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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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作者:李怀宇

　　1987年，王汎森初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他的老师余英时刚从耶鲁大学受聘到普林斯顿大学任讲座教授。师生见面时，余英时就建议王汎森以傅斯年作为论文题目，认为能以档案作为论文题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王汎森担心这些档案资料太过零碎，余英时说无论如何总能够整理出一个脉络来。于是王汎森放弃了原来准备研究的题目，改作傅斯年。他将傅斯年的思想世界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研究，终于写成了《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


　　王汎森指出，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以及学界领袖的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色彩最丰富的人物之一。可惜后世研究傅斯年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不多，王汎森利用中研院史语所收藏的傅斯年档案，深入地研究了傅斯年的生平和思想，《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可谓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傅斯年的学术著作。有意思的是，当年傅斯年创办了史语所，多年后，王汎森也担任了史语所所长。

　　在1995年“傅斯年百龄纪念会”时，王汎森特别介绍了傅斯年与陈寅恪的信件。在《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一文的开头，王汎森指出：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1890年代的中国，似乎就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句话。在这成群而来的学术人物中，有些是单打独斗，靠着本身的研究对学术界产生了广大的影响，也有的除了个人学术外，还留下制度性的遗业，而至今仍在学术界维持其影响力的，前者可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可以拿傅斯年为例。

　　傅斯年除了在学术界一展“霸才”，也在政坛发出震耳欲聋的狮子吼，为后世留下“国士无双”的印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傅斯年何以如此大胆地抨击政治人物？王汎森认为：“傅斯年对蒋介石有许多批评，譬如1947年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阻止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时说，你不要看他‘表面诚恳’，与其内心之‘上海派’绝不相同；另外在一封给蔡元培的信中也劝蔡千万不要任国府委员。信中引用杨杏佛所录于右任的话：‘蒋最善于毁人。’这句话语意甚为复杂，不能仅从字面论，但毕竟是个贬辞。蒋介石对傅斯年既爱又恨，据说蒋介石的日记里曾经出现极愤怒的‘傅×’这两个字，有人在猜：是不是在讲傅斯年？可是蒋介石在很多地方表示对傅斯年优礼有加。傅斯年写过很多非常冲的信给蒋，那些信都还在，傅斯年有个技巧：他的信总会先在开头先褒扬蒋介石几句，接着才说出批评他的话。当傅斯年为美金公债舞弊案攻击孔祥熙非常厉害时，蒋有一次问他：你信不信任我？傅斯年说：我当然信任你。蒋说：你信任我，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说那是两回事。蒋对傅斯年有一定的尊敬，可能是跟傅斯年坚持民族主义有一点关系。傅斯年在‘抗战’以后坚持要处罚汉奸学者，闹得全国沸沸扬扬，那么，蒋为了表示支持，两个人一起在北平文天祥祠合照了一张相。蒋花很多时间去拉拢名学者。许多人的回忆录都说明这一点，最近我看到一些侍从室接见客人的记录表，可以知道蒋花许多时间在与名学者们谈话。傅斯年在‘五四’时名满天下，蒋那时还没有出头。事实上，蒋当时非常注意北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北京的勤工俭学在发展的时候，蒋还曾经寄钱去捐助过，这表示蒋对当时正在酝酿的一些新运动很注意，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傅斯年。像胡适、傅斯年，现在用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有很大‘象征资本’的人，在当时也不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可以随便轻视的。所以，蒋一直要拉胡适、傅斯年出来做官，傅斯年在一封信说过：我们如果出来做官，我们就连为政府讲话的立场都没有了。在台湾流行一张照片就是蒋介石跟麦克阿瑟、傅斯年坐着，傅斯年的神情非常悠哉，并没有把蒋当作一个大人物。”

　　世间已无傅斯年。历史风云变幻，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一路走来，中国知识人从社会中心的地位渐渐变得边缘化。



　　（上图：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与国民政府要员暨部分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合影，二排右四为傅斯年）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傅斯年在北大读预科时，表现杰出，毕业时所有人文学科都是第一名。虽然他不是唯一的天才学生，但被夸张地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黄河沿岸的第一才子”，这有助于他日后成为学生领袖。

　　在北大国文系，傅斯年读大学一年级期间，蔡元培来到北大。蔡元培当校长九天后，就任命热衷于文学和道德改革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而1917年胡适归来，更为北大带来一股新风。傅斯年在胡适和陈独秀到北大之前就接触了西方书籍，在新旧思潮激荡下，转向新文化运动。

　　1919年1月，傅斯年主编的第一期《新潮》杂志出版，希望向国内介绍西方思潮，目的是将年轻人的思想从僵硬顽固的陈规陋习中解放出来。《新潮》的巨大成功吸引了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的注意。毛后来说：“我的职位太低了，人们都躲着我。我的工作之一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名字，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我并不作为一个人而存在。来读的人之中，我认出了这次学生运动的著名的领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及其他人，我对他们充满了好奇，我竭力想同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但他们都是大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个操南方口音的图书管理员讲话。”（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1919年5月4日早晨，傅斯年带领约三千学生的队伍，向北京使馆区进发，准备向美国公使递交抗议信。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走上街头的学生手无寸铁，却极大地改变了北京的政局。5月5日，傅斯年与国民社的领袖许德珩发生争论。傅斯年在挨过一个耳光后，拒绝继续参加任何进一步的活动。

　　作为未出校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居然挑起了与北大教师梁漱溟和马叙伦间的两次论争，并宣称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向长辈敌手发起挑战，或者说“骑在老虎背上”。傅斯年声称：“文人一旦做到手，‘人’可就掉了。”他将整个新文化运动事业看做一种接近“人性”的努力。

　　那个时代的人物内心多充满冲突，傅斯年常用“一团矛盾”一词。据胡适日记1929年4月27日所记，傅斯年告诉他：“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完全同意，在日记中说：“孟真此论甚中肯。”

　　1919年冬，傅斯年离开中国，前往伦敦留学，决心全面地学习“西方学问”。傅斯年在伦敦大学用了三年时间，打算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但最终没有得到学位。1923年6月，傅斯年离开伦敦去柏林。1923年至1924年间，德国高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中国学生留在德国，因为汇率对中国货币有利，当时约有一千名中国学生居住在柏林。在柏林大学，受陈寅恪的影响，傅斯年逐渐向柏林大学的一群东方学者靠拢。

　　1924年曾往德国访问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写道：“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

　　在1925年至1926年间，傅斯年的学术研究逐渐转向东方学和历史语言学。在七年的游学生涯之后，傅斯年逐渐回归到最熟悉的领域之中。
　　


　　（上图：1945年7月1日，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人，右六为傅斯年）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一得知北伐成功，傅斯年便回到中国，他被任命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学长。这时，他31岁。傅斯年回国是怀着建立一个新学术界的雄心。在欧洲逗留七年后，他沮丧地发现，世界上最重要的东方新中心在巴黎和柏林。据说，1925年傅斯年在外国留学时，刻了一枚“天汉之后”的印章。后来一次酒醉后，他终于说出了愿望：把洋人从中国驱逐出去并将其消灭，让中国的领土扩大到苏伊士运河。

　　傅斯年建立“学霸”地位的壮举是促成了史语所的成立。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傅斯年和一批五四学生成功建立了十三个研究所。从1928年到1937年，史语所逐渐成为十三个所中最有成绩的一个。史语所汇聚了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史学大家陈寅恪、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

　　在史语所，傅斯年挑战传统研究的读书方式，主张给予田野工作同样的注意。他宣称：“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从屈维廉（G.M.Trevelyan）的名言改编而来：“收集法国革命的事实！你必须上达天堂、下入地狱来获取它们。”

　　傅斯年采用铁腕手段来管理史语所，坚决地将他的思想灌输给年轻的学者，只对李济、陈寅恪、赵元任和其他一些早期创立者采取宽容方式。当时他的绰号是“胖猫”，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只“胖猫”在史语所出现，“老鼠们”就会勤奋工作。在傅斯年短暂的一生中，他被同时代人戏称为“学霸”。他能够确保获得资金及开展史语所诸多项目所需要的各类帮助。他通过广泛的私人关系网，成为许多项目幕后的操作者和许多学者的赞助者。

　　“傅大炮”

　　抗战中，傅斯年既担任史语所所长，也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对政府不端行为充满火药味的批判，赢得了“傅大炮”的绰号。傅斯年因对两位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的攻击而著名，最终促使他们辞职。

　　尽管孔祥熙的腐败广为人知，引起全国的讨论，但并未遭到反对，因为没有人敢对此做什么。唯一的例外是傅斯年，他多次向蒋介石上书，指出孔祥熙的行为危害了蒋介石的声誉和国家的力量。傅斯年告诉胡适：“为了保护蒋先生的（声誉），我敢于起来反抗他（孔祥熙）。”私底下上书蒋介石无效，傅斯年决定公开攻击孔祥熙。

　　1943年，国民政府财政总决定向公众出售五亿美金美国贷款中的一亿美金。国库局负责出售这笔资金的几名下级官员，给傅斯年寄去了该局的几页账本，表明孔祥熙及其党羽大肆贪污并参与了“侵吞”这笔美金。在1945年7月的国民参政会上，傅斯年提出一个议案。听到这个消息，蒋介石的参谋主任陈布雷和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王世杰，两人都是傅斯年的好友，极力阻挠这一动议。他们劝告傅斯年向蒋介石私人上书，而不是将这个丑闻公之于众，以招致美国和中共的攻击。傅斯年并不为之所动。

　　由于害怕孔祥熙的党羽会偷窃他的证据，傅斯年将它放在一个小皮箱里，白天随身携带，晚上则当枕头。傅斯年的发言震惊全国。得知孔祥熙的腐败已经招致美国政府的愤怒后，蒋介石终于决定罢免孔祥熙。傅斯年自述：“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总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

　　抗战胜利时，傅斯年喝醉了，他游荡在重庆街头，亲吻遇见的每一个人。短暂的庆祝时期之后是复仇时期，傅斯年很快进入行动。他的政策是将所有在“伪北大”时期积极服务的教员驱逐出北大。曾担任伪北大校长的周作人立即给他以前的学生傅斯年写信，恳求让往事成为往事，但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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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后的国民经济每况愈下。在1945年接替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推出了错误政策，而其小集团惊人腐败，被认为是造成经济衰退的罪人。1947年，傅斯年对宋子文的行为忍无可忍，在“黄金危机”发生后，他立即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这三篇文章引起轰动，虽然蒋介石将通货膨胀归罪于中共，十五天后，宋子文还是下台了。

　　“傅大炮”成为一个现代谏臣。支持傅斯年的信件渐渐堆积成山，许多国民党员开始追随他的行动，一百个国民党核心党员被发动来呼吁惩罚宋氏集团。甚至连国民党的主要机关报《中央日报》也都呼吁消灭孔、宋集团。

　　傅斯年的这些攻击言行使他在国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清流”代表，而做一个“清流”成员并不意味着成为一个职业从政者。傅斯年说，他之所以介入政治，仅因他不能忘生民之幸福。因此，他在学术之“门里门外跑去跑来”。但他坦承，自己唯一真正合适的工作就是做谏臣，而不是高官。

　　“归骨于田横之岛”

　　1948年12月，当北京即将被中共军队占领时，傅斯年得到政府同意，派遣两架飞机营救北京那些想逃亡到南方去的杰出学者。然而，救援名单上的大多数学者对逃亡的邀请反应十分冷漠，当中只有少数人登上飞机。傅斯年在南京机场迎接飞机时，看到机舱里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位乘客时，失望地哭了。

　　得知南京也很快陷入中共之手，傅斯年身上携带了大量安眠药。听到他的两个老友陈布雷和段锡朋自杀的消息后，傅斯年决定为“旧朝”献身。多亏妻子的干预，他才免于自杀。

　　1949年1月，傅斯年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尽管傅斯年只在台大工作了不到两年，在此后的台大任何一个民意调查中，他仍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为纪念傅斯年的傅园、傅斯年大厅，每小时都敲响的傅钟，皆让台大学生铭记他们的校长傅斯年。

　　当白色恐怖弥漫之时，傅斯年尽力维护学术尊严，抵制警察闯入台大校园。他的名言是：我所办的是大学，而“不兼办警察”事务。他抵制没有足够的证据就逮捕学生，并成功地使许多无辜的学生获得了自由。

　　1949年，傅斯年写了一个卷轴：“归骨于田横之岛。”不意一语成谶。在台湾，心理的焦虑与恶劣的生活环境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曾说自己“突然从少年进入老年”。1950年12月20日，台湾省参议会绰号“郭大炮”的代表郭国基质询台大的行政管理，使傅斯年猝死于高血压。傅斯年曾是名震天下的“傅大炮”，最后却在另一具“大炮”的轰击下死去。

　　傅斯年逝世后，胡适在1950年12月20日的日记上写道：“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在治事的方面，他第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二次在中研院史语所。第三次代我作北大校长，办理复员的工作。第四次做台大校长，两年中有很大的成绩。”胡适提醒大家：中国丧失了它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