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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我的阅读及淘书经历
作者:冉云飞
冉按:我曾说过,人生过半,吃肉喝酒,都在减少。连做爱都在减少,况乎其它?这是谁也挡不住的自然规律。但我之爱书,读书,却没有丝毫的减少。书只读,便有快乐。于是我走路、坐公交车、坐地铁、飞机场上、等人均读书,不知日月既移。我的人生并无太大的目的,能浸泡在书海里,能知道一些自己不曾知晓的生活与道理,便觉得幸福无比,或许这是我小时双重饥饿的恶果。这是为《白纸黑字》(敦煌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撰写的系列文章之第一篇。接下来第二篇将刊载即将出版的该杂志第三期。感谢杂志主编鄢烈山兄和《白纸黑字》厚爱。将来或许可以《奔向书海的道路:我的精神成长史》结集出版亦未可知,有意者可联系。2012年11月25日重感冒中于成都
想到要写下一些自己比较细致的淘书和阅读经历,来公诸同好,不免有几分忐忑。我并不是个怕事的人,亦不怕别人嘲笑,因为生活在底层被人嘲笑得太多了,故尔练就了些麻木的免疫力。淘书读书毕竟事关精神,究竟不像说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些不着二五的废话,不加修饰。再者,由于看了历代藏书家之弆藏,深感自己所藏完全不是什么秘珍,甚至就是平常人看来,也无甚可观。这般不值一说,还要道来,就有点不能藏拙的嫌疑了。
厚着脸皮说的话,我硬要写我这平凡的淘书及阅读经历,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从一个物质和精神双重饥饿的穷汉,到了今天算是物质不太缺,精神也比较丰富的人,这样的反差,足够修起发精神之电的“水电站”。而且说不定其间的能量,能给一些爱书人发一点“电”亦未可知。在正文开始之前,还要饶舌的是,我这长篇回忆《奔向书海的道路》的标题,完全是袭用我曾经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3年第九期“上帝为什么造四川”专辑所写开篇文章的篇名《奔向大海的道路:岷江流域闻见录》。看了我的淘书及阅读经历,我想朋友们会觉得这个标题真是异常的贴切。
一:双重饥饿
我出生在渝东南一个僻远贫穷的村庄,那是个山明水秀的小山村,大自然待我们不薄,但大饥荒时期饿死的人却不少,我们家就饿死了五口。眼看余下的人亦将不免饿死,母亲带着大哥二哥逃荒到外地黄家岩,三年后艰难回来,生活稍好时有了我。但所谓稍好,只是说不像那样大规模的饿死人了,吃不饱穿不暖却是常事。七六年春天里,母亲将野生的刺老苞摘回来,加点盐炒着给我吃,我觉得美味得不得了。忙问妈妈:今天是啥日子啊,妈做这么好吃的东西?妈说:儿啊,今天是你十一岁的生日啊。我听着妈这话,咬着嘴唇,为了不让妈妈伤心,使劲不让自己掉下泪来。多年后,我想起这是母难之日,那么艰难,苦难如斯,妈妈犹关切为儿的生日,每想一次便忍不住掉泪。到了我读书的年龄,于课文中每每读到控诉和回忆“旧社会”苦不堪言的文字,就觉得在说我自己。故对那些说“新社会”多么好的文字,便多了几分直观的疑问。你可以用美丽的谎言,欺着思考能力有限的大脑,但肚皮却是骗不了的。
食不果腹的母亲,有无尽的劳役,到了夜晚却不顾一天的疲惫,教我儿歌、山歌(包括盘歌),这些歌词肯定算不上书籍,但这应算是书籍的替代品。至于讲“七岁安安送米行”之类的孝子故事--我对孝本身很深的疑虑和批评,而且对中国式的实用家庭关系有很深的理解,并且准备写《孝的经济学分析》来剖析几千年来中国为何习惯以孝治天下,因为孝背还有政府不帮助民众养老的金蝉脱壳之计,但我不能等社会保障和大病统筹来过后再赡养我的母亲--那当然也有点以德“治”儿的意思,这番苦心在我身上亦算没有白费。长大自立后赡养吾母的人子之责,自忖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母亲识字不多,完全介乎文盲与半文盲之间,她靠小时教书且溺爱她的四外公带到学校玩,学生上课,她在旁边玩兼听讲,读了些“望天书”(指不能写甚至不能认,但能背出来),因此对文化有天然的亲和力。不过,我母亲记忆力奇佳,可谓过目不忘。这半辈子,我见过的人中,记忆力好的有三位,一是流沙河先生,二是我母亲,三是四十五年后我才知道并见着的父亲。母亲教我的东西,最早的便是她五十年代的扫盲识字课本,那课本是我家乡酉阳本地自己编的,“丁市名茶宜居出”,很有点乡土教材的味道。接着她教我背的就是《增广贤文》和不多的十几首唐诗。这些东西,我都没看到过书籍,全是通过母亲口授而记得。特别是后者,我上大学后在书店买得《增广贤文》一册,竟然与母亲口授与我者一字不差,真是令人赞叹。
正是因为如此,我上学后对教材都如饥似渴地阅读,语文书基本上可以背包本(一整本)。虽然教材内容充满谎言,比如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其中还有课文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乡村也没有完全实现。由于我常读常背课文,母亲也在劳作的闲暇听熟而记住了,因此我常背上句而她背下句,一篇课文便因此结束。母亲晚年与我一起生活在成都,我们还以背小学语文课为戏乐,算是母子之间共同回忆那艰苦岁月的一种方式。在七十年代初,与城市小孩看许多连环画相比,作为僻远的乡村小孩几乎没有课外阅读的经历,我是后来搜书籍上瘾,得到不少连画环后,才知道贺友直、刘继卣、王元晖、戴敦邦等人的大名的。连几分钱的连环画都看不起,更何况其它书籍呢?可以说我的童年阅读几乎是一片荒芜。荒芜到饥不择食的地步,有时就连被丢弃在乡间小路上的破旧废报纸也被我珍藏着反复阅读,以至于一个食不果复的农村屁孩被见到的人都断为一定是“书呆子”。这个见什么东西都读的习惯衍生成后来我收藏旧书报的习惯,专门收哪些别人看不上眼,却有别有历史细节的零碎小东西,作家、诗人廖亦武在《中国底层访谈录》里有一篇“藏书家冉云飞”,他说我是见着什么破纸片儿都要收的人,完全是一个“文化收荒匠”。
童年的阅读虽然荒芜,但也有意外之“喜”。那时重庆市区的知青下放到我们的生产队,除了好表现的小秦外,还有喜欢拉二胡的绰号叫马仔儿的,于是我听到了“扬鞭催马运粮忙”(后来才知是此名)之类,成为我最早的音乐启蒙。由于大哥二哥基本上与知青们同龄,所以常能听到他们议论文革的一些事情,但在我记忆中不曾看到过知青们读书。由于我们生产队没有高音喇叭,除了集中学习外,要宣讲一些文件和指示,就必须要人力来完成。于是在二三年级,我便每早六点过起来,无论冬夏,到我们生产队最高的坡地上拿起铁皮子话筒高声念那些文件指示,内容早已忘了,但练就了我比较流利的口才。真正拿起来当课外东西阅读的是,是二哥曾读过的一本五七一工程纪要。还没读完,这本材料就不知被谁拿走了,所以对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可谓不太知情。
一九七八年我读初中时,那时二哥已在教书,他闲时背着我读刘心武的《班主任》,为的是不让我读。但他藏在我们一起睡的床铺的竹席子下面,被我发现,而得以偷读。《班主任》所写的内容,今天已搞忘,只记得其中有个被称为流氓的学生姓宋,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阅读之始。上高中到了县城,虽有新华书店,但书籍也乏善可陈,更主要的是没有钱买,所以高中的时候我唯一记得的阅读课外书籍是,我住院医治急性肝炎时,借同屋的干部病人所读的《中篇小说选刊》,在那上边读了几篇小说,虽然也摘录过一些自以为是的警句,但谁写的和内容均不记得了。我读的课外书是如此之稀少,刚上大学时,看到一位女同学在读石评梅传,我问她石评梅是谁?她大为讶异,简直想不到中文系的同学,还有如此不谙现代文学者。这便是我在高中以前阅读上很贫瘠的真实状况。
但贫瘠的阅读状况是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呢?现在回想与反思,也有歪打正着的好处。那就避免了许多渣滓化的作品,对幼小心灵的过早毒化。人在儿童及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阅读影响,对一个人的成长,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换言之,除了教材之外,我是带着极大的精神饥饿感上大学的,这样的好处,就是在比较有理解力、思考力以及精力旺盛的情况下,能疯狂地读书。一方面可以有接受不同书籍和观念的良好心态和正面影响,另一方面有效地避免了单一的、意识形态的、灌输性书籍的负面影响。比如四九年以后至一九七八年以前的小说,无论多么有名,未上大学前我都不曾读到过。即便在当代文学课上读,或者是以后为研究当代文学和历史而读,对我本人的观念之形成和负面影响,几乎是零了。
再说直白点,我至今仍有极大的阅读热情,有极强的自我知识更新能力,其根源在于早期我没有被更多的不良作品败坏胃口。不厌其烦地不停地自我学习和知识更新,使得我的知识谱系远远越出了我的受教背景,成功地将自己的知识饥饿,变成一种永不满足的动力。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阅读英国数学家哈代的《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一书,并被其对数学简明扼要的阐释和推崇,以及不可思议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所吸引,可是有人在网络上看到我买了这样的书,而深感惊讶。在我看来,他们是画地为牢,将自己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软禁起来了。每一次神奇的阅读,就像一次快乐的探险。阅读上的循规蹈矩,必是我们的大敌。而大敌的产生,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坚闭自固和阅读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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