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学术各科之方法论的重建
欧崇敬
[台北中国哲学研究室]
以往，学者所认定的人文、社会、艺术学科的分类已在西欧与北美、亚洲地区兴盛了一世纪之久。在70年代以后的法国与美国、德国思想界终于看出这种学科分类上的缺点，而重新由后现代思潮及后结构主义思潮而打破学科上的分际，不再以学科为讨论的最终预设，而以问题本身的所需条件进行讨论；否则依寻着某单一学科而自行限定其讨论基点，仍无异乎是一种意识型态的制造，也就是一种属于“专家的名利所为作为”而已。这种需求特别是在权力与意识型态加上知识充分结合之“大学讲坛”和“国家学术机构”里多所讲求，而这些成果乃经常地只是一种“复制性的商品”，很难出现对文明推进有所贡献的作品；当然，这其中仍不应全然否定，许多学者若能坚持其内在的理念，则依旧为许多文明、文化的基础文献性整理有所完成。
以此，学者对于这长达百余年的西欧学术分科及各科之方法论的风起云涌，亦应该有了“商品倦态”状况出现了，一切的方法设立，不过是〈文字与句法〉对准其〈文化规模呈现的对象〉而表现的几组概念而已，这也就由文字构筑出一种特属于某种研究意识型态上的“讨论空间进行阵式”，只是这个阵式是一组组的概念系统相互连接而成者罢了。在此，很清楚可知，这些空间的先行性，也就是各学科的划分所在，亦即各个人文、社会、艺术学科的设基之处，乃至成为一种学科之意识型态处，而所谓的“学术大师”即是由其西欧传统的学科内之概念系统作出新的勘定和分类或组合，以成就一个新的学科时代性的思考意识型态；若读者仔细思考即可知：［人类学的马凌诺斯基、弗莱哲、克鲁伯、牟斯、怀特、本维尼斯特、泰勒等］→［心理学的佛洛依德、容格、阿德勒、史金那、艾立克森、皮亚杰等］→［社会学的韦伯、孔德、尔干、马克思、哈伯玛斯、派森思、基尔森等］→［历史学的汤恩比、伯蓝尼、史宾格勒、布劳岱、科林伍、布洛克等］→［哲学如康德、黑格尔、胡赛尔、海德格、维根斯坦等］皆是。这些讨论对于近一两百年来的文化界确实吸引许多有志之士，也同时因其著作中的概念而制造了许多知识性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出观看则可以知道是一种“问题的制造”而不是什么〈问题的讨论〉其书写是一种〈为思考而组合的概念系统与问题和方法之提出〉，而不是为清晰地解决一问题或对一问题作最整合而彻底的呈现；如此，很清楚这些所谓的“学术大师”是如同资本主义兴起与西欧中心主义而造成之过分夸大地位，就其著作而言，在西欧与北美的文化区中尚有“沟通与社会演化”的作用。对于亚洲和其他文明区则仅为一种思考上的展示是如同〈档案〉一般地仅供参考而已。其所谓的方法论也是其语言文字所构成的一“方便之径”，而就其自身而言仍是破绽百出的理论，是以方在二十世纪的七○年代开始受到强烈的质疑。
这一点中国、日本与韩国三个国度的学术界自十九世纪末至今始终未能恢复民族自信心，而一味地学习西欧传统构造的大学制度；以培养科技官僚和所谓的专业人材，因而致使对于自身文明的问题把握方式，不能回到自身之中，只是一味地转移西欧所谓“大师”的理论，并将其“中文句法化”而运用其概念成为中国学术界之“典范”。这一点在早期问题提出之倡导时代尚有其效用，一旦在问题提出之后，亚洲学者即应该回到自身的文明根源而思考应有的分科方式和自身所特有的方法论。然而十分可惜，亚洲之各文化程度本即已高出西欧的国度与民族之学术社群，但显然却十分崇尚“流行服饰”，并且“信仰西欧与北美的科技和专业以及大师”，中国、日本、韩国所谓的著名学者竟然大多是以熟悉某几位西欧与北美大师之理论而为自身著作之骨架以自豪者，并受到社会的敬重，这种现象直到接近二十一世纪的90年代依旧如此。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日本、韩国这全然不同的文明系统之继承者是自行放弃内在的丰富性，也不需自行思考，只需思考其他民族与其他文明中的意识型态即可安心地在各大学讲坛和研究机构称霸一时，例如：只应说为文献学之一部分的“康德哲学”、“胡赛尔哲学”、“韦们社会学”，等很奇特地在西欧中心主义和亚洲创造力的丧失之下，能熟悉这些文献之概念系统者居然皆在中国、日本、韩国成为“学术大将”或“学术大师”。对于某一位历史上的学者之文献与所述概念有所掌握而可以在〈知识与权力的结构〉中称为霸业，恐怕是人文化过份发展才有的状态。对于上述的研究并无不可，然而仅是作为一种理解和研究即可；十分严重的状况是当代中国居然出现以“康德”、“胡赛尔”、“柏格森”、“杜威”、“怀海德”、“海德格”、“韦伯”、“马克思”、“叔本华”、“维根斯坦”等任何一者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要求重建中国学术，这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学者研究上实在应该先有效地理解，这一代中国人的心灵状态何以受到如此的扭曲。在更早先的时代里，学术界尚可见到以印度佛学为重建基础的讨论，年轻一代一旦进入学术界即以为：讨论中国文明之问题即必需如此，并且深信不疑，终于造成各种“西欧与北美学术大师”在中国学术领土上各有拥护者，而且各自行成阵容，终于成为各种意识型态和各种学术阵容对立的状态。
在这个时代里：许多学者深信，中国思考必定要与“康德”产生一沟通才能重建，大多数学者更深信，没有西欧的学术方法，中国学术不可能现代化，甚至说没有西欧学术方法论即无中国的当代学术成立可能。对于这种把民族自卑感与西欧北美中心主义应用在学术讨论上的情况，直到目前依然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大多数的中国学者错误地把西欧北美的某种方法意识作一种研究上的坚持，很清楚地是以西欧北美为价值的优位，并认为持有此优位的研究意识型态即掌握了由中国学术社会中的〈知识与权力〉之高位所在。当然，由于大学体制如同于其他的科层体系，亦当仅是一种权力结构和知织系统上的互动关系。人在此中的所在状态经常地提醒自身保持一地位，则十分正常，那么仿佛文明创造力存在与否再也不太重要。大学体制内的学术思考，如同任何行业或者任何组织，只是一种权力关系的组成，只不过其中只要的符号是“文字”，而不是“金融”、“货币”、“艺品”；“商品”、“武器”、“公文”等。那么，要期望大学体制重新回溯于中国文明的基础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在本世纪之初许多著名学者由西欧、北美、日本、苏联所学习而来，并提倡一学科性方法的研究动机尚是可以接受的，当时的学术状态，其提倡确实能够使大多数的从业者有一个问题把握的方向，但这样的提倡并非对于此方法的信仰，是以在那一世代的学者往往能对中国文明的讨论完成较有规模的建树；然而，这样的提倡却同时也为日后，未能完成中国文明讨论之属于自身方法之际的状态下之对西欧与北美大师学说的意识型态信仰。
在这里，可能举出：胡适、陈独秀的〈白话文学运动〉，是汉语文如何延展的问题性内涵思考与提倡；但胡适由实用主义之杜威的方法论为其骨架在其学术思考加以应用则是一种迷信，这两个层面应加以区分。
顾颉刚、钱玄同的〈古史辨运动〉，这种研究动力固然令人欣赏，但同时即为一种激进的意识型态之坚持，当然就顾颉刚本人对于国学与民俗的层累研究法而言，确有其独树之处，然而就其史学研究的信念上，乃的确存在着由于西欧方法论而造成的偏颇，这样的研究或说是由一种概念性的空间延展在史学界经过了几十年，而由其西欧其他学说理论而取代，就像流行风潮的改变一般。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一大规模的论战双方几乎都在问题点极不清楚的状态里进行着，包括两着的指谓对象皆不清晰，论者在此充分地表达个人的热情与信仰和意识型态立场，造成这种混乱的大辩论原由，主要是当时学者对于中国文明本身的特性及文字性没有深刻地理论，并且对于西欧所谓的科学与玄学之内涵皆存在着“迷信”的态度，而又缺乏对西欧文化的文字性以及发展中的问题有一脉胳了解，只是急切地希望为中国学术快速且便捷地找出一个方向，在这一场争论里出现了数十位当时知名的学者参与其中，可见其时代的中国学术与学者对中国理解能力。
〈傅斯年所提倡的史学研究方式〉：这种方式直到70年代仍十分重要，整个中国史学界几乎受限于此研究的意识型态，虽然其研究方式使文献学的讨论有一规模、确使文献的内涵之隐含可能受到抑制，而使史学成为陈腐的研究。
蔡元培对于民族学、美学、教育学上的提倡，这可以说是一种国内风气之先而不仅是一种信仰，如同于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的一种对外国学说把握问题方式的引界。只是严复深陷在英国功利学派乃又为另一种意识型态之坚持。
董作宾、李济的考古学研究：这可以说是为中国文明的回溯作一个首度性的基础重建之工作，直到现代，中国考古学者如张光直等尚保持着开放性的思考，对于中国文明的特质理解乃有其正面的贡献，然而，其研究仍属一基础，并未能在其基础上完成一属于中国文明的讨论方法论述文字性的理论建构，亦及未完成属于中国文明之汉文字的时空性概念组成，这是当代学者应努力的方向。
费孝通、凌纯声、芮逸夫、林惠祥、卫惠林等学者在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上的调查性研究提倡：这些研究和问题的把握方式确实亦为中国学者把握社会空间中的问题作出一些基础，问题在此这些学者的动机正确，但在研究未理解的方法骨架确实在是西欧与北美的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如此对于其所讨论的问题也就经常地陷入其背景之理论内部，这理状况直到今日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学术里尚未改变，并且更加严重，许多讨论的对象成为西欧与北美理论的试金石而已，在学术讨论上更只是各学派各理论交战的场合而已。
在文化思维上，熊十力主张以唯识论与周易之其新概念系统作为理论体系；梁漱溟以印度佛家为基础作一融合或概念性的文化会通；冯友兰以新实在论与宋明理学构造“新理学”；金岳霖以西方逻辑学，分析哲学；方东美以柏格森、怀海德、尼采；牟宗三更抬高康德为中西会通的重要依据，贺自昭以黑格尔为基础等都无异于在制造一种新的意识型态，对于中国文明而言，只能说增添一种文学性的展示；在文学艺术上所谓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等争论；在更早先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讨论；在史学上以马克思史观为一切依归的创作如郭沫若、周谷城、侯外庐、范文澜、剪伯赞等如同于傅斯年的提倡一般是以另一种意识型态的坚持而研究中国文明；史学在70年代后更引进“韦伯的方法论”、“新史学”研究方法、“年鉴史学”研究方法、“功能学派”、“心理史学研究方法”等，这种方式与坚持以马克思史观为研究实在没有什么高下之别，坚持韦伯就比马克思为高明吗？是否为新的流行可以一新口味，以免学术著作过于单调呢？这些现象很明显地是当代中国学术与日本、韩国学术皆最为热衷的事情，不论在文学、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只要一涉及学科各学术就必需有西欧学术的行情，即使是艺术如：音乐、舞蹈、雕刻、绘画理论亦不例外。当代中国学者已形成一种“文人病”即：一言及西欧理论即为之信仰或迷惘或从属的心态。而所谓的海外学人更经常地高居国内学人之上，学术界竟皆是〈价值·权力〉关系，其客观性不如说是西欧与北美意识型态性的表现。
就在中国文明与亚洲文明中的各民族之学术承继者经百年来的动荡而未能完成属于自身文明与文字之方法论之际，其理论思考能力之状态里，西欧与北美的学术方式当然顺理成章地入主中原和入主亚洲。事实上，中国、日本、韩国的学者也几乎相信，研究方法必称西欧北美或苏联，而不肯相信中国、日本、韩国自身的文明与文字性能出现什么理论。在亚洲而言、中国、日本、韩国的学者也许并不关心其所承继的文明内涵吧！而真正关心的是如何使其学术立场和展现方式如同西欧与北美学者的社会性之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吧！所幸，中国学者虽受到西欧北美学术的侵略而遗忘自身的内在可能出现的方法性，但仍保持热爱自身文化的关怀，民族学者：〈费孝通、芮逸夫、凌纯声〉；史学家：〈陈寅恪、吕思勉、钱穆、陈垣〉；思想家如：〈梁启超、蔡元培、唐君毅、王国维〉等；美学家如：〈宗白华、朱光潜〉；考古学家如：〈董作宾、李济、石璋如、于省吾〉；国学家如：〈屈万里、徐复观、马一浮〉；古文学者如：〈唐兰、李孝定、龙宇纯〉等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出直接的贡献而不致于所在理解的同时造成太多的意识型态之介入。这样的研究者在当代中国学术百年左右的发展史中完成其最基础性的贡献，由于上述学者以一种纯粹中国文明的心灵努力连接着中国文明的各时代性之间，并使得中国文明的研究者能够保持一股真正的力量在这几个世代里，而成就着数以百位计、甚至千位以上的学者能不以西欧北美的方法为依论，而悄悄地在中国文明的心灵里完成理解与认知上的连接，乃为中国学术与中国文明的讨论在21世纪的新起点上有一个完全属于中国文明与汉语文、汉字性的方法和理论之多元涵指，来为中国文明内在之间问题作一确实的讨论。
当代学术可以看到人类学如：史作柽；历史学如：杜正胜、庞朴；文字学如:李孝定、裘锡圭、高明；思想史如：汤一介、韦政通；考古学如：张光直、李学勤等都在6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术里完成一种具有规模而非西欧意识型态性的研究。然而，显然如此的成就对于中国文明而言仍然是十分薄弱的，并且对于中国文明的学术研究方法仍然未能有一个清晰的反省与建构。
中国学术的研究必需定然地由西欧与北美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为依归吗？这个问题实在不必再多谈，也不需要多辩解；无论是任何一种西欧北美的任一学科之理论在处理问题上确皆有其特长，而这个特长在其书写者所使用的文字概念组成之中的，而其文字概念系统又是在其西欧文化史上逐渐生成的，若要将其独立地使用并进入其他文明实在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
学者很可以接受如蔡元培、梁启超的提倡方式，亦可以接受如张光直的开放式运用各种处理问题之方法；关于心理史，年鉴史或实用主义、结构功能论的研究倾向都是一个可接受的方式，但不是一种信仰的一种坚持，对于这些方法加和理论仅仅可以是一种研究观点上的灵感提示而已，并没有轨道和规则性之遵行必要，学术界或许仍由于心态上的西欧北美中心倾向以及国内研究能力的低落，而不能自立地研究，乃不断地向西欧北美理论吸引所谓的养份。
当代中国的学术自十九世纪末即因为政治因素与社会结构上的需求而走了一个很难避免的偏颇道路，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之间的中国学术能称得上是为中国文明寻求一确实之基础者，也许只有甲骨文的发现和商代遗址的发掘才有一连串的另一种文明性的思考。中国学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政治与社会的需要乃作了一种“为制度”与“为社会组织”和“为体制”而移植西欧学理的过程。至今看来，确实是学者处于其时代纷围所难以免除之状况，但就其移植之后的中国近百年学术发展观之，竟成为一个纷乱而难以清晰化的局面，更无所谓学术传统可言。可以说，中国近百年大多数的学术领域里只有“学术威权”与“学术权力关系”存在，而没有真正属于中国文明延续性的学术讨论基础受到建立。那么，当然更没有属于中国学术的方法与理论存在的事况。
在20年代起的现代中国学术到90年代的中国学术发展，几乎每一个十年之中的发展历程，学者都可以看到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性与制度性的变动或需要而使许多的学术理念必需有其取向上的改变，这些改变总是具有其近代史上可知的现实因素而造成的状态。以此，包括自然学科的研究亦使社会、政治的因素不能不发生关系，于是专属于中国文明可呈现的方法就越来越为隐含而不为人知。到了70年代后期中国文明的研究者竟然开始成为硕果仅存，所谓〈传统与反传统〉之语意和情绪皆混乱地表现在学术领域里，原来表示一种成果性完成的词语：〈传统〉，居然成为对立词和恶的另一种象征，而〈反对〉一概念却成为“原创”的可能性基点，这种语词几乎把人类文明原创的真正可能一扫而尽，并且也代表着：中国语词的内在性已经有了结构性之转变，西欧的词语性经由日本明治时代以来的汉语译化后，混乱地成为中国学术讨论的根据。自30年代起〈唯物〉、〈唯心〉、〈主观〉、〈客观〉、〈实在〉、〈观念〉、〈概念〉、〈理念〉、〈理型〉、〈实体〉、〈实用〉、〈自由〉、〈自在〉、〈保守〉、〈传统〉、〈解放〉、〈改革〉、〈经验〉、〈意识〉、〈心物〉、〈意志〉、〈意念〉、〈想像〉等词语已经完全地混乱在当代学术的讨论文字之中了。包括了一切学科的译名亦由日本而转接到中国。所以，目前可看到的混乱现象实在不是轻易地可以扩清的。
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的学者即使在具有丰富的思考力与热情，事实上也由于环境的因素而不能真正消化由日本而来之翻译概念之中文书写应用，并且亦难以消化所谓西欧自启蒙运动以来完成的社会组织和各种学说之内涵与理论方法，可以说在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即使要保持之一个纯粹的中国文明思考皆已不易了，这一点在史学界如：钱穆、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及考古学界如：黄作宾、高去寻、于省吾、石璋如等算是保持较好成绩的少数例子。中国学术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很难有所成果性的展现是显而易见的。自50年代前后，中国的政权与社会变迁再一度地陷入混乱，学者除了历史学之部分学者、考古学、天文学尚可从事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外，根本已很难从事研究。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学术文化仍然是以：历史观点与历史文献叙述和整理而代替方法、代替理论、也代替文化的状态。或许在此，学者只能庆幸至少中国还能在考古、历史、古文字、语言的研究里作一点属于中国文明的基础性研究，而不能再求要其他了。
直到60年代与70年年代，几乎可以见到大多数近代中国所谓理论性与方法性的文字，若不是译介，则仅是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所完成的延续，或者是在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完成而在70年代以后发表者。那么，也就代表着中国学术的思考确实在50年代前后又造成了如同19世纪末一般地断层。社会政治性问题的需要始终迫切地使学者很难冷静地思考中国文物基础之内涵，并再由内涵中完成方法以解决中国当代社会的困境，几乎所有的学者大多急于用一种最方便的方法来为中国当代文化与中国当代社会作一种技术性的解决。其结果是：这种技术性的解决只造成中国文明的基础内涵之了解更加混乱，而众说纷云，并且在社会上产生各种对立的势力和冲突的可能。学者们的急切所依赖的对象在无可选择的状态下，又是西欧与北美的方法和理论；这样就再深层地巩固了西欧与北美或者苏联的学术势力成为中国学术界权力来源的支撑因素了。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的有：1.新儒家的“康德方法”系统；2.大陆许多史学家的“马克思史观”，和社会学的“马克思社会理论”；3.政治上的列宁理论，史大林理论、考斯基理论、托洛斯基理论；4.人类学，民族学上的摩尔根理论、恩格斯理论、功能学派理论、土著学派理论；5.经济学上的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凯恩斯理论；6.汉学研究上的史料派、史观派之解释文化方式等皆是；7.社会学中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争论了。只要打开中国学术上较为知名的学术刊物即充满了这许多西欧与北美、苏联的意识型态与理论上的相互抗争，而真正活跃在这些文字运用背后的内涵仍然不过是权力、利益、名位、势力上的争执，至于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一旦争辩产生，或者说一旦讨论者以一种便捷的心态使用者即已然成为次要的问题，那么中国文明的基础为何之一问题，其实在大多数学者的心理并没有任何地位。而有重要地位的地位应该只是学者如何过其所需求的生活，至于论文和文字的讨论就成为一种中介了，这一点如何货币之于一般人一样。也就是说：在50年代到70年代能安身立命地从事学术研究，使自身对于中国文明有些许地了解于其心中即已非简单之事。
在长时期的学术工作里，属于中国文化的讨论在70年代的中国仅完成少数学者连接和承传的局面。理论的工作和方法的回溯在上述的各种情况里自然中断了；学者可以看出一种关于中国当代学术关于中国文明基础之研究方法里呈现之背景，的确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是很难成熟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再加上资讯不发达、物资缺乏的时代因素，书籍流通与阅读皆有困难的因素而为参考之项，则中国学术传统何以成为今日之况即不难理解。在人口众多的中国里，实际能操作文字而对文明有其讨论能力者，在3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是否能与〈德?法?日〉等任何一国的学术界相提并论皆有问题，更何况〈美?苏〉两大国。
在这些过程性的陈述里，已可以理解中国学术发展至今的困境，不但有其政治与社会、历史背景、更有其人文因素。要求中国学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其确定性的基础涵养几乎成为“只待机缘”的局面。
在具有理论讨论能力的学者，一是留学的博士，二是努力吸收西欧学说的本土学者；这些学者很自然地又为学术群体造成另一种势力，而事实上，即使是这样令人不满意的理论使用者亦是十分稀少的。就中国当代学术发展而言，每一世代由中国学者自行完成之具有理论性或者观点性的书籍几乎微乎其微；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梁漱溟的《东西哲学及其文化》、钱穆的《国史大纲》、史作柽《社会人类学序说》、《形上美学要义》、金岳霖的《知识论》、《逻辑》、《原道》、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张光直的《中国青铜器时代》、杜正胜的《编户齐民》、《古代社会与国家》、唐君毅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徐复观的《西汉思想史》，郭沫若的《青铜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杨宽的《古史新论》、周谷城的《中国社会史论》、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余英时的《反智论》等；而这些作品是出现在3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少数学术成果。
理论性的作品稀少事实上真正的因素，不只是学者对于中国文明的基础探索能力不足，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当代学术讨论语言始终不成熟，而且也没有建立出属于中国人自身的讨论方式与讨论问题之间的“文字论域”，几乎前述的讨论若不是史料性和文献性的争辩论域形成，就仅只是依于西欧与北美理论而成立的讨论，例如，郭沫若、侯外庐、牟宗三、熊十力的理论皆只是一种组合的讨论，是以一旦在其理论运用的适合领域之外就产生失效和争辩混乱、对恃的局面，如此的理论文字也就不可能成为为中国文明讨论之真正方法性和延续性的基础根据了；只有少数如唐兰、史作柽、张光直为例外者。
在只有少数的理论和方法性著作之状态里，各种著作的理论又为组合性，或大多数仅是一些观念上的提出而有之文献上的展现，理论与方法的思考习惯很自然地萎缩了。中国学术几乎可以说在近百年来是没有自身的理论与方法的，大多数每一部上述完成理论的写作都以一种难以与几千年来的中国学术发生连接的讨论而呈现，这是理论运用直接依赖于西欧北美之真正不可行所在，及当代中国学者所面对的困境所在。
中国学者之所以一直无法真正的产生中国文明内涵的根源讨论，在于中国当代学者一直执着于30年代开始完成之西欧大学制度里的学术分科概念与学术分科所属的意识型态和讨论方式，学者自30年代起大多成为“西体中用”的学者，西欧学者的大学体制是根本切割的中国学者讨论中国文明可能的重要成因之一。
那么，在各种权力关系交织的大学制度与学者之心态要形成无法出现属于中国学术自身之讨论的环境，显然一点亦不足为奇。依西欧传统而成立的大学学术分科，并且以西欧某些派别之讨论进行方式为标准的思想充斥在30年代到90年代的一切大学讲坛之中。学者如何可能出现一个符合西欧标准的理论之中国文明基础方法的探索呢？根本上，要符合前者，就代表不可能符合后者。70年代后，可以说西欧与北美的学术理论方法已全面地成为唯一之标准了，“原创性”为何，早已不知其详。
在所谓的西欧学术分科里，学者必需遵行其西欧学术的行情以及所由之方法学上的传统，如此学者只是在一定的背景中进行思考，除了阅读中国古文献之外，根本无所谓可自行思考的机会，而即使是阅读中国古文献，其观点亦是受到西欧北美学术观所隐然支配的。
也就是说，当中国学者以仅极少数从业者而能保持阅读和理解中国古代文献时，其心中亦是以一种西欧学术的理论方式在进行阅读的。在史学界、文学界即陷入这种状态而很少有外于此者。如此，许多属于非西欧北美所认为可讨论之内涵即排除于其外而为非学术之内涵。
然而，文化发展各环节的相关性里，又岂可能只取某一部分思想而能理解文明的内涵，又如何可能由其中发展出属于汉语文的方法呢。自30年代起的学术思潮未能有效地完成传统与当代的学术论域连接，亦未能完成理论与方法的提出，原因当与清代学术发展及社会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此，学者只能说，中国学术界所呈现的是，由于环境因素与学者的洞见有限，仍使中国学术不断地失去其连接自身文明内涵的可能，亦失其自身可呈现理论与方法上的可能。整个中国学术之各学科在各个领域里之发展几乎都可以用一种“系谱性”的方法，把各学科今日研究表现的成果，找出其影响的关键作品以及提倡者，例如［民族学的《古代社会》］、或者［牟宗三提倡的康德与中国思想会通］、［马克思全集的翻译］、［奴隶社会与中国古代历史］的各种学术研究等皆是。
在此，〈西欧北美中心主义的价值心理〉、〈学术界的权威取向〉、〈政治社会上的不安〉、〈大学制度的全面西化〉、〈学术分科与传统文化上的断层〉、〈文字概念上自日本传入之使用的混乱〉、〈人材投入的有限〉、〈书籍传播之困难〉、〈学术视野狭小〉、〈学者立身心态上之自我局限及大移数缺乏使命感〉、〈中国文明内涵基础性讨论的稀少〉、〈史学观点大多受到严密之控制〉乃为造成中国学术不能完成属于自身学术传统之认知基础性连接的原因。这些原因及其所交织的网络足以使任何一个学者失去突破的勇气，也足以使各种原创性的表达在缺乏任何讨论和发表的基础下而消失和压抑在每个学者的心灵里。
如此看来，中国学术不能由过去的文明经验里完成令人感动和惊叹的作品亦是正常的；真正的的关键乃在于属于中国文明的内在性关怀确实在学术与民间二者之间产生绝对的断层。中国文明的承传一旦成为民间的规模承传就受到学术界的轻视，但若不由民间承传与古代中国文献及考古遗址的全面连结则根本不能再度为断裂的思考形成一基础性之结构，当代中国学界具有理论思考力的学者在社会空间外在吸引力与压力下纷纷放弃重新回到明末清初之际以及明以前的中国文明认知方式的理解，而只从事文献上，和西欧理论或各种西欧日本转接之概念的讨论，如［王阳明《传习录》的研究］，［朱子学的研究学］，大多中国古文献的研究都成为一种“学”，一种意识型态，和一种各家理论的互动《文本》，其原本处于其时代的整体性已然不存在。又如何理解中国文明的认知内涵性以提出属于古代中国的理论和方法。
学者究竟大多只想成为其大学制度里的学者，而不是希望为中国文明 完成连接的思考者，这一点从大多数学者要各自强调其所使用的“学科方法”即可看出来，几乎各学科的学者皆强调其所在科系上的重要性，亦强调其所在学科中应有的讨论方式和理论方式为何，这实在是西欧科层人员的典型塑造方式，而不是中国数千年来思想家出现的方式。
学者不断地以自身所在的“学科性”作思考，或者跨学科以“若干学科性”合而思考，实在可以说是加强西欧学术概念的使用而已，这样的强调使得许多关于中国文明的理解性见解全然西化地表现在大学讲坛或者学术领域内。
由于各学科之学者皆不自觉地在以汉语文从事西欧意识型态式的方法性界定，而形成当代的新型态学术传统。至此，几乎可以说不再可能有什么中国文明之理论与方法的呈现可能了。
由此，7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学界经乎是全力注意在留美博士与留德、留日、留法博士之培养的成果上了。中国当代至于可以说又形成了另一种意识型态的支配，各所美国知名大学的博士之学术表现仿佛形成另一个标准，若非于此，则又依循前述几种原本已形成于各学科的理论而进行思考着。
方法与理论的提出虽至为重要，但在80年代以后的学术从事人员大多已缺乏深厚的中国古文献阅读能力，而西欧北美的学术势力又已全面地占据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这使得另一个可能时代的社会性空间又变得十分狭窄。
在80年代以后的学术著作里，使用某位西欧北美学者的理论乃成为习常之事，而史学、文学里更在各大学的系所中自然形成其研究和思考上的习惯，各系所成为造成意识型态研究的主要根源，并且也是为社会培养专业分工人林之处。中国文明承继的危机意识已被遗忘了。
至此，当代学者的主要工作是获取学位、进入名校、拥有大学讲坛教职或进入研究机构、熟悉各学科中之学者的权力关系、掌握其所在学科的研究行规与研究行情、确定自身研究对象、将研究对象放入既有的方式与方法加以操作、保持文字工作上的成果以备升等并保持著作量以维持学术地位。如此的学术又何需原创者，所需是文字规模和整然地复制，完好的论文格式与庞大的参考书目与论文索引。学者至此真已为“相忘”于“学术”。
那么，何以中国学术至90年代仅仅出现十分薄弱的文化成果，在理论与方法的反省上更可以说几乎一片空白，就上述之一历程性的概述而已可见。于是，在已断裂近百年的学术环境里，中国文明若要出现自身可呈现的理论与方法，而真正可能解决中国文明问题之能力，仿佛只能在纯朴而且能承受社会空间吸收与压力挑战的心灵之中了，一种属于纯粹中国文明的心灵在回溯自身的历史时所受到的感动，将如何而能回答其文明发展至今的问题呢？学者思考若不再因西欧北美理论的简单使用而自我满足，而要求一个彻底解决之时，或许即是学者已然全面地扬弃自卑心态，而能真正地面对问题了，关于这一点，中国考古学与古文字学者的作品，加上各朝代的历史文献性研究乃为此提供了一个综合可思考的基础，这一个基础在80年代才在考古学家、文字学家、史学家、人类学家、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一个可供反省的材料呈现。
一个对中国文明的思考者当因为这些考古、文字、历史性材料的呈现而开放其原有的思考空间，并且再回到汉文字的文字性中，找出适合表达的词语以重新把其内在感受之纯属于中国文明之内涵和认知作一种现代性和传统之间的陈述，这些陈述之著作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有所累积，亦即为“社会史”、“民俗史”、“心理史”、“医学史”、“认知史”、“草药史”、“技术史”、“器物史”、“艺术史”、“制度史”、“文化史”、“观念史”的全面重新书写。
这样，原先构成各学科的内涵和文化性又被冲开了，各学科意识型态的有效性原本建立在西欧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过程里，一旦讨论的对象以及所完成的内涵与理论方产生不能符合之状况产生时，往往研究的方式就产意识型态上的松动。在这些松动和文化内涵重述的基础里，中国学者于是又可能有其构成理论和方法思考出现背景了。
然而，一旦触及此一问题就仿佛进入一个深远而复杂的局面，而很难找出一标准，在过去理论运用方式上的错误著作典范里，当代学者显然也必需找出一条真正属于理论与方法建构之真正基础的路程。
是以，由各问题性的历史系谱和历程史的理解里，中国学者乃可能以一种分析性的文字先行为各问题的基础作一分析，再由分析成果上所成就的概念系统为组成一个可适用于其范围的构造，再由诸范围中的构造相互发生关连里而乃以一问题为对象的研究完成属于中国学术之各科应有之内涵的方法论及理论架构，依于学者分析能力与分析着重之不同，自然也就呈现不同的组织和成果，那么属于中国文明的理论与方法当然亦是多元的发展，和可讨论沟通于彼此之内涵。
中国文明在考古学和历史文献上经历数万年的连续性发展，很自然地讨论一问题皆必需有一历史性的回溯和社会组织面的多种思考，在对于一种理论与方法性的阅忆里，由中国文明的文字、符号、图形、器物、社会组织的始源作一全面地讨论和根源地回溯成为必要的工作。这样的研究乃成为：〈中国文明史〉、〈中国认知历程〉、〈中国知识传统〉和〈知识体系〉、〈中国科学理论〉与〈科学原理〉之重新呈现的基础所在。
世界诸文明的推进乃由于其科学原理的发现与发明，在上古中国乃至明代中期的中国一直以自身的独特思想完成其发现，而带动世界文明的运转。中国文明里本存在的认知与思考方法何在，其理论何在，皆有待系统性地重新理解和方法地提出。
中国学术很显然地可完成其自身的学术分科方式，以及学术讨论的方法，也很自然地有其讨论各问题和对象的理论；而理论毕竟又为文字概念上的一种组成、以及一种观点和研究倾向与研究程序和思考过程的安排而已，对于此，任何一个独立发展的文明和任何一种足以表达语意的文字皆可能有其成就，更何况中国的汉文字系统。
那么由中原文明的旧石器、新石器、陶器、青铜器、商周文字、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与两汉以后的各种文化成果成就─方法性思考，在已接受到了的社会性挑战与西欧北美之各文字语法性思考的挑战之下，中国学者显然有其足够的属于中国当代性与文明性，承接于传统与当代和未来之间的中国文明之学术分科及其理论和方法。是亦为本书《城邦社会文字史论》书写的努力所在。
（本文系《城邦社会文字史论》一书“导论”。）
作者简介：
欧崇敬
1. 中国文化大学哲学博士，助理教授。
2. 现任北京大学客作研究员。
3. 《现代科学：中国文化》创办人暨社长。
4. 唐山出版社总编辑。
5. 洪叶出版社总编辑。
===========================================================================
| 
|联系我们|手机版|Archiver|教师之友网
( [沪ICP备13022119号]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3-12-14 15:10:38
收藏
转播
分享
淘帖
顶
踩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