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呼吁解放“学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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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呼吁解放“学奴”　
                  解放“学奴”

     中国的学童实在太苦了。他们失去了无忧无虑尽情欢乐的童年，没有节假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寒暑假，每天早上睡眼惺忪地被从床上拖起，直到深夜赶完最后的作业疲惫上床，一直都在奋力苦读。在当前日益激烈的高考竞争压力下，为了日后的成功，从孩提时起就把每个学生的学习时间安排得满满的。除了沉重的家庭作业外，还得购买大量的教辅读物，做大量的课外习题，参加各种教学辅导班。有时为了“中考”加分，还要利用双休日参加各种名目繁多的“兴趣班”——“奥数”、“外语”、“陶艺”、“书法”、“美术”、作文竞赛、钢琴考级……中国孩子被沉重的课业负担与各种技巧性训练压得筋疲力尽，苦不堪言。这种胀饱撑足的学习负荷几乎占据了他们全部的时间，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平均劳作时间最长的群体。

    但是他们苦得不值！如果这种“从娃娃做起”的奋发图强，刻苦学习，真的能使我们国家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教育，培养出世界上最为优秀的学生，让孩子们受点苦也还算值了。但目前这种注重考试的教育模式其严重弊病就在于，它极大地磨灭了一个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与进行创造思维的能力。如此刻板的学习，其必然恶果就是扼杀了中国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与灵活力。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而且是知识的源泉。”他还说：“学校的目标应该是把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我们恰恰是用现有知识的填塞，拥堵了开掘未来知识的“源泉”。我们不过是培育了一支世界上最懂得考试技巧，受过最完备考试训练的“考试大军”，按照杨振宁教授的说法：“考试时一比较，马上能让美国学生输得一塌糊涂。”按这种方式培养出的学生必定缺少独立思考与独立判断能力，缺乏丰富联想与聪颖领悟能力，使我们无缘问津当今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同时也限制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实力，而且它还必将成为限制我们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瓶颈隘口。

    这真是个悖论，一个世界上最重视学生教育并为此牺牲了无数学童幸福童年的民族，培养出的学生反而不如拥有丰富多彩，轻松快乐童年的西方儿童，那些孩子张大成人后反而能做出许多世界级的创造发明与科学发现。由于教育体制的失误，使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注重读书教育传统的民族，有可能在孩提时期就输在起跑线上。我们的教育苦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童，这种“苦”真的得不偿失。

                                                                一

    中国学童教育的最大悲哀就在于——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完全丧失了自我学习的“主权”，一切都体现着大人的意志，一切都由大人们牢牢地掌控。他们以强制的方式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学习，而学童本人则处于完全无权的被强迫、被支配地位。

    有时“极端”反而更容易揭示本质。

    中国教育过程中的强塞硬灌已经大大超出了一个学童正常的知识吸收能力。他们对这种大量填灌早已感到哽噎难耐，普遍存在着“厌食”情绪。然而，真正将这种学习方式推到极端的则是一种以“精华饲食”恶补“神童”的催熟模式，它把“大满灌”的填鸭方式与“家长专制”的学习体制，典型地推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它所炮制的“超低龄入大学”新闻也越来越吸引这个浮躁社会人们的眼球，不时引发出阵阵哄动效应。

    人造“神童”的悲哀主要来自一种以人性扭曲为代价的“家长专制”教育体制。在学习上只有家长才是拥有全部决定权的主宰，而学童——作为真正的学习主体倒反而是绝对无权的，甚至还需具备点相应的“奴性”，以达到无条件服从家长的一切安排。更有一些“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往往把孩子当作一件打造自己成名之作的材质，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企望去塑造他。作家贾平凹说过：“接触这样的大人多了，就会发现，愈是这般强烈地要培养儿女的人，愈是活得平庸，他自己活得没有自信了，就寄托于儿女。”是的，他们也许是个一辈子默默无闻的教师，或是位仕途上腾达无望的小吏，但他们胸臆之中总是跳动着一颗不甘寂寞的心，暗含着一股企盼精彩人生的未了夙愿，此时“儿子”也许就是他创造奇迹，告别平庸的最后希望。那份不遗余力的执拗犟劲，那种破釜沉舟的孤注一掷，那般几近独裁的强迫硬逼，那副铁石心肠的无情蛮横，其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与漠视了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儿童天性。他们残酷地剥夺了儿童心中那最后一点原生态的天趣，狠心地封杀了他与童年小伙伴一起嬉戏的欢乐。让琴童“不成功则成仁”地练就一双精彩的手指；让幼童流着眼泪艰难地骑着自行车，爬行在青藏高原的公路上；让只有几岁十几岁大的学童承受着全世界儿童最繁重的学习之外，再为着打造“神童”而强塞恶补，不给他们留有丝毫的自由天地。这样做符合孩子自己的心愿吗?这种肆意践踏“金色童年”的特权又是谁给你的呢？仅仅是因为你曾为他的诞生提供过一颗“减数分裂”的细胞并养大了他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三纲五常封建伦理在某些典型的专制式家庭教育中竟然得到原封不动的体现。哪怕你是打着“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旗号，实际上还是“父为子纲”那一套。

    面对这些人前露脸的父与子，我仿佛看到一位蹩脚的花匠将一棵松树幼株强弯硬拗，执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心中的设计（借助铁丝加固），将其七扭八弯，迫其定型——硬是把一株自然之物扭曲成一棵供人观赏的“盆景”。哪怕它被盘成“悬崖式”、“虬龙式”，又怎比得危岩绝壁上那些深得自然造化的天下名松。还是贾平凹说得对：“儿女的生命是属于儿女的，不必担心没有你的设计儿女就一事无成……只需教给他做人的起码道德和奋斗的精神，有正规的学校传授人生的经验，每个生命自然而然地会发出自己灿烂的光芒的。”他还说：“我常常看着小学生、中学生不分昼夜地在书桌前用功，心中便充满悲哀——大人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消极怠工，却把恶果转嫁于孩子。”诚若先生所言，把社会压力的重荷无端地加给可怜的孩子，这是大人的无能，也是社会的严酷。或许我们不约而同地乌合起一支野蛮无情的“成人军团”，以绝对悬殊之优势，长驱直入，所向披靡，毫无抵抗地开进了儿童们的精神乐园——“占领童年”！我们过于热衷生产一些不足月的“早产儿”（必须先在无菌恒温“育儿箱”中生活）。招进一名“十龄童”大学生，又必须另辟专室让父亲陪住陪读，这哪里还有点大学生的独立生存学习能力。也许我们正在把入学年龄当作一种“体育竞技”。就像百米赛跑，几十年前达到10.0秒之时，曾保持多年难以突破，被称作“10秒大关”。现在大学生入学年龄“全国冠军”的最高记录是“10岁”。（连这位冠军之父都认为他们“创造建国以来的高考记录”，成为“建国以来年龄最小的一名大学本科学生。”）下一个奋斗目标该是突破“10岁大关”，产生出一些“9岁半”大学生、“九岁”大学生……“教育”毕竟不是“体育”，这种低龄竞技又有多大意义呢？

    有些“神童”催生秘籍不过是种教人“抢跑”的技巧而已。无非是将本该在几年之后按部就班学到的东西取巧浓集，择其应试要点（弃其不考学科与本该有的实验、实习），先学了几年而已。这种“抢跑”对一个学生今后的事业真的那么有效吗？当然，“抢跑”而又不犯规总是占便宜的事，但能否起到关键作用还得看运动员本身的素质。现在的百米赛跑，有时冠亚军之争仅仅是在0.01秒以内决定输赢，按此计时精度他们可能有着完全相同的成绩，还须凭借现场摄像决定在这0.01秒区间内谁最先触及终点线。（0.01秒——运动员距发令枪4米，枪声传到运动员耳朵就需这点时间。）倘若你是位世界级的短跑健将，这0.01秒的“抢跑”对你夺冠肯定会有重要作用；如果你只是个普通级别的运动员，在高手如云的竞技中，你这点“抢跑”优势早就湮没在你此后低水平的劣势之中。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人造“神童”依靠强补赢得的那几年“提前量”，也许会被此后的滞豫、耽搁、失机、不顺、失误、社会情感缺欠等消极因素消磨得干干净净。特别是这些学童一直处于家长闭门亲授的环境中，总是生活在十分局限的父子狭小天地里，比一般学生更少接触社会，他们往往缺乏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缺乏对社会的基本了解，缺乏独立的社会生存能力，也就是像人们常说的那种成长过程的“空心化”。对这样的“神童”来说，社会学层面的不利因素也会大大折损他们“抢跑”赢得的那几年优势。媒体就曾详尽报道过，一位父亲将中学课程巧选精缩，用它灌输给正在读小学的儿子，从而催生出一个“神童”，顺利进入科大，成为一名少年大学生。但毕业之后的经历表明，由于他自身的原因以及揠苗助长所隐含的诸多缺欠，使得他事业上屡遭挫折，反而比不上晚他几年正常毕业大学生的业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种强灌恶补打造“神童”的弊病。可叹的是，这位并非成功的父亲反而把他的覆辙经验向社会推广，同时招收几名学童，变成批量孵化作坊。这会不会是一种扩大了的悲哀。

    倘若有好事者打出“进餐要缩短，吃饭要革命”的旗号，发明什么“三分钟吃饭法”，估计没人会感兴趣；或是有人鼓吹什么“精华进食法”，吃的都是可以百分之百吸收的无“渣”精华（达到“无粪便化”），这更是没人会响应。因为人人都知道“渣”（如纤维素）也是食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无残渣排泄，消化系统肯定要出问题。然而，一些神童培养法就是把小学、中学课程中的“营养”高度浓缩，并用这种高营养、大剂量的精饲食料强灌学童，以期达到最短时期催肥之奇效。然而，学生的学习完全不同于计算机的资料输入，必须留给他足够的时间，使他得以有精神上的回味联想，学问上的缜密深究，疑难问题的苦心求索。这不仅有利于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与总体整合，还可以养成学生深入探索拓展新知的能力。有些看似无用的“闲”，其实那正是科学诞生的温床。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回忆自己读中学时，对牛顿第二定律公式深感兴趣，一直不停地思考追问“力为什么会等于质量与加速度的乘积？”正是因为养成了这种对事物本质探究的浓厚兴趣，才使他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能够本能地追问一些物理学中的重大问题，并在基本粒子物理方面做出重要发现。那种急吼吼的“超高速学习法”只需要你简单地记住F=ma就行了，没有时间容你仔细思考回味咀嚼，按这种学习模式决培养不出丁肇中。最近在读一本《丁肇中》（顾迈南著），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有人问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教授，他是如何教育丁肇中成才的，丁观海教授的回答颇耐人寻味，他说：“不管他！”对此，丁肇中回忆说：“非常值得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从来不管束我，而总是激励我的兴趣，他们不像许多中国父母那样强求他们的子女在学校中得到好分数。父亲对我的最大影响是：在我少年时代就引导我认识了伟大科学家的工作和成就，对我所做的一切总是给予很大的支持……”有此比较，丁肇中教授认为：“中国有占世界1/4的人口，但并没有占世界1/4的科学贡献，这是有一定原因的。我认为传统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只顾考试，不重视研究自然科学。”

    “天才”确实有，但极为罕见，而且他是“天生”，并非“人造”。真正的天才决不是靠优越条件就能孵化得出来的，更不是靠着牺牲家长的全部时间咀饭哺食一口一口喂出来的。许多出类拔萃的天才甚至会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脱颖而出。这些非凡人物横空出世，锐不可挡，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在最普通的成长环境中就已体现出真正的不同凡响。伟大的数学家高斯正是这样的神童，当他读小学时，有一次老师让每个学生从1加到100，当别人还在忙于大量数学计算时，高斯却早早地用怯声怯气的童音报出了正确答案：5050。（他敏捷地发现这串加法每一对头尾依次相加的值都是101，总共50对，两相乘积，答案即出）高斯没有事先学过级数、排列组合等方面知识，完全依靠他本人的智慧，天才地找到了解题的捷径。那些靠着大人强喂出的“神童”焉能望其项背，竟敢妄自称“神”。

                                                                 二
    一根无形的长鞭抽打在“学奴”身上——那就是“高考”。这可是一条鞭长可及的超长之鞭，让人们为着一个二十年后的长远目标，从生命之初就一直不停地饱受鞭促之苦。这条鞭子让每一个求学之人都会用掉自己近三分之一的生命有效时间（按60岁退休计）投入到高考的“准备期”之中。严格说来，这个过程从“零岁”时就开始启动，即所谓出生前的“胎教”，随后是婴幼期的亲人教育，选择条件好的幼儿园进行“学前教育”，再后就是力争进入师资力量最好的小学，名牌初中，重点高中，数不清的家教、辅导班、强化班……这些都自觉地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中去了。它紧紧地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神经。因为“高考”毕竟是条得以让每一个人进入高等级生存的可靠阶梯，目前它还相对地公正，而且可以行得通。
　　中国历来是个等级社会，作为儒家五部经典之一的《礼》就是一部严格规范这种等级秩序的典籍。但中国的等级制度不同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它的四个种姓及其相应的社会地位是生来不变的，有些种姓子女甚至不可以上大学。在历朝历代的中国，这种等级鸿沟之间尚悬一线窄桥可以沟通，让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侥幸跨越到更高等级的社会地位，那就是科举考试。这个由皇帝直接掌控的严格考试制度还曾经为外国人所称道。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托马斯?泰勒就曾说过：“中华帝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完全是依照一个奉行按能力才干提升官员的良效政府。英国如果不采取公正制度，去挑选和提升官员出任王家公职，必将失去其殖民地。”可见当时的科举制度还曾作为一种“公正制度”为域外所首肯。与此颇有相通之处的，中国现行的“大高考”制度之所以牵动千家万户的父母之心，也正是来自于社会上这种生存等极差异所激发出的利益驱动。目前高考依然是让一个人进入高档次文化群体与中产阶层的可靠通途。
　　中国的“大高考”堪称世界一绝。2006年仲夏，950万人在同一时间，使用同一份试卷，依例进行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统一考试，何等的壮观，何等的泱泱大国气派，这在全世界都是难以想象的。须知，世界许多国家的人口总数都还没有达到我国的考生人数，如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瑞士、保加利亚、新西兰……在中国广阔的国土上，平均每平方公里上就站着一名考生。不知中国的“大高考”将来可否申报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完全有可能。中国历史上有三件事情是全世界永远都无法超越的“第一”——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元朝所达到的最大版图（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土面积，北抵北极圈，西达多瑙河、小亚细亚，哪怕当年有“日不落国”之称的大英帝国都无法与之相比）；第三个就是中国的“大高考”，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高档次集体考试的统一行动。短短三天的考试却牵动着中国千万个家庭。看来中国的教育部长应该比国防部长“神气”，仅第一线考生就比国防部长的兵多，更何况还有12倍于此的高考应试“预备军”正按十二梯队序列依次开赴大高考前线。这可都是些拥有较高学历的前沿战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将进入高等学府成为日后的栋梁之材。
　　石器时代的中国地界普遍地盛行一大“烤”，不管是北京猿人、蓝田人、和县人，还是后来的大荔人（陕西）、银山人（安徽）、丁村人（山西）、许家窑人（山西）、马坝人（广东）、长阳人（湖北）、河套人（内蒙古）、丽江人（云南）、穿洞人（贵州）、资阳人（四川），他们的洞穴全都飘出过烤肉的香味。多么鲜美的“无公害”野味，绝对的“绿色食品”，今人早已无福消受。万年之后的中国则盛行另一个“考”字，小学考、中学考、大学考、中考、高考、考研、考证、考级、考核……这“考”字几乎伴随了人的一生。而且这又是一个“蝉-螳螂-黄雀”的“连环考”，老师考学生，学生的平均成绩又是考核老师教学的指标，而全校学生成绩、全县学生高考入学率又是考核校长与教育局长政绩的主要依据。
　　能否废除“大高考”？难！
　　难就难在如何能保证做到教育公正，入学公正。如果没有了“大高考”，目前的中国比蔡元培任校长时代更难保证做到这种公正。

    “大高考”是一个具有高度“中央集权”形态，并在各级政府部门严格掌控下，独立行使“试权”的统一行动。应该承认，它毕竟是目前中国最少腐败渗透，最远离权力金钱人情干扰，相对干净的一个体系。西方国家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我们不这么提，只是强调要“独立司法”。但今天的中国至少做到了“两权分立”，那就是各级政府的“政权”与高考的“试权”分立。眼下地方各级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干涉“高考”要比干涉“司法”艰难得多。应该承认时下的中国，高考“判卷”的笔要比司法“判案”的笔“刚性”得多。由此可见，束弃“大高考”长鞭，解放“学奴”必将依托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彻底杜绝权力腐败与金钱腐败；实现真正的民主监督；切实做到社会公正与诚信。这种变革对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三

    人类是唯一既需要肉体繁衍又需要精神传承的动物。肉体传承依靠DNA将双亲遗传信息代代相袭；精神传承则依靠教育将人类文明代代相传，并不断发展创新。人类这两种传承竟然是分别受到两种原始欲望的本能驱动。一种是“性欲”，它主宰了人类的肉体传承；另一种是充满好奇的“探究欲”，它主宰了人类在精神世界里的文明传承与发展。英国著名动物学及人类行为学家莫里斯把原始“性欲”、原始“探究欲”与原始“攻击欲”看成是人类自打猿人时期就已经具备的三种本能欲望。“欲”之所驱是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的，所以人类天然地具有一种要求学习探究的本能。这一点在儿童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他们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一切全都深感兴趣，事事都爱问个为什么。
　　本能的探究欲使得每一个儿童天然地具有一种渴望学习与探求的兴趣。学习对他们来说本来是一件天然的乐事，这种靠自然本能驱使而产生的天趣会使他们自觉自愿而又满心欢喜地学习一切他们想学的东西。最鲜明的例证就是幼儿的呀呀学语，语言学习是他们得以“进入人类”的必要环节，每个儿童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这一学习过程，没有考试，没有考级，没有评优，没有排名次，甚至没有物质奖励，每个孩子（不管是聪明还是愚顿）不都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吗？孩子天生好玩、好学、好问，许多本领甚至是在玩耍中学会的，如手脚配合，身体平衡，直立行走，奔跑跳跃，就像虎崽幼狮在互相追逐打斗的“嬉戏”中学会了扑杀猎物的本领那样，儿童在乐趣中自会学会一切对他们所必需的知识。
　　幼童与青少年本是整个人生中最肯学习，求知欲最强的一个年龄段，学习对他们绝对不应该是件苦事。如同吃饭，没有哪一个正常人会觉得吃饭是件痛苦之事，而且它常常是种享受美味佳肴的乐事。但倘若摒弃这种通常的“自然吃饭法”，而效仿催肥北京鸭的填喂方式——强张人的嘴巴，插入一根粗管，再用漏斗将各种人体所需营养食料短时间大量填塞，这样的填鸭进食法还会让人感到吃饭的乐趣吗？哪怕是食欲再强之人也会厌食。同理，那种强填硬塞的“大满灌”学习方式，已经超出学童对填灌知识的自然消化能力。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人类学习的自然方式和儿童的求知天性，也磨灭了他们宝贵的原始探究欲与学习的乐趣。这种野蛮强制的学习方式不仅是反天性的，同时也是反人性的！
　　中国学童个个都是苦孩子。他们没有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没有享受到教育发达国家同龄儿童那种轻松有趣，丰富多彩，眼界开阔，见识广博的学习快乐。他们从小就处在大人专制的学习环境中，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负担，寒冬缛暑，从早到晚，从事着长时间超负荷的学习劳作。遗憾的是，这种举国上下，竭尽全力，催迫中国学童承受着世界上最艰苦学习的教育制度，就整体而言却没有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的学生。我们愧对这些苦学苦读的孩子，是我们大人所认从的教育体制出了问题。我们长久地陷入应对高考的学习怪圈之中，这个怪圈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只要它这种既定的有序结构不打破，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童都得被卷入其中，无以自拔。
　　真希望在中国的大地上也能够像林肯当年解放黑奴那样，来一次彻底地解放“学奴”。把学习自主权真正地交给学生，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学习。让学童能够尽享丰富多彩，欢乐活泼的幸福童年。让青年能够在自主的环境中根据他们的兴趣，开启各自的天赋，寻找到各自的志向，使我们在各个领域都能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苗子。（现在的中学生似乎缺少这种专业志趣与学业特长，也许共同的志向就是“考高分、入名校、优就业”）只要突破了“应试”的体制与“学奴”的樊篱，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自会呈现“多元化”的局面，树立起方方面面的世界级人才。
　　解放“学奴”不可能像美国南北战争那样地毕其功于一役，它必将是一项需要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但万里之行，始于足下，它应该从我们这代人开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学奴”的同时也解放了“家长”自己，这学生与家长的人数总和少说也有三、四亿吧，由此可见，这“解放”之事不仅是关乎到占我国人口总数几分之一的国家大事，而且还将成为昌延我们炎黄子孙千秋万代的永世福祉，并有助于缔造一个拥有先进文明，和谐有序，舒朗祥和，高度发达的中华大国！

                                                          （源自中国发展观察，作者詹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