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边界与故事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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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边界与故事的黄昏


徐则臣


小说需要故事，这谁都知道；但是在今天，小说里的故事应该是什么样子，讨论这问题的人似乎不是很多。故事还能是什么样子？某日，在一大学座，中文系的学生站起来反驳：故事就是故事，今天的故事和昨天的有区别吗？我说，故事本身也许没有区别，但小说里的故事有区别。在今天，如果你想让小说有效地建立与我们身处的当时代的联系，那你就得重新考虑小说中的故事的形态，乃至它的定义。

——我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的故事。在那些小说中，故事有着起承转合的完整结构，有着无懈可击的强硬的逻辑链条，因果井然；在那些小说中，小说家们用故事提供给我们的线性逻辑去解释世界：世界就是这样的，有必然的开始，有必然的结束。一个完美的、闭合的、可以让一切自圆其说的故事与结构。

果真如此吗？以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它的辽阔与复杂，它的坚硬的偶然性和我们无力追根溯源的变异，早已经凶悍地溢出我们既有的逻辑框架。当我们以为一个光滑、秩序的故事足以揭示万物真相的时候，被我们拒于小说之外的无数不可知的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东西，正从容地排列组合成一个更为广大和真实的世界，它们同时也在构成我们丰富复杂、不曾被逻辑照亮的那部分情感与内心。那么，这更为广博的世界与内心如何及物地进入小说？

——要借助故事。什么样的故事？我也不清楚，但我以为，它必定要能容纳更多的暧昧与偶然性，它必定有一个无法光滑、明亮的带毛边的外表；它要不畏变形与非常态，它努力抵达的应该是世界的真相，并为此不惜冒犯我们常规的审美与接受习惯，而非只求一个精致、完美、“合阐释”的“故事”外壳，将自己打磨干净以削足适履。它要尽力还原为一个接近世界真相的样貌。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传统的故事整一性的小说心存怀疑。用显见的、可知的逻辑呈现世界的同时，也是在简化和遮蔽世界与人心的复杂性；应该有一种新的“故事”，新的对故事的认知，并将这认知践行于我们的小说创作中——唯此，也许更能帮助小说家逼近和发现我们习焉不察和依然身处幽暗的那个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故事的黄昏也许应该来临：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如何讲述这些故事，小说家们当多思而慎行。

对故事的理解变了，对小说的理解肯定也将随之改变，至少小说将不再只有我们习以为常的几种款式。但人的接受审美心理如此顽固，任何与既定审美模式不合的小说形态都可能让我们不舒服：它们可能“不像”小说。而我们习惯于认定只有“像”小说的那些小说才是小说。事实如此：那些循规蹈矩地把故事讲完、看着心里踏实的小说，我们会慷慨地给它盖一个质检过关的戳，认定它“经典”、“现实主义”；那些从整一性故事中游离出去的小说，那些逻辑链条含含混混、草蛇灰线的小说，我们往往顾左右而言他——传统意义上的故事的形态及其完成度，成为我们判定小说和及其完成度乃至优劣的至高标准。

但是现在，如果你认同“故事”在今天应该有一个新的定义，那你就得让自己做好尝试和接受陌生的“冒犯”的准备：小说的确可能有另外一些面孔，而这些面孔可能与我们躬逢其盛的时代有出人意料的契合。假如此推论成立，小说的边界将获得新的拓展。

如果我的判断不算太悲观，或可如是说：小说的边界在近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并未得到充分的拓展。把我们的文学与二十年前做一比较，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故事的理解、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艺术实践，发生了多少根本性的变化？除了技术玩得更溜了（这也只局限在少数有追求的作家；大部分作家，包括名家，其实是越写越糙，越写越懈怠），在产量加速度膨胀的文学泡沫经济下，很难看到多少质的精进，也很难看到小说这一文体在当代文学中有多大“世界意义上的”发展。我们基本上还在二十年前对世界、对故事和小说的认识的惯性里写作。

有识之士大约要严正反驳：文学乃天长地久的事业，艺术精神普世而通约，区区二十年就要改天换地，大跃进么？要真能在小说这一文体中实现认识论和实践论上的大跃进，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就怕大干快上的结果又是弄出一堆陈旧的复制品。文学的确可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事业，是需要沉淀的慢的艺术，但在瞬息万变、一日百年的时代，在世道人心急剧变化的这二十年中，在小说文体中找不到几处与这个足可以改变世界观的时代相契合的努力，似乎也很难说得过去。

有人笑出了声：明白了，煞有介事摆活一通，捡的不过是后现代的牙慧；所谓偶然性、去逻辑化、反秩序、去整一性云云，半个世纪前就被洋人们玩腻了。惭愧，对后现代我知之甚少，不清楚半个世纪前他们图谋文学变革的初衷，但即以皮毛之管窥，我敬重他们志于推动哲学和文学艺术进展的立论与实践，也敬重他们遗惠至今的诸多文学作品。单以美国作家论，在今天我阅读巴塞尔姆、约翰·巴斯、唐·德里罗、托马斯·品钦、E.L.多克托罗时，依然为他们努力深味时代之精神并潜心践行于自我的文学表达而心动。相对于墨守成规成就的所谓“完美”之作，我更愿意看见那些听从内心、敢于破釜沉舟的“残缺”“冒犯”之作。

当然，他们眼中的世界终究非我眼中的世界，他们理解的小说也未必符合我所理解的小说。关于“黄昏”与“边界”，只是我对世界以及作为面对世界的方式之一的小说的一己陋见；在生活、思考和新长篇《耶路撒冷》的漫长写作中，我感受到了，我说出来，如此而已。在《耶路撒冷》中，我看见了“黄昏”，也曾深陷“边界”的困扰。



  2013-08-24，知春里



                                     载《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