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错了，路自然就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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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错了，路自然就走错了

绍兴  茅卫东



这些年，写了一些教育评论方面的文字，有的同行很喜欢，也有些同行不以为然。不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经常在批评之后没能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

很多人——包括一些教育媒体的编辑记者——认为，一线教师从事的不是教育理论研究，而是实实在在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相对于“这样不对，那样不好”的批评，他们更需要的是可操作性的东西，也就是具体的方法和技巧。



我从不否定方法的重要性。不论在当年的重点中学，还是现在的职业学校，我的课堂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学生对我的评价，几乎很少提及我平时对他们有多么好，而是说我“影响了他们”，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如果没有一点方法，是不会有这种效果的。

事实上，我的文字也不是只有批评，同样也有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以最近发表一些文字来看：《为自己代言》，就是鼓励同行说自己想说的话；《从相互欺凌到彼此尊重》是建议每一个人都从自身经历和感受出发，尝试着去理解这个世界，同时反省自己有没有在反对对方的同时复制了对方，是不是正在成为自己当年曾经憎恶的人；《看到学生就生气怎么办》这篇从题目看就知道是谈具体方法的；只有《当“用教材教”遭遇“教学进度”》一文主要是评析当前教育生态的，尽管这样，文中还是对同行提出了两点建议：或者强大自己的内心，或者及时转行。



只不过，这些——当然也包括以前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很容易或被同行忽视，或被同行追问。比如，我在《为自己代言》中说每一个老师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无需别人为自己代言。有同行就可以认为这篇文章缺乏可操作性：我不会写怎么办？校长看到了不高兴怎么办？写出来没地方发表怎么办……事实上，这些年，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N次，每每我提出一些更为具体的建议，总会有同行用诸如“没有时间”、“没有氛围”、“得不到领导支持”、甚至“我不会”等理由予以否定，而他们最后得出结论，居然还是我的文章缺少可操作性。



于是我就纳闷了，这些同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可操作的东西？他们为什么这样急迫地需要可操作性的东西？后来明白，概要地说，他们要的是能够快速控制住学生，让学生考出高分的方法和技巧。可能有的同行看到这里又会说：我们自己就是在“分数至上”的教育模式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现实。气象专家说，中国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将频繁遭遇雾霾天气。而我觉得，中国教育早已经处于雾霾笼罩之中，很多人因此失去了方向，只能看到眼前三五米的距离。不少同行干脆放弃观察和思考，校长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校长说往哪里走，他就跟着走。而有几个校长真能比教师看得远呢？于是到最后，大家都在雾霾中挣扎，时不时有人问：怎么办？往哪儿走？



其实，没有正确的方向，永远找不到出路；目标定位错误，走错路是必然的结果。教育中人，本不应该依赖别人替自己决定前进的方向和道路的。在教育全局暂时不可能有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对普通教师来说，破除教育雾霾，必须能够回到教育的原点，重新思考：教育是什么？学生是什么？教师的价值在哪里？生活的意义在哪里……为了不使这种思考陷入虚空，除了教材教参教育刊物，我们也应该读点非教育类的读物，比如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科学的……



我一直主张，教育思想不是教育家才配拥有，也不是教育理论研究者的专利，我们每一个普通教师都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我相信，如果一个老师对学生说的每一句话，给学生布置的每一个任务，自己写下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出于自己的思考，那么，他就不容易被忽悠，他也不会总是期待同行提供具体的方法，因为他通过阅读和思考，自己就能够透过重重雾霾看清楚目标在哪里，路该怎么走。



如果还有同行希望我提供更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法，那允许我也问几个问题：一个班就有几十个学生，有哪一种具体的方法能够为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的教育问题？每次遇到实际问题只希望同行提供具体的方法，那我们又怎么对学生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究竟是想帮助学生成长，还是想让自己在工作中省点心少点麻烦，甚或是尽快利用学生成就自己？如果是后者，我们永远找不到正确的教育之路，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