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研究到《史记》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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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记》研究到《史记》学研究
——《史记学概论》与《史记》学研究的新起点

方 铭

《史记》是司马迁父子表现其史官文化使命感的著作。《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太史公司马谈去世前，执其子司马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者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则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又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①]司马迁写《史记》，是其父的神圣嘱托，这个嘱托，是继承孔子整理六经、撰著《春秋》的精神的集中体现。

《史记》又是司马迁发愤之作。《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②]司马迁《史记》的伟大成就，与司马迁的曲折经历密切相关。

《史记》成书后，由于其伟大的学术价值，人们对《史记》的研究就开始了。研究《史记》，就意味着诞生了《史记》学。

最早对《史记》进行研究的，当然是汉代学者。《史记》受到了汉代学者的普遍赞扬，如扬雄《法言·重黎》云：“‘太史迁？’曰：‘实录。’”《法言·君子》云：“《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③]桓谭《新论》云：“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④]王充《论衡·案书篇》云：“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⑤]

当然，司马迁的《史记》，在汉代学者眼里，并不是没有缺点，如扬雄《法言·问神》批评司马迁《史记》的“杂”，《法言·君子》篇批评司马迁《史记》的“多爱不忍”和“爱奇”。[⑥]

班彪、班固父子是司马迁之后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他们两人，对司马迁及其《史记》有极其全面地评价，内容涉及到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材料来源，在与历代史书比较中发现其历史贡献，以及实录的精神，当然，也包括《史记》的不足之处。《汉书·司马迁传》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继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録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埶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⑦]又《后汉书·班彪列传》云：“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眀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⑧]班固父子关于司马迁的论述，内容大致相同，裴骃《史记集解序》云：“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

从汉代算起，《史记》学的产生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两千多年之中，《史记》学研究无疑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研究范围之广博，研究著作之深入，在中国整个学术研究中，都有突出的地位，而研究者更是涵盖古今中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新科教授的新著《史记学概论》，以《史记》学位研究对象，对《史记》学的“产生发展、性质特点、社会功能、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发展规律等作概括地论述”，[⑨]则在众多的《史记》学研究著作中，独树一帜，是自觉地在进行学术史总结和理论归纳的《史记》学研究的纲领性著作，无疑填补了《史记》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张新科先生是著名《史记》学研究专家，此前出版的著作包括《史记与中国文学》、《史记研究史略》，以及《唐前史传文学研究》等学术著作，都有广泛影响。《史记学概论》包括范畴论、价值论、源流论、本质论、方法论、生存论、主体论各个部分。在范畴论中，作者首先讨论了《史记》学研究中基础性研究、理论性研究、《史记》学的体系构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包括作家作品基本情况研究、文献整理、乡土教材、普及宣传、相关性研究等问题；鉴赏与评论、外部及内部规律研究、《史记》研究之研究等问题；建立《史记》学研究体系的基本思路、体系的构成等问题。作者认为，《史记》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史学、哲学、文学、天文学、地理学、军事学、民族学、经济学、医学等方面，《史记》学的研究，应该是基础性研究、相关性研究、理论性研究三者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一个互动的学科体系。

在价值论中，作者认为，《史记》学建立的基础是《史记》所具有的广阔的历史画卷、丰富的思想内容、独特的历史内容、不朽的民族精神、深刻的人生体验，以及对历史人物的独特刻画等。建立《史记》学，就是要克服对《史记》学的认识不到位、相关研究不深入、大众化不够等问题，要把《史记》研究与中国文化的整个发展流程结合起来看待，要发掘《史记》学的历史认识价值、自我激励价值、人生教育价值、艺术审美价值。

在源流论中，作者研究了《史记》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提出了汉魏六朝是《史记》学的萌芽期，唐宋是《史记》学的形成期，元明是《史记》学的发展期，清代是《史记》学的高潮期，近现代是《史记》学的转折期的分类。并认为20世纪是《史记》学研究的兴盛和繁荣期。作者并对《史记》学中的部分疑案，如司马迁的生卒年，司马谈的作史，《史记》的断限、缺补、书名、倒书，太史公释名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在综合各家见解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本质论中，作者认为，《史记》学具有多学科性、多层面性、现实性和世界性的特点，并论述了《史记》学与史学、哲学、文学、民族学、地理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联系。在方法论中，作者介绍了研究《史记》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资料。在生存论中，作者讨论了《史记》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问题。在主体论中，作者讨论了《史记》学研究者的学术素养问题。作者在最后，还专门介绍了日本学者的《史记》学研究。

《史记学概论》是一部研究《史记》的基础理论著作，同时，也是指导《史记》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具有深刻学术自省意识的优秀著作。作者既高屋建瓴，又深入细致，既有对学科命运和前途的深入思考和理论探究，又有对具体问题的仔细爬梳。著名学者游国恩先生于1926年出版《楚辞概论》一书，陆侃如先生在《楚辞概论序》中指出的那样，《楚辞概论》“可算是有《楚辞》以来的一部空前的著作，不但可供文学史家参考，且为了解《楚辞》的捷径了”，又说，“这书最大的特点，是把《楚辞》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但研究它本身，还研究它的来源和去路。这种历史的眼光，是前人所没有的”。[⑩]这个评价，也可以用来说明张新科先生《史记学概论》的学术价值。



[①] 三家注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三家注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 诸子集成本《扬子法言》，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④] 见《太平御览》卷六〇二。

[⑤] 诸子集成本《论衡》，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⑥] 诸子集成本《扬子法言》，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⑦] 班固《汉书》，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⑧] 范晔《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⑨] 张新科《史记学概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⑩] 游国恩《楚辞概论》，北新书局出版，后商务印书馆1928年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