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网络特区”
一起来拆防火墙 文/郭小为 重庆有“云特区”,珠海有横琴“网络特区”,跨国公司驻华公司内网亦有零星“网络特区”。近年,为发展地方经济,多个中国城市“网开一面”。 除了地理上的经济特区,中国也有互联网特区。
重庆两江新区,一块近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在这里的众多中外企业,享受着直接接入国际互联网的“云特区”待遇;在澳门大学珠海横琴校区,学生老师们使用着澳门地区的电信网络,海外网站想上就上;同样突破了中国大陆“防火长城”限制的地方,还有零星分布于中国各地的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因为它们把服务器建在了境外。
在国际互联网成为一种基础性资源配置的今天,中国的一些城市开始寻求“更为开放的互联网环境”。这些来自发展地方经济的考量,客观上成为中国互联网寻求更多自由度的一种推动力。 重庆“云特区”不经防火长城(GFW),通过专用光缆,从上海或者青岛,直接接入国际互联网。 在重庆两江新区,有一块方圆近10平方公里的特殊区域,高墙内数据中心与国内互联网物理隔离,它不经防火长城(GFW),通过专用光缆,从上海或者青岛,直接接入国际互联网。在这个区域中,个人电脑可以只通过一个浏览器,就能在庞大的后台中取得所需的任何软件或数据等。
这块外人难以轻易进入的“特区”,被称为中国(重庆)国际离岸云计算特别管理区,是目前国内独一无二的“云特区”。“外商在这个‘云特区’开展离岸数据业务,可以不经过国家关口局的数据检查,可以获得电信和数据营业执照,甚至可以对电信业务100%控股。” 2011年,当这块面积不大的特殊区域开始受到外界广泛瞩目时,重庆两江新区的一位领导向媒体透露。
这对那些瞄准了云计算巨大商业前景的公司而言,其诱惑力可谓巨大而直接。截至2013年6月底,两江新区园区已成功引进太平洋电信、国富瑞、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腾讯、神州数码、东软等重大项目,合同投资金额约410亿元,其中外资约10.3亿美元。太平洋电信公司重庆项目负责人陈高峰说,他之所以决定到重庆投资,数据特殊管理区的因素占到70%以上,“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直接连接海外的机房,这对我们的吸引力非常大”。
如今,重庆市云计算产业布局已初步形成。“在两江新区的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暨配套产业基地,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的云计算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已逐步投入使用。”2013年年底,重庆市云办技术支持部部长游先果向媒体宣布了重庆云计算建设的最新进展。
实际上,在最初开始规划时,“云特区”计划就已在重庆市政府部署之中,重庆市试图打造成“西部金融高地”和“亚洲最大的离岸云计算数据走廊”。“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防泄密、防病毒攻击、防黑客骚扰破坏,形成物理隔离和功能隔离,是‘云’时代形成的技术基础。如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率先突破,不仅对重庆,对整个国家都有战略意义。”重庆的决心和战略构想,在当时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这样的批示中可见一斑。
然而,争取到这样史无前例的“先行先试”的特殊政策,重庆方面仍然花费了不少努力来说服中央和相关部委。最终,中央政府正式批准设立重庆“云特区”,同时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作为限制条件,重庆必须保证,这个特区只是将数据传输到重庆集中处理后,再传输出去。而数据不检查的规定,也只针对跨国公司的国外业务,其国内业务仍需通过关口局的数据检查。同时,出于国家信息安全方面的考虑,相关部门将对数据特殊管理区内和区外的数据进行严格隔离,并保留对特管区内数据的抽检权。 将网络“特别通道”由澳门大学横琴校区扩大至全岛,“技术上没有问题,只是政策上需要突破。” 同样是国家级新区的珠海横琴新区,从吸引工作和生活的考虑出发,也有着打破“内地防火墙”的计划。只是,与重庆“云特区”只针对公司的云计算不同,横琴想要的是每一个个体都可以享受到“更为开放的互联网环境”。
“到时候,只要到了横琴岛的人,都可以使用Twitter、Facebook。”2013年7月,横琴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叶真向媒体透露,横琴正积极争取工信部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支持,力争取得政策上对网络管制的宽松优惠政策,减少防火墙对境外网站的限制,打通对接全球的互联网通道。这意味着,如果横琴的政策设计获批,届时在整个横琴岛上,人人都可以享受到这种放宽的互联网政策。
“在中国长期享受这种政策的区域是没有的,横琴报批成功后将会成为中国城市的先例。”即便充满期待,叶真依然特别强调,横琴将要申请的互联网“特别通道”,是国家可控条件下的开放,必须保证安全管控。
然而,这一计划的后续发展似乎并没有那么顺利。或许是申请未获批准,或者是其他外人难以准确知晓的原因,横琴新区管委会最近在面对记者求证时,却完全否认了这一计划。
不过,即便如此,在横琴岛上仍有一小块区域是真正的“网络特区”。在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由于经过中央批准而采用澳门法律管治,这里的互联网和电信服务将继续由澳门提供商提供,这也就意味着在这块区域内,互联网将不受国内防火墙的限制,人们可以自由上网冲浪。
“我们学校里有3800多个WiFi热点,像YouTube和Facebook这样的网站都可以随便上。刚开始时,我们学生宿舍里的WiFi信号不是很稳定,速度也不行,学生就直接拉网线,但还是觉得太麻烦,但后来学校技术部很快就解决了。”一位就读于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博士说,仅仅从上网来看,就能明显感受到校园内外的不同。
出于好奇,居住在横琴附近的居民和建筑工人,不时想要一探这座校区里的“神秘”。虽然校区周边已建好由白墙、铁丝网组成的围界,但仍阻止不了人们一再窥探的脚步,有些人甚至选择了直接翻墙而入,以致到后来,当地边防支队不得不挂出横幅——“翻越澳门大学围墙属偷渡行为”。
在横琴,许多港澳、境外的工作人员原来是通过境外网站进行联络和工作,“如果这里没有这个互联网的通道,就没有这种生产、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叶真曾向媒体坦承,横琴萌生打通互联网“特别通道”的想法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技术上没有问题,只是政策上需要突破。”
跨国公司把服务器放在中国境外,客观上增加了成本。 除了像重庆云特区和澳门大学横琴校区这样为数不多的“网络特区”之外,在中国各地,也有着一些特殊的区域能够不受互联网上的“防火长城”限制,直接浏览海外网站。它们就是零星分布于一些跨国公司的内网。
一位先后就职于德意志银行和星展银行的金融分析师透露,在他就职的这些外资银行,在公司内部上网时,可以随意浏览众多海外网站,输入谷歌网址,并不会像大陆网络一样跳转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公司的服务器放在境外,网络数据的调取和传输都不受防火墙的限制。”这位外资银行中国区的员工说,银行最核心的账户处理系统还是放在大陆,这主要是出于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的考虑。
而像微软的中国大陆公司的网络服务器被放在了日本,通过专线连到中国,这也意味着在它的企业内部网络中,可以自由网络冲浪。不过,这样的便利仅仅只存在于企业内部网络,当这些公司的员工回到家后,使用的网络与普通中国人没什么两样。
并不是所有的在华跨国公司都有着“网络特区。”一位就职于IBM的中国员工透露,在IBM中国区内部就不存在直通海外的“网络特区”,像Twitter、Facebook这样的网站同样无法正常登陆,“IBM中国区使用的是中国电信的网络,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这位员工透露,或许是为了适应中国内地的政商环境,像IBM这样的跨国公司在政治上显得保守,“我们实际上并不鼓励员工去接触境外的‘敏感网站’。”唯一的区别是,IBM在自己内部的邮件系统上进行了加密处理,“外人查看不到我们的邮件内容。”
“这些跨国公司把服务器放在境外,客观上增加了成本,增添了麻烦,但出于业务经营的要求,它需要能自由便捷地上网,又不得不这样做。比如微软,可能它在中国的公司就有日本、东南亚的客户,那么网上沟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你如果连网都上不了,还能做什么生意呢?”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互联网专家李彬(化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争取更自由的互联网环境成为城市招商引资的新选择。 2013年9月,一家香港报纸发表一篇题为《沪自贸区将取消对Facebook等国外网站限制》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该报道声称上海自贸区网络管理措施将有重大变化,区内将取消互联网防火墙等管理措施,可自由浏览各种国外网站,以便外国投资者宾至如归。
次日,这一说法就遭到了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的否定。《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评论称,“不否认有朝一日防火墙作用可能逐渐弱化,直至最终淡出互联网管理,但那只能是基于综合国力增强的社会发展和国家政治自信上升的结果,是中国与美利坚霸权国力对比更加平衡的结果,而不能是人为拔苗助长的结果。”
近年来,中国一些城市有着实实在在的冲动,正在为争取更为宽松的互联网政策而努力。除了重庆和珠海,深圳在这方面也一度跃跃欲试。
2010年3月28日,在深圳召开的中国IT领袖峰会上,一些互联网企业家公开建议将深圳设立为互联网监管特区。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丁健说,“互联网在深圳可以完全放开,不要防火墙过滤,应该看看在更加自由的环境里,互联网是更乱了还是怎么样,这样才可能探索出一个适合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方式。”新浪网创始人、点击科技CEO王志东呼应道:“深圳一直有特区的文化和血液,一些互联网的创新与现有监管模式的矛盾在全国解决起来不容易,但深圳作为特区,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大的试点?”
时任深圳代市长的王荣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认可了这一建议。在他看来,完全可将深圳打造为互联网产业大市。
各地跃跃欲试的背后,无一例外都是来自经济发展的驱动。在国际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基础配套设施的今天,争取更为自由、快捷、便利的互联网环境成为了一种招商引资的新选择。
“你要做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就一定需要数据流向你这里来,像重庆发展离岸业务,如果在互联网上别人进不来,你自己出不去,肯定就发展不起来。”李彬说,如果把流量看成是互联网上的钱的话,那么目前互联网上有90%的钱流向美国,中国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须有所改变。
而在另一方面,互联网又离不开必要的监管,这里面就涉及到了“监管与自由的边界问题”。在李彬看来,任何政府都有充足的理由对互联网进行管理,“这是天经地义的,但在目前的形势下,应该也可以做到更精准的监管,也就是可以扩大一点自由的边界,减少一点对互联网内容的过滤,这是一个国家智慧的体现。而网络特区的存在,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互联网自由度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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