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大厅“媚雅梦”：遥远的东方有一群音乐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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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大厅“媚雅梦”：遥远的东方有一群音乐土豪

作者：马小盐

导语：著名歌唱家宋祖英两会期间称“去金色大厅，我开了一个坏头”，将中国音乐人蜂拥涌入维也纳金色大厅“自己唱歌自己买单”的怪相公之于众。文化评论人马小盐从“金色的隐喻”、“文化自卑症”、“伪文化输出”三个层面，解读了中国“音乐土豪”们的文化媚雅梦。她认为，暴富起来的中国音乐家们，在“金色身份色”的装点和地方机构的利益驱动下，输送给西方民众一些毫无美学准则的音乐垃圾，共同营造出“文化大国崛起”的幻象，背后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症。

两会期间，宋祖英女士的一段颇合时宜意味深长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逐渐谈出人们视眼的中国式文化输出--中国音乐人租用维也纳金色大厅自唱卡拉OK的行径，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在部分中国民众的眼里，曾经的音乐圣殿维也纳金色大厅轰然塌陷，甚至有媒体将金色大厅戏称为“金钱大厅”。但作为世界五大音乐圣殿的金色大厅，并不会因中国音乐土豪的媚雅行径而毁其盛名，它仍是世界一流音乐家表演节目的最佳平台之一。这座由建筑大师T·冯·汉森设计的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音乐圣殿，每年的9月到次年6月为固定不变的音乐季，音乐季里的主角们，皆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家。剩下的三个月，则是维修期，依靠出租场馆来维持其财政平衡。中国的音乐土豪们，正是利用金色大厅这三个月的空挡期，去做一把文化媚雅梦，并完成他们轰轰烈烈的镶金牙运动。
金色的隐喻：东方土豪的“身份色”
在光的谱系里，颜色没有等级，每种颜色皆是平等的。但在人类的眼里，颜色各有隐喻。白色是世界公认的纯洁色、处女色；黑色则是黑暗色、神秘色；绿色是环保色，也是和平色，诸如东方的“绿帽子”，西方的“绿色的犄角”，皆采用了“绿”色来意指多个男人共有一个女人的和平共处之道；红色不但是太阳色，还是喜庆色、暴力色、主流色。49前，中国民间的喜庆色便是红色，诸如过新年贴红对联、挂红灯笼，娶妻生子皆着红色。49后红色被主流所征用，成为领袖色（太阳最红）、国旗色、红领巾色，因此具有了颜色的天然正确性；黄色则是精神分裂的，它不但隐喻着大地与丰收的成熟色，还是三俗色、下流色，譬如黄色小说、黄段子。我想黄色的这种精神分裂，与它既是传统的龙袍（权力）色，又是人类下体分泌物（粪便）有关；前几年就有人因黄段子在民间的兴盛，提倡大量编织“红段子”，并以“红段子”的政治正确来抵制“黄段子”的下流三俗，这显然是一场关于颜色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金色，是闪闪发光的黄色。金色既是金子的原色，也是宗教的颜色，更是皇冠的颜色、权杖的颜色。我们发觉，古典时代，金色是帝王的皇冠、佛像的金身、教堂的镶嵌物。直到如今，体育竞赛的最高奖励仍旧承袭着金色的古典寓意：金杯与金牌。由此可见，古典时代的金色，是色中之色，色上之色，它隐喻着权力、信仰、荣誉以及财物。维也纳建成于1869年的金色大厅，是将音乐当做宗教的圣殿一样看待的。这个长方形的音乐“鞋盒”，以金色为基础色，并在天花板与墙壁上镶嵌以小幅油画。这是一种模仿教堂的颂歌式的装修风格，只是教堂歌颂的是基督耶稣，金色大厅歌颂的则是音乐本身。
现代社会，因宗教信仰逐渐多元，皇权逐渐成为历史的尘埃，金色的语义发生了质的蜕变。金色早已不是权力、信仰的代表色，它隐喻最多的是财富与荣誉。苹果4S的土豪金，据传便是苹果公司专门针对中国土豪而打造的。果商非常清楚，遥远的东方有一群暴发户，他们的名字叫土豪。金色是土豪的美学标准，那是他们的身份色、炫耀色、美学色。在麋集的人群中，他们以金色彰显身份，并赤裸裸的告诉人们：爷（奶），有的是钱！
文化自卑症：爱恨交加的“西方敌对势力”
正是金色的土豪语义，使得维也纳金色大厅吸引了大量的中国音乐暴发户。他们不惜自掏腰包，远渡重洋，重塑金身。要知道，维也纳金色大厅在音乐界的权威性，足够吓唬住大量不知底细的中国民众。这不但构筑了音乐土豪们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荣登世界一流音乐界的虚假幻象，还满足了音乐土豪们对高雅音乐的饥渴梦。就像钱钟书《围城》里的那位炫耀狂的口头禅“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一样，音乐土豪们强调的则是“兄弟我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表演过”。这是一种传统的话语金牙，镶嵌在音乐土豪们饥渴而炫耀的面孔上，一张嘴便闪闪发光，吓煞不明真相的世人。
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中国人一直有仇视“西方敌对势力”的惯性。可自费去维也纳金色大厅，上演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奇景的音乐土豪们，一旦回国，待遇便神奇地不同起来。据《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报道：一个名叫“友谊之声”的民间团体归国，列车刚刚驶入火车站，还没等到演员们下车，区领导、街道办领导、《大连日报》的记者就把大把的鲜花捧了上来。“友谊之声”的主要成员张美华，则因其去维也纳金色大厅的镶金牙运动，开启了有趣的地方名人生涯,《大连日报》《大连晚报》《大连法制报》以及大连电视台新闻频道等媒体，皆对张美华做了大量的报道。
由此可见，从音乐土豪到主流媒体，皆对自身以及自身的艺术水准毫无信心。他们只能依靠他者的肯定来肯定、他者的赞美来赞美、他者的镀金来镀金自身。这便是中国人的精神分裂：一方面极度仇视“西方敌对势力”，一方面又用“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来装饰自身。在我看来，这样的精神分裂，其实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症。它对“西方敌对势力”的仇视，是一种不堪一击的纸做的自尊。站立在这虚弱自尊之后的，则是深度的文化自卑症。这自卑甚至具有文化传承性，它从清末的时钟响起，一直嘀嗒至今。
伪文化输出：虚假的“文化大国崛起”盛景
中国的音乐土豪，热血沸腾的奔赴维也纳，参加轰轰烈烈的镶金牙运动，在维也纳早已成为一桩人人皆知的文化丑闻。他们在金色大厅的自费表演，即若四处赠票，维也纳本地观众依然廖若星辰。无奈之下，土豪们只能既做演员又做观众，演出团体之间亦只好互相鼓掌、互相按摩，好一幅“乱哄哄你方掌罢我登场”的中国式魔幻场景。
渴望名声，渴望荣耀，是一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这属于人性的一部分。但大多数人对自身以及自身的艺术水准无有清醒的认识，这是人的局限性。可文化部门、艺术鉴赏者、观众皆应该对表演者的真实水准有着清楚的判断力。我们要问，在1998年到2013年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从专业音乐团队到民间音乐团体，大量音乐土豪蜂拥至维也纳金色大厅，造成争相唱演卡拉OK的文化闹剧，究竟是谁之错？
我们只要查看相关媒体的相关新闻，便会发觉，这由三个原因造成：1，各地方政府鼓励这样的“文化输出”，这是地方政府的政绩之一。他们认为，只要出国演出，无论是公费还是自娱自乐的卡拉OK，皆是“文化走出去”大国崛起的盛景。2，国内外的文化买办官商勾结，借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知名度大量敛财。3，有钱了的音乐土豪或有官方背景的音乐人具有迫切出国重塑金身的需求。在一个官方、民间、市场、需求一拍即合的语境中，金色大厅的媚雅梦于是越做越热烈，越闹越离谱。
据说，1998年初次去金色音乐大厅表演的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获得较高赞誉。我想，这赞誉一部分是因民乐团的专业水准，另一部分则因西方民众对东方的猎奇式想象。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导致与他者有关的一切成为奇观。西方观众去金色大厅聆听中国民族乐团的演出，大多只为满足那只名叫好奇心的饕餮。但当惊人奇观成为常态，成为日常生活，成为狂轰乱炸，奇观就由珍稀变成庸常，甚至变成垃圾，就会审美疲劳，对人们完全丧失了吸引力。
宋祖英女士在两会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说：是她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是的，此言非虚。2003年宋女士在金色大厅的演出，唱的是中国民歌，伴唱的却是美声，伴奏的亦是西洋乐器。此类中西结合式的演出，不伦不类，非牛非马，中式乐器的致命缺席，使得整场演出很不协调。可当时国内媒体一片赞誉，给公众呈现出一幅海市蜃楼般美好的图景，并构筑出一条虚幻的“中国文化输出”的金光大道。
在我看来，这种试图以资本收买一切，甚至收买文化的土豪逻辑，不会给世界输出任何正面的价值观，只能令地球村成员再度对中国人道路以目。真正的文化输出，应具以下四大特征：1，有不可替代的原创性。2，传承自由独立的精神。3，有强大的美学准则与文化信仰。4，拥有合乎全人类的价值观。真文化输出的最好范例，便是舞蹈家杨丽萍发掘编导的《云南映像》。
相对于真文化输出，我们发觉，奔赴金色大厅的音乐土豪们，忙不迭的输送给西方民众的，仅仅是一些毫无美学准则极端平庸的音乐垃圾，我们完全可以将之称为伪文化输出。此类伪文化输出，无非满足了地方政府与演艺人员的自我膨胀指数，使得一些人如吸文化鸦片般陶醉在大国崛起的幻象之中。除此之外，毫无价值。它唯一的意义在于：让中国音乐，在国际艺术界成为一个巨大笑柄。在我看来，伪文化输出，就是一个被无限吹大的气泡，自欺欺人的在阳光下七彩斑斓，一阵最轻微的风，一根最细小的枝，皆可使其轻轻飘远或砰然破裂。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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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虚荣的“金色大厅”离孩子远点 　 作者：邓海建　 　

[两会·快评] 　　让虚荣的“金色大厅”离孩子远点 　　学校爱上“金色大厅”，不过是畸形政绩观的校园版。 　　一直以来，我们以为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唱首歌，就像莫言拿了诺贝尔奖一样荣耀。可事实上，人家只是在按照纯商业模式运行，收钱了事、唱戏走人。在今年两会政协文艺界别分组讨论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利华透露，我国驻奥地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曾在短短8个月内，接待到访“金色大厅”的133个中国音乐团体，它们大部分都为“镀金”而来。 　　值得警惕的是，这支“镀金”队伍中，不仅有大人，还有孩子：一些学校请家长自掏腰包、自付路费和住宿费，带孩子去“金色大厅”演出；国内一些机构还在那里举办各种青少年音乐比赛、艺术节等，当然，小选手的家庭都得自掏腰包。一些舞蹈节目和带有少儿夏令营活动色彩的演出，竟然也挤进来，甚至提出“非‘金色大厅’不演”。结果怎么样？赠票都送不出去了，“看吐”了维也纳中餐馆的厨师！譬如一次我国某小学生演出团的演出，“金色大厅”近1700个观众席只坐了不到300人。 　　一个学校的合唱团甚至是舞蹈团，动不动就号称“放歌”维也纳金色大厅，听起来确实很吓人。这就像小说《围城》中“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回国后也能唬倒一帮不明就里的人。很难说得清，在“金色大厅”的产业链上，中国学生及家长究竟贡献了几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少数学校的撺掇、中介的撮合，让“金色大厅”俨然成了一些中国孩子自费的“卡拉OK”厅。去年，有媒体还曾爆出“2.78万，娃娃能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台”等奇闻。 　　“金色大厅”的生财之路，让“钱多人傻速来”的嘲讽一语成谶。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本该最珍视“羽毛”、最远离浮名的学校，何以扎堆在“金色大厅”的闹剧中客串角色？这个问题恐怕还得从三个层面来解释： 　　一者，一些学校走的还是“国内吹牛国外丢脸”的路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去“练歌房”里吼一嗓子，回来就能腆着脸号称征服了世界观众。正是在这个逻辑之下，但凡从金色大厅“镀金”回来的，学校官网、地方媒体都要浓墨重彩地宣传一番。 　　二者，学校爱上“金色大厅”，不过是畸形政绩观的校园版。校园文化怎么才能“高大上”？去“金色大厅”包个场，回来就能邀功请赏。于是，相关资源配置就有了倾斜的筹码，“特色学校”等评选也有了闪亮的“硬件”。校长有面子，艺术教育有面子，特长生有面子，皆大欢喜。 　　三者，少数学校甚至在商演产业中充当了不光彩的“掮客”角色。为了给出国演出穿上一套华丽的外衣，中介通常会跟学校或培训机构的音乐老师“沟通”，由老师向学生和家长进行“推荐”。事实上，“带团老师可免费陪同”是对牵线者的一种变相奖励，层层中间人也会有额外的“物质奖励”。正是在这些潜规则之下，一些学校也乐得将维也纳之行当作多赢的“福利”。 　　眼下而言，要让虚荣的“金色大厅”离孩子远点，就当从学校做起、从教师做起，不能把“金色大厅”的生意，做到自己学生的口袋里去。当动辄人均数万的“金色大厅”包厢费，成为家长们沉重而不明真相的负担，当花里胡哨的“镀金”之行，拉低了艺术的品位与水准，更从小刺激了孩子虚荣与浮华之心，不但国人尤其孩子对高阶艺术的判断力与敬畏感无从谈起，“文化软实力”或“文化输出”更轻飘飘地沦为随便扯上几嗓子，实在令人痛心。（邓海建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