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本溯源话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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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惭愧与责任                               ——追本溯源话浙派      
  王尚文

    浙派，语文教育的浙江学派，决不是有没有、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主要是如何认识它之所以成派的缘由，梳理它的源流，探讨它今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等等的问题。其中最根本、最关键的是准确把握它作为一个语文教育流派的基本特征。于此，我们已经有了若干初步的研究成果，但远未形成共识。这不单单是由于见仁见智的结果，也由于有的相关思考与结论多多少少都带有某种随意性，缺乏比较扎实的事实根据。多年前，我曾先后两次对其作过描述，现在看来，就犯了这随意的毛病。先是“守正、务本、求活”，不多不少，三个，而且都是两个字的动宾结构，也曾经得到一些朋友的认可。后来在《浙派：重新掘起，走向辉煌》这篇短文⑴中，又另外总结了一次，也是三条，较前似乎具体了一点。这三条是，一是浙派学人和教师具有坚守语文教育的崇高信念和奉献精神；二是浙派有敢为天下先的学术勇气；三是浙派教师始终坚持提高自身的语言、文学素养与教育、教学素养并重，对学生语文功底的养成和人文精神的渗透并重，在教学中课堂教学与课外读写并重。一望而知，第三条中又包含了三个方面，似乎也全面了一点。不过当时就立即声明：“由于手头资料极为稀缺，难以具体展开述说。”
     关于浙派的基本特征，我以为这应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应然判断。我前两次的“三条”，作为事实判断，基础确实不够扎实坚牢。这倒不是说我们浙派老师没有做到“守正、务本、求活”，没有做到“三个并重”等等，绝对不是这样；然而我们不得不实事求是承认的是，一，难道别省别派就不“守正、务本、求活”了么？二，你所说的“正、本、活”，其具体内容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说清，而且说起来一定会出现不甚一致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至于后三条，难道不是各省各派也都在努力在做的吗？我说“随意”，并没有冤枉我自己。
     最近有朋友让我再次就浙派语文谈点看法，于是搜罗、阅读了一些相关文章，其中顾之川先生2010年3月28日《在“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上的致辞》⑵（http://guzhichuan.blog.zhyww.cn/archives/2010/2010416104212.html）中的一句话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他说：“如果说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那么，位于绍兴上虞的白马湖，无疑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圣地’。”这“无疑”两字很有份量，不可小觑。紧接着，他指出了这样一个业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实：“一批大师级文化名人，如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茅盾、俞平伯、陈望道、李叔同、丰子恺、柳亚子、刘大白、胡愈之、张元济、张大千、黄宾虹等，都曾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留下足迹。”原来，我们之所以能够那么自然地举起浙派的大旗，就是由于二三十年代的“春晖”，我们的自信来自“春晖”，我们的底气来自“春晖”。浙派的源头就在“春晖”，而且，浙派之所以为浙派，它的基因早就存活于白马湖畔的“春晖”。想到了这一点，我无限兴奋，因为我由此而深信浙派有别于兄弟学派的基因就藏在二十年代的白马湖畔——我称之为“白马湖现象”。
    关于白马湖语文名师的名单，不同的资料大同小异。我依据《白马湖作家群》⑶（陈星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春晖》⑷（顾志坤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大师铸就的春晖》⑸（李兴洲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浙江省春晖中学》⑹（潘守理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春晖初照》⑺（陈绵武著，春晖中学2008年）《百年春晖》⑻（严禄标著，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等书籍、文章的记叙，春晖中学自1919年创办以后，上个世纪20年代在春晖正式任教语文的有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赵恂如、张同光、胡行之、冯三昧、方光焘、王任叔、张雏祺、徐仲苏等。丰子恺、朱光潜、刘薰宇、杨贤江、匡互生、张孟闻、范寿康等曾在春晖任教或任职，尽管所教并非语文，但也是我所说的语文教育“白马湖现象”的有机组成部分；蔡元培、刘大白、章锡琛、舒新城、黎锦晖、沈泽民、杨之华、杨贤江、沈仲九、吴稚晖、李叔同、黄炎培、胡愈之、何香凝、陈望道、张闻天、叶圣陶等名家硕彦曾先后来此讲学、考察、指导，可谓群贤毕至，对于语文教育“白马湖现象”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他们都是当年春晖的编外语文教师。春晖的语文教师无不是具有人格魅力和深厚学养的一时之选，他们的语文教育就是语文教育浙江学派的源头。
    “白马湖现象”的出现，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但我们后来人在惊叹的同时，未尝不可以从中梳理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就是语文教育的师资质量对于语文教育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表面看来，师资质量在其它课程中同样也起关键作用，但与一些科学课程相比，语文却来得更加明显和突出，我始终认为语文教师所能交给学生的只有教师自我。由于数理化等科学课程内容的客观性要强得多，教师自由发挥的空间要小得多；恰恰相反，语文教育的主观性要强得多，教师自由发挥的空间要大得多，语文课程教一首诗歌和科学课程教一个定义相比，师资水平在一定范围内的差异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两者实不可同日而语。教师个性的烙印在科学课程里往往较为淡化，因为它可以淡化，甚至应该淡化；但语文教师的个性，我以为是语文教育之必须，语文教师自身的语文水平、语文品质、语文个性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一个诗人讲一首诗，一个作家讲一篇小说，一个学者讲一篇议论文，和一个自身水平不怎么样只知唯教参是从的教师相比，往往过程不一样，内容不一样，效果自然也不一样。白马湖的语文老师，往往同时就是作家或是学者，或是教师、作家、学者三合一。这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但对教师自身素养的高要求，白马湖现象所树的高标杆，却始终是浙派语文教育不懈的追求。我们浙派语文教师，即使还不同时就是作家、学者，但我所接触到诸多语文教师同行，极大部分都有从事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的基础、兴趣和愿望，而且不乏同时是作家或学者的教师，这不能不说是白马湖现象的流风余韵，只是“文革”以后已经逐渐式微，但也没有就此成为绝响。《甄嬛传》的作者流潋紫就是杭州江南实验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据知，她不是没有别的去处，但她就是喜爱当语文老师。
    考察语文教育的白马湖现象，从语文教师自身都具有极高的人文素养和语文素养这一“基本面”出发，我们分明可以捕捉到它如下三个方面的具体特征。常言道，纲举目张，教师素养就是语文教育的“纲”，下面三个方面就是它的“目”。
    一是教师享有充分的教学自由。春晖中学是教育家经亨颐先生创办的私立学校，“不比官立的凡事多窒碍”（夏丏尊《春晖的使命》）。为了不让外部势力插手学校事务，指经亨颐先生甚至不向当时的军阀政府立案。而在“春晖”内部，教学自由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所谓“教学自由”，是指在有关方面所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的原则指导下，教师享有选择、编写教材，确定教学内容、方法，如何进行测试等各方面的完全自由。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P96）真正的教育本来就应当是这样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不是别的，而是对于规律的掌握和运用，庖丁解牛时的“游刃有余”就是基于他对牛的生理结构的正确认识和熟练掌握。如若没有相当的语文素养，“自由”给教师带来的必然是恐怖和灾难，离开了教参，取消了所谓集体备课，他们必然无所措手足，“自由” 岂易言哉！由于春晖的教师们自身具有极高的语文素养，他们对学生语文素养的养成，作为过来人，自然就有极深的感悟，因而在教学过程中，举手投足，虽随心所欲，亦无不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养成。
    据有关史料记载，由于具有这种不可或缺的教学自由，夏丏尊和他的同事们就对教材的选编，考试的内容、作文教学、课外阅读等作了全面革新，使春晖中学的国文教学独树一帜，成为许多同类学校的范式。从教材看，他们将当时春晖的国文分为必修科和选修科。必修科的教材除了商务版的《国文课本》，另有教师自编的《选授讲义》，包括范文选读，语法，作文法。选修科又按年段分设，先后有《实用文》《古文讲读》《诗词讲读》《文学源流概论》《修辞大意》《文学史大要》《近代文艺风潮大要》等。（参见李兴洲著《大师铸就的春晖》）。朱自清在征得学生赞成后，还曾将《虞初新记》《白香词谱笺》作为初二的教材。
     二是教师始终怀着对学生真挚的大爱。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一书开宗明义就指出：
   教育者不能无视学生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况，而认为自己比学生优越，对学生耳提面命，不能与学生平等相待，更不能向学生敞开自己的心扉。这样的教育者所制定的教学计划，必然会以我为中心。在人的存在和生成中(以人的年龄、教养与素质差别区分)，教育环境不可或缺，因为这种环境能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价值定向和爱的方式的生成，然而现行教育本身却越来越缺乏爱心，以至于不是以爱的活动——而是以机械的、冷冰冰的、僵死的方式去从事教育工作。爱的理解是师生双方价值升华的一个因素，但实现它的途径如今似乎已不是教育，因为现行教育的运用恰恰阻碍了爱的交流。因此，如何使教育的文化功能和对灵魂的铸造功能融合起来，成为人们对人的教育反思的本源所在。
⑽（邹进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页）
夏丏尊先生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爱的教育”的首倡者、实践家。在《爱的教育·译者序言》里，他写道：
     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但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地变更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⑾

在《春晖的使命》这篇夏丏尊关于春晖办学方向宣言书式的重要文章里，他将春晖比作自己的孩子。他爱生如子，有人称他的教育是“妈妈的教育”。他在春晖中学实行“学生自己选择指导师制”。许多学生选择了夏丏尊作为自己的指导师，夏丏尊对他们说：“我们要互相亲爱，请你们把我作你们的义父吧！”正是这种真诚的爱，夏先生为学生的变坏筑起了一道“防火墙”。⑿（参见严禄标著《百年春晖》60至61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朱自清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有信仰”，或可称之为“有信仰的教育”。他认为“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在《教育的信仰》一文中，他恳切呼吁：“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⒀他深刻地指出，教育是目的而非手段，视教育为目的的教育才是“真教育”。春晖中学的“春晖”，就是教师对学生的爱，有如春风夏雨，洋溢于教室、校园、宿舍、操场。春晖的毕业生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有最真切、最深刻的体会。而孟郊的《游子吟》则由丰子恺谱曲成为了春晖的校歌。

    三是在人与语文的关系中充分强调人的本体性，十分重视语感的培养。例如夏丏尊就十分重视作文的态度。他认为，文章“技巧的研究，原是必要，态度的注意，却比较技巧更加要紧”。他这里所谓的“态度”具体指学生在执笔为文时，要留心下列六个问题，即：为什么要做这文，在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谁在做这文，在什么地方做这文，在什么时候做这文，怎样做这文。很显然，这六个问题包含了写作一篇文章的目的、中心、身份、场合、时间和方法等几个重要方面。译成英文的话，每一点中都含有“W”这一字母，所以夏先生把它称作“六W” ⒁。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夏丏尊提出了关于“要传染语感于学生”的主张。他认为要真正读懂一篇文章，不但要正确理解文字的意义，而且要品味出文字的“情”来。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语感这一概念的专家学者。他说：
    在语感锐敏的人的心里，“赤”不但解作红色，“夜”不但解作昼的反对吧。“田园”不但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解作春天的雨吧。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化工，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旨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寥等等说不尽的意味。⒂
叶圣陶、朱光潜也非常重视学生语感的培养。叶圣陶指出：“文字语言的训练，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就是对于语文的敏锐的感觉。”⒃吕叔湘也曾指出：“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语感能力。”⒄（吕叔湘《学习语法与训练语感》，《语文学习》1985年第1期）夏丏尊等春晖先贤关于语感的理论建树和语感培养的实践成就，于浙派语文教育的发展贡献至巨，影响至深，是现代语文教育史上重要的一笔。
重温浙派昔日的辉煌，我们感到无比自豪，但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只是陶醉其中；我们更深切的感受是无限的惭愧和无比的责任。
                      王尚文   2013.11.25
注释
⑴发表于《教学月刊·中学版》（教学管理）2007年第4期
⑵（http://guzhichuan.blog.zhyww.cn/archives/2010/2010416104212.html）
⑶陈星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⑷顾志坤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⑸李兴洲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⑹潘守理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⑺陈绵武著，春晖中学2008年
⑻严禄标著，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
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P96
⑽邹进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页
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⑿参见严禄标著《百年春晖》60至61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
⒀转引自严禄标著《百年春晖》97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
⒁（参见严禄标著《百年春晖》64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
⒂转引自《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267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⒃《叶圣陶论创作·写作漫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⒄吕叔湘《学习语法与训练语感》，《语文学习》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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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上的致辞 （节选）



                                 顾之川

                                       （2010年3月28日，浙江金华）

    浙江是我国的文化大省，教育强省，为我国语文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据统计，元明清三代，浙江一省的文学家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20世纪初，有王国维、章太炎、鲁迅，有北京大学三位著名校长（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如果说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那么，位于绍兴上虞的白马湖，无疑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圣地”。一批大师级文化名人，如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茅盾、俞平伯、陈望道、李叔同、丰子恺、柳亚子、刘大白、胡愈之、张元济、张大千、黄宾虹等，都曾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留下足迹。80年代以后，林伟彤、陆鉴山、吕正之、张传宗、张春林等前辈，近年来，以王尚文先生（还有已调离浙江的王荣生、李海林）为代表，聚集了倪文锦、王光荣、王松泉、蔡伟、郑逸农、黄伟一大批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大学教授，中学语文界胡勤、沈江峰、储树荣、朱昌元、邓彤、金新竽等，在全国都产生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浙派语文”应运而生，与以孙绍振先生为代表的“闽派语文”遥相响应。“浙派语文”的“守正、务本、求活”，也与“闽派语文”的“求实、创新、去蔽、兼容”异曲同工。

   《三国演义》曰：“那日，东南风刮得很猛。”我们期待着，由“闽派语文”、“浙派语文”刮起的这股语文教育改革之“东南风”，以这次“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为契机，风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劲，越刮越猛，并且吹向全国，吹遍神州大地。



   一



二  开创语文教育研究的浙江学派



李海林



　　王荣生博士在他的《语文科课程论基础》里，呼吁语文教育研究的学派发展。我以为，以一定的历史继承关系为线索，以相同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条件为前提，以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的某些相关性为基础，以共同的目标为动力，形成以地域为标志的语文教育研究学派，是有必要和可能的。从这个认识出发，我提议，开创语文教育研究的浙江学派。

　　一、浙江有着深厚而独特的语文教育文化传统

　　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浙江一直是语文教育实践和研究的一方重要力量。像浙江一师、春晖中学等学校既是名校，又在语文教育实践和研究方面开一代之风气，  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中国语文教育史上许多著名教师和学者都出生或曾在浙江较长时间工作、生活过，像鲁迅、朱自清、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朱光潜、叶圣陶、沈仲九、丰子恺、魏金枝、阮真、蒋伯潜等人，都曾对浙江的语文教育作出过贡献。

　　在长期的实践中，浙江在语文教育实践和研究方面形成了以下三种传统：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致力于语文教育实践和理论的创新，敢于开风气之先；

　　——对时代、社会向语文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新影响保持积极的响应态度；

　　——重视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同时推进，尤其重视语文教材建设在语文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二、浙江有着广泛的语文教育研究基础和雄厚的研究力量

　　在新一轮语文课程改革中，浙江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这五本杂志所发各类文章，来自浙江的稿子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质量普遍比较高。这说明浙江的语文教师开展语文教育探索和研究的热情是很高的，而且是有相当的基础的。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浙江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语文教育研究力量。老一辈有张传宗先生、毕养赛先生、吕正之先生，正当壮年的王尚文先生、王松泉先生、马笑霞先生，另外还有一批后起之秀。这里面，既有在高校从事语文教学论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也有在各级教研机构从事学校语文教学指导工作的教研员同志，更多的，是一线的大批以特级教师、高级教师为主体的中小学语文教师。

　　新一代研究者通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在继承前人的研究传统和研究特色的基础上，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特色，我概括为这么四点：

　　——多元共存的价值取向：不是一个声音；

　　——鲜明的问题意识：对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非常敏感，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课程论的立场：不管是专家的研究还是教师的研究，都有这种明显的课程研究的意识和努力；

　　——专业化、学术化追求：将自己的探索和研究的重点放在学术上，重在专业学术建设。

　　是否可以说，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专家与教师互相补充、研究与培训共同推进的研究队伍正在形成，以“新锐”、“专业”、“沟通理论与实践”、“植根于社会文化背景”为特色的学派雏形正在形成。

　　三、浙派语文教育研究的发展目标和研究重点

　　要发展浙派语文教育研究，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我们的目标：

　　——要成为全国语文教育研究的重镇；如果已经是，那就应该进一步巩固其地位：

　　——在语文教育研究界要有更多的声音，产生更大的影响；

　　——要更多地、更深入地介入国家或地方政府关于语文教育的决策和实际工作；

　　——在全国或浙江省教育研究机构里要有发言权；

　　——在研究重点和理论体系方面要有自己的特色。

　　关于最后一点，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要形成语文教育研究的浙江学派，必须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从全国来看，已经初步形成的几个以地域为标志的研究学派无不是以自己的研究特色而著称于世：像上海，在语文教育方面，它是出思想的地方，尤其长于用现代文学理论、语言理论来指导语文教学改革；像北京，它是出主张的地方，  以对教学实践的研究为其长；而在江苏，则以语文教育史的研究和教材编写与研究为其特色，尤其是新课程改革以来，它抓住我国中小学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时机，花了大力气来研究中小学语文教材，现在已经成为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中心和编写基地；而福建省，则明确提出建立闽派语文教育研究，他们的长项非常突出，就是以福建师大为中心，以文学教育和写作教育的研究为其长。

　　反观浙江语文教育研究，我觉得我们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语文教育心理学研究，尤以语感教学研究为全国影响之最大；

　　——语文课程论研究，这是新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研究重点，逐步在全国产生影响；

　　——教材研究与教材编写，已经积累丰富经验，有一些教材种类在全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课堂教学艺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今后一段时间我们的工作重点和思路

　　应该说，研究学派不是规划的，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但在目前语文教育实践和理论都快速发展，浙江语文教育研究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的前提下，依托浙江省中学语文教育研究会和高师语文教学论研究会的研究力量和组织力量，有计划、有组织地整合全省语文教师、语文教研员和浙江十来所高师院校的语文教育研究力量，加强交流，重点突破，以图更有效地指导浙江的语文教育改革，在全国产生更大的影响，作出更大的贡献，我想是必要并可行的。

　　如果这一提议有一点价值的话，我想今后一段时间我们要做的工作应该包括：

　　——全面整合研究力量，尤其是在沟通高师院校的研究与中小学语文教师的研究这一点上做好文章，在指导思想上，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和充分重视理论对改革的指导作用，两者不可偏废；   

　　——全面调整研究力量，在突出研究重点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研究力量的覆盖面，比方说我们在语文教育史的研究力量似乎不够，写作研究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成果；

　　——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尤其在老中青相结合这一点要下大力气；同时，也要充分重视对骨干人物的培养；

　　——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积极介入目前正在进行的语文课程改革，尤其是教师培训、教学评价、考试研究等方面；

　　——开展更多的有前瞻性的学术活动，比如编辑出版“浙派语文教育研究丛书”，召开富有浙江特色的专题研讨会，开展浙江省名师和富有成就的研究者的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等等；

　　——着手创建自己的研究阵地和学术窗口；在这一点上虽然困难比较大，但也并不是完全无可作为。

　　以上只是我的一点想法，也许是不对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仅供大家参考。

　　（本文主要观点在浙江省高师语文教学论研究会2004年会时提出，后经修改成文。作者原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现系上海师大教授。）

——《教学月刊·中学版》（教学管理）2007年第4期

              



               二   乘高中课程改革之机  展浙江语文教师之风



王荣生



　　在教育部的领导下，浙江省已全面进入高中新课程标准的实施。这对浙江省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对高中段的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深入，对浙江省高中教师的专业发展，都提供了值得珍视的机遇。

　　浙江省的语文教育研究，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浙江省功勋教师、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浙江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王尚文先生为旗帜，浙江省高校陆续涌现了一批在语文教育研究界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专家学者，如王松泉教授、蒋成瑀教授、马笑霞教授、李海林教授、王荣生教授等。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高校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正教授达16人，副教授近20余人，是全国语文教育研究力量最强的省份之一。近年来，浙江省高校的语文教育研究者面向教学第一线，致力于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实施研究，力求发挥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专家引领作用，强化了为中小学服务的意识。

　　浙江省是基础教育的强省之一。浙江省的语文教师具有荣耀的传统，在浙江的土地上，曾留下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等语文教育大师的足迹；拨乱反正之后，享誉全国的林伟彤、陆鉴山等语文名师，至今活跃在浙江语文教师的深情回忆中。

　　随着语文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浙江省语文教师显示出了强劲的实力。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语文教学参考》等语文教学研究权威刊物上，来自浙江的稿件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并有继续增大的趋势。然而，浙江省的语文教师近年来也暴露出种种值得注意的问题，与前辈相比，与其他基础教育强省相比，差距也是明显的。

　　以高中语文特级教师为例：近年来，通过培养和引进，浙江省高中语文特级教师的队伍不断充实和发展，特级教师们在各级教研室或学校里踏实地工作，有力地起到了语文教学的示范和带头作用，为年轻教师的成长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是，浙江省的高中语文特级教师，省内跨市区的影响力不大，在全国几乎没有影响。这与浙江省语文特级教师及优秀教师们求实、低调的风格有关。但也毋庸讳言，在语文教学研究上有系统思考的，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有理想追求的，在浙江省的高中语文特级教师中还为数甚少。

　　具体到教学研究，多数是在一些小点上做点小文章，一个人的数篇文章往往点与点互不关联，对语文教学中的问题理解较为肤浅，解决问题的努力很少有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更缺乏先进理念的烛照。落实到课堂教学，过多地被考试得分的排名所束缚而缺乏创新的生气，或者较多地表现为“教学设计”的小聪明而缺乏认识语文教学规律的大智慧。基于切实培养学生语文素养基础上的参与课程，基于为了每一个学生发展基础上的用教材教，基于有效达成语文课程目标基础上的教学方法斟酌，这样的语文课，在浙江省的高级中学里似乎还颇为罕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中语文特级教师是一个省市语文教师的形象代表，高中语文教师的教学追求是一个省市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状况的集中表现。浙江省高中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需要新上一个台阶，浙江省高中语文特级教师应该展现出浙江气派、浙江风采。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浙江省高中语文新课程的进入，应该把推动高中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应该把激发浙江省高中语文特级教师的创造活力，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考虑。因此我认为，把高中语文教师从惯常使用的教材里拉出来，让浙江省高中语文教师，尤其是语文特级教师面临一种新的挑战是有益的。

　　面临挑战，意味着有困难要我们去克服。从惯常使用的教材里拉出，往往要伴随着种种艰辛的调整；高中语文新教材的使用，也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新问题。这些都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从来就没有不需要研究新问题的改革，从来就没有依然可延续旧习惯的创新，从来就没有不需要克服大困难的挑战。

　　面临挑战，也意味着遭逢机遇。从惯常里拉出，往往是生机的获得；解决新问题，事实上就是高中语文教师专业发展新旅程的起步。

　　而新旅程的起步，尤其需要向导。这就意味着，浙江省高校语文教育研究者肩上的担子，加重了；面向教学第一线解决语文课程实施中出现新问题的迫切性，加剧了。在我看来，进入高中语文新课程，浙江省的高校语文教育研究者也同样面临着挑战，甚至面临的是比高中语文教师更为严峻的挑战。因为这将考验语文教育研究的效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语文教育研究者的存在价值进行考验。

　　在去年的浙江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年会上，王尚文先生号召浙江的高校语文教育研究者走进课堂、走进中小学教师、走进语文新课程，受浙江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全体理事之托，王先生提请浙江的中学语文教师酝酿打造语文教学的“浙江学派”。我认为，鲜明地打出语文教学的“浙江学派”，现在是时候了。挑战就是机遇，乘高中课程改革之机，展浙江语文教师之风，愿浙江省高校的语文教育研究者与高中语文教师携手共进，斗志昂扬地迈入新课程。■

　　（本文作者原系宁波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部主任、浙江省高师语文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

——《教学月刊·中学版》（教学管理）2007年第4期









浙派：重新掘起，走向辉煌



王尚文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某一地域的教育，总是和这一地域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影响，自然而然形成与别一地域不同的特色，语文教育当然也不例外。自20世纪初我国语文独立设科伊始，语文教育的浙江学派就已然闪亮登场，经亨颐、夏丏尊、叶圣陶、陈望道、朱光潜、俞平伯、朱自清、刘大白、丰子恺、刘薰宇、郑振铎、周予同等一批名师、大家辛勤耕作，浙江的语文教坛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有如一个灿烂的星座，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曲折道路，我们浙江今天的语文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已结出了累累硕果，成为语文教育界难以绕开的学术存在。浙派语文教育正在重新崛起，走向新的辉煌！

　　浙派，并不是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评价，更是如何提升、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宝贵的资源，视而不见，只能说是无知；弃而不用，只能说是愚蠢。这是一个艰难的课题，光是梳理它的源流、认识它的特征、发掘它的内涵，就不容易。这更是历史的召唤，在语文教改如火如荼、全面深入展开的今天，我们浙江的语文教育工作者理应在前辈奋斗的基础上，继续拼搏，奋力向前，为把浙江建设成为教育强省，为我国的语文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无愧于我们前辈的贡献。因此，对我们来说，这又是一个叹号和问号。

　　承认浙派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已把它的历史、特征、内涵等等真正全面认识清楚了，这必定是一个由朦胧而清晰、由肤浅而深入、由片面而全面的过程。关于浙派的特征，我目前所想到的是：一、浙派学人和教师具有坚守语文教育的崇高信念和奉献精神，史载：“1912年，当时有实行普选的说法，夏不愿意当选，改字丏尊，因选举人写选票时，只要误把‘丏’错写成‘丐’，选票即可作废。1913年，两级师范学堂改称第一师范学校，夏丏尊任舍监，因见当时学生的国文程度很差，便自告奋勇担任国文教员。”（陈必祥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第77页）由此可见一斑。百年以来，像夏丏尊先生这样时时、处处以语文教育事业为重的学人、教师确实难以胜数。二、浙派有敢为天下先的学术勇气。这，我们只要翻翻陈必祥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和李杏保先生、顾黄初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就不能不对夏丏尊先生他们表示由衷的敬佩！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件约十年前的往事。那时我们浙江师大中文系汉语教研室和语文教学法教研室主动请缨编写一套《初中语文课本（实验本）》。这套课本第一次提出了语文学习必须养成的十大习惯，第一次专门设计了“语文实践活动”和“学法指导”两个系列，第一次引进有关对联的教学内容，等等。为了编成一套真正的语文课本，我们还第一次未选前此所有语文课本必选的几篇政论文，第一次选入胡适的作品，这在当下，大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不算回事；但在当时却有相当的风险。我们特别感谢当时浙江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专家唐承彬老师、冯中杰老师、殷茂心老师等，是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胆识，审定予以通过。对此，我们至今铭感不已！三、浙派主要由一线的语文教师打造而成，他们始终坚持提高自身的语言、文学素养与教育、教学素养并重，对学生语文功底的养成和人文精神的渗透并重，在教学中课堂教学与课外读写并重。由于手头资料极为稀缺，难以具体展开述说。仅以中学办的语文刊物来说，由于我的伯父王馨一先生，解放前曾就读于温州中学，后又长期在丽水中学、遂昌中学等校任教语文。因此我小时候能有机会看到当年这几所学校学生自编自印的语文刊物，可惜全在“文革”中散失。而在今天，我省中学的语文刊物业已遍地开花，万紫千红，可谓浙江语文教育园地的普遍景象。以上所说仅是管窥筐举，未览其全，聊举碎义，抛砖引玉而已。

　　浙派能有今天，靠的主要是我省中青年教师，夏丏尊先生改字时年仅26岁。据我所知，当前我省语文教育的台柱是三十左右至四十左右的一批年轻才俊，他们具有坚定的事业心与高度的使命感，始终坚持三个“并重”，继承了夏丏尊等前辈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努力创新，有的几已著作等身，有的已在一线教改浪潮中崭露头角；或在全国比赛中脱颖而出，或提出了崭新的理念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相应改革实验，产生了全国性影响。浙派发扬光大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要为他们喝彩、鼓掌，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借此机会，我要恳切吁请从浙江走出去的王荣生先生、李海林先生等一如既往地给予关心、帮助、指导。在这里，我认为还有必要指出一点，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满骄傲，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落后于兄弟省市。

　　最近，浙江师大人文学院召开了首届浙江语文名师和教育硕士教学研讨会，有关领导提出要重振浙派雄风，并拟于最近开设由专人管理和专项经费投入的“浙派语文教育论坛”网站，大家深受鼓舞。恰好《教学月刊》要我就此话题谈点想法，兹不揣浅陋，写了上面的话。我虽年已望七，在即将于今年５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走进语文教学之门》一书的《后记》中写道：“语文教学工作者面临‘四大洋’：语言、文学、心理、教育，我们深感自己幼稚弱小，但我们也不能一味望洋兴叹，必须奋起拼搏，有所作为，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殆之极，死而已。不随亦死，随亦不过死而已。与其不随而待，不如随而有所得。我曾有句云：‘梦流夸父泪千滴，醉玩东坡月一痕。’只要有生之年可随能随，我将一随到底，以期不断有所长进，为语文教育事业略尽绵薄。”愿以此与各位同仁共勉。

　——《教学月刊·中学版》（教学管理）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