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常培先生的语文教育实践和思想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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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常培先生的语文教育实践和思想概述

                                                              姚树义

罗常培先生（1899—1958）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曾担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先生毕生从事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与赵元任、李方桂一起被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深远。

罗常培先生在语言学方面著述颇丰，代表著作有《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音韵学导论》、《国音字母演进史》等。除此之外，先生还写了大量的涉及到历史文化地域风情的散文随笔著作，比较著名的有《语言与文化》、《中国人与中国文》、《苍洱之间》。

先生年轻时曾在北平一中、南开等中学教授国文，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语文教育思想。现概述如下：

关于教材的选编。上个世纪的一二十年代，除少数中学外，全国新式学堂国文课所用教材无非《古文观止》、《古文释义》。教师开口要么是“臣密言”要么是“臣亮言”。因为当时的国文老师大多是不得志的秀才和拔贡，思想和学识都未能跟上时代要求。在这种氛围里以罗常培为代表的新式大学毕业的学生一走进中学即面临两个困难。一是老学究们的不屑，二是适应时代要求对学生进行进行新思想和新学术的启蒙。这就要求国文老师自己有深厚的修养和学识。罗常培在这种环境和目的下，从三个方面对教材进行选编。一是避免俗滥。针对当时《古文观止》、《古文释义》泛滥的现实，罗常培先生大胆舍弃了《陈情表》、《出师表》、《原道》、《获麟解》、《桐叶封弟辩》、《捕蛇者说》等这类陈旧的文章，转而从文体写作的角度选了许多模范文章。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和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这类学生既能让学生学习文体的写作又能学习诸子学术的源流走向。再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三国志王粲传》、魏文帝《与吴质书》、曹植《与吴季重书》、吴质《答东阿王书》，让学生系统了解了文学变迁。再如，选了章太炎的《与友人论文学书》，便补充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刘勰《文心雕龙》“镕裁篇”“附会篇”，综合起来让学生理解文学批评。选了《墨子非攻》，再补充有关战争和政治思想的其它文章，如杜甫《兵车行》《石壕吏》、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可见，注重选文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罗常培先生教材编选的一个出发点。

现在看，这种编选教材的思想和做法类似今天的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专题体例。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以人文主题为指引编选的文章构成专题，能让学生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文体的文章多方面体会人文精神内涵，对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和提升认识感悟世界的能力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教材编选的第二个原则是要能启发学生思想。一二十年代正是中国思想和文化潮流激荡澎湃的时期，轻一代国文老师自觉承担了民族启蒙的角色。罗常培先生编选教材的时候很注重新思想的植入。妇女解放、儿童本位、家庭伦理重构等社会思潮都是当时的社会关注热点，罗常培先生很注意选择和此类文化思潮相关的文章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如他选了胡适的《杜威论思想》、《不朽》，李大钊的《今》、梁启超的《为学与做人》、陈大奇的《迷信与心理》等这些讨论世界观、人生观的时文，启发了学生在时代风云际会的背景下关注社会、关注自身、关注人类，这和旧思想体系教育的“学而优则仕”是截然不同的。

罗常培先生对这种编选教材的方法的自我评价是，教起来吃力，内容庞杂且有的文章明显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并认为“这种廓清旧弊、开创新风的做法不免犯了矫枉过正的毛病。”其实，任何一种教材的职能实现都是在编者的理想追求、时代的思想要求和学生的接受层次三者之间相互冲撞、交融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廓清旧弊、开创新风和矫枉过正的同时出现是很正常的现象。因此教材的修订是必不可少的。在罗常培先生的中学语文教育实践中，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教材的修订并未真正实现。

关于教学方法。当时的国文教学方法，流行“念背打”三部曲。老师先把文章念一遍，然后顺着文章讲解字义，然后再讲一些起承转合，然后让学生背诵，不会背者戒尺伺候。教师“依注讲解”，学生昏昏欲睡。罗常培先生摒弃了这种陈旧做法。他曾经引用一个朋友的说法：“我不知什么是国文教学法，我只晓得自己做通了能教学生通，自己看懂了才能教学生懂!”来说明自己“通了、懂了”、再讲教学方法法，才能师生相得益彰。也就是说，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教师的对文章的通读熟透是进行国文教学的前提。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语文教育教学中强调的教师备课一定要经历一个把教学内容由薄到厚，再由厚到薄的过程。

他在日常教学中，很注重提醒学生关注文章注解以外的时代背景，作者的文学史地位等历史知识对理解文章的作用。在分析拘提篇目时，注重引导学生关注语言修辞的奥妙和文章的美学风格。这样既不会把国文当成了社会学和历史学，又守住了国文的学科边界，把国文课真正当做“文学和语言”课程来教学。这对我们今天反思“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泛语文和本色语文”等观念不无裨益。

对于作文教学，罗常培先生反对文白夹杂、堆积典故的文章，主张文章首先要“通”。因为文章是给别人看的，是用来和别人交流的。这不禁让我们反思前几年出现在全国范围内的高考作文乱想，或是纯粹的文言文、或是文白夹杂，甚至是甲骨文也粉墨登场，然而面对这种现象，很多地方却不问实际作文水平、推波助澜给予高分。其实这忽略了高考作文的基本目标，写出符合时代文化需要的文章，怎样符合时代文化需要？一个字——“通”。试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你满口文言文、文白夹杂如何与别人交流？

他注重作文的修改。当时很多国文老师修改学生作文往往以八个字应付“浓圈密点，狼藉行间”，具体而言就是在学生的文章上面随意圈一下，写一写类似“有词有笔，不蔓不枝，佳构也”、“字句清顺”、“平空突起，大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势”等无关痛痒的评语，敷衍过去。罗常培先生批改文章，先看文章字句是否通顺，段落是否分明，再看思想是否清晰，结构是否严谨，修辞是否雅洁。罗常培先生认为，国文教师要有点石成金的功夫，自己首先要能写出好的文章，自己心中有好文章的标准，这样才能避免主观好恶盖过客观标准。

反思我们今天的作文教学，各种指导思想和创新实践你方唱罢我登场，表面热闹但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无论如何，美好的设想终归要在实践的大地上爬行。提高学生综合使用语言的能力是作文教学的基本目标。面对如此简单的基本目标，何必去玩弄花招而忽视最基本的招数——对字词句章、起承转合、思想情感的重视？何必去北辙南辕而忽视了最基本的路径——批阅修改？抱怨学生写作水平之差的同时，何不反思自己能写出什么样的文章？何不反思自己可有评价好坏文章的标准而非自己主观的喜恶？

罗常培先生中学语文教育时间并不是很长，从1921年到1926年，其间多有中断，前后共计约四年。在这不长的四年，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并付诸自己的行动中，很多思想今天看来依然有指导意义，依然能给我们的语文教学带来启发。

（注：罗常培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收在他的《中国人与中国文》一书里。）

（作者系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