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季超：《教师之友网》从2008年3月10日开通之日起，实践‘公益服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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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英语：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缩写：NGO）是一个不属于政府、不由国家建立的组织，通常独立于政府。虽然从定义上包含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但该名词一般仅限于非商业化、合法的、与社会文化和环境相关的倡导群体。非政府组织通常是非营利组织，他们的基金至少有一部分来源于私人捐款。现在该名词的使用一般与联合国或由联合国指派的权威非政府组织相关。
由于各国文化、法律等的差异，不同国家对这个概念的指称所适用的对象范围也各不相同。美国一般称之为“非营利组织”、“独立组织”或“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英国称之为“志愿组织”（voluntary organization），还有许多国家则用“社团”称之[1]。
由于一些人认为“非政府组织”被滥用了，因为它可以涵盖一切非政府的组织，一些非政府组织倾向于使用民间志愿组织（Private voluntary organization，PVO）。
据一份1995年联合国关于全球管理的报告统计，有接近29000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国家级的更多，美国统计过有两百万个非政府组织，大部分是过去30年成立的，其中有65000个在俄罗斯。每天都有数十个非政府组织成立，光肯尼亚每年就有240个非政府组织新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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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名甘肃乡村教师带着学生心愿体验爱飞翔培训2013年08月02日　 作者：郜云雁　　

149名甘肃乡村教师带着学生心愿体验“爱飞翔”培训 　　                    第七期“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在京正式启动 　　中国教育新闻网北京8月2日讯（记者 郜云雁）来自甘肃陇南文县和康县的149名乡村教师今天来到北京四中，参加第七期“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启动仪式暨“为你歌唱”音乐会。简短的开幕仪式后，项目发起人崔永元和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共同为该期培训的第一课——“为你歌唱”音乐会拉开了帷幕。 　　著名歌唱家蔡大生携手9位知名青年歌唱家，用他们浑厚专业的歌声和充满激情的表演，为现场教师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声乐公开课。“我爱你中国”、“希望的田野上”、茶花女中的“饮酒歌”、图兰朵中的“今夜无人入睡”……悠扬的歌声表达了他们对乡村教师的深深敬意和祝福。 　　曾参加过前两期乡村教师培训的2位年轻女教师——何珠英和姚运莉，此次以志愿者的身份，再次被邀请来北京参加今年的活动。她们现场分享了自己参加培训后的收获和体会。何珠英流着热泪说，“我最大的收获是爱和感恩，我会将看到的和学到的带回家乡和学校，带给我的学生们”。 　　来自湖南娄底的姚运莉则笑着告诉在座的教师，这次当了志愿者，才知道志愿者们为大家服务有多么不容易，“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吃得最差”。她告诉大家，此次所有的培训内容都是精心安排的，一定不要错过任何环节，“去年我有幸听了一堂钱守旺老师的数学课，令人终生难忘，回去后我就将所学方法用到了课堂上，效果特别好”。 　　记者看到，在启动仪式现场门口的展板上挂满了无数的小纸片，上面写着此次149位乡村教师带来的1500个乡村孩子的小小心愿，以及部分乡村教师来京所需的往返交通费用。不到3个小时，一块展板上已有大约一半的心愿卡被现场来宾认领。一位女士现场认领了2个孩子的购书愿望，以及一位叫吕伯侠的乡村教师从北京到甘肃天水的单程火车票。来自甘肃陇南康县三河学校的数学教师董显峰已有8年教龄，他告诉记者，这次学校共来了4位教师，带来了10个孩子的愿望，“我们主要选的是留守儿童和家庭困难的孩子，孩子们的愿望也主要集中在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上”。 　　启动仪式现场，35位身穿白色T恤的北京四中学生，正在紧张而有序地为现场人员提供各种服务，大到开幕式主持，小到送水、签到、爱心捐助登记，都有他们的身影。高一学生张文韬上午刚参加了让教师相互认识的“破冰活动”，下午又来开幕式帮忙了。他说，能为乡村教师们做点事情，觉得自己挺有价值感的。 　　据悉，在去年爱飞翔活动中，北京四中、北京十一学校积极参与协办，使爱飞翔成为业界首个有中学生直接参与策划执导的公益项目。刘长铭校长告诉记者，该校已连续多年组织学生去偏远地区支教，“今年我们利用6月高考周期间，组织约500名师生赴湖北、江西、河北和山西支教，相信学生们此行的收获会受用一生，一些学生回来后反馈说，他们的最大感受是价值实现”。 　　据介绍，为期10天的第七期“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将以观摩、参观、授课等体验式培训为特色，让教师们直接感受各种新鲜的教学方法和理念。组委会还特别安排了“家庭日”环节，由北京的志愿者将149位乡村教师接到家中小住2天。与此同时，组委会还积极促成北京四中、北京十一学校和北京101中学进行教育研究资源的横向联合，在专家指导下针对本期爱飞翔的149位乡村教师群体进行深度访谈调研，开展教育叙事研究，大、中学生参与其中，并将计划完成一份有关乡村教师叙事研究的白皮书。 　　据悉，“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项目已历时7年，先后走访湖南、甘肃、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11个省份，邀请789名乡村教师参加培训，受益乡村学生达3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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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行动说话——从一本小杂志到一项大事业

来源： NPO纵横   发布者：谢丽华



时间：2006年3月03日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版权归NPO信息咨询中心拥有
《纵横》杂志主办机构授权NGO发展交流网制作《纵横》杂志电子版

　　曾经和一位从海外归来的朋友聊天，当她了解到我们“农家女”这10年中所做的一件件实事时，感慨万分。她说，中国不缺评论家，缺的是实干家。不是吗？当人们看到马路上有一堆牛粪，人人都会说这太不雅观了，太不好看了，然后大家绕道走开，而你们“农家女”却拿起了铁锹把这堆牛粪铲了起来。这段评价让我欣慰。回头看看我们10多年所走过的路，我确实觉得我们“农家女人”是一群用行动说话的人。我们用行动改变着自己，也用行动改变着别人。
　　一、让农家女成为是《农家女》杂志的主人

　　1994年，当我第一次以NGO人的身份走出国门，参加“妇女发展与妇女传媒国际论坛”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不知道NGO为何物。我牢记着在办出国手续的时候，上级领导在政审文件上的批复：“外交无小事，你在国外发表的任何言论只能代表你自己” 。我不敢乱说乱动，只是带着好奇、惊诧、懵懂的眼光，观察着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和我们一样又完全不一样的女人。那次，我知道了好多新名词：“NGO论坛” 、“家庭暴力” 、“妇女传媒监测” 、“性别意识” 、“妇女参与” 、“草根组织”、“公民社会”等等。当然，作为《农家女》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我得到的更重要的收获是找到了一份自信，找到了一份尊严，找到了我所做的工作与世界妇女运动接轨的切入点。因为在此之前，在国内花花绿绿的商业化女性期刊的压力面前，我们这本从刊名到内容都土得掉渣的小杂志是个丑小鸭，没有多少人看好它，就连支持我的报社领导和我签协议时都给我留了后路：如果3年之内发行量达不到3万，就自动关闭，你可以继续回原部门工作。而在这个国际会议上，这个“丑小鸭”却倍受关注，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倍受关注，我们这本小小在杂志开始走上了NGO的发展道路。

　　当然，冥冥之中好像还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我，让我不要忘记农村，因为那里有我的根。我６岁的时候跟着母亲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我们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移民。从那时起，我就没回过老家。所以，当我决定办《农家女》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老家寻根。当我喝着家乡的水，吃着家乡的饭，听着亲切的乡音，我找到了生命的底色，也找到了办杂志的感觉。当看到儿时的伙伴抱着孙子和我面对面坐着却已经无话可说时，我一次一次问自己，如果我还在农村，我会怎么样？不是我比她们能干，比她们有本事，是教育和环境把一个人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农村妇女其实是一座没有开采的金矿，我们办杂志就是当一个开矿人，让那些本来能发光的矿石燃烧起来，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有了这样平和的心态，我们的杂志就有了明确的办刊思想：办一本贴近农家姐妹心窝子的杂志，让农家女成为杂志的主角——从封面到内容；我们的口号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因此，《农家女》杂志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与命运抗争的典型，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作者和通讯员。在我们的编辑队伍中，也始终有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打工妹。
　　当期刊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使得《农家女》的发行和广告急剧下降乃至威胁到生存时，我也动摇过，甚至不惜代价调进一位有市场经验的社长，希望他能帮助《农家女》走出困境。但是，事与愿违。我们的读者对变化的封面和内容很快有了反馈。她们不接受“变了味的”的《农家女》，我们只好恢复原貌。在庆祝创刊10周年的大会上，我甚至悲壮地喊出：即使市场竞争的法则不让我们生存，《农家女》也要站着倒地。
　　二、让“自下而上”成为农家女发展项目的精髓
　　从1993年《农家女》杂志创刊，到2001年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创建；从1996年创办“打工妹之家” ，到1998年创办“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 ；从1995年执行第一个农村妇女扫盲国际项目,到2005年的“生命危机干预社区行动”项目成果推广会；从1994年召开的第一次“农村妇女发展与对策研讨会”，到2003年开始的提升农村妇女参政、议政能力的培训；从杂志创刊时3个工作人员，到目前40多人的农家女团队，我们不停地创业、创业、创业。我和我的同事们为农家女们一封封热情的信、感谢的信、求助的信感动着、激励着、鞭策着。我们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赋予了太多的理想、太多的使命、太多的责任，只要农村妇女有需求，我们就不知疲倦地将项目延伸、拓展下去。

　　在执行农村妇女发展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五个意识”和“三个转变”。五个意识是：性别意识、公民意识、参与意识、学习意识、行动意识。三个转变是：由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妇女参与式；由轰轰烈烈的运动式，转变为扎扎实实的项目式；由锦上添花的表彰式，转变为雪中送炭的帮助式。而这里要把握的精髓就是“自下而上” 。过去，我们太习惯了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太习惯了表彰先进的工作方法。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去倾听基层妇女的意见，尤其不会去倾听弱势妇女群众的意见。当我们真的扑下身子注意“倾听”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另我们兴奋不已的“新大陆” ，原来我们是可以这样工作的。下面以我们如何进行农村妇女的参政、议政培训为例。

　　具体的做法是：

　　1、培训一定要以培训对象为中心和为主体，让她们做培训的主人，能积极参与到培训中来，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在设计培训内容时，一定要做需求评估，知道她们的迫切需求；在设计课程时，一定要让培训对象能参与进来，而不是只当听众；在选择培训教师时，一定要注意和培训主体的接近——从情感到语言表达，让参训者不能有太大的距离感。

　　2、不能只培训妇女主任和妇女干部，而是要直接培训农村妇女，每个村10--20人为宜，可让妇女直接报名，给所有妇女机会，这样容易形成一个团队，在换届选举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互相影响。我们的体会是，你只要把选择权交给妇女，她们就知道谁能成为她们的领袖和代言人。让妇女们积极参与选出自己信得过的人，这样的培训目标比单纯培训妇女干部更有效。

　　3、培训中要把性别意识的培训贯穿始终，提升妇女的自信心和参与意识是培训的核心。我们还是那句话，“用生命影响生命” 。我们避免讲大道理，避免居高临下的教授口吻，而是和她们平等地交流，讲自己创业和当政的经历，讲自己做女人的体会，同时让她们讲身边的农家女的故事，这样的互动效果极佳。

　　4、充分发挥典型的引路作用。河北满城有个《农家女》杂志推出的、和《农家女》杂志共同成长的全国闻名的女村长贾俊桥。她带领全村百姓战天斗地的事迹非常感人。她从政10年的道路也十分曲折和艰难，但她年年有新业绩，年年有新发展，已连续两届被选为河北省人大代表。她是我们培训中最有说服力的活教材，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我们都会安排学员到龙居村参观。贾俊桥用自身参政的经历鼓励了很多有潜能的妇女勇敢地站出来参加竞选，不参加竞选的妇女也会积极参与投票。

　　5、在培训中发现人才并重点培养。因为是参与性培训，这样在培训中就很容易发现有参与能力的妇女，将她们记录下来，然后为她们开“小灶”，重点培养，这样的成功率较高。

　　6、集中培训5天为宜，我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培训基地，即农家女培训学校，将重点培养对象集中起来，让她们放下手中的农活和繁重的家务劳动，像学生一样过集体生活。这对她们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在这种氛围中，妇女们能不受干扰不受约束的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干，培训效果甚佳。

　　7、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设计。在培训之前做好需求评估，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课程，采用大小课结合、请进来和拉出去结合、开放性和参与式结合的办法。比较成功的课程设计有：村民自治与农村妇女参与、参与竞选要做哪些准备、在竞选中如何演讲、参政妇女的性别意识、妇女参政的障碍与挑战、女领导干部如何提升领导魅力、我是如何做人大代表（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的，等等，以及小品表演和现场点评。

　　以上这些方法是我们和河北满城县妇联在培训的实践中共同摸索出来的，效果可以用简单的一组数字来说明：

　　满城县有204个行政村，在2000年的换届选举中，妇女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的仅为3人，占1.5%；184名村妇代会主任进两委的仅为59人，占32%。培训之后，在2003年已完成换届选举的164个村庄中，妇女任正职的增加到 8人，占4.9％，妇代会主任进两委增加到71人，占48.2％，还有17名参加培训的妇女当选为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中有不少妇女是自己投了自己一票。
　　三、让打工妹之家成为打工妹成长的摇篮

　　有一次，CNN电视台的记者慕名来采访打工妹之家的活动，拍摄了一会就要走。和我告辞时他们说，他们要找真正的打工妹，在这里看到的不是真正的打工妹，而是打工妹精英。我真是哭笑不得，随便拉住几个打工妹让她们自我介绍，她们中有家政服务员，有医院护工，还有做小买卖的，都是真正的打工妹。不过，我还是理解了他们，因为所有媒体都把打工妹称为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一定是可怜兮兮的样子，哪能像我们这里的打工妹，一个个充满朝气和自信。

　　其实，打工妹之家刚成立的时候也不是这样。我永远忘不了1996年4月7日那天，有128位打工妹出席了成立大会，这是我们经过3个月的紧张筹备，从11家家政服务公司一个个动员来的。我们费了好大劲儿选出一个打工妹代表发言，一上台她就手脚哆嗦得拿不住发言稿，结果没讲完就红着脸下来了，再看现在的打工妹，别说发言，就是表演节目都争先恐后的。打工妹之家多年坚持的能力建设，为打工妹提供了成长的空间。打工妹之家成了打工妹成长的摇篮。

　　随着打工妹之家在社会上的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权益受侵害的打工妹找到打工妹之家。针对这一需求，我们成立了以律师志愿者为依托的打工妹维权小组，设立了打工妹紧急救助基金，对那些受到意外伤害、工伤、强暴、失业后无家可归的打工妹进行临时性的紧急救助，并对她们进行法律援助或媒体支持。

　　为了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劳动法》的修改，我们差不多两年开一次全国性的打工妹权益问题研讨会。每一次我们都邀请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参加，目的是让他们能直接听到这个群体发出的声音。在为打工妹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村妇女从农村走进城市，不管是在生活方式上还是价值观念上都要有个很大的改变，很多人适应不了。我们能不能在她们进入打工行列之前对她们进行针对性的短期培训呢？为此，我们又于1998年在北京郊区创办了一所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经过7年的“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比较成功的培训模式。在政府下大力解决“三农”问题、提倡为劳动力转移提供培训的今天，我们希望农家女培训学校的经验得到推广。

　　《农家女》杂志最高月发行量为23万册。据调查，每本杂志平均传阅7人，加之杂志订阅人员的流动，共有约200多万名读者，建立了上百人的通讯员队伍。12年来，我们召开各种促进农村妇女发展的全国性研讨会11次；出版了各种专集15本；农家女学校创办以来，一共举办各种培训办122期，培训学员4135人，其中贫困地区辍学大龄女童就业技能培训班40期，免费培训1000余人，将近一半的学员留城打工就业；打工妹之家成立9年，有1万人以上打工妹接受过各种提升素质的培训，有45个权益受侵害的打工妹得到了紧急救助和法律帮助。中央和地方以及海外媒体对农家女的专题报道有400余篇。  

　　为了农家女事业的持续发展，2001年，我们正式注册成立了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将非营利项目和非营利机构从《农家女》杂志社中剥离出来，由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管理和操作。我们追求的下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诚信、公开、透明的NGO，为中国农村妇女的进步与发展，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邮箱：Lihua_xie@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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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做志愿者

来源： 新民晚报   
时间：2008年1月07日




　　【主持人】

　　忻之湄

　　【嘉宾】

　　余志海

　　全职公益人士2004年，余志海用网名“安猪”，发起了“多背一公斤”的公益旅游活动。2006年，他成为一名全职公益人士。目前，“多背一公斤”在国内 10个主要城市拥有志愿者团队，参与人数超过2000人次，服务学校超过200所，覆盖了中国西南的主要旅游景点,是旅游行业的第一公益品牌。

　　汪海强

　　杨浦知识创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1998年参加上海博物馆志愿者工作，主讲青铜馆、陶瓷馆，至今服务十年，服务时间超过600小时，服务人数近万人，2006年被上博授予“上博荣誉志愿者”称号。

　　陈汝静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学生

　　班级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主持人语

　　国际上给真正的志愿精神作出定义是：一必须是自愿，二不为报酬，三是利他。北京大学志愿服务和福利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肖黎民把在中国的志愿者分成余者、爱者、普通人三类。所谓“余者”是那些时有余暇、行有余力、资有余财、智有余能的人，精神上的富有最容易让人产生服务、奉献的欲望和行为；所谓“爱者”则是特别具有爱心，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普通人”则是指那些匹夫。他认为更多的人在参加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表现出人性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参与本次谈话的三位嘉宾都不出肖教授所罗列的范围，他们不再用传统的所谓“使命感”强化自己的行为，他们把所做的一切看作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成为志愿者的初衷或许各不相同，但殊途同归，志愿者的经历的确让他们在“利他”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是付出亦是得到。

　　1  我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是善良的人多

　　主持人：据我所知，因为参加志愿者活动你得到了一些荣誉，能谈谈你当初参加志愿者活动时的想法吗？

　　陈汝静：那时候我刚进中学时，是班级的副班长，那天班长正好有事，我就代替他参加了学校的“爱心之旅”志愿者活动。我们学校的“爱心之旅”活动队在区里和市里都很有名，活动的内容是去新华医院的儿科病房陪伴孩子。一开始我是带着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的心态去的。医院里凝重、沉闷的氛围，还有那种消毒水的味道都让我感到有点不舒服。我与那些孩子又不熟悉，彼此都挺拘束的。所以刚开始的几次参与，我都只是在“完成任务”。渐渐地我发现那些生病的孩子并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可怜，他们特别懂事特别坚强，只是他们普遍都非常的孤独。白天父母要上班，他们经常一个人寂寞地呆在病房里，或者只有一个老人陪伴。一直记得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叫卫玮，在医院的骨科病房，腰以下的部位全部被绑了石膏。那天活动结束，我要离开的时候，她一直不肯松开我的手，用她那双手由于打点滴而变得瘀青的小手死死地抓着我的衣服不放。无论我怎么允诺她“下次再来”，“给你带好玩的东西”，她就是不肯松手。她的父亲在一旁一再向我道歉。这件事情对我触动特别大。这是我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志愿者活动的意义所在，我感到我在被需要着，而不是去完成一个任务。学校志愿者活动队规定的活动周期是一周一次，后来我会自觉地一周去三次，因为不去我会觉得若有所失。

　　主持人：除了陪孩子玩之外，你还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陈汝静：其实，关爱可以是多方面的。有一个叫晓薇的女孩曾被医生断言将终身瘫痪，她在医院里住了两年多，靠每天不停地做康复运动居然站起来了，还迈出了第一步。该读初中的她已经离开学校很长时间了，她特别担心学习跟不上。我组织了班上几名成绩较好的同学为她开起了病房学校，每周为她补习数学和英语，还从家里找了以前用的教科书给她用。晓薇离开医院的时候，我送了她一本《小王子》，希望她知道这个世界上永远有爱。我们现在还偶尔会通通信。

　　主持人：如今你不再是“爱心之旅”的成员了，还会坚持做志愿工作吗？做志愿者以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陈汝静：我现在担任着班级青年志愿队的队长。以后我会去宁夏西吉支教。我认识的一些志愿者都是学校里的优秀生，争强好胜要求上进，一开始参加志愿者活动多少都带点名利心，但后来许多同伴都与我一样，对这项活动投入了真感情，甚至都忘了加入这个行列的初衷。志愿者活动让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信心，我心里经常因此感到很温暖，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许多许多善良的人。

　　2  我找到了实现儿时理想的平台

　　主持人：听说你在上海博物馆担任志愿者已经十年了，当时怎么会“入行”的？

　　汪海强：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对历史、文物和收藏都很感兴趣。我曾经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历史方面的学者。但理想毕竟是理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现实的世界里。所以，我只能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实现我的理想，那就是到上海博物馆做一个志愿者。1998年，我是通过笔试、面试和一系列培训才成为上博志愿者的一员。应该说，上博的志愿者工作与一般的志愿者还是有所区别的，他们对志愿者都有着相当的专业要求。我是专门负责讲解青铜馆的。这些年来我虽然是在——道古，但我的知识却在不断地更新。因为，考古学是一个在滚动发展的专业，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新文物的出土，经常会有这方面的新成果和新认识，这就需要我不断地补充新的知识，不能照搬旧的观点，这让我始终保持着对事物和世界的新鲜感。

　　主持人：这是一份无偿的“工作”，是什么动力能让你坚持这么久呢？

　　汪海强：当时与我一起加入上博志愿者队伍的有几十位，如今能一直坚持下来的大概也就三四位了。这项活动带给我的精神上的快乐是完全不能用时间和金钱来衡量的。记得有一次，我发现在讲解时，一位听者特别专心，还提出了许多非常专业的问题来考我，我都一一做了回答。事后我才知道，他是某省收藏协会的会长，对青铜器很有研究。后来他专门给博物馆写了感谢信，称赞我的讲解非常地道，史料详实，融知识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希望有机会再来听我讲解。馆长因此特别表扬了我，这些都让我感到特别有成就感。还有一次，一个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层次很高的团队听了我的讲解之后，一定要送礼物给我，我谢绝了，但我真的很享受听众对我的认同。要知道，我是个相对比较内向的人，不擅交际不擅言辞，十年来，我觉得自己待人接物的能力不知不觉地长进了。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同许多国外大公司有所接触，经过这些年博物馆工作的文化洗礼，我更能够以文化作为切入点与一些外国客商进行交流，经常会有令人惊喜的意外收获。如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旅游，我到了那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去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当我在博物馆里找到那些书里读到过的藏品原件时，真有一种见到老朋友的感觉。

　　主持人：为一件没有任何报酬的事情付出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家人会有意见吗？关于将来还有什么新的打算？

　　汪海强：妻子也反对过，但我告诉她，我就这一点爱好，希望她支持，她也就慢慢谅解了。因为这份兴趣，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得到了一个实现理想的平台。我希望自己明年能再多讲几个馆，除了青铜之外，我还想讲讲书法和玉器，最近我就在进行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

　　3  一公斤很轻，但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一公斤……

　　主持人：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多背一公斤”的公益模式吗？

　　余志海：“多背一公斤”通过传递-交流-分享三个简单的步骤实现良性的公益循环。传递——出行时多背一公斤，把文具或书籍等带给沿途贫困落后地区的学校或孩子；交流——旅途中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开阔彼此的视野，激发信心和想象力；分享——归来后通过1kg.cn网站分享学校信息和活动经验，发动更多朋友参与。“多背一公斤”的重点不是扶贫，它更注重精神和能力上的东西，我们期望通过平等的交流能为乡村孩子展示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想，只要存在着城乡差距，这种交流都是乡村儿童需要的。

　　主持人：从一个IT行业的营销人员到成为一个全职的志愿者，如今又成为一个志愿者管理者，这之间的跨度不小，你是如何完成人生的这样一个过渡的呢？

　　余志海：我做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是顺其自然。只是，如今作为一个志愿工作的管理者，必须站得更高，你可以不计较自己的付出，但必须要为你的成员的付出负责，让他们更方便快乐地参与，享受到更好的回报，设计更好的公益活动参与方式，更有效的系统，以及更多的激励。

　　主持人：对于“多背一公斤”的未来你有什么设想？

　　余志海：我已经把“多背一公斤”这五个中文字注册了，我希望它成为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公益活动，让1kg.or成为国内领先的公益平台。我希望这个“组织”发展成一个社会企业，用正当的商业赢利来开展，保证组织的健康发展。可能比较难，但我愿意尝试。

　　缘起

　　2004 年，余志海在安徽歙县一所小学邀当地的孩子们一起野炊。在村口小卖部，他让孩子们自己拿香肠（1块钱3根），然后他付了钱。没想到，其中几个大孩子很快把一元的硬币塞到了他手里。他们的质朴和尊严感令他动容。那天他感受到那里的孩子根本不像他想象中那样悲惨地等待着救助。他们虽然很穷，但很快乐。同年，在河北涞源一所普通小学。余志海问孩子们：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孩子们的回答让他感到了震撼：“我长大了当农民”，“我长大了去深圳打工”……他陷入了沉思：不是孩子们不想当科学家，不想当航天员。只是因为农民和农民工就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所有职业。他由此体会到，贫困地区的孩子需要的不是怜悯式的捐助，他们更需要的是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

　　在其后与几位朋友的交流和碰撞中，一个叫做“多背一公斤”的公益组织于2004年4月诞生了。为了扩大影响，联系更多的人加入，他们自己做了自己的网站www.1kg.cn。

　　【安猪语摘】

　　一个人只有在搞好自己生活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去关心他人。
　　世界的改变不是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公益是爱和智慧的结合。相比于爱，这个社会更缺乏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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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敬谦：卖房换来的民俗博物馆





　　邹敬谦

　　民俗馆的一间房内精心布置了一个“土知府”


　　邹敬谦的各色藏品。
　　巍山南街77号，这里就是邹敬谦的民俗博物馆。小小的门店里，两个歪斜着的柜台，院子左边一个“猎神堂”挂了些猎物和弓弩火枪之类，右边天井里一些石雕石器木匾随意堆成一大堆。
　　说起这个似店似馆的民俗园，邹敬谦讲了个长长的故事。老人的父亲旧时在机关工作，后来回生产队当了会计，一生酷爱收藏。而他自己初中毕业后在机床厂上班，后来，随父亲搞收藏。
　　父亲早些年去世时留下一堆东西给他，还留下一句话，希望能开一个博物馆。如今，老人为了收藏把住的房子也卖了，这个院落是前不久刚租下的，想开成一个民俗园，收门票。老邹的儿子反对老邹搞收藏，之前也有有钱人想一口价买了老邹的收藏品，老人没同意。“搞个收藏馆是父亲的心愿也是我的奢梦。”
　　邹敬谦开了家博物馆。
　　作为先前是农民，后转为居民的他，识字不多、记性不好，但两辈人苦心经营民间藏品，并于2011年年初在巍山古城落成一家“民俗博物馆”。
　　邹敬谦的博物馆是租来的。为了收藏民俗工艺品，在他把前半生积蓄花光的情况下，又以借贷合同的方式抵押了自家的房子，无处安放的数千件藏品和老两口，只能寄居在租来的一个院落中。
　　然而，生活的拮据、子女的远离，以及数千件藏品的保护问题，似乎成了他心头的三座大山。
　　上千件的藏品
　　阳光洒进巍山古城，稀稀疏疏的游客、闲散自在的店家，都享受消磨着这无尽的时光。人少得几乎可以车来车往的古城南街，除了附近的居民，更是看不到游客。“彝族民俗”“马帮文化”“南诏历史”等，邹敬谦的民俗博物馆就在南街。
　　来自山东的3名游客，开始被门前的山鸡尾羽、貂裘皮子所吸引，走进了这家民俗博物馆。
　　这是一个有着二层木质结构房屋的院落，和周围的民居和商店一样，看上去毫不显眼，除了门口悬挂的“民俗博物馆”几个字，完全想不到里面竟藏有数千件藏品。
　　门口一件木头搭起的简易房子内，黑色的熊皮铺盖在椅子上，花色的猫豹皮子悬挂在墙壁上，周围还有野猪牙、山羊角等动物的皮毛，但这些，几乎都染上了灰尘、草屑，似乎已经被遗弃一样。
　　邹敬谦从台阶迎了过去，开始为山东客人解说。悬挂动物皮毛的下方，是陈旧的挑水扁担，但这种扁担两头有尖锐的铁片包裹。邹敬谦说，这种扁担，闲时可挑水，战是可当武器，围猎时可戳杀动物，是巍山县当地古代人必备的器具。除此，还有弓弩和火枪，也悬挂在墙壁。
　　木屋对面的房内是精心布置的一间“土知府”。正中悬挂的“土知府”三字，用金粉描得铮亮，眼尖的山东游客马上看出，“这三个字是现代简化汉字，这块牌匾应该不是原初的？”邹敬谦解释，那是上世纪60年代因历史原因被人为刮去上面的字体，后来重新雕刻字迹。除了正中的牌匾、香桌，两旁还悬挂着马刀、刺绣的彝族服饰及古朴发黑的座椅。
　　邹敬谦更多的藏品，放在了院落的二层木楼中。在台阶通往房后的过道处，他还设置了彝族婚俗用品展示的房间，房内除了鲜艳的彝族服饰和新郎新娘两个雕塑，结婚用品更是一应俱全。

　　淡黄色的陶器看上去粗糙，红绿相间的花纹陶器打破了瓶口，大的如水缸，小的如茶杯，这上千件瓷器，陈列在木楼的后院。邹敬谦介绍，都是当地出土的民间陶器，其中最早的是战国时代的，还有唐、明、清时代的各种民间陶器。而旁边是一排刻着梵文的石碑，邹敬谦称曾有两名印度人前来试图翻译，但因为古梵文还是最终放弃，这些梵文石碑也是最吸引三名山东游客的物件。
　　在后院原本是马棚畜圈的地方，被灰尘覆盖的数十个马鞍、箱子、口袋、马鞭、马笼头，以及一旁像被遗弃的马槽，展示了当地马帮的物件器具。而旁边小屋内，是马锅头休息睡觉的两个木床铺被熊皮盖着。
　　在后院，除了这些陶器和马帮的器具，还有当地彝族人用过的木篮、大木头中凿出的米缸、茶壶等生活用具。
　　木房的二楼，也是上千件陶瓷。“这些大的陶器，像骨灰盒一样，实际上也就是曾经的骨灰罐子，所以现在也很少有人要这种瓷罐，认为不吉利。”除了坛子般的骨灰罐子，还有残缺不一的出土陶器。
　　这些摆设的藏品，也并没有分类分年代，甚至胡乱摆放的瓷器和腐蚀破旧的青铜器，像是被遗弃的一样，而简易的木房，并不能够完全遮住雨露和阳光。
　　两辈人的心血
　　“这是我们两辈人的心血。”邹敬谦说。
　　如今已62岁的邹敬谦记得，在他还小时，父亲一边跟着马帮赶马，一边收集民间的工艺品，陶器、木制品等都是收集的对象。
　　后来，邹敬谦也继承了父亲的这种习惯，喜欢收集古制品。“听到哪个地方挖出来东西，或者山区农户家有好东西时，我就跑去看，收购。”但是当时，贫困已使度日艰难，更何况收购古制品，“那时便宜是便宜，但还是没钱，有时候就给人家干活，等于打工几天换取回来。”
　　随着年岁的增长，父亲虽然去了，但藏品却一天天一件件多了起来，但父亲的心愿是希望有一天能够陈列展示他的这些藏品，“我父亲未完成的心愿，我要完成。”
　　在收购过程中，邹敬谦也开始有了眼光，而他赏识古物的意识和知识，也为当地县博物馆提供线索，收藏了宝物。
　　他说，约1978年到1980年，距离巍山古城两公里的阿泥庄一村民家中挖出了一把青铜剑，但很快被村民卖给了一陈姓古董商。听闻消息，意识到此物非凡的邹敬谦，联系巍山县当时文馆所，将青铜剑收了回来，现在就陈列于巍山县博物馆，“那是一把战国时的青铜剑。”
　　2011年，巍山县名胜风景区的五印乡貹光寺，邹敬谦听闻当地老人讲述一口古钟的事情。随即，他找到了藏钟的人，见到了传说中的古钟，“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在巍山有一定历史价值。”随即，他报告县文体局局长。最终，这口乾隆四十三年的古钟被收进巍山县博物馆。
　　除此，邹敬谦称还和当地文物部门一起行动去过距县城约8公里的庙街镇寺角地，将出土的青铜器收入县博物馆。
　　当然，在这过程中，邹敬谦也把自己看中的东西，收购回家，而大多是古代民间百姓的生活用具等，鲜有官用品，但前后他父子俩历经约30多年，收藏的种类和数量，确实足够开一个名副其实的博物馆。
　　2011年年初，这个“民俗博物馆”终于在巍山古城南街落成，开始每位游客5元的标准，开门迎客。
　　面临着的困难
　　开门迎客，自然有游客惠顾，但实际上，能记得清楚的游客并没有多少。
　　邹敬谦称，自开馆以来，来过3个印度游客，还来过8个美国留学生，还有一个可能是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授，其中该名教授先后两次来到他的博物馆，分别给予200元和500元钱，给他鼓舞。除此，大理当地有领导登门看望过他。
　　“幸好我不是靠这个生活，平均一天可能二三十块钱，来的人少。”邹敬谦老两口的生活来源，是他在旧货市场贩卖现代二手电器等糊口。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鼓舞他继续做下去，因为邹敬谦开博物馆并非水到渠成。
　　邹敬谦称，以前就连老伴也反对这样做下去，因为生活没有着落，还花费相当的精力，好在2012年起，老伴开始理解、支持他。
　　然而，昂贵的收购费用，迫使他不得不以借贷合同的方式卖掉了自家的房子，也由此埋下了子女远离的种子。
　　邹敬谦称，第一笔收购投入的资本，是在1986年那时在昆明一基建公司上班的5、6年中，贩卖旧机床赚来的4万元。而2012年6月份，他开始写申请给当地政府部门，希望政府能为他提供房子，予以展示陈列藏品，但申请若泥牛入海，因为之前为收藏和展示，他已将自己的房子抵押。
　　“我们签订合同，对方给我10万元，到时还回就可以赎回来，如果按时还不上，房子就是人家的。”以这样的方式，邹敬谦虽然有了暂时的费用，但他称，也由此子女怀恨在心离家去独自生活。“春节时，他们买着东西来看过我俩，但还是劝说让我不要干这个了，话不投机，前后不到10分钟就走了。”
　　当然，生活拮据和子女远离困扰着邹敬谦两口子。但更困难的是，目前陈列展示藏品的院落房子在年底就要期，这是2010年底他以每年7000元，三年共计21000万元租来的。“房子漏水，修缮吧快到期，到期人家租不租还不一定，不修缮又淋雨、晒着太阳。”
　　如此多的藏品，将何处安放？就像山东游客所言“你这样放着，很容易被晒坏，一拿就碎，你要好好保护起来才是”。当然，邹敬谦还舍不得卖掉。他说，期间有来自昆明的一家公司，出价200万元要收购他的全部藏品，他没有动心；后来还有来自瑞丽的一家私人博物馆询问收购事宜，但即使困难，他都没有松口。
　　邹敬谦现在计划要卖掉一部分多余重复的藏品，但继续陈列展示的决心不改。可是，该怎样保护已陈旧的藏品，究竟哪件藏品更有价值，该怎样分类，他心中依然没有数。“收藏了几十年，坚持下来，已经付出了很多，即使不要命我也要做下去。”好在，还有人关注他的收藏，就像来自云南民大的那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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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诚心做公益，绝不吹牛皮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发布者：黎宇琳 谢炜君



时间：2013年5月28日



　　老杨正在筹建公益基金会，并推动“锦麟乡村读书计划”，他对自己团队说，脚踏实地很重要，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做成一个是一个。
　　说起杨锦麟，不少人的印象仍停留在凤凰卫视那个主持《有报天天读》、一口闽南普通话的“性感糟老头”，而事实上，杨锦麟早已不满足于固守一方小小的演播室。已近花甲之年的老杨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闯劲”，他走出了凤凰卫视那棵参天大树，组建了自己的传媒公司，并与腾讯合作进军新媒体。目前，他开始筹建“锦麟公益基金会”，正试图从更多维度上着力，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进入2010年之后，江湖上频频传来知名媒体人转身做公益的故事，比如邓飞发起“免费午餐”、王克勤推动“大爱清尘”，多名媒体人联合发起“大病医保”，如今，在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杨锦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从传播信息，到操办实事，这股风气颇有成为潮流之势。
　　“邓飞，克勤他们做的公益太成功了，相比之下，我们微不足道。”谈起做公益，在荧屏上嬉笑怒骂的杨锦麟显得很谦逊。老杨说，他所发起的公益基金会，目前的主要项目是在乡村建立图书馆，并邀请文化名人与孩子们对话，“我没有那么多想法，只是想为孩子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老杨的公益方法论是，脚踏实地，绝不吹牛皮，做成一个是一个。有意思的是，锦麟乡村读书计划的第一站，选在了福建西南的山区小县武平，那是杨锦麟40多年前当“知青”、上山下乡的地方。那一年，杨锦麟15岁，他在一列满载哭声与歌声的火车中离开城市，奔赴大山。
　　大山里的读书声
　　城里的初中生到远离家人的山里务农，初时还觉得有些新鲜，时间一长，日子自然不好过。少年杨锦麟就试过挑着一个跟自己差不多重的担子走了12里山路，人小力弱的他，每走500米就得停下来休息一次，“当时，休息了12次才把那个担子给挑回来。”
　　远离了城市，远离了课堂，每天劳作，知青们很容易有种错觉：也许一辈子就在这大山里过了，但是，杨锦麟却依然保留着读书看报的习惯。那时的杨锦麟就已经爱上了读报，书籍报刊不多，他就把一份报纸反复地读，连天气预报都读。为了在劳动时“偷偷懒，抽口烟”，杨锦麟也经常在田头给农民读报，那时的他肯定不会想到，他日后会被誉为“中华读报第一人”。
　　也许是出于兴趣，也许是出于改变命运的期许，知青时代的杨锦麟如饥似渴地读着一切有可能接触到的书籍。他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在值班煮饭、喂猪放牛的时候读了许多当时被封禁的书籍，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泰戈尔等国外名家的著作都让杨锦麟印象深刻。
　　书报看多了，性格外向的杨锦麟就开始给人讲故事。据他自己说，他讲故事的本领能“让远近几十里的人天天提着小板凳，爬山越岭地听我讲”，他给乡亲们讲《无头骑士》，讲《梅花党》，讲“各种各样神奇的故事”。后来杨锦麟笑言，他能为凤凰卫视打工，就是当时讲故事训练出来的能力，“我完全忘不了那一块充满猪粪的土地。”
　　在杨锦麟看来，书籍对山区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回忆当年，他常常说，每个人的第二个十年，是一生当中吸取知识的最佳年龄，但山区偏远，信息闭塞，日子又苦，此间少年读书不易。当年的他，是凭着一股狠劲，“不管每天的生活多苦多累，都强迫自己学习思考。”
　　心忧天下的媒体人
　　杨锦麟终究是幸运的。爱读书的习惯，改变了他一度坎坷的命运。凭借多年读书的积累，上世纪70年代末，初中辍学，下乡8年的杨锦麟并未被时代抛下，他只进行了短短数月的复习，便成功考取厦门大学。
　　那时的大学生，心里不仅仅想着个人前途，往往还装有一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情怀，他们当中的好些人，一直希望用己所学改造这个一度贫穷落后的国家。用杨锦麟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曾经的苦难和未来的光明还仍然抱有某种憧憬的人，他才会把他生命的一部分，融入到他主持节目的过程中。”
　　作为一个媒体人，杨锦麟用他犀利而又“怒形于色”的评论帮助国人了解时事，这是他报国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会在年近半百的时候加盟凤凰卫视，主持一档须每天凌晨3点半起床、工作时还须“一路小跑”的读报节目。据说，北京不少高级别的官员喜欢看他的《有报天天读》，有人特意打电话让凤凰卫视调整了节目播出时间。老杨在演讲中时常援引此例，颇以为豪，他欣慰于自己的所言能影响到很多人。
　　《有报天天读》让杨锦麟红遍华人世界，也为凤凰卫视带来了“比西部省份的电视台一年还要多的广告收入”，但杨锦麟却仍有更大的追求。2009年，他走出香港的办公楼，主持一档名为《走读大中华》的节目，开始云游四方。他探访的多为贫苦之地，新疆、西藏，还有他当年当知青的福建武平。
　　在亲眼看到了大量贫困后，杨锦麟感到悲苦，他为此几乎把酒都戒了，并一度担心自己会得忧郁症。他说：“我把钱都掏给他们，也只能帮一两个人，但他们身后还有无数这样的人，我有一种无力感。”
　　一个人帮不来，想找更多的人来帮，也许这就是杨锦麟发起公益基金会的缘由。
　　拉上企业做公益
　　2012年的一天，杨锦麟接到一个求助电话，说武平“缺书”，想着老杨人面广，问他能不能“支持一下”。说来也巧，杨锦麟当时刚给一家名叫“枫林晚”的连锁书店做完了演讲，而这家书店的创始人朱升华，还是杨锦麟厦门大学的校友。
　　朱升华对公益也颇为热衷，他所领导的“枫林晚”就不时组织知名文化人开展公益性质的主题沙龙，凤凰卫视另一名当红主持人梁文道也曾为其义演，企业创始人对以书为载体提升国民素质一事颇有追求。
　　杨锦麟、朱升华和几个热心朋友一谈即拢，大家提议说，一次性的捐书效果未够好，“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更常态化的项目？”大家一合计，于是有了“锦麟乡村读书计划”。当年9月，杨锦麟带着2000多本书重回武平，他还带来福建师大博导孙绍振、厦门大学教授陈动等学者，让这些文化人给山里的孩子们聊天、开讲堂。
　　“锦麟乡村读书计划”不止于一个乡村的图书馆，还有文化活动的参与和激励，杨锦麟说：“我们计划邀请一些从当地走出去的，目前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文化人来谈读书对他们的影响，读书的好处，这对于孩子们来说，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值得一提的是，“锦麟乡村读书计划”不仅在贫困地区开展，也走进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今年上半年，杨锦麟团队就把他们的第二个图书馆开在了浙江的德清县。他们认为，读书计划并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精神上、文化资源上的帮扶，“有的地方生活待遇好了，但是他精神上仍是贫瘠的。”
　　为了更专业地推进读书计划，杨锦麟的团队开始筹建公益基金会，目前，“锦麟公益基金会”已经着手注册，腾讯公益基金会、厦门大学校友会、等社会组织都将为其助力，更多的社会机构和个人在加入老杨的行列。
　　组建了公益团队的老杨意气风发：“雅安的灾后重建我们可以跟上，我们乡村读书计划可以跟上。”
　　对话杨锦麟
　　为什么会想到做乡村图书计划？
　　我们这一代人，渴望读书而读不到书，但是现在的孩子是，不知道读什么书。这个国家的伦理道德、这个国家的信仰缺失了，很可怕。我想传播的就是常识，传播的就是做人的道理，传播的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还要像复旦那个学生一样，一言不合就下毒把人家毒死，一言不合就用刀把人砍死。我们做点补课的工作，做点常识性的工作，用有限的资源去点滴每一个孩子的心，如此而已。
　　杨锦麟的图书馆里会有什么书？
　　我非常坚持每一个图书馆一定要有两部百科全书，看不看得懂你都摆在那里。另外，还要有不同阅读层次的儿童读物、科普读物，肯定还要有一些中外的经典名著。每一个图书馆的设立和图书的配备会根据不同的地区的需求，相对发达地区给的书籍的配备跟贫困地区配备(的书籍)也会不一样。
　　大陆的一些公益机构备受质疑，你怎么看？
　　把一切放在阳光之下，只要你问心无愧，任何人的批判都可以。我认为任何的一种批判都是监督，是鞭策。我告诫我们的所有同仁，每个人要负重前行，这个“重”就是责任，这就是社会的承担。目前，(官办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几近荡然无存，民间的力量是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的。我们要注意公信力的维护，做有意义的事，一点一滴传播知识、传播常识、传播一种价值观、传播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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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立颖：放弃深造成为乡村教师

来源： 环球网公益    发布者：全球青年实践网络



时间：2013年6月13日




　　俞立颖

　　俞立颖是谁？
　　大家先看看她的一段自我介绍：
　　“我是08ITP的俞立颖，主修专业是社会学。“百无一用是书生”大概讲的就是我这种类型的人——没获得过专利也没拿过红点，巅峰时期也就拿了个竺可桢奖学金。却辜负了竺奖作为学霸集中营的美名，拿了个本科学位擅自跑出来工作了——工作也就算了，还跑来Teach For China美丽中国，在云南边境当了一名乡村教师。这人什么逻辑！!
　　以上自我介绍说得好听一点的版本可以是这样的：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企业家，我关注NGO，关注社会企业，关注公益行业的发展。在本科期间主修社会学专业，辅修ITP，并且一直专注在非盈利组织的研究和实践，力图将社会理论、商业手段和大设计思维结合起来，推动社会创新与社会变革。加入TFC (Teach for China)来到云南，成为农村社区的一个部分，切实地了解BOP market。因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企业家应该为这个社会中只掌握了百分之二十资源而被忽略的百分之八十的人们服务。”
　　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干脆爽朗，有主见，自信的女孩。
　　第一次听说俞立颖是因为早前采访一位浙大**系学生邱懿武时，一旁的小师妹提醒笔者：“我想你会对他女友也感兴趣的，不妨也采访一下。”“真的吗？”内心对这个建议充满疑惑，为了满足好奇心，于是“厚脸皮”地请邱同学将其女友介绍给笔者。

　　第一次见面，时间有点短，聊的不多，但印象深刻：竺可桢奖学金，TFC支教老师，社会学系学霸，创业，看问题很有深度。这就是第一次见面，她在笔者脑中留下的五个关键词。再阅读她的文章，与她深入交流，于笔者而言，是一次又一次的佩服。
　　忠于内心
　　她毕业于四川省绵阳市绵阳中学，毕业那一年，2008年，四川经历了大地震，绵阳市就在震源附近。对于有过死里逃生经历的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觉悟，那就是对生命意义的询问。虽然地震对自己的家庭没有带来过多的伤害，但经历过“5·12”大地震，她的内心开始不断地问自己：你想要的是什么？
　　或许天意弄人，或许一切早有安排，向来成绩优秀的她高考失败，与自己梦寐以求的北大擦肩而过，最终不得不来到了浙大。有过失落，有过苦恼，有过怨恨，但她最终选择了面对事实，并且以最快速度去接受现实，以最佳的状态去迎接新的环境。
　　“我想要什么”，内心在不断地拷问。浙大对于大一学生是按大类授课，即所有学生只有文理科之分，没有专业细分。刚从高中进入大学，和许多同学一样，俞立颖也在苦苦寻找属于自己想要的东西。她认为：在没有寻找到内心想要的答案之前，与其苦苦思考，苦苦哀求谁可以给自己指明方向，不如多实践多了解，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的限制。于是，行动力极强的她开始疯狂地“泡馆”，阅读各专业书籍，尽自己所能了解所有学科的基本情况，不为什么，只为在大二选专业那一刻，寻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专业。
　　不设限地了解尝试，不给自己贴标签，是俞立颖寻找内心声音的“利器”。
　　在大二选择专业时，成绩优秀的她出人意料地抛开热门的金融管理学科，投身到全校只有15人选择的社会学系。在他人眼里此乃疯狂之举，但于她，选择社会学是情理之中。在涉猎众多学科后，她感到，社会学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思维冲击——对已有世界观价值观的怀疑和否定，对世界的新看法，对舆论的再思考——这正是她所寻找的，作为一个大学生应该有的能力——思考的能力。
　　确实，学校可以培养千千万万有技术的人才，但却未必可以培养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俞立颖深知，自己内心需要的不是解决生存的技能，而是对问题的思考能力，她享受着社会学带来的怀疑、否定和“立新”。
　　选择并没有想象中困难，只需扪心自问，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么？如果想要，就请抓住。
　　大一暑期，她随学校交流项目来到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大一的她，大有“不知者无畏”的风范，竟然旁听大四课程。第一次旁听，有如听天书的挫败感，让她备受打击，整门课下来，她就像哑巴聋子一样，既听不懂也没有说一句话。怎么办？自己喜欢的就是社会学，自己想要的就是社会学给自己带来的思维训练，既然是内心的选择，就要全力以赴地去追求。第一节课的挫折激起俞立颖奋斗的勇气——6周，全英文，1500多页的论文——疯狂阅读。而正是这个看似冲动的决定，让她在大学后三年的专业学习中如鱼得水。也许你会说，她一定很聪明，所以可以做到。但，不聪明的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就做不到呢？不努力，不尝试，何以否定自我？
　　闲着没事，创业去
　　不设限，不给自己贴标签，这决定了俞立颖可以随心“肆意”地塑造自己。
　　谁说学霸不可以去折腾？谁说学霸不可以做学术以外的事情？“你想要什么？”在做完大学里的第一个重要选择——专业选择后，深知自己不是一个安分之人，俞立颖开始寻找更为刺激冒险的事情。是的，单纯的学术不能满足自己对冒险和创新的追求；单纯的学术太过单薄，需要实践将它丰满。在大学，除了折腾社团，除了折腾学习，似乎就是在校创业了。
　　时值杭州市政府大力鼓励大学生创业，同时整个大学生市场最热门的项目是男士服装。Ok，那就创业吧，就做男士服装，不为什么就为只想做点事情。
　　是的，每一次决策，她似乎都不会太过纠结于决策结果所带来的效益，也许创业会失败，自己赔上了时间精力；也许创业会成功，自己成为了一个商人。但这些结果真的有那么重要么？人生本身就是在未知与已知之间往返，何必过于介意结果呢？单纯地忠于内心的声音，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决策标准。
　　说做就做。市场调研，场地物色，招募团队，制定PR计划，忙而不茫，不亦乐乎。2010年1月1日，当所有人都在迎接新年到来时，她与合伙人在浙江大学科技园东A302敲家具，布置办公室。也许时间已经把大部分创业过程中的细节抹杀得片甲不留，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带来的快乐和充实却至今仍保留在其记忆的最深处。她说，11个人的团队，是自己亲手组建起来的，当时大家一起拉业务，做推广，各种会议讨论，但自己对这些已经很模糊，印象不深，唯一记得的就是当时那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满足和开心。
　　但，请不要认为，因为你选择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你喜欢的事情也会特别眷顾你。大学生创业本身就是试错的过程。也许你不相信这个由俞立颖亲手创办的公司，在运营情况较同校大学生服装企业有一定优势情况下，是由俞立颖自己亲手关上门的。在实践中，她发现学生创业大都是以兼职的方式参与，就连她自己也做不到退学全职创业，而这直接导致决策无法得到及时的执行，拖延拖延再拖延的习性，导致公司业务难以有质的飞跃。另外，对服装行业的不了解，在校市场需求有限，缺乏核心竞争力等问题决定了企业不能壮大成为大公司。更重要的是，身为学生，自己还不定性，在处理感情和利益方面，无法做到界线分明，以至于最后伤害了与朋友的情感。
　　是的，不快乐，这一次创业，在经历了一年的折腾后，已经无法给俞立颖带来她想要的快乐。不快乐，自己也不可能将它作为自己未来事业来发展，那么就放下吧，纵使自己过去一年投入了百分百的时间精力。
　　沉默的成本就让它远去，路在前方，应该向前看！
　　从企业到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和企业不一样。社会企业强调企业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社会企业更讲求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创业的失败，让俞立颖重新反思“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创业给自己带来了冒险的刺激，但是却没有给自己带来想要的价值感。迷途中的她在大三暑期偶然参加了社会实践，赴四川乐和家园公益组织做志愿者。作为亲历汶川大地震，又在学校修读社会学的她，对公益组织很早就有关注，然而对于公益组织的运营了解，却是在这一次实践中获得深刻的体会。她发现，公益组织所做的事情远比自己在校创办服装企业更加有意义，公益志愿服务中所带来的被需要的感觉，让自己获得了想要的价值感和存在感。
　　是否可以在商业和公益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在满足自己喜欢冒险的需求下，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学知识呢？时值大三的她正在修读浙大ITP创业班，在学习中，她了解到格莱珉银行的案例。这似乎就是她所想寻找的契合点，一个既可以创造商业价值，又可以为社会带来效益，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型社会组机构。
　　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她，这也许就是自己想要的。
　　选择真的没那么难
　　毕业，何去何从？
　　忠于内心，寻找所爱。
　　成绩优异，出国绝对没有问题;实践经历丰富，就业绝对没有问题。那毕业后自己究竟要做什么？
　　4月份前，她还认为，自己一定是申请出国修读发展研究专业的博士。她万万没有想到，4月的那个TFC讲座，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毕业决策。于她，也许改变的更是人生的节奏。
　　是的，自从创业失败，参加过公益组织志愿实践后，内心的声音不断地告诉自己：我要做一个社会企业家，创建一个社会企业。忠于内心，她问自己：那么要建立这样的社会企业，自己又想在哪一个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呢？自己对哪一个社会问题更加了解呢？如果要建立一个社会企业，自己目前最缺的是什么？在一系列的扪心自问中，她发现，出国深造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响亮的头衔，但却未必可以给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要创立社会企业，她需要了解社会问题，而高校的学习给自己带来的更多是理论指导，而非对社会问题的发现和了解。TFC(http://www.tfchina.org/)为期两年的云南山区支教，既给予自己一个深入了解社会问题，又给予自己思考问题的空间时间，何乐而不为？
　　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就果断做决定吧，何必理会别人的观点呢？事实上，对于这位获得竺可桢奖学金，却不出国不工作反而选择去支教的优秀学生，很多人叹息不已。然而每一次，她总会很自信地告诉大家：“这是我想要的，我从来不为这个选择而后悔过。”即使后来，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她离开了美丽中国团队。
　　所有的非议无关紧要，选择并不难，抛开世俗的期望，扪心自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想明白了那就去争取;没想明白，那就去尝试。
　　关于定位
　　访谈的最后，依照惯例，笔者请俞立颖用三个词描述自己，她拒绝了。她说自己正处于一个清空归零的阶段，她在努力地忘记自己大学的事情，让自己从零开始。在笔者看来，如要用一个词描述俞立颖，“不设限”就是最好的词汇。
　　不设限，不给自己贴标签，让自己有更多的尝试机会，更多的发展可能，这才是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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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世界大半生最终扎根中国的"疯狂"教授马丁

来源： 南都网   

时间：2013年7月17日



　　马丁·罗素(MartinRussell，Ph.D.)，生于1947年伦敦，先后毕业于伦敦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巴黎贾克乐寇国际戏剧学院和布鲁克林的莉莉蜡像馆，是哲学硕士、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戏剧研究博士。2007年怀着艺术梦来到中国广州，教学、创作。2012年底，娶了广州太太。

　　10多个六七岁的孩子赤着脚，横七竖八围坐在地上，有的捶胸顿足地喊叫，有的张大嘴巴狂笑……昨日上午广州市少年宫的613课室里，一堂“奇怪”的戏剧表演课在这里进行。负责上课的，是马丁·罗素，一个上了年纪却仍然蹦蹦跳跳的英国人。

　　马丁花费了大半生时间，游历世界44个国家和地区，曾在美国安定下来。直至花甲之年，当人人都想着他要退休的时候，他却选择再一次“出走”，目的地竟是中国广州。这个不知疲倦的老外，究竟想做什么？

　　疯狂的胖子

　　显而易见，马丁是学戏剧表演的。聊天时，他会做出各种夸张的表情，一会儿双手捂嘴、瞪圆了眼睛，一会儿高举右手、抖动着大肚腩。然而，无论你怎么观察都无法想象，面前的这个人已经年届66。

　　其妻玉婷，一个23岁的广州女孩。3年前，他们俩在大学的校道上相遇，她向马丁老师亲切地打了声招呼。于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两人变成忘年之交，并越来越亲密，然后相爱。2012年12月，他们注册结婚了。

　　论活力，玉婷觉得比不上年长自己40多岁的丈夫。不久前，马丁在少年宫为孩子们彩排戏剧，跪伤膝盖。第二天觉得刺痛，但他不愿看医生。第三天，循例去酒吧跳舞，因为那里有一支他最喜欢的乐队。玉婷在下面打瞌睡，马丁依然跳得疯狂，直至动都动不了，才去了医院。

　　“这几天，患处稍好一些，他又去看戏剧、看展览，去跳舞。像个年轻人一样”，玉婷笑着把丈夫形容为一个“疯狂的胖子”。

　　为什么会这样？马丁也解释不清楚。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时候的好奇心会逐渐消失，有些人甚至在大学毕业时就觉得“够了”，从此可以天天坐在电视机前看肥皂剧了……“但，这不是我。生命真的太短暂，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17岁，然后不断对自己说JIAYOU (普通话“加油”)。”

　　60岁来广州“追梦”

　　课间，很多学生在与马丁的交流中会问及，“W hereareyoufrom (你来自哪里)？”马丁笑着回答，“I don’t know”。他说，大部分人都只有一个家乡，但他却一直在游历，中国已经是所到达的第44个国家。

　　“在我的出生地———英国伦敦，我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他形容。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马丁是犹太人，小时候当身边许多人每个星期都去做礼拜时，他也想跟着去，人们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就不能和大家一起。

　　这是一种根植在马丁内心的痛苦感觉。“流浪”的种子，也许当时已经埋下。从伦敦到巴黎，从印度到俄罗斯、阿根廷……马丁读书、创作、表演、写剧本，最后停驻美国纽约。在当地，马丁制作并主持了一档著名的艺术和音乐节目，成绩卓越。

　　30多年后，孩子们都已长大成家，马丁却觉得精神没有了寄托，从事的工作也不再那么有价值。“我想寻找一个真正令人兴奋、且能继续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

　　2007年7月，60岁的马丁所乘坐的班机从纽约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当时，广州不过是他的落脚点。去上海和北京转了一圈后，他接受了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抛出的绣球，回到广州，在这两所高校任教高级英语写作、英语口语和媒体研究。

　　马丁说，他爱这座城市，胜于北京、上海。“我总是能在它身上发现新东西：很棒的地下B A N D、实验性戏剧发烧友、很有潜力的画家；它远离政治核心，有开放的政策和包容的环境；这里的人很真诚，特别是市场里大声叫嚷的阿姨，直爽豪放；粤语也很迷人，虽然我不会讲。”

　　是义工，也是老总

　　马丁的学生如此评价这位洋教授：“他上课没有教材”，“他会激发你主动去想、去动手”，“上他的课从来不会打瞌睡”……

　　前两年，因年龄所限，马丁无法在广州高校继续任教，于是便筹划着开了一家艺术研究与发展公司，取名“好厉害”。

　　马丁的计划是，在各种高校的美术展、服装展中，发掘有潜力的艺术家，为他们营造一个平台。在他的想象中，“整个团队犹如一块稻田。有人喜欢做音乐，有人喜欢写作，有人热爱戏剧，而我，就是那个负责养护的农夫……”

　　在马丁侃侃而谈之时，太太玉婷笑着打断了他的话。“你必须清楚，‘好厉害’公司，至今仍没有盈利。公司虽然有10个成员，但大部分是志愿者”。

　　没有太多人明白“好厉害”是干吗的。为此，马丁甚至尝试去做义工，以获得更高的知晓率。

　　比如最近，省博“当我遇见你”世界儿童融合艺术展的开幕式，就是他义务导演的。他让一些特殊儿童，在观众面前坦承自己身体的缺憾，遭到部分家长的反对。然而，在马丁的坚持和开导之下，孩子们敞开了心扉。表演结束后，不少家长感谢马丁给孩子带来欢乐。

　　他更因此获得了广州市少年宫的青睐，被聘请为暑期戏剧班的老师。

　　马丁说，他更注重创作，而不是演绎。

　　“我们曾想找一个小剧场或者教室作为表演中心，但场地的租金真是太贵了。最近相中了红专厂，但听说那里又要拆……”每当讨论到这些实际问题的时候，马丁会不自觉地摸摸玉婷的头，两人总是相视而笑。

　　马丁说，玉婷是一个很神奇的女子。因为她，马丁甚至对广州产生家的依恋。“爱上玉婷，首先是因为她心地善良，懂得接受爱和回馈爱；第二是聪明，和我在思想上能碰撞出火花；第三是，她很坚强，当我感觉脆弱时，她能让我重获新生。”

　　[对话]
　　我来广州找自己

　　南都：你不懂中文，却在广州生活了6年，怎么做到的？

　　马丁：我认为，人与人的交流，语言只是很小一部分，60%来自表情和动作。更重要的，还是信任感。比如去市场买菜，我根本听不懂摊档的人在说什么。每次付钱，我就拿出大面额的纸币，50元、100元，让他们找零，随他们找多少。我极少遇到占便宜的。

　　南都：你觉得中国的学生和西方学生有什么不一样？

　　马丁：西方学生喜欢表达，对什么都愿意发表意见。但在中国，学生会对事物有更多理解，只是他们惧怕表达，甚至惧怕听见自己的声音。其实，我很想通过课程去鼓励他们，放松身心。

　　南都：为什么选择中国，为什么选择广州？

　　马丁：我去过44个国家，中国在世界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希望，是未来。这里或许没有干净的空气和水，但却有干净的情感。如果幸运，我还有10年或者20年的生命，应该在这里待着，把我的知识储藏和经验，和这里的年轻人分享。……我在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同时，我也在找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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