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非：30年经历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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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非，本名王栋生，1950年生于南京，江苏省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著名杂文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任教于南京师大附中。主编《高中文言读本》、《古诗文诵读》、《现代诗文诵读》等20多种教学用书。著有《前方是什么》、《致青年教师》、《中国人的人生观》、《中国人的用人术》等，1996年以来三次获“林放杂文奖”。其教育随笔集《不跪着教书》在教育界影响甚大，被许多学校作为教师必读书日。

吴非：30年经历与观察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李旭忠  李丰池

何谓“人民满意的教育”？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做教师。从教至今，近30年了，一直站在讲台前，即使遭遇过很多困难，也从未动摇；对教师以外的任何职业，也从未羡慕。我仿佛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做教师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选择做教师，并非不得已，并非仅为稻粱谋，如何在工作中获得精神的愉快，是我一直的追求。

于我而言，教书真是愉快的。然而有人深以为怪，说我怎么只当过8年半的教研组长。言下之意，在漫长的年月，这个人却连个“主任”之类的领导职务都没捞到，居然耐得住寂寞，甘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我想，说这话的人是无法体会到教书之乐的。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认为我“口出狂言”，因为建议取消中小学教师职称系列，取消中小学的荣誉称号系列，全部归零。——在我看来，这些外在的东西，跟我们的教学理想不是一码事，它会干扰我们的职业追求。

好多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并没有体会到职业的幸福与荣耀，现实社会的风气扰乱了他们的心。任教的前三四年，他们往往能体会到教书之乐——学生的爱戴，家长的赞扬，社会的尊重。但三五年后，这种幸福的感觉逐渐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呢？去年我在《人民教育》上发表过一篇文章——《80年代曾经有一段好日子》，其中提到，在那个年代，百废待兴，是所谓“教育的春天”。无论学校和社会，也无论教师和家长，对教育的期待都很高，仿佛教育就是万能的，只要教育发展了，一切都不在话下。那时的学校环境也很“养人”，教学上的好多事，校方并不干预，而且没有什么具体的管理措施。信任，就给了我们那一批教师自然发展的机会。当年为满足应试的教学之风也不像现在这么盛行，很多学生受教师和家长影响，热爱文学，读书多。当时的学校，还称得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追求全面发展。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种意识就淡薄了。而2000年以后，升学率成了众多学校孜孜以求的惟一目标。即使所谓“名校”，也实在是名不副实，你根本不敢想象它曾是一所名校，其诸多教育行为和教育方针让老师无所适从，学生也倍感痛苦。这种学校的所作所为是与教育的宗旨背道而驰的。比如某些学校学生每天要上十一二节课，可是这些学校也都评上了什么“四星级学校”、“示范高中”……在当地群众中拥有极好的口碑。校长家长总是认为，每天十几节课算什么？追求升学率才是硬道理！只要“主义”真，累死几个教师，还有后来人嘛。政绩来自于升学率，很多校长就是靠这一手青云直上，至于学生进了大学、走上社会后会是什么样，他认为与学校的教育无关。时下教育界盛行的是一种市侩主义，而一些学校所谓的教改往往也是欺世盗名。很多地方的教育祭出“两张皮”：素质教育是一张“与时俱进”的“政治皮”，应试教育是一张迎合世俗需求的“政绩皮”。成则为王败则寇，一小批高考精英的成绩掩盖了全民素质教育整体的苍白，庸俗的风气盛行于教育界。

2004年7月，一家晚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则消息（后来证实这是个假消息）——《南京市高考升学率全省倒数第一》。这引起南京市民的愤慨，指责之声纷纷指向教育局。《南京的“高考之痛”》引发了一场讨论，参与讨论者都从个人角度去理解高考。我从中看出“素质”与“应试”这两种教育观念在博弈。9月中旬，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场讨论》，对这场讨论进行了反思。我对“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有保留的。什么叫“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满意的教育”实际等同于“群众满意”的教育，群众满意的教育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家长满意”的教育。而家长希望的教育是什么？——绝大部分家长的意愿是，只要保证我的孩子考上大学就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如此一来，我们的教育谈何对人的一生、对民族未来负责？

因此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也要办对民族未来负责的教育，更要办对人的一生负责的教育——而事实上，我们还要办对教师的职业生命负责的教育。

                        “排名次”和“大屠杀”有没有关系？

我不认为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教育思想”，我至多是作为一名教师在践行教育的常识。现实的教育环境中往往习非成是，比如说盛行的“排名次”，我就始终拒绝。——在我30年的教书生涯中，从未给学生排过名次。

1983年，《世界知识画报》创刊，在当年刊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连载”中，有一张希特勒小学毕业时的合影。小男孩希特勒站在最后一排，看上去有点桀骜不驯，但是并不令人讨厌。照片上有一行说明，大意是：奥地利林茨地区的传统，小学毕业照时，成绩好的学生站在老师周围，成绩不好的则依次往后站。从希特勒站的位置，可以想见他的成绩。但是我对学校有这样的一种传统感到震惊。

后来我又看到一些资料，说希特勒进入文科中学后，成绩毫无长进。但同班有一犹太孩子，虽然与他半斤对八两，却颇受老师们喜爱，而且很有教养。很快，这个犹太孩子的成绩就迅速提高，最后还跳了级。这个孩子名叫维特根斯坦——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

我心中一直有个疑团：少年希特勒和少年维特根斯坦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1939年开始的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跟希特勒少年时代的屈辱经历有没有关系？我问过德国历史专家杜文棠教授。他说没有具体资料，这里面关系很复杂。但他同时指出，造成希特勒的阴暗心理与他少年时代受的教育未必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仍然因袭排名次的传统，但谁知道30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不止一次听到有家长在我面前抱怨他孩子考了个“倒数”第几，我说谁告诉你的？这应当是秘密。“噢，不！学校就贴在教室的墙上呢！”家长的话让我语塞。

名次真的有用么？讲一个笑话——

1993年那一届高考，我有个学生的语文成绩名列全省第一；而另一个学生却名列全校倒数第一，两人在班上的座位靠着，成绩相差70分（真正的“叨陪末座”），但都考上了大学。电视台记者来采访，问，王老师，这个“状元”你是怎么教出来的？我说,她自高一进我班，语文就非常好，她这次考出好成绩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这三年来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没有使她的语文水平下降；倒是那个全校倒数第一的学生是我教的，你愿意听听吗？那个记者支吾说：“王老师，你忙吧，我还有事。”他不愿意听。有趣的是，没多久我在宿舍门口，遇到考第一名的那个学生。我说你到哪儿去呀？她信口说：“我到‘那边’有一点事。”我对她说，你到外地读书了，以后要多保重啊！此后不久，我收到这位学生写来的一封长信。信的末尾写道：王老师，其实那天我是专程到你家去告别的。碰到你，又不好意思，只好说到前面有点事……看来，虽然她的语文考了138分，她的口头表达能力并不强。有趣的是，那个语文名列全校倒数第一，只考了68分的学生来我家告别。开了门，我一看是他，就寻思这小家伙怎么敢到我家里来呢，一般学生考成这样是不好意思面对老师的，何况还主动上门哩。他气定神闲，朗声说道：“小子不才，有辱老师门风，今日特来谢罪！”——听，表达多好！语文学得好才会这样啊。

“排名次”这件事让人反思：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如果学生在老师面前仅仅是一个数字，一个符号，就谈不上教育。就像我们学校前几年，竟把学生考取的大学在围墙外张榜公布，从北大、清华，一路直排到“三本”和职业学院，引得路人围观议论。这样做对学生刺激很大；有的家长也深表不满，认为侵犯了学生的隐私权，难以接受。

在基础教育阶段，排名次是不文明的，是粗野的、没教养的。有的校长和教师对此却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当然要排名次了。事实上，排名次又有什么意义呢？比如我的语文科考试的第一名和第十名到底有多大差距？第十名和第三十名又有什么差距？说不准，或许第一名的语言能力还不及第二十名的——即使他考得不错。我们对中国未来教育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哪一天，毋须明令禁止，教师和学校能尊重学生，自觉地抵制排名次的陋习。只不知到那一天还需要多少的路要走。

因此说，不管是老师还是校长，最起码的教育观就是尊重常识。一个教育工作者眼里如果没有人或者人的尊严，那他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学校教育是代表民族的教育，不是私人教育；作为教师，首要的是具有使命感。

                           我可以读你的作文吗

老师在每一个教育细节上都尊重学生，学生耳濡目染，渐渐的，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一个人。

1993年，一次在课堂上，我想读一篇学生的作文——那时，当众点评学生的好作文是没什么不可以的，无须顾虑；但出于对学生的尊重，我想征询一下这位学生的意见。我说，某某同学，我想读一读这篇作文，可以吗？这时候她有些难过，因为外婆去世，她把对外婆的怀念之情写在了作文里。她低声说：“我不愿意。”我说：“既然不愿意，那就不读了吧。”我当时的想法是：学生不想把内心真实情感公之于众，如果非要念给大家听，无疑侵犯了她的权利，会让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下次作文她说不定就会敷衍一篇假话交差。这以后，我逐渐养成一个习惯——凡是需要介绍学生作文时，就先问：“某某同学，我可以读你的作文吗？”有一次上公开课，我同样问一位学生。这位学生高声说“不可以”。我又问：“我只读第一、二段，可以么？”她高声说“可以”（因为第三段涉及家庭隐私）。听课的老师莫名所以，只觉得这个老师有点怪。他们根本没想到学生竟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老师的要求——然而这就是教育，这就是“人的教育”。我的学生都知道，未经许可，不得随便看别人的作文——这是一个文化人的基本修养。如果老师有这样的意识，才有可能培养学生尊重他人的意识。

学生的可塑性很强。教师给学生心灵世界种下一粒什么样的精神种子，学生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多年前，我到南京某中学去办事，在教务处办公室前，我看见对面教学楼里有个老师正在打学生。眼见那孩子被老师从教室门里拖出，在走廊上一顿拳脚，打倒在地老师还补了两脚。我非常震惊，急忙告诉教务主任，对面有老师在打学生。这个教务主任神态自若，说：“我们又不是你们南师附中，你们南师附中是名校，不需要采取这种手段；在我们这里，只有打！”这事虽已过去20多年了，但可以想象，一个被任意践踏了尊严的少年学生，走上社会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其中提到，教育应该培养健全的人，要让我们的学生能像一个人一样地站直了活在世界上。另有一种论调，说在中国你别想什么“人的教育”，那是“呼吸明天的空气”；还有校长竟然在教育报上公开抨击素质教育是“媚雅”，简直荒谬绝伦。我反对这种说法。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很多学生在学校的正确教育理念保护下，度过了正常的童年、少年时代；该学则学，该玩则玩，大多如愿考取大学，他们发展得非常健康。我带过一个特殊的班，那是1987年，南京大学强化部从 6 个省招收年龄较小的初中生，组成“少年预备班”，并委托我校完成高中教学。我担任班主任，经常带着这37个学生在市内“游学”。有一次我带他们参观南京博物院，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从没到过这么美丽、这么辉煌的地方。我正在解说时，突然听见“啪”的一声，有人把痰吐在地上。我当时可吓坏了。当时我想：千万别生气，千万别跟学生发火。我蹲下来，掏出手帕，默默地把痰擦掉。我平静地告诉学生：以后都是知识分子了，不能随地吐痰，我们要共同维护城市的美丽。说着就把那块手帕扔进了垃圾桶。事隔15年，这些学生回来参加母校百年校庆。谈起这件事，他们说还记得，好玩的不是记得我当时说了什么话，而是还记得那块手帕，说：“可惜了！擦了痰就扔掉了。”这句话，逗得我们全都大笑起来。当然他们现在的文明习惯都很好，生活亦美满富足。

的确，教育的理想永远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境界。如果理想能“实现”，更高层次的理想也早就萌芽，教师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也在提升自我。

                           两位青年科学家的故事

“少年预备班”是理科班，很多学生很有个性。有位学生每到晚自习就喜欢往我办公室跑。他总是要问好多有意思的、似乎也与“理科”无关的问题，仿佛他脑子里全是问号。比如他问“戈尔巴乔夫是怎么回事”，他问石油会不会采光，他问“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什么不是倒退，为什么我们国家有“农村户口”、“城市户口”，等等，很有意思。

他才16岁，就提出这些问题。且往往乐此不疲，兴浓忘归。我尽量满足他的愿望，不过有时还得提醒他时间不早，得去做作业了。临近高考，他还来问这种问题。我就对他说，要高考了，赶快看书去吧。他却认真地说：“王老师，高考那点事好办，我这个事难办。”考上大学后，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国计民生；后来作为交换生，到复旦大学读博士，随后又到美国做博士后去了。2002年南大百年校庆那天，我偶然看到校庆活动安排上的“百名科学家讲座”名单中有一个黄某某的。此人正是我那个满脑子问题的学生——他已成了科学家了！一个小时后电话来了，报告说，我回来了。我说明天开讲座的“科学家”是你吗？他说是呀。我说，哟！不得了了，现在成就这么高了！那一年他28岁，博士生导师。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有比他更年轻的“博导”。2003 年，我与他有过一次长谈。我问他是怎么走上这一步的。他说生化制药成本太高，药价居高不下，穷人根本就买不起药；而有些品种的药物可以从高分子这个领域突破，疗效跟生物制药差不多，成本却可大大降低。所以他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就专找这种课题。后来他给中科院写了一封信，有关方面正好也在考虑同类问题，双方一拍即合。回国后，该研究所专门组建了实验室供他研究该课题。

这个学生今天的成就和心系民生的意识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正是源于他高中时代对国计民生、天下大事的关注。

“少年预备班”另有一位学生，2006年回国后来看我，我问他，你怎么才回来？他说，王老师，我找到了我感兴趣的事。我问你找到什么感兴趣的事？研究一种酶，他说，这种酶有可能改变人体细胞蛋白质结构，有可能对克服红斑狼疮起作用。我说这个好啊，你要多少年才能研究出成果？他说，已经做了几年了，再有十三四年可能就成了。“再有十三四年”——这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年代。现今很多校长，听到教师提供一个点子，就迫不及待地希望今天申报，明天立项，后天开题，大后天结题并“兑现”。这是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作崇。有些老师同样浮躁，评上“一级”，马上想“高级”；刚评了“高级”，又成天嚷着“冲特级”，恨不能一步登顶。这些校长和老师缺乏那位学生的气概，缺乏他那样踏实肯干的精神。

我问这位学生：“这个课题完成后，在克服红斑狼疮的工程中能占多大份额？”“1％吧。”他说。我略感意外。他说：“老师，全世界有5万多名科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不能没有中国人啊！”晚餐后我送他。临上车时，他回头对我说了一句让我永远无法忘怀的话。他说：“老师，人类攻克红斑狼疮的时间不会太远，再有七八十年，肯定够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精神！我们现在对学生的教育，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缺少的就是这种理想，这种气度。我们的思维往往是“大干快上”，“早出人才、多出人才”，而愿望往往也是与现实相悖的。后来我另外一个学生对我讲，人类攻克红斑狼疮，七八十年时间可能还是比较乐观的估计。不管时间如何久远，作为老师，我们都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培养他们执着、坚忍的性格。这个学生是农民的儿子，他在师大附中读书的两年时间，除了数、理、化成绩很好，还读了很多文学书籍。这是我特别开心的。去年他来参加校庆时对我说：王老师，读那些文学书，我一个农村孩子眼前一下子出现了新世界。

                            引导先进的教育文化

前面谈到的排名次，实际上就是倡导竞争的一种手段。但在中国教育界，“竞争”已变了味。曾有媒体报道，四川两个学校的教师为抢生源，大打出手。这种竞争导致的结果使教育变得野蛮。有的学校之间，表面友善，暗地里却相互攻击；为追求升学率，有的学校不惜花费数十万去挖人家的墙脚；更可笑者，有学校竟想到花钱买高分的高三学生来提高升学率以装门面。

中国教育界真是无奇不有，世界教育史上没有过的事，在中国都出现了。中国伦理、文化中一切不利于学生成长的东西，现在层出不穷。我想，这正是教育文化落后的表现。国人很少考虑教育文化对民族未来的影响。我们过去的教育文化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作为功利主义的教育，它是成功的，有作用；可是对于今天的时代，这种教育价值观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落后性，是非常庸俗的。教育如果缺乏人文精神，会是灾难性的。马加爵——一个勤奋的农家孩子，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最终走上犯罪道路。这不应是他一个人的错，全社会，特别是教育界应当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没能拯救他的灵魂，我们的教育又能否拯救他的灵魂。

诚然，把一切有关人的素养的缺陷、社会弊端都说成学校教育的失败，有欠公允。但这些矛盾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教育工作者不思考这些问题，这个民族只能一天天堕落下去。再说国人宗教意识淡薄，没有什么敬畏之物，实用主义盛行，什么事都敢做。如果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告》（大胆揭露伪劣食品的节目），就什么都不敢吃了——饭店的地沟油、用农药浸泡过的火腿、用有毒致癌物质作饲料添加剂产出的红心鸭蛋……内销商品如此，出口商品的质量问题同样堪忧，相关报道屡见不鲜。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高，不仅是民族创造力有问题，更是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出了问题，归根结底，不能不说是教育文化出了问题。苏州大学有个教授曾说，中国教育是用缺德的方式搞德育，用应试的方法培养“素质”，用反科学的方法从事科学教育。——我觉得我们应当有勇气承认他说的基本是事实。

前些天，《羊城晚报》记者来采访我，问了一些关于教育的问题。我说，现在是中国有史以来教育普及率最高的时期，但是，如果不看普及率，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是一百年来最差的，无论是人文教养还是知识能力，目前都处在低水平上，而这个低水平还是用有史以来最好的物质条件创造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国文教育为例：1949年以前，一个读过6年小学的人，能背很多古文，字写得很好，还能做账房先生，敢为人代写公文，代拟诉状。而现在很多高中生连请假条都写不好。中大附中1948届有个班只有28个男生，后来出了5个院士，这种事也许再也不会有了。

那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也不能否定，我们从当年的学子身上可以看到那样的精神。我访问过一位资深院士，他告诉我，当时上小学就知道“科学救国”，为了将来有一副好的身体去从事他理想的地质工作，每月回家，他都徒步80里，而那时他才10岁。现在让一个城市孩子独自步行80里是不可思议的事。应试教育状态下，即使营养充足，学生体质也普遍不如当年。很多学校为了应试，把音、体、美课都砍掉了。据我所知，很多高考名校，高中三年都没有音、体、美课，有的学生喻其为“魔鬼学校”。去年江苏省作文大赛，有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很有戏剧性。大意是：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五条禁令”后，在高二的一堂课上，来了个老师，学生不认识他；他说，我是你们高一的音乐老师，但我没来上过课，因为学校没给我排过；现在教育厅要求高中必须有这些课，所以我又来了；但是根据学校教务处的规定，你们还是得上自习课……这是多么荒唐的事！这些事竟然出现在学生的生活中，对他的一生，真的没有影响么？

1936年爱因斯坦谈到美国的高等教育时，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社会。”应试教学状态下，学生能有什么个性？连教师、学校都同质化了。现在还有多少教师有教育理想？有教学个性？教学需要创造的激情，一名平庸的教师绝对不配享有富有想象力的厨师、理发师的社会地位。教师应当有这样的追求，即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让他们成为“富有想象力的人”、“有办法的人”，具备这样的素质，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不会丧失创造的激情。基础教育界存在许多问题，最致命的并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就在于没有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而缺乏创造力的教师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的。从教师角度看，理想的教育首先在于有没有正确的观念。同样，对任何一个学校来说，最可宝贵的教育资源是正确的教育观念。

编辑  安 迪

              （原文刊载2010年第7期《校长》杂志，若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