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的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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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的流亡者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一

在布满灰尘的书架上，王丹发现了这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集》。他不明白“不同政见者”的意思，也从未听过两位编者萨哈罗夫与麦德维夫的名字，出于好奇心，他把它借回家。

这是一次意外的发现。“那些作者在书中列举的事实，比如斯大林主持的肃反，比如苏共宣传对人民的愚弄等，使得我第一次看到了所谓‘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另一面……”他后来写道，“我第一次看到原来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宣传之外还有完全不同的论述。”

此刻的王丹是北京四十一中的一名高中生，阅读广泛，活动力强。他也是个标准的“理想主义者”，既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也同时为狄更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激动。这正是共产主义实验的吊诡之处，它制造了无穷的灾难，仍能激起人们的理想憧憬。

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四五运动、毛泽动去世、邓小平复出……王丹的童年是在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中度过的，中国是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一个儿童也难逃影响。不过1岁，他因父亲来到江西南昌附近的鲤鱼洲的“五七干校”生活，“在迈开人生旅程的第一步时，就走在了‘五七道路’上”。他5岁时在幼儿园登台演讲，当邻居郭大爷拒绝给他糖果时，他还用糖纸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声讨邻居的“资产阶级不良作风”。他日后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摆脱极权阴影的挣扎过程。

尽管遭逢如此多的悲剧，人们对于这个体制与信仰系统却缺乏根本的怀疑与反思。当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时，他又赢得了一片欢呼，人们似乎再度原谅了这个党与它缔造的邪恶制度。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象征了即将到来的1980年代的矛盾性。在一个漫长的冰冻期后，人们努力尝试一切，试图冲破各种禁忌，在表面的自由之下，是一个从未改变的体制，当它的根本权力被触及时，它会毫不迟疑的露出利齿。

在此之前，人们要拼命地享受这骤然出现的自由。少年王丹也是如此，他沉浸于突然到来的多元思想与文化思潮，《第三帝国的兴起与衰落》《射雕英雄传》、斯汤达、席幕容共同涌到了眼前，邓丽君的歌声比邓小平的政策更为诱人。他也同样被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理想鼓舞——它们都有一种救世情怀，符合一个少年人的英雄与浪漫情绪。

这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集》打开了一个新窗口，它让一个思想正统的少年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观察世界。这也象征着思想的传播又是多么出人意料，不管多么严密的控制都存在着缝隙，这本原本供高级干部参考的内部出版物流进了一所中学的图书馆，把一位少年引导上一条“持不同政见者”道路。

一本书改变世界观，或许是一种日后回忆的夸张。但北大的确把他引入了一条更为自由之路。

八十年代末的北大校园与中国社会一样，正处于一个思想与情感的沸腾时刻。国家控制的减弱，一个自由空间日趋形成，各种彼此矛盾的思潮、学术与实践交杂在一起。倘若五四时代是一个启蒙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一个新启蒙时代。知识精英在其中扮演着令人瞩目的角色，他们的使命感与被期待的程度，也唯有五四时代可比。

王丹忙于体验这眼花缭乱的新生活。参加各种话题的讲座，听完了《河殇》的讨论会、就又去理解通货膨胀的原理，他创办文学杂志，第一次体验到上街游行的滋味……

这一切忙乱而刺激。在短暂却浓缩的北大时光，他最富有成效的角色不是单纯的思想者或活动者，而是一个联结者。他在知识与行动之间寻找联结，也在知识分子与学生间建立桥梁，他创建的“民主沙龙”与校园杂志，把方励之、许良英、戴晴这样的人物带入学生中间，也把青年人的朝气与理想传达给这些知识分子。他表现出某种罕见的历史自觉性。他对反右与文革产生了浓厚兴趣，试图与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传统连接起来，他也关心苏联的异议传统与缅甸学生的反抗，这种历史感是支撑他渡过日后漫漫旅程的最重要力量。

但不管对于中国的未来或是自己的未来，他还没有任何明确的设想，他正沉浸的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尝试。他也预感到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能会发生，但对它的残酷性缺乏丝毫的想象，毕竟在整个八十年代，自由与禁锢、改革与保守的力量拉锯中，似乎总以前者胜利为告终。

历史突然涌来，把这个20岁的知识分子活动家推到了中心……

二

我在《王丹回忆录》中看到这段往事，它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我差点就忘记了他与我出入同样的三角地与28楼，在未名湖旁与西门的草坪上游荡。

在书的封底，是那张著名的照片，他站在黑压压的人群中，背后黑压压的人群与模糊的天安门城楼，他的头发软软的扣在头上、鼻梁上架着宽宽的塑料框眼镜、身上则是过分松弛的绿色夹克衫，左手握一叠稿纸，右手拿着麦克风，脸部清瘦、充满稚气，却有一种不容轻视的庄严——那或许也是80年代气质的一次完美展现，理想主义者们不顾自身的脆弱与现实困境，试图超越自身、奋力一击。

整个1989年夏天，我是在长安街旁的一所小学课堂里度过的，焦虑而疲倦地准备初中考试。上课时，我听到零星的枪响，在夜晚也曾被坦克的轰鸣声吵醒，偶尔看电视，总是广场的混乱的景象，我模糊地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大事发生，却没我面临的考试重要。我没对这些年轻人产生过特别的同情，反而有一种疏离。

我父亲是军人出身，笃信秩序的重要性，他也是邓小平政策的受益者，认定这些广场上的学生带来了过多的不安定，尤其是当戈尔巴乔夫来访时，我觉得这些未撤出广场学生让国家蒙羞。这种看法也影响到我，尤其是当中央电视台开始大肆诋毁学生领袖，对死伤军人大唱赞歌时，我真心相信这是一场动乱，对于被悬挂与焚烧的“烈士”充满同情（我至今不知道这些惨案是否真实）。我也记得印在《人民日报》上的几排黑白照片，他们是21名被通缉学生，为首的是王丹，第二名是吾尔开希，他们看起来倒当真像是通缉犯。

夏天过后，我如愿地考上了重点中学。新教材中有一本薄薄的黄色小册子，正是关于天安门的学生，政治老师喋喋不休的用“反革命暴乱”来形容这一事件，王丹、吾尔开希、刘晓波乃十恶不赦之徒。不过比起这些宣教，一个更有力风潮的出现影响了我和同学们。在这一年秋天，一部叫《潮：来自台湾的歌声》的专题片在中央台播出。电视画面上天安门广场那群焦灼、声嘶力竭的青年，被小虎队、童安格、金素梅的形象与声音替代了。同学们兴奋的翻录最新的台湾专辑，谈论赵传与四大天王，谁还在意这年夏天发生了什么？在整个中学时光，1989年似乎突然消失了……

1995年，我进入北大，感慨故园不在，一股平庸涌动。这是一个去政治化、去理想主义的校园。诗歌、思想与天下事，再不是年轻人的生活重心。燕园里最受青睐的社团是山鹰社与爱心社，三角地贴满了TOFEL、GRE的培训广告，而不是政治宣言、文学沙龙。游行更成了一种禁忌，我唯一的体验是1999年的反美游行，那是校方允许与组织的，用旅行车把同学拉到美国使馆前。与八十年代的亲西方态度不同，一股狭隘的民族主义浪潮开始兴起，用来填补共产主义破产的价值真空。

我缅怀五四时代与八十年代，却从未对1989年的广场感到特别的兴趣。只有一次，我随余杰在勺园的一个韩国留学生宿舍里观看纪录片《天安门》，那真是血脉賁张的一刻，广场上的人山人海、到处飘扬的横幅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我也对片中王丹那镇定自若的表情、刘晓波的口吃与梁晓燕的清新印象深刻。

这感觉短暂、没激起我继续探究的兴趣。我对未来雄心勃勃，1989年的天安门不仅意味着危险、也代表着往昔，如今比尔·盖茨、哈佛商学院、全球化才代表着我要努力的方向。对于王丹、刘晓波或是天安门母亲的遭遇，即使我有某种下意识的同情，却也认定他们代表着被翻过的历史一页。在官方全面遮蔽了这段历史后，我也与很多同学一样，选择了主动自我遮蔽。

直到2009年前后，我这一看法才发生缓慢的转变。在经过将近20年令人绚目也没心没肺的经济增长后，中国迎来了它另一个转折时刻，人们逐渐发现市场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并没改变这个政权，各种弊端也浮现出来。随着年龄的成熟，我也终于迟缓地意识到中国背后蕴藏的巨大的黑暗，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声音，这个国家的另一种可能道路的被迫中断，还有我们这一代无法逃避的道德责任……1989年的天安门是探寻这一切的重要密码，王丹则是不容错过的角色。

三

在台北一间光线飘乎的Jazz酒吧里，我第一次见到王丹。他头发短促、脸庞圆圆的，比起当年被形容成“可能被一阵风吹走”的瘦弱学生，他明显地发福了，不过那股青春劲儿却尤在。

过去几年里，他在这里教书，与罗文嘉创办了一个促进两岸民主的基金会，编辑出版《公共知识分子》杂志……当媒体与民进党需要了解大陆政治时，他是个当然人选。他也卷入了台湾政治，因为一笔经费，他要上庭作证，也深受八卦杂志之苦。不过总体而言，台湾人对于他的印象颇佳，尤其是在对比他当年的战友、另一位住在台湾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时，后者常因生活作风被诟病。

对于六四，台湾人的感受即使不似香港人那样强烈，却仍有特别的记忆。当年台湾的媒体对中共口诛笔伐，操着乡音的国大代表们对情况深感忧虑，甚至觉得这又是一个反攻大陆的机会，他们仍用“北平”而不是“北京”的称谓，明星们齐唱《历史的伤口》，把天安门的屠杀视作中国人的失败。北京的学生为台湾学生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榜样，中正纪念堂是一个缩小版天安门。

第一次见到王丹时，马永成感到特别激动。“他真是个咖”，他玩笑地说，相比于北京，台湾的学运只是小事一桩，天安门才是世界性的事件。造化弄人，台湾的学生运动世代不仅迅速获取了权力、也迅速被这权力腐蚀与抛弃，他们的人生像是一场加速度运转，与此同时，天安门一代还处于流亡中，像是被仍到某个停滞的时空。

我仍记得见面时的奇妙。我们喝啤酒、吃辣花生。我带着明显的紧张，他仍是个纪念碑式的人物，我差点就忘记了，他仅比我年长7岁，是比我高不了几级的北大师兄。我们之间似乎横亘着一堵厚墙，墙两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印象里，我们没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既然他是个纪念碑式的人物，你该怎样向一个纪念碑发问呢？更重要的是，他的方式与我的期待截然不同。我原本以为会遇到一个凝重、深邃、不无悲伤的流亡者，他却快活、自嘲，有一种过分的轻松，仿佛我们在酒吧碰到的不过是一个老熟人，因为好久没见，没准备、也不知该怎样敞开心扉。我试着问起他的监狱生活，他却说几乎忘记了。我也想问他对海外民运的看法，他也是一语带过，我只好继续喝啤酒。

在那次见面后，我仍不时遇到他，我们热烈地打招呼，却从未进行过一次深入的谈话——关于他的过往、他对此刻中国的看法、他内在的忧虑。我们像是熟悉的陌生人。在人群中，他既自在、又孤单。很有可能，这也是流亡的副产品，他需要与周围保持轻松，却无法真地进入其中，或许他也不愿意进入其中。这是流亡的必然副产品吗？它又怎样影响他的政治行为，那个昔日懵懂的中学生的确变成了我们时代最富盛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我现在有耐心，或许太有耐心了”，他说。我们坐在国宾饭店的茶室里，进行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认真谈话。他的语调里仍是一贯地调侃。流亡15年之后，他仍有着北京少年的典型俏皮。他的声音也依旧沙哑，在24年前的全国通缉令里，他的特征描述里正有“嗓音沙哑”这一条。今天的声音更低更哑，因为半个月前的一场剧烈咳嗽出血，他的喉咙中生出息肉，医生警告他不能喝酒、吃辣与过多地讲话。

“这和监狱生活没关系”，他连忙打消我的想象，我记得他是在秦城监狱里得的咽炎。这正是我认识的王丹，他回避自我浪漫化。

流亡让他更意识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个社会需要准备，他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需要准备。这漫长的准备过程，不仅是一种生命的停滞，也意味着无穷的希望。

“要是六四成功了，我可能早完了”，他说。怎么样才算成功呢？是天安门的指挥部搬进了中南海，学生领袖成了掌权者吗？

王丹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多年来，他要不厌其烦地回应这样的指责——要是你们当权了，情况要糟得多。为这种指责做论据的是中国20多年的经济增长与海外民运界的各种内部争执、学生领袖们的不佳个人表现，前者证明共产党的统治是有效的，而后者则似乎表明这些昔日的反抗者是一群多么不值得信任的人。

他们24年前在天安门静坐、请愿、绝食时，从未有取而代之的意愿。他们的诉求如今看来温和得不能再温和，不过是为了重新评估胡耀邦的地位、反贪腐、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争取言论自由、校园民主……这不过是学生们对限于困顿的改革的不满，他们对于现行制度、意识形态，都没有产生根本的质疑。他们甚至也从未想到自己的行动会产生这一连串反应，它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控制力，他们不再是领导者与组织者，而是被裹挟其中。

台湾的民主转型也给他带来新感受。他感慨两岸的不同命运，台海两岸在80年代似乎处于同样的起点，都深受民主第三波浪潮的影响，校园内都在进行相似的试验，但台湾成功了，自己却失败了。当然，他也感慨历史的复杂，这些成功者如今又陷入了强烈的失败感，包括他的朋友罗文嘉与马永成。

但他在台湾能实现多少政治抱负？靠他的两岸基金会、华人民主书院、Facebook上七万个朋友、还是不断涌来的大陆学生？

在一连串的逃亡、被捕、入狱、流亡后，这曾经吸引了整个世界注意的“天安门一代”也似乎没形成一个鲜明有力的政治反对力量。这一代人成立了各式各样的组织，但往往是在明确和稳定的表达与行动之前，就很快陷入了内部纷争。一些学生领袖在屠杀周年纪念时，仍会面对着镜头表态，但他们已普遍创造出新的身份了——风险投资人、牧师、商人、电台主持人，而不再是个职业反对派，他们似乎背叛了昔日的理想。

王丹从不批评自己的同代人，包括也同样生活在台湾、当年和他同样富有盛名的吾尔开希——“你想想看，开希已有24年没见过父母，这对人是多大的折磨”。对于当年在广场上过分激动、如今投身商业世界的柴玲，他也更愿意把她的道路视作再正常不过的选择——她成为广场总指挥是个偶然，她也有权寻找新的身份。这种同情或许也是对他这一整代人的，是啊，当他们被推到舞台中央时，他们不过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没有深入的思考、更缺乏实际的政治历练。如今，批评者们忘记把矛头指向镇压者，反而常把这群年轻人作为标靶。

王丹是其中最让人尊敬的一位，他不是一次坐牢，而是两次坐牢。在第一次释放后，他出于对六四死难者的愧疚与未竟之志，留在政治与社会气氛已经大变的国内继续他的斗争，因此被判11年重刑。流亡美国后，他也从未自我放弃，除去参加正常的政治活动外，还在哈佛获取了博士学位。

在过去的三年中，他在台湾教书。除呼吁、串联与集会，他也在大陆来的交换学生中找到了久违的阵地，这对于一个无根的流亡者显得至关重要，他们中一些好奇者像是打量大熊猫或是史前文物一样接近他，然后被他大大咧咧的孩子王劲儿征服，感慨还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存在。

王丹乐观地相信，他的努力已使台湾社会意识到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性，他们搭建的民主平台，很有可能在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马永成私下却多少觉得，王丹的确维持了一个不错的位置与能量，但对两岸交流却难有太多期待，它找不到真正的着力点。对于中国的海外民运分子，他感到一种苍凉，当年台湾的流亡者普遍抱有强烈的希望，因为台湾会变，但大陆的问题太大、太复杂了，大陆流亡者要辛苦得多。台湾流亡时间最长的彭明敏也不过流亡了22年，而大陆“六四”一代流亡海外已有24年。在大部分时间，王丹必须要与一个逐渐消失的记忆作斗争：当你问起今日的北大学生，很少有人知道1989年夏天发生了什么，也很少有人知道王丹到底是谁。王丹与朋友们发起的“天下围城”活动，与其说是一场政治行动，不如说是一次集体行为艺术，他提醒世界不要忘记。

但对于王丹来说，政治只是流亡的维度之一，它还有另一种意味……

四

“我喜欢残败的东西，美是来自悲哀，流亡是个悲伤的事情，你要离开母体，我在这里中感到一种特别的美。”

被问到流亡与美学的关系时，王丹从厌倦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他之前一直用礼貌来掩饰这种厌倦。

自1989年夏天以来，他就处于一种流亡之中。先是一种内在的流亡，他被关押于监狱中，然后他被驱逐出中国，外在流亡也开始。流亡的荒诞也注定伴随着他，他要在这种荒诞中创造意义。关押在秦城监狱时，他以21岁之龄来理解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的区分，“当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被剥夺了的时候，一个人对自由的全部热爱就会加倍倾注到对内心世界的自由追求上……即使是在逆境中，在一个最肮脏嘈杂的地方，一个内心自由的人也可以体会到生活的美”。流亡美国时，他又要面临身份的戏剧性重组，他先是从一个学生领袖变成囚犯，如今又获得了充分的自由，这自由可能解放他、也可能压垮他。

相较而言，台北仍是个不错的流亡地。各种各样的流亡者造就了这个岛屿。从郑成功到蒋介石，他们在此建立流亡政权，徒劳地面对中央帝国，从渡过黑水沟的泉州农民到百乐门的金大班，他们的乡愁无处安放、四向迷漫。

对于王丹，甜品店、夜半的诚品书店、蜿蜒的小巷、醉酒的朋友，台北让他找到另一种归属感，缓解不断滋长的乡愁。相比新英格兰的凛冽空气，台北潮湿、温暖，像是个温柔乡。他还找到了一直被压抑的作家身份，比起学运领袖、政治流亡者，这可能更符合他内心的渴望。在燕园的岁月里，除去民主沙龙，他也是文学杂志的创办者、热情的诗人，他在1989年初的一首小诗后来被张雨生谱成流行曲《没有烟抽的日子》，红极一时。在台北，他出版过诗集、散文集，一些作品被少年人评为最受欢迎的诗作。这重身份与趣味，似乎是他过分政治化的身份的一种平衡。

还是多年前，一位旁观者就发现，与其他学生领袖不同，王丹有一层更敏感的内心世界。他在狱中写下这样的句子：“秋日的傍晚，四、五点钟的时候，从半开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大群的归巢麻雀在落叶将尽的稀疏树梢间上下翻滚，桔红色的夕阳把半边天空染成金黄。这种色彩与窗外世界的静谧融合在一起，总是给我一种强烈的震撼。带着这难以言表的感受，我常常独自站在窗前，静静地目送夕阳的西下，直至夜色的降临。”它像是一种自我保护，防止自身被现实的残酷吞噬。他自己也说，因为有文学，他不怕输，可以在政治世界更放松，他可退回文学世界。

“那场冬雨像一个个性内敛阴郁的孩子，静默地坐在那里，尽管不暴烈，却令人窒息。我只有拥被坐在窗口前，看中山高架桥上至深夜仍车水马龙的一条光河，在雨幕的朦胧中一寸一寸计量时间的长度。”他这样描述冬日的台北，用的文章标题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翻开王丹的新书《台北日与夜》，他写半诗半散文的段落，年轻的摄影师陈卓邦配上照片。整本书的情绪也是孟庭苇式的，一点点感伤的小布尔乔亚。

这感春伤秋的劲头似乎与20年前没什么两样，这值得庆幸，却有一种潜在的危险，他对世界与生活的认知没有太多的改变，也没有太多的深入。

读过他的回忆录、政治分析文章、诗歌与散文、还有Facebook上的生活点滴，我被一种深深的困惑包围着，他的高度戏剧性的经历似乎没有赋予他一种观察、理解世界的独特角度。他有高度的历史意识，正是这历史意识把他推向舞台中央，但他似乎又逃离了常与这历史意识伴随的深刻与沉重，他对于中国历史、对于民主看法，往往是常识的重复、缺乏必要的独特性。他高度敏感于个人感受，但他的个人感受却又少一层真正的自我追问，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文学趣味停留在80年代初的朦胧与抒情气氛中。历史力量没有把他推入智力与人性的深渊，反而让他凝固在某个少年时代——他总是那个在北大塞万提斯像下组织沙龙的历史系学生，一个雄心勃勃的文学青年。

或许这也妨碍了他扮演更重要的历史角色。1989年的天安门，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也是全球历史的重要一刻。广场上的学生不仅感染了中国社会，也让整个世界屏住呼吸，对于东欧、苏联这些同样的极权主义国家尤其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王丹与天安门学生，与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哈维尔与市民论坛、或是一年前的缅甸88一代一样，是一场全球革命中的偶像人物。但王丹的意义似乎仍被局限于华人世界，没有演变成更辽阔的历史叙述的一部分。这其中当然有多重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或是中国足够大、已自成一个宇宙，也因为代际的不同，哈维尔、昂山素姬在领导各自国家的革命时已是智力与情感成熟之辈，他们更是68一代，而不是89一代……但这一定也与他的个人局限性、或者整个中国异议群体的局限性相关。我问起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与异议者的交往，他说很少，也没表现出太多的兴趣。他说，这因为他的懒惰，也与内心骄傲有关，他没有动力去融入别人的世界，他有一个自足世界，正是这种自足让他可以坚持做一件事，而未偏离轨道。但倘若自由与民主是对多元价值的追求的话，这种缺乏对多元文化、另一种可能性的好奇心，可能给这种追求带来新的障碍。

很有可能，我的这些感受一点也不对。即使有一些道理，它又够公平吗？“流亡”，就像爱德华•萨义德说的，“Exile is strangely compelling to think about but terrible to experience. It is the unhealable rift forced between a human being and a native place, between the self and its true home: its essential sadness can never be surmounted. ”（流亡想来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但体验起来却是可怕的。它是强行在人类与其原居地、在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缝：其根本性的悲哀是永远不能克服的。编者注。）

我从未经历过流亡的折磨，又怎好擅作评价。或许正是这种无法深刻的少年劲儿，让他熬过了监狱与流亡岁月，他成了89一代中最能保住昔日理想的一位。

或许我们应该在纵酒之后再谈论这一切，他对我说，通过书籍不能了解一个人，除非每一页都用酒精浸泡了。在经过多年的公共生活的训练后，他早已熟练地把自己的内在世界关闭起来，这种“狡猾”是他这样的流亡者必须的自我保护。

我们再度说起了北大，我知道，燕园始终在他的内在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仍常想起落雪的未名湖，那种肃穆的寂静。他也仍宣称要成为北大校长的梦想，这比成为中国的民选总统更让他激动。当我说起三角地几年前被拆了，他竟淡然的说，那就再建呗，这不是无动于衷，而是一种对未来的强烈信念。是啊，蔡元培不过用一代人的功夫缔造了现代北大，我们为何不能再用一代人的功夫再恢复它的荣光。

况且，历史是多么的不可测，只要稍微转化视角，整个节奏与主角就发生了变化。在我成长的时代，天安门是个被遮蔽与遗忘的主题，但或许再用不了几年，这些几乎被忘记的天安门母亲、刘晓波、王丹将占据媒体的空间，激起整个社会的情感巨浪。

既然我这位师兄钟情诗歌，我也把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一首《伊萨卡岛》送给他：

当你踏上伊萨卡之旅，

愿旅途漫长，

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不要怕莱斯特律戈涅斯巨人，

独眼龙，或愤怒的波塞冬海神：

你不会在途中遇到这类怪物，

只要你高扬起你的理想，

只要你有一种罕见的兴奋，

激励你的精神和肉体。

只要把“伊萨卡”置换“天安门”或是“未名湖”，这正是王丹的旅程。而我也坚信，他也终将会像奥德修斯一样归来。（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