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梁漱溟、金庸、南怀瑾等名士的家族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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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梁漱溟、金庸、南怀瑾等名士的家族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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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封  [保存到相册]

　　书名：家世
　　作者：余世存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内容简介：
　　《家世》从“家风家教之于当下”的视角撰写了中国家族的传奇经历。每一家家教自有特点，如林同济家是要培养专门人才，以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宋耀如家是要出伟大人才；卢作孚家是让孩子不要当败家子；黄兴家是无我、笃实；聂云台家有家庭会议……阅读者称，读《家世》最大的收获是联想到自家、自身，自己要传承什么，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
　　作者简介：
　　余世存，诗人、学者。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出版有《非常道》《非常道Ⅱ》《中国男》《老子传》《大民小国》等。
　　书摘正文：
　　自 序
　　宋家：做伟大人才
　　宋耀如敢想敢做—“影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近代史”—蒋宋联姻—宋霭龄“贪婪”—强悍的生命力—行为决定命运
　　卢家：创造而非享受幸福
　　卢作孚的遗产—“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完人”—发愿—“卢作孚的长子不好当啊”—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
　　蒋家：两代王朝五世而斩的家族命运
　　“见艳心动”—蒋毛—打通中西文化的任督二脉—“卷土重来”—身在“敌营”中的儿子—“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蒋纬国给蒋介石用气功治病—天刑地斩—入土为安
　　任家：规矩和常识
　　听见古代—“我想宽恕的是谁？”—“妈妈同志”—“我来延安透透新鲜空气”—仇必和而解
　　梁家：直道而行
　　梁济自杀—“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滚下台来！”—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多年父子如兄弟”—宽恕兄弟
　　查家：谨慎内敛与时俱进
　　唐宋以来巨族—查慎行以家长失教获罪—渺小的自我—穆旦—“金钱的庸人”
　　聂家：清正以保富
　　民间草医—花鼓戏《聂焘》—“聂家子孙不要当官”—聂云台—保富法—“时代的落伍者”—家庭会议和聂家内刊
　　南家：怀瑾握瑜
　　滥竽充数—南延宗—官脉文脉—“一门三尚书九进士”—南怀瑾的功德—太上忘情
　　钱家：家训的力量
　　吴越钱家—钱氏家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钱家人的自信和自负—钱学森—“一剑霜寒十四州”
　　荣家：传统与现代
　　“一家有余顾一族”—“如今的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红色资本家—资本家后代的赚钱花钱
　　孙家：满天星斗
　　“朝内无人莫做官，家门无官莫经商”—孙家鼐—“必须攻习英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孙多慈的爱情
　　林家：向专家人才努力
　　“出中国记”—天下林家—“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林家铺子—专业人才—“反动廉价文人”—“这就是中国之道”
　　黄家：无我笃实
　　“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黄兴的历史眼光—“中国盲文之父”—现代中国的国父是复数—宠辱不惊
　　罗家：对金钱的狂热之爱
　　罗斯柴尔德富家大吉—“国际金融之父”—家族内部通婚—“无所不知”—大家都是罗家的打工者—经济领域的世袭主义—“即便是风，也要闻一下它的味道”—“革命导师”的意见
　　蔡家：二十五孝
　　五代繁衍150多人的当代母亲—“干大事，当大官，赚大钱”—蔡文彬大孝—颐养天年
　　杨家：生老病死的无常
　　诸行无常—省级劳模—“吃大块肉”—四十多天挣三块钱—阴阳两茫茫—官运文运得益于家族的积德行善
　　余家：宏大叙事与从零起步
　　分享福音—随州与上古中国—贫下中农—“擂鼓墩古墓”与乡村少年—“睁眼瞎”—以少子命行长子运—离家不离水系—家族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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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梁漱溟深居简出。“文革”中，他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承受下来了。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毛，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毛的。他就事论事，“文革”尚未结束，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1973年底，中共批林批孔。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最后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四

　　在今天，梁漱溟先生已经被人们视为中国的圣贤，是最后的儒家，是哲学家，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的诤友……也许这一切成就，都可以在梁济那里找到源头。他的“尸谏”影响了梁漱溟，成为最有警示性的家教，那就是“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因此一生都很少顾及自己，而是为国为民。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美国学者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他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他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当做家训。他自己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在一个世纪以来反复的中国社会里，梁漱溟先生是少有的能给我们中国社会以安慰和信任的人了。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说的。

　　五

　　但这并不表示他薄情，相反，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教育可圈可点。他给两个儿子取名培宽、培恕，因为“宽恕是我一生的自勉”。像父亲一样，梁漱溟也很注意培养儿子们的个性。他对长子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漱溟长年为社会奔走，居无定所，无暇顾及家庭，两个儿子寄居亲戚家，他就要求长子培宽多带带弟弟培恕，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

　　即使在他奔走忙碌的空隙，梁漱溟也会和两个孩子一块聚聚。“两三个星期，会接我们过去和他聚会，他的朋友、学生来找他，无非谈论的是关于国家、社会的事情。”

　　梁漱溟的家信是温厚的，他关怀、培养两个儿子的人品与学业。“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做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拦你们的。”（1943年2月28日）

　　在长孙梁钦元出生时，远在重庆的梁漱溟高兴之后给儿媳妇写了一封甚为动情的信，培宽至今仍保存着这封信。梁漱溟在信中说：“得闻危险期过去了，我不去看你。但你是人才的生产者，想到这一点你该是自慰的。”

　　梁漱溟听任孩子们自由选择，他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做“自了汉”，就是不要成为只顾自己的人，标准是“在人生道路上不趋于低俗，在识见上不流于浅薄”。

　　梁漱溟的宽放教育贯穿始终，他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他的家教使得儿子在多灾多难的世纪得以平安度过，梁培宽、梁培恕一生不喜出头露面，为人低调。大概正因为如此，两人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遭到太多的磨难。梁先生晚年给两个儿子打了个电话说，我老了，需要你们照顾。郭齐勇教授曾对梁培恕先生说：“你很幸福，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需要你继续工作。”

　　六

　　梁家兄弟在父亲去世后相继退休，他们想到了应该研究整理父亲的文稿。兄弟俩的分工不同，培宽负责父亲的全集编撰出版，梁培恕则负责撰写父亲的传记作品。梁培宽说：“我们哥俩一直在整理父亲的文稿，边整理边开始了解他。年轻时候只是知道他有什么书或是关心什么内容，但没有深入进去。到现在才算有些了解。但也很困难。”

　　兄弟两人一生的职业与事业跟父亲没有多大关系，却在退休后投入了回向父亲志业的世界。他们的见解也不流凡俗，梁培宽说：“他不是一个很浅薄的人，不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他的有些主张肯定是错的，但有些看法却值得参考。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在自我修养上是比较无私的，比较无我。在破‘我执’上下了功夫。”

　　梁家兄弟全身心投入到整理父亲遗著的工作中，并为父亲编辑出版了八卷本六百多万字的全集，以及自传、传、纪念集、书法集等，接待了国内外很多的梁漱溟研究者。在整理出版父亲著作所得的数万元稿费中，只留下了买一台电脑（供继续编选著述用）用的几千元钱，其余的全部以梁漱溟的名义捐给了当年梁氏所办的勉仁中学（即现在的勉仁职业学校）。有人问梁培恕先生原因，梁笑着说：“不为什么，我们只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孙子梁钦东向祖父求字，八十八岁的梁漱溟录诸葛亮《诫子书》，令其研读自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因为梁漱溟的历史地拉，他生前死后都有国家因素介入，因而梁家后人在事关评价等问题上也同样显露出梁家独有的直道。他们不是强者，但也非小民软弱，梁家兄弟多次跟政府交涉事宜。梁漱溟去世后，要召开例行的追悼会。中央统战部为梁漱溟起草了一份《生平》。关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写道：“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梁家兄弟认可。但在修改稿中莫名其妙地被改为“受到批评”。他们表示反对，有关部门反复劝兄弟俩“以大局为重”。他们据理以争，不肯让步。后来，新华社播发梁漱溟的生平，文章标题即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而更年轻的一代则更是直抒胸臆。1988年，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挽联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拟就的。在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坚持。据说，前往吊唁的有李先念、阎明复、刘澜涛、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以及梁漱溟先生的亲友四百余人。

　　在君子之泽及身而没的中国，在家族分崩离析的现当代，梁家人很了不起，他们直道而行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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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梁家籍贯广西桂林，而到梁承光一代，听朝廷命剿捻军，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儿。梁的儿子梁济只有八岁，家贫不得回广西，母亲带着他到北京讨生活。在母亲的督导下，梁济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涵养出忠贤胸臆。光绪十一年，梁济二十七岁，他考中举人，他的父执多贵，而他不求闻达，直到四十岁才当官。梁济做过文化官员、内阁中书（四品）、民政部主事（相当于处长），十余年不升不调。

　　梁济的官职不大，口碑却隆。他自承：“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据说有赶驴车的看到他，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逊位，共和建立，梁济辞职家居。民国的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出山，他拒绝，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变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澜是巨大的，对梁济（他的字即是巨川）来说，这一变易是难济未济了。他认为：“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因此在民国元年，梁济就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

　　但梁济绝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他的视野极为广泛，读过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日报》，对这一新事物，他从物质和精神上也给予了不少支援。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后，梁济的态度是旁观。次子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只是以“谨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劝，并未表示强烈反对。他自己则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

　　因此，从他计划殉清，到实现，整整七年，他都在观察新的时代社会，他对民国寄予过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但他痛心地说：“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梁济甚至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的自杀，也许他知道有人会称他为“梁疯子”。他说，只有那些“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

　　1918年，梁济六十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结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11月10日，梁济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可以说，梁济绝非遗老，也毫不糊涂，他说：“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他自己如此通透：“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二

　　遗憾的是，梁济这样的中国人在我们文化里如此罕有，他至今都被人们忽视。他的儿子梁漱溟认为，他有任侠、认真、不超脱等特点，这些精神个性也影响了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六十岁自我了断的中国人极为开通，他对友人、对孩子都是和蔼的、循循善诱的。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庄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他“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他自己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

　　梁漱溟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梁济不让他读，而让他学习《地球韵言》。年轻的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梁济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他的影响是有力的，使得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跟他一样，以至于在梁漱溟十七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

　　自杀前三天，即1918年11月7日，已经下了决定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的话。梁济的死，在京城有过一些影响，徐志摩、陶孟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傅斯年、梁启超等人都有过评论，他们多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尊敬。

　　自然，父亲的自杀对进行人生思考也想自杀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活下来，并开始了他传奇而高寿的一生。

　　三

　　梁漱溟跟毛泽东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泽东结缘。冯友兰在他去世后写的挽联说：“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上联即述其德业，下联则涉及跟毛泽东的缘分。

　　1918年，两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毛泽东后来则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梁漱溟没有进过大学，他是自学成材的。仅有中学文凭的他被蔡元培请到北大教印度哲学，三十多岁即在军阀韩复榘治下开展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献。前者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则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他的自信被不少人斥为狂妄。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些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中共建国后，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毛邀请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职位，梁拒绝后，毛仍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这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说梁百无一用，“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梁要求毛要有“雅量”，毛在会场上对梁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梁不服，要求发言，但会场上几乎一边倒，有人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毛泽东以一国之尊给梁漱溟的结论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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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锐即是后来毛泽东称呼开了的“妈妈同志”，在她的丈夫，朱德、周恩来的战友孙炳文去世后，任锐把孩子们都送进了革命队伍。她自己则同样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她曾走上街头，慷慨演讲，愤怒谴责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她在公开信上写道：任何依靠杀戮维持强权统治的政权都不会长久。她的示儿名诗是：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这个家族注意规矩，但绝不缺乏勇敢、担当。

　　四

　　这种家风家教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俗得烂熟的文明最可宝贵的了。无论是革命世纪，还是改革年代，还是小康岁月，人们太容易被时流、主义、概念绑架，或者自以为极崇高，或者自以为极实在的世俗，都参与了时代社会的动乱乱动潮流。但太少有人能坚持一点自己，能坚持一点规矩，甚至理性和激情统一的勇敢。用毛泽东的话，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遗憾的是，太少有人有着这种精神。任芝铭先生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在时代和人生之间，践行了这种精神，一种中道，即个人修养和家国情怀的统一。这种人生大道并非任芝铭个人独有，而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受命之才士、圣贤、将相们共同践行的，只是在任芝铭先生及其亲人那里展示得极富有个性。

　　任芝铭先生的父亲是逃荒到河南的贫民，以贩卖青菜为生。虽然穷，却为人正直。卖菜时，发现人家给钱多了，就会挑着担子追，把钱还给人家，不占一点便宜。他的为人准则是：“穷也穷个干净。”虽然穷，却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想办法让任芝铭读书，使任终成为清末举人。

　　而任芝铭先生的妻子张梦吉家境好得多，却自作主张，看中了任芝铭，因为“我就图他是个读书人”。这种夫妻患难与共的故事今天已经成了我们文明的一个隐喻，郎才女貌，唯美人欣赏才士，唯才士配得上这种心智的女子。张梦吉没有图错，任芝铭也以一生的风骨境界职尽了一个读书人的本分。他们培养的孩子也具备了这种精神，如克明先生所说的，懂规矩后的独立自主。

　　早年的任芝铭专心治学，不问政治。后来目睹清政府腐败，国难临头，就卷入了中国的革命潮流。他加入了同盟会，任本县支部长。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芝铭仍任支部长。1928年8月，任芝铭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开赴江西“剿共”，他愤而辞去该师秘书职务，回到家乡创办了“今是中学”，从事教育工作。他似乎成了一个天生的反抗者，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芝铭又一次投笔从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豫北师管区司令部参议、十三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在这期间，他多次回家乡新蔡动员有志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并亲自把自己最小的女儿即任均送到延安。当时，得知任芝铭来到延安的消息后，毛泽东还专门为他举办了宴会，并对他说，任老先生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我们非常欢迎。任芝铭则回答：那边的空气太污浊了，我来延安透透新鲜空气。

　　1949年之后，任芝铭进入政协、人大、民革的行列。这个革命世纪的仁人志士，一生都寄托给了革命，但在土改时，他主张和平分田，温情良善地对待地主；镇反时刻，他从不主动去检举任何“敌人”。因为他虽然革命，却恪守着一个人的天良、规矩和最基本的常识，不为时世所变易。在三年饥饿时期，他以九十高龄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如实报告农村饥馑遍野之景。他在北京颤巍巍地对女儿任均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甚至宗璞也记得，“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

　　任芝铭老人活了整整一百岁。到他晚年，经红卫兵批斗后，他已经看不懂时代的游戏或革命变异了，他向周围的人发出疑问：“是不是政变？”

　　五

　　对这个令人难以索解的革命变异，何止任芝铭一人发生疑惑，就是他的女婿、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一度迷失其间。甚至今天无数的中国人仍在其间纠结，或以为自己看透了革命的本质。

　　真正走过革命世纪的任均老人没有多少高深理论，她对儿子王克明先生说的是：“咱们要实事求是。”硬要从历史里诠释或演绎出什么理论或学理框架，要历史里丰富的大小人物做理论的小部件，是任均老人做不来也无意做的。用那些习惯于真理在握者的老少论者所谓，她没有成为“两头真”式的人物。但用克明先生的话，“她有一种让人能细细体会的爱。”“伙夫、同事、保姆、老友、马夫、领导，没有区别，一样是朋友，她一样地记忆和怀念。”“唯有实事求是，才能使人不泯灭人性，才能使人有人性之爱。”

　　克明先生谈及当下时曾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天然地具有不带偏见的批评政府的自由倾向。这种倾向的产生便是缘于社会良心。而社会良心，产生于对利益的超脱和漠视、对公正的崇拜和信仰，还有人性的爱。”克明先生还说，阅读历史，阅读社会分裂的过去时代，得到的经验就是，不培养“仇恨和分裂”。

　　这在家族的历史记忆里走向了统一。因为任均老人的回忆即如此，而冯友兰先生，这位被李慎之先生称为“可超而不可越”的哲学巨人，在晚年的实践思考中即为国家进步尽了自己的经验智慧。遗憾的是，今天主流学界多忽视了冯先生的贡献。

　　1989年春夏之交，北大三角地极不平静，引人注目的消息接连不断，其中有一张北大教授们签名的大字报，排名第一位，就是冯友兰。季羡林和张岱年等七位大牌教授，排在冯先生之后。在此之后，则“以下基本按姓氏拼音顺序”。对于冯先生异乎寻常的表现，海外的林中明先生及时地冒犯而问：“为什么您这一次，率先签名，抗议政制贪污？”据说冯先生静默了一会儿，慢慢地回答：“这是为了中国的进步，我所应该做的事。”

　　这符合冯友兰先生的性格。他是一个平实的人，他不会慷慨激昂，或高论一时；他不会如新潮的理论家动辄到海外借来他人的理论，说什么告别革命、非暴力取胜一类的话，他用的是自家的宝库。

　　冯友兰曾被视为变节，阿曲毛泽东、江青，海内外士人因此对他失望，进而将他那深入浅出的思想当做没有知识价值或思想含量的东西。这种悲剧，一如本文开始时所述，实在是国家、社会的悲剧。真正的精神生长如此艰难，而新新人类或学界的新人类们竞相引来新奇的理论框架，以图框架住中国革命、毛泽东或他们以为的某个历史事件。

　　冯友兰晚年到了自己“飞龙在天”（冯自语“海阔天空我自飞”）的阶段，但他并没有像其他曾跪伏、后站起的人那样，把毛泽东和中国革命踹上一脚，或用各种材料、理论来证明其罪恶。冯尽可能还了毛泽东一个历史公道，冯说：“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被认为是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总结》里引张载归纳辩证法的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来批评马克思和毛泽东“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其实“仇必仇到底”不只是马、毛的思想，也是西方“一神教”和“进化论”等思想的偏锋。冯友兰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对冯友兰来说，得出这类结论，一定不是书斋的空想，而有着现实的关怀。1985年12月 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九十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出席，可是梁漱溟却借故“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予以拒绝。事后，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封短信，说明没有出席寿宴是因为冯友兰“献媚江青”，但是，“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1985年12月24日，冯友兰造访梁漱溟，这两位老朋友终于会聚到一起。他们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先生去世，冯友兰写下挽词说：“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这一代以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学人走向了“仇必和而解”，只是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新学人们正拿来各自趁手的精神思想资源，彼此仇恨、漠视、分裂，而丝毫不在意对人性和生命的伤害。在他们眼里，老一代人对毛泽东的言论无足观，甚至无勇敢可言；老一代人的思想创造也失去价值，甚至无学理可言。我们文明的演进艰难因此可以想见，每一代人都自己要从零起步，而不能从上一代那里获得教养。

　　梁家：直道而行

　　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

　　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听任孩子们自由选择，他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做“自了汉”，就是不要成为只顾自己的人，标准是“在人生道路上不趋于低俗，在识见上不流于浅薄”。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想象先人那种大家族的生活，那种三世、四世、五世同堂的经验。以伦理见长的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考验，并迅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家庭、宗族伦理是跟王朝专制一样消逝了，但新的个人以上的文明单位——纵向的代际或横向的兄弟姐妹，并没有建立起来。即使那些一度最先进的中国人，如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的后人跟他们似乎属于不同的种类。而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他们的后人也似乎精华全失。当代人所称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则绝大多数只是不知天高地厚或说不肖子孙的代名词。今天的中国人近乎失教，失去身心的归宿和认同。只有父子两代之间的传承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家教、家风，这是当代人的遗产，也是我们中国人仍得努力寻求人生的自我完善的前提。

　　幸运的是，中国的巨国规模和悠久的文化可以代替一家一姓的浅薄、粗鄙、无文，能够给失教的当代人以教化；更不用说，总有例外能给人以教育和示范。在传统家族向现代艰难转化的今天，我们考察这些家族，可以理解传统与现代变易最为深刻的道理，可以理解人生的诸种况味。广西桂林梁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纵贯数代而一脉相承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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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后来台湾政府因为政治原因，也愿意将蒋氏父子安葬，因此“蒋家第四代很旺，第五代也来到了这个世界报到了”。这种先人与子孙祸福相关的说法即使难以为科学证实，也应为我们现代人尊重，如此才能敬畏，才能慎终追远。因为蒋氏后人日渐平凡，涉及太多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命题。

　　有论者指出，蒋氏父子在大陆、在台湾杀伐过重，也是祸及子孙的一个原因。蒋家的后代状况确实令国人感慨无限。好在蒋介石遵循母亲传给他的家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顽强的意志把良善、寻常生活传递给了子孙。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熟知中国文化的人，一定对自己的作为将有什么样的果报有过深思。毛泽东的高明已经为很多人看到，蒋介石的高明还未被更多的人所注意。毛泽东曾想过火化，蒋介石也不会不知入土为安的道理，但他更希望归灵大陆，大概也有对子孙如何完成平民化有过考虑。

　　任家：规矩和常识

　　老人谈起自己儿时即最好的朋友、外甥女孙维世，那种沉痛、平静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然而老人仍这样说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宗璞记得，“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

　　冯友兰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一

　　王克明先生是我多年前就有所接触的一位学者。在一次饭局上见到他，朋友介绍说，克明先生写了一本专著，跟我一再强调的汉语研究有关。过了几天，他就亲自送来《听见古代——陕西话里的文化遗产》。初翻之下，大为惊奇。原来被我们现代人视为“土得掉渣”的陕北话里竟有那么多的古语。在书里，王克明先生列举了上千条找到古语出处的词语，证实其为我们固有的“雅语”，其中有悠远时空的消息。如“婆姨”称呼，源自佛教；“后生”一词，来自《论语》；“倒灶”一说，本于汉代；“为甚”口语，演自唐朝……

　　只是我当时心浮气躁，尚不能由此进益并把握此书呈现的多重意义。且觉得语言学非我所长，发言不好；又看到克明先生知青出身，在我这一代人心中，知青几乎是先天不足后天匮乏的象征，似乎知青从未拥有知识的真正质地。因此，我虽然朦胧意识到书的不同凡响，却由于这多重原因未能认真对待，给予评介。

　　好在克明先生并不责怪我的沉默，在这样一个浮华时代，对任何重大社会精神事件的沉默其实是一种失职，而这些精神个体，往往只能在自觉自度里面对自己的觉悟无可奈何……至于我自己，在精神的进展之路上也一再领教到此种沉默冷遇带来的孤独和无奈。当我断然离开首善之区，到边陲地带生活两年之久，我多次理解到中国精神个体孤独生长的况味。我甚至痛苦地意识到，国是艰难，社会转型漫长，现代化遥遥无期，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失职，在于因失职而带来的共同体的有效人群基数太小。沉默的大多数再大再多，若少了有效的精神个体，仍只是零的加和乘，而非真正的文明力量。因此我后来完全同意精神分析大师荣格的话：“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本是不重要的，说到底，最重要的事乃是个人的生命，只有它创造着历史，只有这时，伟大的转变才首次发生。”

　　而当我跟乡民、道士、地方野老……相处日久，从实践和思辨两个领域抵达同一目标：时空之美。我意识到，最为我们的精英学者神秘化、书斋化的古代社会，原来也存在在当下。即空间感的扩大带来时间感的延长，因此，孔子不如战国和秦汉的儒生们理解尧舜之间的开辟；反过来，时间的过去或未来维度在空间里可以找到影子，一如我们的未来维度一度在苏联、一度在西方，而过去在乡村。这个孤独探索形成的结论跟克明先生的方言观察异曲同工，只是我回到北京，尚未来得及向克明先生报告拙文“时空之美”，就收到克明先生的新著——他花费数年时间，为母亲整理的口述私人记忆文字《我这九十年》。

　　翻读之下，再感惊讶。原来这个到陕北当过知青的学者，绝非寻常的知青或文青，他原来来自一个有厚重历史的中国家族。父亲王一达，乃北洋政府的将军之子；母亲任均，是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革命志士任芝铭老人的小女儿。在克明先生的周围，有着清末民初直到共和国的风云人物，从任芝铭、孙炳文、冯友兰、张岱年，到任继愈、孙维世、蔡仲德、宗璞……

　　二

　　读完《我这九十年》，一时感慨良多。看到媒体介绍，也多是编辑和普通读者们的感受，而少有学者的涉足。可知这样一本平实的口述自传仍为浮躁忙碌的学界忽视，无意领略书中所含蕴的时代社会消息。好在任均老人只想给孩子们留点故事，都没想到会出版福泽于世。

　　在给克明先生的简短邮件里，我说，从这本书中的角度看，“人生百年之跌荡、权势之更移，都是可圈点的社会教育的好材料；长者之善通过细节表达得极好，不像时下流行者动不动要辩解什么或美化什么”。一种消费型读者希望看到“分析与反思”，只能遗憾“在分析与反思上，并无特别出彩和沉重的地方”，甚至分析说老人“没有强烈的痛感，也就缺乏反思”，说老人“对历史一脸天真”等等，多半忽略了本书的个人本位或说亲眷之情。

　　任均老人的亲友中阶级成分之复杂几乎囊括尽了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有无“强烈的痛感”绝非对历史谬托知己者所能领略。只是一个本分的老人永远含蓄而和气，历史的惨烈在积淀中自然开结出至今尚未被当代流行文化思潮重视的花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比如老人谈起自己儿时即最好的朋友、外甥女孙维世，那种沉痛、平静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然而老人仍这样说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时至今日，还有类似小报文章在说孙维世死时的惨状。这位“红色格格”、周恩来的养女，在“文革”中离奇地死亡，至今仍给了无数文人道听途说、添油加醋般的想象，如说：“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狱中。死的时候，手戴镣铐，浑身赤裸，遍体鳞伤。那一年，孙维世48岁。”如说：“孙维世也于1968年10月14日瘐死狱中，年仅46岁，据说死亡时浑身上下只剩下一副手铐，颅内被钉进一根铁钉……”自然，更多的是猜测她跟领导人甚至其养父之间的暧昧关系。只是这些文字多是文人之笔，而少查证谨严的史家之笔。这些加在亲人身上的想象，甚至泼在亲人身上的脏水，任均老人也许并不知道，她只知道“没有任何家人见到过维世的遗体”。

　　类似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如谈起三姐夫冯友兰先生：“我觉得芝生兄这个人，一脑门子学问，是个真正的学者。他从清华转到北大后，好一阵子不让他教课。有他的课时，学生们都准备着批判这教授。可是，他不论是在逆境里，还是在顺境中，总是那么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样子。我觉得三姐跟他在一起，心也一直很安静。”1977年，三姐病重，“我又去三姐家，带些鲜姜。那时传说姜能止痛，可是定量供应，一家才能买二两姜”。

　　时至今日，我们太缺少足够的个体精神的营养，这其中，就有家风家教的匮乏；而任均老人的记忆中，最珍贵的就是亲人之间的温暖、立身处世的规矩礼仪。用宗璞的话，这些最基本的常情常理常识，才是最为重要的。“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

　　三

　　为了了解这样一个家族的氛围，我跟克明先生交流了几次。“在社会激荡的时代，外祖父让他的女儿们读书念新学，不成为旧时代的女性，同时又有严格的规矩教育，即三从四德那种。旧养和新学的教育，使女儿们有规矩，有文化，有大家闺秀的气质，便有了自主择婿的要求和眼光。另一方面，外祖父以国家为念，也对女儿有重要影响。”克明先生说，“外祖父给女儿们打下了教育、修养的基础后，任女儿自主择婿，自主选择人生道路，而不像旧家长那样为孩子规定人生。”“这些家教里的东西，由女儿带到各自的家里，丈夫们也都有学养，便使每个家庭都继承了外祖父那里的一些东西，如懂规矩，如念国家。”

　　为了证实自己的感觉，克明先生去问他的母亲，任均老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规矩啊，让我们懂规矩。”克明先生认为，对女孩子的家教，规矩应该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这是有修养的基础吧。

　　随后克明先生寄来一些材料，让我一睹百年前任家家风。任芝铭先生投身时代社会变革的洪流，却在给妻子、女儿的信中体现出修养共勉的浓浓亲情。如写给妻子：“平女在家读书，恐难进步。因私塾教授，多不合法之故。来鄂后当令入此间小学也。”“我因恐宁外孙久不上学，日渐堕落，昨同老田由长沙搭车，今午来到武昌。拟令宁外孙随老田到新蔡住。俟暑假后，再送往别处上学。”“闻县中驻军均开往北伐，留者仅只一团，足见任军长深明大义，良用钦佩！四境土匪能敛迹否？人民负担，想必较前轻减。”如写给女儿：“我久出不归的主因，固然是时势所逼，不能不稍尽党员的责任。”“如果没人改正，你就能写这样好的信，那便是你读书很有长进。我真欢喜极了。……”这些家书都可圈可点，议时、议政、议教、议民生，不是我们现在所表现的家长里短，或所谓简单的嘘寒问暖，而是重视读书修养、人生境界，重视一个人的眼界和关怀。

　　任芝铭虽然有过无子的伤感，但自己的喜恶爱好一点儿也不瞒着妻子女儿，他极坦然地向家人表白立身处世的大道、国家社会一体的感觉，即个人幸福在于服务于国家社会。这种立身处世的大道，就是要读书识理、知书达理，要关心社会。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贫，他把这种情怀传递给妻女们了。他寄给二女任锐的一首诗说：人言生女恶，缓急慰情难。赖有音书至，报知骨肉安。任人呼伯道，望汝作罗兰。国事蜩螗里，北风增暮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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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七海新村寓所中辞世。与他的父亲蒋介石逝世后的情形相比，这位“中华民国”第三位“总统”的离世显得相当低调、朴素。他甚至没有留下“治国遗嘱”，他确实已经不需要遗嘱。

　　到今天，尽管中国大陆眼中的蒋经国仍显得陌生异己、一言难尽，甚至难以定位，尽管蒋经国仍被不少台湾人诟詈，但蒋经国的功绩和愿心已经昭于日月，他为台岛内外的人长久地怀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蒋经国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清晰。用政治学术语，他是开明专制者、“正确独裁者”，他的治理从威到恩，从仁慈到开放，已经超越了“克里斯玛型”政治人物的宿命。

　　今天的中国人对蒋氏父子、蒋家王朝有了更平实的态度。如同蒋经国生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大陆对于国共之间恩怨纠葛的那段历史如今已经有了全新的评价。这既涉及人们的信心，也涉及人们的眼光和政治智慧。

　　当然，由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大陆影响的不同，人们对二人的评价有所不同。对“老蒋”（蒋介石），人们更着眼于大历史，将其与孙中山、毛泽东等相比较；对小蒋，人们更多地从技术角度去关心，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一样的人物”（胡忠信语），如何“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应对变局，进而开创新局”（马英九语）。

　　蒋经国的事功局限于台湾一岛，这也妨碍了人们客观地看待他的历史地位。未来的人们会论及他跟戈尔巴乔夫的比较，我们今天只能从个人家国的角度看待他的品性，他对我们普通人的意义。这个历史人物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非幸致，而是辛苦、汗水、血泪换来的。他从父亲或说他们蒋家那里继承的家风家教，至少有，意志坚定、善于学习、心胸开放。但他仍从父亲的阴影里走出来，做出了自己的成绩。

　　蒋经国的人生跟兑卦偏好相关。兑卦是快乐的、劳动的、好色的、毁折的。据说兑卦人一生会有两个重要的女人，蒋经国跟蒋方良那样患难，仍拜倒在章亚若女士裙下，并生下两个儿子，可见命运无端，而天行有常。兑卦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这种亲民运动也几乎贯穿了蒋经国的一生，只是他早年整顿金融，打大老虎时，没能给民众实惠反而殃及民众。直到晚年，他开放党禁，亲手毁掉“蒋家王朝”，埋葬一党专制，还权还政于民，才算顺乎天应乎人。

　　有意思的是，如果说宋美龄尚有西方文化的做派，那么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则相当东方了。蒋方良的人生跟大畜卦相关。大畜卦辞：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蒋方良确实离开了苏俄家乡，远涉重洋，自20世纪30年代随蒋经国来到中国以后，蒋方良再也没回过她出生的国家。她融进了中国家庭，很好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妇德。这应该是蒋家家风的影响。她为人低调，跟公众保持距离，被公认为总统夫人中“最没有声音的一位”。

　　七

　　蒋氏父子几乎是特定的称谓，蒋介石和蒋经国。而蒋介石的另一儿子蒋纬国没能得享这一荣誉，他对现当代史的影响几乎微不足道，远不及父兄。但他的人生也相当传奇。

　　虽然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养子，实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儿子，但蒋介石对他并没有见外，而是视若己出。蒋纬国后来称蒋介石为“父亲”，称戴季陶为“亲爸”，这也反证蒋介石的人情味。

　　在幼年时代，蒋纬国甚至比蒋经国更为亲近蒋介石。“经儿可教，纬儿可爱。”蒋介石日记中，多次记下他喜爱“纬儿”、关心“纬儿”身体和学业的心情。“吾游此山之第一次即我祖父领我前往，跳跃放浪，无异今日之纬儿。”“近日甚想纬儿，恨不能与其同行耳。”“下午在家课纬儿，出外十日，纬儿品学皆有长进，心甚喜也。”

　　虽然经纬之名取自孙中山，但蒋介石对两个儿子“经天纬地”、一文一武的设计算得上成功。经国言行有板有眼；纬国性格活泼，在某种程度上有公子哥儿或贵族气了。二人都是“高富帅”，但二人的成长也都吃过苦，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幸也有不幸。蒋经国在苏联学习，造就了坚忍的政治性格和刻苦奉行的作风，见过斯大林；蒋纬国少年立志从军，在德国留学时曾在德军服役，也见过希特勒。

　　纬国跟经国的性格不同，二人仕途也大为不同。在经国回国成为父亲着意培养的接班人后，纬国的政治前途几乎是可有可无的。虽有传言蒋介石不栽培他，但在父兄执掌最高权力的情况下，蒋纬国的权力心淡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跟父亲的关系一直不错。抗战开始，蒋纬国回到国内，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心情大好，问他对国事有何感想。蒋纬国回答：“父亲，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开。你看我一走开，你们就搞得乱七八糟。”蒋介石听后开怀一笑，这也是难得的父子天性交流。

　　蒋纬国后来说他们父子关系：“不只是父子的感情，也有长官部下的感情，到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一有烦恼就会找我去陪伴他。”如果说蒋介石跟蒋经国之间多是军国大事，他跟蒋纬国则是家事居多了。有意思的是，蒋纬国的情感生活之丰富不比父兄逊色，且一波三折。最早他跟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有缘，蒋英后来成为钱学森夫人，使他只能“终身仰慕”。后来他跟石静宜相恋结婚，不幸石静宜因心脏病早死。在苦闷中，他认识了中德混血儿邱爱伦，虽然邱父不看好偏安台湾的蒋氏政权，但蒋纬国追求四年修成正果，婚后四年收获爱子——蒋介石最小的孙子蒋孝刚。从蒋氏父子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可以看出他们开放包容的胸怀。当我们还在为“胡同里的洋媳妇”津津乐道时，中西汇通早就是蒋家的生活内容了。

　　但蒋家同时也是古今包容的。蒋纬国回忆说，父亲不仅会看面相、风水，还懂得经营。一次到慈湖的小煤矿，虽然矿坑脏乱，蒋介石看出这是一块好地。第二次去慈湖时，蒋介石带了一个罗盘，对第一次见到罗盘的蒋纬国说：“你们光晓得有三百六十度，其实中国罗盘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每天有一度。”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外加六小时，其实这六小时是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罗盘里面有六十四卦的卦位，六十四卦里面每一卦有一百分刻，蒋纬国联想到军事除了三百六十五度之外，还要有六千四百个定位，如此才能定得精确。蒋介石一面教儿子使用中国罗盘，一面寻找他心中的方位，确定下来后，他让蒋纬国打听：“你打听打听，这个地方他们卖不卖的，如果要卖，我们就买下来。”蒋家把那块地买下来后盖了一个四合院，完全按照溪口乡下的老四合院的样子盖。据说，蒋介石看中的这块地在风水上极有讲究。

　　因为莫须有的“湖口兵变”事件，蒋纬国失去了军权，他在父兄的天下里“投闲置散”，只能做一些军事教育、战略研究。在父兄的视线中，蒋纬国除了继续公职外，还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他跟三教九流打交道，活跃于民间社团，认识了不少江湖能人异士，以至于他后来一度给蒋介石用气功治病。以留德的理性而能接受中国底层的神秘玄学，这再一次说明蒋家人的包容性。

　　在蒋纬国的心目中，父亲蒋介石的哲学艺术就是包容，“化敌为友”，比孙子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高明。很多人批评蒋介石不够心狠手辣，没有消灭与他敌对的人。蒋纬国认为，如果父亲要用这种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灭了。他从来没有处于顺境，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不论在政府里或是党里面都是如此。他不过是高阶的军人，还在一大群军阀里面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敌对的，可是他能够与他们和平相处，最后是化敌为友，即或是不与他成为朋友的人，也不再与他敌对。

　　蒋纬国对父亲是尊崇的，敬爱的，他自承爱讲笑话，但蒋介石过世后，有三年多时间他没有说过笑话。对性格、作风差异的兄长，他也做到了相忍相让。父子三人，虽然禀性各异，为人为家为国，都有成绩，尤其为人，父慈子孝。他们也都寿终正寝。这可能是两千年来中国专制制度最高权力家庭中极为难得的一家人了。到1997年弥留之际，蒋纬国一再表示，他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其父兄能归灵大陆。

　　八

　　到蒋家第三代，其变化之大令人唏嘘。蒋经国与蒋方良生四个子女：孝文、孝章（女）、孝武和孝勇，蒋纬国与邱爱伦生一子蒋孝刚。至于蒋经国和章亚若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兄弟，章孝严和章孝慈，则多年不曾入蒋门，在舆论眼里，跟蒋家香火承传关系不大。

　　孝文是孝字辈当中，最得宠的一位，却也最让蒋氏父子失望，给家人惹下不少麻烦。结婚后因家庭纠纷走上酗酒之路，结果因宿醉忘记服药导致脑部细胞严重受损，智力仅与四五岁孩童相当。五十四岁时辞世，离父亲蒋经国去世不到一年。

　　孝武一度让人怀抱信心，但他情绪之不稳定、冲动等性格让蒋家蒙羞。“江南命案”掀起轩然大波，外界盛传蒋孝武是幕后指使人，使他彻底失去父亲的政治信任。他四十六岁时即告去世。

　　孝勇主动选择了弃政从商，后来又入加拿大籍，不幸四十八岁时病逝。

　　只有蒋纬国的儿子孝刚幸存下来，他在美国从事律师行业。

　　到了蒋家第四代，则有六个男丁，分别是蒋孝章之子俞祖声，蒋孝武之子蒋友松，蒋孝勇之子蒋友柏、友常、友青，以及蒋孝刚之子蒋友捷。第四代无一人涉足政治。他们大都投身于商界、艺术和教育界，长期以来行事低调。

　　俞祖声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供职于美国一家天文机构。

　　蒋友松毕业后在旧金山湾区租了个简陋的房子，每天挤公交车去离湾区几十公里的电报山下一家公司打工。打工期间，他学会了如何做期货生意。后来，他开了自己的公司。

　　最引人注目的是外貌英俊、能力出众的蒋友柏。在台湾某民意调查“谁是职场上最具代表的型男”中，蒋友柏曾以绝对优势，压倒公认的帅哥马英九，而当选冠军。蒋友柏遵从父训不碰政治，十九岁进军商界，现为台湾橙果设计公司老板。蒋友柏结婚后，生下一女一子，长女蒋得曦，幼子蒋得勇。蒋得勇则成为蒋家第五代的第一个男丁。

　　蒋友常与哥哥蒋友柏合作开设橙果设计公司。他的爱好则是美食：“我早睡早起、喜欢泡老人茶、下厨做菜，每次进厨房耗掉一整个下午，就为了想变出一道新菜色。”

　　蒋友青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对台湾基本没有什么概念了。

　　……

　　总之，蒋家到第三代，就似乎遭受天刑地斩。蒋家第四代则要么是“学习当个平凡人”，要么已经是平凡状态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蒋家百年，由灿烂归入平淡，也算是造化本色。

　　按照传统中国说法儿，死者入土为安。如果不能安葬，那么死者的灵魂难以荫庇子孙。蒋介石、蒋经国的尸骨几十年不能入土，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有人说，因为二蒋的棺木不能入土为安，蒋家的第三代的男丁们都早早地死光光了，而且这样一个风光的家族第三代中有出息的很少，有出息的（指章孝严）还不是姓蒋。台湾《联合报》报道，蒋家也认为，目前安厝地点风水不好，且两蒋都没有入土，导致家运并不好，尤其对男丁更伤。甚至到台湾慈湖去参观的人也会听到导游们说，蒋介石的遗体一直不能入土为安，可能是蒋家后代几乎死光的一个风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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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心情难为外人道，国事在身的他一时难见儿子。蒋经国先是拜访陈立夫和吴稚晖，以为父子相见铺路。此时在国共斗争中经历惨痛的吴稚晖仍表现出长者的宽厚，他问蒋经国：“你尝试的经历怎么样？”

　　父子终于见面。据说，当时的蒋经国扑通跪下，向父亲三叩首。浪子回头，蒋介石一定稍感宽慰，但在他看来，儿子的中文荒废多时，对中国传统和民族精神缺乏认知。此后相当长时间，蒋经国听从父亲的教诲，在浙江溪口老家闭门读书，从《论语》、《孟子》到《孙文学说》，“补课”。这既是浪子向理性低头，也是共产理想回到中国传统中寻找认同。

　　有论者说，共产主义理想、留苏十二年的经历、父亲的教诲，对蒋经国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跟蒋介石相比，蒋经国更亲民、务实，他的个性随和，终日满面笑容，以至于蒋介石告诫他要“矜持自恃”。蒋经国也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导，一生节俭，清廉，不置家产。

　　这个蒋家的“异数”仍为蒋介石包容、接纳、培养。蒋经国刚回国时，蒋介石派人每个月找蒋经国聊天，做思想工作，试图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当时的蒋经国经常用“大资产阶级”来称呼他的亲戚宋子文等人，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是困难的，但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跟共产党人争夺儿子的心灵。事实上，蒋经国确实是一个愿意学习、善于学习的人，如前说，不仅英语如此，就是中国传统学问，蒋经国也学得有模有样。跟蒋介石一样，他的书法也可足可称道。

　　学习只是余事。革命是第一位的。但蒋经国从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开始，与共产党人渐行渐远，逐步成长为父亲的得力助手。他内心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已经难为外人所知。据说蒋介石一生几乎未信任过什么人，夫人宋美龄和儿子蒋经国是例外。也许蒋介石厌恶过共产党人对儿子的影响，但他一定欣慰共产党人把儿子锻炼成为一个干才。在看到蒋经国的治理能力之后，蒋介石更是决心安排儿子的前途，像大禹培养儿子夏启一样，私心自用，有意无意中实行了“家天下”。

　　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失败者”。以普通人论，这种失败者甚至难以面对亲人、朋友、部属，更不用说民众，但蒋介石挺过来了，而且把军政训政宪政一步步落实下来。个人方面，他到晚年化戾气为慈祥，希圣希贤。以今天的话语，晚年的蒋介石夫妇大概是一百年来少有的生活幸福指数最高者之一。更难得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发挥到极致，在革命者势若冰炭的关系中，蒋介石在面对蒋经国时，终于把蒋经国变成了自己的作品，这甚至是比他的实践更大的成就。

　　五

　　迁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为了自保，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蒋经国担任该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一机构，负责统筹协调情报与秘密警察活动，主要任务是镇压台湾岛内的本土异见分子、调查搜捕“乘乱混进台湾的中共间谍”。像王朝统治的“东厂”、“西厂”一样，“辣手摧花”，蒋经国以恐怖高压手段维持政权的稳定，台湾的“白色恐怖”一言难尽。据说，从1949年至1987年解除戒严这38年之间，近3万人作为政治犯被捕入狱，其中约有4500人遭到枪决。经历过苏联肃反的蒋经国一定对此得心应手。

　　蒋经国的罪责写进了历史。噤若寒蝉的台湾人民不会原谅他的罪行，曾被他关押过的李敖就说：“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岂可轻予认定？”

　　但无论如何，蒋经国最后一刻放弃了“蒋家王朝”，跟反对派互动，开创了台湾民主化不流血的宁静革命。今天的中国人多把蒋经国的这一转变看做是大的环境因素，即在享受台湾经济腾飞带来的成就感的同时，国民党面临着台湾本土人士参政的压力，以及异见人士要求自由化、民主化的压力，这些压力在美国等国际环境的催化之下更为巨大。因此蒋经国会顺应时代而变化。

　　在1966年，“国防部长”蒋经国在“国民大会”上推动一项临时条款修订案，允许台湾本土人士在民意机关里有一席之地。这一小小让步意义重大，三年以后，党外人士郭国基和黄信介当选“立法委员”，“立法院”内第一次出了两位真正的反对派人士。由此可见，台湾的压力固然大，蒋经国也是民主化的先行者之一。

　　实际上，时代潮流也好、环境的变化也好，都只是外部因素，最主要的，仍是蒋经国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理想，跟中国人的修身齐家传统、圣贤传统相统一了。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灯续命者都明白杀生的因果道理，如白起、蒙恬等人不为自己的横死叫屈；中国传统的担当者都明白“其命维新”的道理，如赵武灵王、魏孝文帝、王安石等人要变法维新；中国传统的道统在于为生民万世开太平……因此，蒋介石一生杀生伤生无数，上干天和，下招人怨，到晚年放弃权力，躲进小楼成一统，而终得正果，正是回头是岸、修忏积善的表现。这一切都为蒋经国看见了。因此，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赠言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正是蒋经国变革的动机，也是他的胸怀，从这点上看，他绝非是在玩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

　　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已然走进个人的顺生日子中，颐养天年而不问世事，党、政、军大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蒋经国手中。跟“儿皇帝”的谨小慎微比，蒋经国自此一开始就展露个性，他从开会做起，“别人一啰嗦，他就扳弄手指头或合掌抚脸表示不耐烦”。他把改革的板斧指向官僚，比戈尔巴乔夫更早，他提出了“公开化”，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国家政府预算一概公开。

　　1979年12月10日，黄信介担任发行人的《美丽岛》杂志集会游行，黄信介等主事者演说，与会3000多名群众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形势危急之下，蒋经国仍表示，如果出现民众骚乱，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同时指示，派到现场的宪兵不携带武器。双方有备而来，冲突难以避免。在集会结束后，主事者以三辆宣传车开道，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四周待命的警察上前强行阻拦，并用催泪弹驱赶游行队伍，民众则以木棍、火把、酒瓶还击，近200人受伤。

　　被激怒的国民党开始还击，蒋经国也被指责软弱。在第二天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中，许多主张改革的国民党人被解职。蒋经国也受到巨大压力，不得已大举镇压。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叛乱罪”被抓扣，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

　　“美丽岛事件”引致国际压力，蒋经国内外交困。用一句俗语，蒋经国里外不是人，他一定痛切地意识，“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意识到，在时代洪流面前，嚣张、腐败的国民党只有顺应变革，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席之地。

　　1984年10月，刚刚写完《蒋经国传》的作家江南在美国旧金山住宅中遭到枪杀。“江南命案”案发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展开调查，实施暗杀计划虽为台湾的黑社会竹联帮，但蒋经国的次子、与台湾情治系统过往密切的蒋孝武涉嫌其中。蒋经国有苦难言，他亲手缔造的情治系统长成如此怪物。但是，蒋经国仍坚定地说，只要他在，绝不允许台湾岛再流血。蒋经国为此改组情报部门，削弱其权力，不允许再把优秀学生派去情报部门工作。

　　蒋经国还对部下说，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当时，蒋经国所要执行的改革计划主要包括三部分：改革国会，结束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长期不改选现象；允许反对党合法化；解除戒严。1986年3月，76岁的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986年9月，一百多名反对派人士齐聚被视为蒋家王朝象征的圆山饭店，成立“民主进步党”。据说全程监控的蒋经国说，“此时此地，不能以愤怒态度轻率采取激烈行动，引起社会不安；应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对组党问题，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内，可研究组党的可能性，暂以秘密进行”。蒋经国对国民党要员们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丢掉一网打尽的机会，听任反对党成立，蒋经国再度受到国民党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但他这次不再为之所动。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平静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还说：“解严后当然应该更宽，不能更严，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历史从事后看是必然的，在当时却是选择的。蒋经国维新面临守旧派的强大压力，证实了个人选择的可能性。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的话，在蒋经国这里做到了，蒋经国顺势而行。1987年8月23日，立法院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在台湾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宣告取消；1988年1月1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党禁报禁；1月12日，国会改革专案小组通过了旨在结束外省人掌控台湾政治时代的草案。

　　在逝世前半个月，蒋经国不顾劝阻参加“行宪纪念大会”。似乎天意安排，这位台湾的革命家在这里跟人民做最后的告别，他没想到的是要经受民主化的洗礼。他坐着轮椅被推上台，尽管有如往常般的欢迎，但反对派人士高举“老贼下台”的布条、持续的抗议口号格外刺目。作为个人，他心里极为恼怒，在他看来，“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但是，他仍是革命家，是政治家，即使面对反对派的激烈言辞而痛苦，直到回家的路上，蒋经国依然面带微笑。

　　蒋经国并非一位天生的民主人士。但是，“他个性温和，追求共识，关心百姓疾苦，生活简朴廉洁，这些都是民主人士该具备的典型个性特征”。蒋经国的传记作家陶涵说，“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之时，蒋经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意识到，外省人对台湾的独裁统治最多不会再存续超过一个世代，唯有允许一个稳定的、追求和平的反对派存在，建设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才可能保住蒋氏政权的遗产，即稳定和发展以及一个中国的原则”。

　　陶涵认为，儒家相信，要使社会和谐、井然有序且欣欣向荣，在位者除了要有强大魄力，还须心智开明、泽被四方。蒋经国最后的华丽转变，正是应和了这一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蒋经国承续了共产主义革命、传统中国“内圣外王”的多重资源，而超越了单一的强人政治或传统“克里斯玛型”的权威政治，成就自己为圣王合一贤明通达的历史转折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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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人们注意到，蒋介石的晚年在相貌上都发生了变化，那种慈祥的神态是装不了，假不了的。相由心生，他一生东征西讨，威风八面，在反省和渐修中走向了平实。基督徒说他活出了基督徒的生命，儒教徒说他活出了圣贤气象。

　　自己追求的人生高地，也让自己的孩子获得，让自己的身边人获得。蒋介石一生证实了这种人格。在危急关头，蒋介石的人格气象给人感受尤深。在失去大陆前夕，他更是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瞻望的目标；失去大陆后，他虽然承受着失败者的羞辱，但仍努力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作家王鼎钧先生回忆说，人们虽然对蒋介石的感情复杂，甚至有人仇恨，但花果飘零，在台湾小岛生存，人人都知需要追随蒋介石。

　　至于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们，则超越了这种现实的利害，从更高层面评价蒋介石。钱穆先生说他“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今天许多人都承认，台湾地区是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地区，其现代化是传统与西方较好的结合，这多少要归功于蒋介石。

　　至于对个人生活真善美的追求，更使得蒋介石能够逾越极为自足的阳明心学，能够进入基督的世界。他跟宋美龄的爱情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涉外事件。年龄差异、文化差异、信仰差异……可以说，他娶宋美龄，跟娶美国长青藤学校的白种女人相差无几。虽然初期磕磕碰碰，但他跟宋的夫妻生涯堪称美好。也正是在宋家人的要求和影响下，他人到中年，仍从头学习人的信仰，并真正皈依了基督。

　　但这个刚强的、开放的人有足够的意志和毅力打通中西文化的任督二脉。阳明心学一度流于自负，阳明先生本人也说过，我心光明，夫复何言；阳明信徒多被认为跟人格神势不两立，更不能一体。但蒋介石通过阳明学的内省和基督世界的忏悔，接通了二者。这也实证中国文化的和合能力、再生能力。事实上，这不仅是蒋介石一个人创造的奇迹，也是我中国国民在明清以来的实践结果。

　　历史学家、文化史家乃至新儒家都注意到，我国人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坎陷的历史，我们对西方列强或说发达国家有嫉羡心理。从普通国民到国家元首，多在迷惑、自卑之中。但幸运的是，中国现代的国父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蒋介石，都破除了这种心理，而极为坚定、自信。孙文不论，即以蒋介石的对日态度而言，称得上大体健康。蒋介石不讳言日本的强盛，他的治国、治军理念中多有向日本学习的元素，但他抗日也足够坚定，他有名的《庐山谈话》中说：“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而抗战胜利时蒋介石的广播讲话则说：“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介石的气度至今仍是论者做文章的题目，有人称其“以德报怨”，表现了中国民族的宽大为怀精神；有人称其别有目的。无论如何，蒋介石自身是希望和解的。他的对日态度为后来的毛泽东所继承，毛泽东在对日清算、索赔上也一笔勾销。这种态度仍会成为议论的焦点，但他们的自信都是显然的，较之“宁愿中国不长草，也要赶走美国佬”、“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十亿青年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愿提十万虎狼将，越马扬刀入东京”……我们可能真的需要重新温习一下历史。

　　三

　　公正地说，蒋介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产物，内圣外王也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好，他做得不算差，甚至是王阳明、曾国藩都难望其项背。尽管因为毛泽东的存在，蒋介石直到临死，他都未能“反攻”大陆，带领他的千军万马“光复”大陆。但他在文化世界、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开疆拓土，出色地解答了今天仍困惑、纠缠我们的安身立命的一系列问题。

　　如果不是因为蒋介石八十二岁高龄遇到一次严重车祸，他可能更为长寿。有人说，这次车祸让他至少少活十年。他自己则认为，“永福车祸，减我阳寿二十年。”那么，他至少能坐九秩望百寿，跟夫人宋美龄相当了。即使如此，他仍活到了1975年的清明节。

　　事实上，蒋介石不仅有车祸问题，更有文明史上罕见的失败者问题，从1949年丢掉大陆，他就是众人眼里的“失败者”。即使他以高压手段镇住台湾小岛，并许诺国民政府及其人民他会“反攻大陆”，但就在外人眼里，那也只是“20世纪政治史上不朽的幻想”。含羞忍诟，长达近三十年，这对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来说，无异于炼狱般的生活。

　　项羽承受不了这种羞惭，他宁愿自杀，也不愿苟活。后来的诗人感叹：“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蒋介石承受了这种羞耻，却也没有苟活。他用另外的方式“卷土重来”，那就是他个人的魅力，他和他局隅台湾一地的人民对中国文化的担当。

　　谈论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非本文任务。我们只想说明，蒋介石也是一个多能的政治家，跟毛泽东一样，他的文章、思想都可圈点，在帝王与政治领袖书法队列里，他和毛泽东的书法都名列前茅。假如毛泽东的成绩真的来自顿悟，“殆天授也”，那么蒋介石的成绩却是来自他不断地学习、修行。

　　蒋介石的名字来自中国最为古老的经典《易经》：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这是豫卦中的辞句。豫卦是讲求准备的，准备得近乎呆，命卦为豫卦的曾国藩自称“结硬寨，打呆仗”，敬佩曾国藩的蒋介石打仗似乎也是如此。这跟游击天才的毛泽东也是恰好相反。

　　蒋介石还在大陆统治的时候，就有人批评他，以己心或想当然的正确来要求他，比如说他“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比如说他写日记爱检查自己，等等。公正地说，这是不了解蒋介石的性格或生命底色的缘故。我曾经说，蒋介石的人生跟艮卦和谦卦的时空偏好相关。艮卦人意志坚定，他也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宁愿下野也不迁就时局；艮卦人善反省，这可解释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记日记、反省自我。

　　谦卦时空的偏好有“谦卑”、“利涉大川”，蒋介石一生东求西寻，或学或盟，卑以自牧，而自性不失。谦卦“勤俭”，蒋介石勤于事业，生活简单，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只喝白开水，提倡“新生活运动”。谦卦偏好还有“韬晦”，蒋介石多次主动下野，而能担一时一国之重，蒋介石的晚年可谓善终。

　　因此，蒋介石在反攻大陆无望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超越命运的安排，他自觉地改命或承担命运，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用得上中国文化的自家语，“花果飘零”，他为文化保存了这一点花果，一线血脉。

　　从一个意志刚强的人到一个圆通无碍的人，他一定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心理过程，只是我们难以知晓了，他去世前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因此，他能超越一时一地的得失，从历史长周期来看待人生社会。在晚年，他还对外国人吟诵德国谚语：一、上帝让谁灭亡，总是先让他膨胀；二、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沉渣；三、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茂盛；四、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

　　四

　　1925年，蒋经国前往苏联留学，年仅15岁。这个童年压抑的少年走上社会居然适得其所，成为风云际会的热血男儿。他跟父亲聚少离多，此前，父亲将他托给陈果夫照料。在上海生活学习的蒋经国接受了激进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当时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刚入中学的蒋经国就带领着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当时的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在国民党中前途无限，面对有可能“失教”、“坑爹”的儿子，蒋介石决定把经国送到北京，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来代为管教。

　　但是，激进思潮、共产主义的信念深契于这个近乎“官二代”的少年心中。蒋经国在北京认识了邵力子，并通过邵力子认识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国共两党都有解决中国问题的意志和能力，只是都越来越倾向“毕其功于一役”的手段，走得最远的最刺激。激进主义与青少年一拍即合。没多久，蒋经国向吴稚晖提出留学苏联的想法，虽然内心里极端反共，但吴稚晖仍宽厚地表示：“你去试试也好。”

　　蒋经国通过“上海姆妈”陈洁如告诉了父亲，蒋介石直斥其“朽木不可雕也”。蒋介石曾到苏联考察过，受到过极好的招待，但他的结论是，共产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过，蒋介石最终还是允许蒋经国留学了。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定允许儿子前往俄国。”这其中有多重原因，蒋介石的自信、宽容应是其中之一，他相信儿子走得再远仍会归来。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蒋经国成为了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同志，虽然蒋介石力图影响儿子，甚至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架起桥梁，蒋介石告诉儿子：“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就涵盖了共产主义。”但蒋经国走得很远了，他甚至是苏共左翼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坚定支持者，他还和邓小平同班，两人交情不错。

　　国共合作同床异梦，数年不到，即分道扬镳，共产党人被大肆捕杀。由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在清共方面开了先河，各地的军阀都对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被绞杀。以至于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斯大林公开表示，要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像柠檬一样挤干、丢弃”。17岁的蒋经国也公开表态，宣称“不是以蒋介石儿子身份发言，而是以共青团之子的身份讲话”，谴责蒋介石是“叛徒、杀人凶手”。新闻报纸则发表了蒋经国的公开信，直称父亲为“介石”：“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蒋介石受到的打击非同小可，但他绝口不提此事。对他和他的事业而言，他不仅失去了儿子，也失去北方强国的支持。而对我们这样一个伦理立国的国家而言，这样的父子反目，于儿子是大逆不道，于父亲是奇耻大辱。

　　在苏共内部，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也到了关键地步。列宁的战友被一个个清理，斯大林的个人意志开始凌驾于党组织和共产国际之上。在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前，共产国际的代表就找蒋经国谈话。结果，蒋经国“突然放弃了托洛茨基运动”。

　　也就是说，在1927年一年之中，年轻的蒋经国经受了两次重大考验，亲情与信念、理想与现实，他见识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也见识了“路线斗争”的残酷无情。蒋经国的选择，跟他的同学邓小平一样，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一面。美国传记作家陶涵为此写道：“这是他一生之中，直觉务实、克服情感和智性理想的第一个实例。这个经验让他体会到生命的复杂和无常。此后一生，经验判断左右他对直觉目标的追求。行动必须以坚实的理智为基础，不能全凭情感或政治承诺作定夺。”

　　在苏联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并非“官二代”留学那样轻松，而是极为艰苦、坎坷的。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耕过地；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但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落难的蒋经国注定要做一个“棋子”。蒋介石不会忘记他，斯大林不会忘记这个“人质”，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会忘记他。即使在国共分裂的时候，周恩来也曾数次与蒋经国见面，周恩来甚至鼓励蒋经国给蒋介石写信。而在1935年至1936年底西安事变之前，蒋经国的处境已经得到改变，他数次被斯大林召见，共进晚餐，“喝浓汤，吃荞麦面包”。1936年11月16日，25岁的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1937年4月，蒋经国和他的苏联妻子，带着刚满周岁的长子孝文，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祖国。当时的回国之旅是漫长的，共产党人康生一路陪伴着他们。在海参崴，蒋经国与康生共同署名给党组织：“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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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在卢家的家风中，除了学习服务社会的本领等精神财富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发愿。这种发愿使得卢作孚能够在不到六十年的人生中成就那么多的事业，能够让卢子英把一个落后、野蛮的北碚建设成为花园般的文化重镇，能够让卢晓蓉在当代推介祖父不遗余力……

　　据说，卢氏家族算得上是中国民族实业家族传承的一个完整样本。卢作孚当初对民生公司没有所有权，也并不鼓励子女接班，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几乎都学了理工，而不是管理；他的孙儿孙女也成长各异。但是，卢作孚的子孙多是发展全面的人才。

　　以卢铿为例，从事房地产业十七年，有百余万字的著述，被誉为地产界的“思想者”。他在1999年首倡的“新住宅运动”在全国产生了超越房地产范畴的广泛影响，被誉称为“以住宅产业为载体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文化创新运动”。卢铿的思想，其源头仍是卢作孚。

　　卢铿文化经营地产的理念得到海尔集团张瑞敏的认同，2007年，张瑞敏邀请卢铿加盟运作海尔地产。据说，在与张瑞敏首次见面时，令卢铿惊奇的是，张瑞敏能悉数其祖父卢作孚的往事，张不但能讲出许多连卢铿本人也未知晓的祖父事迹，还能信口说出卢作孚的许多语录。

　　这样尽善尽美地服务社会的愿心在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或者说，表现得可歌可泣。作为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的人生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他十一二岁时，卢作孚的一位好友就半是开玩笑半是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卢作孚的长子不好当啊！”卢国维的校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先生告诉卢晓蓉说：“你祖父当年很有名，我们听说他的大公子也在中大念书，都争着去看，可你父亲却特别谦虚朴实，令我很有些意外。”

　　因此卢国维从青少年时期就走上了一条报效国家的道路，他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受尽磨难。抗战结束，卢国维考进父亲的民生公司做技术员。在公司里，他以更加勤勉、更加谦虚、更加自律的心态赢得了尊重。在父亲自杀后，他毅然从香港回到国内，并放弃了在机关或研究院工作的机会，带着全家到位于重庆郊区的民生机器厂落户，一待就是二十八年。

　　他最好的人生岁月都在社会动乱年代里耗掉了，卢晓蓉回忆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个“现代完人”的长子其实职尽天伦，在为父亲和这个社会守望着一种人的精神。这是一个大愿：卢作孚死了，他得活着，他得证实现代中国人格的某种完善境界。

　　卢晓蓉写道：“文革”中，大婆婆被赶出家门，没有了生活来源。父亲不顾自己蹲牛棚、扣工资、三个子女都在农村的困难，每月坚持给她寄生活费，从不间断。“文革”后期的一个夏天，大婆婆患癌症住进了城里的医院。同时得到父亲资助的还有他的三叔、三婶等。父亲年逾九十的四婶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如闻“一声惊雷”，泣赞他“至尊至孝”。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文革”结束时，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曾对卢国维说：“您的档案是我见过的知识分子档案中，最清白干净的。”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改革伊始，全社会对商业、市场经济都很陌生，国家想到了当年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的后人。政府出面做工作，希望年近花甲的卢国维能招商引资。这个一辈子做技术的人开始展示他的才能。1980年，他被调到武汉的长江航运管理局，担任了高级工程师，负责欧洲船机的引进及涉外谈判工作。1984年，他发起成立大通实业公司。1985年，他引进500万美元为武汉市创建了第一家国际租赁公司。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为了更好地促进内地的“三引进”、两岸的“三通”和香港的回归，1990年，卢国维举家重返香港住了十二个春秋。他多次接待海外友人，动员他们到中国发展，并将他们的宝贵建议转呈给中央有关部门。通过卢国维的关系引进的外资，达上亿美元，创建的项目有数十个之多，但卢国维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回报。

　　跟父亲大起大落的一生不同，卢国维的一生显得平淡一些。但这个人跟卢作孚一样怀着菩萨心肠。卢作孚有一篇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其实用于卢作孚、卢国维、卢晓蓉三代人身上都是恰当的。他们的人生即是报世，在发愿中建设，在发愿中承担一切痛苦。这是完人的事业，是菩萨的命运，即把众生之业力担荷于一身。卢作孚承认：“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但他们仍去做了，而且自觉，而且建立起令人景仰的现代人格。

　　卢作孚说过这样的话：“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欣赏，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创造，且欣赏，且看公众欣赏。这种滋味不去经验，不能尝到。平常人以为替自己培植一个花园或建筑一间房子，自己享受是快乐的，不知道替公众培植一个花园或建筑一间房子，看着公众很快乐地去享受，或自己亦在其中，更快乐。”他的儿孙们多这样实践了，卢国维辞世时，他的朋友、同事多有撰文纪念，真挚感人。朋友们为他写下了挽诗：“欣任译员赴国难，奋拼余热创宏基。离亭芳草连天碧，寥落晨星动远思。”还有挽联：“丧乱曾经，青春作远征，一生清朗入江魂；孝慈共同，耄耋成苍穹，千秋气节映高松。”

　　这样一个福泽绵延至当代的家族，用卢晓蓉对祖父的理解，确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

　　蒋家：两代王朝五世而斩的家族命运

　　蒋介石晚年对美国人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

　　“美丽岛事件”引致国际压力，蒋经国内外交困。用一句俗语，蒋经国里外不是人，他一定痛切地意识，“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意识到，在时代洪流面前，嚣张、腐败的国民党只有顺应变革，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席之地。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熟知中国文化的人，一定对自己的作为将有什么样的果报有过深思。毛泽东的高明已经为很多人看到，蒋介石的心思还未被更多的人所注意。毛泽东曾想过火化，蒋介石也不会不知入土为安的道理，但他更希望归灵大陆，大概也有对子孙如何完成平民化有过考虑。

　　大陆读者对于蒋氏家族，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但多从特定时代的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居多。尤其是对于蒋介石的个人人格、晚年的转变及其后代家世子孙命途的情况了解的并不多。本文试图从这方面，就自己所知，把它写出来，与读者共享。

　　一

　　由于我们对蒋介石的政治军事生涯关注较多，因此对蒋介石的人生描述多半浮光掠影。在有关其人生的众多传记中，中国人仍习惯了将其分类、贴标签的做法——功或过、流氓痞子或圣贤等等，很少人能同情地理解他，并从他的人生、人格中获得对现代人极宝贵的启示。

　　蒋介石有传统的东西，也有现代创新。这种形式或制度创新，有两个面向，一个即是我们说的爱国，现代国民应有情感理性；一个即是愚忠，比如总理纪念周、领袖训话等等，登峰造极至20世纪的60年代，台湾一地给他建无数的塑像，人们游行时举着他的画像，乃至与大陆忠字舞几无二致的崇拜，蒋介石都算是先行者。

　　孝的方面，蒋介石对母亲的态度，以及蒋介石的儿孙们对他的态度，都可令我辈唏嘘感叹。蒋经国在苏联生活多年，加入共产党，写过批他骂他的声明，但回到他身边，见到他，即“长跪不起”，这是中国文化的力量，也是蒋介石个人的力量。无论欧风美雨如何吹打，现代气息如何影响，蒋家在骨肉亲情方面有着我们传统而有效的美德。这是今天我们在全社会道德滑坡之际可骄傲可珍惜学习的遗产。

　　蒋介石还有从传统那里继承的修身习惯，他记日记，在日记中充分反省自己，比如“见艳心动”一类的如实记载，可知他心地坦荡、真诚，对世界有敬畏之心。“目前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写日记，这样真诚而且这么持续。”作为一个领袖人物有这样的习惯、人格、精神，真是值得钦佩。

　　蒋介石英雄一时，不幸遇到了一生最大的对手毛泽东。我曾经说，蒋介石和毛泽东一如历史上的禅门宗匠，神秀大师和惠能大师，蒋介石是渐修渐悟的神秀大师，毛泽东是顿悟的惠能大师。

　　其实，渐修和顿悟都有其偏好、合情理的基础，只要我们把握好，都能有所收获。而且，在极致处，他们都会向自己的对方致意，都会成为对方。这才是人生宇宙的圆满。蒋介石和毛泽东晚年都曾关注过对方，就是一个例证。毛泽东虽然是天马行空的大师，但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而从历史来看，我们民族最缺乏的还是脚踏实地的精神。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直探心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顿悟法门，在现实中多被歪曲，多聚骗子和痴妄的愚夫愚妇。

　　在个体生命的完善中，顿悟派们也非渐修派所能相比，只要看看蒋介石能够随心所欲地跟世界对话，有极为健全的世界眼光就知道了。1945年8月15日，“文胆”陈布雷生病，蒋介石自己写下宣布抗战胜利的演说文稿。这位在耶儒之间出入自如的领袖说，要感谢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感谢盟友，感谢国父，“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蒋介石自承，基督宝训上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令他发生无限的感想。

　　蒋介石留学日本，可说流利的日语。他后来意识到英语的重要，只是因为公务繁忙，只好放弃，但他鼓励身边的人和自己的孩子学习，他对唐纵说出的名言即是：当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1922年，他给蒋经国写信：“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二十年后，当蒋经国三十五六岁时，蒋介石还写信要求他每周花六小时学习英语，尤其是英语语法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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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家：创造而非享受幸福

　　卢作孚的能力超群，知交遍天下，以至于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这样的完人，可以用安•兰德的话来说：“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都背叛了它。不过这并不重要。正是这极少数人将人类推向前进，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义。”

　　“文革”结束时，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曾对卢国维说：“您的档案是我见过的知识分子档案中，最清白干净的。”

　　一

　　我们当代中国人对现代历史有诸多想当然的理解，比如现代历史有一种混乱的自由，因此个人创业较现在容易得多，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投机投资的天堂，好像人们白手起家即可轻松地发家致富；还比如人们误解前贤即民国人物不善于不懂得生活，似乎他们都是清教徒式的人物；又比如人们承认民国人物的精神风貌较当代要向上一些，但究竟民国人物的生命完善达到什么程度，今人是很难想象，也不愿相信的。从宗教界如佛教的四大高僧，到文化界的梁启超、傅斯年们，到赳赳武夫蔡锷、蒋百里们，那种人格和生命的完善境界完全在我们当代人的想象力之外。这些想当然，集中在卢作孚身上，最为典型。

　　卢作孚出生在一个四川的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学成才，二十来岁开始办报，三十一岁时在军阀杨森的支持下创立四川通俗教育馆，三十二岁时转向实业。卢作孚以八千元开始创办民生轮船公司，但这种创业绝非我们现在以为的容易。在当时长江上的航运是由外国人瓜分的，外资财大气粗。卢作孚靠乡亲、朋友、地方绅士的支持，才募集了一点资金，购置了一条仅七十余吨的小客船。这种艰难的起步或说夹缝里的生存大概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但我们想象不出的是卢作孚坚持下来，而且成功了。几年后，卢作孚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企退出长江上游。十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从一条七十余吨的客船发展到一百三十多条的三万六千余吨的船队，职工七千余人，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船王”。

　　卢作孚又确实是清廉的，他几乎是清教徒人格的典范。他克勤克俭，严于律己，虽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其股份却只有一股，全家仅靠工资度日，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一律按规定买票。他也从不求田问舍，他兼职所得的车马费、津贴费，全都捐了出去。他的孩子回忆说，他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了卢作孚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获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家里的设施近乎贫寒——“家里唯一一件‘高级’用具，是一把三十年代初期买的小电扇，漆都褪尽了，破旧不堪，毛病不少。”甚至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卢作孚的夫人亲手缝制——“为了节省，我们全家人的衣服，绝大部分是我的母亲自己缝的；我们的鞋子，几乎全都是我的母亲一针一线地做的。”抗战时，他有一次病倒，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却因无钱作罢。

　　在他担任交通部长时，在交通部领工资，就停民生公司的工资；兼任全国粮食局局长时，也不领全国粮食局局长的工资。任何时候，都只领一份工资，绝不多领。这么一个不折不扣的清教徒懂生活吗？显然，他是懂得的，他的享受之一就是从一个自学成才者获得了语言的能力，他在我们母语——汉语里登堂入室。语言是存在的家，他的居“家”享受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有人曾集卢作孚的名言，那些名言可圈可点。在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印着他的一副联句：“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比如他对享受回报的理解是：“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2003年重庆推选“十大历史文化名人”的评语说，卢作孚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我们能从他的勤奋节俭出发，断言他不会生活吗？

　　卢作孚的能力超群，知交遍天下，以至于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被西方人称为“伟人”的晏阳初先生则称赞卢作孚先生是一位完人：“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梁漱溟先生誉为：“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之于古之圣贤。”因为卢作孚没有私心，他说：“但愿人人都为园艺师，把社会布置成花园一样美丽；人人都为建筑家，把社会一切事业都建筑完成。”他率先提出“乡村现代化”的思想：“中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

　　这样的完人，可以用安•兰德的话来说：“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都背叛了它。不过这并不重要。正是这极少数人将人类推向前进，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义。”

　　二

　　这样的完人在今天是难以想象了。但作家潘婧感叹，她以前也不相信这世上有完人，见过卢作孚的孙女卢晓蓉之后，她承认完人是存在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完人。

　　卢作孚的命运在1949年后发生了改变，虽然毛泽东、周恩来都关心过他，但他还是在1952年年初选择了自杀。这一结局虽然使他逃过了后来的历次运动，却使得他从整整几代中国人心中消失了。在他跟当代中国人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以至于今天的新闻记者也老实承认：“在记者的采访中，没有一个人相信世界上有完人。”甚至卢作孚的小儿子卢国纶也说：“他只是接近完人。”“如果说他有弱点，那就是自尊心太强了。如果他自尊心不强，不会发生1952年那件事。”

　　卢国纶难以理解的是，“完人”有着极为珍贵的自由。我曾经谈及这种自由：“卢作孚和陈寅恪在同等性质的大陆中国，没有出去，因为他们有远大于他们个人并由他们个人自由选择的文明能力：自由。一旦他们发现社会都不能容忍这种自由，他们仍能够选择沉默或死亡。”

　　要使卢作孚这样的人回到我们社会中来，在这个畸形市场化的年代显然是困难的。但这个工作几乎是由一个弱女子出色地完成了：卢晓蓉的长辈和兄弟们都忙于工作事业，无暇顾及宣传卢作孚的人生事迹，卢晓蓉自觉承担起了这一任务。

　　事实上，卢晓蓉自己从商从文，也忙得不可开交。这样一个“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人，居然在经商之余写起散文来，并以《水咬人》、《人生的万花筒》等作品行世，获得过冰心奖。至于她的牛刀小试般地挣生活费，也是年龄相近的潘婧佩服的，潘婧感慨，卢晓蓉的能力大概来自遗传。

　　潘婧了解卢晓蓉生活的繁杂事务，她上有老下有小，要照顾八十多岁的老人，要照顾孩子；她嫁给了著名书虫、北大中文系的严家炎教授，她得照顾丈夫的生活和读书写作……但这一切工作，卢晓蓉都做得尽善尽美。

　　最重要的，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卢晓蓉为把卢作孚推向社会耗尽了心血。在卢晓蓉那里，卢作孚不仅是她的祖父，也是全社会的财富。因此，她为一切愿意研究卢作孚的人提供便利，尽一切努力出版有关卢作孚的书籍：文集、年谱、画传、小说、剧本……

　　当然，作为卢作孚的长孙女，意识到卢作孚这一历史人物存在之意义的人，卢晓蓉可以说是最为准确地把握了卢家的家风家教。她说：“卢家没有出败家的人，也是因为无家可败。我们家族的继承不是财富上的，是精神上的。”

　　从现有的材料看，卢作孚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走向社会，几乎是异军突起。在他的身上有传统的孝悌之伦，母亲去世，他致电南京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决定放弃欧洲之行；父亲病危，卢作孚急由成都赶回，父亲故世后，他写下了《先考事略》祭悼父亲。不用说，卢作孚对大哥大嫂也是极为爱戴的，哥嫂无子，他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哥嫂。对弟弟的生活事业更是照顾有加，四弟卢魁群（字子英）在成都念书时, 卢作孚除了负担他的学费和在生活上照顾他之外，周末还让他常到少城公园的通俗教育馆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的三弟卢魁甲在晚年回忆他时感叹：“他童年在家总是天天抽空替父母砍柴、抬水、抹屋、扫地、买取物品，减轻大人负担”，“他本人极节约，日夜刻苦求学，很体贴父母和大哥的劳苦身心”。

　　这样一个农家子弟在自己有限的人生中不仅贡献服务于社会，也提撕了一个家族。他对家人最重要的示范是做社会有用之人，靠“知识和劳动的本领”自立于世。他对家人最重要的传授是投身到社会建设中来。抗战时期，卢子英本来有机会像他的黄埔同学一样做一个中将，但卢作孚的意见是：“中国现有一两百个中将，但只有一个北碚管理局。”世人皆知，卢作孚是北碚的开拓者，而卢作孚为北碚所设计的蓝图，大都是通过卢子英之手来实现的。因此，卢子英当之无愧是北碚的奠基人。这一建设功德确实惠及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