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农民工，故乡用什么来迎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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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农民工，故乡用什么来迎接你？     作者:王磊光   

  
　　说起农村现状，知识分子可能首先会想到“空巢”。然而，2012年5月和7月，我两次回到大别山腹地的家乡，却发现一个新现象：以前只在过年时才可能看到的面孔，却在这个季节出现在家门口。这些人不是我的长辈就是兄长，40多或50多岁，在广东、浙江、上海等地打工多年，突然不约而同地回乡，并且不愿再出去了。

　　他们为什么回乡？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感觉外面已是年轻人的世界，他们不受欢迎了，而且除了出卖苦力，也干不了其他的事情，年纪一天大一天，他们早已厌倦打工生活；二是自家的两层或三层楼房都建了起来，手头还有一点积蓄，且都办了养老保险，没有后顾之忧；三是他们一般都有两个子女在外面打工，经济上不用太操心了。然而，回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在家乡真的过得舒心吗？

　　回乡做什么？这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似乎还得种田。但他们对土地是否还像二十年前那样又爱又恨呢？远处山上的田地荒芜多年，长满芭茅和灌木，早已成为野猪、野羊的安乐窝，没有人会去重新开垦。近处的田地呢？牛是不用养的，因为有机器替代，现在专门有人出租机器和负责操作，主人反而成了帮手；他们平时对庄稼的照料也不上心，收成好一点坏一点，都无所谓。许多田岸垮塌了，水塘也积满了淤泥，没有人去修整；越来越多的人干脆不种田了，反正买粮也便宜……他们是回到土地上了，但他们对土地的冷漠与疏离，却越来越明显了。

　　今天的农村，人与人之间很少往来，哪怕是邻居，平日里见面也不多。大家经常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每天骑摩托到镇上转一圈。镇上商店外边摆着多张椅子，那里成为大家交流最多的“公共场所”。在我离开家乡去上海的前夜，村里一个久病在床的老人终于在半夜死去了。女人们的哭声把返乡的本家都召集过来，他们在屋外替老人守灵，没有任何哀痛，只是放声交谈往昔的日子与今天的生活，一直谈到天明，仿佛过节一般。我能体会到大家平日里的孤独以及对交流的渴望。做了四十年乡镇干部的大伯对我讲：“以前每个行政村都有乡镇干部蹲点，现在老百姓很难见到他们，农村实际是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除了在家看电视，他们还有什么其它的文化享受呢?二三十年前，村里有祠堂、礼堂、庙会、农民运动会、露天电影、小学的钟声,镇上有会堂、文化站、台球室、录像厅、各种节日活动，县里的戏剧团和文化馆的干部，也常会下乡培训农村文艺爱好者……然而，这些文化场所、文化团体和文化活动已消失殆尽。近年来，“农家书屋”也许是国家唯一推广到全国每个乡村的文化建设。但是，无论是在我的家乡，还是在我调研过的其它省份的十多个行政村，农家书屋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没有人去借书——似乎大家都不看书了。在我的家乡，除过孩子们的课本，很少人家里有藏书，我的绝大多数长辈和兄长从未买过书。

　　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成为热潮，将种种残酷的生活场景集中来写，放大来写，引起众多评论家的激赏。然而，底层的真正情形就是这样吗？要我说，在物质的贫困得到基本解决之后，底层的最大问题是文化生活的欠缺。第一代农民工在大城市苦了许多年，满以为回家就可过上惬意的日子，然而，故乡又能给他们什么呢？今日的乡村并未处于所谓的“残酷生活”激起的波澜之中，乡村太安静了！这些回乡的人，站在熟悉的土地上，精神疲软，百无聊赖，冥冥之中他们在希望着什么，却又说不出自己到底缺什么要什么；好像这种比较富足的生活本身就是希望，但他们又觉得似乎处于一种没有希望的境地……

　　我深深地知道，不仅是返乡的农民工，所有底层人民对文化生活都有迫切的需求。我一直忘不了今年6月在Q市调研时了解到的一个情况：Q市是沿海新型发展城市，其工业园区有工人20000，但工资水平不高，工人流动快。园区领导都为这个事情发愁。让人惊讶的是，园区有家工厂，从建厂到现在，没有一名工人流失。原来，该厂的老板是个资深基督徒，每天要求工人做祷告，宣扬“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都是一家人”，并且，这个基督徒宅心仁厚，对待员工也确实比较好。还有一个工厂，流动的工人也特别少，该厂老板是个佛教徒，在厂里建了一座小庙，带领员工在庙里祭拜。本来，园区是不允许建庙宇的，但是看到它有利于“社会和谐”，领导也就佯装不知了。这两件事惊动了更上面的领导，下来看了以后，大发感慨：“马克思都比不过耶稣，比不过释迦牟尼，这可咋办呀？”

　　在外漂泊了二十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返乡了!可是，有谁会在山岗上唱一首凝聚着共同记忆的歌谣来迎接他们呢？孙晓忠先生在《改造说书人——1944年延安乡村文化实践》中写道：“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并决定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就必须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从而将改造乡村文化与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我想，在今天的农村建设上，除了要重构人与土地的关系，更为紧迫的是要重建乡村的文化生活，让老百姓获得较多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活中恢复人与人的集体之关系，“通过对集体世界的想象、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关注和对人民主体的塑造，将个人的内心世界重新敞开”。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