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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对城市与乡野的认识与表达
2013年11月08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8日第521期 作者:陈松青
寻绎古代诗歌如何书写城市与乡野,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城市文化与乡野文化是两种彼此对立又相互融涵的文化类型。在古代中国,诗人通常将城市(尤其是京都)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寻梦之区,但同时因城市文化存在物质生活奢华、道德风尚堕落等弊病,而将乡野视为理想乐园。从汉代的京都大赋,到唐代的帝京诗歌,对京都奢华的物质生活,由夸美转为批判,唐代山水诗、田园诗的兴盛表明诗人对城市文化的扩张有一定的反思。尤其在那些有意将城市与乡野作对比描写的诗里,城市成了乡野财富的掠夺者,但城市文化又总是处于领引风尚的地位。《后汉书·马廖传》即有这样的歌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都市风尚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宋以后以市民阶层为主要受众的俗文学的发展,正是城市文化扩张的结果。作为诗歌创作主体、通常执守传统雅文化立场的士大夫,因难以割舍城市生活,便通过建造园林、广事游艺等,尤其是在其精神心态上,经由儒道释的互渗,将城市生活乡野化,正如钱穆所说的“即使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农村化了,把城市乡村化了”,以此减轻其在文化心态上的现实(城市)与理想(乡野)之间的紧张。
城市意象更易于承载历史内涵
在中国古代,由于京都是全国政治的中心,通常也是财富的中心,京都的兴衰,往往象征着国势的兴衰乃至政权的更迭,因而诗歌里的城市(京都)意象主要承载着诗人对历史与现实的感受,比起乡野意象,带给读者更强烈的感染。《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通过宫阙衢巷、王侯宅第、冠带相索等城市意象,表达了诗人对国运的隐忧。唐人卢照邻的《行路难》则描绘“长安城北渭桥边”的“枯木横槎卧古田”的残败情景,追述往昔的“春景春风”、车马“阗咽”、游人如织、倡家无数的繁荣景象,抒发“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的感慨。北宋宋祁的《汴堤闲望》说:“虹度长桥箭激流,夹堤春树翠阴稠。谁知昼夜滔滔意,不是沉舟即载舟。”汴河即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在唐代发挥了南北漕运的作用,在宋朝更成为一条生命线。这样的河,既可载舟,也可覆舟,此意象透示出诗人的危机意识。
城市的坊市街衢、凤阁龙楼、苑囿园林,以及游侠少年、青楼倡女、达官贵人,其变化往往只在须臾之间。动荡、战争、瘟疫对城市的摧残通常比对乡野的摧残更惨重。“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卢照邻《长安古意》),恰切地形容了城市变化之速。相对城市来说,乡野的山川河流、瓦房茅屋、荒丛菊径,以及田夫野老、当窗织妇等,其风貌乃至其实体变化很慢,甚至“终古不改”。因此,对重大史实的述写,诗人通常以城市意象而非乡野意象入诗。中唐元稹的《连昌宫词》、清季王闿运的《圆明园词》、民初成多禄的《昆明曲》,都以承载重大政治、历史内涵的城市地标入诗,成为述事咏史的名篇。郭则沄《十朝诗乘》评价《昆明曲》说:“其诗一唱三叹,托感尤深。”并谈及对颐和园的观感:“园成未久,即值拳乱,幸不为圆明之续。而盛衰转睫,成毁循环。二十年来,锦石苔荒,金铺尘暗。重过连昌,但逢野老。欲谈天宝,并少宫人。俯仰沧桑,惘然如梦。”其说正可解释城市地标在沧桑巨变中何以能承负诗人巨大的情感内涵。
古典形态田园诗的式微
在城市文学不断发展的同时,乡野文学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山水田园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诗经》,但《诗经》中的山水只是人事的陪衬,描写田园题材的诗多是表现农事。经过魏晋玄学—美学的洗礼,田园、山水在诗人的笔下被赋予新的内涵。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不再是纯粹的农事场所,而更是其精神家园。就其气质、神韵而言,这种田园诗实际是山水化的田园诗。大致自中唐起,将田园“山水化”的写作已较少见,以悯农、苦旱、苦雨等为主题的农事诗增多。明清时期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在政治经济变化、人口激增、自然生态恶化等的合力作用下,城市文化扩张,乡野难以成为诗人的“此心安处”及赖以谋生的场所,田园诗日渐从审美想象中淡出,如陶渊明、孟浩然等的牧歌式歌咏难以为继。而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家国”型政治文化亦随之解构,作为乡野文学创作主体的“进则为官吏,退则为绅士”的“士绅—诗人”阶层消失,古典形态的田园诗逐渐式微乃至终结。
从生态的角度来看,从村庄到小城市、大城市以至特大城市的发展,以及由此伴生的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城市趋利文化的扩张,是人类“自然—精神”生态因子日趋稀薄的过程。只有当城乡生态优化,居处城市中的诗人,无论在精神世界,还是在现实场域,都有一个可以回返的故乡,体现万物欣然自足而又物我相融境界的古典形态的生态诗歌,才有可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本文系2008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中国古典生态诗学研究”(08YBB15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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