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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章：评学问评价中的“十股歪风”（上）
来源:李绍章
杜甫有诗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意为保持贞节、守住正气则清，而改变贞节、丧失正气则浊。清则清，浊则浊，清浊分明之人，倒也利索。受不了的是，明明是一肚子浑浊，却偏要装出满嘴的清澈。这就是自命清高了。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就恰有这么一伙人，摆出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大有出手不凡的架式，仿佛老子天下第一。最为直接的证据，就是他们对“学问”的随口评价。
真正的学问评价，本是一种严肃行为。这不仅因为单纯的“学问”本身作为智力产物需要正确对待，还因为智力成果一旦与单纯的智力主体发生联结，就是一笔人格化了的值得尊敬的庄重财富。评价学问之高低深浅，往往触及学人之尊严，它与学人之脸皮厚薄、自尊心之强弱没有太大关联。即便是颜面硬如百矛不穿的厚盾，也会对那些消极评价产生或多或少的“烫觉”。许多人面对批评，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无所谓”、“随便怎么说”。我倒觉得，之所以反应这么机敏，那不是因为没有烫觉，相反那正是烫觉发生作用的结果。假如真没有烫觉，就不会迫不及待地作出“无所谓”的宣示了。因而在学问评价上，必须有严肃认真的厚道态度，不可有嬉皮笑脸的卑劣戏言，除非确有纯粹的人际交际娱乐需要。凭借武断的感性认识进行随口评价，就是一种典型的不严肃。
这些闲言碎语，颇有蛊惑力。“蛊惑力”非常可怕，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旧时传说把许多毒虫放在器皿里，使其互相吞食，最后剩下不死的毒虫叫“蛊”，可用来毒害人。学界充斥着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指指点点者，就好比是这害人的“蛊”，在学问的民间评价中扮演着吹歪风、散邪气的恶毒角色，不失时机的蛊惑着他们眼中的傻傻听众。盘点一下，这些歪风邪气大概有十股之多。
第一股：越少越是精品？
学问的过程诚然是一个智力活动的过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真正的学问必须有产出，没有产出的学问缺乏表见证实，只能归为掩耳盗铃。学问的主体具有社会性，尤其在现当代学问环境里，没有任何产出的学问，是自给自足的封闭修炼，对社会来说毫无效力和效益可言。如果一个人只是看书而不去思考不去写作，即便达至万卷万卷万万卷，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学问自私鬼。其实，单是学问自私，较起真来，那也属于生活自由，并无多大可责怪之处。问题恰恰在于，为数不少的学问自私鬼，将自己不写作的学问方式或者学问现状，强行推广出去，并到处鼓噪：写得越多越是垃圾，写得越多学问越是浅薄，或者干脆贬斥为没有学问。这一可笑逻辑的反向推论似乎是：写得越少越是精品、学问越是高深。不仅如此，还一本正经地自我感觉“很有思想”的样子，到处散播一种颇有认可度和支持率的“写文章要讲究精品而不能制造垃圾”的大理论、空思想。天哪，同样是智商差不了多少的中国公民，还有谁愚蠢至不知“写文章要讲究精品而不能制造垃圾”？！
这股歪风的市场占有率很高。一旦发现谁写得多了，就开始冷嘲热讽、阴阳怪气，仿佛高产学者或者高产作家做了什么错事似的。我以为，之所以有这股歪风邪气，学问的自私性只是一个原因，学问的阳萎性或许更是真实的心灵源泉。完全可以想象，那些半天憋不出一个字甚至连一个部首、偏旁也比划不出来的人，用我们山东话说就是那些“三脚拍不出一个屁来”的人；那些整天为了勉强完成科研成果的“量化考核”而绞尽脑汁的人；那些依靠复制粘贴、拼凑组合炮制格式化文章的人，甚至那些在背后偷偷摸摸花钱买文章、花钱发文章的人，是不可能对创作有着极高兴趣和坚实能力的。眼看着别人靠辛勤的劳动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就开始琢磨着如何传播自己的那套大理论和空思想、如何有效地开展讽刺与耻笑活动、如何用最具蛊惑力的言语甚至自以为是的“观点”将别人的劳动成果贬损成一文不值。我不禁纳闷：既然有这些闲心闲脑挖苦别人，为何不静心下来再多看看书、多练练笔争取弄出一篇属于自己的东西来？
假如真要叫这些人写出一篇文章，与其所批评的“垃圾群体”公平、公正、公开地到学校的操场上“单挑”一下，或许他们宁愿选择被打死也不愿意去做庸人自扰的比试。这让我想起了足球比赛中的部分观众，只知道评头论足的叫骂“臭球”、“臭脚”、“臭水平”，但真要叫他们也到场上踢一脚看看谁更臭，或许他们也同样宁愿选择被活活打死。事实上，谁都知道人人都有言论自由，包括对他人作品的评价自由，谁都知道评价者未必是好的执行者，谁都知道在学术市场上堆放着不少质次品劣的所谓“成果”，但一个严肃而又理性的评价者却不应怀有偏见地认定作品数量多少与质量高低一定成负相关。作品之学问价值的真正评价标准只有两个：创造力和影响力。它与学问成果的数量和规模没有必然联系，不能说写得越多学问越深刻，也不能说写得越少学问越深刻。当然，更不能接受的歪风是：只看书不写作是深刻，看的书越多越深刻。
真要较真起来，阅读行为也有水平高低之评价，与阅读数量和阅读时间并不必然成正比例关系。整天伏案读书者，未必就是高人；整天炫耀自己读书、读的什么书、读了多少书者，也未必就是高人。判断学问高低的关键，不是看评价对象读了多少书，更不是看评价对象买了多少书、借了多少书或者书架上摆了多少书，而是看评价对象从阅读这一行为中思考了什么、传播了什么。思考与传播的质量要看评价对象思考和传播的是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单纯地对他人著述与思想进行炫耀性介绍，甚至在没有读懂的情况下进行歪曲介绍，这不能算作真正的学问，更不能被评价为学问高深。我以为，这都是为学评价中的基本常识，但偏偏就是有这么一撮人，明明比谁都懂得这些基本常识，但就是装疯卖傻，一定要只拿阅读说事，对学问行为的其他三个要素（观察、思考与表达）避而不谈，还贬低那些表达频繁、成果迭出的人。人家真心投入智力写出一篇珍爱如亲儿的学术论文，这帮人连看都没看过就张口一个“抄袭”、闭口一个“炮制”地挖苦了起来；人家辛辛苦苦写出一本厚书，这帮人连看都没看过就张口一个“垃圾”、闭口一个“砖头”地讽刺了起来。我又不禁纳闷：难道人的嫉妒心理和不厚道心理就这么随随便便开闸放水吗？
不容置疑，在学界教育界确实有人喜欢制造学术垃圾，置学术节操、学术道德、学术伦理与学术规律于不顾，指望拼来凑去炮制文章，雇佣包括研究生、“神枪手”在内的廉价或不廉价劳力“干个活”、“帮个忙”，千方百计地拉关系、走后门、送上五颜六色的小包包才能使劣质作品得以艰难出版或发表，用商界、政界的思维对待学界，用市场化、官僚化的规则混迹学界，让金钱和学术牵手，让权力和学术拥抱，玷污了本应相对洁净的学术界，简直不可饶恕。然而，歪风的制造者却要么无视这些乱七八糟，要么把这些乌烟瘴气扩散，不加区别地动用“一棍理论”，企图狠狠地打死一大片。
事实上，每个凡人的学问成长，都不可能脱离最一般的规律。既然如此，要达到某种程度，要做大做强、追求卓越，就必然有一个锻炼或者训练的过程，这个过程或长或短，因人而异。尤其对于初来乍到的年轻人，更需要时间，在学术修养的行进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有失精湛的缺陷成果，这非常正常。不少已经成了气候的学问家，在后来回忆当初的学术成长时，还会自我批判地指出当年作品的幼稚与瑕疵。显然，没有当初的幼稚阅历，就不可能换来后期的成熟经验。耗费同样的勤奋代价，有人灵气足，可能很快脱颖而出；有人则可能慢如蜗牛。这是基本的成长规律，但那些歪风的鼓吹者，却睁着眼睛说瞎话，以自己的资质状况和进步实际来衡量其他人，好像自己十年写一篇别人也必须十年写一篇，对待那些撰写并发表文章比自己多的人，更是满脸的敌对态度，一副不屑一顾的小样，手捧几本自认为是“经典”的书籍在别人面前晃来晃去，仿佛一旦手捧经典自己就变成经典似的。
警惕的是，这些歪风的鼓吹者，在看到他人发表文章时固然讽言讽语，但当他人发表文章的频率一旦降下来或者干脆在某段时期停笔了，这些鼓吹者也不会停止其恶语中伤的下三烂行为，而是继续寻找挖苦的新花样，说什么“黔驴技穷”、“不做学问”了。不管怎样，在歪风鼓吹者的眼里，只要他们盯上了谁，谁就倒霉。你写文章，他们就会骂你制造垃圾；你做演讲，他们就会骂你不务正业。事实上，表达是学问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表达，都是学问的外在表现形式，到处演讲、到处发表文章，并不意味着演讲者和发表者没有读过书，更不能不假思索地将演讲者和发表者贬为“不学无术”。
法学界贺卫方先生的知名度早就越过了法学界，写译过不少书、发表过不少论文和随笔，还主编学术刊物，近年来还开设了博客，写了不少博客作品，同时又是一位重量级演说家。可以说，无论是学问的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表达，老鹤都是出色的双料实践者。可是，就是有这么一搓人，嘴巴一刻也闲不住，骂来骂去，一会说人家荒废了学问，一会说人家没什么学问，到头来弄得好像老鹤就压根没读过书一样糟糕。显然，白痴也会明白，一个人要是没几把刷子，没有两下子，恐怕也不会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可。我可以大胆地放言：贺卫方教授之所以有争议，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之所以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不是因为他是北京大学教授，不是因为他搁三差五地拥抱蓝天，更不是因为他是人到中年的帅哥帅叔帅爷爷，而是因为他扎实的学问、不凡的才气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且这是归根结底的。对待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人们不是不可以去评判，甚至可以使用更加严苛地以高于普通知识分子的批评标准，但也应该像对待所有批评对象一样，去严肃客观地评判。每当机升机落，有人就开始叫嚣“飞天教授不学无术”，我又不禁要指着这些歪风鼓吹者的鼻子：有囊你也去和悠悠白云亲密接触，飞来又飞去地让咱好好瞧一瞧！
因此，动辄就说“学术研究要重视质量，某某写得东西给我的印象就是——多”的歪风鼓吹者，其要证明给听者或者读者的信息是“某某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但这种酸气的怪话，恰恰暴露了扬言者自身的狭隘与嫉妒。更值得玩味的是，凡是这类歪风的制造者、鼓吹者，好像很少听说他们产出了什么“精品”，这帮家伙留给别人的印象往往是，怨天尤人、目空一切、唯我独尊。把话说到家，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本来就很辩证。有数量不一定有质量，有质量保证并不一定有数量，数量多不一定质量低，数量少不一定质量高。并不是说发表的论文越少，质量就越高。换句话说，数量与质量并不一定成正比，但也不一定成反比。有一些数量多的学术高手，反而质量也同样能够保证，在创意与影响力上都能占据上风，未必就比那些数量少的作者在学术质量上差。更何况一定层次的质量是以一定程度的数量来加以保障实现的。那些科研成果数量少但质量未必就高的人，对科研成果数量多但质量未必就低的人的讽刺，无非就是想通过诋毁他人的手段来证明自己是“精品学人”，殊不知，这种批判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严肃批判，而更有可能是一种纯粹的不折不扣的“嫉妒心”在作祟。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我很想再次重复一下连三岁的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不是写的越少越是精品，也不是写的越少学问越高。我也很想再次重复一下连三岁也不到的小孩都明白的常识：并非不写文章就是学问高，也并非只看书、看了不少书学问就高。整天鼓噪“我不写文章”的人，或者动辄拿“历史上的某某某一生只写过一篇论文”来作挡箭牌的人，千万不要相信这种歪风的鼓吹者就是一个高人，也不要轻易相信他读书已破万卷，更不要随便相信他一出手便是“精品”。务必懂得，精品不是随便就能产出的，精品也不是自我标榜就会有的。很有可能，这种人压根就是一个学问与创作上的阳萎患者，因羞于承认而竭尽全力地粉饰，同时用最不厚道的损人伎俩作为遮羞布，企图混淆视听，给他周围的听众尽量留下一个类似“高人”、“肚里有货”的可怜形象，以满足他最为廉价的虚荣心，最终换来的终究会是，已经超越膨胀限度的自卑、自私与自大等扭曲的瓦斯心理的彻底爆炸！
第二股：越晦涩越深刻？
评价一个人的学问，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了表达指标。一个只知思考和表达或者只知其一而不去阅读的人，在学问人生上是有缺陷的；同样，一个只知阅读或者只能阅读而不去观察、思考和表达的人，在学问人生上也是有缺陷的，绝对有缺陷。要命的是，有为数不少的人压根就不承认这一缺陷，反而狂躁地夸大阅读的作用，甚至把阅读当作了学问评价的主要或者唯一标准。倘若真能读书万卷万卷万万卷，且能够做到准确理解与有效吸收，还能对自己的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力，那么，这书也没白读。要害在于很多自以为是的读书人，张口一个“读书”，闭口一个“经典”，但真讨论起问题来了，却显得吞吞吐吐、一知半解，连最基本的公认常识都“记不住”，这样的阅读质量与效果就真的不敢恭维了。
更为尴尬的是，如果涉及思想和观点之表达，这些“歪风”的鼓吹者却又力不从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产出一篇像模像样的文字——哪怕是他们最看不起的“豆腐块”。学问的综合实力不仅只体现于阅读层面，阅读和观察是最基础、最起码的学问前提，思考和表达才是更高层次的智力较量。以鼓吹读书为学问主线的人，在高层次智力较量方面又存有绝对缺陷，面对如此糟糕的境况，人们很难再去相信那样的读书人是学问高手，至少在发现他们瑕疵的当时会有这种先期感觉。蹊跷的是，在这些鼓噪阅读至上又欠缺综合实力的人群中，又有不少人竟然迷恋阅读那些晦涩的表达，并潜移默化地把晦涩表达作为学问高深的判断标准。于是，在学问的民间评价中又吹出了第二股歪风邪气：越晦涩越深刻。
对晦涩语言有特殊感情的人，往往看不惯那些通俗流畅的表达方式。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语言越是晦涩，学问往往越是深刻。把“难懂”、“读不懂”视为学问的至高境界，写得别人看不懂了，这才是他们眼中的真正高手；要是鼓捣出一篇作品来，谁都能读懂，那根本算不上什么“学问”。我不禁纳闷：如果以这种评价标准来看看国外或台湾的一些已被广为传播的经典作品的话，似乎多半图书得从书架上立即撤下、赶快抛弃。因为有些作品写得实在太通俗流畅了，阅读那些作品，仿佛跟作者在茶馆休闲聊天，简直惬意极了。可是，“越晦涩越深刻”的歪风鼓吹者，或许大都有崇洋媚外的本性，一旦看到国外著作中的通俗语言和流畅形式，就有意避开“晦涩”标准，开始启动他们的另一种评价标准了。了解了这种低三下四的摇尾本性，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吹吹歪风了。
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除了评价者的鼓噪之外，一些治学的专家、教授也在骨子里把晦涩当作学问深刻的外在包装。本来可以用三五句通俗语言表达清楚的观点，一定要刻意将之硬生生地堆积到一句话中，读者咀嚼起来，牙齿往往感到非常难受。我对晦涩表达向来厌恶，但从没有放弃对晦涩表达的业余研究。初步观察下来，（能够阅读到的）几乎所有晦涩表达制造者所使用的手段简直如出一辙。最典型也是最常见的手段是，生造有歧义或者不明其义的词汇。词汇固然有其变化发展的过程，因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语言在形式、内容等诸方面也难免随之发生沿革。但无论怎样演变，也无法抹杀词汇本身的稳定性。历史形成并长期延用的词汇，一旦被人为的嫁接、胡乱的组合，将会变得面目全非。不可否认，一些单字和词汇经过合理变造，其基本意思是可以获得理解的，如法学上的“欺诈”一词如果变造成为“诈欺”，读者通常不会误会其字面意义。然而，一些单字和词汇经过纯粹的硬生生的组合与伪造，则可能就会让读者觉得头晕脑涨、不知所云。生硬组合、伪造新词汇的基本表现是，将固有词汇所包含的单字拆解以及单字合并，或者更多的表现为纯粹伪造。
制造晦涩语言的又一种手段是，在句子结构上打不良主意。常规的句式或者常规的句子结构，是最容易被常规接受的。在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初期，如果驾驭语言的经验稀少、资质或者天份不佳，那么，完全可以用最常规的句子结构传递出要表达的思想或观点。如果作者拥有鲜明的健康个性，也可以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不按常规出牌，运用个性化语言表达个性化思想，只要一贯坚持，便会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这完全可以理解，也是许多有趣的学问者所钟爱的表达习惯。但是，晦涩语言的制造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达动机，常规句式或者常规句子结构，他们肯定不屑一用，至少通篇文章不会全是常规句子；个性化句式或者句子结构，他们又担心流于常规。于是，开始琢磨如何打破句子的常规结构，进行不合章法的拆解、毫无规则的组合。有时侯，一句简洁明了的话可以说清楚的意思，却神出鬼没地动用了复杂的句子群，有效信息和无效信息夹在一起，让读者一时无法作出有效筛选；有时候，需要几句话才能说清楚的意思，他们又非要使句子高度凝固、结构异常复杂，不惜牺牲语法错误、句法错误，再加之那些生造词汇的套用，读起来简直晦涩极了。
单是伪造词汇和打乱句子常规结构，已经把善意的读者弄烦了。可是，这些晦涩语言的蓄意制造者，却还有更令人厌恶的绝招。根据我的观察，这种“更令人厌恶的绝招”便是，将伪造的词汇在文章中反复使用，提高其出场频率，加大文章阅读难度。人们难以理解作者格外推崇这种做法的真正动机，但如果用尽最坏的恶意来推测的话，或许作者是要读者能够凭借单纯的视觉功能，对频繁出现的伪造词汇加以强化记忆，从而提高作品的影响力以及读者对作者的注意力。否则，凭什么要在伪造了词汇之后又刻意让这些词汇反复进入读者视野呢？我不认为这是作者的一种单纯表达习惯，我也不认为这是作者独特思维方式或者深邃思维水平的客观展示，因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这么多现成的词汇可资运用，又为什么偏要浪费脑筋生造出一大堆、几大堆呢？
这样操作对作者的表象好处便是，向读者传达所谓“抽象思维能力”、“思想深邃功夫”和“语言晦涩水平”。一些有着与作者同样癖好的读者，也通常会被这种生硬伪造行为所欺骗，想当然地认定作者学问之高深甚至达到了莫测的境界，至于有无读懂作者的原意，在所不问。我甚至敢于以小人之心大胆猜测，有些作者在写作时，可能连自己都不知在瞎扯些什么。要是怀疑其把学问当作了玩具，恐怕也并不为过。我向来不会用晦涩的语言完成我的表达，但却至少明白，抽象思维与伪造词汇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抽象思维属于思维方式之范畴，伪造词汇则属于语言品德之范畴，这显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诚然，思想之表达必须借助一定形式，主要是语言形式。但语言的晦涩程度与思想的深邃程度却没有必然联系，也不会成立被检验奏效的比例关系。那种所谓“越晦涩越深刻”的认识根本不成立，如果这种认识仅仅是一种非故意为之的曲解，可以将之认定为“误区”，但如果这种认识的动机是纯粹显摆自己的学问高深，则应当将之毫不客气地认定为“歪风”。
刻意地追求语言之晦涩，对读者的影响则是多元性的。对于不明真相者，可能会走向学问研究与评价的误区，认为语言越是晦涩，学问越是深刻。假如持有这种认识的人，不具备驾驭语言的娴熟艺术，吃不透作者所运用的晦涩语言之真意，则会产生阅读与研究的巨大压力，甚至会对自己的学问失去信心。尤其是对于那些本来具有较强应用性的讨论话题，如指导司法与执法实践的应用法学论文，倘若实践者非常需要通过作者文章领会某一问题的处理法理或者建议规则，而其又无法准确领会作者文意，那么，阅读这样的文章无异于浪费情感；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歪风”制造者来说，阅读语言晦涩的作品，或许是他们本来就有的内在追求，并且将之自觉地作为学问高低评价的重要考量。一旦这股歪风吹起来，面对那些通俗易懂的作品，这些歪风鼓吹者就会动用比较手法，把语言欠缺晦涩特征的作品视为浅薄的普及读物，甚至污蔑为不成体统的“文字垃圾”。
特别指出的是，晦涩不等于简练，更不等于凝练。语言运用的简练原则是创作的基本要求，即运用尽可能少的语言量表达出尽可能多的信息量。时下有不少作品没有很好地遵守语言简练原则，从而导致冗赘不堪，浪费读者的阅读时间。一句话即可概括出来的意思，作者非要刻意拉长，用我们山东话说就是“多出来老一大下子”、“弄老港糟货咧”，但无论怎么扩充，都是在反复同一个意思，且没有论述之深度与别样的角度发现。依我看，这种追求不简练的写作风格无非是为了凑字数、争取以量唬人，同时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状况与学问水准。然而，晦涩却不能等同于简练。在无需使用晦涩语言进行表达特定论述对象时，故意采取伪造词汇、不良改变常规句法或者让伪造词汇反反复复地高频率出现，这种对晦涩的追求是一种**追求。如果说对晦涩语言的**追求属于语言品德范畴，那么，对简练语言的正常运用则属于语言能力范畴。
当然，从言论自由与表达自由的角度来说，运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完全是天或者宪法赋予的自由问题。每个作者在表达其思想时，都应有充分表达的天定或者法定保障，他人不得干涉。但任何表达自由都是有边界的，包括内容边界与形式边界。超出边界的表达即为不自由，应予限制或禁止，至少是不应被提倡的。撇开内容边界不谈，只说形式边界，我以为至少两个原则应被作者自觉坚持。一是对语言规律的尊重原则，另一个是对语言与内容性质相适应的原则。如果不尊重语言规律，刻意去试图改变这种规律，或者选择的语言形式与所要表达的内容性质不相称，则有可能会触及语言品德问题。“晦涩”只是一种语言形式于运用主体的主观反映，它本身谈不上是否违背语言品德的问题。对于一些特定的创作对象基于特定的作品性质要求，晦涩语言的运用或许有其必要性，此时，假如运用过于通俗的语言可能显得很不着调。但是，如果语言运用者采用了我在前文提到的几种晦涩处理手段，尤其是伪造词汇并让其反复出现，则会涉及语言品德问题。可见，表达自由和语言品德完全是两回事，不可相提并论。
叫人心疼的是，晦涩语言的杀伤力已经产生，并早已对学问之表达起到了导向作用，对学术研究秩序也已造成了不容轻视的影响。同在一个学术圈，很容易受到晦涩文风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当这种晦涩文风由成名学者有意或无意引领时，情况将更加糟糕。因为，成名学者对非成名学者尤其是年轻的非成名学子多少有些潜移默化的模范作用，在一个非常强调“榜样力量”的环境中，不能轻易忽视这种影响的客观存在。于是，在当下的学术界、教育界和出版界，以晦涩语言包装出来的作品仍然受到压倒性的欢迎待遇。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如果在你撰写的一篇“学术论文”中使用了主观色彩强烈的“我”，那么，多数编辑会将之改为“笔者”。当然，如果你通篇语言通俗易懂，即便再有规范性、原创性、思想性与现实意义，也很可能会因为你忽视了晦涩语言运用的“学术时尚”，而被先入为主地认定为学问不深甚至压根就说你不会做学问。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李商隐：《蝉》）。学问不只是做给自己的，也不只是用来玩弄和炫耀的。任何真正的学问，必须考量其现实的或者长远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作者所处社会的问题的剖解意义。因而必须体谅到读者的阅读效果与学习效率，以扩大和吸引而不是有意限制和排斥那些最为平凡的读者。如果以为语言越是晦涩学问越是深刻，那么，这种自命清高的姿态将会如同李商隐笔下的蝉一样，以高洁自处却难以得饱，虽枉费鸣声也是徒劳。时下的中国学问，短时期不能做大做强，不要紧，但我以为，至少应该在表达形式上自觉地消除一些“歪风”了。
第三股：网上无学问？
不少人对上网存在偏见。在互联网日益发达和普及的今天，仍然有人把上网有意无意地理解为聊天交友，尤其是和异性交友，甚至被猜疑为视频裸聊。的的确确存在这么一撮恶人，喜欢把别人的一切行动往坏处想，更看不得别人的进步，听不得别人的好消息。在学界，不管是成就斐然的，还是滥竽充数的，也活跃着一批极不厚道的人，以绝对偏见的眼光藐视上网，而对网络作品，那就更不屑一顾了。即使到了今天，博客时代已经降临，写博客的队伍渐趋庞大，也仍然阻挡不住那批不厚道的人使出鄙夷的脸色。
于是，在学问评价中吹出了第三股“歪风”：网上无学问。在这些歪风鼓吹者的眼里，学问只存于纸面，尤其是装饰豪华的学术期刊纸面。言外之意就是，那些装饰不豪华的期刊杂志容纳的是“垃圾”而非“学问”，各种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则被热讽为“豆腐块”，似乎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思想和理论蕴涵于此。至于网络上，就更不可能有什么学问了。如果看到别人发表了篇幅较短的文章，他们会放言什么“这个问题没有一万字是说不清楚的”；如果看到别人发表了篇幅较长的文章，真的有上万字的长度了，他们则会启动另一套常用的伎俩，将长文贬低为又臭又长、空洞无物、毫无建树。似乎是在标榜：只要是短篇，就一定“说不清楚”，只要是长篇，就一定“言之无物”。大多数时候，这帮人在对他人作品说三道四时，往往对其将要批判的作品连看都不看，就开始大放噘词、指手画脚。一句话，先否了再说。
鼓噪网上无学问，不是源于偏见就是始于无知。但鼓噪者既然已混迹于学界，我就不大相信作出这种学问评价完全是因为单纯的无知，我更认为是骨子里铭刻的偏见在作祟。那些“歪风”的鼓吹者甚至比谁都更懂得网络的积极功能，因此，所谓“网上无学问”的评价不是过失进入的“误区”，而仍然是故意吹出的“歪风”。把学问刻意归结到某种格式化了的定型之上，将之高抬于摩天大楼，仿佛学问只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宝贵资源，这种对待学问的偏见就是把学问贵族化、专制化、等级化、门户化。自己占领一个地盘，就嫌弃他人涉足；有谁涉足，就会想着法子百般刁难、千方阻挠。持有这种偏见，本身就是没有学问的暴露。
确实如此，人的各种不良动机和阴暗心理总是统一的，诸如虚伪、自私、贪婪等不厚道的本性，表现在学问评价上必然出现形形色色的“歪风邪气”。如果看到有人喜欢网上创作或者将作品发布到网上，就招架不住了，马不停蹄地开始恶语中伤、冷嘲热讽。这些人不是去认真严肃地参与作品论题本身的讨论，而是有着不看作品就妄加评论的习惯性本能，单看作者的发表媒介就开始以国际级学问裁判自居，盛气凌人、指指点点。出于好奇，他们也有可能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地关注评价对象的作品，但由于这些人天生就没有厚道的为人善心，于是动辄就说“某某研究的东西我在N年前就写过论文了”，这种迫不及待的鼓噪无非是要向听者或者读者传递“某某比不上他/她”的信息，但在我看来，这种酸气十足的怪话，恰恰暴露了扬言者自身的傲慢与卑鄙。这种人把听者或者读者当作傻子、瞎子和聋子，以为听者和读者就会轻信他们的这些装蒜论调，殊不知，在有心听者与读者听来或者看来，这些破烂言论，是建立在他们对别人不尊重甚至否认、挖苦、打击、讽刺、诋毁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即便这些人喷出来的是其心里话，或者确实是事实，那么也会因为其出发点的不厚道而使其发言目的无法实现，反而让有心听者与有心读者对这种人“大失所望”。
轻描淡写地说，学问也不过如此。学问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怎么处世怎么做人，里面也有大学问。网络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固然也会有糟粕。上网的人也难免有从事不良行为甚至违法犯罪行为者；网上的东西也不见得全是好货，也有一些不健康的乱七八糟。这谁都应当承认，也是基本的生活常识。但是，作为信息交流、文化传播、人际交际的现代载体，网络的消极作用或者不当影响毕竟不占主流，何况在网络面前还有一个正确对待和合理利用的行为选择问题。网络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普及程度越来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活生生的现实，根本无需多加罗嗦。网络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满足了无数用户发表言论、表达思想的需要。网络作品所展示出来的智慧、信息和思想，其他媒介根本就无法比拟，当其他媒介尤其是高贵的学术刊物对“符号作品”和“格式作品”顶级崇拜、对草根文化和百姓文化嗤之一鼻的时候，网络媒介却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最平凡人的最平凡作品，播撒着平民大众的最朴实最真挚的智慧。此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网络咬牙切齿、怀恨在心？还有什么理由拿自己的愚蠢和偏执来污蔑网络的无辜？还有什么理由昂起高傲的头颅对网络作品的学问性千篇一律地残忍屠杀？！
也许“歪风”鼓吹者对学问设计了理论性要求，而网络作品欠缺理论性，随意性太强，因而鼓噪网上无学问。前文我已经提到，学问时时处处有，不要以为学问就是高深莫测、高不可攀的。不可否认，学问的研究对象、研究形式以及研究成果的展示地盘不同，对学问的形式要求也不尽相同，有些学问必须有严格的理论性要求，但并非所有的学问都必须以理论的面目向世人展示，一朵闪烁思想光芒的火花、一句来自直观感受的俗话，都洋溢着或深或浅的学问。把学问等同于理论或者对学问提出理论性要求，依然是企图将学问划分出森严的等级，自立门户，排斥异己。另一方面，鼓噪网络作品欠缺理论性，也是基于排挤他人的不良动机。同样不可否认，相比那些特别强调规范性的学术期刊，相比那些特别强调主旋律的报纸杂志，网络媒介的自由空间更大一些，对作品形式的要求更松一些，但由此而来对所有的网络作品都贴上“随意性”的标签，直接否认有理论性的网络作品存在，显然是应了那句“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歇后语。先不必说网上已经和正在发表大量的理论作品，更不必说已经有不少以理论研究或者学术批评为主旨的专门网站，即便假设所有的网络作品都没有理论性，但学问毕竟不只是理论，真正能够创造出一套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的学问人，又占学问人群的多大比例呢？只要是信息和智慧的展示，就有资格成为学问。学问不是卑躬屈膝向谁家讨来的施舍品，也不是只有腰缠万贯、富丽堂皇才能买来的奢侈品，学问只不过是自我智慧的最为单纯的展示，说到底它就是自己的“那点家当”。
因此，学问的成果可以自由选择各种平台加以展示。选择学术期刊和选择网络媒介，选择广播电视和选择演讲大厅，都是展示平台的不同，并不影响学问成果本身的真实面目。以发表媒介或者展示平台之不同，来区分学问之深浅高低，是十分荒唐的滑稽之举。网络作品至今尚未纳入正统的学术评价体制，更多的情况只是一些组织和单位自发进行的网络作品赛事活动，因而让那些“歪风”鼓吹者以体制不承认为借口，对网络作品大肆诋毁，对包括博客开设者在内的网络活动者投以鄙视的眼光，稍微厚道一些的，则以“实用主义”的功利思维接连不断地发出“何用之有”的疑问，用我们山东话来说就是“你讷么等是待奏啥？”。先不必去说网络作品有无学问、学问多少，单就“何用之有”来说，我就感到这个问题非常奇怪，因为对作品创作的自由以及选择展示平台的自由，完全是每个人对生活方式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选择网络平台，并不表明选择者生活堕落；选择纸质平台，也并不表明选择者生活高雅。生活，并非全部以是否“有用”来衡量的，果真如此，这个世界将必定是烟尘滚滚、死气沉沉。
事实上，在当下中国学术成果的评价体制与学术展示的运行机制之下，能够挤进这套僵化的体制机制并游刃有余地享受体制自给的稀缺资源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当学术已经或者正在走向格式化的时候，所有的学术研究要想进入“正统”的评价体制，就必须遵循格式化原则。格式化之要求有成文规则和不成文的惯例，有了成文规则，白纸黑字、中规中矩，谁不格式化，谁就等待拒之门外。有了不成文的惯例，心知肚明、一切都在不言中，谁不格式化，谁就等待淘汰出局；当学术已经或者正在走向符号化的时候，所有的学术研究要想进入“正统”的评价体制，就必须遵循符号化原则。当下社会非常讲究门面和标签，一定的学历、职称和头衔，将是某种体制的入场券，舍此即一切免谈。在这种重标签、重门面的环境里，符号往往要比学问更管用；当学术已经或者正在走向帮派化的时候，所有的学术研究要想进入“正统”的评价体制，就必须遵循帮派化原则。相比格式化和符号化，帮派化更为缺德。因为毕竟不管怎么说，格式化至少能与规范化沾边，符号化至少能与规格化沾边。但帮派化就完全使学术界演变为“书生黑社会”了，关系至上、学问至下；交易至上，质量至下。显然，要想充分享受帮派化的好处，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交能力。学者虽以治学为主业，但也不能闭门造车，拒绝参与社会，因而一定的社交能力必须具备。但忽视了治学主业，忽视了学者的任务和使命，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建立社交关系，靠花钱买文章、靠花钱发文章、靠关系发文章、靠关系炒文章，难道这真的无可厚非吗？
然而，多少人正在为追求格式化、符号化、帮派化而功利性地日夜冥思？“网上无学问”的歪风鼓吹者，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这些苦苦追求“学问三化”的人。他们中有的人除了搜索查询格式化的资料，是很少上网的，更遑论什么网上发表文章。这些人很会算计：上网撰写和发表文章的精力，用在追求格式化的学术论文发表于纸质期刊上，会更为经济划算。不顾作品的原创力与影响力，只要能够在体制所允许和要求的规则框架内完成了格式化，就算没有枉费心机，因为这样的格式化对自己的私利有用处有好处。说穿了，这帮人做什么学问、搞什么科研，都是为了追求唯一的目标——评定更高一级的职称或者完成所在单位的“量化考核”。当下中国学界，单纯为职称而科研的人、为考核与奖励而科研的人，估计少说也要占到八九成。
不仅如此，这帮人还要到处鼓噪网上无学问，似乎只有那种格式化的“码字游戏”才算真正的学问。其实，只要睁大眼睛看一看就会发现，网络尽管被界定为虚拟世界，但与其他媒介相比，它却最能容纳真实声音。包括知名教授、学者在内的许多文人或者对文化感兴趣的人，借助网络平台抒发了自己在传统媒介所无法也不可能表达的观点，影响着无数网民，影响着我们身处的社会。这些网络作品的勤奋创作者，并非整天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要是没有一点想法，耍不出几下子，即便精力再充沛，也只能猴急猴急，干瞪眼。惋惜的是，那些受惯了传统“学术礼教”奴役的人们，玩惯了格式化、教条化“正统游戏”的人们，尤其是鼓吹“网上无学问”歪风的人，却把真实等同于反动，把率直等同于异端，把个性定位于哗众取宠，极尽危言耸听之能事，惟恐天下不乱。网络虽然是相对自由的空间，但也有自己的行为规则，国家和政府对网络也持有严格监管的鲜明态度，有谁真要发表“反动”、“异端”言论，后果可想而知。说穿了，之所以有那些阴声阳气，还是偏见在作祟。要是再重复一下我本文开头所说的那句话，就是“先否了再说”。
以我小人之见，这帮“歪风”的鼓吹者，是不可能愿意上网发文章的，一则因为他们很可能打死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二则因为他们不忍心上网耽误在地下或者背后炮制格式化文章的时间，三则因为在背后炮制的那些纯粹格式化文章，很可能都不好意思贴到网上公之于众。道理很简单，既然是“纯粹格式化”的文章，必然会涉及粗制滥造、拼凑粘贴，甚至十有八九会有版权问题或者发表途径中的腐败现象。聪明网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再“精品”的文章贴上来都免不了各种批评和指责，更何况那些纯粹格式化的劣质作品了。说的再透一点，能够敢于将自己作品署名贴到网上公开展示的，虽然不能一概说他们都对作品质量自觉良好，但至少可以说这些人还是有点胆量和魄力的，因为作者要有承担起来自他人各种评说的心理准备。但那些污蔑网上无学问的歪风鼓吹者，既然常常把学问挂在嘴边，那么，完全可以拿出鼓吹歪风的魄力，把自己的“学问作品”也署上实名公开展示出来，让眼睛贼亮的网民看个究竟：学问到底是嘴上标榜出来的，还是实打实地洋溢于鼓吹者的原创作品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在近乎叫人窒息的空气中，喘息的艰难不得不迫使向往自由的人们极力寻觅新的呼吸。网络空间或者博客家园，就像一片平淡闲适、舒心宁静的自由田野，让人率意而行，随遇而安，自得其乐。这种无可无不可的休闲情志，我敢说，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享受到的。骗你是小狗，不信你试试。
第四股：随笔算个啥？
有人说我怪，其实我很正常，不信就向了解我的人打听一下。或者现在就作出初步判断：每年乘坐火车，从山东到上海，从上海到山东，都需要一夜的时间。别人喜欢在火车上听听音乐、看看小说，我却每次都带一本核心或不核心的学术期刊，读读法学论文，不管火车怎么颠簸，我都看得格外仔细，连内容摘要、关键词、投稿日期、作者简介也不放过。有人便投来异样的眼光，疑惑地看着期刊页面，一脸的不明白。我不禁纳闷：这难道很怪异吗？每个人的爱好不同，阅读兴趣也会有别，这再正常不过了。别人不在火车上看学术论文，我也丝毫没有排斥感，反而还觉得那样更有生活气息。
看来我不仅正常，而且还很厚道。这绝不是自夸。但偏偏就有这么一搓人，以自己的喜好或力所能及来耻笑别人的不喜好或者力所不能及，以自己的不喜好或力所不能及来贬低别人的喜好或力所能及。我常常在想：这帮人在瞎操什么心、穷装什么蒜呢？用我们山东话说就是：“天是吃饱老撑地”、“能地治不里咧”。就拿学问评价来说，论文和随笔都是表达思想的媒介，只是文体形式不同，无法单纯以此天然区别来人为分辨学问高下。但就是有人喜欢哑喉咙破嗓地到处鼓噪，有意贬低随笔的思想性与学问价值，仿佛论文才是成熟稳重、高深莫测的爷，随笔只不过是幼稚得很可以的小孙子。这便是在学问的民间评价中吹出的第四股“歪风”：随笔算个啥？
我不会写随笔，也没发表过随笔，但却很爱看随笔，尤其是学术随笔，也特别尊敬写随笔的人。看到有谁吹出“歪风”，总为随笔的辛苦创作者感到不平。不过，随笔作者完全不必计较民间评价中的这些腔调，自由地沿着创作兴趣走下去。问题是，贬低随笔的这股“歪风”单是在民间吹一吹，也并无多大妨碍，因为毕竟在这年月，不厚道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但假如主管学问评价的掌权者，也有排斥随笔、拒绝随笔的执政立场，则会直接挫伤学术随笔的创作热情。不仅如此，“歪风”要是从掌权者刮来，会对学问的民间评价风气带来强劲的影响力。恰恰在现实的学问评价机制中，学术随笔难以进入“正统”，反而沦落为学术论文的对立。在相关评定和考核的规章制度中，只提学术论文不提学术随笔，甚至干脆将随笔排斥在外，根本就没有列入“二十四节气”。如此一来，作者难以将学术随笔作为考核成果申报，或者只能搭一搭学术论文的便车，以其他文体形式蒙混过关，掌权者审查不严则罢，而一旦较真起来，则百分之百被拒被退，且理由只有一个：随笔不是论文。——随笔当然不是论文，谁都知道。但以此为由断定随笔没有学问价值，或者干脆将随笔排斥在学问之外，就是掌权者的狭隘了。
客观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随笔都没学术论文的篇幅长，在语言运用的要求上也没学术论文那样更规范、更严谨，再加之随笔更是作者思想灵感一触即发的产物，因此，一个既能写论文又能写随笔的双料作者，假如在同样的时间段内，自由而负责任地执行两种文体的创作计划，随笔的撰写频率会更高。在数量统计上，随笔的发表篇数也会远大于论文；在影响范围上，由于随笔多散见于包括报纸、杂志、期刊、网络在内的各种媒体，而论文则更常见于学术性书刊，所以，就通常情况而言，随笔的读者群体也要多于论文。从读者印象角度作出最为简单化的分析，就同一作者来说，如果其只写论文而不写或不常写随笔，则给读者的最大直观印象是该人属于纯粹论文型学问人；如果其只写随笔而不写或不常写论文，则给读者的最大直观印象是该人属于纯粹随笔型学问人。这两种情况区别明显，也就不难做到清晰划分。但如果一个作者是论文和随笔的双料实践者，要想考察其在读者群体中的最大直观印象定位，则还要具体分析该人论文和随笔发表数量在全部成果中的所占比例。如果论文数量多于随笔，则给读者的最大直观印象是该人属于不纯粹论文型学问人；如果随笔数量多于论文，则给读者的最大直观印象是该人属于不纯粹随笔型学问人。由于是最为简单化的粗略分析，我姑且先将学问作品的作者划分为上述四类。
以正常而厚道的思维看四类学问人，无可厚非。学问人对待学问的态度有差异，有人喜欢追求全面的肤浅或深刻，有人喜欢追求片面的深刻或肤浅。同时，展示学问成果的形式也不可能千篇一律，有人喜欢创作严谨而规范的理论作品，有人喜欢创作短小而精悍的随笔作品，只是喜好不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至于肤浅和深刻的评判结果，在排除评价者的个人视野与角度因素之后，则充其量是被评价者的能力问题，而绝不可能以学问成果的展示文体形式为标准，断然得出高低或贵贱的结论。随笔未必肤浅，也有深刻的随笔；论文未必深刻，也有肤浅的论文。这是最为简单、最为朴素的常识，为正常而厚道的人所容易接受。于是，无论是纯粹论文型学问人、纯粹随笔型学问人，还是不纯粹论文型学问人、不纯粹随笔型学问人，只是读者群体的印象类型之归属，或者干脆说就是学问人自主或不自主选择的学问行为类型。任何人都不该以国际级学术裁判自居，搞“一刀切”，随性地将某种类型进行“有学问”或“无学问”的生搬硬套。
反过来，如果以非正常也不厚道的思维看待四类学问人，问题就大了。因为“随笔算个啥”的歪风鼓吹者，喜欢动用我曾经提出过的“一棍理论”，一味地贬低随笔的学问价值，“先否了再说”，至少在口头上是断然看不起随笔作品的，甚至也瞧不上那些随笔作者。他们眼里只有学术论文，似乎只有学问高手才去创作论文。要是看走了眼，没准连纯粹格式化炮制出来的“学术论文”都捧上蓝天、顶礼膜拜。于是，前文提到的四类学问人，最多只有两种值得“歪风”鼓吹者口头认可，即纯粹论文型学问人（只写论文而不写或不常写随笔者）和不纯粹论文型学问人（论文数量多于随笔者）。而另外两类学问人，即纯粹随笔型学问人（只写随笔而不写或不常写论文者）和不纯粹随笔型学问人（随笔数量多于论文者），则将成为“歪风”鼓吹者指责和贬损的直接对象。如果再有不幸，那很可能就是不纯粹论文型学问人，因为这类学问人属于双料作者，在学问人生中并非只写论文，不时也有随笔作品发表。所以，如果以“歪风”鼓吹者对四类学问人的痛恨程度由高到低排列，顺序则为纯粹随笔型学问人、不纯粹随笔型学问人、不纯粹论文型学问人、纯粹论文型学问人。
然而，如果需要我出面说话，此时此刻，我最想义无反顾地为其发表辩护意见的，不是痛恨程度排名第一位的学问人（纯粹随笔型学问人），而是痛恨程度排名第二位的学问人（不纯粹随笔型学问人）。因为不纯粹随笔型学问人，尽管不是“歪风”鼓吹者最为嫉恨的，但在四类学问人中却最为倒霉。道理极为简单，这类学问人并非不写论文，只是随笔数量在其学问作品所占比例过大，以致其论文作品被其大量的随笔作品所埋没，从而没有显现地进入评价者的视野。这类学问人如果不及时扭转这一尴尬的局面，很可能就会把打入“纯粹随笔型学问人”，从而列为“歪风”鼓吹者最为嫉恨之列。不妨作一个比较，假如在一个科研年度内，纯粹论文型学问人只创作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不纯粹随笔型学问人也创作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但同时还创作发表了九篇随笔作品。显然，对于纯粹论文型学问人而言，其论文作品占其全部作品的比例是100%，而对于不纯粹随笔型学问人而言，其论文作品占其全部作品的比例只有10%，随笔作品则占到了90%。在这种情况下，“歪风”鼓吹者不是以论文绝对数量对外播音，更不是以论文学术质量作出评价，而是单纯地以比例大小盲目断言后者没前者有学问，或者干脆吆喝后者没学问或不搞学问。倘若后者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比前者在数量上多出一篇，但由于所占其年度全部学问作品比例才接近20%，也仍然避免不了“歪风”鼓吹者作出上述评价。这就是不纯粹随笔型学问人的“冤枉”所在，就因为多发表了一些随笔作品，而换来了不厚道者的低劣评价。
说得更透彻一些，不纯粹论文型学问人日子也未必好过，因为“歪风”鼓吹者已经把随笔视为学问的对立，所以，不纯粹论文型学问人创作发表随笔，就会很容易成为“歪风”鼓吹者眼里的“污点”，弄不好就会成为被骂的一个好“把柄”。
随笔虽“随”却不随，随笔比“笔”更牛逼。这话不是来自哪位思想大师，也不是源于哪位理论高人，而是我这个小土瘪一不小心随口喷出来的。千万别笑我，因为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空洞的人，只会玩玩“格式化”，比着葫芦画画瓢，即便用尽吃奶的气力笔耕不辍，也不可能有内涵上的星光闪烁；同样，一个表达蹩脚的人，只会满嘴里说说大白话，即便思想放射出万丈光芒，也不可能有笔头上的文采飞扬。实在没办法，因为随笔最需要的是思想和表达。说得俗一点，徒有表达但缺乏思想，那叫“无病呻吟”；徒有思想但表达不当，那叫“有病吃错了药”。所以，只有思想的冲动没有表达的才气，或者只有表达的欲望没有思想的积淀，都不可能写出既有原创力又有影响力的好随笔。
写不出来不是错，说明火力还不够，或者天生就没这份才气。但写不出来却整天骂骂咧咧，或者阴不阴、阳不阳地说自己不想写，就多少有些不对头了。不想写就别写，写不出来就别骂，骂也得一五一十、有根有据地骂，别拿随笔瞎出气。随笔只是一种文体形式，为无数文人所喜爱，它究竟惹到谁了？勿庸置疑，学问的研究对象及成果展示载体所决定，一些学问成果确实需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成为学问成果的论文文体展示。不仅如此，有创意的高质量学术论文，还能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对科学研究、社会发展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思想魅力饱满、表达水平高超的学术论文，还会陶冶思想与理论情操，让读者百读不倦，要不然，我凭什么在火车上也愿意手捧学术论文，不顾车厢内的喧闹与千里路途的颠簸，快乐地度过一个漫漫长夜！但是，无论对学术论文有着多么深情的爱恋，也不能由此抹杀随笔的思想性与学问价值，大街小巷地叫嚣“随笔算个啥”。当思想尚未上升至较为成形的理论，或者当思想迫切需要另一种媒介展示，或者当作者只崇尚思想而无心或无力构建理论的时候，随笔便成为一种极好的学问成果展示形式。大量的媒体都为随笔的创作者提供了宽广的展示舞台，有的还专门开辟专栏，长期登载随笔作品，评点社会万象、谈笑人间百态、论说文化千秋，满足各类有兴致读者的阅读愿望。
甚至还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创作随笔比创作论文难度更大。前文已经指出，随笔篇幅一般比较短小，在内涵上要求有很强的思想性，在表达上要求有显著的可读性。因此，作者要用尽可能精练的笔法和尽可能流畅的表达，用尽可能别致的角度和尽可能圆满的逻辑，在尽可能短小的篇幅内展示出尽可能深邃的思想。这并非从大街上随便拉出一人来即可出色完成的工作，即便从大学校园里抓出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教授，也未必能够比划得有滋有味、像模像样。有些人适合搞长篇大论、宏图巨著，并且还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人们固然敬佩，但不一定就适合对微型小文精雕细刻、游刃有余。厚道的人都有自知之明，萝卜种不来，或不想种，就老老实实地种自己的白菜，不会去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别以为萝卜就那么好种，也别以为会种萝卜的人就一定不懂得怎么种白菜，更别以为白菜就一定比萝卜好吃。谁比谁好吃，不是种的说了算，而是吃的说了算。
当然，也是同样勿庸置疑，有些随笔短小但不精悍，缺乏思想性与可读性，并不能叫人恭维，对不起观众和读者。这在根本上还是因为随笔作者自身尚不具备优秀的随笔创作能力，或者在创作某篇随笔作品时没有很认真地发挥其思想与表达的展示水准，有的则可能是外行人下笔不谨慎，不求甚解地扮演内行人妄加评说。同时，也有不容忽视的外因。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我在文章开头已经指出，随笔的贬低者除了一些无聊小众，还有一些针对学问评价的掌权者。当下科研考核与职称评定机制流行“量化”与“格式化”，以字数衡量水平，以文体裁判高低。只认学术论文，不认学术随笔；长篇大论左右逢源，随笔则被贬为“小打小闹”。在随笔不“入流”的学术环境，使原本很有随笔撰写天赋的人，不可能耗时尽心地去鼓捣吃力不讨好的随笔。内外因叠加在一起，使当下随笔创作尤其是学术随笔创作的状况不叫人喜，真正优秀的好随笔并不多见，反而有大量糟糕透顶的随笔充斥于学问市场。
如果以这些质量欠佳的随笔作品为借口，又动用“一棍理论”打击所有随笔，或者干脆就看扁随笔这一文体形式本身，那就是典型的学问评价中的“歪风邪气”了。试想，在论文作品中同样也会存在“豆腐渣”，甚至还会因为研究者的不慎或者造假而产出错误理论，这就不只是“豆腐渣”了，而是地地道道的“毒鼠强”。与短小精悍的“豆腐块”随笔相比，遇到学术论文中的种种空洞无物、学术不端和版权犯罪，我们宁愿选择品尝“豆腐块”，也不会去吞食“豆腐渣”，更不可能去服用“毒鼠强”！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刘长卿：《弹琴》）。一篇短小精悍的文字，对人的启迪可能胜于一部“砖头”巨著；几句肺腑之言对人的感召可能胜于千夜长谈。在强调“量化考核”的当下中国学术领地里，为了追求教条内的超量分配、超额完成和超产奖励，不管是多少代价的付出，还是什么花样的耍弄，都已成了无数学问人争名夺利的时尚游戏；在崇尚“格式化”论文的当下中国学术空气里，为了追求体制内的高位学历、高级职称和高层头衔，不管是粗糙炮制出来的论文，还是胡乱堆砌而成的文论，都已成了无数学问人竞相追逐的上乘之作。相比之下，那些洋溢着思想光芒、激荡着凡人内心深处的随笔，却不为正统理念所接受。从事学问的队伍越来越大，浩浩荡荡，而学术随笔的优秀创作人却寥寥无几。偶有一些随笔，但多为非学术性的，质量也参差不齐，且只能可怜地淹没于街头叫卖的报章，孤独地守候在一个寂静的角落。
第五股：核心期刊就“核心”？
我这个人，喜欢写不喜欢说。没办法，这就是性格。南下到上海以来的这几年，没空时干没空的事，有空时干有空的事。有空没空地写了300多篇或长或短的文章，绝大部分通过网络媒介发表，纸质出版物只发表了1/3左右。尽管后者所占比例较小，可从数量上看，算计起来也有100多篇了。但是，实在对不起，这里面没有一篇是发在“核心期刊”上的。
不是我不想发在核心期刊上。——我能不想吗？当下，核心期刊已经成为学界众人皆追的目标期刊。我无法脱俗，当然也有在核心期刊上经常发文的梦想。但学问队伍不断壮大，而核心期刊的数量却保持相对稳定，于是“一文难求”也就成为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真实写照了。与非核心期刊和众多杂志相比，核心期刊依然属于稀缺资源。“物以稀为贵”、“期刊以核心为荣”，于是，能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及发表了多少文章，成为众多学问人的骄傲资本。正如我的友好同事、诉讼搭档张进德先生所言：“人们往往很喜欢在介绍自己发表多少篇论文时，要列举几本期刊的名称，又往往都是核心期刊才显得自己水平过硬，当然没有在核心上发表过的是例外。在各色的法学院里，许多教师和研究生都会对法学核心期刊耳熟能详、如数家珍，当然那些连公开发表文章甚至连写文章都成困难的又是例外”。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学问主人在简介中缺乏有核心期刊经历的描述，则往往会让那些“以核心论英雄”的人不由自主地作出令主人尴尬的评价。
稍有些自恋的学人，总会拿核心期刊推销自己。这完全正常，一则因为人必须有适当的自恋情结，二则因为核心期刊确实能够成为推销自我的卖点。核心期刊之所以有如此惹人宠爱的魅力，就在于学问评价将核心期刊作为一个重量级衡量指标。当权者先是把期刊分为三六九等，创造发明“核心期刊”这一称谓，然后将之纳入学问的官方评价体制。无论职称评定还是科研考核，核心期刊处于绝对尊贵的地位。这样的评价体制决定了在学问的民间评价中，也会很自然地把“核心期刊”看作潜在的衡量指标。很可能——也确实经常如此——听到某人发表文章，第一反应不是去问文章标题或者什么刊物，而是先问是不是“核心”。类似现象之例举不一而足。仿佛是，谁发在了核心期刊，谁就成为学问的核心人物，或者说至少增加了作者接受学术性尊重的筹码。
这其实能反映出官方评价和民间评价流行的一股风气。一旦盛行，后果往往不堪设想。除了前文提到的学问评价和科研考核，在有些高校或者科研单位的科研奖励规章中也会发现，发表核心期刊的奖励额度要高于非核心期刊。按照这一实践思路，如果硬将学问深浅与物质财富挂钩的话，可以简单地作出一个朴素的推论：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比非核心期刊上的更值钱。但对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进行高额奖励的激励措施，也是迫于高校科研统计与评价机制的硬性要求。因为高校科研实力排行中，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量是一项重要指标，这一评估政策会直接成为各有关高校科研政策制定的导向。此外，许多高校还要求在读研究生或博士生毕业的条件之一即必须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有的甚至还要求必须在培养单位指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这种滑稽规定害苦了无数学子，以至怨声载道。于是，那些投机倒把的博士硕士们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核心公关”活动。
在这种评判与考核环境下，不少非核心期刊想方设法成为核心期刊，或者将一些来自有关机构的积极性评价（如“优秀期刊”、“一级期刊”等）印制于期刊封面，尽量醒目地夺取读者的视线，以弥补自身非核心期刊属性的尴尬缺陷。还有的非核心期刊，也不知从哪山上弄来的“核心期刊”，明目张胆地印制在期刊封面，也竟然敢招摇撞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重“核心期刊”、崇“核心期刊”的期刊文化环境下，非核心期刊并不甘示弱，至少是不甘落后，有的还在伪造“核心期刊”的字样，简直要“核心”地快疯了。可见，即便非核心期刊，也有浓厚的“核心期刊情结”。但核心期刊究竟是啥意思，我并不明白。“期刊”二字并不难理解，搞不大懂的是“核心”二字。究竟是这类期刊上的文章具有核心竞争力呢，还是这类期刊本身就处于最中央的位置，其他非核心期刊必须紧密地团结在其周围呢？从大量非核心期刊“核心化”的努力以及“准核心化”的包装，似乎可以说明“核心期刊”确实处于核心地位，等待的是非核心期刊的迎合、仿效以及追赶。
当“核心期刊就‘核心’”的“歪风”吹起来之后，从作者的角度观察，有些人的公关观念非常时髦，只要其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就会千方百计地借助各种手段，以市场和官场的思维向核心期刊进军，甚至要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当作一个“生意”来做，不仅如此，还要声称做大、做强、追求卓越。我以为，这种做法固然不恰当，也不应该将学术行为商业化、政治化，但政策之导向、歪风之方向是造成此种现象的罪魁祸首。
记得在读书期间，我自认为是“投稿大王”，几乎每写一篇稍微长的文章，我一般是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重量级”期刊，一直到最边远地方的不知名法学或法律杂志，投稿一圈。整个一圈转下来，大约能够基本实现“一稿六十投”，有时甚至达到“一稿一百投”。其实，我明知绝大多数期刊杂志是不会发表的。但与此同时，我也明知在上百家期刊杂志中，肯定至少有一家会发表的。而且，我会尽量争取做到“一稿一发”，最大程度地避免由于我个人协调不力的原因造成的“一稿多发”。事实情况也确实这样。之所以如此“疯狂投稿”，我在五年前撰写的《投稿风险与“一稿多投”》一文中已经阐明了其中的理由。尽管如此，还是有家法学核心期刊的编辑部在反复提出收费要求被我严词拒绝后，给我发来一封署名盖章的信函，将我一年内向该刊投稿四篇的行为界定为“滥投稿”，企图回击我对其“滥收费”的书面指责。
说到底，还是我论文功力不足。毕竟说来，核心期刊本身没有过错，排除有些期刊上的关系稿、金钱稿等不端行为以及看重社会符号的流行观念之外，不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主要是因为论文功力不足。学问评价的官方态度和民间流言才是真正的祸根，“歪风”一吹，受其影响的人则蜂拥而至、鱼贯而入，竞争必然走向激烈。然而，我更同时担心相反的情况。因此，毕业之后，我及时调整了个人投稿政策，决定五年之内再也不投稿了。事实上，这些年来，我确实坚定地执行了这一“不投稿计划”。只要写了什么文章，我几乎投放到百余家网络媒介。近年来又在几家有影响力的网站上开设了个人博客，打造成传播个人作品的主阵地，力争提高作品的影响力以及我个人的知名度。不容置疑，网络的影响范围和传播效率是一般纸质媒介所无法比拟的。虽然网络作品根本就不可能纳入中国学问评价体制，但我却十分愿意借助网络媒介发表我的所有作品。即便将来有一天我老得白发苍苍、昏得云雾茫茫，也会持续在网络上自由地传播我的独立声音。
但我已经反复表白过，我是一个正常人，七情六欲皆有，权力、财富与性，我均不厌恶。因此，截止目前，我一直没有脱离体制的想法，更不具备脱离体制的能力。既然核心期刊依然是当下学问评价机制的“抢手货”，我就不可能放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努力。在“不投稿计划”五年执行期届满后，我依然会及时调整个人投稿政策，严格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则以及各有关核心期刊的投稿规范要求，全力以赴地打入我国核心期刊，实现个人作品核心期刊发表数量零的突破。为，只为内心深处长存的那份“被动的虚荣”。或许有愤青味道的人又开始批驳我缺乏骨气而不能坚决抵制现有体制，从而断言我成不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其实，我尽管很有自信地承认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我从来没有指望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如果“真正的学者”是不食人间烟火、又怨天尤人的话。不过，即便我将来能在核心期刊上频繁亮相，也丝毫不意味着篇篇论文都够得上“核心”的档次，因为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未必“核心”，也有大量“不核心”的拼凑之作；非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未必“不核心”，也有无数“核心”的经典之论。
在核心期刊被学问评价之当权者领衔奉为“学界宝贝”的今天，同一篇文章，如果让作者在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之间作出发表媒介的选择，正常的人都会作出正常的选择，即毫不犹豫地点中前者。甚至还有可能对这个选择性疑问的提出感到不可思议，道理很简单：明摆着的事实，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地发问呢？杀伤力决定诱惑力，核心期刊在学问评价中的杀伤力过大，因而对每一位凡人作者都会产生无穷的诱惑力。如果哪位读者非要辩驳说：有人并不缺核心期刊或者对核心期刊不屑一顾，因而未必作出如我所预想的选择结果，那我只能说此人要么不是凡人，要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虚伪凡人。虚伪的人最喜欢干的活就是，自作聪明，在哄骗他人的同时还不忘随意扭曲一些起码的生活常识。试想，倘若在现今学问评价体制下，核心期刊没有如此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或者对作者来说毫无用处，那么，无数男男女女为了追逐核心期刊，急得连鞋子都跑掉一双又一双，这到底是何苦又何必呢？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亦没有不明不白的去和留。学问的官方评价既然带头“力挺”核心期刊，将诸多评价项目直接与核心期刊挂钩，且使民间评价也严重沾染了这股“歪风”，那么，追逐的人自然也就不计其数了。这种气候一旦蔓延成灾，则会伤风败俗，作品创作和传播中的腐朽性、残酷性也会扑面而来。为了傍上核心期刊而分手离婚、倾家荡产甚至急得想寻死上吊的人，在学界早已不是新奇之事，用我们山东话说就是：“这个家子不是扒下货，”估计情况还会继续糟糕下去。想不开的人，固然可以说其不豁达；但之所以有这么多人为了核心期刊而愁眉苦脸、焦虑不安，我想就不能只怪人家的心胸大小了。即便每个人在追逐核心期刊时，喜笑颜开、欢乐无穷，但也不能说明以核心期刊为核心的学问评价机制就天衣无缝、不可挑剔，因为核心期刊的数量是有限的，而追逐核心期刊的人则是数也数不清楚的。不断增长的学问人对核心期刊的追逐程度与有限的核心期刊数量之间的矛盾，以及学问人对核心期刊资源占有的有限性与学问官方评价机制的教条性之间的矛盾，是学问人在学问人生中所面临的两大主要矛盾，尤其对处于学问人生初期的人而言，这两个矛盾更为突出并且在逐步升级。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调和，矛盾将会愈演愈烈，各种与学术伦理规范及学术道德自律相违背的事物，将更加猖狂的活跃于学术市场，使“学场腐败”越来越显著地成为比官场腐败和商场腐败更为严重的腐败形态。
“问客何为来，采山因买斧”（韦应物：《长安遇冯著》）。借喻这一通俗的诗句，便可以发现人们为什么愿意纷纷追逐核心期刊。“歪风”的鼓吹者尤其是官方鼓吹者应该早就意识到，一旦将“核心期刊”定格为学问评价的主要或者唯一指挥棒，那么，当这种下策逐步成为业内共同追捧的“玩物”时，整个“学场”将会像“商场”、“官场”一样，随时会被笼罩在金钱交易与权力崇拜的烟雾中，而真正的独立学问在这种空气中是最难以捕捉到的。尽管短期内不可能指望当权者灭杀由其自己制造的“歪风”，但我想还是尽快觉醒并付诸实际行动为好。不然，连我小学没毕业的农民父亲，都想扔下锄头，远离穷苦的黄土地，赶紧进城办份“核心期刊”了。或者，至少找一家有收费癖好的核心期刊，帮他们多弄份“增刊”、“专号”什么的，估计一期的用稿收费，少说也能顶得上他卖三十年的玉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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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29 16: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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