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报纸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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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报纸老去

作者：宋石男      时间：2009-08-14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60年，报纸老去。 　　鼎革之初，白色名报之花凋残，红色报业体系落成。稍后，历经1957年反右、1960年代早期的副刊潮，报业在鸣放与锁喉中踯躅前行。再后，十年文革，举国欲狂，报纸在狂热呓语中失却新闻纸的本质。1980年代以来，报业复苏，言论涅槃，迎来所谓“报人办报”的高潮；1990年以来，市场经济腾跃，都市报崛起，也迎来所谓“商人办报”的阶段。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5年以后，报业的发行量、盈利指标、影响力逐年下滑。报纸，这曾经的传媒一哥，正面临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巨大冲击。尴尬的是，由于“被管理”的力度相对严厉，此种冲击被放得更大。 　　60年过去，中国在改变。在此过程中，报纸从未缺席，尽管有时作为正面角色，有时作为反面角色，但都如镜子般映射出时代特质。而报纸本身，也因为中国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同步、即时，从不滞后。因此也可以说，60年的报纸变迁，就是60年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一个导言。 　　蔡元培说，“新闻者，史之流裔也”。如此，且让我们进入中国报纸的六十年小史。   　　【1949-1956 报业鼎革：红与白】   　　1949年，鼎革之初，中国报业“除旧迎新”。 　　旧报当中，《申报》、《大公报》可算两面旗帜。前者是旧中国历史最长的一份报纸，于1949年5月停刊，享年77岁。后者是鼎革之前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有天津、上海、重庆、香港四家分馆。 　　天津大公报1949年1月改组为《进步日报》，后与沪版大公报合并，仍名《大公报》，主要报道财经新闻，文革中停刊；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重庆大公报1952年8月终刊，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香港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继续出版，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报纸（中资背景）的阵营。 　　1949年初，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香港接到新华社通稿，说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自我谴责做了国民党几十年帮凶（此文由杨刚起草。杨是周恩来秘书，后为人民日报副总编，反右时期自杀身亡）。香港同仁看了目瞪口呆，王芸生赶到夏衍处请示登不登，夏衍沉吟许久，说一字不改，照登。有人说，大公报死亡，就在这一天。 　　事实上，大公报一直受到毛泽东关注。1945年，毛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建国后，他又授意王芸生写1949年前的大公报史。王被迫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其子王芝琛对此文评价说，“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据说，当时有中央领导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报》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 　　白色名报之花既已凋残，红色报业体系的落成也就顺理成章。 　　1950年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调查统计，建国初期，全国有公私营报纸253种，每期总发行250万份。其中，党中央的《人民日报》、总工会的《工人日报》、民盟的《光明日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影响最大，堪称红色报业四大家。 　　到1954年1月统计，全国报纸共270种，每期总发行800万份。此外，至“三大改造”结束时，全国已无一份私营报纸，均为公营。 　　上面的数据，没有包括军队的报纸。建国初期，全国有人民军队报刊上千种（包括石印、油印、铅印），团级以上基本都有自己的报纸。后陆续停办省军区、兵团、师、团级的报纸，加强大军区报纸建设。1955年春，改划的13个大军区都有自己的机关报。1956年，《解放军报》在北京正式创刊，成为全军统一的报纸。 　　而在基层，许多单位自办黑板报、墙报，少数单位还办了内部油印小报，内容多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基层建立读报组，参加者多为城市居民，多者近百人。每组选出若干人为读报员，读后集体开展讨论。我父亲回忆，我奶奶是文盲，当时也要参加读报会并发言。她急得不行，就要我父亲讲解时事政策，吃力地背诵下来，好在读报会上讲。 　　建国初期，红色报业新落成，办报人员的素质尚待提高，常出一些有趣的差错：（详见拙文《建国初期我报多差错》） 　　1951年4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应协助政府，对亲友进行反革命活动”，在“反革命活动”前，漏了“镇压”两字； 　　1951年4月16日《浙江日报》：“怎样在农村开展援美援朝运动”，不用想了，“援美”是“抗美”的别字。 　　1951年7月，《井冈山报》为庆祝建党，在封面刊登大幅毛主席像，却在周边加上黑框！以至朴素百姓一看就大哭，以为巨星陨落。后来，报社解释，是制作铜版时不小心，并登报认错。 　　1951年9月，《山西画报》登了一幅《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前进》，画中的国旗竟然只有三颗星星。开始读者投诉，他们不以为然，辩解说：“谁不知道国旗是五个星，少画两个，有什么了不起？”后来上级查处，他们才认错：“这是工作干部粗枝大叶，……侮辱国旗……并可能使人误会变更了以工人领导其余四个朋友通力合作的统一战线”。 　　上述差错事件，也从侧面反映了1957年前中国的政治氛围，相对较为宽松，即使失手搞了领袖，也未必被上纲上线。   　　【1957-1965 报业彷徨：忽右忽左】   　　1956年上半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报纸活跃起来，犹如中风后逐渐恢复的病人。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知识分子以为重回“人民内部”，更活跃了。报纸也提供了相应平台，譬如1957年人民日报改版，方向之一就是“开展自由讨论”。费孝通的名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就发表于该报的笔谈专栏。 　　早春似乎真的到来了，《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一时间成为大鸣大放的重镇。知识分子们从各个角度向党和政府开火，建言献策，尖锐大胆，饱含情感。传统报纸外，民间的大字报也兴起，帮助我党整风。如北大的“民主墙”，甚至被誉为中国的“海德公园”。 　　好景不长，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对“右派分子”开始反击。稍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系列编辑部文章，批判《文汇报》、《光明日报》等的“资产阶级方向”问题。 　　随后，包括《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在内的许多报人被划为右派，包括费孝通在内的许多曾于报刊发表鸣放言论的知识分子也遭受迫害。而在反右扩大化中，许多人甚至只因为单位需满足“指标”，就被打入另册。 　　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言论灾难，以报纸亮出开放姿态为始，以各界噤若寒蝉为终。 　　毛泽东对这种鸦雀无声的状况有着奇怪的态度。1958年1月，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的一篇文章反映，“有些同志谨小慎微，不敢说话。左派不愿替报纸写稿，有点踌躇。中中和中右，不敢沾报纸的边。”毛在3月25日对此文写下批语：“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4年后，1962年4月，毛在一次会议上又说：“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报纸也随之成为“吹牛大王历险记”。当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提出要用15年的时间，超英赶美，从此掀开报界“放卫星”的序幕。 　　在1958-1960年间，“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达到500斤”、“罗城县36小时产铁26万吨”这样的新闻充斥报端。此期的报纸，刊登的不是新闻，是玄幻小说。玄幻报道与大跃进运动结合，生出的只有愚蠢的激情，自欺欺人的幻觉，以及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倒退等恶劣后果。 　　1961年，根据中央精神，人民日报刊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标志着对此前跃进浮夸之风的拨乱反正。与此同时，报业也迎来了一些新鲜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晚报的兴起，晚报多由机关报改成，主要是为了应对纸张危机。不过，其内容相对注重生活化、趣味性，与硬邦邦的“日报口味”，略有不同。 　　另一个变化是副刊的兴起。人民日报1961年1月进行改版，新增了周日副刊，各地方报纸也跟着效仿。 　　最值得纪念的，是邓拓（笔名马南邨）自1961年起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专栏，后汇成《燕山夜话》出版。《燕山夜话》可说是建国后杂文的第一次猛抬头，作者学识渊博，文笔流畅，娓娓道来，如淌清泉。以今日之眼光看，邓拓只是讲了些常识，或说了些并不激烈的真话，但在那个年代，确实起到不小的启蒙作用，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我父亲回忆，他当时读《燕山夜话》，彻夜不眠，还钞录了书中大量段落，“觉得比毛主席的文章写得还好”。 　　此外，1962年人民日报副刊开设的杂文专栏《长短录》，在当时也有不错的口碑与影响。这个专栏，报社定的宗旨是“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由吴晗、夏衍、唐弢、廖沫沙、孟超等人撰稿，针砭时弊，纵横古今。 　　遗憾的是，《燕山夜话》与《长短录》在文革期间都被打为大毒草，其作者也多遭受迫害，甚至冤死。 　　要之，1960年代早期副刊的兴起，是报界在政治允许范围内小心翼翼的空间拓展，也是对老百姓“真话需求”的一种回馈。但是，此阶段副刊的水平与影响，不能过高估计。如曾彦修所言，其时杂文队伍已极度缩小，“全国加起来恐怕也不过2、30人， 而且大多是1957年幸存下来并仍在做一定领导工作的‘消息灵通’人士”，这些人能通过种种渠道打听某种“精神”，然后才王顾左右而言它地写几句。因此，这阶段的副刊杂文，虽偶露锋芒，但更多的是中庸、含混，甚至伪饰之作。思想并不能纵情驰骋，真话也并不能倾情讲述。   　　【1966-1976 报业之死：举国若狂】   　　众所周知，文革的导火索乃是1965年11月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首先公开号召文革的，则是1966年4月《解放军报》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文革十年，虽然“九大”、“十大”前后的新闻路线方针有些不同，但总体来说，中国的报纸彻底降低为党的喉舌，甚至只是党内一小撮人的喉舌，而与人民完全划清界限。 　　文革中党的喉舌，最权威的莫过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若在此列举其荒谬言论、报道，行文将会显得臃肿，我们只需看一些关键词，均由这“两报一刊”放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保皇派、批林批孔、批投降派、反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 　　文革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报被冲击，被夺权的现象相当普遍。各派都在抢占“舆论制高点”，甚至因此酿成流血冲突。譬如，1967年1月下旬，内蒙古造反派“呼三司”因其下属组织在《内蒙古日报》的夺权行动未获内蒙军区支持，与军区产生对抗，引发绝食静坐、大规模武斗等事件。再如，1967年2月，重庆反“革联”派到《重庆日报》社抄砸铅版，与“革联”人员发生冲突，死伤十多人。 　　大量报纸被改为革委会的机关报，另一些则被打压甚至停止出版，因为它们是“放毒、造谣的旧报纸”。与此同时，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报纸也一个样，所谓“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当时重要社论多出其手）。文革十年，举国欲狂。报纸还在，但其灵魂已经死了；报人则连“在”都很难了，他们多受凌辱，乃至冤死。 　　今日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是“范长江奖”，冠名此奖的报人范长江，就死在文革。1969年，已被长期关押的范长江来到确山县瓦岗乡芦庄五七干校,分在基建队，主要劳动是盖房子。有次，因为干活较慢，60多岁的范长江被监管员一脚从脚手架踹到地上。他一声不吭，艰难地站起来，继续爬上脚手架干活。1970年10月23日，他的尸体在五七干校门前菜园边的一口水井中被发现，只着一身单衣，依稀可见满身伤痕。事后，他被草草掩埋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而他的离奇死亡，被定性为“畏罪自杀”。 　　讽刺的是，“民间办报”在文革中却发挥到极致。不过，民间能办的“报纸”只有一种：大字报。在1975年，大字报甚至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人对大字报不无同情与憧憬，认为是言论自由的充分体现。这种观点不值一驳。文革大字报的“言论自由”，是一种声音消灭一万种声音的“自由”。鼓吹文革“言论自由”的弱智，通常都把自己站在写大字报的一方，于是想当然地跟着就狂欢了。他们从来没想想被写大字报的一方，那些沉默者、被显性或隐性地割舌者。事实上，文革中的大字报，可以是勒死无辜者的绳索，可以是极权主义的工具，可以是多数人的暴政，但恰恰不可以是通往自由的渡船。   　　【1977-1994 报业复苏：新新闻主义的兴起】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报业进入全新时期。第一个表现，是晚报的复苏。1979年11月，《南昌晚报》率先复刊。两个月后，昆明《春城晚报》创刊。这是文革后创刊的第一份晚报，在业界有“报春燕”之称。其后，《北京晚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等老牌晚报先后复刊。截至1982年底，全国已有晚报19家，超出“文革”前的规模。（这个数字 1999年将升至146家！） 新兴的晚报多为4开，又叫“小报”，比起传统“大报”（党报）而言，更关注社会、文化、娱乐新闻，不那么生硬，而较柔软。 　　报业的发行在1980年代也得到突破。此前的报纸发行全靠邮局，现在逐渐有了零售的报刊点，乃至流动小贩。这一发行创革对报纸的繁荣极为重要，有了发行的保证，报纸商品化才成为可能。不过，在1980年代，报纸商品化并非主流。在这个理想主义蔚为主流的年代，“报人办报”才是最强音。 　　“报人办报”之所以成为可能，又起自于《光明日报》1978年5月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由新华社转发通稿，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开出证明书，也揭开了壮丽多姿的1980年代的序幕。 　　1979年，“张志新案”轰动全国，中国报界集体发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组织了大量讨论文章，希望把张志新之死变成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人民日报将读者来信摘录的总标题，起名为“人民的义愤”。 　　在1979年的中国，张志新案引发了一场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对极权政治的全民“天问”。媒体本身也开始反思。先后在新华社、光明日报做记者的陈禹山，曾采写张志新案，他说：“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我也有责任——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当时没有张志新的觉悟，不过，真有的话，估计我也不在了”。 　　“这雨后的青山，如洗过的良心”。报纸的脸上开始有了血色，渐渐从宣传本位回归到新闻本位。甚至党报都迎来辉煌。曾任职《人民日报》多年的祝华新，2006年起开始撰写系列博文《人民日报，叫声同志太沉重》。他回忆，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每篇重磅文章的背后都有一系列复杂的博弈，“在这些博弈中，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智慧，无愧于中国第一大报的称号”。1980年代的《人民日报》，发行量创历史地达到600万份。 　　不过，若说勇气与智慧，我心中的两个标杆还是《中国青年报》与《南方周末》。前者被视作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后者则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模范。 　　在1980年代，发行高达300万份的《中国青年报》最有分量的作品是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红黑绿三色报道”。这组报道从歌颂救火政府、赞美救火英雄的老模式中摆脱出来，不发奖章也不唱赞歌，而是直面灾难，深入揭露大火背后的官僚主义和造成火灾的深层原因，创造了全景式报道的范例。整组报道故事性强，有思想深度，且成为新闻干预实际政治生活的一个样本。 　　这组报道，也可视为1980年代新新闻主义在中国大陆兴起之后的代表作。所谓新新闻主义，是指利用实地采访和理性思维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再利用近似于小说的技巧，将所报道对象全景再现。在此种思潮的影响下，报告文学和新闻特写在1980年代大行其道，也成为1990年代崛起的深度报道（譬如1995年起中青报创设的冰点专刊、1990年代中后期南方周末的特别报道）的先声。 　　而1980年代的《南方周末》，尚未成熟，也没有1995年以后那么勇猛精进，但其创始人左方的办报思路清晰而犀利。他反省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报纸，将之概括为“真理报模式”，其理论是“新闻的党性原则”，其表征为：1、只对上负责，不对读者负责。2、不从实践出发办报的。办报根据就是党的文件。3、文体僵化，语言假大空。4、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认为传媒不是商品，是工具。对此，左方有四条策略：1、“有可以不讲的真话，但不讲假话”。2、“新闻主攻、副刊主守”。3、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4、办报最高境界是从容。这四条在1980年代的南周身上未能全部体现，真要实现它们，也许要等到左方的后任——江艺平主持南周之后。 　　要之，在此阶段，尤其是整个1980年代，中国迎来短暂的文艺复兴，中国报纸的字里行间也透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想说，会说，敢说，虽然未必能说”，差堪形容此阶段报纸的风骨与境况。而在特殊的时刻，那些高贵的报人也经受住了考验（如钦本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为中国报史留下了至为血性的一笔。   　　【1995-2009 报业变局：才青春就老去？】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中国报业也悄然酝酿变局。 　　破格的第一步由蜀人先行。1994年底，中国第一家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在成都问世，东家是四川日报。创办者席文举将该报定位于“市民生活报”，并称：“市场需要不需要，读者喜欢不喜欢，是衡量我们办报的标准和试金石。” 　　《华西都市报》一举成功，都市报旋即风靡全国。在广州，《南方日报》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在福州，《福建日报》创办了《海峡都市报》；在石家庄，《河北日报》创办了《燕赵都市报》；在武汉，《湖北日报》创办了《楚天都市报》……到2005年，全国的都市类报纸达到287种，平均期印数4852.3万份。 　　都市报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报纸走向商品化，也真正开始重视读者的需求。此前多年，读者在办报者心中常是隐身人，办报者考虑最多的是“党”，或者“天下”，很少有“人”。因此，都市报的崛起，也可说是报纸的“人的回归”。 　　都市报的崛起，加速了中国报业产业化进程，以都市报的资金输血为主要支撑，各省市的报业集团陆续落成，而“传媒上市”、“传媒经营多元化”、“传媒重组”等也成为热议话题。 　　但在“都市化”的过程中，除了少数媒体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华商报》外，更多的报纸渐渐失去了作为公器的媒体责任。不觉中，严肃的、深度的新闻绝尘而去，只剩下猎奇的社会新闻、八卦的娱乐新闻、快餐化的消息新闻。 　　报纸本应该是社会的麦田守望者，现在却成了大剧院的表演者，或麻木不仁的旁观者。报纸本应该像雨水和阳光一样促成绿色的诞生，现在却让人的心脏变成冰箱。 　　然而，报纸也有委屈。他们要说，首先，新闻娱乐化是因为受众需要娱乐。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我们就生产光。麦克卢汉说：“工业世界大量的娱乐和公共生活，是工业人内心生活的无意识表达”；其次，在这个时代，做新闻莫不是戴着镣铐跳舞，新闻娱乐化、低俗化未必会遭封杀，而新闻政治化、舆论监督化，则常会踩中地雷，就像战后柬埔寨的耕牛。 　　而对“都市报”来说，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那就是近年弥漫全球的“报纸将死”的恶咒。2008年12月以来，美国的四家报业巨头，论坛报业公司、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公司、新闻纪事报公司和费城报业公司，相继申请破产保保护。业界认为，这只是已经来临的报灾的一个开始。 　　目前，中国的报纸还没有破产机制，所有的报业集团都是公营性质，报纸的生死并不全由市场说了算。我知道一份累计亏损好几千万，且已铁定没有盈利希望的都市类报纸，因复杂的非经济考虑的博弈，至今仍没有关闭。 　　没有破产机制，决不意味着中国的报纸是不死的传奇，反而将其推向更危险的境地。有研究者认为，三年之内，中国将消失的报纸，不会少于100家。此论也许有些悲观，但并非危言耸听。 　　不过，在我看来，与劲敌网络相比，报纸也有独特财富，那就是60年积累下来的报人风骨。无论时局如何令人窒息，大写的报人，总要想方设法发出坚如金石的声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60年来，无数报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邓拓的诗句。在报人的血管里，流淌更多的是理想主义；而在网媒人的血管里，流淌更多的却是功利主义。 　　若说报纸还有一线生机，凭的就是“报人风骨”四字。当然，这一线生机，也可能变成灭顶之灾。 　　【结语】   　　60年，中国报业兜兜转转，中国报人浮浮沉沉，中国读者来来去去。60年，报纸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几乎所有变迁，参与了中国政治的几乎所有变革。60年，报纸为一代又一代人提供了数量最为巨大的，真实或虚妄、犀利或妩媚、悲悯或冷酷的新闻、观点与知识。 　　60年过去，中国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报业也同样站在通往未知的歧路之端——重现辉煌，还是就此湮灭？继续忍受或享受束缚，还是撕碎紧身衣？坚持单线条，还是多元发展？诸多难题，扣人心弦。 　　若认同，“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董桥语），那么我们这个专题，就是“历史的初稿”的“初稿”——是新闻的史学初稿，也是历史的新闻初稿。至于定稿，只能留给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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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联播》30年发展史




作者：陈宇 尹克路      时间：2008-01-31   来源：南都周刊
   
  　　从1978年1月1日开始，CCTV新闻联播开播，迄今整三十年。三十年来，这是中国大陆知名度最广、全世界观众数量最多的电视栏目。尽管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压力，三十年收视历史所形成的巨大惯性，依然推动着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在每天晚上7点打开电视机，收看《新闻联播》。它是这个国家机器里宣讲系统中最具象征意味的意识形态符号。它的永远不苟言笑的播音员，被称为国脸；时政新闻里不同级别领导人的出镜时间，被精确到秒；主持人服饰的颜色冷暖，意味着国家大事当天可能呈现的基调；节目形态和播音员人选的些许变动，就意味着政治格局的调整征兆；而“今天的新闻联播大约需要59分钟”，往往意味着有重大事件发生。它也是这个国家公共话题的放大器，在朝野分际间承载着既严肃又可笑的重重揣度和质疑。无论是畏惧它，习惯它，麻木它，嘲笑它，受众最后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去关心它，议论它。大到当晚播发的一篇次日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小到主持人的发型和服饰的些微变化，它总是被频繁地解读、演绎甚至攻击。三十年间，它甚至被涂上了某种轻喜剧和泛娱乐色彩。新闻联播的意识形态符号色彩，如何练成？它交织着政治权威、垄断商业利益乃至轻度娱乐色彩的传播手段，又将走向何方？

    最早的主播：李娟、赵忠祥
      　　
　　李娟：北京广播学院第一批播音专业学员，1973年被选调入央视，1980年成为《新闻联播》的第一代主播。
    赵忠祥：《新闻联播》第一代主播，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进入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的记者。
      　　
　　中途离开的主播：薛飞、杜宪、杨柳、贺红梅
      　　
　　薛飞：上世纪80年代任《新闻联播》主播，1992年赴匈牙利。
    杜宪：上世纪80年代任《新闻联播》主播，2000年受聘凤凰卫视。 　　　
　　杨柳：1989年7月进入央视，现为《子午书简》、《电视诗歌散文》主持人。
    贺红梅：曾是《新闻联播》的“小字辈”。1994年4月1日，央视新闻节目大改版，确定由她和康辉共同主持《世界报道》。
      　　
　　现任主播：罗京、李瑞英、邢质斌、张宏民、李修平、王宁
      　　
　　罗京：对全国观众来说，他就是《新闻联播》最熟悉的面孔。
    李瑞英：1986年至今一直在央视新闻中心工作，现任播音组组长。
    邢质斌：进入央视主播新闻20多年，是《新闻联播》节目组资历最老的主播。
    张宏民：1982年毕业后进入央视工作。
    李修平：1989年由甘肃电视台上调央视，主持《新闻联播》及各档新闻节目。
    王宁：1989年被选入央视任新闻播音员。
      　　
　　新晋主播：海霞、李梓萌、康辉、郭志坚
      　　
　　海霞：2007年12月6日晚首次亮相《新闻联播》，被网友誉为“新晋主播中最端庄的女主播”。
    李梓萌：2006年6月5日晚首次亮相《新闻联播》，被网友誉为“新晋主播中最漂亮的女主播”。
    康辉：2006年6月5日晚首次亮相《新闻联播》，被网友誉为“新晋主播中最稳重的男主播”。
    郭志坚：2007年12月9日晚首次亮相《新闻联播》，被网友誉为“新晋主播中最帅气的男主播”。
      　　
　　《新闻联播》发展史
      　　
　　1976年7月1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试播《全国电视新闻联播》，播出时间10～15分钟，只有外景片，没有播音间的口播，是为《新闻联播》的前身。
    1978年1月1日，央视《新闻联播》正式开播。
    1979年9月1日，央视创办新栏目《国际新闻》；1980年，《国际新闻》并入《新闻联播》。与此同时，《新闻联播》的播出时间增至30分钟。
    1981年春天举行的青岛会议作出两项重大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是央视的集体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向央视供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必须转播《新闻联播》。《新闻联播》由此构建了世界观众群体最大的新闻传播网。
    1981年10月1日，央视开始在《新闻联播》之后播送天气预报。
    1982年9月1日开始，重大新闻的发布时间提前到19时的《新闻联播》发布，从而确立了这一栏目独立新闻发布机构的权威地位。
    1983年10月18日，《新闻联播》第一个驻外记者站香港记者站建立。
    1984～1987年，《新闻联播》开始派遣驻外记者，加强了国际新闻的报道。
    1987年7月1日，《新闻联播》播音员由一人主持改为两人主持，节目结束时，打出编播制作人员名单。
    1988年12月1日，中央台新闻中心正式成立，确定了采、编、播“一条龙”的管理体制，通过体制创新来推动《新闻联播》的发展。
    1991年9月1日，《新闻联播》通过国际卫星频道走向世界，覆盖全球。目前，《新闻联播》在全世界1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8个记者站(点)，并与CNN等全球知名的电视机构建立了新闻节目交换合作关系。
    1991年12月19日，《新闻联播》主持人开始使用新闻提读器，增强了主持人和观众的交流感。
    1992年12月19日，央视在美国建立记者站。
    1994年7月21日，《新闻联播》直播了亚太一号卫星发射的情况，首次实现同步编排播出。
    1996年1月1日起，《新闻联播》由录播改为直播。
    2008年1月24日上午11点，北京复兴路11号，央视方楼14层会议室，北京奥运会前央视内部规模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和调整正在这里宣布。室内温暖如春，但在座的从部门主任、制片人到普通编导，除了既得利益者，大部分人心中感到了一丝寒意。消息已在央视内部传开：所有的调整春节以前必须到位。他们的职位和利益，将因这个会议而改变。
    机构改革和调整的内容，大多数人之前已经陆续得知。作为改革的重头戏，央视将以《新闻联播》为主体，成立一个联播编辑部，与此同时，央视在外享有盛名和最具专业水准的团队——新闻评论部，将被分拆。
    有人揣度，《新闻联播》开播三十周年之际的这场改革，目的在于重振《新闻联播》，然而，他们依旧茫然，央视与生俱来的顽疾——这个交织着政治权威、垄断商业利益乃至披上轻度娱乐色彩的中国意识形态的宣讲符号，能真正奔向新闻的大道吗？
    1980年11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报道在《新闻联播》陆续播出，尽管当时电视机还属于普通家庭很难拥有的奢侈品，这仍然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新闻联播初期发展史上首轮收视高峰，其时其景，唯有“万人空巷”四字可以形容。
            
    很少有人知道，《新闻联播》一开始并不叫《新闻联播》，它有个冗长的名字：《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这个节目从1976年7月1日开始在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内容主要是各地电视台寄来或专程送来的电视新闻片。当时电视新闻都由胶片拍摄，加上路途遥远，等到胶片送到北京再冲洗出来播出，新闻往往成为旧闻。
    等到1977年底，微波线路网相继建成，实现真正的《新闻联播》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设计新片头的任务交给了美工组的负责人张德生，有着多年电视设计包装经验的张德生觉得原来的节目名字实在太长，打在屏幕上字会很小，与画面也很不协调，建议把名字改成《新闻联播》。就这样，从1978年1月1日起，《新闻联播》这个名字正式启用。从最初的播音员背后屏幕左上角窄窄一块的白底蓝字标牌，到现在特技转出铺满全屏的蓝底黄字；从一座高耸着的广播电视发射塔到平铺着的中国地图，再到转动着的地球仪，《新闻联播》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年。
    留给历史的，是1978年1月1日那天值班编辑黄一中手写的一张节目串联单。上面载明，这一天开播的《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是“邓副主席出席国务院办公室招待会，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时长3分钟；紧接其后是两条社会新闻：“河北马万水工程队勇夺新高峰”，时长也是3分钟；“山西平定县粮食获得丰收”，时长1分40秒。
    如果从名分上来较真，《新闻联播》其实出生在中央电视台之前。《新闻联播》开播三个半月后的1978年4月18日，据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下发的第001号文件，北京电视台才“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简称CCTV。
    “中央”二字，在政治学上也许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字眼。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此前和此后，还很少有媒体命名时被冠以这两个字。但无论是当时批准改名的机构，还是眼看着这个名字横空出世的那些人，都无法想象，多年以后在央视举办的一场二人转选拔赛上，来自东北铁岭的那个农民赵本山会针对这个名字，当众说出那句经典的话来：中央台的毛病就是真把自己当中央了。
    无论怎样，作为当时大陆的新媒体节目样式，《新闻联播》很快就让人们领教了电视传播的威力。1980年11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报道在《新闻联播》陆续播出，尽管当时电视机还属于普通家庭很难拥有的奢侈品，这仍然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新闻联播》发展史上首轮收视高峰，其时其景唯有“万人空巷”四字可以形容。
    翌年四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青岛开会，这次为期一周的青岛会议首度为《新闻联播》度身量做了两大毫不含糊的特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电视台供稿；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转播《新闻联播》节目。
    这种地方无条件支援中央的体制一直沿袭至今，即便是在国内地位独特的上海，2007年7月以后，东方卫视也开始转播《新闻联播》。央视专设了一个与地方卫视对接的部门，即新闻中心下辖的地方新闻部。各省卫视也都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和央视联系，名称不一，如广东卫视叫传京组，湖南卫视叫微(波)传(送)组，还有的地方索性叫重点报道部。这也是中央电视台至今无需在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记者站的主要原因。
    除了湖南卫视这种极少数已经靠市场生存的异类外，在各省卫视基本都成为各省“电视党报”的大格局下，各地宣传部门都把“上联播”当作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两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对上是宣扬领导政绩的时机，对下则成为各媒体单位的任务。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曾经在安徽卫视新闻部担任某职务，回忆起十余年前带着任务进京为“上联播”奔走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
    青岛会议后的第二年9月1日，恰逢中共十二大召开，中央决定将重大新闻发布时间，由原来20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发布提前到《新闻联播》节目发布。自此，从1978年到1982年短短四年间，央视获得了对上的独家授权，对下的绝对支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政策垄断为表征和以政府喉舌为实质的巨无霸媒体地位。
    这个巨无霸的核心，显然就集中在《新闻联播》这一核心栏目上。在这个30分钟左右时长节目的庞大阴影下，伴随着彼时媒体传播形式的升级换代，之前风靡一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栏目，极具权威的《人民日报》社论等，都慢慢消退了影响。
    紧跟在《新闻联播》之后的15秒广告时段，其广告费是所有电视节目中最贵的。1995年中央电视台推出该时段广告招标，曾经创造了“标王”的新名词。标王折射的行业变迁、传递的经济信号以及自身发展的戏剧性演变，使得这一称呼被赋予了超过其经济行为本身的内容。
    喻三龙描述他曾经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巨大的联播审看间里，朝西是一台同样巨大的电视，审片的时候，分管的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则分坐在南北两侧的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联播式运作体制
      　　
　　相比央视其他栏目，《新闻联播》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运作机构。在新闻形式上，它不同于一般的消息，也不同于纯粹的专题，其大致内容播出的顺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外交、访问、会议以及视察活动，中共中央或中央政府开的某项会议，有意思的是，这里面的新闻先后次序排列完全不是以其重要性，而是由领导人的排名先后决定的，同样，在重要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以外的每一个政治局委员，也都会给与时长大体相等的镜头。
    在组织架构上，《新闻联播》虽然隶属于央视新闻中心的新闻编辑部，但迥异于央视绝大部分栏目采用的制片人负责制，也没有专门的采编团队，主要由中心下辖的时政新闻部、社会新闻部、地方新闻部和新闻采访部四个部门供稿。
    负责时政新闻供稿的时政新闻部，是其中最为要害的部门。和央视对驻国外记者站人选的要求一样，在该部工作的记者编辑一般要求是台聘以上的职工，这些在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的职工，因为近水楼台，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地方官员争相结识的对象，以至于一位跟随采访了几年某届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时政新闻部年轻记者，在家乡举行婚宴时，竟有当地4名以上副省级领导出席。随着这位领导退休，这位记者索性也走向了从政之路，现在已经是内蒙古某盟的副盟长。
    似乎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规格和待遇，在复兴路11号的央视方楼二楼，《新闻联播》是唯一一个享有专用审看间的栏目。每天下午五时半左右，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便在这里审看当天播出的《新闻联播》样片，重要的时政新闻往往还需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审看。一条新闻最后能否上联播，除了分管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谁也心里没底。
    曾经在地方卫视和央视都工作过的资深电视记者喻三龙(化名)，有选送新闻上联播和自己直接给联播拍摄新闻的双重体验。喻回忆，自己选送或拍摄的新闻，倘若能上联播，是一件相当令人兴奋的事情，倘若还能入选联播头条，通常会赢得领导的特别表扬。
    喻三龙描述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巨大的联播审看间里，朝西是一台同样巨大的电视，审片时，分管的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则分坐在南北两侧的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喻三龙印象最深的是好几次正在审看时，红机电话一响，审看的台领导手一抬，送审的记者立即按住暂停键，众人马上屏息静气。鸦雀无声中，就见领导对着电话一边点头一边说是是是，等到领导放下电话，手一指，记者马上按下PLAY键，大家也跟着松了一口气，继续审片。审过了的，欢天喜地，赶快将样片送到新闻编辑部联播组当天的值班编辑手上；要改的，屁滚尿流，也立即蹦到隔壁机房修改；片子毙了的，垂头丧气而去。
      　　
　　杨伟光改革
      　　
　　对《新闻联播》的开创性贡献，无法绕过一个人。这个叫杨伟光的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在1985年调任央视副台长时，还完全是一个电视外行。但到1999年杨卸任央视台长一职时，其才华和贡献几乎获得台内外一致公认，央视新闻中心一位资深制片人回忆，身为台长的杨伟光，能为一个选题一个策划到上级宣传主管部门据理力争，在那里“说话也很有分量”。
    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发生爆炸，《新闻联播》将其列为头条，并播放了足足6分钟。将国际新闻置放在国内新闻之前播出，这是一向以刻板形象示人的《新闻联播》最为出位的一次。在刚刚出版的《杨伟光的央视岁月》一书中，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杨伟光透露，这是他亲自拍板决定的。
    《新闻联播》在新闻领域的突破，由杨伟光最得力的一个部下孙玉胜协助完成。1993年，孙玉胜率领从联播出来的一批人招兵买马，创办《东方时空》，第一次在中国电视界引入早间新闻的概念。次年4月1日，孙玉胜又在联播之后的13分钟时段开办《焦点访谈》，用杨伟光的话来说，是“让评论性节目进入以联播为核心的晚间黄金时段”。以此为基础，央视发展成立了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这一中国电视媒体圈内赫赫有名的先锋团队。
    央视新闻中心一位主编回忆，《东方时空》刚刚创办时，几乎成就了中国电视业的一个神话，时空的记者出差时甚至会碰到激动万分的列车员亲自端来洗脚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偷偷过来评论部干私活，一边还在感叹“一条狗牵进中央电视台叫几天就会成为一条名狗”；而离开湖南卫视来到新闻评论部的王志，正在地下室里过着后来被他称为“打了8年临时工”的北漂生活。
    新闻评论部首任主任孙玉胜现在已是央视副台长。在一本名叫《语态——改变中国电视的十年》的回忆录里，他详细记录了从1993年到2003年创办新闻评论部这个过程。这种极具开放性的文化氛围，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末。一部名叫《分家在十月》的新闻评论部年会视频作品，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对这种氛围的经典诠释。
    “时间紧，任务重，能不能绕过真理部？”2008年元旦，在央视附近一个茶楼里，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回忆起该片经典台词时仍然激动，“是走理性的平安大街还是走激情的三环路？”他当初辞掉在安徽卫视的正式工作投奔新闻评论部，仅仅因为那部冲击力极强的《分家在十月》的片子。很难想象，这种延安圣地般的电视新闻高地，居然最初脱胎于《新闻联播》。而彼时的《新闻联播》，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也最关心的一句话，往往是主持人的最后一句——预报当天《焦点访谈》即将播出的内容。
    如果说前述改革是遵循新闻规律打破陈规，杨伟光对《新闻联播》的另一个革命性创举，是对其经济价值的开发。
    1993年底，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杨伟光拍板加了一则30秒的广告。这一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创举，甚至让时任广电部长的艾知生都觉得不安，不得不操起电话亲自向杨伟光询问详情。
    但也就是从这则广告开始，央视开始依托《新闻联播》前后黄金时段进行点石成金般的广告招标。而今，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两个频道中，并机播出的《新闻联播》开播前后短短数分钟黄金时段的广告招标金额，占据了CCTV16个频道全部广告收入的绝大部分。2007年度，黄金时段招标总额甚至突破80个亿。有人因此评价说，某种意义上，杨伟光让《新闻联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印钞机。
    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老人们认为，杨伟光时代是央视的一个巅峰，自然也是《新闻联播》影响力的一个巅峰。他们喜欢回忆2000年以前的央视岁月，觉得那是央视曾经的“最好的时光”。
    孙玉胜在新闻评论部的搭档，现央视副总编袁正明认为，无论是杨伟光还是孙玉胜，无论是就《新闻联播》本身还是外围进行的任何一个改革，都离不开彼时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他回忆，创办《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一方面是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方面肇始于1993年初的电视宣传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指示，“要创办一批新的栏目”。
            

　　联播式意识形态植入技术
            
    2008年第一个月最流行的口头语叫“很黄很暴力”。这个对2007年12月27日晚《新闻联播》一则普通消息的狂热解构和激烈反讽，几乎一夜间席卷了整个中文网络，也极具反讽意味地自动成为迎接《新闻联播》三十周年的网络献礼。
    作为一名曾经多次给《新闻联播》供稿的央视记者，喻三龙则感叹这个记者太笨，用他的话来说，“主旋律的创新表达”其实一直是《新闻联播》的主要任务，即便是在杨伟光治下的巅峰年代，《新闻联播》也一直有自己完整的一套意识形态植入技术。
    1987年国庆节前后，《新闻联播》在常规节目之外首次推出挂标系列报道《改革在你身边》，被业内专家称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新形式”。此后，1989年下半年9至11月的三个月间，为了讴歌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成就，《新闻联播》一口气播出创纪录的180集系列报道《弹指一挥间》，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联播中推出的《时代先锋》和《永远的丰碑》。
    由于担心这类千篇一律的语态会令人疲惫甚至厌恶，传播效果会陷入迟滞甚至停顿，从本世纪初开始，联播就尝试在“会议没有不隆重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之类党八股宏大叙事中，引入《百姓故事》式的个人化微观叙事。
    这种语态改革的高潮在2007年6月10日到来。这一天，《新闻联播》和《新闻30分》同步推出一个叫《百姓纪事》的栏目，开篇报道《徐少勤和他门前的一条路》，讲述安徽蚌埠徐家湾农民徐少勤从税负较重不断上访被村里断路，到1999年税费改革后主动平整道路并带头上缴农业税，再到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后村里修好柏油路、徐少勤开办农资站三个阶段的故事。随后播出的两集《高大妈的水缸》和《农民摄影家的新老照片》，操作手法和风格类似。
    这种试图讲故事的主旋律宣传方式，尽管遭到新闻专业主义者“伪新闻”的抨击，但一经推出即获得宣传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意识形态宣讲技术的微调，后来还出现在时政新闻领域。长期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级领导人的新闻，一般用解说替代同期，因而除非像胡连会这样的直播，观众很少听到联播新闻里出现领导人的同期声。但1月15日的《新闻联播》，播出了一则胡锦涛在安徽视察时的新闻，在这则时长12分12秒的消息里，很少见地出现了总共3分零23秒的同期。
    总书记视察淮河灾区王家坝村民郑继超家，是这则新闻的重头戏，开篇即用了1分零48秒的同期，“总书记对主人深情地说”，以了解灾后重建情况；之后又用了46秒同期，“胡锦涛郑重地告诉乡亲们”，中央政府对看病难和农村医保问题的新政策。临出门了，又是20秒同期，“胡锦涛又一次叮嘱村干部”，一定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落实好。
    这段新闻里的两个细节——胡锦涛查看村民的灾后补偿存折，走到院子里用手捧自来水喝，真切感人，让无数网民由衷赞叹。
    但洋溢着意识形态热情的传统操作路径，始终是《新闻联播》的主体色彩。诸如“火线入党”等极具形式感的激励方式，在军警以外的行业已经十分罕见，对《新闻联播》来说，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措施。2007年淮河抗洪抢险报道中，一个前方报道组不仅成立了由六名党员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指挥报道，两名记者也适时在淮河边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央视，对这类报道技术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体贴入微”的境界。2007年7月，《新闻联播》报道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受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委托，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淮河流域灾区慰问。尽管报道这条新闻的记者已经获得该领导的多次表扬，但事后的业务讨论中，编辑们仍然认为这种表述方式还有推敲的余地。理由是：“淮河流域发生灾情多日，受灾严重而且死亡多人，中央领导现在才下去，而且说是受委托才下去的，这样说法属于被动式”，如果能倒过来说，“某某某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到灾区慰问受灾群众，转达胡温的关心和问候”，会更加亲切一些，这样属于主动式。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类似杨伟光时代将挑战者号爆炸的新闻放在联播头条的创举，即便在9·11事件和南亚大海啸这样的极端时刻，也再没有重演过。
    而杨伟光开创的经济创举，同样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方面，尽管每年的标王和招标金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产业转移和景气指数的晴雨表，但1990年代那种“每天开进央视一辆桑塔纳，就可以从央视开出一辆奥迪”的时代显然风光不再；另一方面，央视借助绝对垄断地位攫取的巨额利润，也不断遭到道德和公平的质疑。两者叠加在《新闻联播》身上，使得这个每天教导人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超级意识形态符号，越来越面目可疑。
      　　
　　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从来没有哪个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新闻发生场，除了CCTV；也从来没有哪个CCTV的栏目聚集着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除了《新闻联播》。在某种程度上，CCTV和《新闻联播》不仅仅是一个专有名词，也是一个形容词。“做人不能太CCTV啊”，“这也太《新闻联播》了吧？”这几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调侃。
    有人说，如果说央视现在充当的角色，类似十年前的中国足协；那么《新闻联播》就相当于中国男足甲A联赛。一面是“很好很强大”，另一面是“很黄很暴力”。在自己的博客里，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这样描述自己看《新闻联播》的三重境界：从根本不看，到反着看，最后当作娱乐新闻看。
    喻三龙的一位央视新闻中心同事则在博客上感叹，地方政府对待央视记者的态度，甚至可以作为检验当地经济和社会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越是不央视。在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港澳电视节目的广东，《新闻联播》的市场不大，收视率不高，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无可否认，作为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重镇，央视对这个逐渐呈多元色彩的社会的影响力，明显递减。
    垄断是把双刃剑，在这个意义上，拥有毋庸置疑垄断地位的央视，特别是《新闻联播》能接触到核心信息源的优势，相反也是接受严密监管的劣势。如同样是在2007年的淮河洪灾报道中，央视可以派记者进驻国家防总，也可以第一时间拿到最关键的数据，但又不得不遵循宣传主管部门“多报道当地党委、政府组织抗洪抢险的具体措施，多报道当地老百姓舍小家顾大家的感人事迹，多报道有关部门组织救灾款物帮助重建家园的情况”的要求。这也是喻三龙认为为何每逢大事发生，凤凰卫视总能跑在央视前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方和央视的协作关系，也不再像20年前那般亲密无间。在娱乐新闻领域，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地方台对央视的威胁和赶超，已成为既成事实。即便是在具备天然“合法性”的舆论监督领域中，地方利益的封堵对抗也越来越明显。最明显的例子是，2007年7月的河南陕县淹井事件，因为刚开始对是否能安全救出矿工的皆大欢喜结果尚无把握，地方派出大量警力层层阻拦央视记者进入现场。
    更令央视人悲哀的是，三十年来，《新闻联播》式的刻板形象积累到后来，当它开始试图往正常化的新闻道路稍稍回归时，却不得不加倍小心，以应对种种猝不及防的解读。
    上个月底，当《新闻联播》播出贺岁片《集结号》上映的市场和观众反应时，一条品质其实不错的新闻，反而获得了动辄得咎的诠释。认为这部电影好的人，觉得《集结号》居然上了《新闻联播》，简直是一种耻辱；认为这部电影烂的人，则觉得《新闻联播》居然表扬《集结号》，简直是别有用心。
    从这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闻联播》“换脸”是如此小心翼翼。2007年年底换上来的四个新主持人，还得在一年前的2006年6月5日，预先做一次脱敏测试，即便如此，同样也招来了对中国政局的诸多猜测。
    这种通过中央喉舌自上而下进行社会治理的执政模式，究竟空间还有多大？可持续性还有多久？包括央视内部人在内，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思考。
    一部分人自我阉割，通过内部学习强化自己和体制间的价值观认同，“真正理解了正面报道不仅仅是政治导向的要求，也是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真实反映，还是绝大多数观众的要求。”另外一部分人则陷入几近人格分裂的挣扎。喻三龙感慨，央视最好的节目必须符合三个标准：“领导审片时找不到毙片的理由，在家里爱看，在公开场合也不方便表扬。”央视新闻频道一个在台内外都享有良好声誉的年轻女主持人，甚至把自己的MSN后缀设置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在央视业务楼一层的台史陈列室里，被传媒学者展江称为“标准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联播》现任主持人邢质斌和罗京的照片，和另外两位在19年前离开《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薛飞、杜宪的照片并列在一排。这种似乎时空错乱的格局，仿佛是对上述复杂心态的一种不期而然的注释。
      　　
　　联播背后的新闻频道“二次革命”
      　　
　　作为最核心的垄断部分，《新闻联播》是中央电视台安身立命的根基，某种程度上，央视其他新闻栏目都只是对《新闻联播》的补充，包括开播已近5年的新闻频道。
    开办专门的新闻频道，一向被视为现任台长赵化勇接替杨伟光上台后最为重要的一项改革。但自2003年5月1日开播已来，无论是圈内评价还是圈外影响上，新闻频道都乏善可陈，和开播时的预期相距甚远。央视索福瑞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央视16个频道中，新闻频道收视率长期徘徊在第九和第十名之后。
    一个笑话是，根据央视新闻中心的统计资料，新闻频道是所有国家新闻频道中栏目数量最多的一个。大大小小29个栏目中，光新闻评论部就占据了16个栏目，陷入专题和消息分离，栏目和栏目隔绝，部门和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
    传媒学教授展江曾对新闻频道的开播寄予期望，认为新闻频道的成立与国家新闻政策的开放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密不可分，但5年的观察使他发觉，意识形态负担太重的新闻频道，过于回避最具生命力的重大突发事件的直播，而常常代以类似媒介事件的设置性直播，比如大江截流、水下考古等。
    更有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央视新闻频道陷入了一种“靠天吃饭”的怪圈，一方面是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嫦娥发射、十七大等大事频频的时候，新闻频道收视率明显占优；另一方面，一旦没大事，收视率立即低迷。新闻频道打出“有大事看新闻频道”的口号，马上碰到了“没大事新闻频道怎么办”的问题。
    即便是遇到大事，也会时常遭遇到包括CCTV4和凤凰卫视在内的竞争对手的强有力狙击，当此之时，新闻频道往往会陷入对报道技术和传播效果的强烈不自信中。
    最苛刻的评价来自网路。有网友甚至认为，新闻频道其实就是一个“巨型《新闻联播》”。
    现任新闻中心主任梁晓涛2005年从经济广告信息中心主任(经济频道总监)位上调任过来。上任伊始，梁就开始着手实施对新闻频道的手术。第一次改革在2006年6月1日展开，这次被坊间戏称为“换了一件黄马甲”的新闻频道全面改版，并未取得太多实质性的改观。
    2007年5月，梁晓涛又从各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中心策划组，名义上属频道编辑部，实际上直属中心主任调遣，成为为新闻频道改革做调研准备的“军机处”。消息称，此番二次改革的计划是延展《新闻联播》的资源，使联播和新闻频道的其他新闻形式形成良性互动，反过来稳步促进联播的推陈出新，最后达到梁所预设的目标：“在坚守喉舌角色和公信力的前提下，打造一个与这个国家和央视相匹配的新闻频道”。
    在央视索福瑞副总郑维东看来，一个栏目正常的周期率，大约5到10年就需更新换代。已经播出30年的《新闻联播》，这次被列入新闻频道“二次革命”的范围，也很符合逻辑。据称，刚刚宣布的方案是，以《新闻联播》为主体，成立一个专门的联播编辑部，作为改革重头戏，以起到放大和消化《新闻联播》所占据的央视独一无二的政策资源、部委资源和品牌资源的作用。
    在这次改革中，央视人员最多声名最盛力量也最强的新闻评论部，也被一分为二，再整合进其他部的资源，变成为社会专题部和新闻专题部(另设国际新闻部和采编部)，一些名牌栏目如《时空连线》、《社会记录》等，也将被整合进其他栏目中。没有人知道，春节以后的《新闻联播》乃至新闻频道，在“喉舌与责任”之间，究竟会以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
    国家税务总局南侧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北京市羊坊店路115号的原新闻评论部南院工作区，现在已经略显冷清，值班的保安感叹，这似乎是自半年前大规模清理黑工以来，院里指挥停车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6年前以北漂一族身份投奔新闻评论部的吴征，两年前已经离开央视加盟凤凰卫视，从总编室主任一路做到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在他看来，如果媒体离管制太近，离市场太远，无论如何改革，总是难有起色。喻三龙也准备在春节后辞职，专心开一家自己的小公司。这个冬天，在央视东门附近的一家肯德基里，这个在CCTV干了10余年的老电视记者笑称，自己实在干不动了，老了。
    一直在密切观察CCTV的传媒学者展江，认为无论是《新闻联播》还是整个新闻频道，倘若宏观环境没有显著改善，任何单独改革取得成效的可能性都不大。他认为，引入竞争是当下唯一有可能的出路，“与其搞二次革命，不如在新华社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建立第二中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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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新闻,今天的信史




作者：胡堂      时间：2009-04-29   来源：南方都市报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昨天的新闻自然就是今天的历史。新闻有真假,历史也有信伪。对于中国的新闻记者来说,呈送决策高层的内参要比公开见诸媒体的报道更少顾虑,因而更能触到时代的痛处,也就更有历史价值。

　　《告别饥饿》一书的大部分文字都是写于1980年的新华社内参,虽然现在读来已不很震撼,但在当时绝对是重磅炸弹,作者之一的胡国华“把书稿先后送给了近十个出版社,编辑看了都说好,但是没有一家敢出版。他们一致认为,内容太尖锐真实,在当时没有出版把握”(本书再版前言)。以至直到十八年后的1998年才得出版,因此本书的副题就是“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

　　众所周知,虽然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但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包产到户”迟至1980年9月才得到肯定和推广。在此之前,一些地方实行了这一政策,但指责和非议一直相伴左右。“包产到户”到底能不能搞?搞“包产到户”是不是等同于复辟资本主义?中国农村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改变现状———现状又是怎样的?1980年春夏,新华社派出四名记者深入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地农村进行采访。临行前,新华社社长穆青交代他们:“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贫困地区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为中央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此次采访历时半年之久,除了“包产到户”的情况,还涉及黄土高原的生活、人才、生态、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称之为“全景式记录”也未尝不可。

　　这些“记录”的最大价值就是真实,也即能直面西北农村的困苦与荒谬的残酷现实,而非跟风唱赞歌,睁眼说瞎话。穆青以《西行漫记》和《中国的西北角》的标准来勉励四位记者,务求真实反映社会现实,使新闻成为“今天的信史”。真实本来就是新闻的生命,而在刚刚从“大跃进”和“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社会,对说真话有着无比强烈的渴求。新闻报道不需要多花哨,只要秉笔直书一条足矣。

　　这四位记者是幸运的,他们想要真实就得到了真实,并把真实传递到了决策层,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都很重视。胡耀邦还曾在看到一份关于宁夏固原农民以集体罢工来“要挟”实行“包产到户”的内参后亲自赶赴当地核实情况,并力排众议满足了农民的要求。这一“说真话-办实事”链条何其紧凑,写此内参的记者该多有成就感!

　　《告别饥饿》呈现了黄土高原上的诸多真实,而其中最让人为之扼腕的还是农民的饥饿。书中写道:“学大寨”最热闹的那几年,随便到太原街上转转都能碰到不少沿街乞讨的农民,饭店更是他们频频光顾的地方。“只要你买的饭菜一上桌,光屁股的孩子,衣衫褴褛的妇女,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棍的残疾人,就会把一只只掉了瓷的饭碗、茶杯或是废罐头盒伸到你的面前”,“有的则默默地把一只又黑又脏的手搁在你的碗边,不给他一点绝不缩手”,“而当你一离桌,乞食者立刻就会扑上去争夺剩菜残饭,吃了不算,还要用舌头把那盛菜的盘子舔过来舔过去,直舔到上面不剩一点油渍为止”(本书第1-2页)。

　　在甘肃会宁,记者遇到一个求救的农民,因为缺吃少穿,他的妻子被陕西关中一个农民用几个馍诱拐逃走了,等他找上门去,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成了别人的老婆。对此,当地政府根本不管,因为类似的事情太多了,政府根本管不过来。在静宁的一个村子,因为穷,全村男人的老婆几乎都被拐走了,只剩下一个瞎子和瘸子没跑。女人们扔下丈夫和孩子,为的就是一口饭(第23-24页)。“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述事例就是反证。

　　农民的饥饿不是“天地不仁”,而是被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弊政瞎折腾的结果。为了“告别饥饿”,就必须告别弊政,尊重农民的权利。当下,中国农村在经历了黄金发展阶段之后,又到了突破瓶颈的时刻。虽然今日的“三农问题”解决起来远比实行“包产到户”困难和复杂,但首先求得对农村实情的了解还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告别饥饿》一书的采写逻辑和品格仍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