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汉语的愤怒
● 冉云飞 【冉按:十五年前,我即与一些朋友呼吁在教教材编写上民营化,主张开放竞争,当然收到的效果不大。在这个一切划地为牢,把教材编写当成独吞的肥肉的垄断制度下,其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好在后来有不少人尝试自己编写或者重印民国的教材,以便让大家看看昔日教材是怎么编写的,好在心里有个参照物。近来有出版社出版民国教材,也有民间如老六兄的读库出版以前的线装教科书,今年又出了“日课”,非常有特点。在教育没有改变之前,我们总还是可以做些事的。《汉语的愤怒》一文未收入《给你爱的人以自由》一书中,现刊出以飨读者。】
几十年的语文教育,最能反映“以不变应万变”这句熟语的精义。譬如初中语文教材的诗歌一律选的是20至70年代的诗歌,至于新时期诗歌的激变,不少的好诗,教材编写者是可以不管不顾的;吴伯箫的《猎户》盛赞打虎英雄,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已颁行,民众的环保意识日益增长的今天,还如选课文,不知编选者的意欲如何;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写于死了三千万的所谓“自然灾难”年代,作为对彼时现实的粉饰,我们可以理解,但编者的用心,我们是至死不明的,尤其是如今力倡民主法治、理性反省的时代,这样的课文还入选课本,更是使我们读者万不解;至于用许地山的《落花生》里落花生深埋地里,来贬斥高挂枝上的桃子、李子、石榴之类,视后者为骄傲,其比喻可谓不伦不类,桃子高挂枝上与花生埋进地里,都是随物理天然,不能用此抑彼,但我们的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念之不堪,但编选者和教育者却视此为理所当然,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且不说骄傲与谦虚是否与进步与落后有关,就是骄傲与自信之难分辨,还是个大问题呢。 在受了几十年僵化的语文教育后,各界人士及一些媒体,甚至包括语文教育专家以及受教者自己,终于对现今的语文教育“说不”。不只是人所共知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教学方式受到强有力的质疑,就是那些为标准化而进行新八股的样板语文教学,亦颇使人不耐。因为最具有创造力和灵活性的语文教学,作为各方门学科的基础,反倒成了各科效仿的机械死板的榜样。其原因在于,我们的语文教育是以忽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为前提的,过份强调对理解课文和领会词汇的统一性;其次将学生当作解题机,记忆器,而不重视学习活的语言;再者语文教学和教材编写,观念陈旧,有的甚至充满着人神共愤的“左”的观念,忽略社会变迁对学生思想的影响,必然导致学生对此的反感,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视学习为畏途;还有就是十分盛行的规范化教学,标准化考试,必然造成视语言为工具的实用主义观念甚嚣尘上。有人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作的《中国小学生学习质量研究报告》,来肯定学生的语文知识和能力发展的较为全面,从而反驳现今对语文教育的批判。甚至认为如此批判便会伤害广大语文教师的感情。我认为这完全是将百年大计的教育与行业的江湖感情混为一谈,如果反驳者仔细地罗列语文教育并非语文教育工作者所能左右的原因,我想一定会获得不少支持者。事实也正是如此,语文教育出现这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首先来自于我们的教育目的观的陈旧,比如培养听话的螺丝钉,而非创造力十足的新型人才,可以说关于此点,至今都没有多少改善。由这样的教育目的观,便会产生呆板得令人生厌的应试教育,于是,学生们只知学习之苦,而不知求知有乐。 全国统一的高考便有统一的语文教材编写,语文教材的统一编写,统一讲授,统一考试,反映出我们对多元价值观抵触。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想将人的思想定于一尊,而不让学生在此之外,还有自己与不众不同的看法,害怕因此而导致控制上的失衡,而这种想法必然使我们在教材编写的多元化上举步不前。而且,由于强大的利益驱动,使得教材成了书籍市场中的一块肥肉,有的出版社统之而后快,因此像四川曾经编写的一套被语文教育专家张鸿苓认为较好的教材也只好胎死腹中,思想箝制的用心加上巨大的市场的驱动,必然使教材的编写的多元化流产,形成编写与出版的垄断。我们在反思教材编写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有理由一问,哪些人才有资格来做教材编写,是由教育者和受教者选择呢还是由着官方指定,或者几者皆并行不悖,任由读者选择,像民国时期正中书局教材编写的官方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等教材编写的民间性,应该并行,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自己决写该选什么样的教材(自然统一招生的高考制度就得相应改革)。不特如此,也应大量吸取民国时期语文教材编写的一些经验,大量地吸取名作家和各方面的专家来参与编写教材,如叶圣陶、朱自清、吕淑湘、赵景琛、姜亮夫、林语堂等,使其有趣可读,并使其富于情感熏陶和文化渗透,使学生不只是知识奴隶和工具。 我认为,语文教育的改革,大的方面的更动,必须依靠教育制度的改革,小的方面必须从教材编写的多元化,以及考试方式的多元化入手。也就是说,要最大限度地赋予各省单独进行教育改革的权利,采取教育制度上的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道路,任何大一统的教育方式,必然导致本身的僵化,以及对人才的真正扼杀。 1999年4月10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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