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与文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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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与文化责任
---读谭家斌先生《屈学问题综论》



                            方铭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的衰落，以地方自治为特点的西周封建制各个诸侯国没有了天下共主，群龙无首，兼并战争频仍，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动荡的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在动乱之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在国内开始实行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郡县制，以期调动国内资源，在对外关系上寻求应对的资本。战国知识分子处于这种深刻变化的社会之中，对个人、国家、天下的前途和命运不能不有各种各样的思考，这些思考成就了一批文化巨人，也使这个时代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永远值得炫耀的财富。诗人屈原生当战国时代的楚国，眼见在春秋时曾不断挑战周天子权威的楚王室在战国时期的衰落，而楚王和楚国官僚的昏聩贪婪，使这种衰落具有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屈原曾经想依靠自己的努力赢得楚国的振兴，因此他一方面鼓吹美政理想，一方面与邪恶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力量与邪恶势力抗衡，而又不愿意被邪恶势力所裹胁，于是，在无限悲怆的情绪下，写下了以《离骚》为代表的体现自己满腔愤懑的不朽诗篇，最后在绝望之中蹈水自杀。屈原的高洁人格是中国古代有操守的知识分子效法的榜样，而作为作家的屈原，他的作品也成为了战国时期中国文学的典范作品，而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并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所推举的世界文化名人，成为世界文化优秀遗产的组成部分。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屈原及楚辞研究，其中寄托了中华民族的理想和希望，因而也成为了中华文化发展演变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天，对屈原及其作品继续进行新的诠释和解读，并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历史进行清理，本身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谭家斌先生出生在湖北秭归县乐平里，这里也是学术界所认可的屈原的故乡。因为和屈原的这层关系，多年来，谭家斌先生虽然在乡、县从事着行政工作，却没有放弃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学习与研究，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终于写成了近40万字的《屈学问题综论》一书，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5月出版。作为一个非专业的学者，写出这样一部对像我这样的专业从事屈原研究的学者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书籍，的确是一件令人高兴，并让我们产生由衷的佩服情怀的事情。

谭家斌先生认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两千多年的研究史，实际上是一部厚重的学术争论史，而《屈学问题综论》一书，就是对这些争论进行归纳整理，并结合自己的心得，提出自己的意见，为屈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基础性的线索。《屈学问题综论》一书把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在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分歧分成屈原的生平、家世、作品、时代、思想、遗响、端午和龙舟、否定论八个大部分来讨论，在这八个大部分之下，又有九十九个子问题。而且这些内容几乎涉及到了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横向及纵向的各个方面，如关于屈原生平这部分，就罗列了关于屈原的名字、称谓、生年、官职、任官时间、官职职掌、放流问题、卒年、是否自杀、自杀地点、坟墓所在地等十三个子问题。而每一个子问题下，又罗列了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各种观点，如关于屈原生年，作者罗列了十二种说法；关于左徒究竟是什么官职问题，作者罗列了十种说法。作者的这些概括，不仅丰富，而且全面而准确。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屈学问题综论》是一部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不同观点的资料长编，是一部以分类的形式撰写的简明而又深入的屈原及楚辞研究学术史，应该是符合这本著作的实际情况的。

《屈学问题综论》作为一部具有学术史性质的学术著作，由于网罗丰富，同时又能根据自己的心得对前人的观点给出评价，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学术功能。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一方面总结过去，同时，又在努力地为新的研究提供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的线索。如在屈原的生平问题上，关于屈原的放逐问题，有学者主张屈原曾被放逐，有学者主张屈原没有被放逐，同意屈原被放者，又有放逐一次或者两次的不同，作者认为，屈原应该曾被放逐，而且放逐的次数应该是两次。又如关于屈原是否曾经是太子的老师问题，屈原是自杀还是被谋杀的问题，他在介绍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后，进行了简明的辨析，认为这些观点是不可靠的。谭家斌的这些观点，也许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但是，他勾勒的线索，却有助于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从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判断其是非。

谭家斌先生的《屈学问题综论》，诞生在一个需要对过往的研究进行清理的新世纪，适应了二十一世纪初期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了作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同时，《屈学问题综论》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毫无疑问，《屈学问题综论》体现了朴实的学术风格，作者的学术视野，既立足于本文，也不忘记本文的外延；既关注历史，也落实于现代；既包容了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兼顾了海外的学术动态；既重视学院文化的成果，也采纳民俗研究的成果。作者把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外延，延伸到了属于民俗学研究范围的端午节和龙舟，以及属于田野考古范围的秭归乐平里的有关屈原的文化遗存。作者关于《招魂》在内容、形式、语言上与秭归招魂习俗的类同的陈述，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民俗文化的窗户。这些与学院派研究明显差别的地方，正是谭家斌先生这样一个生活在乡村的学者所独具的优势。对于我们来说，虽然难免有驳杂的感慨，但是，作为一种多维研究的尝试，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总的来说，谭家斌先生的著作《屈学问题综论》一书，是一本有价值、有特点的学术著作，对于促进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理论研究与民俗文化研究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要完成一部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不同观点的资料长编，首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检讨过往的研究文献。谭家斌先生虽然生活在屈原的故乡，但是，就我所知，位于长江边上的屈原故里，除了屈子祠中简单而古朴的、并且被三峡水库所淹没的建筑之外，所陈列的屈原及其作品完全不能承载起一个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全貌。谭家斌先生要完成《屈学问题综论》这样一个课题，不仅仅是个时间的投入问题，还要做一个持之以恒的有心人，要想方设法搜集尽可能全面的资料。如果没有忘我的奉献精神，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谭家斌先生在撰写《屈学问题综论》一书时，无疑处于一种极端困难的学术环境中，但是，他能下定决心投入自己在乡镇和县城工作的收入，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搜集并购置了他所能见到的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历史文献，这种把对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当作自己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精神，体现了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这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许多人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忘记民族文化责任的逐利之徒所应汗颜的。

谭家斌先生虽然不是一个专门的学者，但是，他并没有和学术界隔绝，而是积极地参与到屈原研究的学术队伍之中。据我所知，在湖北宜昌地区，像谭家斌这样的学者并不止谭家斌一个人，我在参加中国屈原学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不止一次地碰见过他们。在屈原的家乡出现这么多的屈原研究者，正是屈原人格感召力的体现。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为在谭家斌先生《屈学问题综论》的后记中提到的为谭家斌先生的研究提供了支持的学术界同仁，他们在谭家斌的自学和自主研究过程中，给予了正确的指引，并提供了谭家斌先生所缺少的研究资料。《屈学问题综论》的成书，既是中国优秀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也是学术界奖掖后进、互相砥砺的学术传统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