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生活史：教育历史的形象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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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生活史：教育历史的形象再现（《教育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
——微观史学给予的启示

■刘京京   申国昌

摘   要：微观史学是在批判与质疑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下产生的一股史学潮流，主要以记名法和推测范式为主要研究方法。微观史学为教育生活史打开了一扇窗口，并给予诸多启示：研究重心转向日常生活，研究对象转向民间基层，研究史料转向多元以及语言表达方式转向生动。教育生活史作为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新域，应从教师生活史和学生生活史两方面构建教育生活史研究体系，以期为教育生活史研究引介方向与开辟新域。

关键词：微观史学；日常生活；教育生活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批准号：NCET-12-0873）阶段性研究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度规划基金项目“明代学校师生日常生活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A8800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3)08-0021-04
作者简介:刘京京，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教育史；申国昌，男，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教育史（湖北武汉   430079）。

微观史学发端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在质疑与批判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下所产生的一种史学潮流。微观史学缩小了历史观察视角，使研究视野从宏观转向微观；研究对象从历史精英转移到民众；研究史料从官方文献转向多元取材；语言表达从抽象概括、生涩难懂转向更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贴近生活。由于教育史学科具有是教育学和历史学的双重属性，采纳历史学的最新理论和研究范式也是教育史研究重要路径之一。伴随着西方史学研究逐渐趋于微观，教育生活史研究也顺应了这一研究趋向。汲取微观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开辟教育史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

一、微观史学的兴起及研究方法
微观史学是在质疑社会科学历史学的背景下产生的。微观史学家们关注历史背后的人物及突发事件。他们采用记名法和推测范式，通过缩小研究规模，对小人物和突发事件的分析，管窥历史的因果关系。
（一）微观史学的兴起
“微观史学”的首次使用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然而，这位年鉴学派的代表使用该词时，并非为了推进历史科学的创新与转向，而只是顺便提及并带有贬义。他认为，微观史学等同于短时段事件历史，因而只是长时段历史进程中的表面现象而已。由此，微观史学一直用于指代历史所留下来的微不足道的私人残余。20世纪70年代以后，年鉴学派受到了史学界的批评与质疑，新史学研究开始沉寂。对于“微观史学”的评价出现了积极意义，它抛弃了讽刺性意味，不再被认为是“宏大”历史的微不足道的残余，而是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观和认识观。微观史学聚焦于历史重构与解释的一种有限范围内，其研究对象可以是一个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一个村庄、一座城市或一个城市区域。它从个人及其相互之间的纠缠与依赖出发，去研究人类的行动条件、行动与意义。[1]微观史学正是企图摆脱出“长时段”的科学研究体系的弊端，而出现的一种史学潮流。“微观史学家们反对社会科学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关键论据便是，这样的历史学就剥夺了以往历史的质的那一方面，而没有给它留下一副人间的面貌。”[2]
（二）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
微观史学是由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和乔万尼·列维等人提出，是一种“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3]的研究方法。他们从小处着眼，书写“宏大”历史，而且“自下而上地”对“宏大”历史重新理解、重新叙述。金兹伯格在1976年出版的《乳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成为微观史学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金兹伯格通过“深度描述”法，勾勒出生活在16世纪的一个磨坊主的内心世界。纳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则取径于1540年法国朗格多克农村的一个传奇故事，通过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试图展现16世纪农村的底层生活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微观历史学的一项基本承诺就是要为“被其他方法所遗漏了的人们打开历史的大门”，并且要“在拒绝大部分生活所发生于其中的那些小圈子的层次上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4]
微观史学主要是以记名法和推测范式为主要研究方法。记名法即缩小历史考察的规模到可以精确地确认身份的个人。[5]例如通过搜寻各种档案资料，试图还原个人的生活踪迹及感情历程，进而重构以这个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推测范式主要是对不确定性的对象进行甄别，是通过个别的、看似无意义的迹象，而不是通过运用从可重复的和可计量的观察中得来的法则。推测范式为微观史学确立了一个可行的原则，历史学家从有限的、不完整的资料中，通过必要的推测可以获得一个合理的解释。[6]维塔利·戴维斯就坦率承认，“在重建过去的历史之中，发明占着一席关键性的地位；但是她也坚持说，这种发明并不是历史学家们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遵循他们通过史料向我们说出了‘过去的声音’。”[7]
（三）微观史学的优点与缺陷
微观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关注“人”这一主体，贴近日常生活。上世纪伴随着法国年鉴学派的鼎盛，长时段视野、宏观历程的研究受到史学界的青睐，从而带了史学研究的抽象性和枯燥性。而微观史学的产生恰能克服这一弊端，使历史上的主体“人”进入到丰富多彩、生动鲜活的活动研究视野之中。微观史学强调从小人物、小事件切入，借以管窥其时代的变迁与时代生活景况。微观史学的研究程序所带来的重大认识意义在于：它从个人及其相互之间的纠缠与依赖出发，去研究人类的行动条件、行动与意义。不再用以结构性既定事实的形式或宏观史学的下级组织来进行预先分类，而是对社会关系网与人类行为方式进行试验性的调查。[8]微观史学的这些优点和特征也正是它遭到批评与非议所在。概而言之，由于微观史学聚焦小人物和微观世界，导致了研究视野的窄化与琐碎化，而且过度强调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在连接微观叙述与宏观过程上难以结合。陈启能指出：“微观史学的出路应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结合，个案分析和结构、过程分析的结合。”[9]这也是微观史学突破自身弊端，适应史学发展趋势的必然之路。

二、微观史学对教育生活史研究的启示
随着微观史学理论影响的不断扩大，我国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此理论，并倡导其在教育史研究中的应用。如有学者指出：“未来教育史学应当将研究的重心转向教育、教学的具体问题、微观问题和日常问题。”[10]也有诸多研究者把微观史学的理论运用到生活史研究当中，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研究成果。概而言之，微观史学对教育生活史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一）研究重心转向日常生活
微观史学家们认为，“历史学必须转而面向种种日常生活情况，正如它们是被普通人民所经历的那样子。”[11]过去的教育史研究，明显带有“高位化”、“精英化”的印记。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主要聚焦于社会上层人物的教育思想及国家层面教育制度的流变。受这种研究取向的导引，一些微观的、具体的和日常的教育问题鲜有人去触及并研究，致使这些问题的研究被边缘化、冷却化。近些年来，一些教育史学研究者逐把渐触角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教育领域，去探求教育历史的原生态的样貌。如顾月琴的《日常生活中的教育——明清时期杂字研究》， [12]该论文并没有把重心放在为儒家精英教育作准备的传统蒙学的教学生活，而是通过搜集民间社会的杂字教材，剖析和透视明清时期底层人民进行教育的方式。通过分析这些散落于普通百姓之的杂字教材，描述出明清时期下层人民的常态的日常教育生活。孙崇文的《抗战时期中国基督教大学及其学生生活研究》[13]一文，从教会大学的学生群体介入，从不同的生活层面重构抗战时期的教会学生生活，这些生活不仅包括普通大学正规的学习生活、带有民族觉醒韵味的政治生活、基督教浸染下的宗教生活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等。通过这些不同侧面的生活描绘，改变了过去对基督教大学刻板认识，展现出变样的基督教大学的形象。
（二）研究对象转向民间基层
教育史的研究逐渐从“自上而下”的研究线路转向“自下而上”研究轨迹上来，普通大众逐渐成为关注的核心和焦点。以往的教育史研究，精英人物一直是历史舞台的主角，普通民众成为“历史的失语者、沉默者”。正如唐纳德·里奇所言：“是将麦克风交给人民的时候了，是该让人民来说话了。”[14]正如微观史学家所理解的，“这样历史学的聚焦点就被扩大为不仅包括权力的中心，而且也还有社会的边缘。”[15]微观史学研究对象的转向，使我们重新审视教育史研究的视域。教育史研究不仅要注重精英人物的思想研究，还要观照普通民众的教育研究；不仅要研究正规的教育机构，还要研究非正规的教育组织；不仅关注教育者；还要关注受教育者；不仅要探讨学校教育，还要探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田正平、陈胜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乡村士人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图景——以<退想斋日记>和<朱峙三日记>为中心的考察》[16]一文，从两本乡村士人日记视角出发，通过日记内容的精细解读，剖析出清末乡村士人在当时教育变革中的心态及其教育影响。申国昌《明清塾师的日常生活与教学活动》[17]一文，考察了塾师的日常生活，包括塾师生活包括严格的入职程序和考核方式，程序单调的教学活动及约束与体罚为主的管理活动，不和谐师生矛盾，及为生存而上攀下携交往活动、文化服务活动、日常服务活动及民间教化活动。以上两则例案是从基层、平民、个体的视角切入，以个体窥时代、以微观照宏观。
（三）研究史料转向多元取向
微观史学在史料搜集方面，注重搜集各方面资料。不仅仅是官方的文字资料，也包括土地册、回忆录、税收记录、婚姻记录、信件、契约、地方档案资料以及通过口述获取的资料等等。史料来源的多元取向，也是教育生活史研究的应然走向。我国的教育史研究者逐渐形成了多元史料观，注重发掘日记、书信、绘画、报纸、民谣、文学作品等资料。史料是历史认知的出发点。因为，独特的研究对象不再是史料，而是人类在过去的行为和关系。例如历史小说的价值，它的取材不仅仅来源于现实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伊格尔斯认为，“伟大的小说往往会比之历史文本更加贴近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文化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文本置身于事实与虚构之间。”[18]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从文学作品中窥探教育生活，田书清的《科场人生：<儒林外史>之周进》[19]一文，以周进这个小说人物为核心，分析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窘迫、心酸的教书生涯、在贡院的悲凉的人生际遇，谦卑忠厚、逆来顺受等处世哲学，反映出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普遍心理状态及贫寒学子在科场中的艰难处境。田正平，陈桃兰的《抗战时期大学生生活的另类书写——<未央歌>中的西南联大记事》，[20]从小说《未央歌》切入，描绘出西南联大的战时学生生活，包括日常的校园生活、战争冲击下的“跑警报”生活及大学生服务生活，并从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解读出西南联大独具特色办学传统及教育理念。绘画也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放映其时代生活的重要符号和线索。《村童闹学图：一个扑朔迷离的场景》，[21]从村童闹学图的视角介入，将其嵌入到科举时代的文化背景之下，从“弄先生”、“童子戏”、“模范生”的绘画主题中窥探出两宋明清时期生动、具象的私塾生活图景。
（四）语言表达方式转向生动
微观史学的著作多是以叙事为主要表达方式，他们把视线定位于某个人或偶发事件，通过生动活泼的叙述，细致分析人物的心理变化与历史事件的动因。这种表达方式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更具情境感染力和更容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海登·怀特认为：“将历史视作叙事的理论并不预制规则，它是反思性和分析性的，是对于实践的反思。有关叙事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它是将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人们的经历组织起来的一种模式。”[22]过去很多教育史的研究多关注历史的宏大叙事，其内容多是轮廓性、概括性及纲目性的铺陈；其方法多用枯燥、繁杂的精细考证；其效果使读者难以与历史进行对话，进入到历史的镜像之中。目前，有些研究者开始注重叙事在教育生活史研究中的应用，以期用朴实、通俗化的语言切近历史。如姜丽静的《历史的背影：一代女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23]从教育生活史角度介入，以北京女高师的三位女知识分子作为个案，叙述了她们的求学经历和专业生活，揭示出女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思想志趣。张素玲的《女大学生与中国现代教育——1900-1930年代》[24]一文主要描绘出女子教育生活的图景，包括教会大学、女高师的女子以及开女禁走进男性世界的女学生的心态历程和情感经历。

三、全方位构筑学校教育生活史研究体系
随着微观史学影响的不断深化、扩大，以及学术视野的下移，教育生活史逐渐成为教育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新领域。教育生活史是鲜活生动、充满生机的教育历史，应该突破传统教育史学研究的藩篱，注重研究重心转向日常生活、研究对象转向民间基层、研究史料转向多元取和语言表达方式转向生动。基于这些研究视域的转向，学校日常生活史是教育生活史的核心部分，笔者试图从教师生活史和学生生活史方面构筑教育生活史的研究体系，以期为今后教育生活史研究引介方向与开辟新域。
（一）教师生活史研究结构的创建
目前，教师生活史的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教师生活史是教师作为个体，在教育生活中的历史记忆，而这些记忆是在一定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中产生而来，是对教育生活的深刻体认和感悟。教师生活史研究结构主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进行构建。从横向方面，教师生活史从宏观上主要包括教师的课堂教学生活、教师的日常生活、教师的社会实践生活等内容；从微观上，可具化为教师的入职前生活、课堂教学生活、教学管理生活、考核评定生活、经济生活、课外娱乐生活、政治生活、社团组织生活、情感生活、交往生活，交往生活包括师生交往、与学生家长的交往、与普通人民的交往、与文人学者的交往及与上层社会的交往等。从纵向方面，梳理不同时期的教师生活，可以窥探出教师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嬗变历程。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期的教师则会演绎出不同景况的教师生活图式。例如塾师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教师群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则会上演不同的教育生活画面。刘云杉的《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活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25]，以清末塾师刘大鹏为个案，从《退想斋日记》介入进行文本分析和资料考察，诠释出在科举废除前后的历史境况下，一位私塾教师所承受的来自文化、国家、社会层面的种种权力。虽然刘大鹏仅是塾师群体中的一个普通个体，但其教师生活史则带有其时代的历史印记。
（二）学生生活史研究体系的建构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学生生活史研究有了一定关注。对学生生活史的研究，在今天教育史语境中，具有研究领域的拓展性。如施扣柱的《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一书，[26]以1843年至1950年的上海高等和中等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描述出高、中等学校的近代新式学堂学生的日常生活。需进一步推进学生生活史的研究，主要可以从横纵两条路径下进行。在横向方面，学生生活史研究在宏观上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学习生活、课外生活和社会实践生活；从微观上，可以具化为学生的课堂生活、考试生活、宿舍生活、经济生活、情感生活、社团生活、娱乐生活、政治生活、留学生活、师生交往生活、课外实践生活等内容。从纵向方面，伴随着历史文化的变迁，不同时期的学生群体，因受不同时代社会历史文化的浸染，演绎出别样的生活图样。清末私塾的学生与新式学堂的学生无论是在学习生活还是课外生活，则会有明显的不同样态，因为新式学堂受西方文化的渲染，无论是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教育观念上都不同于传统的私塾教育，进而两类学校的学生会上演出传统与现代画面的教育生活。再如近代教会学校的学生与普通学校不同，教会学校的学生生活带有明显的“西化”印记。例如教会学校明确规定所有学生每天需要参加例行的早祷和晚祷，星期天要参加正式“礼拜”等。由此可知，不同历史时期，学生生活打上了不同的文化印痕。
统而言之，教育生活史研究要借鉴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型，汲取其重要理论与方法的精髓，采借它对研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表达方式方面的开拓与运用。伴随着近些年来教育史视野下移的研究诉求，教育生活史研究逐渐成为一种研究趋向。教育生活史的研究适恰需要微观史学范型的引领，注重史料来源的多元化、研究对象的民间化、研究重心的日常化以及语言表达的生动化，以期呈现生动活泼、形象鲜活的原生态教育史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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