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两次特别的考试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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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两次特别的考试阅卷

                                                                   卢元伟

近些年来，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无论是高考还是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命题和试卷批改都日趋科学化和标准化。从历史学科来看，考试的题型日渐稳定，选择题和材料题成为主要题型。由于这两种题型皆有标准答案，以统一的标准进行流水式的批改，对于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来说，不失为一种较为公平的选择。但是，对于历史学这样一个具有较强人文底蕴的学科来说，在很多问题上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且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一旦将之诉诸于标准化，很可能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不利于真正人才的选拔。一些在平时课堂中表现优秀的学生未必能在这种标准化的考试中得高分就是一个明证。这就促使我们要反思，如何进一步改进试卷的命制和评价环节，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让更多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脱颖而出。在这个问题上，民国时期两次特别的考试阅卷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第一则故事是关于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的。钱先生早年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师友杂忆》一书中钱先生回忆了他一次独特的考试经历：“一次考试，出四题，每题当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余一时尤爱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者。乃首打此题，下笔不能休。不意考试时间已过，不得不交卷。如是乃仅答一题。诚之师（吕思勉先生）在其室中阅卷……适逢余之一卷，诚之师阅毕，乃在卷后加批。此等考卷本不发回，只须批分数，不须加批语。乃诚之师批语，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只此一事，亦可想象诚之师之为人，及其日常生活之一斑。” [1]

这段学术佳话体现了吕思勉先生在人才评价方面的不拘一格。如果按照惯常的评分标准，钱先生的试卷最多只能得25分，是一个不及格的低分，并因此可能被视为差生。但是吕先生能从一道题目的回答中发现钱先生的史学素养，并加以奖掖，不仅给了钱先生可观的分数，并且以评语的方式对钱先生做进一步的指导。这一事件的背后，一方面反映了吕先生宽广的胸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吕先生对于历史学习的观念。历史学科的学习，如果只是记住一些时间、地点、事件，而不能就相关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就会流于皮毛。即便在当时的考试中获得高分，之后也会很快忘记，并不能真正领会历史学科的本质。钱先生的考卷之所以能打动吕先生，正是因为他在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这一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而钱先生本人能在考试这样的重要关头，放弃对于分数的追求，以一种非功利的心态对待学问，同样精神可嘉。两位先生后来皆成为民国时期的史学四大家 [2] ，和这种治学精神不无关系。

在吕先生的影响下，钱先生自己在教书生涯中同样能以不拘一格的方式来选拔人才。1950年代，钱先生在香港办新亚书院。余英时教授回忆早年入新亚书院读书考试的情景说：“我去考试时，钱先生亲自出来主持，但并没有给我考题，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先生不但当场看了我的中文试卷，而且接着又看我的英文试卷。……阅卷之后，钱先生面带微笑，这样我便被录取了，成为新亚书院文史系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 [3] 钱先生的考试题目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让学生自述读书经历和志愿，初看起来觉得简单，但是这样的题目却是最能检验出学生的真实水平，学生读过什么书，达到什么程度，有何感想和认识，一测便知。而像余英时教授这样既有深厚的旧学底子，又在燕京大学受过新学熏陶的人，自然就会通过这样的独特考试被钱先生收为弟子，后来成为华人世界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

第二则故事的主人公是著名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和何柄棣教授。何柄棣教授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回忆了自己参加赴美庚款留学考试的情景：“1944年初夏，某日我上午去地坛历史系办公室翻选西文书籍，照例要先穿过联大新校舍大院。将进校门不远，听见后边有人叫‘何先生’。我回头一看是郑天挺先生。郑先生马上就说清华留美考试的结果一两天内就要公布了，现在讲话已经没有嫌疑了。‘明清史那门题目是我出的。’他说有一件事藏在他心中已经很久；有一份答卷对较容易的题目如同、光之际满人主张维新的是哪些人之类的，答得不好；而对两个重要的题目，如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多方面的改革和建树答得不但很好，而且对摊丁入地颇有创见。他问我这卷子是不是我的。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很像是我的。他半笑着问我：‘你自己打多少分？’我当然谦虚一点地回答，只能打四五十分，因为三个史实性的问题都答得不好，而且同、光之际满人主张维新者只能答出恭亲王一人。他说我得了74分，是最高的。听了这话我内心才千肯万定，我今番考取了！因为我前此确以明清史是我的‘弱科目’。极力维持表面的镇静，故意和郑先生开个小玩笑，我说：‘那么您一定不是按每题20分客观原则打分的。’郑先生提高声音回答：‘那当然喽！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如果按照呆板式的打分，那不就变成三点水的沦才大典了吗？！’” [4] 和第一则故事一样，郑天挺先生同样打破呆板的评分原则，慧眼识珠，为国家选拔了栋梁之才。以后何柄棣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历史学，后担任芝加哥大学中国史教授，在上古史、明清史等诸多领域皆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从上述两则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学科或者一切人文学科（包括文学和哲学）在人才评价方面有着特殊性，这些学科更看重一个人的学养和见识，而标准化的、有着固定答案的纸笔测试很难检测出学生在这方面的能力。今天我们采取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模式，主要想以此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以确保考试的公平性。但考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绝对公平，而采取一刀切的办法选出了很多的庸才，那么则离考试的初衷越来越远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考试会对课堂教学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老师们在教学时不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而学生也会功利地为了提高分数而满足于标准答案。

在当前的形势下，标准化考试的主流地位在短期内是很难动摇的。在此前提下，命题者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更多的在人文学科的考试中减少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鼓励学生的独立思考和个性表达，比如多命制一些开放式的试题，给学生更多可以思考和发挥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应该尽量减少纸笔测试在学生成绩中所占的比重，更多的是通过口试、学科活动、论文写作、课堂辩论、读书笔记等多种形式检验学生对历史学科的掌握程度，以更加多元化的维度来检验学生的真实水平，这才有利于历史学科的长足发展。

（作者系南师附中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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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59页

[2] 严耕望先生在《怎样学历史》一书中称“吕思勉、钱穆、陈垣和陈寅恪四位先生为前一辈的史学四大家。”

[3] 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第71页

[4] 何柄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第167—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