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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汉语诗的英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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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28 10:55:5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当代汉语诗的英译困境     作者:明迪   
      诗歌翻译在解决了语言特征和语调(tone)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之后,还需要考虑gesture(姿态),也就是"语言的手势、表情"。准确把握原文的"姿态"可以更真实地呈现原作,当然,更高层次的佳译是综合性全盘考虑之后将译文创造成一首诗,译文若不是诗,其它都白谈。是否是"诗",英语诗人自有判断,我在这里只谈比较低级的三个层面,语言,语调,姿态。姿态为何重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首写孤独的诗,是享受清静还是自哀自怜?是呼唤友谊还是排斥外界? 误解了原作的姿态,就会译出相反的效果。为什么谈姿态而不谈intension(用意)呢?谈用意有一点诛心,不如直接看文本的姿态。一首好诗完成后,自身呈现出多义和歧义,好的译诗也如此,"用意"留给读者。文本的姿态同语调一样需要译者仔细揣摩。而在语言、语调、姿态以外,当代汉语诗英译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文体",也是句式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回到了第一个语言问题。
      英语诗歌翻译前辈为翻译维吉尔而创造了无韵体,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而开拓了自由体,而中国当代诗已经是无格律的白话文自由体,翻译成已经很成熟的英语自由体之后有什么特殊之处可以像当初唐诗那样引起英语读者的兴奋呢?一个世纪的文学杂交已很难有什么"中国性"了,诗人的个性和个人文体风格如何在英译中更完美地表示出来呢?当代诗的英译面临着很大挑战。如果只是满足于文字转换,就不必考虑这些,如果不满足于让别人仅仅知道你在表达"什么",而是"怎样"表达,那就必须创造出新的形式。这篇文章不提供答案,只提出这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留给汉学家译者和外语为母语的诗人译者考虑,我作为汉语为母语的合译者在此先谈最低级的语言、语调、姿态问题,主要是姿态问题(这三个不同层面经常纠结),在无法创造出新的文体之前,先为每一首诗找到最理想(或比较理想)的表现方式。
      翻译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观察原作的语言风格来选择词语。通常一个词转到另一个语言里会有好几个同义词或同义词组,选择哪一个需要权衡整首诗的风格和语调等各个方面。在多多诗集双语版《抓马蜂的男孩》里,译者利大英在前言谈到他85年在中国时发现多多的诗歌具有复杂的意象,句式在后文革诗人中少见,但他对多多诗歌的英译处理并不是能够让读者一眼就看到多多的句式有什么与众不同。90年代的多多喜欢使用副词和助词(像音乐中的副歌形式),比如《依旧是》这首诗,依旧是,依旧是,反复地循环,译者用了一个很笨重的"Just Like It Used to Be",反复使用这个长长的just like it used to be,just like it used to be,如果我们考虑诗的音乐性的话,"依旧是"只占一到一个半节拍(取决于怎样读),无论如何都没有那么长,而且"依旧是"比较文雅,没有"just like it used to be"那么口语化。我觉得用"still"(仍然,依旧)更合适。利大英的译本,文字上的忠实不是问题,翻译技巧也很好,就是缺乏诗味。诗歌的感觉是靠独特的语汇、节奏、语气所带动起来的,任何一个环节没处理好就会走味。我在这里绝不是说这个集子不好,恰恰相反,在这么多当代诗译本里挑出这本来,说明它有价值,指出问题是为了探讨如何对付问题,多多诗歌早已不受一个译本的影响,汉学家很多,能直接读原作。
      关于语调,以前在一些译后记和杂文里多次谈过,不赘述,只举麦芒为例,他翻译的多多诗歌,也许在母语诗人眼里语言还不够精致,但语调上很传神,不是麦芒自己的声音,而是多多的声音,看文字就像听见多多在朗诵一样,比如《诺言》(见《今日世界文学》2011年3月号)。
      关于姿态,"语言的手势、表情",譬如,一首诗是批评还是赞赏、邀请还是拒绝、惊讶还是惋惜等等等等,它跟语调有重合之处,但不同之处在于一首诗可以用低沉的语调表达内心的伤痛或者不想与人分享的喜悦,也可以用高昂的语调表示愤怒或者惊恐或者极度悲伤。姿态可以借用语调来表现,但不依赖于语调。我还是以多多诗歌的英译为例子,《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第三行"突然"一词,作为单独一节,利大英照字面译成Suddenly。将外语诗歌译成汉语,我赞同直译和硬译,尤其是一些很特殊的句式和意象,直译和硬译会体现一种异质,一种汉语中所没有的很特别的语感和联想能唤起我们的感知警觉和语言冲动,但在汉译英中直译或硬译却并非总是如此,比如这里的"突然"直译成"Suddenly"就没有什么特殊感或新意,甚至没有诗意,"突然"在汉语里富有戏剧性,在英语里陈旧而无趣。
      这首诗的姿态比较难以把握,综观全诗,"突然"似乎并非强调戏剧性,而是原作者触景生情,由河流想起故国旧事,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记忆。美国诗人卡明斯基在银川诗会上见过多多,两人有过很好的交谈,回美国后我和他们夫妇开始合译多多等人,他对多多的语调和语速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对多多诗中的情绪和姿态比我把握得更准,他将"突然"译成"But look-",并将原来的八个小节用反回车键拉上去合并成四节,译本从貌似进入神似。(英译省略。)利大英的分节处理,全部照搬了原文,显得呆板。保持原状固然重要,但译本必须在另一个语言里是一首好诗,为了这一终极目的,其它可以牺牲。庞德们在翻译中国古诗时打乱了形式,我们翻译当代诗为什么不可以在形式上做一些改变呢?
       新世纪以来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诗向外译介的黄金时期,今年年初我应约写过一篇长文《影响与焦虑:中国当代诗在美国的译介状况》,查阅了30年来的译本,发现竟然已出版了那么多,这里不多重复,只想强调一种危机,那就是如何呈现当代汉语诗的丰富和汉语诗人的个性。总的来说个人诗集英译的质量总体上比诗选(anthology)的质量好,如何在诗选的有限几首诗里充分体现一位诗人的全貌,对译者是更大的挑战。
      2012年2月杨炼接受访谈时说:"当代中文诗写了三十多年,在世界上也出了不少诗选,却没有任何一部能(哪怕部分地)呈现我们的思想深度和创造能量。究其病因,在于编者和译者们第一自身没有思想,抓不住要点。第二急功近利、喜欢走捷径。结果,大路货的'编选',粗糙肤浅的'译诗',唯一起了败坏当代中文诗声誉的作用。"这话很尖锐,不知他对中文当代诗的译介状况了解多少之后而作出这样的全盘否定,但冷静地看,他提出的批评对所有参与汉译英的诗歌译者都是一个警钟。
      不知是否出于偶然,在唐诗的法语译本《玉书》(1867)和江亢虎与美国诗人Witter Bynner合译的英译本《玉山:唐诗三百首》(1929)之后(当然还有很多不佩戴"玉"的译本),威廉·赫伯特和杨炼主编的中国当代诗选取名《玉梯》。我在第一时间通读过一遍,《玉梯》确实比其它选本更精彩地展示了当代汉语诗,但也存在问题,或者说是另类解读,比如张枣《镜中》"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被译成"only if she recalls every regret in her life/will plum blossom fall and fall"(回译成中文大意是:她只有想起她一生中每一件后悔的事,梅花才会落下),这一句的主语("谁"想起)可以多解,固定成"她"出于英语结构的无奈,但"只要……便"这个句型被解读成"只有……才",不知何故,是译者对此诗语言姿态的不同解读吗?无论怎么化古,语义的逻辑性在那里,改变之后与诗的其它部分脱了节。当然,创造性误读不一定会毁掉一首诗,有时候甚至可以带来新意,只是在这里意思不一样了,本来是"(每次)只要(一)想起……"就会怎样,现在"想起"成了必需的条件。第八行"羞涩"用"shame"(羞耻)显得过重。这首群众喜爱的诗,在英语里变了调。
      汉语无主语确实给翻译带来了难处,但这是汉语特征,而且正是这个特征丰富了汉语诗。多多的英译者利大英也谈到过多多诗中主语的多重指代和无主语句式的费解。为什么没有人创造一种句式来反映汉语无主语的妙处呢?庞德摈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陈旧语言,以一种新的诗歌语言翻译了唐诗,反照出当代译者缺乏创意,这一点不针对《玉梯》或任何个人,而是当代汉语诗英译面临的集体困境。
     肖开愚的《毛泽东》一诗最后一节"他睡在满是旧籍的游泳池/改建的工作间",在《玉梯》里被译成睡在游泳池:"he sleeps in a swimming pool full of old books/in between rebuilding work","睡在游泳池改建的工作间"与"睡在游泳池"是不一样的,也许后者更好玩,"游泳池里装满旧书"也不错,但愿这一句的两个误译能成为翻译史上的经典(玩笑)。戴迈河最早的译本也是译成睡在游泳池,难道是巧合?我问萧开愚是否是"睡在游泳池改建的、满是旧籍的工作间",他说是的。可见汉语当代诗的跨行问题引起了对汉语句子的误解。在其它情况下,跨行句式可以作双解(这也正是跨行的妙处),但在此处有一个逻辑问题,游泳池里能否放书、能否睡觉?除非你说游泳池里没有水,放满了书,或者说游仰泳像睡觉一样,或者说游仰泳看书,那么因为游仰泳看书而出现一个游泳池里满是旧籍的景象,倒是像超现实画面一样的高妙了,而且观察一下这首诗的语言,完全有可能是一个超现实画面,但下面一行"改建的工作间"如何处理呢,什么改建成工作间了呢?只能是游泳池改建成工作间了,所以这里的跨行起悬念的作用,而并非双解。如果语义和逻辑都不清楚,语调也帮不上忙的话,那么注意这首诗最后一节的姿态,就能把握好怎样翻译这一句。
      在词语和语调之外,通过"姿态"来辨别原作的初衷,从而选择翻译的方式,有一个正面例子,柯夏智翻译的西川。《一个人老了》开头部分"一个人老了,在目光和谈吐之间/在黄瓜和茶叶之间,/像烟上升,像水下降"他译得相当好:"A man ages- between sights and eloquence/Between cucumbers and tealeaves/Like smoke rising, like the descent of water." 第三行如果直译,就会是呆板而陈旧的句式:like smoke rising, like water descending."黄瓜"给人提示此诗的姿态是拒绝陈腐。在双语诗集《蚊子志》里,柯夏智不是死译,而是在忠实的基础上展现原作最好的状态,他用一种很巧妙的裁减,使英译简练而不失原味,比如《山中》结尾两行"四匹马暗红的心房内/有火树银花霎时成为星座":"Within the dark red hearts of the horses/A silver blaze becomes a constellation" (回译成中文:银火变为星座)。再比如《夕光中的蝙蝠》里有一句"使我久久停留",他只用了一个动词"pulls  me/ to"(后半句我在这里省略),这个"pull"是翻译中的神来之笔。"生命的大风吹出世界的精神",也译得很精彩,"Spiritus Mundi blows through life's wind"。拉丁语Spiritus Mundi是叶芝在《第二次降临》中所用过的,简单一个词,道出这首诗的寓意和引申义以及更多层面的解读。
      臧棣的《石器》一诗里有这样一行:"它们重申着我们在最高的虚构里/遭遇的事情",这里"最高的虚构",有一个选本里用的是"highest fictions"。这也是一个无法从语调上来判断到底怎样翻译为好的问题,但如果观察"姿态",可以注意到臧棣在以诗歌向他所喜爱的诗人致敬,那么用史蒂文森用过的原文"supreme fiction"就会更好,可以立刻传递出有关诗歌传统、诗歌影响、诗人成长、诗人所关注的问题等大量信息。这里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选本的读者对象,编译一本当代诗选是给汉学家和汉语学生读,还是给英语世界的诗人读。
    翻译问题见仁见智,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让读者了解到汉语当代诗的水平,汉语当代诗人的不同风格,观念上和语言上的创新,以及如何在中西文学传统中进行取舍并探索新路的实验,这些除了通过介绍来传递之外,译文本身也可以传递大量的信息,而且让文本说话更直接。译者需要费尽心思去表现原作的风格,但有时候一两个词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西川的Spiritus Mundi,臧棣的supreme fiction。最后再以多多的《依旧是》为例。我将初译寄给卡明斯基未作任何解释,他把"秋光"改成了"十月的光",把"秋日"改成了"十月",第三行加了个"雪",简单动几下就使暗淡的英译一下子出彩,此译本已收进《新华夏集:当代中国诗选》)。适当的添加和删减在诗歌翻译中是允许的,比如西川的"久久"和"霎时"就被柯夏智毫不客气地删掉(如上所示),从正面意义看,译者适当改动使译本在另一个语言里更符合当下的审美趣味,更容易被接受。《依旧是》的新译,几位美国诗人读过之后都觉得更像一首诗。这首诗由语气带动,在still的反复出现以及it's still 和still is的变换中不断推进,语言、语调、姿态难分难解。Still作为形容词是安静的意思,所以still 在这里很自然地呈现出多义。(英译省略)
    中国唐诗十八世纪初传到法国,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唐诗》(1862)和《玉书》(1867),前者影响了马拉美,后者是唯美派诗人戈蒂埃的女儿朱迪思·戈蒂埃所译,经她"美声"译过去的李白沉溺享乐,美酒载妓,呼应了法国象征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某种美学趣味,深得其父好友波德莱尔的赏识,而二十世纪初美国诗人庞德的创造性唐诗翻译更是给欧美现代派诗歌吹起一股强劲东风,站在中外诗人肩上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诗人在当下国际诗歌中是否起到什么影响呢?先不说影响,是否有足够的诗歌文本交流呢?朦胧诗和后朦胧诗已得到充分译介,当下青年诗人也在被译介,但中间有一个断层,那就是朦胧/后朦胧之外的90年代至新世纪这20多年来的丰富多元的中国诗歌除了进入汉学研究以外是否进入其他国家诗人的阅读视野?当代汉语诗在70-80年代大量受西方文学影响之后90年代从本土文学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张曙光肖开愚们提倡叙事,一方面抵制朦胧诗的过渡抒情,引进英美诗歌的叙事元素,另一方面也是回归自《诗经》就有的与抒情并存的中国叙事传统,和抒情叙事柔和在一起的中国诗歌传统,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提倡诗文本的完整性、开放性,这些是否都充分译介出去了呢?相对而言抒情诗译成英语效果好一些,一个很实际的困难是汉语叙事诗译成英语时如何保持诗意和诗性?一百年前(1913年)庞德根据汉学家翟理士  (Herbert A. Giles)的《中国文学史》(1901)而改译了屈原的四首诗,取名《仿屈原》、《刘彻》等,引起过很大反响, 1915年出版的18首译诗的小册子《华夏集》更是引起了英语诗歌界百年来前赴后继的唐诗英译,译本之多,影响之广,从美国现当代诗中大量具有东方色彩的叙事可以看出,但当代中国诗人是如何更新叙事方式、如何"化古"、如何并进的,将这些在英译中呈现出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除了少数个人诗集外(有些并非英译如何,而是因为原作者"名气"大),多数译本(尤其是集体诗选)还没有向唐诗那样走出汉学界而进入诗歌界,还仍然在译本的"准确性"上打转,所以关于翻译中的语言、语调、姿态只是初级问题,根本问题还是要探索出一种更适合翻译当代汉语诗(尤其是叙事诗)的文体而走出困境。


     明迪,诗人,译者。语言学硕士,在波士顿大学修完博士课程后改专业,99年在麦克乔治取得行政法执照,在社安保险部工作。89年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和诗,后停笔几年,99年重拾笔至今,自印诗集若干,在国内出版有《明迪诗选》《和弦分解》。翻译作品在台湾出版有《自由生活》(诗歌部分)《在他乡写作》《错过的时光》。译有诗集《舞在敖德赛》《事物之书》等还未出版。在美国出版个人诗集英译本 《长干行》。主编《新华夏集:中国当代诗精选》(英译),2013年2月在美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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