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斯•达姆：互连网与中国的社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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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斯•达姆：互连网与中国的社会分化
作者：［德］延斯•达姆　著　程仁桃　摘译
英刊《批判亚洲研究》2007年第39卷第2期刊登了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中国及东亚政治研究中心延斯•达姆（Jens Damm）博士撰写的题为《互联网与中国的社会分化》的文章。该文认为，关于互联网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西方和中国分析者们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西方的注意力在民主化和政治变化。中国的观点是技术决定论，主要关注新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收益，却忽视互联网已经成为反映社会的镜子。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 　　 　　认为互联网会导致自由的传播是西方对中国互联网认识的主要观点。 　　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和新千年以后，中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很多媒体评论家、政治家和政治科学家的思考。互联网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在这些研究中，有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广为流传，即：用户会很有目的性地搜索信息，他们具有极高的计算机技术，能够避开政府的审查。点对点软件在西方被用来进行非法下载电影和音乐，而在中国被认为会用来下载相关的政治文章。也就是说媒体的特征和属性塑造了社会和政治，正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言：“就互联网来说，政府对信息技术只能表示无奈，信息是现代社会的氧气。”这些观点都是基于信息流的结构提出的，传统的媒体如电视和收音机都是单向的一对多的结构，而互联网包含了一切可能的交流方式，如：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等等；互联网还使人们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成为自己的出版者。因此，西方对于中国互联网的第一种观点可称之为解放的观点。此外，西方研究者还经常强调“美国如何解放中国的互联网”。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们对技术带来自由的理论极度热衷，他们不仅把互联网看作是一种不可控制的技术，而且认为互联网上的丰富信息会使意见变成“沉默的声音”。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指出：“试图控制中国的互联网就好像企图把果冻按进墙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也曾评论：“在中国用户表达权利时，互联网会成为一个更重要、更积极的力量。”在这里，互联网技术成为了自由的技术，即使是恶名昭著的垃圾邮件也被赋予了传播信息的积极意义。 　　对中国互联网角色的研究反映了西方的主流观点：自由与国家控制的对抗。绝大多数西方的研究集中在中国政府实施控制的问题上，如两个很著名的研究项目，齐特瑞恩和埃德曼的《中国的互联网过滤》，以及肖强（音译。——译者注）的《伯克利中国互联网计划》。这些项目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所列举的事实上，而在他们基于简单因果关系的解读方式上。他们只注意到了极少数被关闭的网站，而没有看到剩余的占绝大多数的站点、论坛和博客仍正常运行。虽然这些网站没有特别地关注政治问题，但是它们谈论的也是很重要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当代西方对互联网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对互联网的控制上呢？这可以追溯到互联网的早期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的大多数用户是美国著名大学中的学生及研究人员，当时的互联网叫作新闻组。学术刊物对这种非商业的新闻组大加褒扬，互联网也由此赋予了塑造公民社会和批评国家干预的作用，许多观察家认为互联网是跨越地理边界和建立新型社区的工具。也就是说互联网这种民主和平等的效应，最初不是与极权国家相关的，而是指向美国自身。当时普遍的信念是互联网会令美国民众更广泛地参与民主过程，令公民社会复苏。 　　西方观察者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中国的企业和创新者在建设互联网时所起的作用，将发挥作用的因素压缩到两个所谓的对立面——国家和用户。 　　近来，由于中国互联网的迅速增长和超乎预料的政治、经济稳定，西方的观察者改变了视互联网为自由的潜在动力的观点，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政府的角色，即中国政府的每一个举动都有可能被解读为打击或审查。比如：2002年的关闭网吧事件就反映了中国政府和西方观察者对互联网在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认识。事件在西方一经报道，就被评论者们看作是中国更严厉地控制互联网的表现，而该事件产生的真正原因却不被重视，或者仅仅被当成是一个借口。CNN就报道：无照网吧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可以避开内容审查，使用者不用担心其上网内容被记录和追踪。CNN无视这样的事实：与该事件几乎同时，美国也出台了法律要求严格控制网吧。而在美国的新闻中，这些规定的出台与控制和审查就没有什么关联了，仅仅被视为保护青少年的举动。 　　与西方的论点相对，中国的观点集中于互联网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工具的角色。 　　技术现代化和工业发展大跨越是中国式研究的核心内容，中国的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对于中国的互联网就看到了一个玫瑰色的未来——“技术跨越保障共和国的明天”。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著作在中国的流行也印证了这一点，他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被引进中国，据说他所有的书都成为畅销书，他的许多章句被广泛地引用于描述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技术跨越的意思就是可以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越过经济发展的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信息化。这种论点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企业和普通用户中都极为流行。正因为如此，中国特别注重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和开发新技术，使得中国的互联网在被控制的情况下，其发展仍然居于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行列之中。在中国，除了这些主流的发展研究以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关注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对互联网的运用，如儿童、妇女、农民和少数民族。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经验研究，对于互联网的影响也是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互联网会成为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融入现代化主流社会的有力工具。 　　 　　二 　　 　　无论是西方的论点还是中国的论点都有局限性。 　　上述论点关于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仅仅关注到很少的几个方面。它们仅仅关注技术带来的变化，研究还有待深入，因为关于谁在使用互联网和用户如何使用互联网的经验研究还很不够。这主要是因为：一、西方对中国互联网的研究常常受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这些人在美国的大学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非常清楚美国主流媒体对审查问题的偏好；二、任何试图对中国互联网的使用进行内容分析的人都会面临原始材料缺乏的问题；三、中国的互联网信息提供商不愿意向研究者提供关于互联网使用的基本数据，如真正有多少用户在访问网站。现在许多中国互联网的研究都是由商业机构来进行的，尽管这些机构也关注生活方式和消费态度，但它们不会将注意力放在集团政治和社会变化上，它们的兴趣更多地在品牌塑造、市场推广和电子商务上。为了评估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是否如西方所言集中于审查与自由，或者如中国所言集中于现代化，我们需要考察互联网在中国的使用和内容。随后，本文将会考察CNNIC自1997年以来发布的互联网使用人口统计资料，以及2002年和2003年在福州、厦门和广东南海进行的社会调查访谈，最后考虑到BBS和论坛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必不可少的内容，本文将会对一个站点进行量化的内容分析，从中考察互联网在中国本地的使用和内容，以及其重点在于消费主义和生活方式。 　　谁在使用中国的互联网？CNNIC在2006年中期发表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网民数量达到1.3亿。互联网已经发展到商业化的阶段，非赢利性和学术性的网站也必须接受无处不在的商业化。因此，中国最受欢迎的网站中有三个是上市公司就不足为奇了，它们是新浪、搜狐和网易。CNNIC的数据对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有大致的描述，他们属于不同的群体，但也有一些共同特征，如：60%为男性，80%在35岁以下，75%以上有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凭，属于城市中间阶层，是经济发展和新千年之交政治改革的受益者。 　　  事实上，典型的中国网民对于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相当实际。例如，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可能发现中国网吧的技术相当先进，但会抱怨CNN、《纽约时报》的网站被封锁。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他们知道所有的媒体都会被审查。然而，即使是把审查的因素考虑在内，中国互联网仍然提供了成千上万资讯丰富而未被阻截的站点。调查显示，某些受过学术训练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政府对色情和邪教网站的封锁政策。理由是中国仍然比较落后，许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人还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政府有义务去保护人民。而且，这些受访者支持政府对“敏感政治问题”的控制。在他们看来，号召推翻现政府会引起社会动荡。俄罗斯和台湾是受访者经常提到的社会动荡的代表。 　　厦门大学的学生在调查过程中，没有人提到在网吧能够很容易地登录非法的政治网站。至于社会变化和集团政治，学生们一般认为互联网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互联网是与国外联系的方便工具。某些处于社会边缘的集团把互联网作为虚拟见面的空间，如男、女同性恋者就在网上的虚拟空间见面。 　　总之，中国的互联网使用者大多数是政治改革的获益者，他们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生活在中国发达的城市，只是他们受父母和社会的控制相比西方要严格一些。贫困地区往往被假定为对政府的不满较多，但即使是在贫穷的地方，对互联网的使用也遵循相同的趋势，上网玩游戏和聊天的人比关心政治的人多得多。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漠视政治，当政府的行动威胁到并且有可能打破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非常迅速。对于某些特定的事件，网民们会进行规模较大的抗议行动，某些网民社区的跟进行动也很积极。但从总体而言，互联网用户并不要求中国进行民主化或者是实行多党制，反而是对政府表达高度的信任。只有当政府干涉由互联网创造的特定自由区域时，他们才准备抗议。其他有政治动机的互联网用户，如中国的黑客和民族主义的学生，也不是如西方所期待的那样去使用互联网。他们不是使用互联网去为民主而战，反而是支持共产党政权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并非必然地对颠覆政府感兴趣，他们反而经常对政府持肯定姿态，而对西方政府和跨国集团持批评立场。他们代表了经济改革中典型的获益者。 　　如果我们认同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处于后现代的共产主义社会，其特征是非政治的、文化的、偏爱DIY（Do it yourself!即自己动手。——译者注）以及集团政治的，那么对互联网某些功能的大量运用就很合理了，如聊天室和BBS。它们都以多对多的沟通为特征，为讨论和建造虚拟社会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据吉斯的调查，34%—39%的中国网民最喜欢的是在线聊天，18%—19%的网民声称最喜欢BBS。吉斯认为这反映了中国网民对网上人际交流的极度喜爱，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在中国，不仅大网站提供BBS功能，而且很多公共的、私人的或半私人的站点也提供此功能。大网站的BBS一般都有下列版面：文化与艺术、生活、健康、女性、汽车、房地产、金融和股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关注的重点在于生活，这也反映了城市中产阶级在网上的主导地位。中国BBS的另一个特征是虚拟社区本地化。虽然虚拟社区这个词本身意味着沟通不为地理因素所阻碍，但事实上BBS版面的划分及网民的实际偏好都体现了较强的区域性。 　　 　　三 　　 　　综上所述，关于互联网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西方和中国分析者们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西方的注意力在民主化和政治变化，对广泛的社会则不予理睬。中国的观点是技术决定论，主要关注新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收益，却忽视互联网已经成为反映社会的镜子。尽管西方的评论者不再重视互联网在培育民主和公民参与方面的作用，但是他们认为这样的作用对于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一个在西方久已抛弃的观点又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另一种范式，公民社会的途径，可以用来有效地描述中国的互联网扮演的角色，但在西方的论著中，它经常被用于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主要用于西方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台湾和人权问题。 　　与主流的学术论文不同，当前中国互联网使用的实际情况是分散化和本地化。中国互联网的分散化反映了鲁晓鹏所描述的社会发展，即正在进行的后现代的消费主义，其特点是多样化的世俗社会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叠加，它们在同一时空下共同存在。这些分散化和复杂化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立场的单一视角形成对比。这种分散化可以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城市地区和落后地区以及城市后现代社会自身的数字化实现程度的差异中看到。中国数字化和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互联网的不同用途，这种使用上的差异比西方国家要大得多。一些近期在中国落后地区进行的社会调查得出结论：互联网并没有给落后地区带来机遇或变化，互联网只是中产阶级的玩具。 　　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互联网用户中的主力，他们属于后现代社会，对于个性化和个人化的生活方式有强烈的向往。这个群体与80年代的那批人相比，去政治化的倾向更加明显。因此，中国的互联网的功能主要是休闲、社会化和商业化，它不是政治积极分子的热土。城市后现代社会的分散化由BBS受欢迎的情况可看出。在BBS上，保守的要素如强调性别角色和家庭价值占主流，当然也有要素指向了开放，如性自由。虽然更多的开放没有抵消流行的保守主义的影响，但它促成了社会的分散化。在某些方面，这种分散化导致了更深的多样化，社会呈现为被多个孤立的小生态环境所塑造。有人提出在当代社会，与代议制民主的机制相比，公众更多地、更热衷于参与商业民主。中国的公民没有代议制民主的经验，但全球化时代的消费主义、经济机会和商业化意味着人们在形成他们自己的公域——一个没有国界、没有国家制度、没有公民的“市民社会”。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必须认识到：从最初开始，中国的互联网就是由商业利益所驱动，是由搜狐、新浪和网易这些私有公司及国家部委开发的。互联网的商业化决定了互联网的平凡化和非政治化。在许多方面，正是这种非政治化帮助创立了一个边缘群体也有话语机会的社会空间。在关于中国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的和DIY的公民身份被创立，它不是根据传统的政治被定义的，而是强烈地依附于集团政治。 　　［程仁桃：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