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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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你所在的地方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

——孙甘露与上海

刘苇

1

孙甘露与上海这一座城市的关系，表面上是显而易见的。据我所知，从他出生起至今，一直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中，从没有挪向他处——我指的是长期居住地；在城市内迁移或短暂的出门旅行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这表面关系背后，他与这座城市的精神关联，那种心理投射，包括他对这座城市的书写和书写方式，则要显得复杂得多。
回溯他的创作：小说《信使之函》、《访问梦境》、《呼吸》和一些中、短篇，大量随笔，以及由前两样文体混合而成的、时有添加的《上海流水》中，他对上海的心态在不断的变化中透露出耐人寻味的意蕴。约而言之，他对这座城市，由先前的虚构热情转至记忆的追溯，再降至零碎的实景描述，上海，在他书写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辨，但与之相反，他对上海的态度却越来越疏离。此一悖反现象，说明了想象热情的衰减和一种拒斥情绪的产生，先前小说中服务于想象的抒情诗般的意指，转而变成伤感的叙事，继而臣之为一种观察，一种评点式的陈述，诗意的想象变成了游离于外的冥想。而冥想，正是对原有事物的一种僭越或游离而出的愿望的流露。
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怀有远离上海去他处居住和生活的愿望。或是出于迁徙上的困难，或是出于某种牵绊（诸如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使得他一时无法挪身，久而久之，也就渐渐缓释了这一念头，但由此却对上海，渐生出一种倦怠的感觉。
这一揣度当然出自我个人的臆测，却非全然属于无据的臆想。因为从孙甘露自己常常喜欢引用的、经过借用爱灵顿之语后转喻而成的“上海是我存放信件的地方”的话中，泄露了他内心的某些隐秘。
孙甘露的这句话，含有他一贯机敏与含蓄的表达方式，但却隐喻般地揭示出了典型的“上海心态”。上海可能成为你的出生地，你的永久的居住地，但不会成为你的故乡。上海没有那种年代悠久的标志性特征物，没有能引你自豪的与我们文明古国紧密相连的历史徽记——那个豫园，像是外借而来的景观，与上海气质不符，它与内地不同，内地一些地方矗立的古老文明的象征性标记，完全与当地的风土融为一体。上海，这个特殊之地，在它的地表底下没有泥土，只有钢筋混凝土。你的根不能扎向那里。作为大都市，上海兴起于殖民时代，它的雏形定型于那时后，距今只有区区百年。因此它不是世世辈辈的根据地，所有在此生活的人，都是移民者及他们的后代。
无可否认，今天的上海正在发生迅疾的变化。但也正是这种高速的变化，让你益加产生无根的飘泊之感。别说寻找年代久远的地标，即便是你的日常生活之所，可能明天就发生了变化；或者你童年时期曾经玩耍的街道，早已面目全非，无可辨认。“此地是他乡”——孙甘露曾援引郑单衣的诗句作为他一篇小说和一部电视片之名不是没有缘由的。他自己也曾在文章中诠释过这种感受：
上海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什么人的故乡。或者按我引用过的话：“它只是一个存放信件的地方”。人们到来和离去，或者在上海的街头茫然四顾，你不能想象人们在死后把自己安置在一个信箱里。这里面当然有近一个世纪的世事变迁所造成的影响，但这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命运，如果我们无法聚拢在先人的墓畔，那么我们只能四处飘零。（《隐去名字的酒吧》）
无根状态和飘零意识，在这快速的时代，于人的心中尤其凸显。人们面对迅疾的变化茫然无措，有一种你站在原地，周围一切依然在旋转的晕眩感。即便你足不出户，你仍然会产生无边的飘泊意识，因为快速变化带来的时间飞速感，是如此鲜明地于你身旁飞驰而过。这一特殊的心态，已经深深地与现代上海特性融合在一起。上海没有内地的华夏种性的意识，上海像时时处在一种躁动的怀孕期，随时可能产下世界性的混血儿。如果站在上海朝内地回望，这一种飘零意识，会越加鲜明地凸显而出，它漂浮在这座现代城市的上空，并且无可否认，它与海洋季风所带来的世界性意识混杂在一起。无怪乎，孙甘露会在《上海流水》中特别关注昆德拉、奈保尔、库切、拉什迪的作品，因为他们作品中共同涉及的一个主题，即为离散、飘泊和流亡。对于身处在上海之地的孙甘露来说，虽然他无从离散与流亡，但内心深处的无处着落感与无所依柄的飘零意识，与流亡、离散在本质上是想通的，能全然地感同身受。

2

观察孙甘露的作品，他的小说与随笔，以及《上海流水》，在写作策略上，他对人物出没的地点、场景，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在他早期的小说里，你是无法指认出他作品中的人物游荡在何处。许多地点是以虚构的面目被呈现，仿佛为了要掩盖人物的真实性似的。主人公穿梭在橙子林、耳语城，那些地点与场所，无论是否出自梦境的启迪，或出自现实的变体，你都无须费力去确认它们在现实中存在与否。当他在作品中以确有其事的口吻描述那些虚拟化的场景时，如同一出现代版的神话剧目，其意图正是要突出它的隐喻性，使之含混多义，扩大能指效应。一如他在《访问梦境》中喻示的那样：“如果诗神飞临这一地区，那么有一种世俗生活将和神话结为一体。”这一叙事策略是与小说文本的开放性结构相对应的，仿佛他故意抹去上海背景，是为了要激起人们更多的猜测与联想。“他拼命排除日常经验，带着愉快的心情享受暗示，享受晦涩，享受迷惘的境遇。”（《岛屿》）
但是，无论在《访问梦境》或《信使之函》中，他高度抽象化地将上海传达给人的最直接、最隐秘、最本质的“人在途中旅行”的感受给勾画了出来。“信使”与“访问”，均含有在途中和到达另一个去处的涵义。信使穿梭在何处，访问的是梦境还是某一个虚幻之城，于我们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已经出发，始终在途中。孙甘露正是为了突出这一意象，他将信使的穿梭之地虚化，将访问者的目的地指陈为梦境——一个永远没有归属的地方。在这些作品中，他特意将上海的实地实景隐去，而是要鲜明凸显出这座城市的气质，生活在此地的人所具有的特定的上海心态。所以，在那个无数的“信是……”的陈述句中，它们在孙甘露笔下不断扩张和漂移的定义，如乐曲般诗意飞翔的背后，那个隐秘的主导动机，即为飘零意识。
那时，孙甘露还兴致盎然地对上海进行抽象式的描绘，抹去它们真实的面貌，是为了更突出地标显出它们的精神指向，如同抽象绘画一时兴起于上海一样，潜在的原因可能是出于人们潜意识中的无处着落感。孙甘露和一些画家，出于对艺术孜孜以求的热情，共同促成了他们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寻找到相类似的、更能反映上海给予人们精神感受的一种表达方式——抽象化。那时被人们指认为孙甘露小说的先锋性，其内在动力并非仅仅只是为了形式创新，而是出于他对内心图景的表达需求，一种让特定内容需求配备唯一形式的考虑，为了作品的现代内容与现代形式相得益彰。
到了《呼吸》，小说形式发生了转折。《信使之函》、《访问梦境》中那种富有精神上的超验性表达，变成了主体清晰的陈述，但它也恰巧对应着小说主人公罗克的那份清醒的迷惘、异乡感和离散结局。而《忆秦娥》朦胧恍惚的格调，则处在这两者中间。那个上海，尽管在时间上被作者向前推移了整整一个时代，但文本中的外滩，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直至20世纪下半叶，我们依然能够在这样的描述中，感知到那份熟悉的气息：
我总是这样设想，那几经改建的江堤，已经悄悄修改了城市的外观。那一片被称作外滩的地方，紧挨着浑浊的江水，涛声，满是锈迹的轮渡。
在《呼吸》中出现的、主人公罗克游荡其间的南方城市，潮湿而喧杂，孙甘露在文本中没有明确指出那个南方之城是上海，但出现的种种征兆——江面上轮船的汽笛声，广场，以及广场边上的图书馆（现在改为美术馆）等等，显得清晰可辨。
在这一条逐渐变得清晰的叙事轨迹中，上海，在孙甘露笔下开始呈现出它的一些可据辨认的特征风貌。而由此，先前隐伏在他内心深处的一种疏离感也越加清晰地流露出来。他逐渐对虚饰上海、在意念中加以诗意的想象，产生了厌弃感。从《信使之函》充满能指式的符号狂欢，在《忆秦娥》中变成了时间上的疏远者，对“苏”的追忆式的描绘是伤感的，上海则成为那部分哀婉记忆的容器；到了《呼吸》那里，这个容器承载的不再是感伤，而是一种近乎于虚妄的无所归依的迷茫：
小说以罗克对时间和慰藉的寻求开始，以对困惑的体会这一永恒而明确的结局告终。变化主要来自人物的内心也归结于内心，这是罗克的依据也是整部小说的依据。所有叙述方面的追求也都服从于这一要求；修辞、节奏、隐喻、句子的长度及变化对庸俗惯例的调侃性模仿穿插其中，语言服务于结构，而不是服务于意义。同为小说的另一个主题就是通过对言辞的强化而证明其虚妄。没有家园，没有语言，没有寄宿之地。一切仅是一次脉搏、一次呼吸。而它巨大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这是《呼吸》初版时孙甘露自己撰写的内容提要中的一段话。其中：“困惑……的结局”、“归结于内心”、“虚妄”、“没有家园”，成为这份自我评注的主调。
小说家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份纯粹幻想的产品，哪怕其中渗入再多的虚构成分、思想或经验的诉求、表达欲望。作品更多的是作家心中不由自主的焦虑、迷思、困惑、想象等精神活动产物，是内心旅程中意识与潜意识纷乱交织的航迹反映，是对存在深切体验的一种形象表述，是完整的内部世界通过艺术屏幕的一种投射。优秀的作家在此中还渗入了世界性人文精华的元素，从而不知不觉地也使自己作品成为该精华谱系中的一部分。因此针对那些作品，你能够深入探寻到作家深邃而又本真的心灵，它们像回声一样在你的击拍之下会发出悠长的回应。无疑，孙甘露作品也是一个可资探寻的秘密隧道，其中那个出没在不同场合的游荡的幽灵，对我存在着深入解读的诱惑，他们幽深而曲折地映现出孙甘露隐秘的心路历程。只是它越出了本文的题旨，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时再作一番详解。
简要地说，《访问梦境》中的访问者，《信使之函》中的信使，《忆秦娥》中的“我”，《呼吸》中的罗克，在那个或隐或显的上海之地悠游时，他们的心态是依次降温的，与此同时作为描述者的孙甘露在文本呈现上，由含混的能指逐渐滑向了明晰的所指。这一种分离运行的方式，表明他从原先关注的多义层面，降之为外部特征的陈述。书写与冥想，在孙甘露的早期生活中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一开始他对这座城市采用了虚拟化的抽象表达方式，是要让丰富的涵指取代局部的细节，任由内心自由飞离具象画面而直指精神深处。无疑这种基于巨大创造力的想象是要付出绝对的热情的。当作家不再那么认同所描述的对象时，自然也就不必为此耗费巨大的能量与精力了。“因为时间的拨弄，我的杜撰的热情也消失了。我想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时间玩偶》）

3

孙甘露的随笔与他的小说不同，似乎无须经过深入解读就能了然。当然，这是随笔样式所带来的便利。然而，在他的随笔中，他所呈现出来的内心图景是如此丰富多变，它们似乎混合着一种随意之下所精心修饰的含义，语义从来不是确凿无疑的，而是在歧义与含混间游离，明晰的词汇被添入了晦涩的寓意，它们随语境变化而变化，并力图在简明叙述中使之含有多义。这是孙甘露惯于使用的写作策略。他还喜欢在一种文体中加入其他文体元素，诸如在随笔中加入小说、评论或诗歌的笔法，或者相反，使之尽可能地饱满、隽永和意味深长。这是我喜欢他作品的理由之一。对此，我需要加以小心辨析，以免在不经意中有所漏失。
在他的许多随笔中，曾多次涉及上海这一主题（我将会谨慎地适当援引）。但他每一次触及上海时总有点欲言又止，似乎他更愿意在一种比喻的层面上谈及它，当言及他个人的历史或者上海的历史时，即被注入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姿态，表明他对此怀有相当复杂的心态。
就我而言，上海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有四十年是隐含着肉体错觉的，其余的六十年，则是一个镜象式的幻想体。因为我所无法摆脱的个体的历史，使上海在我的个人索引中，首先是一个建筑的殖民地，是一个由家属统治的兵营，一个有着宽阔江面的港口，一个处在郊区的工人区，若干条阴雨天中的街道，一个无数方言的汇聚地，一个对日常生活充满了细微触觉的人体，一个把纳博科夫所谓“遵循优雅通奸的伟大传统”和毛泽东式的农民解放溶为一体的地方，一个能指。
十分奇怪，对于我的出生地的幻想，仿佛有一个时间上的锈斑似的顶点，虽然我在迷宫般的旧城中见过几百年前的城墙遗迹，但我的充满幻想的视线始终在二十世纪的短暂百年内转悠，再往前，那是一个古代化的现代，一个在英语中尚未将to Shanghai 这个动词视作以强迫和欺诈手段雇佣水手的同义词的时代，肮脏、糜烂和混乱就要同殖民者一同到来。此前，那个遥远的乡村中国的上海就像绢上的墨迹，意味深长而又无以名状。呃！这个在我今后的生活中还要不断修改的想象，却出乎意料地像是一个所指。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因为感官的作用时常令我们迷惑，而一个遥远的过去却稳定地散发着仿佛是传统的光芒。（《时间玩偶》）
在这份简短的关于上海历史的回顾中，他敏感地先将殖民地、外来者、方言的汇聚地，置于文本的突出地位，为了要突出上海的无根特征，以及它所带给人的置身于其中的时时流动的感受。此中，他植入了个人经验中的对上海的印象，它们是纷杂的，令人惴惴不安的，如同那条弥漫而来的浑浊的江水。接着，他在谈到外滩时，用了一个奇特的比喻：
外滩，上海的标志、心脏和边缘，那个被不厌其烦地四处展示的建筑群，曾经有两年时间，我在厕身其间的一所学校里念书，这使我有机会从它的背面观察它，从它缝隙般的街道眺望荒凉的浦东，黄浦江上漂浮着的铁腥味，着火的巨轮以及来访的各国海军的舰只。当我叙述这一切时，年代的顺序已经被打乱，因为我想着意呈现的是一幅由记忆连缀的图景，一些由语言的音节带来的触觉，由此与长久以来弥漫在我心间的莫名的沉默相呼应。
这是一个令我有一丝诧异的地方，它是这座城市的形象和象征，但又是如此地外在于它，仿佛悬挂在体外的心脏，在某处支配着这个城市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即使我每日行走于其间，在某些时刻，与某些人、某些事在此相遇，依然只是没有奇遇的旅行，依然只是观光客的浮光掠影般的遐想，即便是本地人，它也给你一种过客的感觉，它只是明信片上的风景，或是你的私人的照片上因曝光过度而令你目眩的背景。（《时间玩偶》）
《时间玩偶》是一篇相当重要的随笔，它几乎代表了孙甘露看待上海的典型方式。在此文中，他对过去的上海进行了想象，而这样的想象只能基于二手资料，来自某部影片，或者某种意念，时间在其中穿梭，由童年而追溯到过去——那个三十年代的旧上海，途经旧照片、旧影像或旧乐曲，然后再次回到自身，回到上海的中心或边缘，那颗仿佛悬挂在体外的心脏。记忆与影像混杂着，在一种特定语气的叙述中流动，它们在肯定与否定之间纠缠，尖锐而又感伤，词语在四处扩张，像架起了心脏起搏器。描述变成了纸上的又一次迟缓的旅行，在某些地方逗留，或者略去某处。而那个游历者的身影是虚幻的，某些地名仅仅是记忆的索引。那个上海是孙甘露印象中的上海。时间飘忽，穿过一些特定的空间，重新聚拢在他的内心。而文本被定格后，则成为他内心旅行的导游图。一个过客般的纷乱感受。
此外，他还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篇章中，诸如《南方之夜》、《在悬铃木的浓荫下》、《自画像》、《我所失去的时代》、《永不停息的幻想》、《上海》、《小半生》、《街道》、《小书店》等，以年代顺序跳跃、任由记忆引导的方式，多次涉及了上海，以及他在上海所度过的岁月片段，和由此引发的联想，深切而又细微感受，或者一种纯粹的超越其上的观察。在这些篇章中，他大多数时候，语气总是暗含着叹息。这座城市令一切都变化得过于快速，以致你还来不及留念，它们已经从你身旁逝去。你只能独自在心里搜寻某些记忆的残片。这座城市不会因谁的记忆而将它们保存在原处。“有些东西你看着它变化、远去，再也触摸不到了，你的热情无邪的青春已是荡然无存。”(《在悬铃木的浓荫下》)
一份迷惘中的无奈感。他对上海的心态是矛盾的，一边对某些经历过的事物怀着珍视之情，一边又对自己置身其中的世界暗含讽喻：
是的，生活以其硕大无朋的暗示力量（深色和亚光的），使耽于梦想的人向习惯和清醒现出暧昧的神色，犹如面对一份难以填写的精神志愿，犹如向一名无辜的兔唇者递进去一支名贵的笛子，你所期待的是幽怨的旋律，还是一次冰冷的手术缝合？
时间，漫长而曲折（其中包含了沙漠和茶），我们从中获取的沉思的品性因为陶醉和沉溺而逐渐丧失，归之为更为绵长，更加无以体会的冥想，犹如我无所领悟的微妙的计时装置，或者以墓地作为衬景的用途不明的教堂的洪亮悠扬的钟声。（《南方之夜》）
《南方之夜》（他的另一篇重要随笔）弥漫着一股氤氲之气，像是受到某种激发而作，仿佛是他刚刚告罄的某部作品的余声，随着流动不息的思绪轨迹继续对上海发出征询。其中包含了他的深沉的疑问、某些疑虑、漂浮的感知、混杂的气息、隐秘的激情和忧郁的回望，透露出他对上海的一种纷繁的意念，逐渐滋生而出的一种拒斥心理，像是一首“糅合着谐谑之风的惨痛的挽歌”。在该文最后，他仿佛要与这一切作个了断似的：“当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当我们对夜晚还有片刻的体会之时，当这座沿海的城市即将苏醒之时，允许我为你念出这样的台词：‘我以忧郁的自负这样想，宇宙会变，而我不会。’”
这是面对时代快速变化所能作出的唯一一种抵抗的姿态。由此，他逐渐减弱了对上海所进行的浓烈描述的兴趣，像一首乐曲逐渐滑向了渐弱的尾声。在晚近的《上海流水》中，在对上海描述时，他尽可能地使之简约，那些复杂的情感被一些偶尔出现的确切地名所取代，诸如：“从瑞金南路直走，到复兴西路向西，全是单行道。停在茂名南路口，等对面的红灯。”这些地名像是他为某事或见某人路经而过的见证，无论是否具有深切的含义，它们匆匆出现在孙甘露的笔下，就像它们偶然路经他的文本似的。对上海的别样感触，开始被他融入在事件的叙事中，包裹在纷乱杂碎的印象里。这是内心变化在作品中（包括它的书写方式里）的自然流露。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那么多少会有一点惘然若失的感觉，你在那里度过的岁月，就是你失去的最基本的东西。它们像沙子一样在你的指缝间流走，悄无声息。在你叹息它的流逝的同时，你已经忘却了曾经怀着怎样的心情消磨时间，艰难地打发它们的。拥有与丧失，时光硬币的两面，享有它也就是磨损它，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流通。（《隐去名字的酒吧》）

4

在孙甘露大部分作品中，无论是有意指认，还是无意识流露，上海，这个光怪陆离的风尚之都，一直成为他笔下的“出处”，成为他小说中人物穿梭的空间，哪怕有时是象征性的。在当代先锋小说家中，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怀着复杂的难言之情始终在描述这座城市的人，辨析它的特点，呈现它的风貌，而同时又在内心疏远它。他几乎从不在作品中赞美它，却又不断地指涉它，显露出他对上海持有的一种特殊的情怀——它们对你的过去有着深刻的影响，你无法摆脱它；但又不能像拥抱情人那样拥有它。这座城市似乎不属于任何人，只是人们的途径之所。而你唯一能拥有的就是与之而生的飘泊意识。恐怕，这是一种最为深切的感受。“因为飘泊才是唯一的归宿”（《我所失去的时代》）。
孙甘露与上海，或者说上海与孙甘露，存在着镜像式的互文关系，它们相互映照或给予，相互增殖或减损，这是一种宿命般的关联。孙甘露自己也意识到这点，他在《小半生》中说道：“我的阅读、写作、经验和无意识，都是为这个上海所左右。”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有一种超离这一切的愿望。那个左右着他的上海仿佛只是一个幻象，如同镜中景象；或者说那是他的幻影游荡在这座城市里，而他的本体一直游离在外，像观看一部影片那样看着那个自我的虚拟者。
我曾经幻想，有一天在上海之外的某个地方，在下午宁静的阳光中，全然已回忆的方式书写那个人声鼎沸的上海。如今，这种幻想已经荡然无存，因为我逐渐明白，我一直就在上海之外的某个地方，比任何地理上的位置更远，由时间以外不自知的方式令我无穷地思念它，而缓慢地失去对上海的触觉。（《上海》）
……令我不由地想起杜拉（斯）的片言只语，“我生命中的故事是不存在的”，“有过的也不曾有”，或者如艾略特所说的那样：“而你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时间玩偶》）
这是精神上的位移，一种在存在意义上的对位意识的探求，一种内在他性的呈现，心理上的自我扬弃或绵延；甚至还牵涉到一种富含哲学意味的、事物的实在就在其本性的差异中的深邃思索。它们表达了作家与他的时代和他所处的地域始终保持距离的愿望。这一意识所具有的深刻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设。正如我在别处表达过的：一个杰出的作家必须是他所处时代的异类。
上海，一个纷繁之地，寄寓其中的人在心理上都认定自己只是匆匆的过客。你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处所，却有一种漂移的感觉，这不是由于大陆漂移的缘故。本文开篇，我对孙甘露与上海的关系下判断时，在说他与上海的关系是显而易见之前加了一个限定词：“表面上”。现在通过梳理，我发现，我仍然不能，或者说根本不能去掉这个限定词。尽管孙甘露依然身处在这座城市中，预计他还会继续对这座城市做出描述。然而无疑，作为一个作家，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存在着自我的差异性，已经具有了这种内在他性的自觉意识。由此，他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而深邃起来；同时，这一意识也照亮了他的自我的边界，令他在一条无以名状的路途上逐渐趋向了事物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