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一定要“最好”？

教师之友网

何必一定要“最好”？
沈丽新


孩子做个“好”学生，教师打造一个“好”班级，校长创建一所“好”学校……这是多么美好并可以付诸实践的愿景！然而，当所有的学生、所有的班级、所有的学校都试图或者被要求去成为一个“最好”的学生、打造一个“最好”的班级、创建一所“最好”的学校之后呢？

那些“最好的”学生、班级、学校背后，是多少个孩子的童年幸福的流逝，是多少家庭与教师的万般艰辛，是多少校长们不能承受的痛！

“好”还不够么？“最好”有那么重要么？

在教育水平“最好的”地区、“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班级，那些孩子个个都是“最好的”学生了么？——这些孩子是不是“最幸福”的学生呢？



“最好的”教育在哪里？“最好的”学校在哪里？

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读小学、中学时候，正值80年代。看着现在的学生，不能不让人思考：那个时候的教育和现在相比，哪个“更好”？

上世纪80年代的学校里，并不要求每个教师所执教的班级都是“最好的”。班上的孩子们，大致分为三批：爱学习且学习成绩好的，不怎么爱学习且学习成绩一般的，不爱学习且学习成绩极糟糕的。这三批学生，在班级里一直相安无事。第一批孩子不用老师特别关注，他们一贯好学、自律，考高中、读大学，毕业后成为国家的精英或者很多行业的骨干。第二批孩子，基本不给老师增加烦恼，该写的作业从不拖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或者读个职业高中，或者直接工作，成为自给自足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人生幸福指数也未必会低。第三批孩子，不肯写作业的居多，老师也基本不强求，只要他们在课堂上保持安静即可。这些孩子一半是天性文化学习能力弱，一半是爱淘气、会折腾。他们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前者也可以成为自给自足的劳动者，后者可能一不小心折腾出一番大事业来。

因为学校不被要求创建到“最好”，班级不被要求打造到“最好”，学生不被要求成为“最好的”那一个，所以，无论学生、班级还是学校，都自自然然地发展，自自然然地产生一个个“最好”。这样的“最好”背后，没有那么多辛酸与辛苦。那时候的家长，也自自然然地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会读书”“不怎么会读书”或“特别不会读书”的那一个。家长不指责教师没把孩子培养成“最好的”那一个，教师也不指责家长不配合把孩子改变成“最好的”那一个。家长与教师之间绝少相互抱怨，相反很多家长都从内心深处真正感谢教师。



现在的孩子们呢？因为身处必须要成为“最好的”学校里，“最好的”班级上，他们被要求必须成为“最好的”学生。不能不爱学习，不能不及格。如果不爱学习或者不爱写作业，教师如临大敌，苦口婆心也好、气急败坏也好，一次次找家长沟通也好，就是要改变这些孩子的天性，就是幻想他们有一日会成为爱学习的学生，好让自己的班级成为“最好的”那一个。于是，大部分孩子考高中、读大学了。可是，大学毕业后因为能力弱找不着合适的工作的，然后回乡（家）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不还是那么多？——或许有些相似于80年代考不上高中的学生的比率。

可是这两拨人的童年的幸福程度相似么？



学校不该成为这样的地方：把优等生（学习能力与成绩方面）逼成尖子生，把中等生逼成优等生，把后进生逼成中等生。如果这么做，代价就是孩子们失去了童年的幸福。而童年的幸福是为人的一生幸福打底的。如果一个人的童年不够舒展，他长大后对社会也就少了宽容、接纳与回报，有可能多了排斥、抵抗甚至憎恨。

每个学生都最好，每个班级都最好，每个学校都最好，可能么？即便每个学生门门功课都满分都是“最好的”了，每个班级与学校因此也成为“最好的”了。可是等这些孩子踏上社会时候，不还是因为他们不同的能力依然大致形成社会高、中、低三个阶层？跟上世纪80年代的初中毕业生日后形成的社会结构有多大区别？唯一的区别可能是，所有的孩子都因为被要求成为“最好的”，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写不完的作业，每次测试之后面对来自家长与教师的压力，颈椎的损伤，手指的变型，近视眼的产生，没有足够时间去游戏，没有足够时间去阅读。学校几乎就成为孩子们写作业的地方！

这样的教育，怎么可能是“最好的”教育？“最好”是“好”的敌人。成为了好学生，打造了好班级，办出了好学校，这样已经够好。何必一定要“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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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博览》（文摘版）2013年12月刊，卷首“情丝”版。



学校本该成为“母校”
沈丽新


中国文化中素有温情美好的词语，比如：出生地谓之“故乡”，就读过的学校谓之“母校”。无论“故乡”还是“母校”，都与身处其中的“我”息息相关。“我”出生的地方才是“我”的“故乡”，“我”读过书的学校才是“我”的“母校”。如果没有“我“，它就是毫不相干的地方、毫不相干的学校。



长久以来，我并未曾质疑其间的逻辑。我以为只要“我”在，出生地就是“故乡”，就读过的学校就是“母校”。



可是，复旦退学的袁涛同学那句“你才复旦的，你全家都复旦”的宣言让我怵然心惊。对于袁涛来说，他自然不会冠复旦以“母校”这个称谓的。自这句宣言，我不免要想：长久以来，是不是“母校”更多时候是学校方面一厢情愿的表达？学校是谁的“母校”？是留在学校里的人——在职教师、在读学生？还是离开学校的毕业生甚至肄业生？



答案显而易见：是后者。



但是，我们却经常听到一些言论，或者看到一些报道：留在学校里的人信誓旦旦声称“优秀毕业生回来看望母校”。这样的表述未免混淆了角色，“母校”这个词仅限于毕业生（或肄业生）使用，就像“我的母亲”只能由“我”来称呼，而不是“母亲”她自己。“看望母校”的表达是来自“优秀毕业生”的声明，还是来自学校的抒情？如果是后者，不免有“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



当年的“优秀毕业生”后来的“社会精英”一定把就读过的学校看成是“母校”？——现实生活中不乏当年的“优秀毕业生”从此杳无音讯。再深究一下：即便这些“社会精英”回访学校，多少是出于毕业生内心的怀恋？还是学校安排的“衣锦还乡”？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母校”这个词，但是我愿意使用这个词的人不是校方，而是毕业生（或肄业生）。无论他是“社会精英”也好，普通百姓也好，如果他想起学校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感念，并因此有信心有力量面对现实人生，而且在毕业多年后尚一直对学校念念不忘，不仅寻求各种机会探访，还主动尽自己最大能力回馈，那么，这所学校才称得上是他的“母校”。



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学生把毕业看成是“解放”，把离开学校看成是“胜利大逃亡”。毕业后，很多学生再不想起学校，并绝不愿意踏足学校半步。这些学生，在学校里，他们究竟承受了多少失败、痛苦甚至绝望？对他们来说，学校并没有成为他们的“母校”。



学校本该就是每一个毕业生都愿意用“母校”一词来怀念与称呼的地方。教育行政官员也好，校长也好，教师也好，存了此心去面对学生，或许呈现在教育现场的诸多面貌可以变得更加柔和、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