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沛鸿：被遗忘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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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沛鸿：被遗忘的教育家
文 / 凌 宸

现在谈到雷沛鸿，多数人已杳然无知。但在中国教育史上，他却是一位知名的革新家。雷沛鸿出生于1888年，广西南宁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1913年考取公费留学，先入英国克里福学校，后赴美国，先后在密执根大学、欧柏林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经济、教育和法律等专业，中途遇官方停发公费，加上欧洲战乱，许多学生被迫回国，雷沛鸿却以广西人素有的坚忍不拔精神，坚持半工半读近十年，完成了全部学业，获欧柏林大学文学学士和哈佛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

留学期间，他深受丹麦教育家格龙维的影响，认识到教育为建国大业之根要，于是立志归国事教。1921年回国后，以广西全省为单位主持开展了“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实验”，使广西教育落后的状况在短时间内得以改变，以致赢得“教育模范省”的称谓。194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国民教育会议”；系统总结了广西省开展国民基础教育实验的经验，并决定将它定制为“国民教育制度”而推广到全国，进而通过并颁行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在中国教育史上，由某一地区实验而影响到全国学制的改订者，此为绝无仅有的一例。

国民教育实验

雷沛鸿的国民教育实验可概述为下：1、实验目标。在6年期内，使全省8～12岁儿童享受2年义务教育，13～16岁失学少年享受1年义务教育，45岁以下男女成人享受半年补习教育。2、管理体制。采用“三位一体”、“一人三长”或“一所三用”制，通常也称为“政教军合一制”。它要求，国民基础学校须以每村街设立一所为原则，以校长兼任村长和民团预备队队长，校长办公室即村公所和民团后备队队部。这种管理体制，显然与其他省区大异其趣。3、教育内容。它并非单一的识字扫盲，而是“教养管卫兼施”。教即“文化建设”，养即“经济建设”，管即“政治建设”，卫即“军事建设”。雷沛鸿认为，只有“四管齐下”，才能“创造新文明、建立新秩序”。 4、施行方式。尽力使“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合流”。在观念上，视学校为社会制度之一种；在实践上，则以学校作为社会各种建设的中心。 5、进行程序。推进策略为：“由乡村而城市，由成人而儿童。”这与传统普及教育的路径和重心正好相反。6、教学原则。秉承“互教共学”和“团体共学”原则，以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并解决师资不足的现实困难。雷沛鸿将此定名为“社团式学习” (Community of learn—ing)。

这些实验因子均具有特异性，所以制订周详的实验计划更是必不可少。为什么实验必须首重实验计划的拟订呢?雷沛鸿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明确回答过这一问题。他认为，国民基础教育的普及，事关两种策划：“(一)社会策划(Social Planning)；(二)教育策划(Edu—cation Planning)。并且，任何对计划的修订，都必须慎之又慎。按照雷沛鸿的说法，任何必要的修正，均须与“主要的进行计划” (Program of Essentials)或“优先的进行计划(ogram of Priorities)无违 ”。

雷沛鸿是学者型的教育家，所以，在开展普及国民教育实验之前，他就成立“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特聘徐敬五、方与严、杭苇、程今吾、黄齐生、潘一尘、孙铭勋等专家来院任职，进行先期研究，并负责制定实验方案。又特聘胡适、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俞庆常、林砺儒等知名学者为“研究学侣”，来院讲学并指导实验方案的制订或实验的实施。

在主持广西教政的期间，雷沛鸿曾积极推动于1934年10月广西省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国民教育三法案：《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大纲》、《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开办计划》、《广西国民基础教育指导区规程》。这些法案都在实践中得以施行，并取得良好效果。1933年11月，为了加强国民基础教育研究，辅导促进国民基础教育的普及，雷沛鸿牵头成立了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兼任院长之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研究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开展调查研究、培训教育、出版教育刊物、开展教育实验及学术交流。

国民教育实验推行后，广西城乡二万四千个村（街），每个村（街）都建起一间国民基础学校，成人教育也搞得轰轰烈烈，陶行知、梁漱溟等知名人士都来讲过学。据当时中央教育部统计，广西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和成人教育普及率，已超过江浙发达地区，远远走在了全国的前头。穷省办教育取得如此成就，让胡适都产生了兴趣，专程到广西进行考察。

成人教育的先行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中，雷沛鸿是较早系统论述成人教育，并在大学里讲授《成人教育》《比较成人教育》课程的教育家，也是我国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广成人教育运动的教育家。

雷沛鸿注重成人教育，是因为在游历欧美各国后，对英国、丹麦的成人教育深有感触，认为丹麦的中兴和英国民主政治的推动主要是他们实施成人教育的结果。因此，他极力倡导成人教育，断言“一个国家有大多数民众都是文盲……这个国家便不配做现代国家……事实上它也做不了。”有时候他甚至把成人教育看作是“改造社会、改造国家和改造个人的人生观的唯一利器。”

成人教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教育运动和社会运动，雷沛鸿认为其原因是由于产业革命的推动。他说：“自产业革命以后，成人教育运动便因工人的提倡而萌生。”并认为“成人教育在20世纪中，将如儿童教育在19世纪中……在教育制度上要占据重要位置。”正是基于这些远见，他在1934年所做的《最近广西教育设施的趋势》报告中，把成人教育与幼稚教育、初、中、高等教育并列，一起看作是国民基础教育的组织部分。

雷沛鸿注意成人教育的中国化与大众化，认为中国既不能“食古不化”，也不能“食洋不化”，应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建立中国化的成人教育制度。从功效上，雷沛鸿明确提出“今后的国民基础教育，不是单单使民众识字，还要使他们受生产的教育、技术的教育。同时使教育不与政治和经济背道而驰。”他多次强调成人教育不仅要扫文字盲，还要扫除政治盲，以及经济盲。

1934年，他提出了旨在实施国民基础教育、提高国民文化、改变中学教育即升学教育的单一格局的《广西全省中等教育改造方案说明书》，同时兼任该年成立的广西特种教育委员会主任，致力于成人教育、儿童教育和国民中学的发展工作，经他提议，将1939年定为“成人教育年”，掀起广西全省学习文化知识的高潮。据1940年统计，成人教育年全省男女脱盲约188万人，成年妇女参加学习的占74%，为国内所罕见。1940年4月，他还举办全省收音员讲习班，并担当班主任之责，培养抗日宣传人才；不久，又在教育厅成立电化教育室，使广西电化教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任职广西大学校长

1940年秋，原广西大学马君武校长辞世，雷沛鸿接手出掌西大校长。任职前三天，雷沛鸿接受了《广西日报》记者的采访，专门谈论了办学方针和宗旨：“个人以为西大在目前全国各大学中，堪称为一相当完善之大学，今后吾人应配合抗战之需要，努力培养各种人材，以充实抗战之力量。……至于改善大学之教育方针，本人以为严格的训练与管理固属需要，但如纯以纪律约束，亦为不当，因为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教育场所，对学生应予以相当自由，同时应积极设法促使学生自发的研究，使期获得研究的兴趣而自由发展。”

出长西大以后，雷沛鸿极力倡行学术自由，兼容并蓄，聘请各派进步人士到校任教。如聘李四光为理工学院院长，童润之为农学院院长。与此同时，开辟学术讲坛，聘请学者专家到校演讲，培植学术研究风气。例如李济深主任讲抗战四十个月的形势分析，欧阳予倩先生讲《心阳》的导演艺术，梁濑溟教授专题讲授《中国文化要义》等。在执掌西大期间，雷沛鸿始终坚持民主作风，只要师生提出的建议合理、可行，他就充分尊重大家的意见，并力求予以实施。为加快西大的发展，他着力精心规划，增建校舍，充实图书设备。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和科学管理，西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人事稳定，教学力量雄厚；学风纯朴，自由研究的风气旺盛；学生勤奋好学，除学业外还出版以学术讨论为主的各种墙报，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在1941年，因政治因素，雷沛鸿被教育部以“另有任用”为由免去校长职务。

创建西江学院

进入40年代后，雷沛鸿开始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研究工作。一方面，他四处奔走，大力呼吁创建西江学院，另一方面，他苦心钻研，大量撰写和发表学术文论，阐明其发展高等教育、发展西江学院的主张。从1943年夏天开始，他就着手西江学院的筹建工作，在他和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西江学院初具雏形。1944年11月26日，西江学院校董会在百色正式成立，雷沛鸿应校董会的邀请，任西江学院院长。次年3月，西江学院向社会公开，并正式招生，至此，西院宣告成立。不久，西院迁至南宁。

雷沛鸿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化和地方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他始终认为和坚持：一个国家的教育结构，必须符合本国的国情，才能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他提出，教育制度必须具有民族粘合力（National cohesion），具有民族性，“盲目抄袭外国的教育制度，是下策；学习外国教育制度中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是中策；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创造适合于本国的教育制度，才是上策。”他在广西大学和西江学院的一系列措施，在这方面就有明显地体现。

出长西院后，他就着手对该校进行规划。他提出：“新型大学之社会责任：第一，当侧重高深学术之研究，培养学术专门人才。其次……大学须培养地方建设之专门人才。最后……大学当以传播智慧于民间，以改善民众生活为归宿。”对于西江学院来说，“其目前与未来的方向，当不囿于吾国现行之大学教育或限于传递固有文化，而应进一步加重学术的研究、道德的实践、民族意志及责任心的培育。”“故其教育目标有三层次：其一，为地方建设之参与：其二，为国家建设之参与；其三，为世界建设之参与。”

根据上述办学思想，雷沛鸿在西江学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改革招生制度：放宽应招学生的年龄，招收经过社会实践的青年，招收插班生。其次，在教学安排上，西江学院注重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传统教育中受教育时间一次性地完成，变成工作时间与学习时间交叉完成。第三，系科设置量力而行，务实求稳，而不贪大求多。西江学院根据广西社会的需求及自身办学条件，设有大学本科、专修科、预科三个层次，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并使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得到很好衔接。

雷沛鸿从实际出发，总结出大学教育之主要功能有三：其一，为研究高深学术、扩大复推进知识领域；其二，为培养专门学者及技术专材；其三，为传播智慧（科学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改善民生。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观点并不过时，足见雷沛鸿的高瞻远瞩，理论功底之深厚。经过仔细研究，雷沛鸿认为，一所大学要想维持生存、得到发展，就必须在三个方面取得统一：“一，与民众结合。……只有朝着‘毋忘百姓’的目标去努力，然后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才能有深广的社会基础。二，自由思考。三，科学方法。”这些要素也是“大学成其为大的”的主要特征。

在办学过程中，雷沛鸿对西方大学一些流行的制度与措施持谨慎态度。比如学分制他认为“这种学制输入中国，大大地变质，新学制下的学分制，也不能中道而行。其最大流弊有二：一方面养成学生的偷懒……另方面，教育行政当局，鉴于学生的赚取文凭，太过容易，于是，在学分制中，仍以学年制来约束……主要学科三科不及格留级，非主要学科若干科不极格也留级。这样，学分制就有名无实。”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目前的大学教育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如何克服学年学分制的流弊？雷沛鸿提出下述建议：“活用学分制，辅以学年制。”“一，适应个性差异，使每个人的学问造诣，受着指导，而按部就班地学习；二，事求是，指导每个人的向上进展。三，不及格学科继续补修，不影响学年制。”

在出长西院间，为了学校的发展，雷沛鸿呕心沥血，不辞劳苦。西江学院从初创到1949前夕，其办学经费主要由雷沛鸿向社会各界募集。为此，他常常四处奔波，踏遍广西的山山水水，远足南洋诸国。他曾感言：“我的生命太热烈了，没有宁静的时候，人生与忧患俱来，这副担子放在我肩上，过重于我所能担负的……人生原来可作为‘戏’来看待，不外两种表情，一种是喜剧，一种是悲剧。而一种悲剧，便是人生最高尚的表现……但是，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我素来只知道奋斗，不知道何所谓欢乐，何所谓悲哀。”

雷沛鸿在民国时期四任广西教育厅长，二任高等学府校长，依然清风两袖，身无长物，高风亮节，为当时所罕见。他一向生活俭朴，从不拘于仪表衣着，为人刚直不阿，绝不随人俯仰，合则留，不合则去，视权位如敝屣。综观他的社会活动，就是为教育而竭尽心力的生涯。所以人们将雷沛鸿称作广西“三位杰出人物”之一（另两位是马君武，梁漱溟）。如今伟人长逝，斯人有怀，虽然他在教育事业上作出的贡献渐已湮没难闻，但终会被人们缅怀，被中国教育史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