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照片里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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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成：照片里的变革

编者按:刘香成站在一个特殊的角度观察与记录中国。这些来自1976年以后中国的照片，见证了这个国家从高度集体主义社会向个人理想百花齐放的努力与变化。 1979年，声名卓著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指挥家小泽征尔在与中央乐团合唱团排练《欢乐颂》，这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1959年后首次在北京演出。 （刘香成/图） 当小泽征尔指挥合唱团唱起《黄河》时，响彻云霄的歌声瞬间点亮了首都体育馆。我透过相机镜头看到的，是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发、未施粉黛的一群歌唱家，张开嘴整齐划一地演唱的情形。当我作为境外记者像往常一样站在人民大会堂二楼的记者位上时（相比之下，国内记者可以在主席台前自由走动），我看到与会的中国高级官员们正在阅读党的文件，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独特而有趣的表情。这些照片所展示出来的中国，团体、家庭、社会的团结一致高于一切。在过去的岁月，一位母亲不得不一边抱着小孩，一边在路边贩卖桂林山水纪念品；上海的一群学童，手持印有四人帮的政治漫画，站在箱子上批判他们。那时的中国，大学毕业生由国家分配工作，工资和食物配给都是统一的。 1977年，上海，一家钢铁厂的工人在参加学习班。 （刘香成/图） 1976年，上海，一群小学生在表演“打倒四人帮”。 （刘香成/图） 1983年，北京，党的领导干部在人民大会堂学习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文件。 （刘香成/图） 我在1983年离开了中国，尔后在1989年时曾短暂地回归。1997年，我回到中国，直至今日。在中国居住的第二段日子里，我惊讶于中国急剧发生的转型，它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经济高速扩张，各种文化汇聚，自由就业带来社会流动，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在父母和祖父母辈鼓励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自我意识个人主义”的独生子女……都使我惊讶这个国家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在我用镜头“与中国结缘”的第二个阶段，凡此种种都成为我的作品的对象。 1990年代后期，当我得到机会去贵州最贫穷的地区六盘水给那里的孩子们拍照时，我决定改变我通常的拍摄方法。我从老乡手里借来一张床单当作拍摄背景，以便突出我镜头中的男孩——他要步行二十公里来上学，走到学校时他的鞋子已沾满湿泥；而他的父母辈则坐在简陋的土房子前吃饭。直至今日，贫困人群的生活境况在媒体上依然备受关注，他们也是“中国梦”最虔诚的期盼者。与此同时，北京的美术馆里可以展出著名时尚摄影大师马里奥·特斯蒂诺的照片，他的中国粉丝们云集此处，并兴奋地拍照留念。在古城西安，大学生们穿着和美国大学生们一样的啦啦队服，为毕业晚会排练…… 这些照片与我第一阶段的作品已很不一样，中国由“群像”的记忆慢慢向“个体”的记忆转变。我很高兴我及时地拍下了它们。这个国家并没有到达人人满意的地步，但是，她确实充满了生机。 1996年，贵州省六盘水的农民在吃饭。 （刘香成/图） 2013年，陕西西安，西安美术学院的啦啦队正在为毕业晚会排练。 （刘香成/图）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六盘水的一个乡村小学生的肖像。他的家乡，被认为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 （刘香成/图） 198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年轻的农家女正在水稻田边售卖缩微的树和假山。 （刘香成/图） 2012年，北京今日美术馆，马里奥·特斯蒂诺（Mario Testino）的个展开幕前，几位观众在对着相机摆姿势自拍。 （刘香成/图）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