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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文教学改革方向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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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7 09:46:1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对语文教学改革方向的建言

                             方铭

语文教学最简单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运用母语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到了本世纪初,我们都发现几十年的母语语文教育没有能实现适当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

为了扭转语文教学的被动局面,也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满意,让社会满意,这些年来,教育行政部门忧心如焚,投入了大量精力从事语文教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人员花费了大量功夫,企图编写出有超越性的教材;而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更是呕心沥血,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准备教案,批改作业,聆听各种各样的公开课。我坚信这些努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积极效益的。

我在大学中文系工作,接触的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生产出来的直接产品。我自己也是现代语文教学的一个试验品,而我的孩子也正在经历中小学的学习阶段,我也深知老师教学的认真和辛苦,学生课业的繁重。可是,所有这一切努力,结出的果实,就像我这个老试验品一样,多多少少都是带有缺陷的产品。

为了寻求答案,这些年来,我注意收集境外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有关信息,而中国文化影响区的教材更是我的重点,我发现,即使是日本、韩国,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也占有特别的份量,而香港、澳门长期处于殖民地文化氛围中,没有可比性,但是,台湾地区中小学对传统文化内容的重视,让我很受教育。台湾前些年受“去中国化”的独派文化影响,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比例大幅下降,但是也达到了70%以上,而且,台湾地区的中小学生还有“四书”课程作为修养课(类似于大陆的政治课),可以系统地培养学生树立中国固有的忠孝仁义、礼仪廉耻的价值观。

有对比才有鉴别,这些考察,使我对中小学语文教学存在问题产生的根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认为,真正的症结,在于我们并没有能及时清除“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意识,在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安排上,实际贯彻了“去中国传统文化”策略。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和不到百年的白话文写作史,在语文教材中,没有一个恰当的比例,传统文化被压缩到很小的角落,即使这个小角落,所选多是表现某些特定内容的诗词歌赋,而对真正体现中国传统文明的内容,既缺乏系统的介绍,更缺乏正确的解读。

由于目前的教育安排,作为母语的语文教学,到中学毕业后基本截至,而中小学的政治与品德课,又没有把中心放在对中国文化所服膺的君子人格的养成上,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中学毕业,也就意味着再没有机会接触中国传统文化,考虑到有关决策者规定的英文教育和英文考试的实际的终身性,恶性循环的结果,在百年千年之后,汉语消逝,中国将演变成为英文殖民文化的土壤之一,也绝不是危言耸听。

问题还不仅仅限于此。

常常听人说,今天的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不高,根本原因是缺少生活。实际上,这是把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技术化的歧途。章法结构、修辞技巧、句法和词法、风格学的熟稔,并不能带来阅读和写作的飞跃性进步。归根结底,阅读能力是一种理解能力和凝练思想的能力,写作能力是一种思想能力和表达思想的能力。我们的学生语文水平的下降,不是阅读技术和写作技术掌握不够,而是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不够。

自古至今,阅读用母语撰写的优秀著作,用母语写作,既是为了学习传统,承载传统,更是为了养成人格,涵养文明,锻炼思想。孔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所指正是这个道理。

如果按照这个要求,我们发现,我们中小学语文教材没有能照顾到,或者没有能全面照顾到语文教学所担负的民族文化建设责任。

上世纪初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斗争哲学成为社会思想主导;而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又滋生了拜金文化。而这些文化,都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化心理萌生的特殊文化价值,既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也非我们所标榜的西洋文化的主体。今天我们常常看到的偏激文化现象,无不可以从我们的语文教育中找到影子。

最近,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在《北京日报》上撰文,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可以归纳为“文明”和“和谐”,此核心价值理论可以“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精髓的高度加以理解”,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我们还需要回复到对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挖掘方面。到今天为止,人类关于社会理想的阐述,从没有人能超越孔子所提出的“大同世界”;关于调解社会关系的原则,没有能超越“仁义”二字,而孔子的“忠恕”观,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对实现仁义门径的最简洁准确的指引;关于人民、国家、领袖的关系,两千多年前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纲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中可以找到痕迹。《尚书》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这些观点,也正是我们今天在民主建设和法律制度建设层面,所需贯彻的。我曾经跟一位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说,鲁迅无疑是伟大的作家,如果说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超越了当代人,我可能认为你说得对,但是,如果说鲁迅比中国历史上如孔子这样的先哲更深刻,我却不敢苟同。就深度和广度而言,即使拿出《尚书》一书比较,鲁迅先生也是有所不及的。

经过中国文化虚无主义浸染的人,很少有能力、有耐心去了解传统文化,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十足的傲慢也就不足为奇。曾有一位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告诉我说,“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学习古代文化?”作为一个研究现代文学和文化的人,没有必要一定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中国古代文化,应该是必须的功课。这不仅仅是着眼于忧虑中国文化会在民族文化“去中国化”集体无意识中不经意间灭失,更着眼于中国文化所体现出的优秀品质和无限丰富性需要延续的迫切性。

因此,要真正解决中小学母语教学的困境,还是首先要树立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敬畏感,要在建立覆盖童蒙到耄耋的传统文化阅读和教育的指导思想上寻找出路。值得高兴的是,这些年,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和家长,正在积极地恢复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只要有关决策者能顺应此一趋势,建立一个符合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文化氛围和大国气概的健康人格的语文教育体系,一切都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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