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说那些跟我没有关系,那是市场。老金振振有词地反驳,市场是跟你没有关系,但你要不是写评论,他们能卖那么贵吗?栗宪庭说,我写了无数评论,推出过好多艺术家,但是成功的只是少数。老金便说,到现在没有人再能推出来,证明他们还是没有能力,就这么简单。栗宪庭拿出一支烟,套上烟嘴点燃,偏着头看着老金说“:你根本不了解这个。”老金也掏出烟点上,说: “这事谁也抹煞不了。” 栗宪庭在宋庄住了将近二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圆明园的艺术家开始转移到宋庄,他也来了。“圆明园是宣言,这个地方是实验”,栗宪庭说。当初他就是想安静下来,从原来现场批评的角度换到另一种角色去生活。到2000年初,宋庄的艺术家渐渐多了,党委书记崔大柏找到他,说这边有一块荒地,栗老师你能不能想办法给做个文化公园,栗宪庭告诉他,做文化公园不如利用资源做一些事情。他就手画了张草图,这张图后来就成了老金心目中的“马路以西”——由栗宪庭规划、艺术家设计建造的艺术工作室建筑群落。 2005 年,宋庄举办了第一届艺术节。当时栗宪庭在大同,写了一篇文章提到平价市场,探讨当代艺术和大众之间的关系。到了2008年,这个地方开始紧张起来“,包括我的电影项目不断被审查、被关闭,原来作为美术馆的一个分支机构也被赶了出去……里边故事很多了。”2012年9月,宋庄举办“艺术品产业博览会和中国国家画院美术展览”,国家画院的院长来了宋庄,找栗宪庭陪他吃饭,在饭桌上,领导们说“要把国家画院的大旗插在宋庄”——“当时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栗宪庭说“,我们努力这么多年,是在为政府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这么多流落在社会上的艺术家没有人管,这个艺术区在是不断完善它的生态,让这些艺术家活下来。结果国家画院这些有饭吃又还挣着外快的人要把大旗插在这儿,这个问题又还是存在了。” 栗宪庭本不想再去博览会,后来还是去讲了个话,“我没有稿子,就上去讲了三个关系,第一个是硬件和软件的关系,宋庄迅速盖得到处都是画廊、美术馆和艺术家工作室,但是管理者依然是农民;第二个是当代艺术和其他种类艺术的关系,一些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传统艺术家来了以后,真正热爱艺术的人还是没有饭吃;第三个是艺术节和日常创作生态的关系,艺术节时来几百万人,艺术节一完冷冷清清……”他说,没有人听。栗宪庭在台上发言,台下有个画家画了他的速写,几天后送给他—“他把我画成像基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栗宪庭说,他不会搬走,他就要真做一个民间宋庄。 博览会开幕几天后,两个艺术家被警察抓了起来。网上很多人说,在宋庄的栗宪庭,请帮帮这些艺术家,别装不知道。老金跟栗宪庭说:“这个,栗老师,你还真帮不了。”栗宪庭说: “这反映了艺术家的心理,就是觉得这个事我说了能算。其实我也确实是一直在联系我认识的领导,如果能起到作用就起到,如果起不到作用,”他拍拍老金的肩膀, “那我确实也起不了作用。我又不是领导,我现在连医保都没有,还不如你。” 国家画院的大旗最终插在了宋庄的“上上美术馆”。这个美术馆成立于2009 年,是私营性质。上上美术馆的经理刘清洋说“:来到宋庄,就是想在这个模式下为艺术家真正做一些实事儿。”小道消息精通的老金很喜欢刘清洋,他说这个女人“学过经济学又懂艺术,聪明”。他还小声说,上上美术馆的馆长是山西人, “家里开煤矿,有的是钱。”除了国家画院的画作,上上美术馆也选了少量宋庄艺术家的作品一并展出,博览会期间,老金来给刘清洋做临时工守夜“,看着我们宋庄艺术家的作品别给人偷了”,每晚他能挣50 块钱。 刘清洋在自己的博客上描写老金,说他是“宋庄农民中的一朵奇葩”。刘清洋40 岁上下,在宋庄管理美术馆5 年,有种特殊的文雅。她跟老金认识也是用他的车。一开始,刘清洋对老金的印象不好,“他戴着一个大歪帽,老远一看就像黑社会的人,这么个司机我都不敢坐他的车。”后来她发现“,老金不贪婪,给点钱就行,起早贪黑的,不管几点总是提前到。而且他很有激情,能和艺术家交流,大腕儿什么的都对他很好,也愿意送他作品,这一点任何一个农民都做不到,老金就能跟艺术家能谈到一起,特别神奇”。 前两年,有人找到刘清洋,想通过她买老金的车,出价十几万。老金不卖“,他说他想卖三十万”,刘清洋微笑着说。她很尊敬地称呼老金“金师傅”。坐在刘清洋管理的展厅里,老金对中国画院送来的画表示不屑:“ 一张都不想看,没法看,全一样,全是一个老师教的,手笔全一样。也不用看,全是一个意思,没有自己的思想。美在哪儿呢?就是一个农夫拄一个拐棍,过桥,还是古老的,一看就是仿人家的。”老金又在“禁止吸烟”的牌子下点了一根烟,年轻的工作人员笑着瞟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走到一边。老金用烟头指着墙上的画说“:好比就这一张画,你看,我告诉你,他画这个就是为钱——真的,你记住我这一句话,他就是为钱”。 伊灵住在栗宪庭隔壁,同属于“马路以西”。原来他是圆明园画家村的村长,后来搬到了宋庄。2011 年的一个半夜,伊灵接到老金的电话—“老郭(伊灵本姓),你能不能从哪里买到枪?” 老金家旁边也住着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用9 年时间做了一辆巨大的仿古“艺术战车”,在宋庄艺术家自发组织的“偶发”艺术节上,这辆车很是引人瞩目。2011 年,宋庄政府在老金家门口修马路,修完马路又在马路边筑了一个高台子,正挡住沿路居民的大门。“那高台子老太太都爬不上去,盖它干嘛?这安的什么心?坏,心术不正”,老金说“,就是要堵着门,不让艺术战车开出来”。老金认为村干部“不支持艺术家”—“建那个高台子得多少钱?老百姓人人都骂,艺术家也骂。造完了那个钱就贪污了、腐败了,他们家分了,吃了、喝了、玩了,大队干部都有问题。”他跑到大队去反应,说他们违法施工,第二天晚上,老金被几个流氓打折了腿。警察告诉他这案子破不了,老金气急了,就给伊灵打电话。 “他真以为我是黑社会老大”,伊灵说“,把我吓得。我告诉他,我就算买得到枪也不卖给你。你倒是亡命之徒,我怎么办?我还有孩子呢。”刚认识老金时,伊灵觉得这个人太罗嗦,后来就发现他挺有意思“。他开车开了好几年,帮画家服务,按道理这么做下来应该能换一辆车,但他的签名车都报废了。所以他没有挣到什么钱,这个是事实”。伊灵说,不仅他的车,老金本身就是个艺术作品,“ 他走出了他的非凡的路子,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老金为艺术家愤愤不平,认为政府对他们是“卸磨杀驴”,宋庄因为艺术家发展了起来,但现在却不支持他们。伊灵说: “中国可能确实没有第二个宋庄,因为它是这样由一个自然村慢慢形成的。通过这十多年来不断的沟通磨合,地方政府也做了非常大的工作,村民也得到了实惠……但之后政府肯定要接管这个地方,用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可能再让草根性的东西太多。艺术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像装修工,把房子装修完了就得走。我比较宿命,也比较悲观,到哪里都是一样,不单单在中国,艺术家永远要找那些比较乱七八糟的、破破烂烂的地方去生活。我们就是喜欢那种烂生活。” 伊灵说,如果他能发现比宋庄更有意思的地方,他还是想去的。老金说“:不可能!看看这房子,都是我大哥你自己花钱投资的。”伊灵的二层小楼看上去非常坚固,据他妻子说, “是2008年地震后设计的,所以经得起8 级地震”。他家的两只纯种导盲犬刚刚生产,八只小狗在院子里爬来爬去,院子里的花架上绿叶青青。马路对面,属于“马路以东”的画家何学升目前正在为房子挣扎。 1994 年,何学升从陕西来到北京,卖出了第一幅画—人民币300块。那时候他住在圆明园。1995年10月份,圆明园不能住了,他与其他三十多个画家一起来了宋庄。“那时候我是穷画家,穷画家跟着富的走,不能掉队。单枪匹马到别处去了,蹭饭都没有地方蹭。” 刚到宋庄,他觉得是穷山恶水,“一个农民坐那儿晒太阳,戴的帽子还是民国式样的”。何学升当时带过来一万多块钱,花7500买了一片地,1亩多,带一个长条院,然后自己一点点修,就住了下来“。那房子没有产权,就是从农民手里买的,买的是永远使用权,不拆迁的话,这个房子可以住一辈子”。但他还是担心,来了北京一直穷,害怕没地方住,从被圆明园赶跑后更害怕,来了宋庄又害怕拆迁。2007年,宋庄划出一片地专门批给画家,就是现在的“艺术东区”,承诺不拆迁,50年产权不变。正巧那两年何学升的画在台湾和美国都有代理,卖得不错,他咬牙花25万买了“马路以东”的一片地,然后折腾修房。 结果,经济危机爆发。2008年奥运会后,画廊的人不来了,直到现在,何学升基本上卖不出什么画。他把老房子租了出去,靠一年一万的房租勉强生活。“艺术家是另外一个物种。我觉得也吃点苦也对。”现在,何学升家的卫生间还没钱修起来。他每天画很少一点画,大多数时间在做凳子、桌子给家里人用。“卖画的压力可以稍微往后放一下。画布,材料这些投入都很贵,穷画家不好生存,现在慢慢在过度”。来了北京几十年,何学升笔下仍是他家乡的黄土坡和窑洞。老金说“:土老帽,全是一个脸一个模样,你得创新!你得改进!”何学升嗤之以鼻。老金还告诉他,上上美术馆的刘清洋看到他的画,说老金你画出这样的画,可了不得,没想到你有这么大变化。“那刘清洋非要买我的画,我没法跟她要钱,只能送她。”何学升还是嗤之以鼻。老金便坏笑:“是不是这次艺术节没让你参加,你嫉妒了?” 何学升说他从来不参加,“因为我不喜欢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么紧张,这么慌,谁能沉下心来去画画?上网一查,中国宋庄如何如何,这就是给艺术家带来误区,好像来了就能成功,现在就是炒作这种幻想。画画就是靠自己,艺术上成功不成功那是命运的安排,商业上肯定都是无情的残酷的”。老金便说,说来说去说了半天,你是画画又怕人家宣传。老金要何学升送他一张画挂在老金文博馆,何学升不肯,说“你以后带来买画的商人我给你抽成,20%——说好了,你别要30%”。老金说何学升不思进取,何学升说,你是北京人,我们是外地人,北京人站着说话腰不疼,你家的院子一拆迁,分5套单元楼,一套是200万,分5套就1000万,你当然不发愁。 他说,自己现在就是修房子,你老金还是把车开好,咱们都方便一点—“画家太多了,你不用画了。”— “什么叫社会竞争,你画得比我牛逼不就完了?”老金坐在何学升做的板凳上,扒开一支香蕉,信誓旦旦地说:“ 我跟你说,你还别不努力,小心我把你给超了!” 雨夫和何学升童年出生,今年都是50岁。但他头发花白,看上去比何学升老十岁不止。雨夫现在租住着何学升的老房子—在辛店,一个离宋庄马路更远、更深入农村的地方。大多数底层的艺术家都在这里与农民混居。 雨夫说,宋庄是个伟大的地方。来宋庄之前,雨夫是人民教师,呆过宁夏师范大学、鲁东大学和山东艺术学校。七年前他辞去公职,直接来了宋庄。“寻梦来了”,他说, “人不是需要一种自由吗?我觉得自由是一个特别美的词。”除了满室的书籍和画布,雨夫住的小院完全没有艺术气息。走出院门是黄土小道,道边晾着金黄的玉米,走进院门,犹能听到隔壁的狗叫。雨夫每天除了阅读和画画,就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他说,没有人买他的画“。没收入就生活标准放低,吃馒头,大白菜”。雨夫的画很独特,用最现代的色彩和笔法去表现最古老的中国传统山水。他把画整齐地铺在桌上,用油纸盖着。老金一张张揭起来看,看一张夸一张,但雨夫怎么说都不肯送给他——“都是成系列的,没法挑哪张给你”。老金又说,你这人画得太小,完全看不清,不行。雨夫告诉他“:丈山尺马寸人,你不懂—别在我画室里抽烟!” 对于卖画这事,雨夫看得淡。“反正大家的画都不好卖,一起玩就对了。艺术没有高低,有爱好,有热心,内心的骚动把它释放出去,就行了。我原来也过着小康的生活,我就愿意过来,来宋庄过点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有什么不好呢?弄个大别墅,最后死了还能带走吗?但是给人类文化留下一点什么的时候,概念又不一样。”他还说,就像那个环岛“争鸣”雕塑,底下是一堆土,再往上是一堆砖,再上面一层铁,然后一层铜,又是一层银,最顶头是黄金,“ 那个雕塑已经把宋庄的艺术全部说透了,我是一个草根,我就是土,跟最上面的金子没有可比性……最上面的那些人现在已经都是黄金了,但黄金是从哪里出来的?一层黄金就能代表一个宋庄,代表中国文化吗?黄金能自己在上面漂着吗?”“我也想当黄金,但我是实实在在从土里长出来的,那太难了”,雨夫指指老金“,我很好,老金也很好,大串串,小串串地戴着,小烟叶抽着,皮鞋穿着——大家都很好。我没有怨气。” 四毛的画室其实离雨夫很近,但他们互相不认识。四毛也属于最早来到宋庄的一批底层艺术家。用老金的话说,“原来画画,后来搞行为,这几年比较低调”。四毛的名字签在老金的副驾驶座位下方,确实很低调。几年前,四毛特地回圆明园艺术村怀了一次旧,“结果一点亲切感都没有”“。其实房子都没有变,就是人变了,原来一条小街上都是长发飘飘,桀骜不驯的那种人,虽然穷的什么似的,但是都鼻孔朝天。现在全成了卖菜的和拉煤的,就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子了。”以前在圆明园的归属感,刚到宋庄的时候四毛曾经有过。那是1995年到2005年间,宋庄的艺术家很少,谁来了谁走了都很明显,村子里就住着两三户,没有选择,就是那么几个人天天耗在一块儿,人又特别孤独,喝顿酒是很高兴的事,一旦来了一个人就是新朋友。“那会儿还有三个小卖部给了我一个特权,就是半夜几点钟去砸门买酒都可以。” 后来,来宋庄的人越来越多,人和人之间也越来越生疏。有些艺术家卖出了高价,搬走了,更多的人从来没卖出过高价,也搬走了。四毛说“:我们最早只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但现在到处都是。现在宋庄没有特点,就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农村是它的地理位置,但发展是按照城市的模式。如果说圆明园是理想化的,到宋庄之后是慢慢具体起来,艺术家跟政府也开始合作。”2005 年,宋庄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大意是告诉艺术家,哪些画可以画,哪些画不允许画。为此四毛做了一个行为艺术作品—叼着一块生肉在镇政府门口走来走去,走了一个多小时。这个作品没给四毛带来好运也没带来噩运。他也没能在宋庄真正卖出过一张画。总体而言,四毛在这里的生活很平淡。2008 年,他和妻子在通县买了房子,但辛店的画室依然保留着。最早这个小院被房东以一万元的价格卖给过一个画家,后来又花23 万买了回来,现在以一年1 万5 的价格租给四毛。“房东就想要拆迁款,他想得很明白”,四毛说,“ 虽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拆迁。”不像当地农民,四毛对自己的命运不太关心。从辛店的画室回通县的家,四毛常坐老金的车。老金说,四毛有年做过一个行为作品, “是光脚丫子,他告诉我说这一冬天,他准备光脚丫子,我说,你这行为做的,人家都是光屁股,你光脚丫子,你省鞋了。” 老金认为行为艺术家“很正常”“。我理解”,他说“,还有背砖的,大砖头背街上扭多沉,你说你看不惯,那不成,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老金对四毛最深刻的印象是—羊肉烤得不错。每年夏天,艺术家们在潮白河边聚会,野炊烤全羊吃,老金也常去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