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评论的博客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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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评论的博客写作

来源：博言天下 作者：陶东风

1、        从2006年2月开博到现在，我的博客写作已经走过了整整4年的历程。这些陆续发布的博文大致可以归入两类，一类是我的时政评论文字，一类是我的摄影作品。        如果要我一个词概括我的时政评论的特点，我会选择“公共性”；如果要我一个词概括我作为时政评论作者的角色，我会选择“公共知识分子”。 并不是所有类型写作与文体都有同样程度的公共性，最能够体现公共性的文体，是政评论文，英文为essay。时政评论文章往往能够及时抓住当下社会的各种公共议题迅速作出理性但不乏尖锐的评论。在写作这些博客文字的时候，我希望它们主题严肃，不花哨，文风平实，不故作高深。 2、        公共领域离不开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则依托于公众，它传达的是公众的意见而不是哲学家的“真理”或专家的“知识”。或者说，一旦进入公共舆论领域，专家也就变成了公众。公共领域是公众就公共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的交往-对话空间。这样的对话既不是私人之间的隐私交换，也不是高度专家圈子内的专业研讨，而是一般公民都能参加的自由讨论：论题宽泛，形式多样，怎么谈和谈什么都很自由，但唯独不能缺少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的结构时指出：公共领域的构成因素是有主体性的私人，其所从事的活动是政治讨论，而其讨论的手段则是公开而理性的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载体之一，就是18世纪各种报刊杂志上的评论文章。而在今天，我觉得最适合我的公共写作就是博客写作。在博客写作中，我从不把自己作为一个文学理论研究专家，而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从来不以为自己在博客中表达的是所谓专家的看法。        相比于其他文体，时政评论可能是公共舆论的最佳载体。它谈论的话题是面向大众的公共问题，而不是面向小圈子的专业问题，它的谈论方式和话语类型也具有包容性、开放性、散漫性，不像学术论文那样高度专业化、逻辑严密、体系周全、咄咄逼人。学术论文的表述方式带有强烈的专业性或排他性，其话语类型与表述方式有很强的逻辑性，它力图通过严密系统的论证迫使读者服从其结论。相比之下，时政评论就显得不那么专断，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它更带随感色彩，灵活多变，亲切随和。更加重要的是，它是对话和商谈，而不是独白和命令。这使得它不同于在我国曾经风行的那种以“绝对真理”发布者自居的、面目可憎的、独白式的“社论”。这种社论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或上下互动的。        博客写作最能够体现这种互动性，我的很多文章后面也常常跟了一大堆评论。我很珍惜这些评论，尽管其中不乏尖锐批评甚至不文明的人身攻击（包括不堪入耳的谩骂叫嚣），我一般不做删除。它未尝不是勘测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和人际交往水平的一个窗口。        我的意思是：我很珍惜我博客中的这些评论文章及其公共意义，恰恰因为它所传达的不是所谓神圣不可怀疑的“绝对真理”。相反，博文的公共意义恰恰表现在它所发布是属于凡夫俗子皆可置喙、可商讨的“意见”，而不是只能顶礼膜拜的“最高指示”。博客是意见的集散地，而不是真理的发布场。 3        阿伦特在《真理与政治》等文章中区分了“真理”（truth）与“意见”（opinion）。她认为，在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唯理主义传统中，所谓“真理”本质上是强制性的，而“意见”则不同。与经过哲学家理性阐释、富有逻辑性和连贯性的哲学“真理”不同，“意见”具有突出的非逻辑性，它是普通人的自发感受和想法，是复数的，可以讨论的。“真理”的逻辑性包含了一致性甚至强制性，而“意见”则保持了对话性和开放性，容忍差异性。“真理”所依凭的演绎推理在逻辑思维框架内展开，它与教条以及意识形态很接近，没有逃逸和讨论的余地。柏拉图就认为，“真理既不能在许多人中间获得也不能在许多人中间交流。”所以，哲学家从不考虑复数性问题。        阿伦特主要是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中思考真理问题，对“哲学真理”的怀疑渗透在阿伦特的所有政治学著作中。她认为真理特别不适合于政治的领域。“绝对真理”、“系统的真理”等都是对政治自由的威胁，因为它没有为人的差异性留下空间。阿伦特认为，历史上真理和政治之间的冲突起源于两种正好相反的生活方式，即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和公民的生活方式的冲突。公民拥有的是意见，是对于不断变化的人类事务的不断变化的反应，它也与人类事务领域一样不稳定；而哲学家的真理则追求稳定性、绝对性。阿伦特认为，柏拉图等哲学家一直把哲学家的“真理”和公民的“意见”对立起来，试图从哲学真理中引伸出赋予人类事务（政治）以“稳定性”的“理性原则”。他们贬低意见，把意见等同于零碎的胡思乱想。      “意见”和“真理”的这种紧张和冲突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在阿伦特看来，是意见而不是真理才是政治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意见”的特点是多元、充满差异并指向交往，这不正是政治的特点么？政治领域本来就是“意见”的领域，政治领域的最高原则就是公共性原则，而公共性的核心就是复数性和多元性。柏拉图要把“意见”逐出政治领域，认为应该让”绝对真理”来统治政治领域，让哲学家成为哲学王，这无异于消灭了政治领域，也就是公共领域。 西方哲学史上因为迷信理性真理而走向极权崇拜的哲学家不在少数（阿伦特举的例子是斯宾诺莎），这使阿伦特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除了阿伦特外，哈耶克、波普尔等自由主义思想家也曾经系统清理过理性主义滑向专制极权主义的危险性。        被阿伦特引为知己和同道的西方哲学家康德说：“那剥夺了人公开地交流他的思想的自由的外部力量，同时也就剥夺了他的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思想的自由离不开交流的自由，思想的正确性也是如此。正如阿伦特说的：“我们的思想的‘正确性’的唯一保证在于：我们好像是与其他人生活在共同体里，我们向这些人交流我们的思想，正如他们向我们交流他们的思想。”人的理性，包括哲学家的理性，本质上都是容易犯错的，必须在其“公共的使用”中得到检验。任何一代人更不用说一个人，都不可能发现最后的真理，后现代主义甚至认为任何思想和知识都取决于视角和话语方式，因此没有普遍有效性可言，但即使如此，        我想狂妄地说一句：我就是把博客当成把自己的知识和理性付诸“公共使用”的空间看待的。 4、       在我的博客里还发布了相当数量的照片，它们体现的主要是我的私人爱好，除了个别照片（如2009年12月11日发布的“台北大溪-慈湖两蒋陵寝印象”）外，基本没有多少公共意义。它们在本书中虽然一概未予收入，但也不放借此机会谈谈我是怎么爱上摄影的。        我是2008年7月去台湾访学时才开始认真拍照的，或者说把拍照当一回事；而以前则完全是“到此一游”式的胡乱拍摄。说来蹊跷，这种变化源于一次在台湾花莲的旅游。那次旅游团来到海边的一个景点，景点是小山上的一个寺庙。我对寺庙向来兴趣不大，加上有点累，就独自坐在海边看着浪花边等边发呆。至今仍然让我感到庆幸和惊讶的是：当我在极度放松的心境（也就是什么也不想）中盯着浪花看的时候，却神奇地发现平时发现不了的浪花之美。我发现，那一次次满怀希望地冲上来、又一次次无可奈何退回去的海浪，原来是如此的情态万千、婀娜多态。它们既像一朵朵铺陈的花朵，也像一声声沉重的叹息，既像一个个涌动的希望，又像一次次无望的挣扎。我拿出相机一口气拍摄了几百张，并从中挑出几张，以“花莲的浪花”为题发布在2008年12月9日的博客上。 通过这次经历，我真正体验到一个真理：“发呆”的时刻才是最富孕育性和创造力的时刻，难怪像万有引力定律和浮力原理等重大发明，大概都是在发呆的时候产生的。发呆时好像什么都不思考，其实却是真正的思考状态：一切琐事都被置于脑后，一切急功近利的念头都烟消云散，人于是进入了一种类似禅定的状态。        从此之后我就不可抑止地爱上了摄影。但我知道我永远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我的摄影既不追求技术，不玩器材（顺便说一句，我拍摄“花莲的浪花”时用的是三千多元的傻瓜相机Sony DSC-H5），也不追求新闻价值（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只是希望通过照相机表达我对世界的独特观察角度，以及从我的观察角度看到的独特的世界。我也不想去什么人迹罕至之地拍摄一些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得一见大自然奇观。我希望在大家都熟悉的地方，比如我所生活的首师大校园，拍出别人拍不出的东西。我曾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道：“我喜欢在同一个地方反复拍摄，而不是到处跑寻找新鲜陌生的风景。因为真正新鲜的、陌生的是你的想象力，陌生的东西从来都是你自己创造的，而不是外界为你提供的。一个真正的摄影师拍出的永远是他想象中的作品。正如罗伯特.凯普托说的：‘在一个地方拍一张精彩的照片比在许多地方拍一堆平庸之作强多了。’（《风景摄影》第16页）。”        最后我要说的是，对博客这种媒体，这种写作方式，我很感谢甚至感恩。博客写作给了我其他类型的写作难以给予的快乐。我会好好珍惜，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