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吕叔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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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吕叔湘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03年10月02日

　　吕叔湘（1904-1998）著名语言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吕叔湘，江苏丹阳人。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1936年考取江苏省公费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1938年回国后先后在云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校从事教学和研究。1950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76年至1985年任《中国语文》杂志主编，1980年至1985年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0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1987年获得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荣获首次吴玉章奖特等奖。1991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吕叔湘在云南大学任教期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从此走上了语言研究的道路。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吕叔湘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语言教学、语言研究和语文知识的普及工作，他辛勤笔耕，共出版专著和编译20余种，发表论文和其他文章600余篇。

　　吕叔湘是近代汉语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吕叔湘就开始以古代白话文献为资料进行历史语法的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在50年代结集出版的《汉语语法论文集》和198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当时专门以近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几乎绝无仅有，他自己说："这个工作在当时多少有点垦荒的性质。"在吕叔湘之前，古代白话资料已经受到黎锦熙、王力等学者的重视，但是全面系统地披览、开掘并加以利用的，当推吕叔湘。在《汉语语法论文集》所附的引书目录中，各类白话资料达数百种。从体裁上看，举凡笔记、小说、佛经、野史、诗词文集、释儒语录、变文、话本、平话、诸宫调、散曲、杂剧等，无不备载；吕叔湘对近代汉语资料的开掘，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空前的，他为近代汉语学科的研究奠定了相当规模的资料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加强近代汉语的资料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如编写近代汉语文献的解题目录，辑印一批重要的文献资料，汇集词汇研究的成果，编辑读本作为高校教材等。这些工作现在大都完成，有力地推动了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吕叔湘半个多世纪来的语法研究，代表了中国语法学发展的主流。他的著作在汉语语法体系建设以及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开创意义，成为半个多世纪来我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最有影响的成果。他既广泛借鉴国外语法理论最新成果，又努力探索汉语语法的民族特点；既积极建构汉语语法的新体系，又强调对语言事实客观详尽的描写；既重视语言形式分析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又注意语义分析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既注重现代汉语语法自身的系统性，又处处留意与外语、古代汉语以及方言的比较；既追求语法理论的科学性，又热心语法知识 的应用与普及。

　　吕叔湘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实事求是，严谨细腻，不断开拓，独创新见，始终为学界所推崇，成为语法学界的学术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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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汉东：追忆中国语言大师吕叔湘

文章来源：网络 作者：钱汉东 发布时间：2007年05月23日

日前，在参加一个由《新读写》开展的语文教研活动时，有老师告诉我，“二期课改”中学语文教材已将语法内容大大简化了。这令我想起了中国语言大师吕叔湘先生，想起了同吕老的交往。回家找出吕老在1991年6月1日用毛笔给我的回信，翻出14年前在北京永安南里拜谒吕老时与他的合影照片，感慨万千，件件往事涌上心头。

淡化语法 引发讨论

吕老曾是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的高才生，也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人，为汉语运用和普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85年吕老来沪讲学，我前往聆听。吕老作报告时，深入浅出、谈笑风生，颇具长者风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吕老。   

18年前，我在学校教高中语文课，同时参加上海市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一天，一位初中老师生病，我在代课时发现初中语文教材中语法繁杂，纯理论的东西太多，不切实际，学生感到难学，教师感到难教。我想中学不是培养语言学家的，学语法要讲究实用，对学生来说，读文章知道语言好在何处，写文章知道语言的毛病出在哪里就行了。于是我写了题为《语法教学宜淡化》一文，发表在《文汇报》上。尔后，《语文学习》编辑来信，要我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展开一点，尖锐一些。我随即又写了《语法教学弊多利少》一文，批评语文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为莘莘学子减负，为语文老师解套。《语文学习》编辑部为拙作加了编者按后隆重推出。此文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语法问题的大讨论，语言大师吕叔湘、张志公等纷纷发表意见，“语法教学”一时成为教坛关注的热点话题。

  那时我年少气盛，对有些人的横加指责难以接受，困境中我想到了语言界泰斗吕老。于是我连夜挥毫修书，汇报了当时撰写拙稿的缘由，陈请匡谬。信寄出后的第11天，我即收到吕老的复信（我敢断言他是接到我的信后立即就回复的），满满两页，五百余字。信是用毛笔书写的，全都采用简化字，字迹工整清丽，言辞谦和，观点鲜明。拿着信，我拜读再三，激动不已。

吕老在信中指出，“中学语文课里讲语法应以实用为主”，“一切决定于当前的实际”。吕老的话可谓高屋建瓴，切中时弊，读后深受启发和教育。一流的学者，一流的人品，这封信让我看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的一丝不苟的作风。教材编写组的同仁传阅后，认为吕老的话应该成为我们编写语法知识的指导思想。

拜访吕老 如沐春风

1994年我出差到北京，第一心愿就是拜访吕老，我想为他写一篇报告文学，以报答他对我的厚爱。当时吕老大病初愈，已闭门谢客。家人听说我是上海来的，与吕老早有交往，便问吕老是否见一见。吕老马上答应，并在他的卧室里接受我的采访。

记得那天吕老上身穿一件深褐色中式锦锻棉衣，双手将一只圆圆的软垫按在胸前，用来保暖。和煦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窗纱照到坐在老藤椅上的吕老身上，吕老神态安然，和蔼可亲。见到我，他风趣地说：“没有什么可报告了，自患病以来，明显感到衰老了，走路不行，吃饭也吃不下，无法进行研究工作了。”吕老的长子在一旁插话说：“父亲生活不能自理，走路要人扶着，白天除看书读报外，已不能工作，重要的信都是他口授，别人代笔的。”

    在我的印象中，吕老不是那种只埋头于书斋进行个人研究的学者，也不是那种把自己划定在一个狭小研究领域的学者，他的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许多领域，而且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他十分关注生活中的语文，关注语言学怎样为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作用。当我为曾得到吕老的关心，向他表示感激之情，并告诉他国家教委采纳大家的意见，教科书中对语法的要求已大大降低，并不再将此作为升学考试必考内容时，吕老高兴地说：“你提的问题是很有价值的，文章写得也有道理，应该引起语法研究者的重视，我们研究语法的关键是要在实际中运用，帮助大家更好地使用好汉语。”

    我曾读过《吕叔湘自选集》，非常敬佩吕老能将枯燥乏味的语言学理论，写得生动有趣，好读、耐读。提及此事，吕老笑道：“我写文章总是谨守一个原则，尽量让读者容易看懂，愿意看下去；一个人多费点劲可以省得许多人费劲。”

妻子是一家报社的编辑，当时恰逢副刊《五彩路》500期，嘱我有可能的话，请吕老为中学生写几句话。我把这个意思向吕老表达后，吕老笑道：“我年纪大了，手发抖了，写出来的字歪歪斜斜，很难看，就不题了，免得给孩子们留下坏印象，这也是对学生负责。”

一个始终为别人着想的人，别人会记住他；一个时刻想着自己责任的人，别人也会记住他，记住他的大家风范。

治学严谨 堪称师表

吕老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学人，非迫不得已，一般不参加社会上的种种应酬，而是潜心研究学问。吕老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据说吕老平时言谈中很少直接涉及政治，但凡是对他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内心对民族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责任感。像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吕老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科学救国、文化救国的志向根深蒂固，爱国主义、崇尚科学是吕老这一辈学术大师的精神特点。他亲见旧中国积贫积弱、黑暗腐败的现实，亲历战乱中妻离子散、颠沛流离之苦，这些都使他的思想感情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因而他发自内心地拥护新社会，珍惜新生活，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之中。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吕老没完成海外的学业．提前于1938年初回国。当时江苏已沦陷，吕老与流亡到湖南的家人会合后，转道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他和著名学者施蛰存同住一屋。施蛰存约他给《今日评论》周刊写文章。恰好早几天，吕老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考虑再三，他就写了《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这是吕老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并由此结识了朱自清先生。这篇文章发表后，1939年暑假后开学，系里给他加了一门中国文法课。这时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他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力先生商讨，可是王力住在越南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只好自己琢磨钻研。

吕老之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吕霞说：“我父亲兴趣广泛，别看是语言学家，却天文、地理什么书都看。对于语言学本身，他并不是刻板钻研，而是自己觉得这门学问有意思。此外，我父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勤奋。他自己制定了计划，就会按照步骤抓得很紧。尽管父亲的体格不很健壮，但他一生专著很多。”

现在一些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不屑于写一些小文章，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吕老写过一篇《关于成语》的小文章。上世纪80年代，吕老在一家大报上看到把“风花雪月”错写成了“风花秋月”，于是他写文进行纠正。他在《龙虫并雕琐谈》里也曾指出，小文章其实更难写。和他同一时代的学者，如叶圣陶、王力、朱德熙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学术精神。

主编词典 造福后人

吕老从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所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等，他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辞辛劳地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已发行四千多万册，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

“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宗旨的确立，和吕老有着极大的关系。作为《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吕老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乃至标点的使用规范作出的研究贡献，大都体现在《现代汉语词典》之中。

“主编”一词在如今的出版界是个水分最大的名号，有些如雷贯耳的大学者的名字，一年之内不知道要出现在多少大型丛书、套书的版权页上。其实业内人士都清楚，一年之内要出这么多书，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是忙不过来的，他们所做的也许仅仅是审读一遍样稿而已。而吕老当时所担任的主编，却是从组建编辑室到一条一条仔细审稿定稿全部亲力亲为。吕老说：“要编好一本辞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汉》，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地分析、综合，工作相当繁杂。”在吕老等大师的带领下，编辑人员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完成《现汉》这一浩大的国家工程的试印本。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陆俭明教授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吕先生几乎每天都在词典编辑室工作，中午饭就是自带的馒头、咸菜加开水，晚上还在家加班到深夜。编写工作采取流水作业法，层层把关，吕先生和他的继任丁声树在《现汉》整个编纂过程中言传身教，创立了一种人们称之为《现汉》风格的标准词典编纂风格。”

一代语言学大师吕老德艺双馨，他为汉语作出的贡献和他的高尚人品，将永远为人们所传诵。

2007年5月18日于无闲斋

钱汉东简介

钱汉东，浙江诸暨籍人。1969年元月去安徽省泗县插队。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曾任上海市青年教师语文学会会长、上海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成员。现为文新集团《新读写》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总干事、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等。

他历时四年，行程20万里，写成的《寻访中华名窑》专著，是我国第一部用散文形式撰写的古窑遗址的田野考察报告。2005年被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推荐为上海读书活动用书、荣获2005年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著作还有散文集《岁月留香》《人间瓷话》等。去年撰写的散文《作为收藏家的鲁迅》荣获当年中国散文精英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