儿童文学的年轻作者，都在一种改造思想、建立新的人生观的时代氛围中，以革命的、自信的文化心态，希望创立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儿童文学。于是，新老作家都以绚丽的笔触描写解放了的新社会，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新中国、歌颂新的人和新的世界，如张天翼的儿童小说《罗文应的故事》、袁鹰的散文《丁丁游历北京》、严文井的童话《蚯蚓和蜜蜂的故事》、秦兆阳的童话《小燕子万里飞行记》等。从20年代以来就以描写母爱、童心著称的冰心也写出了风雨困难压不垮的《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和显示新时代少先队员心灵的《陶奇的暑期日记》等作品。而曾被鲁迅先生誉为“给中国的童话开辟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叶圣陶，也写出了异常清新浪漫的散文《一个少年的笔记里》和富于童情稚趣的儿歌《小小的船》、《金鱼》等。新中国初创时期至50年代及60年代初的儿童文学小百花园里呈现出令人振奋的万紫千红的新气象。革命胜利后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对人民共和国未来展望的无比激情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很快受到了新的时代条件的挑战。首先，由于当时把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并提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和“一边倒”的口号，就使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无条件地倾向于对苏联儿童文学的借鉴。一段时间里，中国儿童文学确像小弟弟般地跟着苏联儿童文学亦步亦趋。《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被称作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袁静的中篇儿童小说《小黑马的故事》也与班台莱耶夫的作品有许多相通之处；任溶溶的儿童诗如《爸爸的老师》、《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中的取材、表现，也与马尔夏克、马雅可夫斯基十分相近。如果说，5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是实施着一种无选择余地的借鉴的话，60年代中国对苏联的失望，则导致了全面的闭关自守。像社会生活中的其它各领域一样，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一个狂热地主张自力更生的时期。一切外来的思想文化资源都在反帝、反修的浪潮声中被当作洪水猛兽拒之门外。对外国儿童文学现代性的阻隔，同时也就导致了对本国儿童文学创造性的长期遏制。“文革”十年，儿童们除了跟大人一起看样板戏，便是看革命儿童与阶级敌人斗争的故事。其次，对“文艺为工农兵”、“文艺为政治”口号的提倡，一方面要求儿童文学作家们同样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深入到工农大众生活中去，因此有了许多描写革命儿童与乡村儿童的优秀作品，如刘真的儿童小说《我和小荣》、《长长的流水》，胡奇的《小马枪》、《海防少年》，徐光耀的《小兵张嘎》，任大霖的《两个小渔夫》，任大星的《双简猎枪》，萧平的《海滨的孩子》，杨啸的《小山子的故事》等。而当历史要求作家们将这些具有现代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向更广大的乡村牧区小读者推广时，又必然地有儿童文学民族化问题的提出。因为我国少数民族多聚居于边陲的乡野草原。那里的儿童受教育的状况普遍低下，因此，当儿童文学作家们继续寻求现代化途径时，不仅需要关注和拓展儿童文学的民族化，还需要开拓中国儿童文学大众化的前途，也就需要从民族本土文化中汲取文学的养分。一段时间内，有不少以民族民间文学为素材作改编的儿童文学作品，如阮章竞的童话诗《金色的海螺》，任德耀的童话剧《马兰花》，洪汛涛的童话《神笔马良》。一些有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意识到时代赋予的使命，开始创作表现本民族儿童新生活新思想以反映民族新面貌的作品，如蒙古族敖德斯尔的儿童小说《小冈苏赫》，彝族苏晓星的《阿爹与荞荞》，布依族江农的《血染山茶寨》等。汉族作家们也细心地描写自己所熟悉的少数民族儿童形象，并着意于表现民族团结的主题。如胡奇的反映藏族少年儿童生活和西藏地区伟大变革的短篇小说《小扎西》、中篇小说《五彩路》；季康的描写瑶族孩子蒙帕的善良、聪明、会画画的天才以及进了农业学校想要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幻想”的小说《蒙帕在幻想》；孟左恭的叙述蒙古族儿童阿尤勒反抗王爷、管家的《草原的儿子》等等。正是这样，50年代至60年代初，被称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但，不能不看到，这时的中国儿童文学往往过多地为政治所左右，以致在题材选择、手法运用等方面都受到一种无形的束缚。
　　“文革”的发生和它所造成的结果，在全社会引起很深的震动，更引起中国儿童文学界深沉的反思。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变革。儿童文学作为社会思潮的生动具体的表现，十分活跃和突出，它因此能够突破历史模式，获得新的创造力。与50年代至60年代前半叶的那个黄金时期相比，中国儿童文学已由长期以来的专一的政治视角，转向开阔的社会视角；由对儿童文学的教化功能的要求，转向多样的审美功能的需要；突破了单一的创作方法的局限，出现了创作方法多元状态的变化；那种直露的、直奔主题的创作方式被摒弃；随着整个国家向外部世界开放，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也从向外部世界张看而开始其艰难旅程。当然，长期捆绑后的迈步，尚无大的胆略和气魄。刘心武在短篇小说《班主任》中虽然透露了这一代少年期盼与外部世界的沟通的愿望，却只小心翼翼地停留在主张可以坦率地阅读在西方文学中其实并无什么地位的小说《牛虻》；虽然透露了变革的愿望，也只是谨小慎微地通过对一个很平面的少年人物形象——谢惠敏的出乎当时一般人意料之外的否定来达到。但由于我们长期视西方文学为资本主义文学而把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也一律拒之于门外的缘故。正如刘心武同志在《近十年中国文学的若干特征》一文中所说：“它却使身处废墟上的中国读者感到振奋，因为它朴素地呼出了‘外国也有好的东西’和‘改变一下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的共同心愿。”这“改变一下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其实就包含着对现代意识再一次的殷切呼唤，而“外国也有好的东西”则隐含了对外国儿童文学观念、表达方式等方面的肯定。初期的肯定虽然是小心谨慎的，但国门一旦打开，这种肯定必然顺乎潮流地衍变为对外国儿童文学的更大范围的借鉴。短短几年里，人们不仅在梅子涵的短篇小说《走在路上》和《蓝鸟》中看到了西方意识流和荒诞派作品的影子，而且在同一作者的小说《我们的浪漫故事和老郁》和张之路的小说《暗号》中捕捉到了“黑色幽默”的气氛；不仅在彭学军的《染屋》、曹文轩的《古堡》、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中找到与西方象征主义小说之间的某种联系，而且可以在班马、金逸铭等人的作品中找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痕迹。80年代以后，中国儿童文学对外开放是全面的。人们感受到一种宽容、开放的现代气息和现代精神降临于中国儿童文学领域。有意思的是，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更多地表现出对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派手法的独特青睐，使它们在短短时间内在中国儿童文学园地里花开花落了一番。
　　简单地回顾建国50年中国儿童文学自身发展与借鉴外来文化的历程，不难看出，中国儿童文学对现代化的追求，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独的儿童文学问题，它始终追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脚步并受其影响。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借鉴的重心，由只向着苏联到向全世界全面开放的转化，正好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追求苏联模式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商品经济社会的轨迹相吻合。仔细观察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包括冰心、叶圣陶、陈伯吹等前辈在内的儿童文学作家之所以将自己的目光倾注于苏联儿童文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如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所说的，苏联儿童文学注重“发展儿童的幻想”，因为“没有关于人类的幸福的幻想，我们的革命是不可能的”；注重“加强儿童对祖国的热爱”、“培养和发展我们民族的一切特点”、“帮助我们的儿童成长为有自豪心的、有文化的强健的人”（苏联《文学艺术报》1943年2月27日）， 这正是我们当时的需要。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特别钟情于西方现代派文艺的种种手法，理论的基础也在于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着现代派。80年代初期，徐迟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就题为《现代化与现代派》。虽然不是专谈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但文中所论及文学的现代化与经济的、政治的现代化的关系，论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事实上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当整个社会现代化误入歧途时，文学的现代化也必然遭受挫折等等，当然是包括中国儿童文学在内的。
　　与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不同，5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化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从实践上说，儿童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儿童文学民族化的过程。儿童文学作家们在对外全方位开放的同时即进行着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扬弃。这里所说的民族化，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广义的，是就中华民族整体而言，对外国儿童文学采取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狭义的，是指我国各民族儿童文学之间的交流、交融，这二者常常是叠合的。如土家族蔡测海短篇小说《孩子和割草的人》写孩子的心灵和老人的心思，写孩子的纯真和老人的纯朴，写孩子的追求和老人的追想。那无名无姓的叙述，那有问有答的描写，那一老一小的映衬，都十分空灵，显然是借鉴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但是，从作家所描绘的地域氛围和老人的生活和感情中，又显示着一种别无替代的民族性。而在祖孙隔代人的情感交流中，新生活的气息又扑面而来，时代精神又渗透其中。作品富有诗意，又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藏族意西泽仁的《瞧，那儿还有两朵花》中，在广袤、松软，长满了各色野花的美丽的草原上，已经八岁、会放牧、会带妹妹、会独自进城卖牛奶、会叫出草原上各种花朵的名字的藏族小姑娘德茜与她的妹妹、五岁的央茜，遇到了一群从县城来的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面对那个胖胖的调皮的藏族男生洛尔布的一副凶相，德茜冷冷地摆出了不可侵犯的姿态，另一个穿绿毛衣的少先队中队长，总是笑眯眯的汉族女孩李苹，对她俩却是那么友好，她劝德茜读书，回答德茜提出的问题，让她的同学来听德茜讲草原上各种花，因而缩短了小学生们与没上学的小姑娘之间的距离。作品从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统一中呈现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儿童精神的浑然一体。作家对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开头两个藏族小姑娘的亮相和结尾时写藏族小姐妹的对话也都简洁明快，虽是从外民族文学中“拿来”，确是恰到好处。可见，每一次对外国、外民族儿童文学借鉴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外国、外民族儿童文学民族化的过程。进一步提出儿童文学的民族化，事实上也应当以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为前提和基础。它所要求的，是以更为独立的、以“我”为主的姿态实现儿童文学的现代化。由此回顾5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所走过的路是不无趣味的。50年代初，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或从解放区的乡村进入城市（如袁静），或由其它工作转入专业（如陈伯吹），或自国外返回祖国（如冰心）。新起的作家如上海的任大霖、张秋生，北京的葛翠琳、王路遥，山东的邱勋，湖南的谢璞，浙江的沈虎根，辽宁的吴梦起等等，他们不论是哪个民族的作家，同外国、外民族儿童文学的关系恰好走过了一条由近而远再由远而近的轨迹。而50～60年代新时期，正好都是新中国儿童文学成就较大的时期。换言之，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儿童文学50年，正是现代化和民族交互的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因此最大。显然，要想使中国儿童文学屹立于世界现代儿童文学之林，必须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交汇中，甄别、选择、扬弃、吸收，以达到广采博取，扬长避短的境地。

二

　　20世纪行将过去，本世纪后50年的中国儿童文学也将成为历史。回顾过去的历史，纵观目前的状况，可以肯定，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在走过了曲曲折折的路程之后，已有相当的水平。总体上说，新时期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程度已超过本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具体表现在：
　　第一，从儿童文学的外部环境来说，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到目前已进入一个真正的创作自由的时期。开明、开放的现代精神和现代意识已成为儿童文学的主旋律，这既是人们对本世纪后半叶中国儿童文学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也是国家进入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一个必然。
　　第二，与开明、开放的时代精神气氛相适应，从80年代中期开始，儿童文学观念和儿童文学创作都呈现出了令人惊喜和振奋的新气象。对题材和体裁的各种各样的选择摆在作家面前。无可框定的审美意识和由此呈现的多样化的创作风格炫人眼目。并且，因少数民族作家更深入地表现本民族儿童生活、反映本民族一代代新人民族心理素质的提高，而有了“民族儿童文学”的新名目；又因读者对象年龄阶段不同而被划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更由于婴儿文学也受到关注，使儿童文学内部的丰富多彩的竞妍争辉常常突破了以往的理论范畴的局限。许多人数很少的民族作家走进儿童文学作家的行列以及中小学文学社团、青少年作者的涌现，都是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标志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在儿童少年中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如郁秀的《花季·雨季》、张天天的《真心英雄》，都再版多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已把儿童文学奖正式列入。
　　第三，从儿童文学主题的开拓和形式的探索方面说，当前的中国儿童文学也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儿童文学走上现代化轨道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个人的发现。即不仅使作家从无形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更要使少年儿童从“左”的思想框架和“统一”的阅读模式中解脱出来。使人的文学传统复归于中国儿童文学，并充满了新的时代精神。对儿童天性与儿童地位的肯定，对儿童个性发展与社会规范的富有现代意识的重新思考，对儿童人格和独立精神的尊重和理解，使中国儿童文学对人的主题的开拓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在儿童文学形式和艺术技巧的探索方面，由于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吸收了“五四”以来儿童文学的有益传统，吸纳了国内各民族儿童文学的鲜明特色，又吸取了海峡彼岸及外国儿童文学的成功经验，不仅儿童文学中固有的样式如童话、儿童小说、寓言、故事等更为丰富多样，还有儿童诗歌的振兴、儿童散文的繁荣、儿童报告文学的崛起、儿童科学文艺的飞跃、儿童影视文学的后来居上。近年来优秀的儿童长篇小说有许多部，如秦文君的《男生贾里》、董宏猷的《十四岁的森林》、黄蓓佳的《我愿做个好孩子》、曹文轩的《草房子》等。儿童诗歌则以其饱满的生活激情、烂漫的儿童意趣和多变的格律音韵和因叙事、抒情的不同或长或短、或齐整或错落的多样化的排列形式而受到广大儿童读者的欢迎。清新美妙的新儿歌和高亢、昂扬的朗诵诗更因其良好的启蒙功能和强烈的鼓舞作用而具有广泛性。儿童科学文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独特的艺术价值，儿童影视文学的深远的美学意义，更是非语言可以形容。这些均说明新时期堪称中国儿童文学50年总体艺术水平最高的时期。
　　我们给新时期儿童文学特别是近10年的儿童文学以相当高的评价，并不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可以裹足不前了。事实上，就整体而言，中国儿童文学仍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尊重儿童、确立儿童的独立地位等现代意识诚然已占领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思维空间，但50年代、60年代初作家们曾给予猛烈抨击的封建意识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也常常借各种名义进入儿童文学领域。儿童文学观念和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诚然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共识，但过重地强调开掘生活底蕴的深刻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复杂也常常会忽略了儿童的天性，忽视了儿童文学的特性。此外，目前中国儿童文学的总体艺术水平诚然已超过以往的50、60年代和进入新时期的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叶圣陶、冰心这样的大师级作家出现，也少有《稻草人》、《寄小读者》及被称作“冰心体”的小诗这样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重量级作品出现，这既与时代所提供的儿童文学创作的自由度极不相称，也与大数量作品的纷纷问世形成较大的反差。所有这些，都将严峻地摆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面前。有哪些严峻的问题呢？
　　（一）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还是畏缩屈服？
　　市场经济的兴起，给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度，也给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扰。更大的自由度特别是外在的自由是显而易见的，毋须多说。前所未有的困扰却引起了人们浮躁的创作心态。“有钱能使鬼推磨”固然是一种夸大，但是，商海的潮涨潮落可以动摇“默默为儿童”的决心，书市的行情也可以影响作家们创作的价值取向。在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中都有人在经济的诱惑面前放弃了自己创作的自由。市场经济时代的创作自由更多地体现为作家的心态是否自由。作家的心态不自由，其创作就有可能跟着市场的风向盲目地转。前两年，几乎每一种儿童报刊都在搞“卡通”，都在讲地球人与外星人的“战斗”，而调查表明，中国广大农村牧区的儿童更愿意看形象逼真的连环画，更希望读到反映他们的生活和心灵和作品。又一阵，因为年轻的父母们看好“世界名著”，许多出版社都盯住了这个“热点”，有人就撇开著名翻译家们精心译出、精心审校的版本，重新“制作”，重新“组合”或称“套书”，或叫“丛书”，把功夫下在“包装”上。虽然，名著的大量出版也有其一定的价值，但不能不看到，粗糙的翻译和粗劣的编校会给儿童带来不良的影响，它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远远大于对文学现代化的成功。这也就意味着，今后一切有志于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做出贡献的作家，不仅得像儿童文学前辈郑振铎、叶圣陶那样，坚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而且得像冰心那样，全身心投入。她在《〈寄小读者〉四版自序》中所说：“……我就以我的灵肉来探索人生……这书中有幼稚的欢乐，也有天真的眼泪！”是一种怎样高尚的创作境界！市场经济时代的任何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如果不首先进入这样一种境地，就很难回应时代对作家提出的要求。
　　（二）是做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还是做以儿童文学为敲门砖的作家？
　　人们对目前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普遍感觉是儿童文学大家和儿童文学精品的匮乏。从儿童文学报刊和作家作品的数量看，新时期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可这种繁荣之下也隐伏着深刻的危机。目前，全国各地有不少刚从童年、少年走出，对当代儿童少年的内心有较深理解、与他们心心相通，并有着良好的艺术感觉的年轻作家。他们写出了不同样式的、受到儿童们喜爱的作品，可他们往往由于缺乏坚实的生活根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缺乏一种大家之气。新时期儿童文学也出现过一批较有时代感的、可读性较高的中长篇小说，可不少小说也往往缺乏那种大家之作所具有的沉甸甸的思想蕴涵和独具匠心的形式创构。有些看来很有发展潜力的儿童文学作家又常常在创作了一两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之后便转入成人文学。有些看来很有抱负并潜心于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也往往难以超越自己。这就使整个新时期儿童文学始终处于一种不断有新人新作出现、不断有获奖作品推出，并常常在首都的大型研讨会后引起一定范围的关注和轰动，却少有流传广泛、效应持久、令小读者爱不释手、难以忘怀的杰作和始终关心广大儿童少年命运，并给他们留下很深印象的儿童文学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怎样评价新时期儿童文学中涌现的优秀作家、作品？我想，除了从儿童文学作家自身的内因来反省之外，一些看似与儿童文学作家关系不很紧密的外因，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如我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局限（升重点学校、应具有某项特长等愿望的驱使，使儿童少年很少有时间广泛阅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国当前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教育实施等方面的明显差距（最多数的儿童少年生活在经济、教育都相对落后的农村牧区）等等都会影响到儿童文学的普及面。比如在新时期最早传达儿童心声，作品中洋溢着浓厚的民主、平等气息却又富奇思异想的郑渊洁的童话；最善于在幻想中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创作中渗透了浓烈的人性、民情色彩而又妙趣横生的周锐的童话；最钟情于描写当代少男少女的心灵天地，构思中充满了浓郁的快乐、轻松气氛，竟又极深刻凝重的秦文君的小说；最先提出国民性格的塑造，刻画中洇浸着浓重的象征、哲理意味，恰又是活泼动人的曹文轩的小说，都是新时期中属上乘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但与中外儿童文学名著如冰心儿童散文、安徒生童话、凡尔纳科幻小说等相比，这些作品的覆盖面还远远不如。就是与我国如今还健在的前辈儿童文学作家如严文井、郭风相比，影响也不及。为什么？固然不能不看到作家生活积累、思想学养、文学才华等综合实力间的差异，也必定要看到外部条件所造成的、非今日的儿童文学作家自身能改变的客观的社会机制和习惯势力的限制。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随着国家和民族振兴大业的逐步实现，随着儿童教育事业的高度发展，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会拥有更大量的读者群。优秀的儿童文学的作家也会更自觉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和创作的局限并能积极地做出调整。要成为儿童文学大家，深邃的思想、锐利的目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生活、美妙的童心，缺一不可。永远跃动着的童心，更是任何一位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具有的。
　　（三）是只须有儿童生活体验，还是须体验儿童生活？
　　认识到目前儿童文学创作的局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家重新意识到生活与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对于将儿童文学当作教育工具特别是又把这一观念置于一定的政治背景中的逆反，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曾一度出现疏远现实生活的倾向。直面儿童命运的作品少了，向逝去的历史和遥远的梦幻寻求儿童文学题材的作品不少。有一些作品甚至流于因袭他人创作模式，或换汤不换药，或新瓶装旧酒，或沉溺于技巧的探秘并以此来遮掩儿童生活体验的缺乏。但这不过是在纠正一种创作倾向时因用力过大而偏到另一边，以致将儿童文学创作引入误区。从80年代中期，秦文君的《少女罗薇》、曹文轩的《第十一根红布条》、张之路的《静静的石竹花》等一批描述当代儿童少年的小说问世以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再一次将自己的目光转移到儿童的现实生活中，秦文君在《男生贾里全传》自序中提出，儿童文学应从“追求深刻厚重”而“走向丰富多样”，因而，也同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多种流派在艺术表现上的长处。90年代纷至沓来的诸如董宏猷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庄大伟童话《古怪城里的对抗赛》、范伟军的散文集《希望我们彼此怀念》、薛卫民抒情诗集《白玫瑰·三角帆》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在于试图用少男少女的视角来观察喧嚣而骚动的、当代儿童正生活其中的社会生活，恢复那曾一时疏离的儿童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强化儿童文学对儿童的心灵、情感和千万儿童现实生存状态的关注。一位儿童刊物的老主编为一位自幼生活在农村的作家所写的小说集作序时说，这方泥土给了他多维的营养，又赐予了他无限的情思。这就是他创作的源泉，也是他成功的基因。再次阐述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与生活的重要联系。目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体验更有其独特与独到处，即在对生活的体验时必定得保持着天真的童心，必定得目中有儿童、心中有儿童。而这，不是提醒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此外，在强调作家体验生活的同时，更有必要强调儿童文学作家对当代儿童生活的体验，体验了儿童、少年的人生再来写作品和为了写作品再去体验那童年、少年的人生大不一样。有儿童生活的体验与体验儿童的生活，二者的内涵是不相同的，前者是指儿童文学作家长期深入儿童生活所获得的经验和体悟，是创作主体对儿童生活的独特介入、思索和拥抱，后者则指儿童文学作家深入儿童生活的一种实践。二者相辅相成。而作家具备深厚的生活根底和生活体验，正是繁荣发展儿童文学的首要条件。也是出儿童文学大家的重要基础。中国儿童文学50年历程最生动地证实了这个最浅近而又最深刻的道理。试想，中华各民族儿童文学作家如果不扎根于本民族的生活土壤，如果不理解本民族儿童的情感，又怎样谈得上与国内外其他民族儿童文学的交流，又怎样能实现儿童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
　　（四）追随永恒：永远地强调和重视儿童文学作家整体素质的提高
　　一代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自身素质，永远是提高儿童文学品位、质量的先决条件。没有一流的作家，哪有一流的作品？而只有具备了高素质的作家，才能理解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并加以承扬；也才可能吸取外国、外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加以借鉴。然后，才能为今日的儿童读者提供创造性的儿童文学作品，才能不断地将儿童文学现代化和民族化引向深入。
　　20世纪余下的时间已很短暂，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中国儿童文学似乎已不能掀起更大的波澜，也难以出现大师级的儿童文学大家。但时代已将历史的选择推到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面前，提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和选择，必将有助于中国儿童文学在21世纪少走弯路而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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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中国儿童文学的10个关键词


李墨波


　　　来源：《文艺报》2012年12月24日
　　 　　毫无疑问，儿童文学正在经历她最好的时代，自身能量的积聚、市场机制的助力以及受众需求的扩大持续将她推向一个上行曲线的峰值。2012年的儿童文学依然乘风破浪，高歌猛进，走过沸腾喧闹的一年。空前繁荣的童书市场、节节攀升的各项数据，以无可置疑的事实诉说着她的荣光，但光芒背后的瑕疵和暗影、飞速前行中的忽略和牺牲，如钱币的另一面相伴相生，正在发生的新生和衰亡一同书写着儿童文学史重要的一页。年关岁末，尘埃落定，回望一年，一些词语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一张大网的结点，意图打捞2012年儿童文学的全貌和真相。

　　本文尝试对一些我们持续关注的热象逐一盘点，但是身处儿童文学沸腾的现场，这样的盘点难免挂一漏万，远远不能顾及到儿童文学的各个层面，所以与其说是全貌的总结，不如说是管中窥豹，绽露儿童文学绚烂的一角，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她的成长，分享她的喜悦！

　　网游文学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的“植物大战僵尸”系列，可视为儿童文学进军网游的标志性产品。这套丛书邀请金波、高洪波、白冰、葛冰、刘丙钧5位儿童文学作家以游戏中的植物、僵尸和场景为素材编创童话故事，一经推出，大受欢迎，发行高达500万册，充分显示了儿童文学同网络游戏结合所产生的强大推力。

　　儿童网络游戏的火爆奠定了其广大的受众基础，强大的网络引力与潜在的市场需求催生出儿童文学的新品种——网游文学。近几年来，儿童网游文学发展迅猛，从最初的游戏攻略辅助读物到现在的名家介入网游文学创作，儿童网游文学图书创作渐呈沸腾之势。在今年的儿童图书销售市场，少儿类榜单三分之一的席位已被这种与网络联姻的新型童书出版物占据，儿童网游文学俨然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更成为儿童文学阅读的又一“时尚”。

　　网游文学“植物大战僵尸”的成功，充分证明这样的探索值得肯定。网络和文学在联姻中实现双赢：儿童文学用真善美去提升网络游戏，消解游戏可能携带的消极意义，消弭网络游戏与文本阅读的边界，使儿童文本阅读焕发出新的生机；而儿童文学则凭借网络游戏的巨大受众去拓展图书市场，为儿童图书的出版创造机会，同时，网络游戏本身的特质也促使儿童文学创作真正关注儿童，提升“游戏性”与“趣味性”，逐渐实现与儿童接受心理同步。

　　幻想文学

　　2012年，幻想文学成为儿童文学界的一大亮点，各出版社相继推出幻想文学作品，中青年作家纷纷涉足幻想文学创作，幻想文学在读者中备受青睐，一股幻想文学的热潮悄然兴起。星河的《枪杀宁静的黑客》、翌平的《燃烧的星球》、晏菁的《我是你的守护星》等优秀的幻想文学作品纷纷推出，宣告着儿童文学“幻想年”的到来。

　　幻想文学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中一直处于边缘，但伴随着青少年巨大阅读市场的形成，幻想文学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类型，它被人们关注，被大众熟知，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作高峰。幻想文学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认可，以一种旺盛的发展趋势引起主流文化界以及出版机构的关注和开发。

　　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三部曲是当下科幻文学表现最突出的作品。这部以星际文明对立共存为主题的小说三部曲，目前总销量已超过40万册，网络书店一度脱销，成为科幻出版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在“三体热”的带动下，韩松、飞氘等国内知名科幻作者的作品备受市场青睐，都陆续推出了单行本。幻想文学正从小众文学走进大众的视野，受众也从儿童扩展到成人。当代中国正在见证渐渐走热的幻想文学潮。

　　慢写作

　　在娱乐至上、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下，儿童文学的文学性面临被遮蔽和异化的危险，大家都追求畅销，已经很难沉下心来对手中的作品精雕细琢。不少年轻作家缺乏积累，创作浮躁，在一部作品获得成功后便开始自我复制，重数量不重质量，创作充满功利性。而一些作家为追求市场效应，盲目跟风，没有坚守，导致风格雷同，创作同质化。面对这些儿童文学存在的问题，近来很多专家学者提倡一种慢写作，希望儿童文学作家能杜绝空泛、肤浅的创作心态，从浮躁的创作环境中冷静下来、慢下来。

　　这种慢写作所提倡的“慢”是一种反思和自律，也是一种坚守和回归。儿童文学应该从当前只求占领市场向打造少年儿童的精神高地的艺术本源回归，不断提升自身的艺术品质，坚守人文情怀，少些商业化的味道，多些文学性的追求。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更好地担负起灵魂工程师的神圣使命，在娱乐化的氛围中克服浮躁心态，在市场和文学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多种媒体并存、文化消费多元化的现状下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实现艺术的不断创新，克服同质化倾向。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沉下心来，体验人生，关注儿童，传递真善美，暂时放慢疾驰的笔，不要飞快地写，而要朝向经典写作。

　　跨界

　　今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作家纷纷“转型”，尝试跨领域写作，比如擅长写现实题材作品的毕淑敏改写科幻小说，创作出《花冠病毒》；比如蒋子丹热衷网络写作，写出了她的网络小说《囚界无边》；而张炜更是试航儿童文学之域，推出他的儿童文学新作《半岛哈里哈气》。

　　这部共5册的儿童文学系列并不是张炜的心血来潮，在他看来，童心和诗心是文学的核心，所以写儿童文学并不算转型，而是更加向着中心靠近。离开了纯真的童心，文学写作就失去了探究人性的最大自由和淳朴。可以说张炜的跨界写作，并没有偏离他文学表达的重心，而是同他的文学追求一脉相承。

　　“半岛哈里哈气”系列不仅葆有儿童文学活泼轻松的特点，注入了张炜特有的童真、童心、童趣，而且承袭了他成人小说浓厚的传奇性、浓郁的民间文化色彩、充满哲理和诗意的叙事以及敢于直面现实、坚守人文关怀的艺术品质。作家跨界转战不同的创作领域，在文学史上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这样的转换，所带来的改变近于复杂的化学反应。作家既往的创作习惯、审美品格、叙事技巧等在经历跨界的刺激和变异后，更加自由和富有活力，新旧两种经验形成良性的提升。这样的“跨界”不仅提升了相关文学的审美品质，更打破“陈规”，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经典化

　　2012年，出版儿童文学经典作品成为很多出版社的选择，童书出版呈现“经典化”趋势。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了《林格伦作品全集》(14册)。接力出版社计划推出畅销了40多年的经典童书“巴巴爸爸新故事” 系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计划推出“金麦田少儿国际获奖丛书”， 包括国际安徒生奖、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英国水磨石童书奖、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等国际知名奖项获奖作品。成立了30多年的专业翻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今年也厚积薄发，推出以独家代理的品牌童书《夏洛的网》为核心理念的系列童书“夏洛书屋”。而国内原创童书在接受市场检验的同时，一批知名作家、经典系列作品打下了较为坚实的读者基础，因此成为畅销榜上的常客，逐渐树立自己的品牌，向经典化迈进。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广和读者阅读水平的提高，少年儿童的阅读已逐渐摆脱功利化的目的，阅读视野也更加开阔，从简单的功能型阅读、教化式阅读逐渐转向快乐阅读、个性阅读。现如今图书市场上童书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相对于质量低下的垃圾快餐，经典作品更容易进入他们的视野。

　　近年来童书市场上“通俗化”写作大行其道，但其中充斥着大量乏味冗长的低质作品，精品微乎其微。我国儿童文学内容同质化、跟风出版现象严重，原创动力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儿童文学大家少之又少，缺少原创的本土化经典作品，很多专家学者呼吁，面对快速变化的儿童图书市场，儿童文学作家要能够沉下心来，坚持一种朝向经典化的写作，努力为少年儿童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数字化

　　如今数字化的大潮席卷全球，身处于剧烈变革的新传媒时代，我国儿童文学界也将面临数字阅读与出版的挑战。数字出版步步紧逼，出版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整个传统出版行业正在向数字出版全面转型，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媒体终端的普及，也为少儿数字出版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版协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全国少儿社社长年会将2012年确定为“中国少儿数字出版发展年”。

　　可以看到儿童文学界对待数字化并没有生硬的抵抗，而是积极与新媒体融合、互动，以期谋取双赢。各出版社纷纷试水数字出版市场，尝试突破传统出版的套路，寻找自己能够被市场认可的跨媒体出版模式。2011年，接力出版社和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签订“第一次发现iPad版数字版权”合同，开始了已在中国市场上赢得420万册销售成绩的“第一次发现系列”胶片科普图书iPad版读物的开发。2012年，“第一次发现”系列《瓢虫》《森林》iPad版顺利上市，成为该社进军童书数字出版的首批产品。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则与深圳市佰瑞尔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数百款iPad产品，将600多本优秀的图画书资源实现数字化，而且还将组建二十一世纪少儿全媒体数字出版基地，依托出版社强大的内容资源，不断开发和延伸产品价值链，实现产业形态的全媒体覆盖。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也开始了转型之路，把建设“中少数字图书馆”提上日程。

　　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的童书数字化市场成熟度远远落后，童书数字出版因版权保护、技术标准、平台建设、付费习惯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盈利模式仍不清晰，发展略显迟缓，面临多种发展瓶颈亟需突破。

　　无国界出版

　　在今年的图书贸易市场上，童书版贸空前活跃，童书业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各种形式的版贸合作深入展开，我国在国际出版行业中分量渐重，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

　　今年各大童书出版社纷纷推出新举措，制定立体多样的出版计划和合作形式，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将中外版贸合作推向深入。今年中少总社推出“安徒生金质奖章”获得者、永远的童话外婆林格伦女士的儿童文学全集(14册)，堪称大手笔，这种大规模的批量引进，显示出出版社的眼光和实力。除了引进，各出版社也在有步骤地把中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出去，我们的版权输出较之以往大幅增长。在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的“世界的认可——曹文轩文学作品走向海外”版贸成果会上可以看到，曹文轩的作品被外国出版社购买版权的作品达30种之多，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认可和喜爱，已经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而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推出的中外出版合作项目更可谓独辟蹊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外国顶级出版社牵头，邀请两国最优秀的作家在同一题材、同一体裁之下进行创作，同时约请两国优秀翻译家与插图画家为对方国家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和配图，最后两部作品将被装订成一本完整的图书，分别以两个国家的语言在各自国家出版发行，实现跨语种、跨国界、跨艺术形式的立体演绎。这一项目使中外作家、翻译家、插图画家和顶级出版机构等优质资源得到最佳的整合，同时带动了两国文化的交流与吸收，是一次成功的探索。

　　可以看到，通过这些创新和探索，中国的儿童文学正逐渐走出去，扭转贸易逆差，实现文化输出，树立起中国自己的国际品牌。

　　微童话

　　现代传媒的发展同文学碰撞势必会诞生出新的文学样式。眼下，微博写作已成为一种趋势，而这种新颖的写作方式也浸染到儿童文学界，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微童话应运而生。所谓微童话者，乃是以微博为主要传播途径的一种童话文体，篇幅140字以内。微童话一经问世，便显示出它的魅力和热度：传统的儿童文学作家纷纷推出微童话作品，新浪微博推出首届微童话大赛，很多出版社也已经在策划、约稿，准备出版微童话书。虽然儿童文学界对于这种新的形式仍有所争议，但是微童话的概念逐渐被读者所接受却是不争的事实。

　　微童话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短小精悍，传播迅捷，反馈直接，利于推广等等。微童话想象独特，构思奇巧，微中见美，以小见大，以有限的篇幅去激发读者无限的想象，其独特的美感是其他文体无法代替的。而创作和发表的低门槛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到童话的创作队伍中来，为童话的创作带来新鲜灵感。但也有专家担心微童话会沦为文化的快餐，导致作家的随意和懒惰。微童话字数虽少，但不应成为轻率粗糙的借口。美如诗词名篇，皆以短制取胜。事实上，在短小的篇幅里完成闪转腾挪，起承转合，绝非易事。篇幅上的限制应该能催生出作家更加精妙的构思。微童话与一般童话的区别不应只是字数上的区别，而应该体现出新的文学特质。惟此，微童话才不会昙花一现，而发展成一种成熟的童话文体。

　　绘本

　　绘本是国际公认最适合幼儿阅读的图书，也是发达国家家庭首选的儿童读物。近年来绘本出版渐成热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广泛的普及和迅速的发展。在今年的儿童图书市场上，绘本更是备受各大出版社青睐，成为当代儿童文学出版界和阅读界的新“宠儿”。

　　绘本源自英国，大约有140多年的历史。《维尼熊》《彼得兔》《爱丽丝梦游仙境》等被认为是最早的绘本。这种绘画形式的图书原来只是家庭教育的课外读物，后经过发展，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图书种类。区别于我们以前认可的图画书，绘本有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技巧，并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有情商启蒙、亲子沟通等教育功能。

　　绘本在中国内地起步较晚，2002年几米给内地图书业带来 “几米旋风”， 他的《地下铁》《向左走，向右走》让读者读后心生温暖的同时，也记住并喜欢上这种叫做“绘本”的读物。绘本读物在中国内地从无到有，并逐渐形成本土原创作者及其品牌产品。当下已为读者熟知并喜爱的绘本作者及作品，除台湾的朱德庸、几米之外，主要还有“兔斯基”的作者王卯卯、“刀刀”的作者慕容引刀，以及弯弯、阿桂、徐瀚等。绘本热在中国持续升温。

　　在这股绘本热中，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的市场，仍然以引进欧美和日本的优秀绘本为主，引进绘本和国内原创的比例严重失衡。同世界优秀的绘本比较，国内的原创绘本在故事创意、绘画水平、装帧设计等方面都还存在差距。但大量优秀绘本的引进，为国内的创作者打开了一个可资借鉴和学习的广阔天地，中国并不缺乏优秀的绘画人材和文学创作人材，相信假以时日，会有更多优秀插画家和作家参与绘本创作，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富有中国民族风格特色的优秀绘本。

　　动漫

　　动漫产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已经成为全球文化创意产业新的增长热点。今年中国的动画的产量达到20多万分钟，超过日本，居全世界第一。尽管成绩有目共睹，但对于喜爱动漫的人来说，现在中国的动漫产业依旧不够发达，除“喜羊羊”之外，依旧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动漫产品，国产动画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与影响远远不及美国、日本，不管是在创意上、在技术上、品牌形象上，还是在市场营销和推广上，我们与国外特别是欧美、日韩这些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造成我国动漫产业有量无质、裹足不前的原因有很多：产业链的断裂、动漫人才的匮乏、数字技术的落后等等，如果继续深究下去，动漫同文学的割裂与脱离是其作品质量低下、缺乏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每年生产的电视动画片及剧场版动画片，很少有脱胎于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很多动漫往往偏重绘画和技术，却忽视了文学，很多动画片画面唯美、造型时尚，但内容过于单薄老套，缺乏创意。优秀的动漫作品不能缺少优秀的文学基因。打造优秀动漫作品，资金固然重要，但是更需要依靠文学的支撑，从文学中汲取营养。因此加强动漫与文学之间的联系，用动漫的形式阐扬文学的内核，是提高中国动漫艺术质量的有效途径，同时造就一批懂文学的动漫人和懂动漫的文学人，发挥他们在动漫业态中的作用，才会使中国动漫有新的气象和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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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


何卫青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成都)2003年04期
　　 　　作者简介：何卫青(1971-)，女，四川大竹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内容提要：在历史追溯的基础上关注中国小说中的“儿童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中的“儿童”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存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将引出一个叙述学意义上的“人物—小说儿童”的研究。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中国小说/儿童视野


　　一

　　在过去一百年的文学历程中，中国小说对于儿童的“想象”经历了由“隐”到“显”的变迁。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曾掀起一股儿童个性解放思潮，这一思潮直接使得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并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而且，不少非儿童文学作家也对儿童题材感兴趣。但这时，儿童与其说是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出现在作品中，还不如说是折射着一种新鲜的、灵动的、有活力的精神现象，这就是所谓的“童心”。在第一批女性小说家冰心、凌叔华、苏雪林等的作品中，儿童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这 种“童心”精神的承担者。尽管有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尽管在他仅有的二十来篇 小说中，已有了几个难以让人忘却的孩子、几段沁润着深长情韵的童年记忆(比如《故 土》、《社戏》)，但显然，作为文化巨匠，鲁迅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在别处。

　　30年代以来，沈从文在他的翠翠(《边城》)、萧萧(《萧萧》)、三三(《三三》)身上寄托了其关于“人性”的理想，这些“小儿女”和张兆和的二小(《费家二小》)、李小还(《小还的悲哀》)、海南(《湖畔》)、招弟(《招弟和她的马》)等孩子在作品中的主体性大大增强，性格各异，各有各的命运。但沈从文要到80年代以后才成为热点，而张兆和则几乎不为现代文学史家们提及。30年代末，40年代以来，则出现了一股小小的“童年回忆体小说”热：萧乾的《篱下》，萧红的《小城三月》、《呼兰河传》，骆宾基的《混沌》，端木蕻良的《初吻》等等。这一股热潮的出现与动荡的时代与作家个人的经遇相关。作品中的“我”往往是从残缺的故乡图景走进寂寞的童年世界，在借助片断的回溯中追索自己的个性和精神本原的同时，更真切深彻地将现实生活与童年足迹相互映照，在两种孤独的投射中沉浸于一种缥缈宁静的心境中，童年的回忆潜藏着成年回忆者对生命力激情的召唤。对于这些回忆者，童年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过去存在，而是在现实的映照下获得了重生，蒙上了别样的意味。童年在这里，具有了弥合修补的功能：弥合种种经验人生中的痛苦不幸所带来的创伤和疲惫，因为，“过去的爱，在一个永在的回溯中所形成的永不消失的真实中，重新开花，而现在的生命也就挟有未来希望和踵事增华的幼芽了”(注：施勒格尔语，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第104页，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年。)。在这些作品中，蕴含了两种孤独：一种属于童年的“宇宙性孤独”，这 是一种安宁平和、抚慰性的孤独；另一种则是社会性的孤独，由于战火烽飞、时局动荡 这样一个时代性他者的闯入，充满焦灼和不安。由此可见，在这些作品中，童年以及童 年中的那几个孩子，仍然只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十七年文学”，尽管出现了“成长小说”的繁盛，《青春之歌》、《红旗谱》……但这个本来最容易使人联想到孩子的“成长”，却几乎与孩子无关，它所揭示的“成长”是一种从无知到有知的过程，是一种“社会智慧”的成长。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小说，儿童的面影是很模糊的。而随着1960年文学理论界对“童心论”的批判，小说中已找不到可以让人审美的儿童了(注：但要指出的是，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出版了她的那 部日后在大陆文坛给她带来极大声誉的小说《城南旧事》，小说以女孩林英子的眼睛“ 观望”30年代北平城南的人情事态。不仅塑造了林英子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其儿童视 角和天真叙述人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也产生了具有理论生发意义的审美价值。这种策略 ，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小说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当代文学成为政治运动的重灾区。儿童自然也就“销声匿迹”。

　　噩梦醒来是早晨。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不仅仅是新时期文学揭露伤痛、反思时代思潮的开始，那几个孩子——王晓华、谢惠敏、宋学武也预示着小说中一种新的质素。其后，张洁的《拾麦穗》、《森林里来的孩子》则在表现孩童与童年上往深里拓展了。特别是《拾麦穗》，那个长大了想要嫁给卖灶糖老汉的小女孩，那个歪歪扭扭像猪肚子一样的烟荷包，甚至冬日阳光下柿子树上的那个孤零零的红得透亮的小火柿子，都给人以无穷无尽的童年想象。童年引起新时期作家注意的另一个佐证是：翻翻诗人们的诗集，几乎人人都有追忆或描写童年生活的梦幻般的诗。王小妮的《孩子们》、杨炼的《海边的孩子》、梁小斌《爷爷的手杖》、傅天琳的《我是苹果》……。

　　时光流逝。翻阅八九十年代这二十年间的主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收获》、 《当代》、《十月》、《花城》、《北京文学》、《中国作家》……孩子们从不同的“ 方向”纷至沓来。他们的身影几乎遍及了批评家们为着批评的便利而加以分门别类的各 种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家族小说、新历史小说……， 还有更多的难以给予命名的小说。说及这些小说中的儿童和童年，有人们熟悉的《小鲍 庄》里的捞渣、《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爸爸爸》中的丙崽，有莫言、苏童、余 华、迟子建等评论界颇多关注的小说家，当然还包括了大量其他作家作品(如范小天、 滕锦平、王彪等作家的作品)。它们对儿童(童年)的关注构成了这二十年间的一个值得 注意的文学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小说绝大多数无论从题材、立意或主旨上，都与现行儿童文学理论“框定”的范围相去甚远，有不少作品可以说是“儿童不宜”。它们展示了另一种“儿童观”，它不同于一般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研究者所倡导和遵循的“儿童本位观”。“儿童本位观”的前提是对儿童的生理、心理乃至生活氛围的深入了解，也就是说，是对“儿童文化”的本质描述。尽管这种描述不可避免地仍是某种成人视角，但它最大程度地追求着“非中心化”(注：“非中心化”在这里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尽可能地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试图最大程度地消解成人的思维。而上述小说中的那些儿童，无论他们在作品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还是边缘的位置，都或多或少地凝聚着作者(隐含作者)的其他目的——非“儿童本位”的目的。对儿童的描述所造成的叙事影响服务于作者(隐含作者)特殊的目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或是美学的。那些孩子或是被放到成年人的自私、冷漠、残酷或温情、关怀中，比如，莫言的《拇指铐》、阿真的《我爱你，孩子》；或是在回忆中熠熠生辉，以个人的历史折射时代命运与民族的历史，比如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梁晴的《大院》、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或是作为一种艺术建构手段，以童眸观照成人纷乱的生活，反思某种荒诞的时代精神，比如范小天的《儿童乐园》、韩东的《反标》；或是一种古老文化的象征，比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或者在时光的流转中寄托小说家的某种哲学情思，比如余华的《呼喊与细雨》……。

　　使得这些作品相联的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童年。这些作品暗含了两种童年模式：一是“此时此地的儿童”生活其间的童年；二是“彼时彼地的儿童”生活其间的 童年。这里的“时间”是针对作品中的儿童而言的。“彼时彼地的儿童”是处于成年人 回忆中的儿童，特别是那些童年回忆体小说。这两种模式有时可能在一部作品中交叉出 现，如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以及一些被评论界冠以“家族小说”的作品，如蒋韵的 《栎树的囚徒》、徐小斌的《羽蛇》等。作为一个时空概念，作品所做的“童年想象” 使得人们(小说家、读者)有可能重新构想这永存于心灵深处的时光的真实核心；作为一 种被叙述的历史，这些作品从另一个角度涉及“当代表现和历史记忆的问题”，为我们 寻找作家和文本之间的潜在关系和审美超越提供了另一条思路。而作为一种叙事策略， 儿童叙述人和儿童视角在文体叙事学上也具有与成人化、性别化、年龄化等其他的叙述 方式不同的意义和作用。萨特曾经说过：“一种小说技巧总与小说家的哲学观点相联。 ”[1]技巧可能仅仅是刻意标新立异的游戏，然而，假如一种技巧不是个别现象，而成 为不同风格、不同题材作品的共同“成分”时，的确体现了某种哲学意韵。面对上述作 品，我们不妨将之称为“童年哲学”。

　　二

　　历史的追溯表明：儿童在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小说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存在。但是，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在学界还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这一忽视似乎不难理解。首先，文学领域 的“儿童问题”往往被认为是儿童文学研究者的“专利”，但儿童文学研究者往往可能 忽视非以儿童作为受众的那些作品中的儿童(童年)，并且，儿童文学的“儿童”可能更 偏向于作为读者的儿童。第二，由于前文所说的那些儿童在小说中的分布不是以集中的 态势出现的，而是相对来说范围较大，多少有一些散乱，因此作为一个尽管普遍的现象 ，它还不易察觉。对一个处在时间流上的文学现象的关注，本身就需要时间，作为一个 整体，近二十年对研究来说毕竟还太近，不可能所有的问题均能涉及。再者，由于这些 儿童赖以栖身的小说多多少少都可以归之于当代批评家们加以分门别类的寻根小说、新 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等等，因而评论的重心往往在于这些小说、小说家在这些类别中 的“位置”，况且，小说中的儿童(童年)在许多时候并不是小说的主旨所在。

　　那么，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中的“儿童”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他们不仅变成了小说家面对个人历史乃至民族历史的“方法”，也是小说家体现其对现实儿童的责任心与保护心的“媒介”。这后一层面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小说在两个方向上体现了这一意义：儿童的成长、儿童与成年世界的冲突。

　　90年代以来，“成长小说”再度繁盛。与十七年的“成长小说”不同，这些小说在更本质的意义上体现了“成长”的内涵。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随着家庭尺寸的减小，单个家庭的逐渐封闭化注定会增加儿童向独立与自由发展的压力，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儿童性别意识的逐渐增强。在并非将儿童作为读者群的“成长小说”中，儿童不再以分离的方式被感知，而是处在年轻化和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八九十年代，特别是90年代，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成长着的孩子们：铁凝《玫瑰门》中的苏眉，王安忆《忧伤的年代》中的“我”，迟子建《树下》中的李七斗，周海彦《月亮船》中的难难，陈染《私人生活》 中的倪拗拗，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天米，蒋韵《栎树的囚徒》中的天菊，虹影《 饥饿的女儿》中的六六，徐小斌《羽蛇》中的陆羽，杨泥《红羚》中的红羚……。在这 些小说中，孩子们都经历了她(他)们生活中的“奇”遇，她(他)们的生命历程因此而改 变，特别是性虐待。法律和社会学是从“儿童保护”的角度看待这一行为的，关注的是 其可见的直接结果，而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儿童的各种形式的“虐待”实际上又是 一定儿童观的体现。法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无疑都是一种社会视野，它们往往忽略 了儿童个人的细微感受，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显示了它的特点。在迟子建的《麦穗》 中，女孩西西从未将图画老师的侵犯看成是“性虐待”，甚至怀着微妙的激动将这件事 写进了课堂作文中!我绝没有为图画老师辩解的意思，毕竟因这一事件，天资聪明、成 绩优异的西西被迫辍学，从此“跌入”了庸常的生活。应该把儿童虐待作为一个小专题 加以研究，在与法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作比较的基础上，“看看”小说是如何表 现这一问题的。这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特殊经遇，却往往被专门研究“成长小说”的论 者们一带而过。

　　儿童与成人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在小说中，将儿童置于成人世界下，以见出成人的自私冷漠，如莫言的《拇指铐》；或表现成人对儿童感受、观点的有意无意的忽视，如迟子建《清水洗尘》；儿童与父母的关系，如王朔《我是你爸爸》；儿童生活的纯净与成年生活的畏缩，如王小波《绿毛水怪》，等等。

　　更多的孩子难以归之于一两个主题之下。卢梭的《爱弥儿》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尽管绝对来说，孩子和年轻人都是虚弱的，但是相对而言，他们又是强壮的，他们的力 量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就此而言，他们要比成年人更加强壮[2]。实际上，无论小说有 什么样的主题、意蕴，那些孩子的一言一行仿佛都“嘲笑”成年人瞻前顾后的软弱。阎 连科的《日光流年》中的司马蓝找到27具因荒年饥馑被村人们遗弃而被荒野饥饿的鸦群 啄死的孩子尸体，并把他们一一埋葬，这一年，司马蓝只有8岁。即便是那些表现儿童 之“恶”的小说，在阅读效果上，也让我们这些成年人受到心灵的震颤，而不由自主地 会把探寻的目光投到这“恶”背后的成人世界。毕竟，我们所处的文化，是成人文化。 皮皮的《全世界都八岁》，这个标题以及那一群恶作剧般地捉弄疯子的8岁孩子，无疑 是有着隐喻意味的。小说还夹叙了这个疯子童年时代的一段往事，正是在这一事件中， 成年人所表现出来的愚蠢、冷漠导致了这个本来聪颖的孩子的精神失常。叙述者貌似冷 静的叙述掩饰不住因人的尊严被亵渎、被蹂躏而表现出的悲愤。小说中，男孩大城被疯 子的痛苦、无助所深深震撼——这震撼已“溢出”纸面触动了读者，也许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像这个孩子一样，将听到那打破的窗户玻璃碎片清脆透明的声音。

　　三

　　近二十年小说中“儿童”的重要性存在的另一点是：他们成为了小说的某种叙事策略。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童年回忆为主的小说大量出现。与40年代的童年回忆体小说把童年作为回忆的主体不同，这二十年间小说中的童年往往作为背景，其中的孩子往往并非主角，尽管这一 类小说多用第一人称，“我”的个人历史也被整合到一个更大的时代。用叙述学的观点 来讲，40年代的童年回忆体小说是自身故事的叙述，人物——叙述者也是主人公，而在 近二十年的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孩子与人物往往并不在一个层面上，或者即使在一个 层面上，也不是叙事的主人公。比如李佩甫的《红蚂蚱 绿蚂蚱》、王祥夫《沙棠院旧 事》。即使那些童年就是叙事内容的小说，如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余华《呼喊 与细雨》等，童年的“修辞”功能也是很强的。这涉及的正是前文已提及的“当代表现 和历史记忆”问题。

　　2.儿童视角的广泛运用。可以说该论题所涉及的作品大部分都全部或部分地使用了这一视角。批评界对“儿童视角”已有所关注，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集中在现代文学，特别是40年代的小说。其中的代表观点集中体现在范智红《平凡生活的复现及其叙事功能——四十年代小说艺术论之一》一文中：“(儿童视角)以特别逼近儿童的心态来还原幼年时期的自我形象，且又试图经由这种还原，来表明一点超出于儿童知觉力的内容。这个变化的意义应该说是颇耐人寻思的”[3]，这个“变化的意义”才是这些非儿童小说中“儿童视角”的意义所在。就40年代的童年回忆体小说来说，如我在前面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些作品在情调、氛围上的相似性，这“变化的意义”是不难加以“归纳总结”的。在这些作品中，“儿童视角”的确对生活起着净化、细节化、诗化的作用。而本论题中涉及的儿童视角由于分布范围的广泛，是难以简单地对“变化的意义”加以归纳的，惟有将它与其他叙述方法相比较，见出差异、特点、弱点，并对作品的“当代表现与历史记忆”进行探微，才有可能对这一视角的审美价值及其背后的哲学意蕴有所揭示。再者，通过分析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作品中的一些特殊主题，有可能使我们“听到”一种混成话语的些许声音。这种“混成话语”是这些成年人在试图变得像孩子一样思维、一样说话而进行回溯创造的产物，其中包含了某种文化原生态质素，同时也“回荡着”成年文化的意识形态样的“声音”。与儿童文学不同，这种“声音”不是作家们极力要避免和消除的，它试图与那种原生态质素保持最大可能的张力平衡，也正是这种平衡使得“混成话语”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与年龄化、成人化、性别化等叙述方法相比，儿童视角(叙述人)在叙述上造成的张力更具审美性，分析的关键或许在于：当儿童视角(叙述者)造成一定的“仰角”时，叙述是不可靠了(因为不懂世事)，还是更可靠了(因为心灵尚未被污染)?

　　3.不少小说关注儿童的象征意义和精神折射。但这种象征、折射在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内涵的实质上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小说不同。尽管这一部分儿童不少也是写实的，但小说并不执著于他们性格心理的刻画，在他们身上或是寄托某种古老文化，如《小鲍庄》里的捞渣；或是一种生命力的创造与再生，如迟子建《日落碗窑》中那个诞生在碗窑废墟中的婴孩；或者成年人的某种现实寄托，如张炜《一潭清水》中的小林法、《海边的风》中的细长物；或者这些孩子就像精灵一样在小说世界飘荡，如余华《夏季台风》中的星星……。

　　另外，阅读中可以注意到，不止一个作家在不止一篇小说中关注孩子，这其中有人们常常提及的莫言、苏童和有着非常自觉的“童年意识”的迟子建，还有王安忆、余华以及还不太为小说评论界关注的范小天、滕锦平、李佩甫、韩东、王彪等小说家。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儿童(童年)作为艺术建构手段，使我们有可能借以寻找作家与文本的潜在关系和审美超越。这里，“儿童”作为一种原型，对艺术家的创作心理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原型在其意识化的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体现在近二十年来的小说家身上，则是比较明显的“性别特征”。可以用两句话概括这一特征：落日情节——女作家的“情结”；刺青时代——男作家的“儿戏”(注：《落日情节》是女作家蒋韵的小 说；《刺青时代》是男作家苏童的小说；《儿戏》是男作家滕锦平的小说。以荣格的“ 原型与转换的原型”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有可能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深入探讨，这应当另外 撰文。)。

　　詹姆斯·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分析人物的模式，即叙事中的人物同时含有三个因素：模仿的(作为人的人物)；主题的(作为观念的人物)；综合的(作为艺术建构的人物)[4]。费伦所说的综合因素的凸现情况主要是在元小说中，这个分析人物的模式是就一篇叙事而言的。然而，如果把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小说作为一个“大文本”，那么，儿童就是这个大文本中的一个“人物”，费伦的这个模式就可以以“同构”的方式应用于这一“大文本”：对小说中儿童与成年人的关系、儿童虐待等问题的关注，就是对这一大文本中儿童的“模仿因素”的关注；对儿童作为叙事策略的关注是对其“主题因素”的关注；对作为原型的“儿童”的关注是对其综合因素的关注。

　　“儿童”的模仿因素、主题因素、综合因素就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所包含的三个“域”。

　　四

　　这样，我们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的关注实际上引出了一个叙述学意义上的“人物”——“小说儿童”的研究(不过采用的是90年代以来的新叙事理论的“人物观”，而不是结构主义叙述学“功能性”或传统批评的“心理性”这两种多少有些 水火不融的“人物观”[5])。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还有赖于对小说文本的“细读 ”，这应当另外撰文。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这一论题的一个关键词“儿童”( 童年)做出解释，这可以看作是“小说儿童”的一个“模仿”因素。

　　将什么年龄段的人看作儿童?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然而却难以划定准确外延的概念。多样性永远抵制着符号所指的明晰。纯粹的生理学把儿童看成是尚未成熟的成人，心理学家考虑了社会的因素，但儿童的年龄仍是一个灵活可变的参数。意大利儿童心理学家蒙特梭利根据心智的变化划出了儿童发展的三个阶段：0-6岁；6-12岁；12-18岁[6]。她的“儿童”是0-18岁。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中界定的儿童在18岁以下。现代心理学家Erikson把童年划分为几个精确的阶段，15个月-2岁半；2岁半-6岁半，等等，他的“童年”也要延续到十六七岁。在我国，建国以后由于采取前苏联的教育模式，通常把读初中以前的孩子当成“儿童”，其中的弊端不难想见。而现行的儿童文学理论是把18岁以下的孩子都作为受众群的。社会、媒体也曾就儿童年龄界限问题进行过讨论。实际上，“儿童”(童年)这一概念，远不只是一个生理或心理学概念，它是处在一定社会的文化、经济脉络当中的，具体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阶层，这个概念的外延、内涵还会有所不同。小说中的儿童无疑体现着小说家的“儿童观”，有些孩子十七八岁了，还懵懵懂懂，稚气十足，有些孩子只有七八岁，已做了成年人未必会做的事来，如上面我们举例的司马蓝，那是时代、环境、个性使然。

　　然而，无论儿童的年龄界限有何变化，它都在18岁左右。这一阶段的孩子确实有着与成年人不同的生理特点、不同的心智。就近二十年的小说而言，儿童也指的是18岁以下(含)的未成年人。但是为了该论题对作品中儿童的选择尽可能避免处于随意的危险，我所选择的这些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还未曾经历“自我”的连续不断丧失的那种感觉。这样，从方方《风景》中那个作为叙述人的刚出生不久就死了的男婴，到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那个将要告别童年的18岁的男孩、虹影《饥饿的女儿》中正踩在发现“自我”途中的女孩六六，都是我们关注的“儿童”。当然，有许多作品并未表明孩子的年龄，这就需要从文本语境中加以判断。

　　现实世界的儿童与纸上世界的儿童本是一对孪生子。弗洛伊德曾经指出：“个人的童年记忆不只进一步扩展了‘遮蔽性记忆’的意义，同时它也和民族神话、传说的积累有着令人注目的相似之处。”[7]正是这种“相似之处”揭示了“虚构”的儿童和真实的儿童之间的本质联系。从作者的角度来看，暗含在他们作品中的两种童年模式，都是一种记忆，包含着他们个人的生存动力、信念乃至人性关怀。也许，正因为这些作家不是儿童文学作家，在涉猎其他题材、其他技巧的同时，对“童年记忆”的关注，从一个方面也显示了他们试图挖掘整个人类经验版图的雄心。


　　参考文献：

　　[1]萨特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4.

　　[2]卢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12.

　　[3]范智红.平凡生活的复现及其叙事功能——四十年代小说艺术论之一[J].文学评论 ，1997，(2).

　　[4][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174.

　　[5]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1-65.

　　[6][意]玛丽亚·蒙特梭利.吸收性心智[M].王坚红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18.

　　[7]Sigmund Freud.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M].New York:New Americanlibrary,197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