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做大事”与“做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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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做大事”与“做大官”
——在中山大学2013届毕业典礼暨2013年学位授予仪式上的祝辞
时间:2013年6月27日 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来源:文化南都网

毕业典礼上致辞，除了祝福，就是励志。而这年头，社会上各种莫名其妙的“励志名言”，正高歌猛进大学校园。有比官大的，体现在校庆时之按职位高低排列校友；有比钱多的，宣称毕业十年没有四千万别说是我的学生。弄得我们这些既非高官、也未暴富的校友们灰头土脸的，整天觉得对不起母校，也对不起这“伟大的时代”。

因担任中山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我不时接触北上工作的学弟学妹们。前两年一位后学看错了门道，跑来找我，希望举荐。我一听他精确的人生规划，真的目瞪口呆：30正处，35副厅，40正厅，45“进部”———京城里官多，副部级以上才有点意思，故有此专有名词。我问：万一做不到呢？老兄一跺脚，说那就归隐山林，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笑了，说恐怕那时空气污染，南山已经不见了。他愣了一下，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反问：你真的是中山大学毕业的？为什么这么追问，因这种“雄心壮志”，跟我心目中的中大教育宗旨不太吻合。

记得是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怀士堂发表演说，鼓励青年学生“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1952年院系调整，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怀士堂上镌刻的这段话，因而也就成了不少中大人的座右铭。十多年前，我在《读书》杂志(1996年3期)发表《最后一个“王者师”》，从晚清康有为说起，辨析近代中国的政、学分途。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以及科举制度的退出历史舞台，使得中国读书人的观念开始转变。“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这是晚清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起码章太炎、蔡元培、严复、梁启超、吴稚晖等都有过明确的表述。而怀士堂上镌刻着的孙中山题词，便是此思潮的巨大回响。我在文中提及：“今年春天回母校访问，发现题词没了，大概是为了恢复那座小礼堂原先的风韵吧？我有点怅然。”文章发表后，承朋友告知，此题词乃中大精魂，不可能被取消，只是因重修而暂时遮蔽。于是，赶紧撰文更正。

孙中山所说的“大事”，乃利国利民，惊天动地，属于今人眼中的“正能量”，而不是折腾得全国人民死去活来的“好大喜功”，或日常口语中的“兄弟你可摊上大事了”。依照中山先生的思路，我略作延伸：第一，不做“大官”的，也可以做成“大事”；第二，当了“大官”的，不见得就能成就“大事”；第三，本校对于毕业生的期待，将做成“大事”看得比当上“大官”还重要。唯一没谈妥的是，有些“大事”，确实非“大官”做不了。怎么办？这里暂不深究。

我很推崇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的教育理念———像中大、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不同于黄埔军校或中央党校，确实应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业人才为中心。日后有人成为政治家，当了大官，不管做得好坏，都与大学教育基本无关，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大学硬要认领这份光荣，还想总结经验，然后依样画葫芦，制造出众多高官来，我以为是自作多情；更重要的是，此举扭曲了大学精神。

有人引拿破仑的名言，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我们不能说不想当大官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因为，大学不是“官僚养成所”———如今报考公务员成了大学生们的首选，那是因整个社会被官场逻辑所笼罩，绝非佳音。大学毕业生中，有做工的，有务农的，有经商的，有舞文弄墨的，有从事慈善的，更有献身于科学探索的。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能出大官很好，能出巨贾也不错，但最理想的，还是培养出众多顶天立地、出类拔萃的大写的“人”。若都折合成科级、处级、厅级、部级、部级以上，以官帽大小定高低，这社会必定停滞不前，甚至可以说是“狂澜既倒”。

好几次应邀回广州参加中大的纪念活动，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校长、书记在介绍嘉宾时，故意把我们这些没有行政级别的学者放在前面，这让我很感动。我当然明白，对学校的实际运作更有帮助的，是后面出台的各级官员。学校以“远道而来”作为幌子，优先介绍学者，实际上是想传达一种“尊重学问”的信念。这么多年，走遍大江南北诸多名校，发现各校介绍来宾时，一般都按官职大小从上往下，像我这样没有行政级别的教授，要不属于“在场的还有某某某”，要不就是“因时间关系恕不一一列举”。我虽反感此不成文的规矩，却也熟视无睹，且佩服主办单位调查精细，从不出错。反而是在中大，被校长、书记重点介绍时，有点不太适应，赶紧挺直腰杆，打起精神，免得贻笑大方。事后想想，中大之尊重学者，或者真的是渊源有自。

官员的心思不好乱猜，我只能说，好学者大都是有自信的。古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当下中国的人文学者，本就应挺起脊梁，大声说出我们的抱负、我们的志向以及我们的贡献。大凡学术研究以及精神探索，其意义及影响力，要放长视线才能看得清楚。讲当下，自然是官大声音大；长远看，则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以中大为例，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在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乃至一般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就远大于当年保护他的高官、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今天已然这样，五十年或一百年后更是如此。

各位即将走出中大校门，万一将来当了大官，请记得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或套用《七品芝麻官》中的说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更大的可能性是，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将像我一样，“碌碌”而“有为”，只是无心或无望于仕途。若真的这样，请记得，只要把眼下的工作做好、做精、做透、做到“登峰造极”，管他是什么级别，母校都会欢迎你，替你骄傲，为你喝彩。因为，这是一所把“做大事”看得比“做大官”还重要的大学。

(此文系作者在6月24日举行的中山大学2013届毕业典礼暨2013年学位授予仪式上的祝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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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延伸思考题，愿与网友同作深思：

1，学校教育[课堂教学]怎样才能进一步保证‘有效’？---暂别提‘高效’了吧？
     ‘正餐’是不是没能吃饱吃好，才出来掏钱‘加餐’呢？
       我们可是花了老鼻子钱组织了许多人到省外千里取经的。

2，‘培训’市场的无序，培训广告选择以丑化贬低恶攻学校教育为‘卖点’无人过问，是不是政府相关机构/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上的缺失？《论坛》版主‘集体失踪’，也颇耐人寻味。


3，既要满足广大家长对优质教育[包括合法的校外培训]的渴求，又要依法依规监管指导，杜绝损害家长/学生利益的现象发生，这道题恐怕不是装作不知躲得过的吧？
     为何只是在老师们对工资待遇发表言论时颇有办法[管控]？


4，既然允许各校外培训机构招生，谁来评估其办学[班]行为是否符合教育规律？是否损害了家长/学生的利益？‘培训’也是‘消费’，‘消费者’权益谁来保护？


5，教师网民在见到‘以丑化学校教育/制造恐惧/将在校中学教师称为‘它’/虚构故事/大言欺世’为手法的广告帖时，为何‘集体沉默’，不发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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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毕业赠言
黄晓明
    胡适深具教育情怀，他曾多次将反映了其人生哲学的赠言献给大学毕业生。这些赠言至今仍值得重温。
    早在1911年，胡适留学美国时，针对友人来信中“明岁可毕业，但境遇逼人”以及将以卒业自吊的话，提出：“欧美学校谓卒业之日为Commencement Day，译言肇始之日也。”“卒业之学生或另入他种更高等学校，或辍学执业谋生养家，其实皆新事业肇始之时也。”因此，大学生毕业后，可喜可贺，无须伤感！倘能“持己以诚，卑以接物，虚怀而受，放眼以观”，则处处可以“问学”，谋得进步。
    这种毕业后仍须“问学”的思想，贯穿了胡适一生。1929年，胡适以校长身份作中国公学十八级毕业赠言，主旨就是“不要抛弃学问”。其理由一是毕业后可不受功课约束，“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二是“年富力强”；三是“即为吃饭计，学问绝不会辜负人”；四是“吃饭而不求学问”，几年后，“要被后进少年淘汰”。针对有人忧虑研究条件不够，胡适认为，“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至于时间，他更举出达尔文一生多病，却做出绝大成绩的事例。文章最后，胡适告诫诸生：“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平易，诚恳，不作浮泛的空论，胡适这篇赠言，在今日仍富于启示意义：一个人走上社会，倘无“求学问”的态度，研究的决心，不必说有什么大成就，就是自己的工作，也不会干好，也会被后来的青年抛在身后。
    1932年，胡适为北大毕业生讲演。考虑到大学生毕业后接触到社会的种种阴暗面，容易陷入“混日子”和“做了恶势力的俘虏”这两种“堕落的危险”，他开出三种药方，一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二是“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三是“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胡适认为，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因此，人生中要有一两个问题盘桓脑中，时时钻研破解，人生自然不会堕落，自然会充实而有成就；再者，“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因职业未必就是人们所学的，所喜欢的，所擅长的，所以，一个人发展其正当兴趣乃最好的救济方法，他业余所得的成绩往往比职业所得的还要大。胡适举了英国19世纪的两个哲人为例，一个是密尔，“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一个是斯宾塞，他是测量工程师，“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再其次，做人总得有一点信心，人生艰难，创业不易，然而“功不唐捐”。“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
    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局势多变，年轻人内心充满了迷茫。胡适的演讲拨动了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心弦。有人不赞成，写信给胡适说：“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不到，那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两年后，对于失望的大学毕业生，胡适贡献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有些毕业生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只有具备反省的精神，“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或许是认定他的前三个药方对于人生的绝大意义，1956年，晚年胡适去台湾成功大学演讲，将以上三个药方做了精粹提炼，曰“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对第四个药方，他未予命名，我们或可名之曰“反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