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从传统习俗到过年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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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从传统习俗到过年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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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在中国有相当长的历史：在古代还是官员的一种“年终奖”“红包”的具体起源难以考证，但在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有类似的现象

关于红包的由来有几种说法：一个是古时候在年节时，会使用红线将百枚铜钱串起，发给小孩，祝福对方长命百岁。且“岁”与“祟”谐音，是“邪物鬼怪”的意思，当小孩拿到“压岁钱”时，可用于贿赂鬼怪化凶为吉，平安度过来年，故叫做“压岁钱”。而铜钱和红线消失后，逐渐以纸币和红包袋取代，变成了“红包”。

过年发红包是一种传统。

再一个是在唐朝宫廷中有“掷钱为戏”，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曾提到：唐玄宗天宝年，“内廷嫔妃，每于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钱为戏。”而从春日“掷钱为戏”，到“散与金钱”，后又发展到赠“洗儿钱”。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杨贵妃认安禄山为义子时，“玄宗亲视之，喜赠贵妃洗儿钱”，以贺喜驱邪。到了宋、元，便形成一种民俗。

由于历史久远，到了现在，不但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和香港这些地方，可以说整个东亚都有类似现象：在越南也有发利是红包的传统；在日本，家长会派“お年玉”给小孩，不过是采用白色封套包装，而且封套上会写上接受人的名字；在马来西亚，传统马来人会向友人派一种有金钱在内的绿色封套，而这普遍被认为是伊斯兰文化和红包文化的结合。

在中国古代，朝廷还会把年底发“荷包”，当作给官员的“年终补贴”

东汉时，文武官员在腊月就会收到皇帝赐予的“每人发栈20万、牛肉200斤，大米200斛”，性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年终红包”。而根据《啸亭续录》记载：在清朝乾嘉时期“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里面有各色玉石八宝一份、金银八宝八份以及金银钱、金银探各四枚。

而在各色官员里，翰林收“红包”的方式最为有趣。由于翰林院，一没事权，二没财权，官员们跑关系走路子，很少到这儿来送礼，常常被称作穷翰林。皇帝也就给了他们一个收“红包”的机会，譬如宋朝，朝廷册封某个大官，一般让翰林起草任命书，起草完了，皇帝会命令被册封的那个大官在逢年过节给起草任命书的翰林送谢礼。这谢礼或者几千贯铜钱，或者几百匹丝绸，或者几十匹好马，相当优厚。

在大陆地区，红包的习俗曾在文革时期有短暂隔断文革时，“恭喜发财”、“红包”这些习俗都当作了“四旧”，被刻意阻断

1967年，中国开始“破四旧”，过“革命化”春节：“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当时，民众被发动起来了，不准放鞭炮 、不准烧香拜佛、不准滚龙舞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化春节发起者更是认为：“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

过年不说“恭喜发财”，说“祝您今年见到毛主席”。这么一过就是十几年。而在这样的形势下，再加之物质资源的极度匮乏，“红包”也就在绝大多数地方销声匿迹了，少数遵循传统的老人，也只能偷偷摸摸的塞给自己的后辈。

虽然大环境下，“红包”文化肯定是不被允许的，但一些小细节仍能看到这样的习俗的扎根之深，除了一些家庭偷偷摸摸的包红包外，高层也很难完全无视传统：1963年初，毛泽东开始“还债”，给章士钊2000元，此后每年寄2000元，直到1972年还清，共20000元，接着又开始“还利息”。有趣的是，毛泽东的“还账日”一直定在了每年春节后的正月初二。

经过动荡年代后，红包文化卷土重来如今，红包多寡被认为与经济实力有关，富豪和明星的“红包利是”往往更大

在文革之后，“红包文化”其实有一个香港和台湾的向内回输。而在香港，是有派发“利是”（红包钱）的传统习俗，一般是已婚人士发给未婚人士、长辈发给晚辈、上司发给下属。由于派发“利是”者重在祝福和心意，收“利是”者也重在讨个吉利，因此香港普通市民派发“利是”的金额不大，一般都是10元、20元、50元而已。

但对于那些并不“普通”的香港富豪们而言，他们派发的“利是”容量也往往不普通，而且容量多少是一件事关面子和情礼的事情。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每封“利是”钱一般是500港元，澳门的赌王何鸿燊，同样见人就派发“利是”，“利是”的含金量在数百到1000元之间，约是普通人的几十倍。这样的习俗也影响到了内地，明星和富豪们也往往会在节庆和喜事大派红包，2011年6月，演员孙俪和邓超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就在孙俪的经纪人给媒体派发礼物和500元红包时，还发生了两名在场的娱记为了争抢红包扭打的事情。

正因如此，现在不少人觉得过节成本太高，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红包开销

虽然和香港广州等地的“利是”有所差别，北方的红包会“厚实”一些，不过相对于见者有份的“利是”，北方“红包”则往往定向赠予较近的亲属。但不管怎么发，春节的红包利是开销都不会个小数目。

在一项针对内地2500名受访者的调查中，有12.5%表示自己的过年花费在8600元以上，还有3.8%高于21000元。而这其中除去路费，就有相当部分花在了红包等人际交往费上。而《明报》在今年初的一项针对香港人的调查中，发现今年有六成表示会封20元利是，认为总利是预算会超过2000港币的人也在6成左右。

不过虽然负担重，但这笔开销往往却不能省。中山大学的叶春生教授就表示：红包是中国人的一种交往方式，具有表达祝福的含义。实际上，这种交往方式的意义并不能低估，有时红包的来往会是个人身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一个确认，有时红包的多寡还是衡量彼此关系深浅程度的一个尺度。再次，对于一些人来说，它还是体现个人身份的一个标志。

此外，红包文化作为“中国特色”，已经为世界所知如今，中国的“红包文化”早就走出了东亚，为西方人所知美国财政部发售的马年吉利钱红包。

知名脱口秀表演者黄西就曾表示：“美国人了解中国习俗的也越来越多。有一次一个老美在我演出后给了我一红包。”

事实的确如此，为了迎合中国人这种喜欢“红包”彩头的文化，从2002年开始，美国财政部就发行了生肖吉利美元红包，而如今已经是第13年。这些美元红包每个上面都印有吉祥祝福，里面则是一张序列号以8888打头的一美元面值钞票，且限量发售88888个。

而在BBC广播电台的一个英文教学节目里，主持人还特意介绍了中国的一种送集体红包的行为，并称其为Whip-round，他的解释是“把钱集中起来，以集体的名义为某人买件像样的礼物”，中国人的说法是“凑份子”。

“Hongbao”成了“中国特色”的英文，以帮助西方人理解某些中国特色规则

在西方，几乎所有介绍“中国习俗”的媒介都会提到“送红包”的民俗——在婚礼等社交聚会、节日中，亲友间赠予的装有钞票或类似金钱礼物的红色包裹或信封。但中国自古就有以“节敬”形式粉饰行贿的传统，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难以理解。美国一个致力于反商业贿赂的非政府组织Trace International的主席就表示：“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明确规定企业:不能直接或间接向政府官员提供、承诺或支付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以获得商业好处。但将现金装到红色密封信封中递给政府官员，在中国可能是恰当的。而这个古老的传统，可能已有上千年了，如果不这样做，当地官员甚至可能认为自己被瞧不起或被羞辱了’。”

这种“传统”有数据为证，2008今年，一项研究随机抽取了2005年—2007年3年来东城法院、海淀法院和一中院审理过的100起受贿案，分析发现78%的官员受贿会凑春节的热闹。而且70%的案件所涉及的贿赂是由官员家眷甚至情妇收受，包括官员子女收受的红包。在台湾也有类似丑闻：以收贿闻名的台湾政治人物廖福本，其外号“红包本”在当地普遍为人知悉。

在廉政公署成立后的香港，“红包的潜规则”的表现则有很大的不同，春节期间索取红包的不法之徒并非官员，而是三合会等帮派，他们常常通过假意送财神、送年桔、送挥春、舞狮贺年等手法，强迫一些商户及市民派红包以作回谢，以勒索金钱。

如今，红包又成了“过年政治学”的代表因素，为政客亲民所用台湾政客过年发红包成必须课，香港特首却集体不敢发

在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周志杰看来：台湾是个注重人情世故的社会，过年时对民众嘘寒问暖，所起的效果绝对非同一般，坦言“过年政治学”是台湾为政者必须学好的一课。

台湾的政客也深谙此道，各地市长，各党派候选人和马英九都会亲自出马为选民大发红包，今年马英九预计会派送达24万个红包，每个红包在2台币到20台币不等。不过民众倒也不用担心马英九和这些政客们浪费，马英九的红包资金来源是“国务机要费”，账务和预算都要报备。而其他人的红包来源除了自掏腰包，还会来自党派拨款和捐助。此外，台湾民众并非拿了红包就变得“手短”，连续几年马英九都在发红包的过程中被民众“下跪陈情”，被怒斥“在民众伤口上撒盐”，今年更是被民众抗议“我不要红包袋，我要加薪！”

马英九在为民众派发红包。

相比于台湾，香港的特首就“小气”很多，都不敢派发“利是”。而这里还有一个典故：梁振英的前任曾荫权在2007年准备竞逐连任特首时，由于担心过年外出向市民派发“利是”会被外界当作为贿选，因此索性不发。再加上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也谨慎地不派真钱利是，过年只发“甜心利是”（在红包里放有一枚巧克力金币），因此梁振英只好继续守规矩，这也成为了香港政坛的传统。

大陆很多官员也会把春节发送红包当作保留项目，不过资金多为政府补贴

和台湾的情况不一样，虽然大陆官员也会派发红包，不过红包的明目和发送的对象却大有不同。台湾派发红包是为了讨好选民，民众领红包也只是为了讨个彩头，所以红包的额度都很小，量却很大，而经费多来自“公关费”。大陆官员的红包性质则多是“慰问金”，慰问对象也是定向的“困难户”，单个红包的金额都不会太小，相当于为对贫困家庭提供了额外的一笔政府补贴。

由于性质的巨大差异，领取效果也迥异。在台湾为了领取红包常常万人排队，能不能领上，领多领少全凭运气。而在大陆，由于慰问金发放和领取多是政治任务，所以难免出现分配不公，在 2012年1月20日，陕西省宝鸡高新区部分环卫工人就受到市级领导慰问，每人获得300元红包。但慰问结束后，红包被环卫部门负责人收回。而有关人员事后解释说，此前已给参加活动的环卫工人发了300元奖金，所以不能重复发放，为了公平要汇总再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