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公民教育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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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公民教育的黄金时期
　早在民国初年，公民教育就开始在基础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尚未冠以“公民教育”之名，而是作为修身教育的组成部分。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就提出了“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的教育方针，并且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五育”之首。 　　1917年，第一本中国公民教育教科书问世。这本《公民须知》以“公民”命名，以公民教育为宗旨。当时的学校课程设有修身科，类似今日的德育课程，根据教育部的规定，修身科“兼授公民须知”，这本教材就是供国民学校的修身科学生使用。 　　之后，修身科教材逐渐淡化德育，愈加重视公民教育。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明确表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道德为目的，注重独立、自尊、爱国、乐群诸义”，这明显不同于过去为承接传统儒家教育而设置的修身课程。 　　除了“新修身教科书”外，同一时期的国文教科书，也就是今日的语文课，也部分承担着公民教育的责任。当时的高小（即小学高年级）教材第一课的题目就是《国体与政体》，初小（即小学低年级）有《民主国》《法律》《司法》《行政》《选举权》等课。 　　1924年，修身教育在内容和名称上全面转型为公民教育。公民课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培育公民的核心，原先国文教科书承担的公民教育职能从此弱化。 　　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试图以党化教育替代公民教育，在公民科外，增加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称党义。因遭到教育界普遍抵触，再加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党义科”仅仅三年后即无奈地取消。但是之后，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仍不可避免地逐渐渗入教科书之中。 　　抗战全民爆发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一度推行“国定本”，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再不得编写教科书。由于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介入和党化教育的侵蚀、污染、异化，公民教育的黄金时代再不得重现。　

     振聋发聩的公民常识
      在几千年帝制的旧土上培植新花，公民教育是最为重要的肥料之一。无论从其社会影响力，或是内容之先进来说，写在民国中小学教科书上的公民常识都称得上振聋发聩。
　　1912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教材中的《自由》一课中这样说： 　　“人类者，天赋以自由权者也。有身体之自由，有思想之自由，有信仰之自由。 　　身体自由者，苟不犯罪，无论何人，不能拘束囚禁我之身体。思想自由者，若言论权，若出版权，若著作权，皆为我之所有，他人不得侵犯。信仰自由者，我所信仰之宗教，不能以国力强制之。夫以国体共和，吾人可益伸张自由之权。然自由者，固以法律为范围也。 　　要之，吾人自己之生命财产名誉，固当贵重，而尤不可妨害他人之生命财产名誉。妨害他人者，即轶出于法律之外者也。” 　　1912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教材的第一册第一课就是《国体与政体》： 　　“国体有二，曰君主，曰民主。君位世袭者，是为君主国，不置君位，由人民公举总统者，是为民主国。 　　政体有二，曰专制，曰立宪，政权由一人或一部独揽者，是为专制国。政权分为数部者，是为立宪国。 　　立宪国之政权，大抵分为三部，立法属于议院，司法属于法院，行政属于政府，各有权限，一切以宪法为断。 　　世界各国，有君主立宪，有民主立宪，各因其历史而异。惟君主专制，不适于今日之世界，几无复存者矣。” 　　1924年出版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书）在《好政府》一课中这样说： 　　“好官吏、好法律、都是好政府的原动力。但是最重要的原动力还是好人民。好人民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呢？好人民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对于政治事务要时时关心，时时监督。在选举的时候，人民固然要认真选举；选举以后，也要随时监督国会和政府。国会和政府一举一动都有人民监督着，国会就不敢议决违背民意的法律，政府也不敢做出违背民意的事情。这样一来，自然会产生好官吏和好法律。所以人民要想有好政府，不必希望别人，只要自己对于政治事务，肯时时关心和监督就是了。"