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森：论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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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森：论思想自由

　　向往自由，痛恨禁锢，是人类，也几乎是所有动物的天性。与其它生命个体不同的只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除了向往身体的自由之外，还渴望着心灵自由。故而被法学界视之为“背景性权利”， 构成知情自由、隐私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沉默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法理基础的思想自由，当然也就成为人类文明与社会理想境界的基本标志之一。

　　

　　一、思想自由何以成为问题

　　

　　思想，原本就是自由的精灵。思想者可以被扼住咽喉，而思想的精灵仍可以挣脱强权与横暴之手，漫游于无垠的天地之间；思想者可以被投进监狱，而思想的精灵仍可以穿透囚室，飞越高墙，站在阳光下的枝头上傲视邪恶；思想者可以被处以极刑，而无法处死的思想精灵，则仍会令思想的敌人颤栗不安。

　　作为会思想的动物，思想自由，亦是人的天赋权利。按《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的界定，思想自由是指一个人“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与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有密切的联系。思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它是保证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做出各种自主性行为的基础。”按说，人类这样一种天赋性、本原性、自主性、个人性的内心活动，原本是没什么办法为之划定禁区的，也是无法用权力予以限制或剥夺的，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没有任何东西像人的思想那样更不受限制，它不仅超出人类的一切力量和权威，而且甚至也不限制在自然和实在的范围之中”。（《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页）。

　　据此看来，思想自由，也许本来应该是一个不需要探讨，也没有必要争论的假问题。

　　那么，思想自由为什么又会成为问题呢？其关键原因是，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言论自由。１９４８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对“思想自由”的解释即是：“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思想自由，在更为普泛性的现实层面上，主要体现为不受任何干涉地发表言论的自由。

　　概而言之，人类的言论自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私人场合的言谈，公众场合的宣讲，或以文字形式出版发表文章。看不见的思想，最多只能左右思想者的个人行为，而作为思想之外显的言论，则是能够对现实与他人产生影响的，是能够导致相应社会效果的。而这样的思想言论，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敏感问题了，于是，在许多情况下，就有可能受到限制了。

　　人类言论自由的受限，大致上有以下几类情况。第一，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允许某些有害于公共安全或侵犯他人权益的言论，故而在当今许多国家的法律文本中，虽然都开列了言论自由的条目，但同时往往又有诸多限制性的条款。比如在民主化程度很高的美国，法律条文中亦有“不能对他人予以名誉伤害性攻击”之类限定，司法解释中亦有：“最大的言论自由也不保障任何人在戏院中有诳呼失火造成惊慌奔逃的自由”等等。第二，在历史上的某一非常时期，有些言论往往也要受到严格控制，如在战争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大可能允许自己的国民发表有利于敌方而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特别是告秘性、泄秘性言论。第三，任何一个政权，在初创时期，出于巩固统治，稳定社会之需要，总要不惜一切手段，镇压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论。第四，当一个社会因问题积累太多，各类矛盾有激化之势，政权面临危机的时候，出于维护社会稳定，执政集团总会竭力压制言论自由。第五，在人类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以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才是最伟大、最正确的，芸芸众生只有膜拜服从的份儿。而这样的人，一旦拥有了一定权力，出于维护个人自尊，或是缘之于其它某些不可告人的私欲，总会想方设法压制他人的思想言论，甚至假借“国家”、“人民”，或者“革命”的堂皇名义，横加罪名，疯狂迫害思想家。

　　言论自由，当然不等于不负责任，不顾公共秩序与他人合法权益的胡说八道。这样的言论，实际上已不具备正当的思想性，故当不属“思想自由”的论题之列。言论自由，也不可能脱离时空背景，不顾现实，毫无界限，比如在中国的抗战期间，对于背叛国家，危害民族利益的汉奸言论，当然是不能听之任之的。在一个新政权创生之初，反抗性的思想言论有可能引发新的动乱，重置民众于血火之中，因此，用暂时牺牲言论自由的策略，来换取社会稳定，亦可以被视为面对两害而择其轻。由此可见，在上述五种控制言论自由的情况中，前三种尚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后两种情况，就需要具体分析了。

　　一个社会面临某些危机的时期，也往往是社会上思想言论最为活跃的时期。有关言论中，可能不无偏激之词，不无有违情理之处；其言论者中，亦可能不无别有用心之政客，甚至蓄意制造事端之奸佞。但应当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出于对现实的忧虑，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权者应以冷静的态度，正视社会矛盾，探寻问题根源，并顺势而行，切实采取修正与改革措施。否则，如果漠视历史发展的潮流，回避矛盾，过分注重通过控制言论而维持社会稳定，结果往往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危机。即使能够赢得某些方面的成功，也很有可能付出延缓历史进步乃至历史倒退的代价。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片面性与局限性的。无论多么英明、多么智慧的人，思想也不可能绝对正确，万无一失。我们中国人总结得好，三个臭皮匠，能抵一个“诸葛亮”，而这也许正是“民主”社会体制得到广泛认可的法理依据。但由于人性中的自尊本能，一个人总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人类“获得认可”的一种本能欲望。对于一般个体而言，这一本能欲望，通常是无碍于社会的，而且是有积极意义的，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内在动力。但对于某些掌握了权力，特别是那些掌握了缺少约束的权力的人来说，这一本能有时就是危险的了。正是由于“获得认可”本能的驱驶，他们极易自以为是，总在设法强求他人的臣服，甚至不惜滥用手中权力与国家机器，蛮横地压制他人的言论，其结果，只能导致民族的悲剧。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覆亡，东欧某些政权的顷刻崩溃，中国“文革”期间的浩劫，均可为惊心动魄的历史明鉴。

　　正是人类历史上不断重演的一幕幕悲剧证明，一个国家的昌盛，一个民族的繁荣，必须在通过严明的法律制度，有效地控制那些有害于国家与社会的言论的同时，给人以充分地自由表达正常思想的权力，最大限度地保护真正属于思想范畴的言论自由，并将其汇之于治国方略。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一个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当然也可以发现，即使存在于个人内心深处的纯然的思想活动，有时也会遭到严酷的控制。例如，在中国的“文革”期间，“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就曾被视为纯化人的内在思想的重要方式，与之相关，逼迫一个人交代所谓思想问题，也就曾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手段。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时常在暴发着革命火花的灵魂会是怎样的灵魂？当看不见的“思想”也被判定为有“问题”（有时实际上是被判定为“有罪”）的时候，一个人的大脑还会怎么运转？１９７９年，被关押审问了２０多年的胡风出狱时，曾经问儿子晓谷：“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可见即如胡风这样的硬汉子，经由长期的思想迫压之后，也会陷入怎样的绝望之境。正是通过胡风这样的悲剧个案，可以看到，限制纯然的思想自由的结果只能是：以摧残大脑的方式，摧毁人的意志与思想能力。由胡风这类的个案我们还可以意识到，在人类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卫护纯然的思想自由，而不只是言论自由，有时也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剥夺人的纯然思想自由的意图与行径并未绝迹，而且谁也难以保证在未来的历史上会永远绝迹。

　　

　　二、为什么要思想言论自由

　　

　　正当的思想言论自由之于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意义，一直为历史上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高度重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要享受自由的话，就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也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1790年1月8日的国会致词中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每一个国家，言论自由都是公民获得幸福的最为坚实的基础。”英国著名思想史家伯里在《思想自由史》中得出的结论亦是：“思想自由的原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条件”。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解体，随着对封建专制制度之危害的深入批判，中国人也已越来越意识到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早在1918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就曾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写道：“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陈独秀也在《法律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强调：“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真正的罪恶，是“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他还进一步强调：“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

　　具体来说，思想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可以从个人权利、人性培育、文化创造等多方面见出。

　　思想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因此，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才能使人充分体现人的类本质。人也不同于机器，人是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总会有个人性的精神活动空间，因此，只有得以思想自由，才能使人成为人的存在。人类的生命个体又是千差万别的，总会有各自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与角度，而正是赖此才形成了人类世界的丰富多彩。显然，如果人类纯然的思想活动也要受到控制，人类也就只能被纯化为机器；如果所有人的思想都要被强求一致，那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世界。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无端压制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实质上是对人性的蔑视。

　　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新的奋斗目标。 和谐，这其实也是任何一个文明健康社会都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和谐，最基本的标志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诚信与互爱。而要建设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才能平等相处，相互信任，相互关爱。如果没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交流，又何谈平等？如果敢于说出真话就有可能祸端临头，敢于发表不肯迎合时势的思想见解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端，甚至被打入另册，谁又敢于诚信？如果时常心存禁忌，当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有时可能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教条时，当发言者在会议上宣讲的有时可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言论时，当新闻记者发表的有时可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通讯报导时，又怎么有可能培育人性的诚信？建立社会的诚信？相反，只能加剧虚伪，激发谎言，败坏人性。如果动辄因言获咎，乃至动辄因言获罪，又怎么有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相反，只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戒备，相互欺骗，乃至相互敌视。像在中国的“文革”期间那样，由于言语稍有不慎，就极有可能被定性为“反对什么”、“诬蔑什么”、“攻击什么” ，就极有可能陷入灭顶之灾，故而朋友反目，夫妻成仇，父子决裂的现象也就寻常可见了；由于敢于冲破思想禁区如张志新者，被视为敌人，判处死刑，而投机钻营，卖身投靠者则反而会被视为“忠于革命忠于党”，故而丧尽天良，无中生有，栽脏陷害他人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冤假错案的累累而生也几乎就是必然的了。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文化创造史，而卓越的文化创造，也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事实证明，人类思维活跃，英才迭现，智慧喷涌，文学艺术繁荣的时代，也往往是思想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如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的春秋时代、 “五四”时代等等。这是因为，只有破除了思想与言论禁锢，才能激发人类精神创造的活力。相反，一个缺少思想自由的时代，也必将是科学精神匮乏，文化成就低下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之所以圪坷缓慢，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思想言论的权力总是操控在少数领袖人物手里，丰富的国民智慧遭到了禁锢与压抑。我们虽也提出过“百家争鸣”之类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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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家的生成 　　
　　思想家，不完全是经由某一方面的培养、规划、打造而成；也主要不是经由课题申报、项目鉴定、评选优秀而成；更不是经由宣传包装，自吹自擂而成。中国的孔、孟、老、庄、刘勰、朱熹、王阳明、李贽、鲁迅；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叔本华、牛顿、哥白尼、布鲁诺、马克思、尼采、达尔文、爱迪生、爱因斯坦、萨特这些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申报过什么课题？是谁培养的？谁规划的？谁打造的？他们的思想成果经过了谁的鉴定？他们当选过什么样的拔尖人才？特贴专家？相反，他们中有许多人，生前并不得志。老子终其一生，干的也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周王室典籍的管理工作；庄子有过的最高官职，也不过是个漆园小吏；孟子生前，也不过是个民间自由知识分子而已；已经写作出版了《自然通史与天体论》，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的康德，46岁之前，一直是哥尼斯堡大学的编外讲师；达尔文的学说曾被教会判定为“亵渎圣灵”；遗传学之父孟德尔的学说，一直到孟德尔去世30多年之后，才得到世人的肯定。但在人类历史上，正是这样许多曾遭冷落、乃至迫害，更不曾为什么人培养过、奖赏过的思想家，创造了辉煌的思想成就。
　　从思想家的声誉来看，最终也只能是取决于社会的认可，而不是来自某一方面的宣传包装，某一部门的评选认定，更不是强人表忠心、唱颂歌而成。１８０４年，康德去世时，哥尼斯堡的市民曾连续１６天自发前往瞻仰遗容。1９３６年，鲁迅去世之后，前往瞻仰遗容者，仅个人签名的就有９４７０人。举行葬礼时，执绋者即有６０００余人，送葬的队伍有二里多长，多达数万人。１９６２年，胡适在台湾去世之后举行葬礼时，有不少商店为之停业，工厂为之停工，学校为之停课，自发参加送葬者亦竟多达十数万人。１９８０年，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去世时，为其自发送葬的亦有５万多人。这些人，不是权贵，不是富豪，但他们却拥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大脑，曾经发出过有益于历史进步的个性化的声音，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人间最为高贵的奖赏：人民大众在心灵中为他们竖立起了无形的丰碑。
　　从思想家的生成来看，也是有一定规律的，这就是：除了思想家必须具备特定的人格素质之外，还要有适宜于个人思想创造的社会机制与文化生态。从历史上来看，在思想禁锢或政治专制的时代，虽也可能出现思想家，但更多还是出现在个性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如中国的春秋时代、五四时代，西方的古希腊朝代、文艺复兴时代，是人才纷涌、大师迭现的时代，亦均正是社会统治集团的专制能力较为低下，社会成员的自由思想空间更为阔大的时代。
　　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曾经产生过康德、黑格尔的德意志民族，长于逻辑思辨，是一个最具思想活力的民族。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许多领域，德国人的思想创造力远不如法国人。如可以被称之为20世纪重要思想标志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化思潮，均以法国为盛。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心，后来也由德国转向了法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萨特、加缪、施特劳斯、阿尔杜塞、拉康、巴尔特、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一大批法国思想家而不是德国思想家在影响着世界文化哲学思潮的发展。其关键原因正是：纳粹专制时代的德国人，以及后来长期受到意识形态严密控制的东德人，显然已很难有自由创造思想的可能。而20世纪的法国人，虽经战乱之苦，但在思想领域，却仍能得享深厚的崇尚自由的启蒙思想传统。二战之后，国内政局虽多年纷扰不定，但多种政治力量的相互制约，却为思想活动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可见，在思想家的生成方面，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具有怎样重要的作用。
　　此外，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之间，思想创造的规律也不相同。如某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对知识更新的要求极高，因而往往要受到一定年龄因素的制约。而某些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需要的则是丰富的学养积累，因而不太受年龄因素的限制。不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有些课题的研究，需要集体攻关，如多国科学家联合完成的“基因组计划”、中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另有许多方面的研究，更需要的则是个体性的钻研与创造。
　　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为了加速各类思想家的生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当然可以采取必要的管理制度与激励措施，但如果其制度与措施背离了某些相关的科学规律，则又很只能是事倍功半，或者事与愿违。近些年来，在我国，重视人才的呼声高涨，培养人才的措施不断出台，各类“人才工程”、“大师计划”纷纷上马。这对于促进我国的科学研究与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但有些策略与具体措施，也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比如，以国家实施的《百千万人才才方案》来看，提出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到2000年，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造就100名45岁左右世界级的青年科学家，而今这一计划早已完成，结果如何呢？有那些学者被造就成了世界级家了呢？这些世界级科学家的成就是什么呢？以旨在“造就学术大师”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来看，据<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004年1月16日《中国教育报》报道：“该计划实施五年来，共有74所高校聘任了537位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平均年龄41岁”。（《加速培养高层次创造人才》）而据有关方面的学者通过对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的研究发现：“108名获奖物理学家最佳创造年龄在31—35岁，91名获奖化学家的最佳创造年龄在31—40岁，102名医学家或生理学家作出最富创造性成果的年龄在36岁到40岁。有的人70岁获奖，而成果是30岁时的。更大范围的统计表明，科学家的平均寿命约为74岁，作出最大科技成就的年龄平均在37岁，正好是生命周期的一半。”（朱长超《诺贝尔科学奖另类思维》）而我们那些作为“大师”培养对象，被选入“长江计划”者，由平均41岁可知，大多恐早已超过了许多自然学科的最佳创造年龄，而至今好像也还没有创造出多少具有重大世界性影响的科研成果。这是不是说明，这项计划的实施，也并不像人们预期得那么乐观呢？如果说，他们有的已是“学术大师”，这“学术大师”的标准是不是也太低了点？另如广东省出台的《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实施办法》宣布：“在我省高等学校分期分批、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地培养10名左右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学术大师（也称国家级培养对象），100名左右在某学科领域具有开创性研究的学科带头人（也称省级培养对象）和1000名左右在学科研究上有良好发展潜力的学术骨干（也称校级培养对象）。”“培养周期为4年。”4年就能培养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大师”，也不知广东方面有什么样的神奇方法。该工程自1995年开始实施，现已开始了对第三批“大师”的培养。也就是说，广东业已培养完成的“大师”应当已有20名，他们是谁呢？这些大师在世界上的影响如何呢？南开大学宣布：“在新世纪，以培养造就世界级学术大师和杰出教学科研精英为重点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也已经启动。”（2001年5月18日《光明日报》文《凭借好风上青云――南开大学“211工程”建设纪实》），现已过去了3年，也不知南开大学计划的世界级学术大师已培养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已经有了什么样的令人振奋的成果？与这类夸耀形成对比的倒是：学术腐败、教授贬值、博士注水之类弊端，竟有愈演愈烈之势。
　　2004年1月7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没有大团队，就不能争取大项目和取得大成果，就不能多出快出人才、造就学术大师。经验证明，学术大师加创新团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战略抓手。当前高校还普遍存在着力量分散的问题，单干户、夫妻店、父子兵、小作坊，无法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自然也很难提高学科水平，难以出将才和帅才，也培养不出大批人才。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用特别的努力和举措，改变这一状况。”（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以人为本，人才强校》）这样一味强调“大团队”策略，显然也是很不妥当的。事实倒是正如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朱长超曾经指出的：“战后，世界科技进入了大科学时代。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工程，法国的尤利卡计划，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等，都是大科学工程的胜利。但是，用这种方法进行基础科学、前沿科学的研究，则往往难以成功。诺贝尔奖的成果，几乎没有一个是大兵团会战的产物。”（《诺贝尔科学奖另类思维》）周济部长“没有大团队，就不能造就学术大师”的论断，尤其不符合若干人文学科的实际。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靠的是什么团队？马克思的思想创造，除了得力于恩格斯在某些方面的支持之外，又有什么学术团队？现代一些卓有世界影响的学术大师、思想大师，如海德格尔、萨特、福柯、德里达、萨义德、巴赫金等等，好像也没听说有什么学术团队背景。
　　与我们不同的是，目前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比如在美国，似乎未曾听说过有类似于我们的颇具声势的“大师计划”、“人才工程”之类，甚至没有专门制定实施这类计划的主管部门，但好像也并没影响他们的人才生成，目前仍是世界上科学最为发达、思想最为活跃、各类思想家集中涌现的国度。事实证明，与“计划”、“工程”、名目繁多的申报与评比之类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尊重科学研究与人才生成规律，创造更有利于学术繁荣的社会机制与文化生态。
　　
　　《青年思想家》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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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森：论思想家
　　

　　世界上，每个人都在思想，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思想家。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不过是在别人的思想笼罩中生活而已；有些人，虽然打出了某种思想旗帜，提出了某些自鸣得意的口号，且大吹大擂，实际上则毫无创见，亦只不过是在重复前人的思想而已。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称得上思想家的，是在某一领域具有独到建树，或创立了某种独立思想体系的人，是能够启发当代影响后世的智者，是芸芸众生中真正的精英。

　　

　　一、思想家的作用

　　

　　人类不能没有思想，更不能没有思想家。历史，究竟是由人民创造的还是英雄创造的？在我们的学术界，这曾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我倒是更愿意相信，在人类文明的漫漫长途中，是思想家，铺下了一块块基石；是一代又一代思想家，在引领着人类不断走向正义、平等、和谐、秩序与进步。是思想家的智慧，使一个民族繁荣昌盛，使人类更像是人类；是思想家的光辉，照亮了一个民族以及人类的未来。如果没有富有想象、理想、激情与创造力的思想家，人类也许至今还在荒山野林中茹毛饮血，与百兽为伍。从人类发展的历程来看，一个缺乏思想家的民族，也必将是人格萎顿的民族；一个缺乏思想家的国度，必将是生机衰竭的国度；一个缺乏思想家的时代，必将是一个精神空虚、危机四伏的时代。

　　依据思想领域，思想家通常可分为哲学思想家、政治思想家、道德思想家、宗教思想家、经济思想家、军事思想家、教育思想家、美学思想家、文艺思想家、天文思想家、数学思想家等等。而从大的类属来说，则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思想家之分。

　　自然科学家思想的是：人类自身、宇宙万物、科学知识的生成、由来、演化、结构、功能等，由此而形成了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地质学、电子学、基因学等各成系统的学问。社会科学家思想的是：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资源利用、财富分配、运行规律、管理方案、调节机制等等，由此而形成了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教育学、军事学等等。人文科学家思想的是：人类的理想、信仰、道德、人性、审美，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之类问题，由此而形成了哲学、宗教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等等。

　　自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关注的是物性客体世界；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要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际关系、经济秩序、文化环境等等，关注的是人类社会性客体世界；人文科学的目的是要塑造人类真善美的心灵，关注的是人类精神性主体世界。人类文明社会的大厦，正是由三大思想支柱支撑而成的。对于人类和谐完美的生存状态而言，三类思想家是缺一不可的。

　　由于领域、性质、特点与目的不同，三类思想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许多自然科学的思想成果，可以直接被用之于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可以立竿见影地造福人类，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许多社会思想成果，则需经由一定规模、一定时间的社会实践，有时甚至需要付出昂贵的社会代价才能发挥效应。人文思想成果，则主要是通过开发人类的智慧，潜移默化地提升人性境界的方式，促进人类的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又正是因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三类思想得到的认识与评价往往是不一样的，相关思想家的社会声誉与处境也就常常迥然有别。一般而言，由于自然思想成果具有客观性、可实证性，是非易判，作用明显，因而，对其评价少有分歧。比如，没人能够否定牛顿、巴斯德、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在物理学、微生物学、电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这些思想家也就无可议地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而对于社会思想与人文思想成果的评价就比较复杂了。有一种现象也许是值得深思的：长期以来，在我国许多学校的教室里，经常可以看到诸如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样一些自然思想家的画像，而很难见到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康德、黑格尔、孟德斯鸠、伏尔泰这样一些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流社会思想家与人文思想家的身影。从中见出的恐怕不仅仅是表层问题的重理轻文，似乎也不应将其完全归因于中国人独有的与某些价值尺度相关的对人文社会思想家的戒备心理与意识偏见，而正是人文社会思想家近乎本原性的命运缩影。对于人文社会思想家而言，毁誉互见，浮沉不定，原本就是极具普遍性的。更为不幸的是，在历史上，某些本来是具有重大历史进步意义的思想成果，也往往会遭到社会的抗拒。具体又有三种情况：一是由于时代背景、文化观念及现实条件的局限，某些先进思想家的学说，尚不能为安于现状或习惯于恪守成规的民众所理解，而被视为离经叛道。如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当代中国人的否定“两个凡是”，都曾遇到过极大的社会阻力。二是某些意识形态集团，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确，总要设法排斥与己不同的思想观念，而对其加之以“反动”、“没落”、“腐朽”之类恶名，予以武断地批判与否定。在中国的“文革”期间，除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其它所有的人类思想文化成果，不是都曾被判定为“封、资、修”的黑货吗？与之相关的所有思想家，不是都曾被打入冷宫了吗？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反所谓“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不是连萨特这样的思想家，也曾被列为不许研究的禁区吗？三是先进的社会思想，要发挥效应，必须经由社会实践。而每一次社会变革，总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如果触动的是权力阶层，思想家的处境与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等待着他们的常常是流放、通缉、囚禁，乃至处死，如伏尔泰、如李贽、如孙中山……而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这样一些敢冒风险的思想家。比如，假若没有当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不顾个人安危，宣传鼓吹“三权分立”、“个人自由”，也许就不可能出现今天西方的现代社会制度。历史是公正的，一位思想家的价值高低，毕竟不是以其画像是否挂在学校教室的墙上为标志，而是会深深地铭刻在人类良心的天平上。

　　与社会思想成果相比，对人文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成果的评价，又另有其复杂性。这类成果的特点是，不易绝然分清是非，不像自然科学或某些社会科学那样可以实证，或者根本无法实证，有些甚至呈现出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性。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不适合这类思想成果的。如人生的终极意义、美与丑、善与恶、自由与正义、有限与无限、偶然与必然等等。这类思想，从实利的角度看，大概是最无价值的，故而往往为许多人所漠视。尤其是在物欲泛滥、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社会，已呈越来越受冷落之势。从是非分明的思维立场出发，也许算不上科学。因此，除了可以随意被贴上“反动”、“落后”、“唯心”之类意识形态标签之外，还极易招致“伪命题”之类的指责。

　　而实际上，这类形而上之思，有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思想不可替代的作用，甚或有其更高的价值。从小处说，能够开拓人类的精神空间，能够促进更具实用性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能力。从大处说，人文之思，正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社会生物学发现，动物亦有与人类相通的识记、建筑与社会性的组织能力，但动物却没有更高层次的生存意义、理想、信仰之类的精神活动能力。而人类正是赖乎后者，塑造了人之为人的灵魂。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孔、孟、老、庄、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那样耽于玄思、善于玄思的思想家，人类的精神世界会是怎样的空洞与贫乏，人类的灵魂就会无处安顿，人类与动物也就没有了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玄想型的人文思想家，也许才更为本质地代表了人类。

　　

　　二、思想家的人格

　　

　　思想家是特立独行的人。是能够不畏强暴，不畏权势，能够像孟子所说的“说大人则藐之”的强者；是能够坚持真理，不肯依附于任一社会集团或政治派别，不肯受任何外界力量左右与干预的孤傲者。因为真正的思想创造，特别是人文思想的创造，是最个人化的事情。任何的集团纪律与政治约束，都必会窒息个人性的思想生命。萨特曾因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遭到过资产阶级的攻击，又因不满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信条，而受到过社会主义阵营的批判，但萨特却不为所动，依然在追求自己所认为正确的第三条道路。仅从人格而论，萨特所表现出来的，正是真正思想家的风范。中国的胡适，虽然从其正统观念出发，积极效力过国民党政府，但他本人，不仅未曾加入过国民党，且能不时挺身而出，公开发表文章，批判抗议国民党的“党治”、“人治”及摧残人权，而为国民党当局所痛恨。不论胡适的思想贡献有多大，胡适的思想家人格，是可敬偑的。康德曾因批判宗教的言论而遭到过当局的警告，康德此后虽然没有再写此类文章，但他表示：“我没勇气说出我确信的许多事情，我也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这或许可以视为思想家的底线。“不说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也就是不说假话、不撒谎，而这分明也应是做人的底线。近年来，时见有人叹问：我们为什么缺少真正的思想家？其中，有一条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多少以思想为业的知识分子，惯于见风驶舵，拍马奉迎，口是心非，假话真说，振振有辞，脸不变色心不跳。甚至蝇营狗苟，八面玲珑，争名于朝，逐利于市，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出卖人格。这些最有可能成为思想家的人，连起码的做人的底线都不能坚守，又怎么可能成为思想家？

　　思想家是有殉道精神的人。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常常有着化为行动的强烈欲望，甚或直接诉诸于改造世界的行动。而这样的思想家，常常会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常常要陷入人生的险途。许多思想家的遭遇证明：你要追求思想，你就别打算过好日子；你要想成为思想家，你就别想安享荣华富贵。而那些真正伟大的思想家，却能够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能够视自己的思想比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他们无所畏惧，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格精神。他们能够如同苏格拉底那样宁愿饮鸩赴死，如同布鲁诺那样宁愿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思想观念；能够如同孔子那样宁愿做“丧家之犬”，如同伏尔泰那样宁愿流亡他乡，也不停止自己的思想追求；能够如同康德、叔本华、克尔凯郭尔那样甘愿放弃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能够如同尼采那样，甘愿无家可归，终生漂泊。思想的另一重要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但思想家的价值又不仅仅表现为思想成果，而更在于对思想活动本身的态度。中外历史上，有许多诸如孔、孟、老、庄、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这样的思想家，其伟大之处也许并不完全在于他们说出了多少真理，而更在于他们对思想活动的执着，对思想本身的守护。而只有这样一种执着与守护，才有思想创造的可能。

　　思想家是善于并敢于进行“武器批判”的人。思想家必须是学问家，但思想家不是固守学问，而是质疑学问。一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错的“学问家”，但未必是思想家。学问需要“做”，可以“治”，而思想家需要的则是“思”，重视的是“武器的批判”，不是臣服于“批判的武器”。而我们常常习惯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从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心态出发，以“亚理士多德认为”、“黑格尔认为”、“马克思主张”、“毛泽东说过”的作为立论根据，而不习惯于从“元思想”的角度，从“武器批判”的立场，首先怀疑、分析、批判这些“武器”的正确性。而历史上的每一次思想解放，每一次社会进步，每一位思想家的独立创造，无不是从“武器的批判”入手的。亚理士多德正是在怀疑批判其老师柏拉图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的；荣格也是在批判其恩师弗洛伊德个体性精神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无意识”之类重要见解的；如果没有当年一些思想斗士勇敢地发动了那场以否定“两个凡是”为突破口的“武器怀疑”与“武器批判”运动，最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也是不可想象的。

　　思想家是富有激情、想象力与理想追求的人。思想家们的成功，常常是凭依渴望发现与创造的激情，不懈探索自然、思考现实、叩问人生的结果。一个心灵麻木的人，是很难有什么思想创造力的。思想家，常常有着最富于想象力的大脑。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在《新科学》中，曾将人类的政治、经济、道德、历史等等冠以“诗性”的美名，维科这儿的“诗性”，便正是就人类初年的思想家们的想象力而言的。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上，正是凭依超乎寻常的想象力，老子描述了“道”，黑格尔勾画出了“绝对理念”，孟德斯鸠设计了三权分立的社会制度构架。思想家们的个人生活，可能充满了苦难与凶险，但他们的理想，则是和谐、自由、安宁、美好的生活境界。他们的激情与想象力，又正是因理想追求而昂扬；他们的想象力，也正是因理想追求而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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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一直是一家独鸣。最高领袖毛泽东曾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过领导干部：“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而实际上，对言论自由的控制一直没有放松。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思想”虽然一直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字眼，但倍受重视的主要是思想占领、思想斗争、思想教育、思想改造，而另一个真正应予以高度重视，关乎国家福祉与民族命运的字眼却被回避了，这就是----思想创造。由于思想占领常常是散射着火药味的，思想斗争是充满着严酷性的，因而中国人很小就在潜意识中产生着对思想自由的恐惧。而所谓思想教育，则往往是以灌输的方式，让人们被动地接受各种既成思想的匡拘。显然，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扼杀了人的思想能力，窒息了人的精神创造活力。

　　

　　三、思想自由的守护

　　

　　１９４９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致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在这个不断加强的世界危机中，思想的保卫者寥寥无几。他们还要为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而不得不坚持斗争，而且不计后果。世界的公众论坛和它的组织，并不是人类命运自己作出决定的地方。孤独性不应该是谈论的对象。孤独是从事思维和进行吟咏者能依人类的能力而坚守在存在身旁的唯一场所。”不管当时的海德格尔说这番话时是出于什么心态，什么动机，守护孤独之思，守护思想自由，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应予进一步高扬的旗帜。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思想自由，虽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公理，对此，已很少有人敢于采取公开反对的立场，但事实上，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至今，尚缺乏真正的思想自由，更缺乏对思想自由的守护。

　　守护思想自由，国家的责任无疑是第一位的。国家的责任在于：要真正从全民族的而不是从某些或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制定确保言论自由的法律制度。要利用权力资源，切实维护宪法的尊严，在惩治诬陷诽谤、泄露国家机秘等与言论相关的罪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民言论自由的合法权益，保护出以公心、爱国心、学术目的或无害于他人与社会的一切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社会公众对思想问题的敏感与恐惧，创造出宽容与和谐的社会氛围，才有利于民族的繁荣与昌盛。此外，要有意识地培育国家思想基地，如高等学府、学术机构等。高等学府与学术机构，本应是激发智慧创造的场所，激励自由思想的圣土，培育思想家的摇篮，在这些地方，如果亦禁忌重重，令人心态萎缩，一个国家的思想创造空间也就可想而知了。

　　国家要完成上述职责，某些相关性的前提条件是：第一，要习惯于用思想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即使对于某些明显错误的思想见解，也应注重通过自由争论的方式予以解决，应如罗素所主张的“有人与你意见相左时，即使这些意见来自你的丈夫或孩子，也应该用争论去说服他们，而不是用权威去征服，因为靠权威取得的胜利是虚幻而自欺欺人的”。第二，要消除予设性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二元对立之标准。因为在即使被证明是错误的思想观念中，也可能包含着正确的成份。事实上，如果为了遏制错误思想的产生，而严加控制，正确的思想也就可能被扼杀于思想的摇篮之中了。第三，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更多出之于知识分子，因此，应充分相信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不是轻易怀疑其用心，而箝制其口。第四，要进一步打破思想禁区，特别是打破与政治问题相关的思想禁区。因为人类的许多思想观念，正是因其与政治关系的密切，才更具思想价值，也才更有利于政治的进步。如果失去了思想的滋养，政治就会缺乏生命力；如果拒绝了广泛的思想营养的汲取，政治甚至有可能走上邪恶之路。

　　思想自由，当然亦需要思想者的自我守护。尤其是在思想自由机制尚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中，自我守护的意义更为重要。就其自我守护的方式而言，我们不妨将其分为消极卫护与积极卫护两种情况来看。

　　消极守护是指，当个人的思想言论不能得到自由表达的时候，宁可选择沉默，但也决不放弃，更不应言不由衷地屈从某种权势。康德当年因发表了不利于宗教神学的言论而受到官方警告之后，虽然表示不再写此类文章，但同时又宣称：“我没有勇气说出我确信的许多事情，但也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在我们的某些哲学史教科书上，康德的表现，曾被讥讽为18世纪德国知识分子的软弱，但实际上，能够做到“决不说自己不相信的任何事情”，这本身就是在卫护思想自由，就是对做人的良知底线的坚守。由于见风驶舵，奉迎权势，常常是知识分子得以自保，乃至是获取功名利禄的最为安全也最为轻巧的方式之一，因此，能够做到这样一种消极守护，亦实在是大不易。回想一下在我们的“反右”期间、“文革”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正能够守住这一底线的，又有几许人也？

　　积极守护是指，敢于抗争，勇于直言，为了思想自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卓有贡献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伽利略、马克思、达尔文、李卓吾、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风等正是这样的勇者。他们的思想本身，也许并非完美无瑕，但他们守护思想自由的人格精神，无疑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基石。

　　守护思想自由，所依赖的当然不只是正直的人格，也不只是胆量的比拼，还要具备善于自由思想的能力。思想言论之自由，不是情绪化宣泄，不是义气化用事，不是信口开河。思想，是一种基于丰厚学养基础上的精神观念的创造，是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学理化思考，是对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深邃透视，是关于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案的构想。如果失去了上述透视能力，思考能力，构想能力，即使在最为充分的自由环境中，恐也无话可说，又遑论守护？而这，抑或才是所谓思想者的真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