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湖烟雨中的回忆 詹红兵

孝高陈材信

后湖烟雨中的回忆

-献给原孝高特级教师陈材信先生及孝感高中84届1班同学

詹红兵（湖北省孝感高中84届1班校友）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每当我再次读到朱自清这脍炙人口的散文《荷塘月色》时， 思绪就不由得漂浮起来，回到30年前那烟雨蒙笼的后湖， 回到坐落于后湖之滨的湖北省孝感高中的教室里。那是1981年9月初的一个早晨， 我坐在孝感高中新落成的教学大楼二楼靠头的高一（1）班教室，等待着高中时代上的第一节语文课， 心情既激动又忐忑。不一会， 一个40多岁的男老师走进教室。 这位老师国字脸，寸头，鬓角有少许的白发，相貌堂堂，带一副黄边近视眼镜， 脸上带着亲切慈祥的微笑，身材看起来不算太健壮， 但比较高大, 走路的步伐不快。这位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陈材信先生。陈老师讲的第一节语文课就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他在黑板上的板书极为工整， 我不知叫什么体， 暂且称之为“陈体”吧。记得那一天正好下着蒙蒙细雨，天空有点阴沉，但我的心情并不抑郁。 听陈老师讲解着课文， 思绪不由得坠入作者所描述的诗一样的意境。讲完课文后， 陈老师布置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叫《后湖烟雨》， 正好对应着《荷塘月色》。记得那一天的下午，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跑到离学校大门不远处的后湖边上， 看着细雨中的后湖以及湖边的杨树，联想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真真切切地当了一回文艺青年， 回来后才思横溢般地写下了高中时代的第一篇作文。我也从此接下了和陈老师30多年来的师生缘， 接下了和孝感高中84届1班同学的同窗情。这种情缘历时30多年仍然美好如初， 且极有可能伴随我一生。孝高84届1班在1981年入学时有54位同学。 后来先后有6位同学（陈春凤，刘宇峰，王涤浊，涂红兵，叶小兰，韦宇惠）转到文科班，还有一位同学（水学学）因病退学。到高二时又有一些同学从原老二班分到我们1班，结果是到1984年毕业时班上有53位同学。
      我对陈老师还有孝高同学的感情和我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湖北省黄陂县（现在的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蔡榨公社（现在的蔡榨街）红胜大队周家大湾度过的。 那是一个只有30几户人家100来口人的极小的村庄， 坐落在大别山的余脉之下， 是黄陂县， 红安县， 麻城县3县交界的地方。 在我儿时的回忆中， 农村生活是单调乏味的， 有时甚至是繁重得难以忍受的。 小时候在大太阳底下摘棉花的煎熬到如今都记忆尤新。以至于到美国后每次在电影中看到美国南方种植园里黑人奴隶在地里摘棉花的画面时， 就不由得想起我自己的童年，立即对美国黑奴的悲惨生活产生无限的同情。童年时在农村实在没有玩具可玩， 就自己动手做玩具手枪， 火炮， 还有就是到处找小人书看。1978年上初中后， 我搬到蔡榨公社所在地和父母亲一起住， 父母都是蔡榨中学的老师， 所以我们就住在学校里的教工宿舍里。这一段时间的物质生活要比1978年前明显好转。 首先是不用饿肚子了， 而且， 吃肉的次数明显多起来了， 由以前的一个月一次变成一个星期一次。多亏这时候的营养好， 为我的身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像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家长一样， 父亲对我和我的两个哥哥的管束较严。我的父母亲是那种善良正直的普通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学坏，父亲有时不惜采用过于严厉简单的教育方式。没想到这样的方式放在我的身上， 效果适得其反， 以至于养成我极为反叛的性格。也使我对父亲的管教方式完全不能理解和接受，直到多年以后我才逐渐理解和原谅他。 当时最让我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是父亲要我在不上课时不要去教室自习， 而是在家学习。这样我失去不少和同龄伙伴玩耍成长的机会，也让我渴望自由的天性完全不能伸展，让我非常苦恼。这样的遗憾直到许多年以后才渐渐消失。当我自己成为两个男孩子的父亲时， 我发誓要让我的小孩过一种无忧无虑的健康的童年和少年。 正因为不满父亲的管束， 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远走高飞，走得离家越远越好。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 我收到孝感高中的录取通知书， 当时的心情是无比地高兴和痛快， 仿佛小鸟要飞出樊笼的感觉。 因为， 我将要过一种完全不受父母管束的集体生活！这正是我所梦寐以求的。 更好的是， 孝感高中那时在我心中的印象就如同哈佛大学或麻省理工在当下许多中国家长心中的地位一样， 充满着一种神秘感。
      就这样我怀着既激动又忐忑的心情在1981年8月底和父亲一起从黄陂县坐长途汽车到了位于孝感市后湖边上的在原孝感永新中学校址上建立起来的孝感高中。一进入孝高校园， 我就被刚落成的4层雄伟的教学大楼给震慑了。心想：到底是省重点中学， 比起我上初中时的蔡榨中学的破烂教室， 实在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在报道处我遇到一位中年男老师在那里登记和清点学生， 他问明我叫詹红兵后， 微笑着说：“早知道你了， 你是黄陂县的第一名， 数学和物理都考了99分”。 他接着又说： “我叫陈材信，是你的班主任， 你分在我们高一（1）班”。我一听说这就是我的班主任， 而且他对我的态度这样地和蔼可亲， 心中一阵暗喜：看来在孝高这三年也许不赖。后来陈老师真的做了我们1班三年（1981-1984）的班主任老师。在孝高的三年中， 我非常幸运地在陈老师的关怀和照顾下， 健康地成长起来。 陈老师不仅在我们的学业方面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 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和做人方面也是关怀备至。有许多的细节现在回想起来， 仍然历历在目。
      记得1981年的元旦，各班都在各自教室表演节目庆祝元旦， 以放松一下紧张的学习生活。 大家都邀请陈老师表演一个节目。陈老师欣然答应。 记得陈老师表演的最有趣的一个节目是一个哑剧小品。 他拿着一个碗放在嘴里用劲咬， 他表演得很逼真。过一会他松开嘴， 把碗给我们看， 大家发现碗边真的被咬掉一大块。 大家正诧异：难道陈老师真是铜牙铁齿？后来发现原来陈老师在进教室之前嘴里含着一块锡片， 教室前排的灯光也关掉了。陈老师在咬碗时正好把锡片贴到碗上，就好像碗真的被咬掉一块。 后来等前排的灯光打开后， 大家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全体学生都被逗的哄堂大笑。在我心中，陈老师表演的这个小品一点不比1984年春节晚会上王景愚表演的《吃鸡》逊色。从这个小事就可以看到陈老师极为人性化的一面， 同时也看到陈老师的艺术才华。后来才知道， 陈老师不仅会唱歌， 也会做指挥。多年以后从孝高退休后，陈老师还在2011年的孝感高中元旦晚会上被邀请担当孝高合唱团的指挥。2013年的夏天我回国讲学时，顺便到孝感拜见陈老师并参加孝高84届1班部分同学聚会。 在晚餐后去歌厅卡拉OK时，大家才发现陈老师的歌唱得真好， 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民歌。那天晚上， 我很兴奋地和陈老师一起合唱了许多歌，其它许多同学也都纷纷和陈老师合唱， 陈老师一概不拒，仿佛一个天真烂漫的小童。
      陈老师身上的人情味反映在无数的小事上。 记得1984年临近高考前的几个月，学生的学习压力普遍很大。 鉴于当时匮乏的物质条件， 大家普遍缺乏营养， 尤其是家不在孝感城关的学生。缺乏营养到了什么程度？ 给大家举个例子说吧。我寝室里当时有一位家在孝感城关的同学，叫陈健。他是孝高的体育明星， 足球应该是我们那一届踢得最棒的。 100米短跑也很棒（11秒8）。陈健的父亲是地区客运公司的， 经常有机会跑外地， 也常有机会带回来一些外地的新鲜货。 记得有一次陈健从家里带回宿舍几包用很漂亮的塑料纸包着的东西。 打开一看， 是干面条， 外加一个用小塑料袋包着的调味品。放在瓷碗里倒上开水泡几分钟， 再加上那些调味品， 就是一顿美餐。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叫啥， 陈健很自豪的告诉我们：这叫方便面， 是大补的，他父亲特地从外地买回来为他准备高考加强营养用的。 当时同学们都羡慕的不行，陈健给每人尝了几口方便面， 大家一致认为：这玩意太好吃，真是补！ 另外两个当时很被追捧的所谓营养大补品就是麦乳晶和蜂王浆。 不过当时可能还没有现在这样泛滥的假货和有毒食品， 那时的方便面，麦乳晶，和蜂王浆也许真是大补也未可知。 不管怎样讲， 可以想象那时学生的营养是多么缺乏。 为了弥补学生的营养不足， 陈老师为1班同学做了一件彪炳千秋的好事。在临近高考的最后2个月， 陈老师的爱人唐老师每天一大早就到菜市场上买上53个新鲜鸡蛋， 回家后煮成茶叶蛋， 然后送到班上， 全班53个同学每人一个，每天如此。陈老师只收买鸡蛋的成本钱，煮鸡蛋的蜂窝煤和茶叶， 油盐分文未收。 在当时， 陈老师和他爱人的工资也不高， 这些额外的开支对他们来讲并不是小数。 可是陈老师从不在学生面前提起。 我因为是学生干部（校团委副书记）， 有时帮陈老师分发鸡蛋， 知道一点细节。这样一个小小的茶叶蛋， 在物质生活极度丰富的今天， 也许不足挂齿， 但在当年， 这不啻于雪中送炭。后来高考成绩出来后， 我们班上大学的升学率竟然高达95%， 而且其中大多数是上的重点大学。而1984年全国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平均升学率不到30% （准确地说是29.3%）。
      陈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还表现在他平等地对待每个学生。 这在讲究等级制度的中国，尤其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是难能可贵的。一般老师通常是喜欢学习成绩好，听话的学生， 而忽略甚至歧视成绩不好或有点调皮的学生。在当时，我们也不完全理解陈老师这种教育方式的巨大优点， 只是凭直觉感觉到这样很好。在多年以后当我回头再看这段历史时才发现陈老师的这种教育理念正是代表着最人性化的素质教育的核心：培养学生人人平等的思想。我不知道陈老师这样教育学生是出于他善良的本性，还是出于对教育学的深刻理解，或者两者兼有， 我只知道这样的结果是：1班的广大同学在毕业多年以后都对陈老师抱有一份感激之心。大家都觉得能在陈老师班上顺利地度过人生中重要的三年， 实在是幸运。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周围太多的人谈论他们高中时代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记得在刚上高一时，有几个同学的成绩不如他们自己预期的好，自信心极受打击，产生了退学的念头。这样的事情在青少年身上发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当陈老师一发现这种情况，他马上找这些同学谈心， 让他们明白：其实不是他们成绩变差了， 而是现在的同学都是各县选拔来的尖子生， 不比以前读初中时的同学，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自己的排名落后了， 变差了。陈老师鼓励他们尽量不要和别人比，而是专心做好自己的事。这样他们就一定能考上大学（在当时，考上大学就是每个学生的具体目标）。许多年以后， 我将陈老师的这种教育方式归纳总结成衡量人成功的相对标准和绝对标准。简单地讲，相对标准是把自己的成功同周围的人比而绝对标准是把自己的成功和自己以前比。相对标准在中国文化里用得相当普遍，但有很大缺点，不易形成良好的人脉关系和大团队。从某种意义上说， 导致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弱点。而绝对标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建立良好的人脉关系并达成团体共赢的局面。
      1984年我从孝高毕业以后，如愿以偿地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上大学后，我常和陈老师通信， 讲述我在大学里的一些新鲜事，就像是出远门的游子向自己的父亲讲述故事。陈老师尽管工作繁忙，但他每次都回信鼓励我， 并分享母校的发展情况。除了通信， 说起来惭愧， 我竟然很多年都没能再回到母校去看望陈老师。 1991年1月我到美国留学后就更没有机会见到陈老师。 当然，这期间和陈老师还在不时通信。直到1999年冬天我在离开中国多年以后回国探亲讲学（我1996年博士毕业以后就到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地质地球物理系任助理教授），总算有机会再到孝高看看。 很遗憾， 这次没有在孝高见到陈老师。 当时陈老师已经从孝高退休，并以特级教师的身份被聘请到海南海口市一家私立学校教书。2001年12月底， 我到香港参加全球华人地球科学大会， 会后到内地进行地质考察。12月27号考察完毕后到广州， 受到前孝高副校长邱质模老师的热情接待。从邱校长那里得知， 陈老师和太太唐老师在不远的珠海市希望之星实验学校任特聘老师。于是我于12月29号从广州坐大巴到珠海，找到阔别17年的陈老师和唐老师。 见到陈老师时心情非常激动。让我非常欣慰的是陈老师和唐老师看起来很健康，精神饱满。陈老师两口在他们的宿舍里热情地款待了我， 让我仿佛又回到高中时代，找到当年去陈老师家拿茶叶蛋时的那种温馨的感觉。那一天我和陈老师聊了很多很久。 陈老师还带我到珠海-澳门之间的口岸附近参观。临近晚上， 我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陈老师和唐老师， 回到广州继续我的中国之行。2001年以后我回国的次数明显比以往多， 常常是每隔一两年就回国一次， 有时是年年都回。这期间没有再到过广东， 也没有再见到陈老师。
      直至2007年我回北京时， 了解到陈老师正好住在北京北四环西路空军指挥学院他哥哥那里， 我又一次见到陈老师。 不过这次的见面让我大吃一惊。陈老师神态忧郁， 落落寡欢。后来知道，大约在不久前， 师母唐老师不幸因病去世， 这件事对于陈老师这样一个性情中人来说，不啻于泰山压顶。陈老师和师母伉俪情深，所以师母辞世对陈老师的打击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后来我才知道，陈老师哥哥之所以把他接到北京来就是为了给他散散心， 早点从悲痛中走出来。这时我知道陈老师开始学习游泳锻炼身体， 正好那时我对游泳也很有兴趣， 我们就一起结伴到附近的香青园休闲会所的游泳馆里游泳。 陈老师还虚心向我学习游泳换气的一些技巧。其实我的游泳也是半路出家， 谈不上有什么高见。也就勉为其难地倾囊相教。这段在北京的时间，我和陈老师见过不少面。我请他到北京西四环的金源时代购物中心5楼的一家叫苗乡楼的贵州饭店吃酸汤鱼。 那几天的游泳和聚会， 陈老师的情绪很好， 我们完全是以朋友的方式谈天说地。这次见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当时从美国带回一顶印有德州农工大学标志的棒球帽给陈老师。 没有想到陈老师一见这种帽子， 就马上很喜欢， 当即就带给我们看。 我们都说：帅呆了！引得陈老师哈哈大笑。 尽管如此， 在我离开北京的时候， 心里仍然是隐隐地担心陈老师， 默默地祝愿陈老师能早日摆脱悲痛的情绪，回复他一如既往的开朗，健康的心态。
      大约在两年后的2009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中国在孝感见到陈老师时，我非常高兴。 因为看得出来陈老师完全走出了当初的阴影， 变得比以前还要豁达。陈老师坚持要请我吃饭， 我们去的是孝感市内一家极有特色的农家饭店（好像叫乡情农家饭庄）。对于常年生活在美国的我来说， 这家饭店极有特色。 整个饭店就像孝感黄陂农村里的普通民居。一进大门， 完全是一派70年代中国的样子。 墙上帖着那个时代的宣传画。饭厅摆放着看起来老旧的八仙桌，四面放着板凳或竹椅。饭菜也是典型的农村过节时吃的东西，像鱼丸子，鱼糕， 瘦肉丸子和瘦肉糕，糯米肉丸子， 排骨藕汤， 等，都是我喜欢吃而在美国吃不到的家乡菜。 这次吃饭时我还见到了陈老师的孙子（陈老师大儿子陈东的小孩），他当时还在读初中。当我2013年夏天再次见到陈老师和他孙子时， 这个男孩已经是孝感高中毕业班的高才生， 而且以高分考上了重点大学。另一个有意思的事是：陈老师每次出门都喜欢带我送他的那顶棒球帽。 看他那么喜欢， 我这次就又送了几种不同款式的棒球帽给他， 陈老师很高兴。说来惭愧， 对于这样一位恩师， 我除了送过一台数码相机（因为知道他喜欢旅行照相）和几顶帽子外，并没有送过什么其它值钱的东西。在当下物慾横流的社会里，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他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尽管他退休前拥有中学老师里的最高职称：高中特级教师， 但陈老师退休以后的工资是不高的（孝感市的老师退休工资远比武汉市的同级老师低）。当我们1班有些同学想在经济上帮助一下陈老师时， 他当即表示谢绝。
      每当我们谈到陈老师时， 我们不由得同时想起当年孝高杰出的教师群体。可以说， 陈老师的言行举止反应的是他那一代人当时的理想和工作作风，陈老师代表的是许许多多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默默奉献的伟大的园丁。记得当时除了陈老师教我们语文外，万尔遐老师教数学，徐斌老师和帅建成老师那时到孝高不久，也辅助万尔遐老师教我们数学。陆美锋老师教化学，另一位年轻老师刘定武辅助陆美锋老师也教过我们化学。教物理的主要是胡维智老师，再加上辅助他的一位年轻老师胡仁安（人称“二胡”）。郭善全老师教英语，文德星老师教体育，吴传秉老师教生物，政治老师是王益山。高一时的学校校长叫苏道义，高三下学期时换成鲍维奎（苏道义退休）。具体负责教学的邱质模老师（我们上高一时邱老师是校教导主任， 高二时他提升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我因为从高二开始当校团委副书记， 和校团委书记黄森桥比较熟。这些老师个性纷呈， 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工作认真，关爱学生。他们将工作当成一项神圣的事业在从事， 他们在实现他们那一代人的人生理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大多都经历过或多或少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有的被打成右派， 有的被归类为白专典型。可是他们没有对社会仇恨， 相反是以更大的热情和奉献精神， 希望能将十年文革浩劫所造成的损失早点弥补回来。许多年过去了， 这些人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这里面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之一的应该是教数学的万尔遐老师。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对数学情有独钟，另一方面是万老师的形象太突出了。从星相学的角度看， 万老师的相貌应该算奇人异士类型。 他的身材不高且偏瘦， 可是能量极大， 似乎永远有使不完的劲。他身上带有那种诗人一般的浪漫情怀。在当时，他的相貌要比实际年龄老很多。有意思的是我在30年后再次见到万老师时， 感觉他越活越年轻。 我开玩笑似的说：“万老师，你是不是吃了长生不老丹？”万老师把数学教出了诗一样的美感。他也的确是一位相当有造诣的中国古典韵律诗人。万老师是1984年全国高考数学命题组成员之一。 在中国中学数学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徒弟徐斌当年是和我们差不多的年轻老师， 现在是孝高的副校长，同时也是全国高考数学命题组成员之一，是中国当代中学数学界享有威望的教学名师。
      教物理的胡维智老师给我的印象也极为深刻。胡老师和万老师相反，是一个生活极为讲究的人， 特别注重细节。这对于我们养成严谨的学习态度是很有好处的。胡老师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在1949年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到了台湾，不得已把胡老师和其它一些骨肉留在了大陆。这样的家庭背景给胡老师的人生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在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 他遭受了难以言状的迫害。 为此， 胡老师一直没有成家， 单身一人。但是这样一位受过很大打击的善良的人， 对学生却是极好。 他甚至常常亲自做饭给学生吃。 我们班有不少学生，包括汪长学， 黄献清和我都受过他的帮助。1993年我回国时， 胡老师已经调到华中理工大学附中当老师， 仍然是一个人。 多年以后， 我听说胡老师因心肌梗塞， 英年早逝于华中理工大学附中的宿舍里。因为当时身边没有亲人， 他死了多天都没有人知道。等到人们发现他时， 都说他面带痛苦的表情， 可以想象他发病时的痛苦。我听到这些时， 不由得泪流满面。后来听说胡老师的骨灰安放在武昌的九峰山集体公墓。我有一次曾打电话到九峰山公墓询问胡老师骨灰的安放地点， 工作人员说九峰山公墓极大，安放有上万个骨灰， 他们也不清楚在那里。希望有一天能找到胡老师长眠的地方， 祭奠他的在天之灵。
      教化学的陆美锋女士也有许多不凡之处。陆老师是典型的知性美女。她留着当时颇为流行的齐耳短发， 身材苗条，带一副近视眼镜。她讲课时非常干净利落， 从不拖泥带水， 对化学理解得很深入。讲课时喜欢时常用右手扶一下眼镜。她的笑容极为纯洁， 有如少女一般。这样一位老师在我看来，好像就应该是一直教书， 和当官搞行政绝对挂不上边。 可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陆美锋老师后来竟然当了孝感高中的党委副书记，成了孝高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样的事实和我对陆老师的印象简直是南辕北辙。 当然， 我并不是说做党委副书记有什么不好， 我只是觉得陆老师是一位优秀的， 甚至可以说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 她怎么会成为党的领导搞政治呢？看来， 人的潜力和发展是不能貌相的。我在上初中时曾经对化学很讨厌， 因为不喜欢死记硬背许多东西。 可是那时每个人都说这是学好化学的唯一方法。陆美锋老师彻底打破了这一常规。每次上陆老师的化学课几乎可以说是到了享受的地步。因为她不仅传递了化学知识， 最重要的是她讲述了各种化学反应背后的原因， 回答了为什么这个反应必须是这样， 而不是那样。感谢这位学术精深的老师， 让我在高中时彻底改变了对化学的片面看法。 由很讨厌变成比较感兴趣。 当然， 和班上化学学得特好的吴大桥， 向望清他们， 那还是有点差距。 不过，我已经很满意了。
      上高中时，我有点吃力的是英语。教英语的郭善全老师常常告诫我们：要想象英语的环境去学英语。不知道为啥， 我常常是用黄陂乡巴佬的思维方式来尝试理解英语，这当然是竹篮打水。我想， 除了黄陂， 武汉就去过一两次，更不用说外国， 我哪知道英语环境是咋回事？可想而知， 我的英语是没法学好的。 不过这也证明中国和欧美国家的情况看来是真的很不一样。 这一点萌芽了我想到欧美留学的思想， 不为别的， 就是想搞清楚英语的环境到底是咋样的？高中三年我一直没有搞懂的是我们班的言益民和杨武军他们咋就能把英语学得那么溜？ 我看他们也未必有个什么外国亲戚啥的。 郭善全老师有一张圆脸， 人很和善， 一点老师的架子也没有。他烟瘾极大， 以至于说话时带着浓浓的嗓音。郭老师的普通话和一般人有点不同， 后来才知道， 他是从南洋（印尼）回来的华侨。 那个时候，南洋在我心中是个神秘的地方。我知道为中国抗战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陈嘉庚就是一位南洋富商。另外， 当时很流行的一个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洪常青也是化妆成南洋富商去椰林寨侦察南霸天的情况。 所以在我心中， 但凡是南洋来的， 一定是富商。当时就猜想这位郭老师一定也是一位家缠万贯的富家子弟。至于他为什么甘愿当一名穷老师， 我一直不得其解。
      我高中三年觉得最愧对的老师就是教政治的王益山老师。王益山老师身材比较瘦，头发梳成大背头，喜欢穿中山装，极有干部气质。 他喜欢抽烟，我记得他拿课本时右手的中指和食指被烟熏成焦黄色。王益山老师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政治老师， 常常能总结出回答政治题的诀窍和技巧，对付高考绝对管用。 我们班上许多同学得益于他的指导， 竟然能将政治考出不可思议的高分， 犹如当下从新东方培训班出来就成了托福和GRE考试的高手。王益山老师对学生的态度极好， 永远都是一副微笑的样子， 我从没见过他板着脸对学生。他有两个儿子王涤浊（排行老三）和王求是（排行老二）和我们年纪差不多大，其中王涤浊在高一时也是我们1班的学生， 后来更喜欢文科， 就转到文科班去了。王涤浊后来考上了武汉大学法律系， 现在是武汉市的著名律师。我在多年以后遇到王涤浊时。他竟然大出我意料之外地透露说他的父亲对待他和他那位哥哥王求是是相当严格的， 完全不是对其它学生那种和蔼可亲的样子。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我自己的父亲。 他也是老师。在我整个的成长过程中， 我最常听到的就是父亲的学生夸奖他对学生是如何如何的耐心和爱护。完全不是我自己感觉的严格的父亲。 我有时甚至想， 我要不是他的儿子， 而是他的学生， 那该多好。 我猜王涤浊对他的父亲也许和我有同样的想法。非常可惜的是， 遇到王益山这样好的政治老师， 我的政治成绩丝毫不见好转。我似乎永远搞不懂在回答政治题时哪些话是应该说的，哪些话是不能说的。在我的心中， 有许多时候我并不赞同那些所谓“正确”的“标准答案”。看来， 灌输式的政治教育在我的身上是完完全全地失败了。 毫不奇怪，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准备的高考政治考试也只考了78分， 而我们班不少同学的政治科轻易地考了80多分。更为难堪的是我在大学唯一的一门补考科目竟然是政治课。永别了， 我的政治！但愿这辈子再也不用为考政治发愁了。
      教体育的文德星老师也彻底颠覆了我对体育老师的偏见。 我本人从小就很喜欢体育。可是在上小学和初中时， 我所记得的体育课就是老师发个破蓝球让男生去玩， 女生就自己玩跳绳。 从来就没有人讲解体育运动科学。可是在孝高上文老师的第一节体育课时， 我一下子就给镇住了。 文老师将体育运动当成一门科学来讲。文老师对学生很严格， 但也很爱护。我记得在学跳马时， 我老是踩不到点上， 有时起跳早了， 有时起跳晚了。文老师为了防止学生意外受伤， 就一直在落地的软垫旁保护， 丝毫不敢松懈。这样的体育课我太喜欢了。很可惜到了高三时，高考这把无情的指挥刀将体育课砍下去了。文老师的体育课是我高中时美好回忆的一部分。1999年我带着大儿子詹浩明去孝高访问时， 意外地在教学楼外遇到文老师。文老师非常慈祥和蔼， 我们于是在教学楼前的草坪上照了一张合影。 不久后， 文老师因病去世， 此次见面竟然成了永别！回想起来， 让人不禁唏嘘不已。
      在所有的老师中， 我最怕的是教生物的吴传秉老师。吴老师个子不算高， 也是留的齐耳短发。她生物教得很好。动物解剖图画得很细致。我至今还记得她教的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可是不知为什么， 我见了她就如同老鼠遇见猫。 大概是我实在不喜欢生物， 可能她上课时我脸上表现出来的一副毫无兴趣的样子让她很失望， 所以我总感觉她讨厌我。 记得有一次，吴老师叫我到黑板上画一个什么无脊椎动物的消化系统图， 我立马傻眼， 完全忘掉她教的东西。吴老师非常生气， 叫我站在前排面对着全体学生罚站。 这也是我在孝高唯一一次被老师罚站。不过以我这样长期养成的反叛性格， 这样的处罚只会让我更不喜欢上生物课。尽管如此， 我还是很感谢吴老师深厚的生物学基础。 我们班那年的生物普遍考得很好。就连我这样的人， 也考了46分（1984年高考生物满分是50分）。 记得其中有一道题还真是画一个什么消化系统图。和我正好相反， 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象李有国，陈楠生， 李良红，言益民等的生物学得很好。看到他们对生物那么有兴趣，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李有国和陈楠生还成了生物学的教授。
      高中时发生的许多事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有些事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无法忘怀。现在我摘取其中的几个片段， 蜻蜓点水般地描述一下。
      1981-1984年的中国， 经济尚未繁荣， 尤其是1981年和1982年，物质生活较为艰苦。孝高学生每天早上的早餐是千篇一律的稀饭，辣萝卜，和馒头。吃到后来我头皮都有点发麻。我记得当时看到我们班物理课代表黄献清每次好像都吃得很香的样子， 我就问他：“老黄，你这么喜欢？”他苦笑着回答说：“喜欢个鬼！没办法”。这就是黄献清， 我们叫他老黄，一个极有忍耐精神， 而且能从不好的境况之中找到好的一面的人。黄献清是孝感人，和教物理的胡维智老师是老乡。黄献清的笑声极有特色：他先是大笑，然后喉咙里会发出几声干咳一样的声音。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还以为他是在嘲讽地干笑， 其实不是。可怜的黄献清每年冬天手上生冻疮，肿得像一个大肉包。黄献清物理数学极好， 做事专心致志，后来考上浙江大学。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定居， 我们在美国见过几次面。 几年前言益民，汪长学， 和我三家还到黄献清那里搞过一次难忘的小型聚会。他还是那样的笑声。
      可能正是因为长期吃稀饭萝卜馒头， 肚子里油水太少， 我们就特别盼望过节。 因为像元旦那天， 学校会加餐， 早上每人两个大肉包子。 我想每一个84届的同学都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吃的大肉包子。 我毫不夸张地说， 哪怕以后吃过多少山珍海味，没有一样比得上那时孝高过节时吃的大肉包子好吃。 那种肉香， 那种肥油在口腔滑过的感觉，是永远不会再现了。说起肉包子， 我又想起一件事。在高三时， 我们宿舍集体想起一个改善营养的办法，因为食堂里的稀饭萝卜馒头实在是咽不下去了。每天早上孝高学生有集体跑步的要求，通常都是出校门后往后湖方向跑， 上后湖湖堤后向左拐，往烈士林园方向跑， 跑到烈士林园后折回。上后湖湖堤如果不向左拐而是向右拐，很快就上了槐荫大道，街边早上有卖小肉包子的。 我们计算了一下，每天早上在大部队跑上后湖湖堤向左的时候，如果派一个代表脱离大部队向右拐， 去街上买包子， 然后回来， 就正好赶上往回跑的学生。这样也不耽误时间，回到宿舍又可以改善营养， 一举两得。大家分摊买包子的费用。这样违反学校纪律的事我们做了很久也没有被老师发现。看来主要还是赢得了民意。 因为如果有人想告发是太容易的事。我记得和我同寝室的欧阳南宁是买包子最热心的人。欧阳南宁当时住在我的上铺。他是云梦人，个头不高， 白白净净， 说话时眼睛眨的较快，典型的书生气质。他极爱读书看报。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能把100多位中央委员的名字全给背诵出来。他对时事政治了如指掌。 不用说，他每次的政治考试都是高分， 高考时政治考了89分（我费了老大劲， 高考时政治才考了78分）。 1984年欧阳南宁以全系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气动力学系。后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我们又见面了。
      我在上高中时酷爱两件事：看小人书和看电影。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是酷爱这两件事。小人书和电影好像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两扇窗户， 让我忘掉学习，作业，得到心灵的完全自由。我记得出学校上后湖大堤向右（就是买包子的线路）上了槐荫大街后左拐，再往前走几步，快到书院街的街边有一个摆小人书摊的老头， 他那的小人书种类多， 看一个下午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我常常在星期六下午休息的时候去哪看一个下午的小人书。每次看完， 心满意足地回到学校吃晚饭。至今还记得当时看的《李自成》，《铁道游击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三部曲，还有许多电影版的小人书。在当时看小人书和小说是被认为不务正业的，就相当于现在的小孩玩电脑游戏。所以我必须是单独行动。有一天下午， 我正看得入神的时候， 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抬头一看， 是陈老师。我想完了， 这下被陈老师抓个人赃俱获，等着挨批评吧。 没想到， 陈老师只是微笑， 并没有责怪的意思。他只是说：“没想到你还喜欢看这个”。原来， 陈老师是上街买东西无意中看到我的。陈老师说， 你看吧， 别忘了按时回学校， 就走开了。我心里的紧张情绪缓解下来了， 目送陈老师走下后湖大堤， 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激。我感激他能理解一个16岁中学生对世界的好奇心。我们班上的吴大桥也喜欢看小人书。有一次吴大桥无意中发现我在那聚精会神地看小人书， 他也加入了看小人书的行业。吴大桥和我同宿舍，他是从黄陂李集（黄陂二中）来的。他最大的特点是眼睛极大， 犹如铜铃。 他的大眼睛在84届应该没人能超过。吴大桥反应极快， 说话做事爽快。 不过他笑起来的样子也不错， 脸上还有两个酒窝。 我总觉得他有点象香港演员莫少聪。不知道他自己是否同意。吴大桥的字写得相当漂亮， 功课很好， 尤其是化学， 应该算是我们班的王牌。他乐于为大家服务， 好像当了很长时间的生活委员。大桥当时是作为推荐生上清华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准备的。 但是，最后在招生过程中不知是出了什么差错， 竟然去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如今是武汉大学）。虽然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也是相当不错的大学， 但不是吴大桥当初的志愿。 他收到通知书后， 气得将通知书撕了。最后他老大不愿意地去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毕业以后一直在搞火力发电厂。 经过多年的打拼， 现在是这个行当的重量级人物， 事业如日中天。
      说起在孝高时看电影， 我有很多故事。 当时在离学校不远的后湖边上， 有一个露天电影院。那里是我的乐土。尤其是到了夏天，在教室上晚自习时，从敞开的窗户我常常能听到夜空中传来的电影里的音乐声和对白，有时我会闭上眼静静地欣赏一会， 放松学习时的疲劳。每个礼拜六晚上或礼拜天休息的时候， 我都要在露天电影院那里流连很久。 有时没钱看电影， 我就看电影海报。 我当时几乎能将电影海报上的内容都背诵下来。 在露天电影院看电影是一个极为享受的过程，我尤其喜欢看放映正式影片前的中国新闻制片厂拍的纪录片。李连杰在1982年拍完《少林寺》后就成了红遍大江南北的武术明星，有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叫《一代武星李连杰》我就是在露天电影院看的。当时看电影我有个铁搭档， 他就是我们班的汪长学。每当到了礼拜六的晚上，汪长学，李志杰，段红，刘灯明， 我， 还有几个人就流连在孝感市内的几个电影院， 像书院街上的电影院， 还有地区礼堂的电影院。书院街的电影院是个老礼堂， 比地区礼堂差， 但票价便宜。有时没有电影看， 我们就慢慢流连于孝感市的大街小巷。我记得书院街口靠近槐荫大道有一家卖热干面的铺子做的面好， 我们如果口袋里有俩钱， 就会在那吃碗面。汪长学是应城人，他上高中时身体还没有开始发育， 比较瘦小， 当时可能是班上最矮小的，另外有一个和他差不多小的是戴建国。没有想到后来上大学后汪长学竟然长到快1米80的个子，超过了所有以前比他高的同学。戴建国高中毕业后就没有见过， 不过听说更厉害， 长到快1米90。可怜我们那一代人，营养太缺了， 普遍发育晚。汪长学是长脸型， 头发自然卷曲，鼻梁长而直，乍一看， 有点像伊朗人。汪长学性格纯真， 笑容灿烂， 再加上他个子小， 我们那时都把他当小孩看。汪长学是我们班公认的天才，智商奇高。大家一般都看不到他在学习，但是功课门门都棒。 他要是在看书， 十之八九是看小说。汪长学在高中时看的小说估计和我看的小人书有得一比。有一次我有一道物理题怎么也搞不出来，实在没办法， 就去问物理课代表黄献清。 老黄苦思冥想半天也做不出来， 他就说， 只得去问汪长学了。 我于是就把题目给汪长学讲了一遍。汪长学好像心不在焉地听着， 听完后，很快就说， 这个好办， 然后就在纸上讲了一下怎么做。我和黄献清听后， 马上顿悟。从此， 我俩对汪长学佩服得五体投地。汪长学超常的智力其实很多人都看出来了。 学校本来是要他考中国科大少年班的，他也为此准备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 大概是年龄稍大了点， 就作罢了。1984年长学顺利地考进了复旦大学力学系。后来又于198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华中理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力学系的研究生。 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 再后来去了美国， 如今是两个孩子的爹，生活在冰天雪地的靠近加拿大的美国北部。我们在美国时不时通个电话。和汪长学通电话有个特点， 只要他在电话里笑， 就表示一切都好。前几年他因为遇到不好的老板有点不顺，电话里没有了笑声， 让我和黄献清担心了一阵。现在一切又好了， 我们又再次常常听到他那熟悉的笑声。
      常在一起看电影的李志杰也是和我同宿舍的， 他住在我对面的下铺。李志杰来自孝感肖港，和汪长学一样，头发稍有点卷曲。他爱好运动，身材健硕，跳马跳得很好，经常在冬天用冷水洗澡， 体质很好。他说话带有一点孝感特有的卷舌音。李志杰为人极为豪爽， 心地很善良， 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记得有一次我实在是没有裤子穿了，李志杰二话不说， 当即将他的一条很好的裤子借给我穿。 看来人们常说的“穿同一条裤子的哥们”并不是瞎编的。李志杰后来去了湖北省冶金建筑专科学校， 这在当时不是一个热门的专业， 李志杰曾经为此而苦恼过。 不过天道酬勤，在改革开放后的房地产大开发中，李志杰正好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大展了一下拳脚， 取得了辉煌的事业。 我猜他一贯爽快的个性也是成就他事业的因素之一。另外一个常在一起看电影的刘灯明是从孝感花园来的。刘灯明喜欢穿仿军装的绿色上衣和绿色的解放鞋，脸上常带着微笑， 有时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态， 好像在思考问题。刘灯明在1984年考上江汉石油学院后， 我们就再没有见过面了。他大学毕业后不久到了深圳， 2000年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 和我们班的陈楠生， 以及三班的杨敏做了“同城”人。 在和刘灯明失去联系30年后的2014年1月， 我又意外地收到他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问候， 倍感亲切。刘灯明现在是3个可爱孩子的父亲。他脸上那种温暖的微笑一如从前。当时在孝高一起玩得比较多的还有段红。他也和我同宿舍，同时是黄陂老乡。他是黄陂六指人， 那离我们蔡榨只有10几里路。自然我对他有一种同乡的亲切感。段红字写得很好看， 人有点小调皮， 但脑子极为聪明，对朋友很讲义气。他1984年考上武汉钢铁学院（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的耐火材料系。直到现在还在从事这个行业， 如今在广东的中山市开了家耐火材料厂，企业做得红红火火。段红是被周雨灯列为最值得交往的几个同学之一。周雨灯是我们班上较有特色的学生之一。 他来自大悟河口镇的贫苦农村家庭， 家里兄弟姊妹很多。 他的年龄要比同班其它学生长2岁， 显得也相对成熟一点。周雨灯是一个相当正直的人， 乐于助人， 说话也直率，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真正朋友。有的同学因为学习或个人感情问题而心情烦闷时都喜欢找他谈心。而他也总像一个长兄一般， 为同学排忧解难。1984年高考时周雨灯考上了湖北林业学校，他对此很不满意。 也因为这， 他在毕业后的几十年里不愿意和同学来往。 2012年我意外地从在湖北大悟工作的二哥詹群力那里知道周雨灯一直在大悟的林场工作， 现在是林场的厂长兼党委书记。我很高兴在2012年的夏天在大悟见到周雨灯。 我问他：当时我在上大学时给他寄过明信片和信， 他收到没有？ 他告诉我， 他收到了， 而且还一直保存着同学们寄来的信和明信片。 但是他因为当时高考没有考好，和所有人都没有联系。30年过去了， 他现在当然不会再为这些事挂心。我和他分别30年后依然一见如故， 没有丝毫的隔阂，实在是难能可贵。
      再回来继续说看电影的事，我记得有一年的元旦， 学校为了招待学生过节， 除了有大肉包子以外， 还在实验楼一楼的阶梯教室里放了两场至今难忘的电影。其实那不是用真正的电影放映机放的， 是用投影仪放的录像。第一场电影叫《冰峰抢险队》， 第二场叫《珊瑚岛上的死光》。冰峰抢险队是一部美国片，极端惊险。讲的是两对青年人去爬雪山遇到雪崩，其中一人死了， 其它三位被困在悬崖峭壁之上。后来出动直升机救援， 多亏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护林员的帮助， 最后救出被困的人， 但是老护林员为了别人能得救，毅然用刀割断连接他和别人身上的保险绳，放弃了自己得救的希望而壮烈牺牲。这部影片对我的震动极大。首先是他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正是我心目中一直所追求的。还有， 影片极具写实主义， 毫不做作。救人的直升机因为大风的原因，吊缆被挂住， 最后直升机撞山坠毁。这部影片让我对一向陌生的美帝国主义产生了好感。 看来文化侵略还真是有效果。多年以后， 我自已也迷上雪山探险， 2011年去过喜马拉雅山的东麓， 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登山野营7天。在那7天所经历的挑战， 所看到的无与伦比的美景让我终身难忘。2012年又和几位驴友去登四川境内的四姑娘山的二峰， 我有幸成为11个人的驴友团里最后登顶的二位之一（另一位是重庆万县的一位负责采购警用装备的警察）。在我的计划之中， 我还有许多地方想去， 许多山峰想登。《珊瑚岛上的死光》同样让我难忘。这是一部中国拍的科幻电影，宣扬的是爱国主义。讲的是一个在外国的华裔科学家发明了高效能原子电池想报效祖国， 受到帝国主义的迫害。在回国的路上， 飞机遭受“晴空闪电”在太平洋上空坠海。后被一座荒岛上的一位华人激光物理学家和他的哑巴仆人救起。后来这两位物理学家联手挫败了帝国主义资本家的野心。这部电影其实拍摄的水平和技巧都不是很高，但这些都无所谓。 我还是被电影中所描写的科学家的生活所吸引。我向往成为一名科学家。后来在高考中填报物理系为我的专业也和看这部电影有一定的关系。除了电影， 另外一个对我后来选择大学和专业起了直接影响的是当时位于教学楼四楼的学校图书阅览室， 那里是我的精神家园。其实当时的图书少得可怜， 但这似乎没有影响我对那里的热爱。 我记得当时有两个杂志是我最喜欢看的， 一个是《中学生数理化》，一个是《大众电影》。我从《中学生数理化》上看到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介绍后， 就向往那个地方， 一心梦想去那读大学。后来算是梦想成真。
      在高中阶段，我的英语虽然不太好， 但学英语的积极性还是挺高的。我记得邱质模老师当教导主任时搞英语教学改革（邱老师在当教导主任前是教英语的），各班用英语排练节目表演。 我们班报的节目是《盲人摸象》，参加的有我， 吴业宏， 杨武军，言益民等几个人。言益民和杨武军的英语是班上最好的， 肯定少不了。这其中言益民和杨武军的英语特长还不一样。言益明讲一口漂亮的英式口语， 而杨武军的英语语法超棒。我之所以记得吴业宏是因为当时我扮大象， 吴业宏扮盲人。 当时还真把他的眼睛蒙上装瞎子。我只记得吴业宏在我身上乱摸一气时， 我就想笑。这个节目后来表演的效果如何， 也不记得了。吴业宏是汉川人， 说话带着较浓的汉川腔，当时个子和汪长学， 戴建国一样， 还没有完全发育。可是他多才多艺，能写会画， 是班上的文体委员， 主要负责出教室后面的黑板报。我记得当年的吴业宏最大的特点是圆脸， 脸上两个腮帮子鼓鼓的，稚气没有完全脱掉， 怎么看都有点像后来流行的一部漫画电视剧《聪明的一休》里面的小和尚“一休哥”。吴业宏后来考上武汉钢铁学院， 毕业后分配到武钢工作，后来考上北京钢铁学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 我1990年在北大物理系读研究生时，在北京见到他时， 他就完全脱掉高中时的稚气， 变成一个很有男人味的大老爷们。多年以后，吴业宏移民到了加拿大，现在听说在那办报纸和广告。 看来他当年在孝高出黑板报的锻炼派上用场了。班上英语极好的言益民算是一个在84届同学中很突出的一位。言益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不讲方言而是操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学生。我们班大部分同学来自当时孝感地区的8个县（黄陂，孝感， 大悟， 应山， 应城， 安陆，汉川，云梦）的农村，而言益民是从安陆棉纺厂子弟学校考来的。那里大部分人都来自外地， 流行讲普通话。言益民人长得帅气， 一头微微卷曲的黑发，皮肤很白， 国字脸，气质儒雅， 很有几分像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的演员达式常。言益民因为普通话讲得标准， 当时被选为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之一。在孝高那就是赵忠祥的地位。 我猜他当时在孝高应该算是很能吸引女同学眼光的男生之一。我还记得有一次和言益民一起打扫实验楼阶梯教室时， 他问我将来想干啥？我因为刚看完《珊瑚岛上的死光》那部电影， 就回答说， 将来想当一名物理学家。言益民就建议说：你可以考虑研究“金属疲劳问题！”。 我当时很吃惊他连金属疲劳问题都知道， 很佩服他。言益民后来考上复旦大学遗传学系， 大约在1988年或1989年就到美国留学了。前几年，我们在佛罗里达州黄献清搞的小聚会那里见过他和他的家人。班上当时另外一个英语成绩和其它成绩都好的杨武军是汉川马口人， 他稍瘦长的脸，做事低调。我一直搞不清楚的是为什么班上其它汉川同学像吴业宏， 肖四汉，龚四林， 吴桥兵，金耀，杨泽明的汉川口音远比杨武军的汉川口音浓重。杨武军当时是学习委员。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走路的样子， 不急不慢，脸总是注视前方， 目不旁视，极有大家风度。他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来古典戏曲中才子佳人的故事，而杨武军就是典型的才子。他的佳人是谁我就不得而知。果不其然，杨武军后来考上北京大学无线电系。 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后来突然对社会学产生兴趣， 就转系到北大社会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 再后来当了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的一位高官。 可是杨武军一贯的低调做事的风格一直没有改变。每次在北京见到他时， 他还是那种不急不慢的走路方式， 那种谦卑祥和的神态。
      说起学英语，不得不提一下当时流行的电视教学片《follow me》。这是一部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练习英语听力的电视短片。我记得学校每星期组织我们到教学楼四楼观看。我不知道其他学生喜不喜欢这部电视教学片， 反正我是不太喜欢。只记得里面有几个身体不太灵活的青年讲着慢慢的伦敦腔，做作地表演， 一点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更谈不上提高英语口语和听力。 唯一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见面打招呼时要说“How do you do！”。后来刚到美国留学时也是见人就说：“How do you do！”， 结果老美很迷茫地看着我， 好像我是从远古来的恐龙。 后来有位好心的老留学生告诉我说， 在美国一般是说：”How are you”来打招呼，只有一些年纪很大的绅士们才会说“How do you do”。从此以后， 就连这一句唯一记得的从《follow me》里学来的口语也被我抛弃了。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 中国式的英语教学实在是有太多弊端需要改革。
      说起在教学楼四楼看电视的事，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看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1981-1984年中国体育界最大的新闻应该算是中国女排在袁伟民教练的指导下夺得三连冠。也由此掀起了全国上下的排球热。中国女排的那种拼搏精神很及时地反应在当时看的《排球女将》里。而剧中的女主角小鹿纯子（演员叫荒木由美子）也自然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明星而受到热烈地追捧。我不知道别的学生是否和我一样， 反正我是小鹿纯子的铁杆粉丝。我甚至由此变得欣赏喜欢那种勇敢，大胆，健康，不施粉黛，带有一点男孩子气质的女生， 也希望自已的女朋友（或以后的太太）是那样的人，而对那种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般的美女没有什么感觉。
      说起排球，我记得当时我们常开展各班之间的排球比赛。我们班的排球队有邱红光， 陈健，言益民，李志杰，高雁等。邱红光好像是二传手， 李志杰和陈健喜欢扣球。排球比赛的结果早不记得了。 但我对足球比赛的场景还记忆尤深。 我们班的足球比赛主要由陈健，高雁，和孙守清这个铁三角组成。 陈健当之无愧是其中的领袖和灵魂， 其地位不亚于阿根廷队的马拉多拉和英国队的贝克汉姆。陈健是我们班乃至全校有名的体育明星。他那两条粗壮的大腿几乎有水桶粗， 不踢足球绝对可惜。陈健身材健壮， 相貌堂堂。他的脸型很像70年代红遍港台的爱情片小生邓光荣。邓在港台影视界有“大哥”的称号，据说是因为他为人豪侠仗义。无独有偶的是陈健在我们班也有大哥一般的地位。他很豪气， 胆子也大， 愿意帮助人。前面提到他将他父亲从外地带回来的方便面和同寝室的同学分享， 让我和其它同学第一次见识了这个新鲜事物。另外再谈一件在当时算是很出格的事。我记得有一天陈健从家里带回宿舍一个收录两放机（当时叫“三洋”），里面放出很柔和的女生独唱歌曲， 很好听。我们问他这是谁， 他说唱歌的叫“邓丽君”， 是一名台湾歌手。 我们听后吓了一跳，因为常在报纸上和广播里看到批判邓丽君， 说她是港台靡靡之音的魁首，她的歌曲是消磨人的斗志的精神鸦片， 等等。 感觉偷听邓丽君的歌和收听敌台差不多。不过我听完邓丽君的歌后， 觉得很美，没有觉得是在消磨人的斗志等。其实在这时， 我已开始怀疑一些教条式的教育而渐渐独立思考一些问题。陈健1984年考上武汉体育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大学教书。 他后来辞职下海做过不少生意。1999年我回孝高时很高兴见到他。他一定要请我在他开的餐馆吃晚饭 （当时参加的还有另外一个同班同学李有光和三班的汪军红）。我记得那顿饭相当丰盛，我被他的热情和豪气深深感动。最近几年回国都没有再见到陈健。听说他到广东去了。足球铁三角的另一位高雁长得没有陈健那样健硕， 但是相当灵活， 很有运动天赋。 每次看到他我就想起香港著名功夫明星， 成龙的师弟，元彪 （大概是看的电影太多了， 所以就老是想起电影里的人物来）。高雁脸型有点象元彪， 动作灵活也像元彪。 更有趣的是元彪在电影中演了不少警察之类的角色，而高雁在现实生活中， 还真成了警察。他目前是孝感交通警察大队三支队的头。
      足球铁三角的最后那一位孙守清同时也是我高三时“同桌的你”。高中时代的同班， 同寝室，同桌应该是难忘的。可是不知为啥， 其它的同桌我都不记得了，只是记得同桌的孙守清。 他家是孝感城关人。高三下学期时我和孙守清坐在教室右边第三排。他坐靠墙的位置，我坐靠走道的位置。孙守清为人朴实无华， 动手能力极强， 是做工程师的好料子。 他后来和吴业宏， 段红一起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在孝感工作， 是孝感市少数几个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杰出工程师之一。在高中毕业多年以后听到高晓松作词作曲老狼演唱的那首《同桌的你》我就纳闷：为啥别人的同桌是长发飘飘的美女， 我的同桌却是个大老爷们。看来写歌的人以前绝对不是理科班的， 至少不是重点高中理科班出来的。 因为在我们班，硕果仅存的几个女生还被老师安排坐在一起， 到哪里去找那长发飘飘的“同桌的你？” 看来陈老师是存心不让男生以后有追问“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的机会。孙守清比较爱干净，是我的卫生监督员。每天他一坐下就先闻闻我衣服上的味道。一旦发现有点异味， 他就告诉我：“詹红兵，你该洗澡了， 衣服都馊了！” 以至于后来我洗不洗澡都是孙守清说了算。我还有一件糗事被孙守清和向望清一直笑到如今。 当时陈老师要求我们大家每天写日记，而且写的日记还要大家交换检查。我不愿意写日记， 常常敷衍塞责。有一天孙守清和向望清看到我的日记本上写着“星期八，晴天”，大笑不止，说：还是你厉害，把日历都改了。最近几年回国时不时会在孝感见到孙守清和向望清， 一起去K歌时才发现他们俩的歌也唱得很好。
      说起足球和体育， 我就不由得想起当时学校每年举办一次的体育运动会。当时我的短跑成绩还可以， 就参加了100米的比赛。 高一的那场比赛印象很深。因为完全没有经过系统训练， 所以全凭天生的爆发力跑。记得当时第一次穿带钉的跑鞋比赛（跑鞋还是向文科班借的），感觉轻快极了。我的成绩是12秒3， 排第二名， 三班的汪军红（校田径队的）跑出11秒5， 排第一名， 我记得我右边一道是4班的李建华， 他跑了第三名。 其实当时我很想系统训练一下， 也许短跑成绩还可以提高一点。 但在当时高考压倒一切的大环境下， 只得作罢。 很不幸的是在高二的一次短跑测试时， 因为没有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 我将大腿肌肉严重拉伤。 当时因为缺乏医学保健知识，没有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耽误了治疗和恢复，肌肉拉伤只到10多年后才渐渐恢复过来。 但是对体育的爱好没有因为这件事改变。肌肉拉伤后我不能再搞爆发力之类的运动， 我就改成耐力型的运动。在中科大上大学时， 我曾和几个同学一天之内骑自行车从安徽合肥到江苏南京。在南京旅游2天后， 又在第四天一天之内骑自行车从南京返回合肥。 到美国后， 我体育运动搞得更加起劲， 学会了滑雪， 游泳，潜水， 和长途远足。 在美国我常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天之内远足50公里， 有点像部队拉练。其实很小的时候看戏时，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所崇尚的读书人都是那种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为什么有知识的同时好像就不能有很好的体能。 在我看来， 这两者一个是精神， 一个是肉体，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除了上面提到的足球铁三角外， 我们班当时另一位耀眼的体育明星就是秦实权。秦实权来自于汉川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他性格憨厚，话语不多， 但为人诚恳，极能吃苦耐劳。秦实权有着惊人的耐力， 是84届孝高最好的1万米和5000米长跑运动员。 在这几个项目， 他的实力在湖北省高中生中也是前几名。不过， 有一次在他身上发生了比我大腿肌肉拉伤还要严重得多的事故， 几乎终结了他的运动生涯。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当时秦实权在另一个地区参加全省中学生运动会5000米比赛。 在比赛中因为运动员们身体靠得太近， 有一个运动员的跑鞋底部的铁钉在摆动过程中不留神在秦实权的腿上划了深深的一道口子。 当时因为正在激烈地比赛。 大家都没有留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其实他当时应该马上脱离比赛进行包扎），等到后来， 他竟然晕倒在运动场上。这次事故给他的身体造成了损伤，同时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有段时间他甚至打算放弃考大学了。后来在陈老师的亲切关心和直接帮助下，秦实权顺利地考上了一所军事院校。毕业后在葫芦岛海军装备基地工作，一直晋升到上校军衔（正团级）。前不久刚从部队退役， 现在北京做生意。 我2012年在北京意外见到他时， 谈起当年在孝高的事， 他百感交集， 同时也表达了对陈老师无限的感激之情。 他说陈老师在他人生最关键的时候给了他最需要的帮助， 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讲完言语不多的秦实权， 我就想起另一个相反的例子， 那就是陈亚雄。当时课间休息的10分钟是难能可贵的放风时间。 这时候我们一班的男生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下到楼下的池塘边（这个池塘后来填了做房子），听陈亚雄讲时事政治。 陈亚雄个子较高，上嘴唇稍有点突，说话极幽默， 而且博古通今， 口才极好。他性格豁达，为人重义气，跟大家都合得来。 他原本应该是82届的， 后来因为生病休学了一段时间， 就和我们同班了。陈亚雄最大的特点就是， 别人讲起来单调乏味的事， 到他那里就能变成引人发笑的话题。他尤其喜欢评论时事。前面讲到的欧阳南宁是喜欢看时事， 但并不擅长分享他所知道的。陈亚雄是很会和大家分享他知道的事， 而且很会调动谈话气氛。我有限的一点时事政治知识大都是从陈亚雄和欧阳南宁那里获取的。陈亚雄后来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在叫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进入银行界，做到相当高的位置。 我们全家1999年回国时在上海受到他的热情接待，被他安排住在湖南省驻上海办事处的《三湘大厦》。每当想起《三湘大厦》里品种繁多的极有湖南风味的早餐， 我就要流口水。后来他还亲自开车送我去杭州。陈亚雄后来不久就移民加拿大。10多年前还在美国德克萨斯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们常在一起谈天说地， 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再后来他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了。
      除了陈亚雄是当时我印像中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外， 我们班另外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应该是陈楠生。陈楠生长相清秀，温文儒雅，很有学者气质。我记得陈楠生刚上孝高时个子很小， 不引人注意，刚开始时陈楠生可能有点不适应高中的学习生活， 学习成绩不理想。 但是到了高中二年级后， 他的成绩上升极快， 很快成了班上前几名。陈楠生应该是我们班在高中三年变化最大的学生， 他不仅成绩上升速度最快， 而且后来个子长得也最快。 很快成了班上几个高个子之一，和原来就很高的陈运海，严裕祥差不多（陈运海是瘦高型而严裕祥是壮高型）。陈楠生84年和汪长学， 言益民一样，考上复旦大学。 后来到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所读研究生。我1990年在北大物理系读研究生时， 他正好在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在叫中国科学院大学）上基础课。当时我们常在一起聚会。1989年的元旦我们几个在北京的孝高84届同学在北京大学我那里聚会时，一起去到已经结冰的北大未名湖上以狂欢的形式庆祝新年钟声的敲响。当时由于人多， 再加上大家又唱又跳， 竟然将湖面冰层踩破， 许多人都掉入湖中。 我和陈楠生也掉下去了。当时气温可能有零下好几度，我们都穿着棉大衣， 掉入湖中时棉大衣一进水， 根本脱不下来。 我想这下完了。慌乱之中，脚往下一探， 发现能够着湖底， 这才放心了。 原来未名湖是人工开挖的， 湖水很浅。我们好不容易爬上来后， 就赶紧往我所住的北大46号楼跑。 等到了宿舍时才发现头发上的水已经结成硬邦邦的冰了。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迎来了1990年。陈楠生后来到美国著名的冷泉研究所研究生物，2006年应聘到加拿大著名的Simon Fraser 大学任该校的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教授，在他所在的领域做出了显赫的贡献。2012年我和陈楠生在北京分别20多年后再次见面。 他当时在清华大学讲学和做合作研究。他还是一如从前的真诚和随和， 只是科学家的气质已经很浓厚了。
      和陈楠生一样生物学得特别好的另一个同学是李友国。他也是从位于黄陂李集的黄陂二中考来的。李友国个子比较瘦，尤其是脸较瘦。他很喜欢笑， 平时说话都是带着笑容。 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李友国严肃起来的样子。他的特点是说话时常常伴随着生动的身体语言和手势。我估计他如果当教授， 他的课一定受学生的欢迎。 果然他后来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李友国为人非常厚道和热情， 有着我很熟悉的黄陂农村青年的憨厚。我记得高中时代和李有国有关的一件重大事件是有一年的夏天湖北农村里流行一种传染病叫“钩端螺旋体病”。这是一种人畜共通传染病，可在各种野生动物上找到。当时在湖北闹得人心惶惶。我记得那时李友国正好有些发烧， 马上被怀疑为染上这种病，被送到孝感市医院诊治。 后来好像只是一般性的发烧， 不是什么钩端螺旋体病。 这时大家才为他松了一口气。李友国1984年考上武汉大学生物系。我在1987年夏天放暑假时还去过武汉大学找过他一次，就住在他那位于珞珈山上的宿舍里。大学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只是知道他后来成了华中农业大学著名的生物学教授， 并常常出国到加拿大访问。他和陈楠生是同行， 所以也成了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如果说陈楠生是我在高中毕业前见过的变化最大的同学， 那么易如青（我称他为“老易”）就是我在高中毕业后见过的变化最大的同班同学。易如青是云梦人， 和前面提到的欧阳南宁是老乡。老易在高中时多病，肺部感染过， 常常咳嗽，给人的感觉是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其实都是被病给折磨的。我后来了解他以后才发现， 他压根就不是内向的人。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看书的速度极快。不管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 还是厚厚的专业书和课本， 到他手里， 一般不超过2,3天就搞定， 而且还能深刻理解其中的内容。我猜他这种超常的看书速度可能和他长期生病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只有别人学习的几分之一的时间来学习（其它时间都在生病），所以练就了相当高效的学习方式。老易当时在教室坐的位置离我不远， 所以我有幸亲眼目睹了他近似于光速的看书方式。1984年老易考上同济大学物理系， 和我算是同行。1987年我还在中国科大读书时， 他从上海到合肥来看我，我苦于囊中羞涩，只有在学生食堂招待这位远方来的同学。说起来， 老易是我在合肥招待过的唯一一位高中同班同学。那次我和老易在一起生活了几天， 也大大惊讶于他的变化。 因为他再也不是高中时那个沉默寡言的学生， 变得能言善辩，说话滔滔不绝，充满理想。老易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北荆门，后来考上了北京轻工业学院（现在叫北京工商大学）的研究生。1993年我从美国回国探亲时在北京见到他， 还一起到他们学院附近的玉渊潭去游泳。研究生毕业后， 他曾经也想过到美国留学， 但后来可能是在中国的事业发展得太好，就留在国内发展。在我看来， 老易人生的真正高峰是在他研究生毕业以后。他是一个天资极高的人（否则也不可能看书看得如此之快！），而且相当地有商业嗅觉， 再加上他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的待人方式， 老易很快在中国近20 年高速发展的改革大潮中找到发挥自己特长的地方：做实业！ 这些年， 老易做过不少大公司（很多是外资企业）在华公司的高级主管，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不仅在国内见过他很多次， 还在美国见过他N次（因为他常去美国出差）。我1996年定居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大学城时（College Station）,他1997年到德州的达拉斯出差，专程到访大学城。他是我在美国接待过的第一位从国内来的高中同班同学。 当时欧阳南宁正好也在位于大学城的德州农工大学航空工程系读博士（我那时是这个大学的地质地球物理系的助理教授），我们三人于是在大学城度过了难忘的几天。那时我才惊讶地发现，老易已经脱胎换骨般地脱掉了高中时“东亚病夫”的形像，成为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这可能和他在高中毕业后养成的长期锻炼的习惯有关。 大约在2001年回北京时， 程云松， 杨武军和我还到过易如清位于北京郊区的家里， 搞了一次彻夜长谈。 第二天还兴致勃勃地到他家附近的一个网球俱乐部打球。老易后来不仅打网球， 也打高尔夫。大约3年前的圣诞节前的两个星期， 我在美国旧金山开会时又意外遇到正好到南美洲出差路过旧金山的老易， 我们又一起在旧金山做了一次大半天的远足， 游览了渔人码头，金门大桥等地方。我还记得我们一起登上金门大桥旁边的山顶时， 老易还大发了一番感慨。大概是说中国的环境什么时候可以搞得像美国这样美该多好。是啊， 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期盼的呢？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远离雾霾， 远离有毒食物，假药， 和一切假的东西呢？我真高兴有老易这样的同窗好友！
      在高中三年中， 班级曾经有过一次较大的调整。我们刚上孝高时是4个理科班加1个文科班。 后来到了高二时， 大概是有不少理科班的同学转到文科班后， 理科班就由原来的4个变成后来的3个。原有的理科2班打散均分在其它3个理科班。我记得分到我们班的有戴伯勇， 吴建材，严裕祥， 李忠享， 胡德芳， 黄建中，李基础，李良红，余换新等同学。严裕祥到我们一班后就任班长。严裕祥个高体壮，往那一站， 就自有一份威严， 当班长很合适。胡德芳其实也是一块当领导的好材料，他五官轮廓清晰，绝对的帅哥。后来果不其然，成为武昌造船厂的副厂长。级别应该和杨武军有得一拼。 在转到我们班的这些原二班同学中，我和戴伯勇和吴建材后来混得烂熟， 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两位身上都具备我最欣赏的一些个人魅力：行侠仗义，心胸开阔， 对生活充满热情。 说白点， 是那种很会工作又很会享受生活的人， 和我很投缘。戴伯勇国字脸，喜欢留短发，他牙齿不太好，生活不拘小节，为人极为仗义。你刚和他见面可能并不会马上留下深刻印象， 因为他遇到生人时好像有点紧张。 但是一旦和他混熟，他有一种很特殊的幽默感。常常能在一般人不注意的地方找到令人发笑的材料。他表面上看是一副嘻嘻哈哈毫不认真的样子， 其实办事很踏实。他正式的工作是在武汉市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当教授。但戴伯勇能量太大，智商很高，业余时间自己做生意，在商场上相当成功， 但又毫无商人的俗气。我记得1990年办理出国留学的手续时，因为当时受89民运的影响，办得相当艰难， 有一阵子甚至想放弃算了。当时和戴伯勇谈到我的苦恼时，他马上显现出他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英雄本色。他说他哥哥在省教委当官，也许可以帮上忙。 然后就带着我去找他哥哥， 忙上忙下。我从此也打心里敬佩这位古道热肠的同学和朋友。和戴伯勇一样，吴建材也是一个让我极为尊敬的朋友。吴建材的脸上象毛泽东一样， 下巴上有颗痣。他行动很干练， 人很聪明。但这些都不是我欣赏他的主要原因。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永远以大集体为重， 经常是不惜牺牲小我。他从来不会让人觉得他自己多么多么优秀和重要， 和他在一起你不会体会到什么叫自傲自大， 你能感觉到的只是他那海洋一般广阔的胸怀和浓浓的友情。其实他本人的事业也是相当成功的。他是中国船舶进出口公司的高层。 我估计航空母舰和核潜艇这类船舶交易他都可以搞定。不过因为事涉国家机密， 一般我不问他工作上的细节。我每次回国如有时间，一定会和戴伯勇和吴建材见见面聊聊，而每次的聚会都是那样的愉快。感谢上苍让我有他们这样的同学和朋友。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问，怎么说的都是大老爷们的事？难道这是一个和尚班？答案是：约等于和尚班。记得在上高一时我惊讶地发现，在54位同学里，只有6位女生，她们的芳名是：陈春凤，田文，庞明辉，叶小兰，韦宇惠，和余波。这里面只有陈春凤是从黄陂二中考来的， 其它5位都是家在孝感城关的学生。这6位中的3位（陈春凤，叶小兰，和韦宇惠）先后转到文科班去了，只有田文，庞明辉和余波是以理科生考上大学的。 这样一个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可能在那个年代的重点中学是比较普遍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和当时中国农村里的重男轻女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在农村，很多人认为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有什么用。这种可悲同时也是很落后的封建思想造成我刚才说到的极不正常的男女生比例失调问题。 这样的男女生比例会不会给正在青春期中的中学生造成不良的心理阴影，以致于影响了这些学生以后的人生，我不得而知。就让心理学家去探讨相关的学术问题吧。不过就我个人的观察， 似乎影响不大。因为我们班的同学大都在以后的生活中，各自八显神通，找到了自己满意（或“近似满意”的）生活伴侣， 有了幸福的家庭。不过尽管如此， 我还是想说, 当时男女生的交往方面的教育， 的确有很大提高的空间。举个例子来说吧， 当时的男女同学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对话的机会。如果哪两个男女同学之间多说了几句话， 那就极大地增加了他们被学校老师召见并被告知“高中生谈恋爱多么多么可怕”等等的几率。基于这样的大环境， 和大部分男同学一样， 我几乎很少有机会和班上这6朵金花有交谈的机会， 更不用说了解他们的人品和内心世界， 按理说我当时是班干部， 比一般男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女同学。 说起来好笑， 对这些女同学的了解还是在毕业多年以后才渐渐增加。在此， 我仅仅就我当时有限的观察， 管中窥豹似的描述一下我印象中的6位女生。
      陈春凤在转到文科班之前是和我接触比较多的女生。陈春凤圆脸，短发，人非常朴素诚实， 有着我所熟悉的黄陂农村女孩的那种善良的性格。她常常脸带笑容，让人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陈春凤转到文科班后， 就和我接触少很多。后来听说她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学习幼儿教育。以她的性格而论，这是个很对口的专业。她毕业后分配到武钢的一所学校教书。 再后来和他的先生一起创办实业， 做得有声有色。我回国多次从陈材信老师那听说过她， 一直不得见面。 终于在2012年回武汉时见到陈春凤。尽管时隔近30年， 我见到她时丝毫没有陌生感。她依然是带着笑意讲话， 依然是那种亲切随和的待人接物的方式。她到我位于武汉古田三路的家里的时候， 我的父母亲也都很喜欢她。在最近的两年里我在武汉时， 有不少孝高84届1班同学的聚会活动都是陈春凤张罗组织的。 她俨然就是一位热心称职的组织部长，为她的高中“娘家”1班做了许多贡献。她也因此极受陈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
田文是班上个子最高的女生， 身高应该可以PK班上的高个男生严裕祥， 陈运海。田文上高中时除了学习很好外， 也是学校田径队的， 她好像专长于跳高和跳远。田文身材苗条健康，面容姣好， 是那种典型的健康型美女。 班上到底有哪些男生曾经喜欢或暗恋过她， 不得详细统计。田文字体娟秀，语文特别好，性格厚道， 为人真诚， 因此陈老师也格外喜欢她。我印象中田文和庞明辉是班上学习最为认真刻苦的两个学生。每天午饭后， 大部分同学都回宿舍睡午觉去了，而田文和庞明辉常常是不睡午觉的，仍然回到教室学习。每当我睡完午觉回到教室时， 常常看到田文和庞明辉在那里看书（他俩是同桌，坐在离我不远的前面座位）。田文后来考上了武汉测绘学院（现在的武汉大学）。她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公路学校（现在的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任教一直到现在。目前是该校最著名的道路与桥梁工程系的系主任， 领导一个有70名教师（包括正副教授25名），2800名在校学生的大系。田文以她一贯的认真踏实的作风，在她的工作岗位上闪耀着她的光辉。
      除了和田文一样学习刻苦,作文写得很好以外，庞明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据她后来告诉我， 她一直不满意她当时在班上的学习成绩排名，所以才那样刻苦。在我的印象中，庞明辉走路的速度很快，好像是在赶时间。她埋头学习的样子是我最熟悉的。高中时没有和她讲过几句话， 等后来慢慢和她熟悉后发现她的身上体现了我们所能想到的中国女性的所有美德：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低调内敛的东方女性的含蓄，对子女，家人和朋友无微不至的爱心，对社会上一切丑恶现象的痛恨，和追求女性自我独立的意识等。庞明辉后来考上了华中理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理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武汉重型机械厂。在哪里她很快就显现出了她出类拔萃的专业水准。可是正当她准备在工作岗位上大显风采时， 中国的国营企业， 尤其是大型机械行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革。这些改革从长远的国家战略上考虑也许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 但是对于身陷其中的个体来说，改革过程中的各种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行为大大伤害了那些奉公守法的人， 而造福了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像很多她的同事一样，庞明辉也面临着工厂被拍卖， 工人被迫下岗和再就业的困难。在中国职场上， 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后再就业就很困难。 在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行业转型的挑战时，庞明辉仍然以她倔强的性格和对自己的高度自信，坚定地走她的人生之路， 迎来雨后初霁时耀眼的彩虹。最近几年我回国时见过庞明辉好几次。 同学们一起去K歌时我才发现她的歌唱得相当有水平。尤其是她唱的那首《传奇》，声情并茂。
      叶小兰当时给我的印像是一个性格单纯， 心地善良的女生。我记得她老是留着两条羊角辫，一副文文静静的样子。她那个样子一看就是一个当老师的好苗子。 她后来还真成了一位中学老师。值得一提的是她也是前面提到的政治老师王益山的二儿子王求是的太太，成就了一段不多见的孝高同学喜结良缘的佳话。2013年夏天我在孝感参加1班同学小型聚会时见到叶小兰，才发现她多才多艺的一面。和庞明辉一样， 叶小兰很有艺术细胞。 她唱的黄梅戏《天仙配》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和前面四位女生比起来，韦宇惠在我心中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迷。韦宇惠面貌娟秀，身材很好， 留着像电影《杜鹃山》里党代表柯湘一样的发型， 是一位美女。她在教室里很少讲话，脸上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只是知道她的文章写得很好， 其它一概不知。她坐在教室前排靠窗户的地方，一般都是静静地看书， 偶尔会做一做眼保健操。她做眼保健操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非常标准，而且很优雅。不像我们男生大部分敷衍塞责。她时而看着窗外，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其神态应该就是不少小说里描写的文艺女青年的样子。当时， 我常常在心里想：“这个女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她心里有什么样的忧愁？”。有时我有一种想走过去和她打招呼的冲动，想和她聊聊天，甚至想帮她排解一下她那迷一样未知的忧伤，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心里想过而没有付诸行动。 因为，韦宇惠压根就不和男同学说话， 更谈不上有眼神的交流。她似乎是对外界关闭了心门而沉醉于她自己的那一片我所未知的天地。每当想到这位女同学， 我心里仍然有止不住的淡淡的伤痛。我感觉到这个女生不快乐而我又无能为力， 尽管我很想帮助她。她后来转到文科班后就更没有联系， 后来听说她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好像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此就没有音讯。 我衷心地祝愿她生活得幸福快乐。
      和韦宇惠比起来， 我对余波更是知之甚少。我只知道她是孝感城关人， 后来考上四川大学。再往后的事我就一概不知了。
      84届一班的同学，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做事低调，含而不露。这里许多人就像武侠小说里身怀绝技的高手一样， 不轻易出手。但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绝不优柔寡断。如果说要我找出一个最能代表一班特点的人来的话， 我会推荐吴桥兵。吴桥兵是那种最不显山露水， 但又胸有丘壑的人。他是从汉川考到孝高的。人高且瘦。颧骨突出。他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长期的慢性胃病， 消化不好。吴桥兵平时不苟言笑， 乍看起来好像不好接近。但其实他有着棉花一样柔和洁白的心地。他永远是那位在幕后勤劳忙碌， 而把荣誉和光环让给别人的人。我深刻了解他的这种特点是在毕业以后的多次同学聚会中发现的。吴桥兵不好花天酒地的娱乐，但很多的同学聚会或者其它的班级公益活动他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从来不会给大家显示他做了多少多少事。 有不少次的聚会， 当他有事需要提前离开时，他常是去将单买了才走。他也不习惯听别人的夸奖。如果是有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多数时间是一位听众， 静静地听别人讲，时不时发表一些真知灼见。他的话不多， 但往往切中要害，使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思想。吴桥兵和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高中老师都记不住他的名字， 不管他告诉他们多少次都不管用。这可能就是他低调做事的一个例证。
      在考完高考填完志愿后的几天，我是极其伤感的。当时不记得为什么，我离校时间较晚。 紧张的学习结束了，松弛下来的神经处于一种近似于真空的状态，每天好像生活在一种迷糊混沌的世界里。在离校的那几天晚上， 我没有睡在寝室里， 而是和几个还没有离校的同学在后面的操场上铺一块草席，看着天上的星星发呆。当时和我一起躺在操场上还有余换新。我们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谈将来， 谈过去。余换新是个天生的乐天派，性格开朗，永远都是一副开玩笑的样子。他以前是老二班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头脑很聪明，做事有大将风度，极有组织才能。他也是从黄陂二中考到孝高的。他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忧愁，永远是笑傲江湖。笑起来脸上还有两个酒窝。我最近几年见到他时， 他脸上的酒窝依然是那么灿烂。当时睡在草席上和余换新聊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但我只记得我们说20年后我们一定要回到这里再相聚。当时想：20年？多么遥远的未来？多少的人生故事要发生？现在再看,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到了2014年,而我们高中毕业已经30年了。余换新后来也和陈亚雄一样， 考上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很快进入外资在华企业，现任职于西门子公司，事业做得非常成功。
      在孝高， 除了和同班同学接下了很深的友谊之外， 我和几个外班同学因为各种机缘也建立了弥久不衰的缘分。这里只谈3位代表。他们分别是在孝高时就很熟的王勇， 在到中科大后变熟的熊世明和到北大后熟识的黄维安。这三位英雄好汉以他们各自的性格影响过我， 不得不简述一下。王勇在我刚上孝高时是我的偶像，我是他的粉丝。他当时是以530分的成绩名列全地区第一名。他家住孝感地区医院（和当时84届文科班的另两位美女李庆和彭欣住在一个大院里），他的初中就是在孝高读的。王勇是孝高唯一一位全国三好学生。在我刚认识他时， 觉得他是一个身体很健壮，相貌脱俗，皮肤白里透红的帅哥。他不仅学习很好， 体育也很棒， 专长于中长跑。400米和800米在孝高首出一指。我和王勇真正变得很熟是在高二下学期的事。 当时我是校团委副书记， 他是学生会主席。 每个星期一早上由我们两个负责爬到教学大楼的顶层升国旗。和他熟悉之后才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有着一颗极为善良的心。但同时我也发现和每一个普通学生一样，王勇有他的烦恼。他有着比一般同学还要不幸的家庭，而这些给他的人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们成为好友， 我亲自见证了他人生中的悲欢喜乐，以及他摆脱心灵的魔障， 重获平安喜乐的过程。王勇后来考上武汉大学外语系， 和84届文科班的李庆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他到外贸部们工作， 现在武昌的烽火集团工作。每年我回到武汉， 我们都要约着去K歌（一起K歌的往往还有原文科班的王锋，胡卫红，刘艳萍，和李兵）， 聊天聚餐。几乎年年如此。
      熊世明是当时理科三班的。在孝高时我和他不熟， 但他的大名我早知道。熊世明当时是以英语，数学， 和化学而闻名于孝高。他是从孝感农村中学考上来的， 身上有着极为淳朴的优秀品质。他个子高瘦，说话轻声细语， 很有耐心。他和我再加上考上少年班的关霞是1984年孝高上中科大的3名学生。熊世明进的是工程热物理系（13系），我进的是科大物理系（2系）。在科大的5年时间里， 我们虽然不住在一栋楼里，但因为同是来自孝高的原因， 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有时他买了一个西瓜，也要找到我， 然后一人一半分吃。我有什么， 也经常找他一起分享。当时在科大印象最深的是每年过大节（象元旦）时， 在中科大的各届孝高校友常常聚在一起， 几瓶啤酒， 几盘学校加餐时买的小菜， 就能在一起喝得天昏地暗。当时觉得人生幸福二字， 可能就是这样。当时我们的聚会和现在的农民工在一天劳累后在昏暗的窝棚里或路边的大排挡里几个工友农友一起痛饮一番，可能有点相似。其实“幸福”两字全在于心情和气氛， 我觉得当时和熊世明还有其他孝高校友在科大的聚餐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破桌烂椅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情绪。大学毕业以后，因为1989年学潮的原因， 我们1989年毕业的中科大学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我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熊世明回到孝感。我1991年到美国后， 许多年后又联系上他。 当时很想帮他出国。但很不巧没有能帮他联系上全额奖学金， 只有录取通知。 在当时的情况下， 没有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来留学基本都被拒签。不像现在只要有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可以签证。很遗憾没能帮成他， 至今想起我心里都有一点可惜。熊世明是我见过的最为淳朴的朋友之一。 他永远是那么古道热肠。他是一个天资极高的人。 他在孝感也凭他的本领闯出一片天下。 如今他在孝感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做党务工作（党支部书记）。每次回国见到他， 仍然会被他那浓浓的友情所感动。
      我和黄维安在孝高时完全不熟， 只是知道他学习很好。他在孝高给我的印象是不太讲话，走路也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的样子。我1990年到北京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时， 住在北大靠近西门的46楼。正好黄维安1988年北大无线电系毕业后（他早我一年毕业），在北大心理学系读研究生， 也住46楼。我们因此而熟识。这时我才了解到真实的黄维安和我在孝高想象中的他完全不一样。他其实是一个相当幽默的人。他的那种慢条斯理的冷幽默有时能让人大笑不止。黄维安同时也是我见过的典型“愤青”之一。对很多社会现象有看似不合理其实很合理的独到看法。他同时也是一位早期的驴友。1990年我在北大读书时， 因为不久要出国，的确也没有好好念几天书， 倒是和黄维安去玩过不少地方。我们经常是在傍晚的时候骑上自行车一起去离北大不远的圆明园和颐和园玩。 当时那两个公园在傍晚后就不收门票可以进去。 那时的游人也少。我至今仍然记得太阳快要从昆明湖边的西山坠下去时，满天彩霞映照着湖边的杨柳时的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美丽的夕阳红能如此震撼我的心灵，让我有着一种颤抖的感觉。和黄维安在北京玩的最刺激也是最危险的一次是我们在1990年的春假一起到十渡野三坡的旅行。 那时十渡的旅游刚刚开始， 但野三坡的旅游还没有开发。我们两个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就出发了。 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一路上省吃俭用，但玩得极为开心。在十渡玩完后， 我们又坐火车到了野三坡，住在一户农民家里。第二天我们一起去探一个原始森林。其实在现在看来， 当时这样做纯粹是瞎闹，完全不专业，也很危险。我们没有钱请向导， 就一人带一点干粮和水就上路了。进到原始森林后不久就迷路了。我们在里面转了整整一天也找不到回来的路。那时天已经快黑了，我们只有打算在树林里过一夜， 第二天再找路。至于森林里有没有财狼和其它野兽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完全凭一腔无知的热血瞎闯瞎闹。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为找不着路发愁时， 我们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铃铛声，是牧羊人在赶羊归家。 我们马上寻着那动人的铃铛声奔去， 同时大声喊叫说我们是迷路的学生。最后我们找到了哪位牧羊人，他不仅把我们带出了森林， 而且亲自给我们指出了回家的路。至今想起这位牧羊人， 我都觉得万分感激。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美好就是因为有这样默默无闻的好心人。如果事情发生在人人防范的社会， 那个牧羊人也许会把我们两个当成拦路抢劫的歹徒也未可知， 说不定在听到我们的呼救声还会跑得更快更远， 避之不及。要真是那样， 也许野三坡就成了我和黄维安同志的葬身之地。在野三坡经历了这样惊险的一幕后，我们的问题还没有完。回来后发现我们身上的钱已经不够买回北京的火车票了。在万般无奈之下， 我们俩准备混上火车后逃票回京。我们俩毕竟是初犯， 干这事时的心理素质不够。好不容易混上火车后（野三坡是个很偏僻的小站， 混上火车比较容易），不久就碰上列车员查票。黄维安到现在都没有告诉我他是如何逃过查票的。我的运气很差，被逮个正着。列车员要罚钱，我告诉他我连买票的钱都没有， 罚钱就更没有了。我只有一张学生证，证明我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没有带够钱就出来，的确是我的不对，回北京后马上将票补上。就这样我在北京火车站被带到车站值班室接受进一步的问话。就在这时候我才发现黄维安站在值班室外的玻璃窗户边， 瞪大两只眼睛看里面是怎么一回事。他大概在想怎么搭救我出去。很有意思的是当审问我的那个40多岁的大嫂听说我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刚开始不信， 后来拿着我的研究生证看了许久， 大概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后， 脸色渐渐缓和下来。到后来也不问我是怎样逃票的， 而是问我在北大学什么专业， 将来想干啥，北大的学习生活怎样， 等等。到了后来简直就像朋友和长辈一样亲切。 我猜当时的假证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要是现在，不要说北大的研究生证， 就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证北京都能随便弄一个， 那样的话我那个证件估计就不管用了。 还有，那时的老百姓对北大还是有一种崇拜的心理，一听说是北大的学生， 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好感。到了后来， 她不仅没有罚钱， 还问我回北大的公交车钱有没有，我说我有。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打心里感谢这位素不相识的大嫂。而这也让我看到我们中国的绝大部分老百姓是多么的善良。这种洋溢于普通人身上的美德常常能感动我。 这次旅行是我和黄维安在中国最令人难忘的一次冒险。从那以后， 我变得成熟起来， 虽然仍然喜欢探险， 但绝对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再也不会盲目瞎干了。我和黄维安先后到了美国。在美国见过很多次。1994年我还在内华达大学读书时， 他和他太太（小宋），我和我太太，还有在北大读研究生认识的同学尹忠兵相约在美国黄石公园野营了一个星期，十分愉快。 十几年前他还在华盛顿DC工作时， 我去那出差， 我们还一起去过华盛顿傍边的一个国家公园远足。最近几年他在南加州，我在德州，很少有机会一起出去探险。希望将来还能有机会和老黄去远足和登山。
      零零散散写到这里， 该总结一下了。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以上所写纯凭我的个人回忆， 所以一定是挂一漏十，有许多的人和事不能详述。 这一方面是由于篇幅的限制， 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少同学毕业后就失去联系， 我无从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 其实， 的确有不少同学在高中时并不是十分熟悉， 相反是毕业以后， 因缘际会，变成好友。其实班上的53位同学就相当于53本不同的书，每个人一定都有他们独特的人生故事可以感动大家。对于那些我没有在本文中提到的同学，请原谅我的无知， 也希望其他同学集思广益，写出你们的感想和故事。 只有这样，84届1班的群像才会更加丰满生动。如果我的这篇回忆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效果， 那将是我最感欣慰的事， 也是献给陈老师最好的礼物！
      人性化的陈老师在无形之中影响着84届1班的许多同学， 以至于多年以后84届1班同学聚会时才无意中发现我们许多同学都有一些共同特点：1）内心自信， 但不好张扬；2）脚踏实地，但并不迂腐；3）力求卓越，但不追名逐利；4）热情助人， 但不求回报。回想起这种种品质， 哪一个没有陈老师的踪影？ 我不能说所有这些都是陈老师的功劳， 但不可否认的是： 陈老师低调踏实的做事方式， 的确如春风化雨一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让我们得以在一个相对健康的环境之下成长。这样的教育家是多么的朴实无华，多么的宝贵啊！
      高中三年在人生长河里只是一抹惊鸿。每个人对于那段青葱岁月的感受和回忆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和我一样，有着难忘的回忆，有的人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苦涩经历。这些既甜蜜又苦涩的经历有如七彩的画笔，调出生活的绚丽多姿。 高中三年是人一生中最不确定， 最无自信， 可塑性也最大的阶段。 我觉得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一位富于包容心的好班主任陈材信老师。他细心地呵护着我们脆弱的心灵，让我们能在相对安全和温暖的环境下变得成熟和坚强去面对成人世界里的各种挑战。 陈材信老师让我们学会了以一种慈悲的胸怀去爱和关心别人。 他让我们知道了低调的人生可以一样地绚丽多彩，可以一样地“于无声处响惊雷”。我在此愿将这篇文章献给这位看似平凡其实伟大的老师，献给那些同窗三年可爱可敬的孝感高中1984届1班的全体同学。
                                                

    2014年2月4号写完草稿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德州农工大学办公室。
                                               

  2014年2月6号修改稿（由陈老师，陈春凤，田文，熊世明斧正）
         联系方式：zhan@geos.tamu.edu, 微信：hongbin-TA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